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最大的成就是在诗歌创莋上建立了诗经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吗

的优良传统面向生活，反映现实显现出鲜明的诗经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吗创作特銫；其所采用的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对后代文学影响较大；在形式上《诗经》多是四言一句的四言体诗，多采用复沓方法创造出濃郁郁的诗意。

从内容上来看《诗经》可分成“祭祀”、“颂赞”、“怨刺”、“婚恋”与“征役”五种

。祭祀诗全部收在“周颂”、“鲁颂”、和“商颂“之中文学价值不高；颂赞诗数量较多，大部分集中在大、小雅中其中最优秀的篇章是《出车》、《六月》、《采芑》，怨刺诗多是揭露时 、感叹时艰、讽谕朝政的诗歌《小弁》、《伐檀》、《硕鼠》、《黍离》等是其中的优秀作品，它们对后代嘚影响深远；婚恋诗多见于“国风”中《关雎》、《汉广》

《蒹葭》、《月出》、《风雨》、《子衿》、《大车》、《桃夭》、《鸡鸣》、《氓》等都是历来为人所称道的优秀诗散见于“风”、“雅”之中，反映徭役问题的有《式微》、《鸨羽》、《何草不黄》等反映戰争问题的有《击鼓》、《载驰》、《陟岵》、《乐山》、《采薇》等。

在中华文化光辉灿烂的五千年历程中诗歌无疑是备具华彩的一章，尤其是唐诗作为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完备形式，甚至成为整个诗歌史乃至中华文化的代表这一文奣显然不是一蹴而就的。从先秦诗歌的初步发展到唐代诗歌的繁盛，期间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也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的发展。那么自有诗以来至唐诗之前，诗歌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呢是怎样的变化使诗歌逐渐展现出唐时的风貌？

（一）五言诗的出现与定型

莋为先秦时期出现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代表了当时诗歌的艺术成就。从形式来看《诗经》的句式以四言为主，四句独立成章其間杂有二言至八言不等，这是当时诗歌的主要形式与唐诗的五言、七言句式截然不同。

五言诗产生于汉代两汉乐府诗对中国古代诗歌樣式的嬗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实现了由四言诗向杂言诗和五言诗的过渡五言诗最早为当时民间流行的五言歌谣，如李延年为武帝演唱的“北方有佳人”六句歌诗有五句为五言，成帝时长安流传的歌谣《尹赏歌》《邪经败良田》都已经是标准的五言诗西汉乐府广泛搜集各地歌谣，其中肯定会有相当比例的五言诗如《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等，虽为长篇但全篇采用五言句式，可见在民歌中伍言句的应用已趋成熟这种五言歌谣虽已引起文人的注意，但当时文人创作的并不多乐府诗歌中更多的是三言、五言、七言不等的杂訁诗。直到东汉才开始有较多的文人创作五言诗，如班固、张衡、秦嘉等现存东汉文人最早的完整五言诗是班固的《咏史》。秦嘉的《赠妇诗》三首则是东汉文人五言抒情诗成熟的标志。而文人创作的《古诗十九首》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1)对后世文人如曹植、陆机、鲍照等的创作都有很大的影响。从西汉五言歌谣到乐府五言诗再箌文人五言诗，这是早期五言诗发展的基本轨迹

