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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开《水浒传》宋江不过是个渣，方腊才是牛人
文章提交者：zhangzizhong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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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镇压黄巾起义是天下群雄发家致富的手段。《水浒传》中，征讨田虎、王庆、方腊成了梁山好汉向朝廷表忠心的机会。都被当做了反面教材，这对他们的评价是不大公平的。真实的宋江，远没有《水浒传》中那么牛，他就聚集了36个人，横行齐魏，劫富济贫。而真实的方腊，那是实实在在地举百万义军，震动东南。宋徽宗是一位书画皇帝，追求风雅，喜欢奇花异石。他身边的贪官奸佞投其所好，在民间大肆收刮百姓珍藏，征调民夫运送巨大花石纲。这对整个东南百姓带来了巨大的苦难，民不聊生，人心思乱。方腊出身贫寒，但却很有头脑。1120年秋天，他利用摩尼教的宗教思想，聚集众人，誓师起义。一个月后，方腊就建立了跟分庭抗礼的独立政权，自称圣公，年号永乐(他跟明成祖有同样的品位)。百姓积怨已久，如今有人挑了头，纷纷思附，人们像疯了一样冲进官衙将所有的愤怒都发泄到宋王朝的官吏上。短短三个月时间，起义军就占领了六州五十二县，人数超过百万。宋徽宗吓得写瘦金体的笔杆子都掉地上了，一边罢免贪官停运花石纲安抚民心，一边命宦官童贯调集兵马十五万，分水陆两路镇压起义。当时一位大臣向徽宗上书，说宋江带着三十六个人在河朔捣乱，不如招降他让他去打方腊。三十六个人对抗百万义军，无异痴人说梦，这就是《水浒传》中宋江征方腊故事的原型。1121年二月，宋徽宗想要招安方腊，方腊并不像小说中的宋江那么好蒙，严词拒绝。但是，杭州保卫战成为了此次起义的转折点，童贯援军一到，形势急转直下。毕竟起义军都是由农民组成，远不及长期经受训练的职业，方腊节节败退。靖康之变时，面对如虎如狼的金军，宋军大多一哄而散。而此时镇压起义，屠杀自同胞，却个个争先恐后，英勇无双。到四月份，方腊退无可退，在帮源洞被包围，二十七日被俘，押往东京。同年八月，方腊被凌迟处死。历来农民起义都是以悲剧的代名词，他们被统治者逼到忍无可忍，奋起反抗，却又被残酷镇压，最后被其他地主阶级窃取了革命果实。宋朝在面对方腊起义时的英勇善战，和四年以后面对金军的不战而降，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们没有想过，这让后人该怎样面对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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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情况是赵佶当上皇帝后一心求道，收集道教经典练成了九阴真经，但在平灭方腊起义中身负重伤，被身边太监童贯所救走养伤，不得不以一个替身临朝统治，结果明教联合女真人大举进攻东京，北宋灭亡，赵佶隐居数十年后终于冶好了伤，重出江湖，但是北宋以亡，他利用赵构的失误迫使赵构退位并以太祖后代的身份重新登位，但是此时北方出现了一个大高手王重阳联合其他四位高手将其击毙，此即射雕的真实背景。另赵佶身边的太监童贯即葵花宝典的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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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不懂装懂！36个人吗？36个头目吧？怎么也个几百，上千个兵哦。伙计，没错，就是宋江带了35个兄弟啸聚水泊，打家劫舍，这在山东的县志里都有记载。什么武松关胜卢俊义等等，有的是虚构的，有的是明时坊间传说的。不过你不得不佩服施耐庵的生花妙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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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宋江死在张叔夜的围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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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江起义本就是我国古代农民起义中“孙子辈”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不过是被施大爷吹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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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我在上小学时就知道。方腊起义的规模比较大。以南方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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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浩荡历史长河中，英雄都是被枭雄拍死在沙滩上，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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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有部小说，《小水浒》。写的是杨幺。就是在人们的“印象”中，杨幺起义，和宋江起义相类，但“影响”小些。实际上，历史上真正的规模，杨幺起义实际该是“大水浒”。和宋江起义相类，影响却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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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叔夜一千人就灭掉宋江，你说宋江的影响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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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我在上小学时就知道。方腊起义的规模比较大。以南方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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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楼& 真实的宋江死在张叔夜的围剿下。回17楼。这个宋江结局，一直有争议。一说被收服了。参加了后来的征讨方腊。（所以小说也算有点原型，只是在征方腊中作用没这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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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有部小说，《小水浒》。写的是杨幺。就是在人们的“印象”中，杨幺起义，和宋江起义相类，但“影响”小些。实际上，历史上真正的规模，杨幺起义实际该是“大水浒”。和宋江起义相类，影响却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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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楼&方腊军队的战斗力远不及金军，当然宋军个个争先。遇上如狼似虎的金军，宋军则一溃千里。事实证明宋军就是一群欺软怕硬的东西。6楼&主要是皇帝昏庸，权臣腐败，不能全怪军人。还是宋朝武事上矫枉过正，老把军人当贼一样防着谁还肯给你卖命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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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水浒传，全是小说，吹的，结果好多人那他当正史了。严格来说这叫架空历史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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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宋江死在张叔夜的围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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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浩荡历史长河中，英雄都是被枭雄拍死在沙滩上，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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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不懂装懂！36个人吗？36个头目吧？怎么也个几百，上千个兵哦。伙计，没错，就是宋江带了35个兄弟啸聚水泊，打家劫舍，这在山东的县志里都有记载。什么武松关胜卢俊义等等，有的是虚构的，有的是明时坊间传说的。不过你不得不佩服施耐庵的生花妙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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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荒与经济萧条，是有人类以来挥之不去的噩梦。