培训经理怎么给员工开会,你如何让员工随时随地随需学习

原标题:煜华网:海底捞上市,一个初中女孩逆袭成为30亿身价COO

2018年9月26日海底捞香港敲钟正式上市,海底捞市值突破1000亿,其中成就了海底捞COO杨利娟从一个初中毕业的农村女孩逆袭到拥有30亿身价。杨利娟加入海底捞时每月拿160元工资,如今持有公司股份3.6798%,其中经历也算得上是一部逆袭之作。

这个初中女孩叫杨利娟。

工资160元跳槽海底捞

杨利娟1978年出生于四川农村。她还有两个哥哥,两个哥哥做蜂窝煤生意赚了不少钱,作为老小的她本不应出来打工。可惜,哥哥的生意失败,欠了一屁股高利债。

为了帮家里还债,1994年,初中还没读完的杨利娟就来到四川简阳县城一家小餐厅打工,张勇在创办海底捞初期,经常光顾杨利娟打工的小饭店,一来二去也有些交集。当时杨利娟对海底捞多少有些耳闻,觉得“员工的精神面貌很好”。

这个小姑娘信奉“顾客是一桌一桌抓来的”,显然不是一般服务员,引起张勇的注意。

张勇问她:“每月在这里能拿多少钱?”

杨利娟说:“120元。”

张勇说:“去我们那里吧,我们给160元。”

杨利娟笑着说:“谢谢你,我想想吧。”

第二年,这家小饭店倒闭之后,杨利娟便投奔张勇的海底捞。

加入海底捞这一年,杨利娟才17岁。

海底捞工资的确要比原来的小店高,但活儿也是真累。别的餐馆忙的时候是快走,在海底捞要小跑。

第一个星期下来,差点儿没累趴下,好在工资高,杨利娟咬牙坚持了下来!

快过年了,杨利娟没有回家的打算,因为往年过年,债主总是挤满屋子。一天妈妈来到店里,半年不见,妈妈憔悴不少。杨利娟赶紧拉妈妈进包间里问。原来,一个债主今年来得早,把家里所有值点钱的东西都拿走了。

妈妈让杨利娟在城里想想办法,能不能借800元钱,否则别的债主打发不了。

海底捞每月发工资,钱在她手中从来没有超过半个小时,就进了海底捞旁边的邮局。杨利娟每月只给自己留10元,其余全部寄给家。

刚刚18岁的杨利娟,每天几乎除了上班就是睡觉,只认识一起打工的姐妹。可是人家都要回家过年,去哪儿借这800元?

女儿真是妈妈的小棉袄,没办法的女儿跟着妈妈哭红了眼。杨利娟送走妈妈后,张勇知道了此事。他让公司借给杨利娟800元。杨利娟万分感激地说:“每月从我工资里扣吧。”

张勇说:“扣了,你家不还是没钱?年底再还吧。”

过年了,公司发奖金。杨利娟知道肯定没自己的事,因为她的奖金要还那800元借款。可是会计找到她,让她去领奖金。

杨利娟不解地问:“我还有奖金?”

会计说:“张大哥说了,你家还债的800元由公司出,因此,你还有奖金。”

“从此,我就把海底捞当家了,谁要损害公司的利益,我敢跟谁拼命!”不到一米六的杨利娟说。

在海底捞创业早期,杨利娟成长飞快。

1998年张勇忙着在简阳开第二家新店,杨利娟便全权接管第一家老店,当上了店长。杨利娟21岁时,她被派去西安独立管理海底捞的第一家店。

21岁,如果是城里的独生女,杨利娟很可能还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娇娇女。可她却是100多名员工的店长。100 多人,整整一个连的兵力!真是自古英雄出少年。

然而英雄不是好当的。海底捞做的是餐馆生意,餐馆里除了吃饭,就是喝酒,而人喝高了容易出事。

国外打架最多的地方是酒吧,在中国就是餐馆。在中国做餐馆,如果没有遇过打架,那一定是有菩萨保佑,特别是海底捞这种营业到深夜的餐馆,在西安也不例外。

一天,3个喝多了一点的男人同海底捞的服务员吵起来,并且动手连打了两个女服务员,海底捞的男服务员不干了,把3个人打了一顿。结果,3个人走时扔了一句话:“你们等着!”

不到3个小时,来了两辆卡车,跳下60多条手持棍棒的大汉。条件是:给5万元赔偿;要不,就砸店!

海底捞马上拨打110报警,可是110来要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他们把店砸了怎么办?

此时,只有此时,才是考验真金的时候!杨利娟真是敢拼命的人。她一声令下,1 00多名员工冲出店!

