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所在的位置：
毛泽东与陈独秀的四个本质差异（图）
1922年，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陈独秀（前排左一）和瞿秋白（后排左一）等
　　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中说，陈独秀之所以在政治上不能成功，就在于&他远远缺乏与中国社会极其复杂的各个阶级、阶层打交道的丰富经验，也缺乏中国政治需要的灵活性极强的各式策略和权术，更缺乏具有人身依附特征的实力基础（如军队、干部）&，他又&忽视了农民作为中国革命主力的地位（所以反对苏区和红军）&，这是他&注定要失败&的主要原因。毛泽东作为陈独秀之后的后起之秀之所以成功，所具备和拥有的恰恰是陈独秀缺乏和忽视的，这正是毛泽东与陈独秀在本质上不一样的地方。
　　家教&秉性
　　陈独秀长毛泽东14岁，两人出生环境不一样，所受家教不同，秉性各异。陈独秀不满两周岁的时候，父亲便被瘟疫夺去生命。母亲对他的个性影响极大，她对儿子的唯一要求&是考科举，起码也要中个举人，替父亲争气&。母亲虽没读过什么书，却比较开明，从不拿&忠孝节义&的道德说教来束缚和规范自己的孩子。陈独秀评价自己的母亲很能干，本质上又是个老好人。他说：&有人称赞我嫉恶如仇，有人批评我性情暴躁，其实我性情暴躁则有之，嫉恶如仇则不尽然，在这方面，我和我的母亲同样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有时简直是优容奸恶，因此误过多少大事，上过多少恶当，至今虽然深知之，还未必痛改之，其主要原因固然由于政治上不严肃，不坚决，而母亲的性格之遗传，也有影响罢。&
　　陈独秀5岁时过继给叔父陈衍庶，嗣父是个举人，曾在东北做过官，少年陈独秀曾随嗣父去过东北，亲眼目睹沙俄士兵随意杀人、奸淫妇女的暴行。这惨烈的一幕幕，对他刺激极深，每每&思之当一大痛哭&，他为国人&只争生死，不争荣辱，但求偷生苟活于世上，灭国为奴皆甘心受之&而感到羞辱，誓言&我等在全国中虽居少数之少数，亦必尽力将国事担任起来&。这种壮烈的民族情怀，贯穿了他的一生。与陈独秀不同的是，毛泽东出生在闭塞的韶山冲。父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勤劳节俭，精明能干。父亲对他要求不高，只要能识字打算盘。
　　当祖父拿着戒尺，硬逼着年幼的陈独秀背诵经书时，只有6岁的毛泽东已经在外祖父家，和表兄弟们一起下地，做些力所能及的零星劳动，较早地知道了稼穑劳作的艰辛。毛泽东9岁才开始读书，虽说书是读得晚了些，可他悟性好，记忆力强，旧时读书人必备的默写背诵的功夫，对于他来说一点也不难。
　　少年毛泽东读书时就爱思考，他发现一个很多人都忽略了的问题，那就是《水浒传》《西游记》和《三国演义》等&这些小说有个特别之处就是里面没有种地的农民&，都是&勇士、官员或者文人学士，没有农民当主角&。在重温这些小说内容后，他终于明白：&我发现它们全都颂扬武士，颂扬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地的，因为他们拥有并控制土地，并且显然是迫使农民替他们耕作的。&
　　辛亥革命的前一年，长沙发生饥民暴动，官府实行残酷镇压，暴动者的头颅高挂在长沙城南门外示众。这一事件轰动整个湖南，也给时在韶山东茅塘读书的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把这件事当作自己的事：&我觉得跟&暴民&在一起的也是些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普通人，对于他们受到的冤屈，我深感不平。&
　　陈独秀显然没有这么近距离地接触农民，在这个年龄段，他在大哥的督促下，整天埋在经书子集里，以预备科举考试。18岁那年，为了&母亲的心愿&，才随大哥到南京参加江南乡试。一路进京科考的经历，给他刺激极大，深感科举制度的腐朽与黑暗，这才与科举决绝。由南京回安庆后，他撰写了《扬子江形势论略》等文，向清政府提出长江防务的方案。他的这些文章仍然主张依靠皇帝进行改革，以达到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目的。
　　毛泽东13岁就和家中的雇工一样，在田地里劳动，晚上回到家中，还要在昏暗的油灯下给父亲记账。但他不愿困守在韶山冲，要走出去独闯天下。他知道父亲绝不会同意，而要让父亲放行，再用硬碰硬的方法，显然是行不通的。聪明的他找来八舅文正莹、堂叔毛麓钟和表哥王季范当说客，这些人在乡间很有声望。父亲在他们的劝说下，终于同意他去湘乡东山小学堂读书。1910年秋，17岁的毛泽东背着简易的行囊，迈着坚实的步伐，走出了韶山冲。
　　陈独秀自小就缺乏这种圆融变通的心计。儿时为了背书，不知挨了祖父多少板子，年迈的祖父就想听到孙儿的求饶声，可他偏偏不，手打肿了，屁股打红了，心疼得母亲在一旁暗暗垂泪，可是他却咬紧牙关，一声不吭。愤怒的祖父气得怒目切齿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这种倔强刚烈的性格，以及一条道走到黑的偏执，似乎伴随陈独秀的一生，使他为此吃了不少的苦头。
1924年5月，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成员合影，后排左二为毛泽东
　　迂腐&远见