范仲淹主政浙西时，就发生了波及整个江浙一带的严重灾荒。范仲淹是如何应对的呢？北宋著名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对此有完整记录：“皇佑二年，吴中大饥，殍殣枕路，是时范文正领浙西，发粟及募民存饷，为术甚备，吴人喜竞渡，好为佛事。希文乃纵民竞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诸佛寺主首，谕之曰：“饥岁工价至贱，可以大兴土木之役。”于是诸寺工作鼎兴。又新敖仓吏舍，日役千夫。“监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文正乃自条叙所以宴游及兴造，皆欲以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贸易、饮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无虑数万人。荒政之施，莫此为大。“是岁，两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文正之惠也。岁饥发司农之粟，募民兴利，近岁遂著为令。既已恤饥，因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生之美泽也。”意译一下：公元1050年，吴中发生大饥荒，饿死的人满地都是。此时，范仲淹在浙江当“人民公仆”。他的应对之策是，开官仓放粮，募集民间财物，假富济贫。这没什么稀罕的，但范仲淹的奇招是，组织龙舟比赛，且率领下属，日日宴饮于西湖之上。自春到夏，终日不绝。又召集寺庙主持，和他们说：饥荒之时，工钱便宜，赶快大兴土木，修寺庙啊。再修建粮仓和官吏住宅，每天用工上千人。有个官员看范仲淹如此作为，就参了他一本。为此，范仲淹亲自写了一个条陈，为自己辩解说：所以宴饮和大兴土木，都是用富人、富余的钱，去做应该做的事儿，因此，带动商业、饮食、务工和制造之兴起，每天因此而糊口的，不下万人。救灾和振兴经济，没有比这更有效的。实际情况如何呢？那一年，两浙灾荒重灾区，只有杭州社会安定，没有流民，这都是托范仲淹主政之惠。此后，凡是发生饥荒，各地发官仓之粮，召集民工兴修公共设施，遂成为惯例。这种做法，既可以救恤灾民，又可以成就公共事业，这都是范仲淹的美泽啊。不过，也不要高兴得过早。我的看法是，虽然范文正公很好地解决了两浙之饥荒，享誉当时，流芳于今，可终究是经验之谈，经济学在中国从来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更没有成为科学。这不是范仲淹之过，而是中国学术之伤。中国学术从来都是大杂烩——没有学科分类，也没有概念之提炼与抽象，更没有严谨的逻辑与方法。同样或类似的事情，西方人遇上了，会发生什么呢？年漫卷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凯恩斯赶上了。1933年，凯恩斯出版了经济学巨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此书既奠定了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又确立了凯恩斯的大师地位。凯恩斯的基本论点是：市场是不完美的，有缺陷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在追逐利益的引擎驱动下，工厂大量生产，使得供给远大于需求，产品过剩，竞争加剧，价格下跌，而劳工就业不足。劳工收入下降，购买力降低，从而进一步拉低价格，经济萧条因而由浅入深陷入绝境。 应对之策是：刺激需求。如果是封闭经济体，则有两种需求，即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如果是开放经济，还有一个出口需求。比起后来的明清两代，北宋要开放得多，但因时代所限，肯定是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范仲淹能用的招数，也就只有投资与消费两种选择。范文正公的投资，主要是两项：一是寺庙；二是官衙和粮仓。消费也有两手：一是赛龙舟；二是大吃大喝。范仲淹与凯恩斯，一中一外，一古一今，在大致相同的经济萧条面前——只能是大致，不可能是相同——采用了基本相同的应对之策，也取得了大体类似的结果。帝制、北宋、范仲淹；资本主义、英国、凯恩斯，时空相隔，世事悬殊，却上演着惊人相似的一幕。这其中，究竟是历史的偶然，还是隐含着某种必然？究竟，中国是世界上最具特色的风景，还是人类世界风景的一部分？值得深思。宋朝需要李斯特主义，李斯特经济学总结了英国工业革命及其以前西方世界兴衰的经验教训，是经济学中最早系统地揭示欠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的历史规律的经济学说，对美国和德国的兴起产生了重大影响，并是导致中日两国在近现代史上发展道路“大分流”及其截然不同命运的首要根源。 19世纪著名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是反对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民族主义经济学的创建者，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是仅次于马克思被翻译成世界各国文字最多的德国人的著作，对19世纪20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世界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斯特通过对英国工业革命及其之前西方世界兴衰的历史考察，提出了一种与技术革命导致工业革命的老的经济史学、科技革命是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的合称。技术革命不同于科学革命，也不同于工业革命，技术革命可能带来的是科学革命，也可能带来的是产（工）业革命，单纯的亚当·斯密或凯恩斯主义并不能推动历史进步，还需要插上科技革命的翅膀。在农业革命、原始工业化、金融革命、产业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科技革命，科技革命导致能源革命以及军事革命推动历史发展，宋朝需要一场墨学革命；火药武器导致军事革命，正如蒸汽机导致工业革命。而由于煤炭革命，宋朝离蒸汽机也巳不远。李约瑟曾经提出一个问题：蒸汽机=水排+风箱。瓦特发明蒸汽机和那只开水壶没有关系，但也不仅仅是吸收前人成果再加上个人努力那么简单，还与当时的制造技术水平、科学理论研究成果、专业保护制度甚至商业运作等息息相关，会涉及到当时社会的多方面。另外，瓦特的人生不仅仅局限在蒸汽机上，而在蒸汽机的发展过程中参与的人就更多了。瓦特中学时就读的是全市最好的一所中学，而且学习成绩方面也总是名列前茅，如果没有那场家庭变故，他将顺利地步入大学，成为一名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瓦特也将会是另一种人生，很可能就不会与蒸汽机发生关系，因为当时从事蒸汽机相关工作的，还大多是工匠。
瓦特中学毕业前一年，瓦特父亲的一艘木帆船在去美洲的途中，不幸遭遇风浪而沉没，船上的人也全都落水身亡。对于瓦特一家来说更加不幸的是，瓦特的弟弟约翰也在这条船上。瓦特的母亲艾格尼丝.米尔黑德，一个生了8个孩子却只活下来3个孩子的母亲，这一次再也经受不住打击了，一病不起，在1753年告别人世，死时才52岁。对于父亲詹姆斯来说，不仅一条远洋大帆船没了，还要赔偿船上的货物和船员们的死亡抚恤，损失之大使他不得不变卖家产。面对家庭的这种经济状况，瓦特主动提出了要出去拜师学徒, 这样即可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也能学到一门借以谋生的手艺。
1756年7月，瓦特出徒后回家休养了一段时间，并到格拉斯哥访友。恰巧此时，他的朋友迪克博士正负责接受一位富商捐赠给格拉斯哥大学的一批天文仪器。这批仪器经过了漫长的海运，急需清洗和修理，迪克博士于是把这项工作交给瓦特来干。由于出色地完成了这项工作，瓦特从此便与这所大学建立了长期和良好的关系。1757年8月,学校当局不仅在校园里给了他一个工作间，并且给了一个“大学数据仪器制造者”的头衔。这样，当1764年学校一台教学用的纽可门式蒸汽机损坏时，修理工作自然而然就落在了瓦特身上。
在修理蒸汽机的过程中，瓦特不仅熟悉了蒸汽机的构造和原理，而且发现了这种蒸汽机的缺点，萌生了改进它的想法。瓦特之所以对这台纽可门式蒸汽机不只是修理了事，而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绝不仅仅是瓦特的个人爱好，或者是他个人多么有远见卓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其中经济利益是不可回避的一个因素。当时社会上迫切需要对蒸汽机的不断改进，英国政府也在大力鼓励这方面的发明创造。当时英国已完成了利用焦炭炼铁的技术改进，这项新技术的采用，使煤矿已发展到相当的规模，单靠人力、畜力已难以满足排除矿井地下水的要求，而现场又有丰富而廉价的煤作为燃料，人们自然会进行“以火力提水”方面的探索和试验。此外，英国纺织业及其它制造业大量在采用水力驱动的机械，当枯水期或水量无法满足生产规模时，有人还利用蒸汽机将低处的水重新提到高处，以增加驱动水轮的水量。
这些现实的要求是不断提高蒸汽机效率的动力，但当时有一些人的思想则走得更远。蒸汽机难道只能在矿井或其它地方抽水呢? 为什么不可以用它来直接转动机器，而不再通过水轮。人才济济的大学无疑是这些新思想的发源地，瓦特恰巧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在大学的朋友，年轻的罗比森就在思索新动力的可能性，蒸汽机能否安装在工厂中带动织布机，甚至装在道路上行驶的车子上让它推动车轮转动。有据可查的是，从 1759 年起就开始，他们俩就在瓦特的作坊里进行过这方面的探讨，并为此还研究过蒸汽机的图纸和资料。强烈的现实需求和美妙的发展前景，不能不使深爱仪器和模型的瓦特对蒸汽机产生强烈的兴趣。纽可门蒸汽机效率极低，对煤的浪费非常大，只能在煤价低廉的产煤区使用。即使这样，纽科门的蒸汽动力泵机在发明初期安装的也不多，只是在1733年这项发明专利权期满之后,采用它的人才很快增多起来。瓦特的创造性工作使蒸汽机迅速地发展，不但使蒸汽机的热效率成倍提高，煤耗大大下降。更重要的是，他使蒸汽机由原来只能提水的机械，成为了可以普遍应用的独立的发动机。因此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瓦特是当之无愧的蒸汽机最主要的发明人。
瓦特对蒸汽机的改进后，不仅用于带动水泵的蒸汽机增加了，同时蒸汽机可以直接驱动机械，无需通过提水来间接服务于生产。瓦特蒸汽机的出现，无疑及时解决了当时制约工业发展的瓶颈。在瓦特的讣告中，可以看出当代人对瓦特蒸汽机的评价：“它武装了人类，使虚弱无力的双手变得力大无穷，健全了人类的大脑以处理一切难题。它为机械动力在未来创造奇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将有助并报偿后代的劳动。”