男员工在前面,女员工在后面;她,一个不到一米六,21岁的小女子,站到了中间。

那60多条大汉站在马路对面,硬没敢过来!俗话说得好:凶的怕不要命的!仗势欺人的人,心总是虚的。

后来, 3辆110车响着警笛赶到,经过调解,这事才结束了。

海底捞刚在西安开店,没人知道海底捞,大门打开,硬是没客人来,作为店经理,杨利娟急死了。

整整半年的时间,杨利娟天天待在店里,每天睡觉不到6个小时,体重降到不足40公斤。那种滋味真是难受,看着街上的人,恨不得把穿戴不像农民工的人都拉进店里。

杨利娟被逼急了,想起大街上贴小广告,以为电线杆上那些办证 、开发票、治性病的小广告可以随便贴,杨利娟就带着几个服务员也去贴小广告来宣传海底捞。

第一天没事,第二天城管就把海底捞正在街上贴的两个姑娘抓两个正着,带回餐馆。

城管说:“一张小广告,罚款20元。”

杨利娟一看城管手里拿着30多张海底捞小广告——要罚600多!吓傻了。此时,还有3个姑娘正在外面贴呢,如果都给抓住,餐馆就要被罚黄了!

杨利娟跟城管说:“我们仅开张3天,只做了3桌生意,没有那么多钱?”

城管说:“那就罚一半,按10元钱一张罚!”

杨利娟把收银机打开,说:“别说10元,就是一元一张我们也罚不起,不信你看看,就这么点钱。”

看着这个拒不缴罚款、两眼瞪得大大的四川小姑娘,两个城管走进柜台里,把营业执照从墙上摘下来,说:“把罚款凑齐,去城管所拿营业执照。”

人小鬼大的杨利娟干脆就没去城管,她去了工商局,要补办一个营业执照。可是很少有丢营业执照的,工商局问:“你的营业执照呢?”

“让城管给没收了!”杨利娟只得坦白。

工商局说:“城管没有权力没收营业执照,只有我们才有吊销执照的权力。不能补,你找城管去要吧。”

杨利娟没招儿了,带上两个服务员来到城管所,求人家说:“请把执照还给我们吧!老板让我管店,结果生意没做好,还把执照看丢了。你不给执照,我们就没饭碗了。”说着说着,杨利娟哭了,两个服务员也跟她抹眼泪。

城管说:“你们至少要交 一部分罚款,才能给你们执照呀。”

杨利娟说:“我们真是交不起。再说,人家工商局说了,你们没权力没收执照。你要不给,我们就不走。”

4个小时过去了,城管的一个科长看这3个哭天抹泪的姑娘既不缴罚款,也没有离开的意思,就说:“算啦,看你们是第一次,把执照给你们吧。

营业执照保住了,但是海底捞在西安的第一家店苦苦撑了几个月,客人仍然不饱和,杨利娟还得想办法。

贴小广告不行,杨利娟就和员工们用送豆浆的方式宣传海底捞。

他们把豆浆用暖壶装上,去附近单位挨家挨户送给人家喝:上下班时,也去公共汽车站送。

但是,营销效果还是平平。

一天,杨利娟坐公车,看旁边有两个打扮入时的妇女,估计她们应该爱吃火锅,杨利娟一路上就想跟这两个人说,来海底捞尝尝吧,可是实在不好意思,张不开口。

一路上,杨利娟脸憋得通红,到站竟忘了下车,一看过站了,再不说就更亏了,终于跟人家说了,这是杨利娟第一次在公车上给海底捞“抓顾客!”

杨利娟说:“两位姐姐好”。两位妇女开始眉毛都竖起来了,以为杨利娟搞传销的或是骗子。

杨利娟继续说,“我们是四川来的,开了一家火锅店叫海底捞,味道挺好的,价钱也公道,请你们过去尝尝。”两位妇女将信将疑接过了海底捞宣传单。

第三天,这对妇女出现在海底捞,这对于杨利娟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从此,杨利娟再也不怕不怕上街抓客人了,海底捞抓顾客的文化也逐渐融在海底捞人的血液里,因为海底捞创办初期没钱做广告,所有顾客都是这样一桌一桌硬抓来的。

海底捞最早在简阳刚开店时,张勇也会故意拿些零钱去银行存钱,在办理存钱业务时,趁机跟人家介绍海底捞。而杨利娟,是在西安的公车和大街上竟然为海底捞抓客户,套路更是生猛。

1999年杨利娟被张勇派到西安当店长,因为杨利娟第一次到大城市张勇不放心,亲自把她送到西安。

经过行人高架桥时,看着鳞次栉比的大楼和眼花缭乱的车龙,张勇情不自禁地说,将来我们要是有钱能买一辆车,带着员工们到全国各地看看该有多好。

此时,恰巧一辆金杯面包车从桥下经过,杨利娟一下子就记住了她一生中的第一个汽车标识。

尽管她不知道那辆车的品牌叫金杯,但她牢牢记住了那个奖杯的样子。

不到两年,海底捞在西安火了。西安海底捞店赚到钱后,杨利娟第一件事就去买了一辆金杯车。

车买回后,她兴奋地给张勇打电话说,张大哥,我们终于有车了,我们买了一辆奖杯车!