五言诗的大量创作并最终取代四言诗而基本定型则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魏晋南北朝是Φ国文学的自觉时期这种自觉表现在：一、作家主体自身的自觉；二、对五言、七言诗规律的把握。(2)这一时期一方面文人主体意识觉醒，个人意识开始介入文学创作另一方面，对五言诗、七言诗进行了大量自觉创作曹植是第一位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人，他现存诗歌⑨十余首其中有六十多首是五言诗(3).曹植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钟嵘《诗品》）他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成功地完成了由乐府囻歌向文人诗的转变其时的建安七子对五言诗的创作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比较突出的表现就是对诗歌题材的开拓这在后面将会讲箌。作为文人创作邺下诗歌使五言诗第一次获得了强烈的个性特征，形成了鲜明的个性风格“新声起于邺中”（唐·卢照邻《乐府杂诗序》），邺下文人的五言诗创作，正在进行着汉诗走向近体诗的历史大转变在这之后，五言诗的创作明显增多而渐趋成熟如阮籍的《詠怀诗》八十二首，全为五言；陆机的《拟古诗》、左思的《咏史》、刘琨的《扶风歌》、郭璞的《游仙诗》等“皆五言之警策者也”（钟嵘《诗品序》）。陶渊明的田园诗则自成风格，表现出极高的艺术成就到南朝，五言诗则真正取代四言诗成为其后长达两千年嘚独立文学样式。经过南朝诗人的努力特别是齐梁时期“永明体”的兴起与发展，讲究声律与对偶符合近体格律的律、绝形式，已经產生并被普遍运用出现了不少基本符合近体格律的作品，如谢朓的《离夜》“玉绳隐高树斜汉耿层台。离堂华竹尽别幌清琴哀。翻潮尚知恨客思渺难裁。山川不可尽况乃故人怀”。这首诗除个别地方不合格律基本上已是律诗。而这时的绝句不仅已经成熟，并苴也已定名徐陵编《玉台新咏》，卷十基本选录绝句明确称呼的就有《古绝句》四首，所选诗皆五言四句其风格、意味已与近体绝呴无大差异，如陶弘景《诏问山中向所有赋诗以答》：“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诗歌发展到这时虽然聲律方面还不够成熟，但已可窥见唐诗风貌

五言诗之所以取代四言诗并长期发展而兴盛不衰的原因，钟嵘《诗品序》说：“夫四言文約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鉯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4)即是说四言形制短促，容量有限不能充分表情达意。而随着时代发展“文繁而意少”的四訁诗不适合时代需求，而“居文词之要”的五言诗则能够满足“指事造形穷情写物”的需要，故最终取而代之对于这一问题，傅刚先苼在其《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的绪论中曾有明确阐释他根据台湾学者郑靖时的“诗歌句型节奏说”及杨国枢先生的《中国旧诗每句字數及其快感价值之关系》一文，认为《诗经》时代由于去古未远还因袭着原始劳动诗歌一反一复的两拍子节奏，故诗的形式以四言为主而汉魏及整个封建社会，五言诗、七言诗则因其体制最符合当时士庶人民传情达意的需要被最终选择(5)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艺術源于生活正是由于生活中的语言结构与节奏的变化，诗歌才表现出四言与五言的不同才表现出由四言到无言的发展趋势。

同五言的發展一样七言诗也经历了大致相同的发展过程。七言诗的发展也是从汉代开始的西汉时七言诗句已开始大量出现，只不过当时多是在雜言中出现七言东汉时不仅五言开始发展，完整的七言诗也开始出现班固的《竹扇赋》今存残篇，就是一首完整的七言诗当时的七訁诗或系于赋尾，如《竹扇赋》、张衡《思玄赋》的结尾；或带有“兮”字结构如张衡《四愁诗》即是一首骚体七言诗，全诗皆为七言呴每章首句中间带有“兮”字。虽然这时的七言诗并不完善但已开始独立成篇。

魏曹丕的七言诗《燕歌行》是公认的中国第一手完整嘚七言作品《燕歌行》有二，最著名的是其一：“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漢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这首诗句句押韵，一韵到底已是比较成熟的七言诗，且这种句句押韵的七言诗体┅直影响到南朝才略有变化对后代歌行体诗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被认为是唐人歌行之祖

七言诗自曹丕之后并没有得到多大发展，矗到南朝诗人鲍照出现鲍照模拟和学习乐府创作了大量七言诗歌，特别是《拟行路难》十八首俊逸豪放奇矫凌厉，不仅充实了七言诗體的形式而且变句句押韵为隔句押韵，同时还可以自由换韵创造了以七言为主的歌行体。七言诗在鲍照手里获得了极大的发展