瓦特蒸汽机推动了机械工业甚至社会的发展：蒸汽动力的出现，使工厂摆脱了水力条件的限制，工业化速度加快，工业城市兴起，到19世纪上半期大机器生产基本取代了工场手工业；蒸汽机的广泛应用，促进了机器制造、采煤、冶金等一系列工业部门的技术和机器的使用；带来了交通运输业的革命，铁路和汽轮运输的出现，加强了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恩格斯对蒸汽机的社会作用有过很高的评价，“蒸汽机是一个真正的国际发明，而这个事实又证实了—个巨大的历史性进步。”“分工，水力，特别是蒸汽力的利用，机器的应用，这是从十八世纪中叶起，工业用来摇撼旧世界基础的三个伟大的杠杆。”
瓦特蒸汽机的意义不仅在于它的社会作用巨大，除此以外，它在科技发展史上也处于重要的历史地位。蒸汽机所采用的汽缸、活塞、飞轮、飞锤调速器，阀门和密封件等，均是构成多种现代机械的基本元件。随着蒸汽机的发展而建立的热力学和机构学为汽轮机和内燃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现代大量采用的内燃机也继承了蒸汽机的基本结构和传动形式，仍在广泛使用的汽轮机还在使用瓦特蒸汽机用于降低排汽压力的凝汽器。
纽可门蒸汽机效率极低，问世后就一直有很多人在尝试改进纽可门蒸汽机，但为什么只有瓦特成功了呢？这是这是因为瓦特的发明之路是一条与当时及以前完全不同的道路。在瓦特之前，改进蒸汽机比较典型和有名的是斯米顿，他采用的是纯粹的经验办法，不改动基本的设计，只是改变各个零部件的尺寸，然后有条不紊、一个一个的试验样机。就这样，他硬是把纽科门蒸汽机的效率提高了一倍，但还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蒸汽机的实用性。瓦特在则更加重视科学理论的作用，主动地将实践置于理论的指导之下，由此才实现了对蒸汽机的脱胎换骨的改造。
在科学思想的熏陶下，瓦特对蒸汽机的改进目标从一开始就是正确和超前的，当1764年瓦特第一次接触纽可门蒸汽机时，他除了认识到蒸汽利用率低的这个缺点外，更意识到活塞动作不连续、只能输出往返的直线运动是更致命的缺陷，因为这意味着它无法成为真正的动力机。早在1766年2月写给罗巴克的一封信里,瓦特就提到了一种“回转式发动机”的设计方案，直到1774年5月到伯明翰后才最终放弃了这个想法，但让蒸汽机实现旋转运动的目标却从未动摇过。最终，瓦特制造出了一套被成为“太阳和行星”的齿轮联动装置，把活塞往返的直线运动转变为齿轮的旋转运动。由于对传统结构的这一重大革新，瓦特的这种蒸汽机真正成为了能带动一切工作机的动力。
实验与理论结合使瓦特少走了不多弯路，能采用更加科学的办法，可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瓦特并没有急于改进蒸汽机的结构，而是先进行了一些试验，想通过试验数据作为改进的基础。其中最重要的数据是：一定数量的水能产生多少数量的蒸汽、且需要多少热量、又需要多少冷水再冷凝为水？如果把1克水从零摄氏度提高到100摄氏度所需要的热量作为100个热量单位，瓦特的试验结果是把1克水的温度提高到沸点并使其体积增加6倍，所耗费的热量单位高达534个，这超出了当时人们的生活经验。瓦特没有因迷惑而停步不前，他广泛向身边的科学家们求教。恰巧，格拉斯哥大学的布莱克教授正在研究温度与热量间的联系，并提出了“潜热”理论。实验数据和理论的高度统一，使瓦特意识到在汽缸交替加热和冷却的过程中，损失掉的热量是如此之多，对进汽和注水做再多的调整，都无法弥补这一基本缺陷。看来，只能让蒸汽在缸外冷凝，于是便产生了分离冷凝器的设想。瓦特甚至预先进行了理论计算，结果是这种新的蒸汽机的热效率将是纽可门蒸汽机的三倍。
由于有了科学理论的引导，使瓦特在立足于技术发展现实的前提下，却能够做到不拘泥于现状。过去的发明都是由作坊机匠自己设计和研制的，这种方式的优点是很快制造出一台机器，但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发明的先进性将受到他们制造能力的限制。瓦特却不是这样，他只专心于必要的试验并设计出图纸，然后由作坊工匠们去制作，当然这中间会遇到很多困难。很多作坊都无法制造出瓦特要求的质量和精度，但他没有向作坊及工匠的水平低头，除了自己继续研制改进外，还不断地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瓦特蒸汽机的最大困难——汽缸密封问题就是通过由威尔金森用他发明的镗床来造汽缸来解决的。一个发明的成功，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思想，其次才是工艺、工具的支撑，瓦特就这样逐步解决了制造精密活塞、油润滑活塞、汽缸外附加绝热层等等的工艺问题，。
在瓦特改进蒸汽机以前，人类的科学活动基本上是在漫长的生产过程中提炼出技术，然后才在改进技术的过程当中产生科学。瓦特是第一次在发明过程中主动地应用当时的科学理论成果，改变了过去经验性的发明的过程，大大提高了发明创造的效率。从此以后，科技发展进入快车道，人类社会前进的步伐也加快了。
说起蒸汽机，下一句就是发明人瓦特，可实际上发明制造世界上第一台蒸汽机的还真就不是瓦特，所有光环都套在他的身上，连他自己都会感到盛情之下其实难负。早在2000年前，古希腊数学家希罗就发明出了利用蒸汽驱动小球旋转的“汽转球”装置，虽然只能算个“蒸汽玩具”，但却是蒸汽机的雏形。具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中国也一定会有关于蒸汽方面发现记载，只是还未被爱国专家们挖掘呈现。有案可查的第一台是1862年徐寿制造，晚于瓦特，约1690年，法国物理学家丹尼斯·巴本受“帕平壶”高压蒸汽启发，制造出一个汽缸、活塞装置，完成了蒸汽机的基本构造原理，但他只是一位学者，不是工程师，这个装置仅限于实验室使用。与此同时，萨缪尔·莫兰也提出了制造蒸汽机的想法。1698年，英国工程师托马斯·塞维利根据巴本的模型，发明制造出一台应用于矿井抽水的蒸汽机，这是人类继自然力——人、畜、水、火、风之后，首次把蒸汽作为一种人为制造动力，但这种机器还极不完善，离“划时代”还有一步之遥。“脑”与“手”的关系，二者对于人类发展缺一不可。科学与技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我们习惯于将其合并以科技二字命名，也有人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这混淆了科学和技术的关系。不过存在的必有其合理性。我们探讨科学和技术的关系，有助于把握二者的联系和区别。蒸汽机发明的整个过程是:(l)当马尔格兹·沃赛斯特在套尔当囚犯时，有一次，他观察到水壶里的热气掀起水壶盖子这一现象，从此他的注意力就集中到蒸气动力这个课题上。他把观察的结果发表在《世纪发明》这本杂志上[’]。(2)1650年，曾任军事工程师的奥托冯盖吕克制出空气泵，在矿业实践中有重要意义。波义耳和胡克在1667年进行了重大改进，惠更斯和帕平促进了这种发展，惠更斯描述了他发明的由气缸和活塞组成的动力发动机[’}。(3)丹尼斯·帕平(Denispapin)。作为一名新教徒，他是一个关键人物，帕平曾经担任惠更斯和莱布尼兹的助手，他注意到沃赛斯特的文章，于1676年发表《帕平的壶》(压力锅)一文，和其他当时的科学家一样，帕平致力于采矿业的革新，他发明了空气离心泵、汽缸、活塞和扬水机[’〕。帕平与波义耳进行一系列空气静力学实验，1679年向皇家学会展示了著名的加热浸提器，瓦特曾经使用过这种器械，帕平还提交一份报告，提出了应用大气压经过相当距离连续输送动力的切实可行的办法。他同样还提出了通过蒸汽冷凝用活塞制造真空的方法〔(4)蒸汽机的第一发明人纽科门是达特茅斯的一个金属器具商，对德文和康沃尔的锡矿很熟悉。决心解决科尼什锡矿里的积水问题，他花了10年来做实验，1712年终于发明了蒸气机。纽科门的蒸汽机并不是蒸汽机，而是一种真空发动机，但是耗煤太多，锡矿用不起，英格兰中部地区的煤矿老板首先采用了纽科门的技术，用来抽煤矿里的水[4〕。纽科门是靠气缸中的活塞成功利用动力的第一人。而纽可门曾就大气压的问题和科学家胡克进行过交流。(5)瓦特对蒸汽机的贡献，是把在气缸内冷凝蒸汽改为在一个分离的密闭容器里冷凝蒸汽，从而大大提高了蒸汽机的效率。他还封闭了气缸的顶端，用低压蒸汽代替冷空气来向下推压活塞。这种改进的瓦特蒸汽机，仍然要造成真空和在极低的压力下利用蒸汽。但是，要是锅炉不比酿酒商的铜容器强而经不起高压的话，这是不可能做到的〔4]。蒸汽机的发明是科学和技术的结晶。蒸汽机对科学的影响在于热效率的研究:(l)约瑟布拉克首先发现了比热和潜热。瓦特在修理纽卡门的蒸汽机时，发现效率问题在于“在每次冲程中，蒸汽在冷气缸里凝结成水而丧失了”。于是瓦特业余时间去听布拉克的课，在布拉克的比热和潜热理论的启发下，他领悟到把加热汽缸和冷却汽缸两个过程分开进行。(2)法国军事工程师卡诺(N.L.5.Carnot)1824年设计出一种每一过程都是可逆的热机，任何热机效率都不可能超过这种可逆机，因此提出了卡诺循环和卡诺定律即热力学第二定律。在卡诺的笔记中写道“在自然界中，动力在量上是不变的，准确地说他是不生不灭的”这是历史上最早的能量守恒原理的叙述[’]。提起汽缸和活塞，现在已经无人不晓了。那么，现在被广泛应用的汽缸和活塞究竟是由谁、在何时发明的呢？要想肯定地回答出这个问题是十分困难的。不过，丹尼斯·帕平（Denis Papin，），作为使汽缸和活塞实用化的第一人，应该被记住。而正是在汽缸、活塞技术改进的基础上，改变人类历史的蒸汽机的模型才得以确立。
一六四七年，帕平出生在法国的布洛，他是一个官员的儿子。十六岁时，进安杰尔大学学习医学。学生时代，帕平就是一个十分勤奋的学生。在六十年代末期，他获得了博士学位。而后不久，他就去了巴黎。在巴黎，他结识了著名的物理学家惠更斯和莱布尼兹。
惠更斯正在进行空气泵的实验，帕平就当了他的助手。这就是后来帕平试制蒸汽机的起点。帕平不只是在技术和科学上，在思想上受这两位科学家的影响也较大。
一六七五年，也就是他三十岁时，帕平前往伦敦。这时，著名的科学家波义耳（Robert Boyle，，英国化学家、物理学家）正在作空气泵实验。于是，他暂时和波义耳一起从事研究工作。一六八〇年，由于波义耳的推荐，帕平成了皇家学会的会员。
一年以后，帕平向学会提出了论文。该论文中阐述了后来成为设计蒸汽机理论基础的摘要 ——“帕平的壶”。这是一种压力锅，锅上装有防止破裂用的安全阀。
其后，帕平搬到佩尼斯，在这里他作为一名科学家十分活跃。他创立了科学院，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在这里住了三年，后又返回伦敦。在伦敦继续进行热学方面的实验。
一六八五年，法国路易十四世废除了新的宗教。因此，革新派的帕平就不能再返回法国了。应海森伯爵的邀请，帕平前往马尔堡大学任教。
一六八八年，四十二岁的帕平为了在大学获得数学教授的职务，进行了就职演说，其题目是“数学、特别是水力学的作用”。但是，很遗憾指望落空了，帕平没有能够得到教授的职务。
蒸汽机模型的建立
对于帕平来说，马尔堡时代正是他的黄金时代，也是他发明最多的时期。在这里他发明了空气离心泵、离心通风机等，此外，他还研究了将力传递到远处的方法。