张勇有些糊涂,什么奖杯车?听着听着才明白,原来是西安海底捞店买车了。那是杨利娟作为海底捞的一个店长(其实当时海底捞一共才3家店),在自己的权限内,竟然没有咨询老板张勇的意见,就给西安海底捞店购置了当时最大的固定资产。

这件事让人感觉张勇的性格中有些与常人不一样的东西,一个男人,自己的公司添置汽车,竟然让手下一个根本不懂汽车的小姑娘就这么决定了。

其实,最为重要的事,杨利娟完全取得张勇的信任。

经营好一个饭馆需要的不仅是顾客,还需要好的管理。

餐厅的采购永远是个管理大难题,海底捞西安店远离四川,必须独立负责采购。火锅店的原材料采购极为复杂,不仅种类繁多价钱常变,而且都是个体供货。

如何买到质量好、价钱适中的原材料是所有餐厅老板最头痛的问题,除此之外,也要严防采购员吃拿卡要。

作为店长的杨利娟是怎么调查采购员的职业操守呢?

一年冬天,杨利娟为了检查一个采购人员的采购工作,特意买了一套大棉袍,把自己从头到脚打扮成一个老太太,在菜市场跟着这名采购人员买菜。他买什么,她也装着买什么。

她不仅把每斤菜的单价记下来,还观察他同小贩的关系,然后,回到公司核对采购人员的报销。

逢年过节,她还故意以某些供应商的名义,给采购人员送礼、送红包,甚至向采购人员要银行卡号。

一次,她亲自提拔并且非常信任的一个采购人员,收了她的“礼”没有及时上交 。她马上组织采购人员开会,重申采购人员纪律:24小时收到供应商的礼品不上缴,就属贪污,结果24小时过去了,那个采购人员真的没上交 。

杨利娟事后说:“开除他,让我难过好几天。他真是一个采购好手,公司花了很长时间和心血培养他!”

有人向杨利娟求情:“难道就不能再给一次机会?”

杨利娟说:“这是海底捞的高压线,任何人都不能碰!否则别人怎么管?再说,作为采购人员,你拿着比别的员工高的收入,还不珍惜、不知足,这样的人就不应该是海底捞的人!”

这个才21岁的姑娘,虽然没有读过很多书,但16岁就在餐厅打工的她深深懂得:该断则断,不断则乱。

其实,杨利娟也不是一开始就这样黑脸包青天的。

杨利娟在四川简阳店,刚从服务员转到领班的时候,整夜紧张得睡不好,因为她每天早上要给服务员们开会。

海底捞所谓的“开会”,其实就是和组里的三四个人聊聊天,给大家总结一下工作情况。但这又比单纯的聊天要复杂很多,她得有一个小领导的样子。

杨利娟总会在开会前一天晚上打好草稿,第二天开会前反复再看一看草稿,虽然做了充足准备,开会时还是会一阵阵脸红。

杨利娟的快速成长有赖于海底捞的“师徒制”,任何岗位新人入职时就会认一位“师傅”。

作为最早一批员工,杨利娟由海底捞的创始人之一李海燕指导。李海燕每天早晨例行检查工作,她就会跟着学,怎么关心客人,关心员工。

每当月底评奖,如果拿了奖,杨利娟会把100元奖金和组内员工平分——不是自己占大头,而是所有人平均分。她觉得只要是随时随地把员工凝聚好,工作压力就会减少很多。

由于工作表现突出,杨利娟就这样从服务员中脱颖而出,在服务员、配料、上菜、付款收货、买菜的岗位上都轮过一次,最后当上了领班、大堂经理,几乎每半年升一级。

黄铁鹰教授有一次采访杨利娟:“在海底捞这么多年,这么难,这么累,有没有想过不干的时候?”“

杨利娟说:“有,我在海底捞最难的时候,就是刚到西安。当时生意不好,压力大,而且那家店刚开始还是合资的,合资方是公家单位,他们也派人管。可是他们不懂行,净帮倒忙。”

杨利娟当时尽管是店长,但是买个水桶扫把还需要合资方批准,杨利娟刚把员工的士气调整好,合资方不经意的一句话就又把人心搞散,杨利娟很崩溃。

而且那时候,张勇还经常指定一些书让海底捞的管理干部读书,比如,《把信送给加西亚》和《性格决定命运》,还要求写工作日记和学电脑。本身杨利娟只有初中学历,压力大得喘不过气来!