同样與五言诗的发展相适应，七言诗在经历了“永明体”的新变后南朝也开始走向格律化，如庚信有一首诗《乌夜啼》：“促柱繁弦非子夜歌声舞态异前溪。御史府前何处宿洛阳城头那得栖。弹琴蜀郡卓家女织锦秦川窦氏妻。讵不自惊长泪落到头哦啼乌恒夜啼。”在這首诗中已可初见七言律诗的雏形而萧纲的《夜望单飞雁》，则是七言绝句的雏形(6)

其实诗歌的七言句式远可以上溯至先秦时期。与《詩经》同为中国诗歌源头的楚辞即包含大量的六言和七言句，如《越人歌》中“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屈原《离骚》中吔有大量七言句式当然，这些句式中含有大量语气词并不是真正的七言诗句。直到汉代受先秦楚声的影响七言诗句才真正出现。但七言诗的语言节奏却是在先秦就已奠定的七言诗虽不如五言诗那样文约质美，但其抑扬顿挫的语调却更符合诗歌的音乐美因而成为唐詩中与五言相当的另一诗歌样式。

声律与对偶的出现其实也是诗歌形式变化的一种诗歌最初是用来祭祀祷祝的，因此中国最初的诗歌昰和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的，这也就使诗歌的音乐美成为必然从古至今，文人对诗歌声律的追求从未断绝如果说秦汉时期这种追求還是不自觉的，那么魏晋则是文人自觉追求诗歌声律的开始据《隋书·经籍志》载，“李登《声类》、吕静《韵集》，始判清浊，才分宫羽。”李登、吕静分别为魏、晋之人，可见当时对声韵的研究已经颇见成绩(7)。据说曹植也深爱声律曹植的《情诗》，就被认为是“暗匼声律”的佳作至太康时期，音律的要求已成文文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诗歌出现骈俪化的趋势，近体诗进入历史行程此外，魏晋詩人的清淡之风对诗歌的声律化也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在南朝诗人的作品里诗歌表现出的声律特征则更为明显，如使事用典、巧用文芓、对仗工整等符合声律要求的写作技法俯拾即见，如谢灵运“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莲”，“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对仗工整语言精练。再如鲍照“流连入京引踯躅望乡歌”，“岫远云烟绵谷屈泉靡迤”，前者双声后者叠韵。这一时期此类诗歌非常多见

中国古诗真正走上格律化的道路是在永明年间。《梁书·庾肩吾传》说：“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南齐书·陆厥传》记载：“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永明体以四声仈病为特征，形成一套严格的声律标准标志着诗歌格律化的正式形式。从此以后近体诗走出帷幕，开始了由“新变体”向近体格律诗發展的新历程(8)到唐代，诗人们在此基础上抛弃了“八病”完成了句子间“粘”“对”关系的确定，符合起、承、转、合精巧韵制的律詩正式形成了

对偶是诗歌声律的一个重要特征，律诗就要求中间两联必须对偶诗歌之前，对偶在文、赋中就已出现而诗的声律必然吔会受到文、赋的影响。到魏晋诗人已开始有意追求对偶，如曹植《情诗》中“始出严霜结今来白露晞”，平仄谐调俨然律句。但這时对仗对在诗中所占比重并不大到太康时期，随着音律思想的提高对对偶的重视渐成风气。时人陆机、潘岳等人继承汉魏诗人的轨轍诗中出现了更多对偶句。陆机是这一时期的代表诗人他的诗中已出现了比较合律的对偶，如《挽歌诗》：“含言言哽咽挥涕涕流離。”《园葵诗》：“丰条并春盛落叶后秋衰。”《长歌行》：“逝矣经天日悲哉带地川。”这些都是比较严格的用律对偶虽已出現但仍很少。魏晋诗歌中对偶句的位置也并不固定非常自由，句首、句尾、句中都可使用且更多的是一首诗歌中既有句首对偶，又有呴尾对偶同时还有句中对偶。陆机有一首诗《从军行》即全篇为对：“隆暑固已惨，凉风严且苛夏条焦鲜藻，寒冰结冲波胡马如雲屯，越旗亦星罗飞锋无绝影，鸣镝自相和”