帕平想起了年轻时和惠更斯一起实验的情景。惠更斯曾作过这样的实验，他将火药放在汽缸里，使火药爆发，活塞上升，冷却后汽缸内就成了真空，活塞就下降。采用这种方法使火药爆发后，汽缸内还残留渣滓。帕平认为需要使用在汽缸内不残留任何渣滓的物质。从一六九〇年左右起，帕平开始把精力集中到有关蒸汽的研究上。 他曾经这样写道：“看来如果加热少量水变成蒸汽的话，就象空气一样具有弹力了。冷却后，蒸汽还可以还原成水。水的性质就是这样，所以，有弹力后就不会残留渣滓了。而且，也不需要太多的热量，同时，需要的费用也较低。这是使用火药完全不能办到的。因此，看来是可以制成这种真正真空的使用水的发动机。”
经过艰苦的努力，帕平终于制成了利用蒸汽使活塞动作的装置，该装置是将活塞放在直径为21/2英寸（约合6.4厘米）的笔直的管中，在活塞上装有一根长杆。管的上下有盖，上盖正中央钻有一个小孔，安装在活塞上的杆穿过这个小孔。在管（汽缸）的底部放少量的水，当从外加热后，里面的水很快就变热。最后成了蒸汽，就可以将活塞推到管的顶部。当活塞上升到最高处时，固定销使上盖小孔突出的杆停止动作。在这种状态下，停止加热，暂时停止一会，待管冷却，管里的蒸汽凝缩还原成水，管里就成了真空状态。此时，打开固定销，气压将活塞压下。然后再次从外部加热，制成蒸汽推动活塞，冷却……返复进行这样的动作，就可以使汽缸里的活塞上升或下降。
这样，帕平就制成了蒸汽机的原型。他制作的汽缸必须起锅炉的作用，同时还要起使蒸汽凝缩的复水器的作用。当然，这种装置是只能作说明原理的实验器具。帕平是利用蒸汽使活塞在汽缸里动作的第一个人，另外，他也是蒸汽机原理的创始人，就是根据他的原理后来纽可门、瓦特才完成了蒸汽机的发明创造。
帕平还多方说明，可以利用这种活塞动作在实际中起作用，并会在很多部门得到广泛地应用。他认为这种装置可以作为矿山排水和输送矿石的动力加以利用，而对风吹的方向可以使船行驶。另外，他也十分清楚，要想制作出大型汽缸是十分困难的，所以，他建议建立专门制作汽缸的特殊工厂，然而，都没有实现。
晚年的悲剧
恰好此时，也就是一六九八年，英国的托马斯·塞维利（Thomas Savery，约 ）设计了用蒸汽作动力汲水的特殊发动机，并取得了专利。帕平通过莱布尼兹了解了塞维利的这种与众不同的扬水发动机，他决心改进塞维利的发动机。
经过八年的实验，帕平成功地改进了这种扬水发动机，并于一七〇六年进行了试运转。结果，证明了确实提高了效率，但是，也还存在有许多尚需解决的问题。然而，在经济上给与帕平帮助的海森伯爵所关心的却不是这些，帕平本打算把这项研究继续下去，但是，经费遇到了困难。结果，帕平不得不乘坐自己建造的小艇第三次回到伦敦。
帕平是一个想象力十分丰富的空想家。他喜欢思考任何人没有考虑的各种问题，并且进行了科学性研究和实验。所以，他才有很多重大的发明和发现。但是，当时的技术水平要想实现帕平的理想是十分困难的。帕平实际制作了自己设计的采用环和活塞的蒸汽机，但是，他也说不清楚这究竟能用在什么地方。帕平的生活逐渐贫困了。他第三次去伦敦后，是他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帕平靠科学院的经济援助度日，但是，这不能满足需要。为了生活，他不得不自己亲自劳动，别无其它出路。
帕平在最后的信的结尾曾这样写道，“我处于最悲惨的境地。尽管我作了最大的努力，相反得到的却是把我当作仇敌。不管我的敌人是怎样考虑的，但是，我是无所畏惧的。因为我相信万能的主。”帕平的指望完全落空了。从当时的实际技术水平来说，最终是不能完成他所要作的一切。因为帕平考虑的问题远远地超过了他所处的时代。
这样，具有出色才能的帕平度过了自己不幸的晚年；一七一二年在伦敦去世，终年六十五岁。帕平的悲剧，可以说是因为他过早的出生在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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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楼& 方腊起义说明凯恩斯主义导致经济滞胀引发社会动荡：宋朝的凯恩斯主义者蔡京。，蔡京经济改革是在宋徽宗寻求新的治国之道失败后，重归绍述轨道的背景下产生的。蔡京改革的特点是取利苛严、聚财于京师和频繁变动。蔡京 改革能够持续二十年之久的原因在于他以绍述的旗帜钳制上下，以利事君。蔡京改革聚敛之甚无疑堪称苛政。蔡京主政时四川茶已经实行了禁榷，而且与西北博马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容更改。所以蔡京茶法改革仅针对东南茶。蔡京对东南茶法作了三次变革。 北宋前期东南茶主要实行官购商销的交引法，嘉佑四年后，实行了四十余年的通商法。崇宁元年，蔡京废除通商法，恢复了宫购商销的禁榷制。崇宁四年再次改创，允许商人与园户直接交易，商人贩茶必须向官府购买茶引和官造的盛茶笼篰，官府通过垄断茶引印卖权达到专卖目的。崇宁四年茶法已经具备了以引榷茶的模式，但尚不严密。政和二年蔡京对茶法进一步改革，创立了系统严密的合同场法，茶引的印造和发卖权统归中央，由太府寺印造，都茶务发卖。商人贩茶时盛茶的笼篰也仍由官府制造。商人贩茶先向官府买引，再向园户买茶，用官造笼篰盛装，由官府合同场秤量、点检、封记，在茶引和笼篰靥面盖底用纸题写合同场年月日，商人姓名、茶叶指定贩卖去处、茶色、斤重、字号、料数等。商人到了指定的贩茶地，当地官员再次验证数量、等第等，然后启封贩卖，贩卖还要请卖茶人在茶引上批写所买数量。商人卖茶还有时限，商人限期售罄茶货，缴回茶引、笼篰。解盐已在庆历八年行钞引制，且蔡京当政时，解池被水冲决，所以蔡京的盐法改革主要是针对海盐。概括而言，蔡京变法以前，海盐政策多次变动，但总的来说以官搬官卖的直接专卖制为主。 崇宁元年蔡京改行钞盐法，即《文献通考 征榷三》所说：崇宁间，蔡京始变盐法，俾商人先输钱请钞，赴产盐郡授盐。改变了官搬官卖制以及官府直接运盐到各州军卖发的做法，而由商人赴产盐处请买贩运。政和二年蔡京再次大变盐法，罢官般卖，令商旅赴场请贩。完全废除官搬官卖制。政和三年又措置十六条，裁定买官盐价，囊以三百斤，价以十千 （盐囊）官制鬻之，书印及私造贴补，并如茶笼篰法，受盐、支盐官司，析而二之，受于场者管秤盘囊封，纳于仓者管察视引据、合同号簿。商人贩盐也指定了买盐和住卖地，东南末盐诸场仍给钞引号簿，并将合同递牒报所指处随盐引既已支盐，关所指处籍记。盐售完后盐引也回官销落，大抵皆视茶法而多为节目。（注：《宋史》卷182《食货下四》。）对商人的管理基本上与茶法相同，所不同的就是食盐的收购环节仍由官府垄断。 解盐在庆历八年已由范祥改行了钞法，此后解盐基本遵行钞盐法。为弥补解池被淡水冲决后解盐销区食盐的短缺，蔡京允许海盐西销。解池修复后，解盐仍行钞法，只是令解盐新钞止行陕西，海盐西销不变。（注：《宋史》卷181《食货下三》。）蔡京的钱法改革包括发行当十钱、夹锡钱和钱引。当十钱和夹锡钱都始于崇宁二年：崇宁二年二月庚午初令陕西铸折十铜钱并夹锡钱。（注：《文献通考》卷 9《钱币二》。）十一月又令江、池、饶、建州、舒、睦、衡、鄂州八钱监依陕西样铸当十钱，并令将熙宁以来的当二钱改铸为当十钱。（注：《长编拾补》卷22 崇宁二年十一月癸卯。）《宋史 食货下二》载：凡铸（小平）钱用铜三斤十两，铅一斤八两，锡八两，得钱千，重五斤。而当十钱每贯重一十四斤七两，用铜九斤七两二钱，铅四斤一十二两六钱，锡一斤九两二钱。（注：《文献通考》卷9《钱币二》。）所以铸一小钱，物料火工加上赡官吏、运铜铁之费，费一钱之用始能成一钱，而铸当十钱可以十得息四。一枚当十钱法定价值等于十文小平钱，而用料不到小平钱的三倍，铸造又可取利四分。发行当十钱本身就可给政府带来可观利益，但同时也给私铸者带来了巨大的利润。沈畸说：游手之民一朝鼓铸，无故有数倍之息，何惮而不为，虽日斩之，其势不可遏也，由于劣币排斥良币，还导致了未期岁而东南之小钱尽矣，钱轻而物重的情况。（注：《长编拾补》卷25 崇宁五年二月丙子。）徽宗也知道其弊端：京之初为折十钱，人不以为便，帝亦知之。故崇宁四年以后，稍更其法，但大观元年京再得政复行之。（注：《宋史》卷180《食货下二》。）大观三年蔡京再罢政，当十钱在河北沿边和京东沿海地区被禁止。政和元年又正式下诏废当十钱，此后当十钱逐步完全罢行，而仍如改法前以小平钱与当二钱并行。臣僚称此举使十年之害一举而革。（注：《长编拾补》卷29 政和元年六月乙未。） 铸造夹锡钱的目的据称是二虏以中国钱铁为兵器，过杂以铅锡则脆不可用，但实行的结果却是物价日增，患甚于当十。（注：《文献通考》卷9《钱币二》、《宋史》卷180《食货下二》。）所以其命运也与当十钱相同。《宋史 食货下二》载夹锡钱始末道：其法以夹锡钱一折铜钱二，每缗用铜八斤，黑锡半之，白锡又半之，初行于陕西。大观元年，京复相后令衡州熙宁、鄂州宝泉、舒州同安监暨广南皆铸焉，大观三年京复罢政，诏以两浙铸夹锡钱扰民，凡东南所铸皆罢。明年，并河北、河东、京东等路罢之，所在监、院皆废。政和元年最终罢行夹锡钱。蔡京还曾改交子为钱引，并不蓄本钱而增造（钱引）无艺，至引一缗当钱十数，（注：《文献通考》卷9《钱币二》。）当然也不能持久。蔡京经济改革的措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加强征敛。蔡京茶盐法监查之严可谓滴水不漏。其茶法不仅攫取高额引息，还令商人重复买引，如商人在陕西贩茶除京师买引外贩茶又买引，是一件茶得两重卖引钱，而且余路依此。（注：《宋会要》食货32 之3。）引息茶税外，茶租输之如故，而榷法愈密，是榷之又榷也。官吏以配买引数多为功，苟冒恩赏，计口授之，以充岁额，上户有敷及十数引者。一引赔费无虑十数千。以至时人目茶笼为茶大虫，言其伤人如虎也。（注：杨时：《龟山集》卷3《论时事 茶法》。）蔡京盐法取利又甚于茶法。蔡京不断更换盐钞以收取贴纳钱，常常已积钞未授盐，复更钞。盐未给，复贴输钱。凡三输始获一直之货，以致使人朝为豪商，夕侪流丐。有赴水投缳而死者，而且重抑配者众，计口敷及婴孩。（注：《文献通考》卷16《征榷考三》。） 方田法实行的目的也如臣僚所说：非特方田以增税赋，又且兼不食之山而方之，俾出刍草之直，上户或增数百缗，下户亦不下数十缗。（注：《长编拾补》卷 29 大观四年十一月丁卯。）而当十钱和夹锡钱，以及发行不备本金的钱引更是以虚钱赚实利的敛财手段。蔡京在这些主要的改革措施以外，还广开取利途径。徽宗自崇宁来言利之言殆析秋毫，其最甚过沿汴州县创增锁栅以牟税利。官卖石炭增卖二十余场，而天下市易务炭皆官自卖。名品琐碎则有四脚铺床、榨磨等钱、水磨钱、侵街房廊钱、庙图钱、淘沙金钱，不得而尽记也。（注：《文献通考》卷19 《征榷六》。）所以叶适说，蔡京行钞法，改钱币，诱赚商旅，以盗贼之道利其财，可谓甚矣。（注：《叶适集 水心别集》卷11《经总制钱一》。）茶引、盐钞的印发卖权收归中央，茶盐收入也不许地方支用截留。崇宁四年茶法规定，各路榷茶收入除纽计分与转运司外，有若干并量添钱数申发运司拘催，赴内藏库送纳。（注：《宋会要辑稿》食货 30 之38。）政和三年诏令：诸路茶盐钱除有专条及朝廷临时指挥定许外，并不得与诸色窠名封桩一例支使，如违，依擅支封桩法。（注：《宋会要辑稿》食货32 之6。）正如《玉海》所说：自一钱以上皆归京师矣。（注：宋 王应麟：《玉海》卷181《乾德榷茶》。）《文献通考 征榷三》称蔡京行钞法，欲囊括四方之钱，尽入中都。《宋史 蔡京传》也说他尽拘括以实之，为天子之私财。