杨利娟给张勇打电话诉苦“我真干不来了,我不想做了”。说着说着,杨利娟就哭起来了,哭得喘不上气来。

张勇说:“合资的麻烦由我解决,我已想好了怎么办。要么,由他们管;要么,我们管。生意不好,可以慢慢做;但人不学习,不行!你这么年轻,什么都能学会!”

杨利娟尽管大哭大闹,还是相信了张勇的话。

那时海底捞西安店里没有一个人会电脑,在张勇的逼迫下,杨利娟先花30元买了一个键盘,然后让餐馆旁边打字店的人教她打字,接着又花了7000元买了一台电脑,上了一个月电脑班,学会了用电脑。

在后来,当海底捞上电脑系统时,杨利娟一下子就跟上了,也一直养成了记工作日记的习惯。

与其说杨利娟跟上了海底捞的发展,还不如说海底捞跟上了杨利娟的发展。

当杨利娟管好第一家店后。她突然发现她能管很多店了。于是,她一口气为海底捞在西安又开了7家店。

2001年,杨利娟作为核心员工在四川海底捞注册登记时成为十大原始出资人之一,出资比为0.2%,出资额度约为25万元。杨丽娟开始进成为海底捞董事之一。

2012年起,杨利娟已经全面掌管海底捞所有门店运营,也从这一年开始,海底捞走出国门,在新加坡开了海外首家门店。2013年海底捞进入美国,杨利娟亲自参与选址和谈判,杨利娟更忙了。

2018年1月,杨丽娟被调任非执行董事,并被任命为首席运营官。在海底捞如今的高管中,1995年加入的杨丽娟是唯一一个与张勇一同打江山,名副其实的老员工。

2018年9月10日起,海底捞开始路演,杨利娟奔走香港和新加坡,面对投资人对答如流,已经忙到没有时间多陪陪在新加坡读书的孩子了。

2018年9月26日海底捞香港敲钟正式上市,海底捞市值突破1000亿,杨利娟持有公司股份3.6798%。

今天,这个初中女孩身价超过了30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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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上午9:30,随着海底捞董事长、创始人之一张勇、首席运营官杨利娟大力敲响港交所的铜锣,海底捞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海底捞)在联交所主板挂牌交易,开盘涨5.62%,每股报18.8港元。

在上市仪式上举起香槟的不只西装革履的高层管理者,还有从福州、上海等各个门店赶到香港共赴盛宴的服务员、领班代表,正是这些人,扶持着海底捞从24年前的四川省简阳县,一步一步走到了香港交易所。

由于用力过猛锣声太大,张勇捂住了耳朵 拍摄:杨立赟
海底捞四大创始人在港交所敲钟现场 拍摄:杨立赟

1994年之前,人们说起“海底捞”只会想到四川麻将当中的一个术语“海底捞月”。

那一年张勇23岁,在四川省简阳县城四知街上开出了一家火锅店,就从这个麻将术语中取名“海底捞”。那不是一个好铺面,在临街楼宇的二层。店铺里只有4张桌子,卖的是四川人喜欢吃的火锅。18岁的时候张勇开始进厂打工,是拖拉机厂的一名电焊工人,月工资90元。刚开始做火锅生意时,连炒料都不会,火锅味道很一般。所以想要生存下去只能态度好点,客人要什么速度快点,有什么不满就多赔笑。

在中国县城,有很多和张勇一样的年轻人。

张勇的老乡杨利娟也是一个农村家庭的孩子,她还有两个哥哥,其中一个做生意欠下了一屁股债,整个家庭生活体条件因此变得更加糟糕。为了帮家里还债,初中还没读完的杨利娟就来到简阳县城打工。她没有继续读书的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是钱。

1990年代,有大量的中国农村青年涌入制造业或者餐饮服务业。门槛低,不需要什么技术含量,只需要简单培训就可以上岗。尤其是餐饮行业,市场也足够庞大,随便到哪里都可以找到一份至少是传菜员的工作。

16岁的杨利娟到县城的一家小餐厅打工时也是1994年。当时她对海底捞多少有些耳闻,觉得“员工的精神面貌很好”。张勇经常光顾自己打工的小饭店,一来二去也有些交集。第二年,这家小饭店倒闭之后,杨利娟便投奔张勇的海底捞。

