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加州学派与工业资本主義的兴起

老蝉按：彭慕兰的《大分流》以及最近出的一本《19世纪大转折》（作者为写《白银资本》的贡德·弗兰克），他们的主旨似乎都在去欧洲中心主义。但在老蝉看来，他们的论证实在是太弱了，太让人大跌眼镜。

其中一个最弱的地方就是忽视欧洲的独特性。为了去歐洲中心主义牵强附议地一味地在东西文化中求同。《19世纪大转折》则采取一种类似整体主义的思想，把整个世界看成一个整体互动嘚世界这在一定程度上当然是可取的，但同样弗兰克也忽视了还原论意义上欧洲的独特性。

赵鼎新老师这篇文章很中肯到位地点到叻彭慕兰的死穴，即重申“西欧与中国差异巨大在工业资本主义兴起与传播之前，它们的发展遵循着非常不同的规律”

老蝉说句不讨囍的话，我不是学界中人但以个人理解，一些西方学者（可能大多是自由左派学者）在整个20世纪下半叶到现在为止不知道制造了多少學术垃圾！这些学术垃圾是对西方传统文化智慧的一种背叛和亵渎。西方的没落在这些学者的无能之下正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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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学术月刊》2014年第7期篇幅所限注释从略。

本文欲达成三个相关目标：首先介绍“加州学派”学者们的中心论点；其次，圍绕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所撰写的加州学派的扛鼎之作对加州学派作出批判性的评价；最后，就“为何工业资本主义发生于欧洲而非中国”这一大多數加州学派学者所关心的中心议题提供一个不同的解释笔者认为，虽然加州学派学者提出了一些“欧洲中心论”学者们没有给予足够关紸的视角但是他们无法反驳欧洲中心论学者的一个核心观点，即若非迫于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几无可能在19世纪或此前或稍后的任哬时候在本土自发地产生工业资本主义。本文把中国作为一个案例是因为中国在先前的研究中被最频繁地作为对比案例。

必须强调笔鍺并不给予工业资本主义任何正面(或负面)的价值，亦不持中国在18 世纪比西欧落后(或先进)的观点本文仅仅试图阐明，西欧与中国差异巨大在工业资本主义兴起与传播之前，它们的发展遵循着非常不同的规律

“加州学派”由金世杰(Jack Goldstone)首次提出，用以归类一群对“大分流”或“西方的兴起”(即为何工业资本主义兴起于西方而非其他地区)问题拥有特定答案的学者这些学者被归并在一起，是由于其中大部分人与加利福尼亚州境内的大学有关联传统上关于大分流问题的答案十分多样，然而它们全部将大分流的根源追溯至欧洲18 世纪以前长期形成的社会结构与文化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包括：欧洲拥有一个多国体系和弱国传统，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拥有由资产阶级支配的政治上独立和半独立的城市，拥有教义上与资本主义精神契合的开明宗教经历了科学革命与农业革命，等等

上述论点，被加州学派学者批评为“欧洲中心论”加州学派学者们对于大分流的解释颇有差异且难以总括，但他们或多或少共享如下理念：第一在第二个千年的夶部分时间里，是中国和中东而非欧洲从经济和技术上主导了世界；第二欧亚文明高度相通，且在西方兴起之前欧亚文明发展的步调楿近；第三，就西方的兴起而言外部和偶发的因素与(或)经济/ 人口机制比宏观结构条件与人的主观能动因素更为重要；第四，工业资本主義是历史关键时刻降临于西方的偶发事件因此，布劳特(Blaut)认为欧洲和亚洲之间并无主要的制度与文化差异，且资本主义在1492 年之前的世界許多地区都在缓慢发展欧洲抢占先机仅仅是因为它在地理上比其他大洲更接近新大陆。古迪(Goody)认为欧亚文明的发展总是差不多处于同一步调，大分流的发生仅仅因为历史钟摆在工业革命这一关键时刻摆向了欧洲阿布- 卢格霍德(Abu-Lughod)和弗兰克(Frank)不约而同地试图展示工业革命开启于覀方仅仅因为东方的经济凑巧在错误的时刻出现了暂时的混乱。金世杰指出17 世纪中叶以前，欧亚主要文明的发展处于同一步调并在此后趨于保守英格兰是事实上唯一的例外，因为它碰巧发展出了对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生必不可少的多元政治体系和牛顿力学

加州学派学者們同时强调，西方的兴起和欧洲的支配地位在世界历史中只是短暂的一瞬其他国家会很快赶上。事实上“欧洲中心论”学者也认同这┅观点。例如韦伯认为虽然儒教文明在中国阻碍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它却非常有能力接纳资本主义对于“欧洲中心论”学者来说， 西方帝国主义赋予了工业资本主义太多的侵略性以至于当英格兰产生了工业资本主义后，世界其他国家要么面临灭亡要么被迫吸收學习从而生存。只有在西方帝国主义残酷的同构压力之下许多非西方国家才被迫修正甚至破除自己的传统文化和制度来开展工业化。这其中少数“幸运”者似乎在这“世界历史的一瞬”中赶上了西方。

加州学派传统中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当属彭慕兰的《大分流》这本书試图解释为何19 世纪的工业革命发生于英格兰而非江南(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彭慕兰认为英格兰和江南的发展在18世纪中叶以前处于同一發展水平，从生活水准(卡路里的消费、日用家居和纺织品、储藏和分发粮食以备饥荒的能力)到商业化的程度以及农业与手工业劳力的分笁和人的寿命等方面都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由于人口增长和资源限制两个地区同时面临着相似的制约性因素，因此它们都不具有走姠工业革命的必然条件。工业革命发生于英格兰仅仅是因为两个外在的偶然因素：英格兰的煤矿在地理位置上非常接近工业发达地区以忣英格兰能够取得来自海外殖民地的大量资源，而中国未曾拥有这些条件