蔡京的医改失败：宋代商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土地日益集中，城镇化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不过，宋代城市的人口逐渐增加，很多缺医少药甚至无人照顾的平民也流浪到城市。地方政府的官员发现类似社会问题后，逐渐开始强化对平民的救济，还在制度上进行探索。比如，苏轼在杭州担任行政长官时，他不仅自掏腰包，还发动社会各界力量，捐地捐钱建立救济机构，帮助当地的弱势群体。1102年，蔡京在中央政府掌权，王安石一派再次崛起，将王安石的一揽子改革政策重新启用。而且，在社会救济领域，他开始综合前人的探索，有意在全国建立居养院、安济院、漏泽园等救助机构。因为蔡京主政户部，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对于经济和财务事务比较有经验，敢于推出新政。据说，居养院类似于现在的养老机构，主要收容无人照顾的老人和残疾人。安济院则类似于现在的医院，专门为贫民提供医疗救助。漏泽园则是帮助死亡流浪者的助葬机构。我们今天这些政策几乎都属于善政。当时，在蔡京的推动下，地方政府开始大规模修建安济院。而且，中央政府还对医疗救助有绩效考核，在年底对地方官员的考核中，推行新政的官员将会获得嘉奖。因为中央政府的推崇，地方政府在社会救济上投入非常大。为了强化对救济机构的管理，他甚至直接派驻军官入住安济院。当时，苏州下面的吴江县，城区狭窄，土地有限。地方官员便在学校旁边分别建立了居养院、安济院、漏泽园。这四家跟民生相关的机构紧紧连在一起，当地的老百姓开玩笑称之为“生老病死”。医药不分家。既然蔡京在医政上有自己的想法，自然也不会忽视药材供应问题。其实，早在王安石时期，改革派就偏执地认为，私人经营的药店通过“囤积居奇”来哄抬药价，谋取暴利，导致市场上药品价格和供应都不稳定。因此，王安石决定采取建立由政府直接经营的惠民药店，低价销售药品，平衡市场供给，稳定药材的市场价格，就是所谓“卖药所”。蔡京执政时期，政府直接经营的药店数量大大增加，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更是逐步加强。蔡京还希望地方政府大量兴建类似药局，直接经营药店，目的在于低价向民众提供药材。而且，政府大量遴选医生，征集民间秘方，采购并加工药材，配套国营药局的发展。这一系列政策在各地得到地方官员的响应。有一些零星的资料显示，政府经营的药局，其药材价格比市场价可能要低三分之一左右，差价则由政府买单。他的医改计划其实还更庞大更细致。早在宋初，中央政府就编辑了100卷《太平圣惠方》，分发到各地，目的就在于将医学知识标准化。继承这一理念，1102年，蔡京改革医学教育，将其放入“国子监”中，希望通过“医学科举”来培养选拔医学人才和医政官员。而且，他还规划把通过考试的人才按照成绩等级分派到各级地方政府和军队，不仅提供医疗服务，普及医学知识，特别是传播中央编订的各种医书。尽管他的新政在今天看来似乎都是善政，但是这一系列的改革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社会波动。大量建立居养院、安济院、漏泽园等救助机构，虽然资助了弱势群体，但确实耗费了大量财力物力。而且，国家财富的有限，社会救济上的投入增加，其他领域的投入就会适当减少。于是，政治上的反对派大力攻击蔡京，认为他的政策使“天下穷民，饱食暖衣”，“而使军旅之士禀食不继”；甚至攻击他“不管活人，只管死户”。而且，国家直接经营药店的政策更是引来了广泛批评。当时很多人认为药店出售的低价药材并没有帮助到穷人，而是被药店经营管理者监守自盗，谋取私利；甚至私自输送给有权有势的阶层。当时有一些人直接批评，“惠民药局惠官不惠民”。而且，王安石和蔡京的新政有不少类似举措，凡是他们认为某种产品的市场供给被私人工商业者操纵，就要由政府直接参与其经营，由政府直接介入市场，就是所谓的“市易法”。推崇市场化和私人工商业发展的财经作家吴晓波认为，王安石的“市易法”就是推崇大政府，让政府直接干预市场，让政府承担过多社会责任，大大侵犯了民间工商业者的力量。比如，国家直接经营药店不仅没有惠民，反而侵犯了私营药店经营者的利益，有“与民逐利”之嫌，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民怨。北宋最初对纸币的使用很谨慎，严格遵守准备金比率发行，维护了纸币的市场信用，所以从宋仁宗到宋神宗的50年中，纸币币值保持稳定，为大宋的经济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到了宋徽宗的时候，蔡京太师主持朝政，开始大肆印刷纸币，把纸币的流通地区扩大到全国，搜刮民间财富，终于把北宋的经济局面引入了严重通货膨胀的深渊中。发行纸币时的准备金比率越来越低，准备金只有纸币面额的1/60时，也敢开印；甚至到了最后，没有准备金也照样发行纸币，汹涌的纸币搞乱了北宋末年的经济。
北宋末年，固然有辽朝、金朝大举进攻的威胁，国家需要筹集足够的御敌资金。但也正是这个时期，蔡京帮助宋徽宗大办花石纲，给皇上四处搜罗奇石怪树，满足皇上高雅的艺术需求，却搞得许多中产阶级都倾家荡产；民众的财富也不是可以随意屠宰的羔羊。大量的纸币不仅带来了通货膨胀，还把市场中的铜钱彻底驱赶走了，这就是经济学中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北宋民众知道纸币肯定会贬值，而且还会大幅度贬值，于是拒绝接收纸币，手头有纸币的也尽快兑换成铜钱或实物，把铜钱压在箱底存着。于是市场上纸币充斥，铜钱难得一见，纸币这种“劣币”驱逐了铜钱“良币”。随着蔡京的宦海沉浮，流通中当十钱的数量也越来越多，通货膨胀愈演愈烈，米价涨到每石大约四百文至一千五百文，比北宋初期米价每石一百文至三百文的价格上涨了大约三至五倍。严重的通货膨胀，使百姓的生活日益艰难，朝野反对蔡京的呼声也就日益高涨。蔡京采取的虚币大 钱政策，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北宋末期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遭受重大创伤，在经济上敲响了北宋王朝的丧钟。大量铸行当十钱
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蔡京被任命为宰相，上任后立即下令重新推行宋神宗时期的各项新法。此时，有个名叫许天启的熙宁党人，当时担任陕西 转运副使，为了迎合蔡京，请求朝廷铸造折十钱。王安石变法时，曾经大量铸行折二钱。此时若铸行折十钱，名义价值比折二钱骤增五倍，侵害百姓利益意图过于明 显，蔡京颇为顾忌，所以暂铸折五钱，试行以观其效。当年五月，朝廷下令陕西、江州、池州、饶州、建州，将准备当年铸造小平钱的铜料用来铸造折五钱。折五钱 铭文“圣宋通宝”，其重量比小平钱略重一些。折五钱名义价值是折二钱的两倍半，试行成功，未出问题。不久之后，朝廷即下令按照陕西大钱形制铸造折十钱，限 当年铸行折十铜钱三亿文，折十铁钱二十亿文。蔡京之所以这么做，一是认为折十钱在折五钱已经进入流通的基础上铸行，比折五钱仅大两倍，不会引起市场剧烈反 应；二是估计当时钱币流通总量约为两千亿文至三千亿文，初行折十钱的数量不足钱币流通总量的十分之一，对货币购买力影响不会太大；三是考虑折十钱在宋仁宗 时期已有先例，可以参照祖制铸造。
徽宗朝铸造的崇宁重宝、崇宁通宝、大观通宝、宣和通宝等铜钱，其上文字据信都是徽宗御笔，做为收藏品倒是颇有审美价值。不过，如此频繁地更铸货币，可见当时朝廷财政与币制之混乱，末世之相已现
六十二年前，即宋仁宗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宋军攻打西夏，陕西供应军费不足，所以奏请朝廷铸造大铜钱与小平钱并行，大铜钱以一兑十。此 后，又造折十铁钱，引发民间盗铸，于是钱法大乱。朝廷经过频繁调整钱法，方才逐步平息了钱法的混乱。此时，蔡京采用陕西大钱的形制铸造折十钱，是为托借祖 制，取得货币改制合法性。
折五钱铭文“圣宋通宝”，折十钱铭文“崇宁重宝”。从出土文物看，“圣宋通宝”数量极少，其原因是铸行不久之后便改铸“崇宁重宝”。北宋时期铸 行虚币大钱，多采用“折”字表示其折合的，例如折二钱、折五钱等。宋徽宗时期铸行“崇宁重宝”，最初便被称为“折十钱”。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十 月，宋徽宗下令将“折十钱”改称“当十钱”。《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载：“诏改折二、折十并作当二、当十称呼”。陆游《家世旧闻》卷下亦载：“初，熙宁 间铸折二钱，故崇宁大泉始亦号‘折十’，已而群阉谓徽宗乃神宗第十子，而‘折’非佳名，遂称当十，已而遂降旨云。”“崇宁重宝”铸行初期曾经被称为“折十 钱”。但是，宦官们认为宋徽宗是宋神宗的第十个儿子，将新铸行的“崇宁重宝”称之为“折十”，是非常不吉祥的。所以，宦官们建议将其改称为“当十钱”，朝 廷便下旨改变了它的称呼。严格来说，“崇宁重宝”在崇宁二年诏改之前，应被称为“折十钱”；在崇宁二年诏改之后，便应被称为“当十钱”。但是，各种文献记 载中多有混淆。长期以来，百姓使用小平钱是很方便的。古代发生战争的时候，朝廷发行虚币大钱，一个可以当一百个，或者当一千个，这种措施只是权宜之计，怎么能 够用在太平无事的年代呢？铸造当十的大钱，可以获得几倍的利益。铸造大钱的利益如此巨大，百姓自然盗铸。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朝廷每天都行刑斩杀盗铸者，盗 铸大钱的情形也是遏制不住的。蔡京，可以这样说：此人是一个天才，不仅是书画天才，也是一个经济学天才、一个错位的经济学天才！当代，人们将凯恩斯誉为“当代经济学之父”。在中国，这套东西古已有之，其缔造者和实践者之一就是这位臭名昭著的蔡京，据蔡京本人说，他的经济学思想渊源来自《易经》。 《易经》中有这样的卦辞：“丰亨，王假之；豫大有得，志大行也。”人们这样解释“丰、亨、豫、大”：王者在最盛之时，应当一切都崇尚盛大，不必过分忧虑财货不丰，应当顺天理而动，王德自然如日行中天般地普照天下。 根据“丰、亨、豫、大”卦辞，蔡京独创出一套前无古人、后有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大家只有尽量花钱，才能迅速生产财富，天下如果有一个人舍不得花钱，就会有很多人没钱赚，如果所有人都舍不得花钱，天下人就都没钱赚。一千年后，凯恩斯重复了蔡京的理论：经济萧条的时候，政府要扩大财政赤字，以国家的力量扩建工程、完善公共设施，让人们赚到钱，这样就能刺激经济尽快繁荣！否则，没人消费，生产者就赚不到钱；赚不到钱，生产者就会压缩生产；压缩生产，就会产生更多失业；更多人失业，就会进一步压缩消费，然后就是经济危机。 根据“丰、亨、豫、大”理论，蔡京提出了自己的施政纲领，看起来跟后来凯恩斯的财政扩张政策也差不多：作为皇帝，宋徽宗要第一个带头舍得花钱，皇室和各级官衙要修造官衙、水渠、宫室、园囿，流民有钱赚就不会是流氓、流民有饭吃也不会去无事生非，天下承府库就会越来越充盈，此所谓“丰、亨”；皇帝宫室、百官官衙、百姓住房才会越来越宽阔，所谓“豫、大”！如此，天下可定！ 蔡京这套理论听起来还是挺靠谱的，跟凯恩斯一样，两者都在阐述一个逻辑：刺激消费、拉动经济。 