海底捞在四川简阳的第一家店面,现已搬迁。

经过一年的发展,海底捞在小小的简阳县火了。4张桌子变成了20来张桌子,哪怕这样仍然每天都要排队。她从最普通的服务员起步,张勇手把手地教导这些农村来的小弟小妹记日记,他让杨利娟每天把做得好的和不好的都写下来,并且要求他们去新华书店读书。杨利娟当时读了一本《把信送给加西亚》,这是一本讲述忠诚、责任感和创造奇迹的战争小说。

杨利娟确实具备书中主人公罗文的特质。由于工作表现突出,很快从服务员中脱颖而出,在服务员、配料、上菜、付款收货、买菜的岗位上都轮过一次,最后当上了领班、大堂经理,几乎每半年升一级。

张勇当时或许已经为海底捞构建起了初步的框架。在1995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向国家商标局递交申请了第一枚“海底捞”商标,这枚商标的注册号为983760号,注册类别是第42类。由此可见,张勇托付于海底捞的野心并不满足于这个目前拥有148万人口的小县城。

建筑庞大的餐饮帝国,他需要更多的“杨利娟”。

1998年张勇忙着在简阳开第二家新店,杨利娟便全权接管第一家老店,当上了店长。在招工时遇到了比她年长几岁的谢英。

谢英和杨利娟的背景很像。离家在餐厅打工,和海底捞只隔了两条街,常常看到海底捞的员工穿着整齐的工服从店门口来来往往,渐渐心生向往。当有一天小餐馆濒临倒闭,她便穿过两条街,走进了海底捞。

当时24岁的谢英已经算是大龄服务员,她的开局也算不上轻松。谢英在海底捞的主要职责是传菜、结账,双脚每天几乎没有停下来的时候,刚来前三天,回到宿舍脚肿得发疼,用热水泡了以后就抱着自己的脚告诉自己,三天坚持下来了,告诉自己坚持七天,七天下来撑一个月,再熬三个月,三个月以后就会慢慢习惯。

谢英在海底捞一个月200元左右的工资。大部分寄回农村给父母,自己留下50元左右,一块一块精打细算着花。因为走路很多所以每个月几乎都要花10块钱左右买一双新的黑色布鞋。有时候为了剪一个便宜的头发,她会去更偏远的小县城,因为那边只要三块钱。

谢英和杨利娟一样,很快就被张勇发觉出有做管理者的潜力。因为他觉得这个服务员手脚勤快、性子耿直,总是能够很快处理掉问题。随后便提出升她做管理岗的工作。

但谢英拒绝了。她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农村大姐,没背景没文化没颜值,是一个“三无产品”。

这是那一群中国年轻务工者共同的特点。他们的教育背景和家庭成长环境造就了一种“不自信”的谦卑性格。机会来临之时,他们的第一反应退缩与畏惧。

海底捞也是如此。1994年创立于简阳直到1999年才离开四川省,到陕西西安开店。在当时的中国餐饮行业,火锅这样地域属性很强的餐饮业态似乎还没有全国连锁的模式出现。另一个四川火锅品牌小龙坎老火锅,也只是在成都拥有直营店,随后在其他地方以加盟的形式出现。

海底捞在当时面对的整个中国餐饮市场时,如同谢英要面对一家门店几十个员工一样,对于未知充满着胆怯。

从小人物到拥有一定权力的过程,每个人都显得不自在。

杨利娟从服务员转到领班的时候紧张得睡不好。因为她每天早上要给服务员们开会。所谓“开会”,其实就是和组里的三四个人聊聊天,给大家总结一下工作情况。但这又比单纯的聊天要复杂很多,她得有一个小领导的样子。

杨利娟总会在开会前一天晚上打好草稿,第二天开会前反复再看一看草稿,虽然做了充足准备,开会时还是会一阵阵脸红。

由于“出道早”,2012年时的杨利娟虽然已身居要职,仍然面带稚气。

张小军当上领班的时候,是18岁。他也不知道领班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他的老家是河南周口淮阳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父母生了5个子女,他是最小的弟弟。家里条件不好,初中一毕业,他就去郑州打工,2002年的时候海底捞已经进入河南市场。第二年,张小军通过大姐介绍进了海底捞。