　　陈独秀是中共的当时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国共合作正是他面临的最&现实的事&，两个本就性质不一的政党联合到一起，免不了会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与冲突，而他所缺乏的就是应对这种局面的气魄和手腕。国共实行党内合作，中共为防止被国民党所溶化而建立党团，这个做法遭到了国民党右派的极力反对，作为中共领袖的他应责无旁贷地给以回击，可他却书卷气太重，反而以推己及人的雅量为对方设身处地地思虑，这就是他的冬烘迂腐之处，更迂腐的事还在后头。据他的好友、国民党大佬吴稚晖于日日记所记，3月6日，吴稚晖在与陈独秀的谈话中询问：&列宁的共产，行在中国要若干年呢？&他竟然毫不防设地回答：&20年足矣？&吴稚晖急了，惊讶地说：&那末岂不是国民党的寿限，只有十九年，便要借尸还魂了呢？&
　　此时，北伐战争正捷报频传，陈独秀正陶醉着，当吴稚晖试探性地询问时，这位&用不着提防&的书生领袖，就不假思索地答以20年即可实行&列宁式的共产&，殊不知，他的这位老友对&列宁式的共产&深恶痛绝。这就给吴稚晖提供了所谓检举中共的口实。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毛泽东成为中共领导核心之一。他看到在民族危亡之际，两个原本对立的党派走到一起，完全是历史的机缘。毛泽东十分清楚合作的过程。他始终没有忘记中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既维护合作的大局，又不牺牲本党的根本利益，对借合作之机暗藏溶共乃至灭共的居心，一直保持高度的警觉。
　　蒋介石早就有心借改编之机将红军收编，使中共没有武装，失去根据地。10多年的实际斗争经验，已经告诉毛泽东，与国民党、蒋介石文斗也罢武斗也罢，都要凭实力作后盾。所以，在国共两党关于红军改编八路军的多次谈判中，他一直指示要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不变更共产党人员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绝不允许国民党干涉红军内部任何事情&。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一部分同志以为国民党真的友善，再也不会祸起萧墙，主张红军应该早出动，&全部出动为宜&，甚至有人提出&我们不能完全独立自主&等。毛泽东超出常人之处在于，一直站在维护本党根本利益的立场上，对来自各方面的意见耐心分析。他说，国共两党在阶级上仍然是敌人，所以&党的阶级独立性问题应提起全体党员注意&。他认为国共两党代表着&两种政策，两种前途&，我们的任务&是争取共产党和红军成为抗战的核心，一切工作准备过渡到工农资产阶级联盟的民主共和国&。
　　正是吸取了陈独秀时期的教训，毛泽东在国共合作中牢牢把握中共的独立自主性，在服从总的战略的前提下，不被国民党牵着鼻子走，这样才不致于被国民党溶化乃至瓦解。
　　农民&红军
　　1927年7月，陈独秀给中央递交了辞职信，自此离开了领导岗位。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已厌倦与国民党论争的&口水战&&笔墨战&，意识到与国民党斗，还是要靠实力和枪杆子，城市不是中共的优势所在。他毅然选择了农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以&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1923年4月，毛泽东在领导水口山矿区工人罢工时，发现这些工人原本就是农民，他立即派工会领导成员刘东轩、谢怀德回到他们的家乡衡山县岳北白果乡开展农民运动。这个乡有很多农民在水口山矿区做工，受过毛泽东的教育，亲历过水口山矿区罢工，感受过团结起来的力量。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农民就发动起来。9月中旬，湖南第一个农会&&岳北区农工会成立。根据开展农运的经验，毛泽东在中共三大上主要介绍农民运动的情况，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意义。中共也曾研究与讨论过农民问题，而将农民运动在党的代表会议上正式提出，却是毛泽东开的头。对于这一点就连张国焘在晚年也不得不真心地佩服。他说：&他（毛泽东）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
　　如果说陈独秀忽略了农民问题，那显然有失公允。早在1923年7月，他就在《前锋》发表《中国农民问题》，这篇被邓中夏称为&算是精审可观，对于中国农民状况分析得很细致&的文章指出：&农民的大群众，在目前已是国民革命之一种伟大的潜势力&，国民革命&不可忽视农民问题&。他对农民的经济状况、阶级构成以及所受的压迫，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也给中国农民指出了改变命运的途径，那就是&教育与宣传& &组织消费协社& &组织农民借贷机关& &组织谷价公议机关&和&抵御兵匪、改良水利&及&县长民选&等。虽然如此，他对农民的一些关键问题，如土地问题、农运问题等缺乏足够的认识。