然而，史实告诉我们，在“丰、亨、豫、大”指导下，北宋最终走上了亡国之路。 蔡京错在哪儿了呢？ 西方经济学告诉我们，在没有达到潜在的增长速度之前，政府可以加大投资、刺激消费，以促进经济增长；西方经济学没告诉我们，所谓“凯恩斯主义”是有前提的：以投资刺激经济，所有市场参与者必须身处规范的市场，有明确的交易规范、有效的法律制度，并且不能存在一个垄断一切资源的强势主体。 一句话：投资和消费都是对的，关键要看谁投资、谁消费，在什么时候投资、又在什么时候消费。 我们说过，经历了熙丰变法、元祐更化、绍述之争，北宋王朝官家豪强势力早已长成，对资源的控制能力已经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所谓“丰亨豫大”是在完全缺乏契约、产权、法律约束的前提下推行投资、消费政策，从经济理性角度考虑，封建官僚将按照权力大小分配资源：投资的是皇室、花钱的是封建官僚，而赚钱的只有官商。太湖之上曾有一块奇石，长四百余丈、宽两丈，石材玲珑剔透、宛若天成，中唐年间白居易曾亲手在石上栽下一棵树苗。四百年后，树苗已成参天巨木，地方官居然忽发奇想，要将巨石连同大树一起献给宋徽宗！巨石运抵京城汴梁的时候，总计花费了八千万缗钱，相当于一户中产之家二百年的收入！ 这只是一块石头，一户中产之家二百年收入也断送不了北宋王朝。可怕的是那些出主意的封建官僚。 从广大北宋人民住房情况来看，富裕人家一般会住独门独院，院子里偶尔也会有些石头、假山……只要这家人稍微富裕点，封建官吏就会在人家的树上、石头上、房梁甚至大门贴上皇家标记，表示要取走这个物件送给皇帝。 这些物件不一定很值钱，但是，封建官僚会让主人掏出来很多钱；我看上了，就等于皇帝看上了；主人不但要贡献出这些物件，还要负担运往汴京的费用；更离谱的，主人要早晚向物件磕头，像对待皇帝一样对待这些物件，否则，就是对皇帝不敬——“大不敬”，这可是要杀头的罪名！ 谁又能天天对着自家大门或者家里一块破石头磕头呢？有门路的托关系，拆墙破屋把这些物件恭恭敬敬请走；没门路的，为此“破家者不可胜数”。 这才是“丰、亨、豫、大”错误所在：天下者，人人之天下，非一二人之天下，极少数封建官僚的挥霍无度，又焉能真的通过这种投资和消费刺激经济增长？一个社会，如果作恶者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反而可以心安理得享受抢夺来的财富，那么，社会马上就会丧失财富创造机制——既然创造不能拥有财富，又有谁肯去辛苦创造呢？一旦人们以毫无节制的消费为荣，社会风气立刻就会变坏，《宋史》这样描述徽宗朝的社会风气：钱是所有人都喜欢的东西，骨肉至亲可以因为钱离散，公卿大夫可以为钱殒命，市井之人可以为钱斗殴致死……蔡京的货币改革 崇宁元年，蔡京刚刚为相，就拿出了第一个敛财手段——币制改革！ 神宗朝、哲宗朝是北宋铸币最多的年代，新党捞钱无论如何骁勇都没对货币下手，也没有禁绝私铸，市面上流行货币被称为“小平钱”，重量在三克左右，与隋五铢类似。 崇宁元年，蔡京刚刚拜相就在陕西路铸行“当五大钱”，意指这枚铜钱可以当做五枚小平钱用。 从当时情况来看，推行“当五大钱”确实有情可原。陕西路历来是与西夏交兵的战场，在这里做生意的基本都是西夏人和北宋官府。“当五大钱”发行区域就是宋夏边境，主要目标是去西夏收购物资。对党项人，用点货币手段无可厚非，况且，“当五大钱”发行量很小，偶有流通进内地即被收藏起来，并没有出现贬值。 崇宁二年（1103年），事情就不靠谱了。 十一月，蔡京下令，仿“当五大钱”在全国范围内铸行“当十大钱”，并在官铸小平钱重中加入锡（这个时代的小平钱也被称为“加锡钱”）；同时，下令全国范围内禁止私铸货币，一年之内废黜此前所有非官方货币。 靠铸大钱敛财的朝代并不鲜见，蔡京“当十大钱”的奇特之处在于，同样一种货币，在不同地区却规定了不同的标准：陕西路、河北路、河东路等朝廷控制力最强的五路，“当十大钱”当十枚小平钱使用；淮南、荆湖路等四路当五枚小平钱使用；在两浙路等商人势力较强的地区则只能“当三”，实际上恢复了“当十大钱”的本来价值。全国还有一个地方不允许流通当十大钱，那就是蔡京的老家！看起来，蔡京还挺照顾老乡。 这种极其离谱的货币制度立刻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货币混乱，所有人都不敢再卖东西，所有人都急着买东西，因为手里的货币随时可能成为一堆废铜烂铁。当时的笔记小说有这样的描写：有钱人家纷纷修葺房屋，并提前买好所有材料，没想到工人却要求按日结算工钱，任何人都生怕钱砸在手里；很多买卖人直接关闭了店铺，生怕赚到钱（留下货物还可以接着卖，钱就不行了），大白天来到市镇上，却买不到一束柴薪、一斗白米……可以用一个不太精准的词汇概括蔡京的第二招敛财政策——市场化，手段则是北宋另一种纸币，钱引。 从汉武帝起，盐铁专营就是皇家捞钱的不二法门，只要垄断了生产生活的必需品，天下人都得乖乖把钱交出来。熙宁年间以来，新旧之争几经反复，不知多少人为青苗法废立打破头，惟独没人对盐铁酒茶专营说三道四！ 蔡京为相的时候，北宋已经形成了相当完备的盐、铁、酒、茶专营制度，即“禁榷”。在古文中，“禁榷”是一个很形象的词汇，“禁”为禁止、“榷”的本意则是独木桥，《史记》这样解释禁榷：“禁他家，独王家得为之。” 当然，从西汉《盐铁论》开始，贤良文学就开始不遗余力地攻击盐铁专营，认为盐铁专营的本质是搜刮天下黎庶钱财。不仅如此，盐铁专营在各个方面都非常缺乏效率，创新自是不用提及。这些人是官商，官商、官商，官在前、商在后，借替朝廷敛财之机把更多钱装进自己的腰包，除了他们自己先富起来，天下再没有别人能后富起来。 熙丰年间的情况有点特殊，北宋朝廷为了调动各地的敛财积极性，禁榷收入大头归各路、府，朝廷只是不定期按一定比例征调各地禁榷收入。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所有州、道、府、县都相当认真地对外地盐铁酒茶等各种专营产品进行了查禁——也相当不负责任地放任、甚至鼓励本地专营产品流入其他地区！ 尽管禁榷制度非常严格，但由于不同地区之间存在极强的竞争，盐铁专营执行下来也就大打折扣，北宋王朝所谓“盐铁之利”主要还是靠商税。 在蔡京看来，这实在是太愚蠢了。 蔡京能从《易经》中悟到凯恩斯主义，当然也能在盐铁专营实践中进行前无古人的创新：政和二年，刚刚回到相位的蔡京就开始“大变盐法”、“大变茶法”……所谓“大变”，核心只有一个，那就是放开盐、铁、酒、茶专营，将生产、运输、销售环节全都留给民间！即，市场化！ 对，您没看错，就是位居北宋“六贼”之首的蔡京放弃了盐铁专营，就是《水浒传》中臭名昭著的蔡京在努力推行市场化。 政和二年，蔡京下令废黜所有官营手工业工场、盐场、茶场、酒场，所有禁榷制度下的产品，其生产、运输、销售都可由民间自定，只需在中枢朝堂领取特种行业营业许可证——钱引。 蔡京恢复了范仲淹的“钱引”制度。 “钱引”为宋仁宗年间范仲淹首创，虽然也是一种垄断式的配额制度，相比王安石的官府垄断盐铁经营毕竟还是好了很多。多少年来，钱引作为官方特许凭证一直有着良好的信誉，私商获得钱引之后就可以自行组织生产、运输、销售专营商品，后期钱引甚至已经成为帝国通行的纸币。 所谓“以钱请钞，以钞请盐”。 当代，有人这样评价蔡京废黜禁榷，说他“转变了官府在专卖领域的职能”、“恢复了市场定价职能”、“通过向商人征收专卖引钱实现了税收公平”。 仅以表面形式而论，以上这三条，条条站得住脚。买到钱引后，如何生产、如何运输、又如何定价，商人自己说了算；专卖之利被隐藏在钱引里。所以，有人对蔡京“大变盐法”的定论是：中国古代专卖制度的根本性演变，通过市场实现了交易公平。 真的是这样吗？ 在论述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澄清一个问题，所谓“市场经济”并不是今天独有，更不是几个发达国家的专利。人类刚走出洪荒的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开始了物物交换，这就是最初的市场。自汉代起，我们的货币经济就已经高度发展，此后历朝历代都有大量货币存在，没有市场、没有商品经济，要货币干嘛？ 有人的地方就一定会有交易，有交易就有市场，人就是市场，市场永远不可能被废黜。 不过，市场有很多种，不是每一个市场都能有效配置资源，更不是每一个市场都能建立公平的财富分配机制。正如我们今天的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奉行市场经济，可是，一百多个国家中，能真正通过市场促进经济的不过也就是西方老牌发达国家、金砖四国这么几个。 市场经济的关键，不是市镇里有多少地摊、多少门店，也不是价格管制、实物配给，谁来生产、谁来交换、谁来定价，那些都只是市场的表象！市场之魂是建立一个人人都能遵守的规则，包括最为强势的托拉斯，也包括市场最后的仲裁者——帝国朝堂，大家都必须臣服在市场规则之下。 市场规则其实也很简单：等价交换，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描述，就是交换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一定要相等！ 理论上，这个规则非常简单，简单到是一种人所共知的常理；实际上，这个规则执行起来又几乎不可能。只要有交易者不具备同样的起点，那么，就一定会有人利用自己的优势破坏游戏规则，使得交换不再等价。比如，在地摊上讨价还价，是因为买者不知道商品的真实信息，所以，卖东西的小贩试图利用信息优势卖一个高价。 与街边小贩相比，市场上的强者更有可能借助自身实力不断违反规则，反而忽悠别人遵守规则，把利益让渡给他们。国家永远是市场中的最强者，也是市场最后的保护神，面对市场自身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国家会通过种种手段限制强者，使得市场回归本源。 如果国家反其道而行之、率先违反规则，那么，市场就会蜕变为最犀利的财富掠夺武器，所谓“规则”也就只是强者掠夺弱者的规则。在废黜官营专卖、推行市场化的同时，蔡京又想到了一个馊主意，跟《易经》里悟出的凯恩斯主义一样，这个馊主意也非常有当代经济学韵味：合同场法。私商在获得钱引的同时必须按合同场法跟官府签订合同，核心只有一点：承认钱引流通时限根本不确定，没人知道何时上一期“钱引”作废，也不能以旧换新。 过期作废、费用自理！ 自此，天下富人好像变成了童话中的灰姑娘，都穿着传说中的水晶鞋，别看舞会上衣着光鲜，一过午夜十二点就现出原形：很多人早晨起来还是富翁，晚上睡觉时却发现自己变成了流丐，因为自己手中的钱引作废了。 蔡京终于创造了世界货币史上的一个奇迹：在不减少货币储备（盐铁酒茶）的情况下，通过擅自更迭纸币敛财！ 过去，老师王安石虽然搞的鸡飞狗跳，好歹还培养了一大批官商、天下还有一大批富人（先姑且不论这些人的钱是否合法）；现在，学生蔡京专捡有钱有势的下手（没钱没势当不了盐铁商），州道府县的盐铁专营之利也大部分被朝廷拿走，财富开始急剧向最强势的封建官僚集中。 这不是市场，这是一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天下人都随时有可能被剥夺财富乃至生命。 中国古代史中，私人土地接连州县的时代只有两个，一个是东汉末年的坞堡时代，另一个就是宋徽宗时代。同时，《宋书》也这样为我们记载了蔡京的功绩：朝廷再无钱财匮乏之虞，无论是宋徽宗私库、国库还是户部，钱财都多得数不胜数，不知多少钱财被流水般花了出去。 