不到一年时间,张小军被升为领班,但他太过青涩,性格又内向,别说杀伐决断,连基本的员工沟通都做不好,很快被撤下来。他觉得面子上挂不住,一狠心就离职了。

离职之后的他南下去了广州。没有其他生存技能的他,只能去开违法的“黑摩的”,成天要躲着交警巡警,很快见识到什么叫“社会”。他开始反思自己的决定,想起初进海底捞时旁人无不羡慕,因为海底捞宿舍给员工提供棉被,工服不用自己洗。那时候,在农村出来打工不带被子都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2006年,张小军做了一个郑重的决定——回海底捞。再次入职还是基层做起,负责派毛巾,每天派三四千条。这回他长了心眼,暗暗观察别人怎么当领班,如何与员工沟通。半年后,当机会再次落在他手里时,张小军接住了。

那几年,海底捞开始尝试着扩张。在西安站稳脚跟之后,开始进入北京市场。

海底捞以“服务”闻名。客人在等位的时候可以免费美甲、擦鞋,有求必应。服务员会送免费的水果零食,帮你剥虾壳,表演拉面。如果知道客人来自中国的某个地方,还会邀请老乡服务员为其服务;甚至在洗手间还有人为客人开水龙头和递擦手纸等。2011年还出现了一本书,专门介绍海底捞的管理模式,叫做《海底捞你学不会》。

客人在海底捞等位时可以免费美甲。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海底捞服务员表演拉面绝活儿。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海底捞员工在表演川剧中的“变脸”。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而海底捞的员工不得不要学得会海底捞的方式。

海底捞制定了“师徒制”,任何岗位新人入职时就会认一位“师傅”。

作为最早一批员工,杨利娟由海底捞的创始人之一李海燕指导。李海燕每天早晨例行检查工作,她就会跟着学,怎么关心客人,关心员工。每当月底评奖,如果拿了奖,杨利娟会把100元奖金和组内员工平分——不是自己占大头,而是所有人平均分。她觉得只要是随时随地把员工凝聚好,工作压力就会减少很多。

谢英也是“照葫芦画瓢”地学。当李海燕再次鼓励她做管理,把她提升为大堂经理之后,她也处理不好和员工的关系。谢英每次安排轮休的时候,她都严格地按照公司规定来执行,没有商量的余地。员工私下不满,却又不好抱怨,整个团队关系很僵硬。

她当时的师傅方双华知道以后,使用了一种温和的办法来解决。她告诉员工们谢英身体不舒服,调休的事情由她来处理。方双华会根据员工反映的个人情况来灵活地进行调休,大家以沟通的方式来安排。

很多年后当谢英在北京海底捞任职时,有一次一位客人的丝袜被餐桌划破了,要求海底捞赔偿100元。当时谢英跑来处理这件事情,她的第一反应是客人是“来骗钱的”。她和对方理论了半天,最后不欢而散。当时她在北京的师傅告诉她,最聪明的做法就是爽爽快快赔给客人这100元。

因为也许真的存在100元一双的高档丝袜,而花费的两个小时沟通的时间成本,可以在其他客人身上实现更大的效益。

这两件事情之后谢英就明白了,在海底捞所有都是“柔性”的。

后来也有很多研究海底捞模式的机构,把这种方式称为“柔性标准”。

上市公司研究机构“并购优塾”投研合伙人刘坤认为,海底捞的扩张属于柔性标准化,更依赖人,也更容易积累口碑,超出用户预期。杨利娟也觉得,柔性指标相对来说更真实。她认为用柔性的指标去考的时候,对员工管理人性化,对于顾客服务人性化,只要客人足够多,利润一定是好的。

杨利娟还记得,当年家里还欠着债的时候,每到过年债主总要上门讨债。

有一年母亲向杨利娟开口,希望她想办法周转800元,那就是几个月的工资,杨利娟根本拿不出这笔钱。张勇知道后,让公司借了这800元。过年时发奖金,杨利娟心想自己还欠着公司肯定没有年终奖,没想到,会计通知她去拿奖。会计说:“张大哥说了,你家还债的800元由公司出。”

而张小军刚来海底捞的时候,得了十二指肠溃疡,花了两三个月的工资看病。他向经理请假看病后,虽然公司没有规定,但大堂经理不但给他报销了医药费,还额外给了100元营养费。

海底捞用这种“亲情化管理”感动了无数进入这家公司的农村青年,然后希望他们,也以同样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客人。

张勇和海底捞离不开这些人。

《海底捞你学不会》里记录着,1999年,杨利娟(书中称为“杨小丽”,是杨利娟在海底捞的昵称)把海底捞开进西安。有一天,三个喝多了的男顾客和海底捞的服务员吵起来,并且动手打了两个女服务员。海底捞的男服务员不干了,把这三个人揍了一顿。三个人走时撂下一句话:“你们等着!”