　　1924年12月，毛泽东离开上海回长沙养病。次年2月，来到家乡韶山，走户串门，与乡亲们拉家常交朋友，对农民进行思想启蒙教育。除办起20多所农民夜校外，还创办了农民协会，更重要的是在韶山积极发展共产党员，创办了中共韶山支部。他在韶山时间不长，领导的农民运动却有声有色，走&在各县之先&，成为&湖南全省之中心&，而农运一开始即&作经济政治斗争&，&时常与地主土豪发生冲突&。
　　毛泽东认准了中国革命的广阔天地在农村，中国革命的生力军是农民，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农民运动上，可总书记陈独秀却始终对农民运动存有偏见，说农运已经&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等。1927年1月，毛泽东带着陈独秀所提的这些问题，徒步考察了湖南的湘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毛泽东并非没看到农民运动的过火之处，但是，他主要是看到了农运的本质和主流，这就是昔日的泥腿子、庄稼汉，如今也在农村挺直了腰杆说话，这是天翻地覆的事情。因此，他得出结论：&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
　　大革命失败前夜召开的中共五大上，毛泽东和彭湃、方志敏等将筹划已久的分配土地的方案，提交大会讨论。可是，陈独秀没在大会上提及。&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国共分裂已是大势所趋，&心情苍凉&的毛泽东正在思考和运筹着下一步的革命行动。大革命失败后，就在陈独秀给中共中央一封又一封去信，愤愤不平地辩说时，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队伍上了井冈山，创建人民武装&&工农红军，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武装割据。
　　红军日益发展，工农武装割据已成星星之火时，陈独秀却站出来对红军和苏区大加讨伐。他写了《关于所谓&红军&问题》等文章。这些文章已不是一般地反对武装斗争，也不仅仅是对农民有着&绅士式&的歧视，而是恶狠狠地污蔑红军的社会基础是&灾民、土匪、神兵、红枪会、大刀会、刀匪&，由这些&极恶劣的分子来革命，便是从好处向坏处革命了&，并说红军的游击战争是&土匪式的骚扰&。因此，&统治阶级骂我们是共匪和匪共并称，都不足为异&。时值国民党对苏区发动&围剿&，蒋介石把这篇文章大量印刷，向江西苏区广泛散发，这就难怪有人说蒋介石对红军和苏区是&武剿&，而陈独秀则是&文攻&。
　　与陈独秀主张&国民会议&、取消革命的思想背道而驰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却牢牢把握枪杆子，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并在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四次&围剿&中开辟了一个又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后来的历史证明，如果中共没有军队和根据地，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无从谈起。毛泽东在创建人民军队的过程中，已与这支军队水乳交融、血脉相连，广大指战员也在实战中意识到毛泽东的重要地位，以至在他被排斥时，他在军队中的影响力，也没有多大的减弱。这是毛泽东与陈独秀的不同之处，也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
　　信仰&纪律
　　中国革命处于低潮，陈独秀和毛泽东都看到了，可在低潮期如何领导中国革命，两个人却指出了极不相同的方向。陈独秀认为，国民党还没有到崩溃的时候，所以，人民&夺取政权的时机尚未到&，现在应放弃&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幻想&，以&不缴租、不完粮、不纳税、不还债&的经济斗争取代阶级斗争。毛泽东坚持武装斗争，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1928年2月，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已然形成，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正在开辟之际，湘南特委派员来到井冈山。
　　来人下车伊始，便批评毛泽东是&右倾逃跑& &枪杆子主义&，并把中央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误传为&开除党籍&。毛泽东就这样被&开除&出党，成为只担任师长的&党外人士&。毛泽东后来说，当时&开支部会我都不能去，很痛苦的&。他只是感到委屈，并没有丝毫违背组织纪律的言行。
　　也是在这一时期，陈独秀多次给中共中央去信，忘却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古训，继续提出一些早已遭到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批评的意见。共产国际考虑他的意见及特殊的历史地位，指名让他和另外几位同志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共六大，其他几个同志都去莫斯科参加了会议，惟有他却不顾组织纪律，严词拒绝出席会议。更离奇的是，他竟置中央的一次又一次的警告于脑后，把他致中共中央的信在党的基层组织中公开传阅。