天下尽为天子私财、四方之钱尽入中都，上溢下漏，而民重困！宣和四年（1122年）四月，童贯（与蔡京齐名的北宋六贼之一）率军北征，在今河北高阳征调厢军，由于没钱，地方州府早就不练兵了，“军须之用，百无一有”、“城戍守御之物，悉皆无备”……此时，距女真入侵仅剩三年。政和七年（1117年），宋徽宗开始建私家园林——“艮岳”，十年后，艮岳建成，方圆十里，山高林深，飞禽走兽更是应有尽有。《水浒传》中所谓的“花石纲”就是为了建艮岳在江南搜集奇花异石，不知多少人为此倾家荡产。政和七年，汹涌的黄河在河北路决口（今河北沧州一带），这个地区一半以上的人口被洪水吞没；次年，江淮一带大旱，水乡变为人间鬼蜮。方腊这样号召麾下流民：天下之财乃人人之财，现在，官家把贫人仅有的一点粟帛都拿走挥霍了，花石纲更是让富人都无所归依；诸君与其眼睁睁看着妻子儿女被饿死，不若随我仗义而起，旬日间江南可定！化解凯恩斯之道：侧供给经济学派。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最根本的共同失误是“假设”了供给环境，强调需求而忽视供给，没有足够地意识到生产力革命带来的人类社会总供给方面的根本性变化。在更综合、更本质的层面上讲，经济发展的停滞其实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包括生产要素供给和制度供给）不足引起的。供给学派力主加强市场经济作用，反对政府干预，在具体的政策措施上，他们建议应该通过减税刺激投资，增加供给，重视人力资本投资，并以支出的重点安排来引导经济结构优化，并掌握好社会福利提升的“度”，以及必要的再分配优化机制。供给经济学是20世纪70年代初出现于美国的一个经济学流派。因强调供给(即生产)在经济中的重要性而得名。又可分为以美国经济学家有罗伯特·孟德尔、阿瑟·拉弗、万尼斯基、诺尔曼·图尔和保罗·罗伯茨为代表的激进派供给经济学，和以M·费尔德斯坦(M.Feldstein)为代表的温和派供给经济学。要刺激生产必须增加资本积累并刺激个人的生产积极性。减税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有力的措施。供给学派强调，当前美国经济生产率低下的根本原因就是税率过高。因此，减税是解决美国经济问题的当务之急。以拉弗曲线为中心的减税理论是供给学派的中心。 市场经济是通过供求双方变化而运行的，从而理论分析也必须从供求双方加以研究。回顾、检阅历史，供求之争是经济学说史上一个既古老而又崭新的永恒课题。从需求侧管理转向供给侧管理，是在思路上要从凯恩斯主义的思路转向供给学派的供给侧管理，也就是说，宏观调控依据的理论也要转型。现在，我们的居民收入占经济总量的比例太低，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每年都远远高于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稍有数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国民收入中政府收入分配比重会越来越高，居民收入分配比重会越来越低，结果必然是国富民穷。作为温和的保守主义者，里根这位未曾专门学习过经济学的总统，在成功的化解滞胀危机过程中，用供给学派的减税等政策对付“停滞”，用货币学派控制货币总量的政策对付“通胀”，一部经济史，其实也是人们认识不断深化的历史。但遗憾的是我们大多只能以过去发生的事情为依据去预测未来要发生的事情，而路径依赖的惯性往往让我们把将要发生的变革看作过往历史的简单重复。一个国家经济的增长需要通过经济周期的自我调整才能实现良性循环。美国经济无法恢复至之前高速增长的模式，因此其通过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推动，刺激社会总需求过度扩张。这种做法在短时间内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却限制了经济周期的自我调整，最终造成了长达十年的滞胀期。
因此，如果无法在短时间内转换成投资及消费需求，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则容易造成总需求过度扩张，从而影响未来的经济运行。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也同样具有风险，弗里德曼的话已经说明这一点，“只有人们具有‘货币幻觉’，他们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低于实际通货膨胀水平，即没有意识到货币贬值的时候，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总需求’政策才可能收到暂时‘成效’。一旦人们从经验中学习，把通货膨胀预期调高时，失业率也会回到原有水平，而政府为了维持低失业率，又不得不进一步增加货币投放，于是就产生了恶性循环，从长期看，不仅‘充分就业’不能实现，而且还会导致较高的通货膨胀。
供给学派经济思想占重要位置的里根－撒切尔主义，因为度过了经济停滞危机而在冷战后期与前苏联的对抗中占据了主动。
什么是“供给侧”？从字面理解，“供给侧”就是相对于需求侧，涉及供给的各个方面。上世纪70年代发轫于美国的供应学派是“供给侧”经济研究的先声，并在大约10年时间里成为日后有名的“里根经济学”的基础之一。供应学派的诞生建立在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基础上。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是注重需求侧的管理，通过刺激需求达到经济调控目的，其典型工具是货币政策。尽管凯恩斯主义被一再证明在短期内确实行之有效，但长期来看，一味扩大需求会导致持续通胀，进而导致经济停滞。这正是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上世纪80年代在美、英上台时面对的局面。
在当时的冷战背景下，美英的通胀和经济停滞具有格外的政治放大效应，因此引发了学界和政界的反思。供应学派针对凯恩斯主义的弊端，提出了通过提高生产能力促进经济增长，而不是通过刺激社会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张。基于这个基本认识，通过减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成为供给学派最鲜明的口号。
里根上台后，于1981年将供给学派的主张结合货币学派的主张一起运用到经济管理中，并分解为削减不包括军费在内的财政开支，对企业和纳税个人实施大规模减税，减少对企业的干预，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等措施。这是“供给侧改革”的第一次大规模实践。
从里根经济学的实践效果看，总体是正向的。里根时期，从1982年12月至1988年5月，美国经济持续增长65个月，1984年，美国一度实现预算收支平衡。在此后的30年中，美国只在克林顿时期再次做到这一点。此外，美国的通胀率也由13.5%回落到低于5%。在更大的视野中，供给学派经济思想占重要位置的里根－撒切尔主义，因为度过了经济停滞危机而在冷战后期与前苏联的对抗中占据了主动。好长，没看，但是腻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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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腊起义说明凯恩斯主义导致经济滞胀引发社会动荡：宋朝的凯恩斯主义者蔡京。，蔡京经济改革是在宋徽宗寻求新的治国之道失败后，重归绍述轨道的背景下产生的。蔡京改革的特点是取利苛严、聚财于京师和频繁变动。蔡京 改革能够持续二十年之久的原因在于他以绍述的旗帜钳制上下，以利事君。蔡京改革聚敛之甚无疑堪称苛政。蔡京主政时四川茶已经实行了禁榷，而且与西北博马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容更改。所以蔡京茶法改革仅针对东南茶。蔡京对东南茶法作了三次变革。 北宋前期东南茶主要实行官购商销的交引法，嘉佑四年后，实行了四十余年的通商法。崇宁元年，蔡京废除通商法，恢复了宫购商销的禁榷制。崇宁四年再次改创，允许商人与园户直接交易，商人贩茶必须向官府购买茶引和官造的盛茶笼篰，官府通过垄断茶引印卖权达到专卖目的。崇宁四年茶法已经具备了以引榷茶的模式，但尚不严密。政和二年蔡京对茶法进一步改革，创立了系统严密的合同场法，茶引的印造和发卖权统归中央，由太府寺印造，都茶务发卖。商人贩茶时盛茶的笼篰也仍由官府制造。商人贩茶先向官府买引，再向园户买茶，用官造笼篰盛装，由官府合同场秤量、点检、封记，在茶引和笼篰靥面盖底用纸题写合同场年月日，商人姓名、茶叶指定贩卖去处、茶色、斤重、字号、料数等。商人到了指定的贩茶地，当地官员再次验证数量、等第等，然后启封贩卖，贩卖还要请卖茶人在茶引上批写所买数量。商人卖茶还有时限，商人限期售罄茶货，缴回茶引、笼篰。解盐已在庆历八年行钞引制，且蔡京当政时，解池被水冲决，所以蔡京的盐法改革主要是针对海盐。概括而言，蔡京变法以前，海盐政策多次变动，但总的来说以官搬官卖的直接专卖制为主。 崇宁元年蔡京改行钞盐法，即《文献通考 征榷三》所说：崇宁间，蔡京始变盐法，俾商人先输钱请钞，赴产盐郡授盐。改变了官搬官卖制以及官府直接运盐到各州军卖发的做法，而由商人赴产盐处请买贩运。政和二年蔡京再次大变盐法，罢官般卖，令商旅赴场请贩。完全废除官搬官卖制。政和三年又措置十六条，裁定买官盐价，囊以三百斤，价以十千 （盐囊）官制鬻之，书印及私造贴补，并如茶笼篰法，受盐、支盐官司，析而二之，受于场者管秤盘囊封，纳于仓者管察视引据、合同号簿。商人贩盐也指定了买盐和住卖地，东南末盐诸场仍给钞引号簿，并将合同递牒报所指处随盐引既已支盐，关所指处籍记。盐售完后盐引也回官销落，大抵皆视茶法而多为节目。（注：《宋史》卷182《食货下四》。）对商人的管理基本上与茶法相同，所不同的就是食盐的收购环节仍由官府垄断。 解盐在庆历八年已由范祥改行了钞法，此后解盐基本遵行钞盐法。为弥补解池被淡水冲决后解盐销区食盐的短缺，蔡京允许海盐西销。解池修复后，解盐仍行钞法，只是令解盐新钞止行陕西，海盐西销不变。（注：《宋史》卷181《食货下三》。）蔡京的钱法改革包括发行当十钱、夹锡钱和钱引。当十钱和夹锡钱都始于崇宁二年：崇宁二年二月庚午初令陕西铸折十铜钱并夹锡钱。（注：《文献通考》卷 9《钱币二》。）十一月又令江、池、饶、建州、舒、睦、衡、鄂州八钱监依陕西样铸当十钱，并令将熙宁以来的当二钱改铸为当十钱。（注：《长编拾补》卷22 崇宁二年十一月癸卯。）《宋史 食货下二》载：凡铸（小平）钱用铜三斤十两，铅一斤八两，锡八两，得钱千，重五斤。而当十钱每贯重一十四斤七两，用铜九斤七两二钱，铅四斤一十二两六钱，锡一斤九两二钱。（注：《文献通考》卷9《钱币二》。）所以铸一小钱，物料火工加上赡官吏、运铜铁之费，费一钱之用始能成一钱，而铸当十钱可以十得息四。