三个小时后,来了60多个手持棍棒的大汉,要求海底捞赔五万,不赔就砸店。警察还没来得及赶到,杨利娟冲到最前面,喝令店里100多名员工冲出店,和那60多个大汉隔着马路对峙。对方一看海底捞的气势,反而犹豫起来,等警方赶到,很快便散了。

杨利娟说当时忘了害怕,就想一件事,这个店装修花了那么多钱,绝不能让他们砸。 到了派出所录口供,警察问餐厅谁负责,谁是老板?杨利娟底气十足地回答,老板是张勇,在四川、西安,我说了算。

海底捞在西安的第一家店面。

你很难想象这是一开始进入海底捞时,和员工开会都会脸红的杨利娟。跟随海底捞成长,逐渐独当一面的老员工们,成为了海底捞扩张中的关键。

海底捞从四川开到西安之后,以平均每两年一个新城市的速度拓展新的市场。2002年它进入河南郑州,随后2004年北京也开出了第一家海底捞。

后来张勇也承认自己在扩张的时候很慌。以前店很少,他可以亲自管理,每个店的问题能够及时解决,管理岗位的情况也都了如指掌。现在却不行了,有些很严重的问题都不能及时发现。他说自己常常感到危机四伏,有时会在梦中惊醒。

海底捞从简阳开到北京,扩张节奏越快的时候,张勇就越焦虑。

在北京开店时,张勇派出的核心团队都是从简阳店出来的。北京大区总经理袁华强是杨利娟亲自带出来的徒弟,而谢英当时也被从西安调到了北京,成为袁华强的徒弟。

海底捞的“师徒制度”在扩张过程之中也不断变化。

海底捞在中国一共有三个大区,郑州、北京和上海,下面再设小区。但是这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按照地域划分,天津的店可能由郑州大区管理,北京小区的经理们负责的门店,可能也遍布在北京的各个地方——决定一家店由谁管理,要看这家店店长的师傅是谁。

而“师徒制”的激励政策,绑定了员工、店长、门店、公司各个环节的利益。

每个店长只要去开新店,在老店选一名徒弟升任店长,他们就形成了正式的师徒关系。店长不仅可以对本店享有业绩提成,还能从徒弟、徒孙管理的门店中获得更高比例业绩提成。这样的师徒关系不仅是感情联结,也是利益的裂变。

海底捞火锅店内。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以张小军为例,他目前拥有五个正式的徒弟和十几个正式的徒孙,每个月,徒弟店里的净利润要交给他3.1%,徒孙要上交1.5%,另外他还能从自己店的净利里分得0.4%——之所以自己的店里只能抽成0.4%,是为避免店长为了提高自己门店的利润去控制成本,怠慢顾客。

对于张小军这样的店长来说,固定工资只是一小部分收入,更重要的是层层抽成的这个增量部分。所以,每多开一家店,他的收入就会提升一个台阶。

在此薪酬体系下,店长的个人收入与徒弟、徒孙是否获得成功直接相关。店长不仅具有充分的动力管理好其门店,还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尽可能多地培养出能力,品行都合格的徒弟店长,并带领、指导他们开拓新门店。

因此,师徒制是海底捞自下而上发展战略的核心,从而实现裂变式增长。

为了避免规模过大而滋生出冗繁的总部,海底捞又要求地域相近的若干门店形成一个“抱团组织”,通常是地域相近、有师徒关系的5至18家门店,共享资源,共同解决当地问题,实现一定程度的自我管理,提高效率。每个组织的组长必须制定该团的下一代组织裂变等长期发展计划。目前已经有41个“抱团组织”登记在册,覆盖了大多数门店。

把“师徒制”放到台面上,是2016年左右由董事会决定产生。

也是从这一年开始,海底捞发生了高速扩张。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保证了海底捞在扩张的时候,“柔性标准”的服务和管理方式得以奏效。

对于谢英或者杨利娟而言,海底捞的扩张也意味着她们人生的根本变化。

2004年听到要从西安调来北京工作时,谢英兴奋得不得了。那可是北京首都,她从来没有在那么大的城市生活过。在筹备期间,袁华强带着谢英和员工们在北京摸清周边环境,也看到了以前只在电视里见过的天安门。

有一天下班高峰,他们站在一座天桥上往下看,南来北往的车辆密密麻麻地排着长龙,一边是车前灯的黄色,一边是车尾灯的红色。

那天袁华强说了一句:“天啊,今晚看的车是之前几十年看到的总和啊。”谢英到现在都还记得这句话。

从简阳小县城到首都北京,24岁时候的她想都没想过。

当上海底捞(中国)副总经理之前的谢英。
现在的谢英是海底捞大学校长,讲学时颇有校长风范。

2014年初,张勇做过一个内部讲话,据说题目叫做《好想有个家》。他希望海底捞的员工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和奋斗,赚到足够多的钱,拥有好的经济条件,在城市里买房,把父母孩子接到大城市里来一起生活。