　　他企图引起对党的路线的公开讨论，这一愿望在当时就被否决了。当他获知托洛茨基反对派的信息后，便很快投入到党内反对派的活动。作为中共创始人的他，在创建这个党时就理应明白列宁主义的政党纪律，党内不能有反对派活动。在中央一再的劝说和警告下，他置若罔闻甚至梗着脖子向中央叫板：&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他公开地追随托洛茨基，明目张胆地建立反对派组织，正如他的老友汪孟邹所说，他是一个&无法无天&的人。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指导中国革命时犯了很多错误，这是历史的真实。对待这些错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共产党员都是了然在胸，十分清楚，可很少有人像陈独秀那样肆言无忌直至公开批评。他甚至胆大到在给中央的信中要求&公布列宁遗嘱&，而列宁遗嘱的最核心最敏感的内容是 &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此时的斯大林不仅是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元首，而且也是国际共运的领袖。可陈独秀却毫不顾忌，理直气壮。
　　在托洛茨基的力荐下，陈独秀当上了中国托派的中央书记，可是自命不凡的年轻的托派们并不把他当回事，仍对他的所谓右倾进行批判，而他的一些另类于托派的思想，又从来不能见容于这些年轻人。他并不在意这些，用他的话说：&我只注重我自己的独立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他在审视自己所信仰的思想时，大胆地怀疑，不时地否定，并自诩要用&科学的态度&，&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人物（老托也在内）之价值&，断言&列宁之见解，在中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他从批判孔子开始，一生信仰和抛弃的主义和思想之多之快，也是罕见的，延至晚年连最后信仰的列宁和托洛茨基也抛弃了，这就难怪胡适说他是&终身的反对派&了。
　　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与陈独秀不同的是，他除如自己所说具有&虎气&外，还有&猴气&，那就是灵活性。中共确定了独立自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斯大林开始担忧起来，立即派王明回中国督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贯彻，唯恐毛泽东的独立自主，见罪于蒋介石，从而使苏联失去东面屏障。王明自以为是钦差大臣，以在武汉的长江局向延安的中央闹起独立。这一点，连赋闲的原共产国际代表李德都看得一清二楚。
　　王明正在势头上，且背后又站着斯大林，毛泽东在党的会议上除阐述自己的意见外，尽量避免与王明的正面冲突， 也就是李德所说&除抗大以外，却很少露面&，可另一方面又通过任弼时、王稼祥等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的真实情况，从而取得了共产国际的理解和支持。
　　1920年5月，陈独秀、毛泽东相会于上海。陈独秀向青年毛泽东谈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后来，毛泽东向斯诺说：&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这些话，给我留了深刻的印象。&陈独秀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毕生信仰马克思主义，一切的出发点与着眼点都是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为此，他既能顺势而为，也能在逆境和挫折面前毫不气馁，巧与周旋，韬光养晦，蓄势待发，对自己的信仰和追求一丝一毫也不怀疑，只是脚踏实地的践行着，这就是他与陈独秀在本质上的不一样。
　　（原文链接：）　　编辑：贺翠蓉
山西日报、山西晚报、山西农民报、三晋都市报、良友周报、山西经济日报、山西法制报、山西市场导报、百姓生活资讯所有自采新闻（含图片）独家授权山西新闻网发布，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或镜像；授权转载务必注明来源，例：“山西新闻网-山西日报 ”。　　山西新闻网版权咨询电话：。如您在本站发现错误，请发贴至论坛告知。感谢您的关注！　　凡本网未注明“来源：山西新闻网（或山西新闻网——XXX报）”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中国共产党90年重大事件始末_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2)_腾讯文学&|&&|&&|&&|&&|&&|&
国共合作前陈独秀为何反对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
日 14:25来源：凤凰网专稿
'正在加载中...'