一枚当十钱法定价值等于十文小平钱，而用料不到小平钱的三倍，铸造又可取利四分。发行当十钱本身就可给政府带来可观利益，但同时也给私铸者带来了巨大的利润。沈畸说：游手之民一朝鼓铸，无故有数倍之息，何惮而不为，虽日斩之，其势不可遏也，由于劣币排斥良币，还导致了未期岁而东南之小钱尽矣，钱轻而物重的情况。（注：《长编拾补》卷25 崇宁五年二月丙子。）徽宗也知道其弊端：京之初为折十钱，人不以为便，帝亦知之。故崇宁四年以后，稍更其法，但大观元年京再得政复行之。（注：《宋史》卷180《食货下二》。）大观三年蔡京再罢政，当十钱在河北沿边和京东沿海地区被禁止。政和元年又正式下诏废当十钱，此后当十钱逐步完全罢行，而仍如改法前以小平钱与当二钱并行。臣僚称此举使十年之害一举而革。（注：《长编拾补》卷29 政和元年六月乙未。） 铸造夹锡钱的目的据称是二虏以中国钱铁为兵器，过杂以铅锡则脆不可用，但实行的结果却是物价日增，患甚于当十。（注：《文献通考》卷9《钱币二》、《宋史》卷180《食货下二》。）所以其命运也与当十钱相同。《宋史 食货下二》载夹锡钱始末道：其法以夹锡钱一折铜钱二，每缗用铜八斤，黑锡半之，白锡又半之，初行于陕西。大观元年，京复相后令衡州熙宁、鄂州宝泉、舒州同安监暨广南皆铸焉，大观三年京复罢政，诏以两浙铸夹锡钱扰民，凡东南所铸皆罢。明年，并河北、河东、京东等路罢之，所在监、院皆废。政和元年最终罢行夹锡钱。蔡京还曾改交子为钱引，并不蓄本钱而增造（钱引）无艺，至引一缗当钱十数，（注：《文献通考》卷9《钱币二》。）当然也不能持久。蔡京经济改革的措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加强征敛。蔡京茶盐法监查之严可谓滴水不漏。其茶法不仅攫取高额引息，还令商人重复买引，如商人在陕西贩茶除京师买引外贩茶又买引，是一件茶得两重卖引钱，而且余路依此。（注：《宋会要》食货32 之3。）引息茶税外，茶租输之如故，而榷法愈密，是榷之又榷也。官吏以配买引数多为功，苟冒恩赏，计口授之，以充岁额，上户有敷及十数引者。一引赔费无虑十数千。以至时人目茶笼为茶大虫，言其伤人如虎也。（注：杨时：《龟山集》卷3《论时事 茶法》。）蔡京盐法取利又甚于茶法。蔡京不断更换盐钞以收取贴纳钱，常常已积钞未授盐，复更钞。盐未给，复贴输钱。凡三输始获一直之货，以致使人朝为豪商，夕侪流丐。有赴水投缳而死者，而且重抑配者众，计口敷及婴孩。（注：《文献通考》卷16《征榷考三》。） 方田法实行的目的也如臣僚所说：非特方田以增税赋，又且兼不食之山而方之，俾出刍草之直，上户或增数百缗，下户亦不下数十缗。（注：《长编拾补》卷 29 大观四年十一月丁卯。）而当十钱和夹锡钱，以及发行不备本金的钱引更是以虚钱赚实利的敛财手段。蔡京在这些主要的改革措施以外，还广开取利途径。徽宗自崇宁来言利之言殆析秋毫，其最甚过沿汴州县创增锁栅以牟税利。官卖石炭增卖二十余场，而天下市易务炭皆官自卖。名品琐碎则有四脚铺床、榨磨等钱、水磨钱、侵街房廊钱、庙图钱、淘沙金钱，不得而尽记也。（注：《文献通考》卷19 《征榷六》。）所以叶适说，蔡京行钞法，改钱币，诱赚商旅，以盗贼之道利其财，可谓甚矣。（注：《叶适集 水心别集》卷11《经总制钱一》。）茶引、盐钞的印发卖权收归中央，茶盐收入也不许地方支用截留。崇宁四年茶法规定，各路榷茶收入除纽计分与转运司外，有若干并量添钱数申发运司拘催，赴内藏库送纳。（注：《宋会要辑稿》食货 30 之38。）政和三年诏令：诸路茶盐钱除有专条及朝廷临时指挥定许外，并不得与诸色窠名封桩一例支使，如违，依擅支封桩法。（注：《宋会要辑稿》食货32 之6。）正如《玉海》所说：自一钱以上皆归京师矣。（注：宋 王应麟：《玉海》卷181《乾德榷茶》。）《文献通考 征榷三》称蔡京行钞法，欲囊括四方之钱，尽入中都。《宋史 蔡京传》也说他尽拘括以实之，为天子之私财。蔡京的医改失败：宋代商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土地日益集中，城镇化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不过，宋代城市的人口逐渐增加，很多缺医少药甚至无人照顾的平民也流浪到城市。地方政府的官员发现类似社会问题后，逐渐开始强化对平民的救济，还在制度上进行探索。比如，苏轼在杭州担任行政长官时，他不仅自掏腰包，还发动社会各界力量，捐地捐钱建立救济机构，帮助当地的弱势群体。1102年，蔡京在中央政府掌权，王安石一派再次崛起，将王安石的一揽子改革政策重新启用。而且，在社会救济领域，他开始综合前人的探索，有意在全国建立居养院、安济院、漏泽园等救助机构。因为蔡京主政户部，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对于经济和财务事务比较有经验，敢于推出新政。据说，居养院类似于现在的养老机构，主要收容无人照顾的老人和残疾人。安济院则类似于现在的医院，专门为贫民提供医疗救助。漏泽园则是帮助死亡流浪者的助葬机构。我们今天这些政策几乎都属于善政。当时，在蔡京的推动下，地方政府开始大规模修建安济院。而且，中央政府还对医疗救助有绩效考核，在年底对地方官员的考核中，推行新政的官员将会获得嘉奖。因为中央政府的推崇，地方政府在社会救济上投入非常大。为了强化对救济机构的管理，他甚至直接派驻军官入住安济院。当时，苏州下面的吴江县，城区狭窄，土地有限。地方官员便在学校旁边分别建立了居养院、安济院、漏泽园。这四家跟民生相关的机构紧紧连在一起，当地的老百姓开玩笑称之为“生老病死”。医药不分家。既然蔡京在医政上有自己的想法，自然也不会忽视药材供应问题。其实，早在王安石时期，改革派就偏执地认为，私人经营的药店通过“囤积居奇”来哄抬药价，谋取暴利，导致市场上药品价格和供应都不稳定。因此，王安石决定采取建立由政府直接经营的惠民药店，低价销售药品，平衡市场供给，稳定药材的市场价格，就是所谓“卖药所”。蔡京执政时期，政府直接经营的药店数量大大增加，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更是逐步加强。蔡京还希望地方政府大量兴建类似药局，直接经营药店，目的在于低价向民众提供药材。而且，政府大量遴选医生，征集民间秘方，采购并加工药材，配套国营药局的发展。这一系列政策在各地得到地方官员的响应。有一些零星的资料显示，政府经营的药局，其药材价格比市场价可能要低三分之一左右，差价则由政府买单。他的医改计划其实还更庞大更细致。早在宋初，中央政府就编辑了100卷《太平圣惠方》，分发到各地，目的就在于将医学知识标准化。继承这一理念，1102年，蔡京改革医学教育，将其放入“国子监”中，希望通过“医学科举”来培养选拔医学人才和医政官员。而且，他还规划把通过考试的人才按照成绩等级分派到各级地方政府和军队，不仅提供医疗服务，普及医学知识，特别是传播中央编订的各种医书。尽管他的新政在今天看来似乎都是善政，但是这一系列的改革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社会波动。大量建立居养院、安济院、漏泽园等救助机构，虽然资助了弱势群体，但确实耗费了大量财力物力。而且，国家财富的有限，社会救济上的投入增加，其他领域的投入就会适当减少。于是，政治上的反对派大力攻击蔡京，认为他的政策使“天下穷民，饱食暖衣”，“而使军旅之士禀食不继”；甚至攻击他“不管活人，只管死户”。而且，国家直接经营药店的政策更是引来了广泛批评。当时很多人认为药店出售的低价药材并没有帮助到穷人，而是被药店经营管理者监守自盗，谋取私利；甚至私自输送给有权有势的阶层。当时有一些人直接批评，“惠民药局惠官不惠民”。而且，王安石和蔡京的新政有不少类似举措，凡是他们认为某种产品的市场供给被私人工商业者操纵，就要由政府直接参与其经营，由政府直接介入市场，就是所谓的“市易法”。推崇市场化和私人工商业发展的财经作家吴晓波认为，王安石的“市易法”就是推崇大政府，让政府直接干预市场，让政府承担过多社会责任，大大侵犯了民间工商业者的力量。比如，国家直接经营药店不仅没有惠民，反而侵犯了私营药店经营者的利益，有“与民逐利”之嫌，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民怨。北宋最初对纸币的使用很谨慎，严格遵守准备金比率发行，维护了纸币的市场信用，所以从宋仁宗到宋神宗的50年中，纸币币值保持稳定，为大宋的经济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到了宋徽宗的时候，蔡京太师主持朝政，开始大肆印刷纸币，把纸币的流通地区扩大到全国，搜刮民间财富，终于把北宋的经济局面引入了严重通货膨胀的深渊中。发行纸币时的准备金比率越来越低，准备金只有纸币面额的1/60时，也敢开印；甚至到了最后，没有准备金也照样发行纸币，汹涌的纸币搞乱了北宋末年的经济。
北宋末年，固然有辽朝、金朝大举进攻的威胁，国家需要筹集足够的御敌资金。但也正是这个时期，蔡京帮助宋徽宗大办花石纲，给皇上四处搜罗奇石怪树，满足皇上高雅的艺术需求，却搞得许多中产阶级都倾家荡产；民众的财富也不是可以随意屠宰的羔羊。大量的纸币不仅带来了通货膨胀，还把市场中的铜钱彻底驱赶走了，这就是经济学中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北宋民众知道纸币肯定会贬值，而且还会大幅度贬值，于是拒绝接收纸币，手头有纸币的也尽快兑换成铜钱或实物，把铜钱压在箱底存着。于是市场上纸币充斥，铜钱难得一见，纸币这种“劣币”驱逐了铜钱“良币”。随着蔡京的宦海沉浮，流通中当十钱的数量也越来越多，通货膨胀愈演愈烈，米价涨到每石大约四百文至一千五百文，比北宋初期米价每石一百文至三百文的价格上涨了大约三至五倍。严重的通货膨胀，使百姓的生活日益艰难，朝野反对蔡京的呼声也就日益高涨。蔡京采取的虚币大 钱政策，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北宋末期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遭受重大创伤，在经济上敲响了北宋王朝的丧钟。大量铸行当十钱
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蔡京被任命为宰相，上任后立即下令重新推行宋神宗时期的各项新法。此时，有个名叫许天启的熙宁党人，当时担任陕西 转运副使，为了迎合蔡京，请求朝廷铸造折十钱。王安石变法时，曾经大量铸行折二钱。此时若铸行折十钱，名义价值比折二钱骤增五倍，侵害百姓利益意图过于明 显，蔡京颇为顾忌，所以暂铸折五钱，试行以观其效。当年五月，朝廷下令陕西、江州、池州、饶州、建州，将准备当年铸造小平钱的铜料用来铸造折五钱。折五钱 铭文“圣宋通宝”，其重量比小平钱略重一些。折五钱名义价值是折二钱的两倍半，试行成功，未出问题。不久之后，朝廷即下令按照陕西大钱形制铸造折十钱，限 当年铸行折十铜钱三亿文，折十铁钱二十亿文。蔡京之所以这么做，一是认为折十钱在折五钱已经进入流通的基础上铸行，比折五钱仅大两倍，不会引起市场剧烈反 应；二是估计当时钱币流通总量约为两千亿文至三千亿文，初行折十钱的数量不足钱币流通总量的十分之一，对货币购买力影响不会太大；三是考虑折十钱在宋仁宗 时期已有先例，可以参照祖制铸造。
徽宗朝铸造的崇宁重宝、崇宁通宝、大观通宝、宣和通宝等铜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