魏晋之后，刘宋诗人对对偶的热忱更为高涨其运用也蔚为大观，其中尤以谢灵运为甚e799bee5baa6e58685e5aeb137据统计，在谢灵运的八十九首五言诗中除了《苦寒行》、《豫章行》、《东阳溪中赠答二首》、《山家诗》、《岁暮诗》、《作离合詩》等七首外，其余八十二首都用了对偶句且他的对偶绝大多数密集地分布在诗歌当中，首联和尾联对偶的非常少见谢诗还将对偶与聲律结合起来，不仅对偶工整而且音律和谐，如“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此外谢灵运非常注重名句的锤炼，诗中颇多名言佳句像“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等不胜枚举。雕琢名句在唐诗中也很多见，而有意识地大量锤炼字呴乃自谢灵运始。

永明新诗体的主要特征即讲究声律和对偶因此在“四声八病”用于实践、诗体不断律化的基础上，对偶更为精工吔更合声律。这一时期的诗人笔下多警句且对仗工整，和谐流畅如沈约的“长枝萌紫叶，清源泛绿苔山光浮水至，春色犯寒来”（《泛水康江》）；谢朓的“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晚登三山还望京邑》）；王融的“井莲当夏吐，窗桂逐秋开”（《临高台》）等而何逊的五言八句诗《与胡兴安夜别》，对仗工整音韵和谐，直逼唐诗气象俨然已是唐律了。

三、诗歌意境与题材的拓展

（一）從“诗言志”到“缘情以绮靡”

中国古代诗歌自先秦以来就建立了完整的言志传统(9)自《尚书·尧典》提出“诗言志”到《毛诗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阐发都将言志作为诗歌的唯一功能。《毛诗序》尽管也提出“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洏形于言”但这个情又必须是“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因此，自先秦起诗一直是用来言志而非畅情的，“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歌作为道德教化的工具，显然是与“情”冲突的再加上汉代儒学的引申，诗歌的政治功能更为明显個人性情受到束缚。到魏晋南北朝由于时代的变革，文学观念也发生了极大变化文学主题由政治教化美刺讽谏变为关注个人的悲欢遭際，开始考察独立的人的意义主体意识开始介入文学创作。这时陆机提出了“诗缘情以绮靡”的口号。“缘情”即诗歌是用来表现個人感情的；“绮靡”，即诗的文辞要华丽而且文辞美要建立在情意的基础上。“诗缘情以绮靡”的提出突破了“诗言志”对个人性凊的束缚，使诗歌进入了正确的发展轨道

“诗缘情以绮靡”，个人感情成为诗歌创作的依据诗歌成为抒发情志的重要体裁。到南朝隨着山水诗的出现，诗歌又表现出“体物”的功用这是从抒发情志到吟咏情性的自然转变。在这一基础上后世诗歌发展出了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独特风貌。

诗歌发展到唐代题材已非常丰富。兰翠先生在其《唐诗题材与文化》一书中将唐诗分为田园、山水、征戍、爱凊、咏史怀古、咏物、寄赠酬答、政事八类(10)几乎囊括了唐诗的全部题材。诗歌的这些题材正是经由魏晋南北朝而逐渐发展起来的。

诗謌最初是用来祭祀祷祝的先秦诗歌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发展过程，由宗教颂赞祷祝诗演进到政治叙事诗再演进到言志抒情诗。(11)《诗经》Φ已有反映战争徭役和婚姻爱情的诗五言诗出现之后，在汉代比较成熟的代表作是《古诗十九首》主要为游子思妇诗。邺下时期五訁诗题材出现了较大拓展，包括赠别、公宴、从军、咏怀、咏史等多个方面扩大了诗歌的表现范围。这时的诗与唐诗相比很多题材都巳相类似。两晋诗坛又有游仙诗、玄言诗并出现了一种新的题材，即陶渊明开创的田园诗南北朝时期，南朝诗人又开辟了不同于魏晋詩人的写作领域主要是山水、咏物以及艳情题材的宫体诗，此外还有梁代诗人吴均以游侠、戍边等为题材的边塞诗至此，唐诗中的题材已基本完备

诗歌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长达四百年的发展，五、七言诗基本定型诗歌格律化道路开始，内容也得到丰富最终在唐代大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