核心内容：1922年4月，陈独秀代表中共向维金斯基写信阐述中共对于加入国民党这种合作方式的反对意见，除了指出两党宗旨不同之外，还表示，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永无发展之机会。
1922年7月，中国二大提出与孙中山党外合作的设想，孙中山断然拒绝了。孙中山认为革命必须只有一面旗帜，即&三民主义&，两党联合必须以国民党为主，必须以国民党为领导中心。此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回到中国，带来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要实行党内合作的指示。
凤凰卫视5月31日《腾飞中国》，以下为文字实录：
何亮亮：昨天我们讲到了国民党领袖孙中山是怎样改变初衷，转而赞同国共合作的。其实中共方面原来也并不赞同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在处理与其他党派的关系的时候，采取了排斥的态度，认为当时中国的&南北政府&，即无论是孙中山还是北洋军阀政府都是&一丘之貉&，主张中国共产党永远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的联系。
但实践中中共开始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仅仅依靠无产阶级孤军奋斗是不够的，必须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
1921年12月，马林前往，与孙中山三次长谈，确定推动国共两党合作。日，马林回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建议。但中共认为作为政党加入国民党将使中共的独立性丧失殆尽，中共赞成党外联盟的模式。
1922年4月，陈独秀代表中共向维金斯基写信阐述中共对于加入国民党这种合作方式的反对意见，除了指出两党宗旨不同之外，还表示，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永无发展之机会。
1922年7月，中国二大提出与孙中山党外合作的设想，孙中山断然拒绝了。孙中山认为革命必须只有一面旗帜，即&三民主义&，两党联合必须以国民党为主，必须以国民党为领导中心。此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回到中国，带来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要实行党内合作的指示。
8月底，中共中央在召开会议，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特别会议，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尊重共产国际的提议，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原则确定只要国民党能够按照民主原则改组，共产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两党的合作。
对于共产国际提出的合作方式，中共多数党员是不同意，双方因此呢争执不下，最后达成了一个折衷方案，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这与马林的两当合作相似，但还是有本质区别，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之后，自己的组织机构和部分党员独立于国民党之外，可以保持自身的发展壮大。
实践证明这种合作方式对于国共双方都是有利的，对革命也有利，但是这种方式短期、策略性强，也为双方合作的分裂埋下了伏笔。
《腾飞中国》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
主持人：何亮亮
首播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 20：30
重播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 13：25
声明：凡注明&凤凰网&来源之作品（文字、音频、视频），未经凤凰网授权，任何媒体和个人不得转载、链接、转贴或以其它方式使用；已经本网书面授权的，在使用时必须注明&来源：凤凰网&。违反上述声明的，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相关新闻：
[责任编辑：张梅]
用手机随时随地看新闻
独家独到独立
凤凰网个人中心
请先登录再进行操作
记住登录状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凤凰网保持中立
&同步到微博
社会娱乐生活探索
04/21 07:02
04/21 07:02
04/21 07:02
04/21 06:49
04/21 11:28
03/09 16:46
02/24 09:56
03/09 16:45
03/09 16:45
02/27 16:10
03/13 08:17
03/12 08:43
03/12 07:22
03/12 07:57
03/20 09:48
09/07 09:38
09/07 09:38
09/07 09:39
09/07 09:39
09/07 09:39
凤凰名人： |
48小时点击排行
财经 · 房产
娱乐 · 时尚
汽车 · 旅游
科技 · 健康　　１９２３年６月１２日至２０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山恤孤院３１号（现恤孤院路３号）召开。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陈潭秋、恽代英、瞿秋白、张国焘、李立三、项英等来自全国各地及莫斯科的代表近４０人出席大会，他们代表了全国４２０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会议。陈独秀主持会议并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报告。　　大会的主要议程有三项：一、讨论党纲草案；二、讨论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三、选举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陈独秀在报告中，着重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决定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依据和过程。代表们就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经过讨论，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进行合作的指示，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这些文件的中心思想是，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的重要任务。文件还规定了要保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的一些原则。　　大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项英、罗章龙等９人为中央委员，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５人为候补中央委员，由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后由于谭调职，改为王荷波）５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担任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　　党的三大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原则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充分发扬民主，在分析中国社会矛盾和明确中国革命性质的基础上，正确解决了建党初期，党内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存在的重大分歧，统一了全党的认识，正式确定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策略方针，使党能够团结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　　党的三大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孙中山先生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召开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胜利地举行了北伐战争，促进了中国革命的高涨。但是，大会对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农民问题和军队问题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　　党的三大结束的当天，代表们来到黄花岗烈士墓前，在瞿秋白同志的指挥下高唱国际歌。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就在雄壮有力的国际歌声中胜利闭幕了。　　（新华社北京５月２１日电）　　
新华报业网版权所有　版权声明　|　　|　　|　联系方式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