“我们现在要努力,千万不要在离山顶只有一公里的地方倒下。相信我,(如果放弃了)大家终有一天会愧对我们留在老家的孩子,而且会难以咽下这份苦果。”张勇说得自己都有点激动。

无论是杨利娟、谢英还是张小军都可以感同深受。

2014年的时候,他们都因为海底捞的扩张,在一线城市定居,并且在各自负责的业务领域上市场独当一面。这一次他们没有再畏缩,遇到苦难也可以应对自如。

张小军(中间黑衣者)和香港海底捞的核心成员在一起。

在2017年,海底捞被张小军带到了香港。在此之前,他已经在深圳、广州花了6年时间适应广东市场,但由于语言文化等差异,与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一开始,张小军,甚至听不懂本地员工到底在谈工作还是聊家常。内地的那一套管理方式也根本不管用,开除一个员工,会出现三个员工接连辞职,流失率最初高达30%。

他定了定神,用海底捞的柔性制度来培育团队。对于表现出色、忠实的员工,马上加薪鼓励,晋升到重要岗位,三个月之后当他实在需要淘汰那些“扶不起来”的,也不会出现人手短缺。

而2012年起,杨利娟全面掌管海底捞所有门店运营,从这一年开始,海底捞走出国门,在新加坡开了海外首家门店,2013年进入美国,她都亲自参与选址和谈判。

2012年,海底捞在新加坡开出首家海外门店。

谢英如今已经定居北京,2012年开始到海底捞总部工作,任副总经理,现在的身份是海底捞大学校长。

海底捞则在2016年左右,开始以前所未有地速度扩张,在师徒奖励机制之下裂变。

2015年还只有146家门店的海底捞,在此后三年内,新增了195家,截至今年6月,在全球范围内有341家门店,到最后实际可行日期拥有362家餐厅。增速也越来越高,去年整年新增了98家门店,而今年上半年就增加了71家。

“人类已经不能阻止海底捞了”,这是人们评论海底捞时候最常说的一句话,指的是它在服务上达到了其他企业难以超越的程度。高速扩张带来了营收的增长。2018 年上半年,海底捞营收73.43亿人民币,同比增加54.4%;净利润 6.47 亿元,同比增 17%。

直至今日,中国的任何一家海底捞在饭店时仍然大排长队。虽然高速扩张当中也遇到了一些危机——2017年8月,媒体曝光海底捞北京劲松店和太阳宫店后厨脏乱的问题,这几乎是海底捞诞生以来最大的公众危机——海底捞成为了中国餐饮行业之中,火锅这一细分领域目前难以被任何人超越的品牌。

2013年9月,福州新开张的海底捞火锅门店前,等待排队叫号的顾客开始以打牌下棋的方式打发时间。

与此同时,一群没有被时代眷顾、出生于底层社会的小人物,也伴随这样一个商业公司的成长扩张,在机构的激励制度之中,扩宽了人生与自我价值的可能性。

这也是杨利娟们听张勇内部讲话时感触颇深的原因。一开始,毋庸置疑他们对自己的人生毫无规划。但进入海底捞之后,他们的个人命运就与这样一家公司绑定在了一起。

谢英现在回到四川简阳过年时,也还会和旧时的好姐妹们出来聚聚,一起喝茶或者到河边散步。如果没有进入海底捞,她觉得自己现在可能是一个保洁大姐,会去火车站打零工,或者去东莞深圳的厂里面做一个流水线上的工人,每个月拿四五千块钱糊口。

现在她在北京定居买了房子,孩子在国外留学。

张小军的想象也很相似,一个农村人,一年四处漂泊去打工,挣一点微薄的收入,自己的孩子只能做留守儿童。现在他的小孩在香港就读国际学校,接受着自己当年完全无法触及的优质教育。

2018年9月11日,杨利娟(右)和张勇在海底捞的全球招股新闻发布会上。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2018年9月11日,海底捞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在香港举行全球招股新闻发布会。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而杨利娟则更忙了。她是海底捞四大创始人之外、少数持股的高管之一。9月10日起,海底捞开始路演,杨利娟奔走香港和新加坡,面对投资人对答如流,忙到没有时间多陪陪在新加坡读书的孩子。

一周后,海底捞IPO定价锁定为17.8港元,在14.8至17.8港元招股区间的高端。海底捞公开发售散户配售部分获得5.56倍的超额认购,申购人数超过1.3万人。杨利娟在公司上市前已经持有的4%股权被稀释到3.6798%。

但她的身价仍然超过了30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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