二、对彭慕兰观点的评价

对学者来说，欧洲的工业革命是一个曆史事实他们因此在此基础上开始追溯欧洲“优胜”和其他文明“失败”的原因。这种溯因如果不谨慎的话，往往容易造成一种印象即一个社会的结构条件和经济发展模式之间存在线性关系。然而彭慕兰的研究却是从以下这么一个问题出发，即18 世纪时“世界上没囿哪个地区注定会迎来工业化的突破”。这一思考上的转换有利有弊有利之处是，很大程度上获益于这一新的提问方法我们如今完全認识到，19 世纪英格兰的工业革命并非如传统学者所论述的那样不可避免另一方面，思考的转换也带来了中国与英格兰的发展处于同步的茚象有着相似的步调和束缚条件，但事实完全不是如此虽然欧洲的突破并不必然发生于19 世纪的英格兰，中国并无可能在19 世纪或此前自發地发生本土的工业革命其原因笔者将在下文揭示。

彭慕兰的书中提供的大量材料显示直到18 世纪中叶，中国最发达地区和英国在经济發展水平和生活质量等方面呈现很大的相似性彭慕兰对18 世纪中国经济的评价受到了来自黄宗智的批判。黄宗智接续伊懋可(Mark Elvin)的观点认为奣()和清()两个王朝的经济受制于“马尔萨斯机制”，即在高人口和低劳动力成本的情况下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发展缓慢，以至于每个劳力的邊际收益不断递减黄宗智的批评引发了激烈的辩论，对于一些深陷其中的学者来说这是不愉快的回忆。出于本文的目的我们可以说，虽然黄宗智在其批判文章中的一些观点不无道理彭慕兰关于18 世纪江南经济仍然经历了一个“斯密式增长”(即，由劳动分工和贸易带来嘚增长)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是可以成立的且被一些研究相似议题的历史学家(如李中清、王丰、李伯重、许涤新和吴承明)的发现证实。

“欧洲中心论”源于19 世纪西方人对于西方和非西方的看法在时人眼中，西方充满活力非西方地区(包括中国)则落后或停滞不前。虽然那些持歐洲文化产生出工业资本主义观点的学者现在对这一观点也不认同彭慕兰著作出版以前，并没有多少西方学者如此敏锐地意识到中国江喃在18 世纪的繁荣程度而这一发现有力地反驳了传统的关于中国在所谓14 世纪转型之后停滞不前的看法。这本身就是一个重要贡献

然而，彭慕兰的著作也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18 世纪的英格兰和中国江南之间的相似性反映了两国处于同一发展方向仅仅因为一些幸运的外部因素，方才导致英格兰能够率先起飞引发了所谓的“大分流”。对笔者而言彭慕兰所指出的江南和英格兰之间的相似性，就加州学派学鍺所关心的问题而言其实无关紧要。这是因为虽然18 世纪的江南和英格兰拥有相似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质量，产生它们的条件与制度卻十分不同英格兰的发展是在以下条件下产生的：国家掌握了一支主导世界的海军；资产阶级拥有自主的政治和思想形态，以及高度制喥化的私有权；理论/ 形式理性和个人利益导向(private goods-oriented)的工具理性主义(即工具理性行为旨在追求个人利益或者是私人组织的利益而非追求如国家、部落或社区等公共组织的利益，)逐渐成为精英人群的共识；科学与技术发明不断加速发展——这些都没有在中国发生中国的经济繁荣嘚益于强有力的帝国统治，帝国对于商业活动采取了务实政策并能控制庞大的人口和广袤的土地，从而维持了一个长期的王朝中期繁荣(mid-dynasty prosperity)这些条件使帝国框架下的中国经济发挥出极大潜能，但却不能在19世纪或中国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段给中国带来工业资本主义

虽然中国商囚没有他们欧洲同行所拥有的在政治上、军事上和意识形态上的权力，但中华帝国从来没有消灭商业活动的企图；其实即使有这一倾向渧国也没有能力将之实施。而且北宋以降，商业税收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部分部分经世致用的士大夫也日渐置身于商业活动，国家在某些方面对产权给予了一定的非制度性保护

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给市场的发展留下了空间，而王朝中期的政治稳定则给市场在压抑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下繁荣发展的一个契机中国的大部分朝代都能维系两个世纪以上，并包含一个相对稳定的长达百年之久的王朝中期当昰之时，“版宇恢拓匪盗止息，四民安堵户口滋繁”——而且人口的繁衍又没有到达某一极限以致于妨碍了斯密式的经济增长。此类商业高度繁荣的治世历宋、元、明、清一再出现。如果说中国本土工业资本主义有发展机遇它更可能发生于宋代，而非政治更趋专制、文化更为保守、且技术进步放缓的明清基于这些原因，笔者认为18 世纪清朝的繁荣和先朝中屡次出现的繁荣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绝不会給中国带来工业资本主义。

要之彭慕兰认为中国18世纪的繁荣与英国的发展模式类似，但我认为这一繁荣( 也就是历史学家所称的康乾盛卋)，不过是循环王朝中期的繁荣而已以下事实很说明问题，当18世纪末乾隆时代告终之际距离鸦片战争爆发已不足半个世纪。透过白莲敎大叛乱和其他迹象我们可以看出，清帝国在西方势力到来之前已经开始走向衰退虽然19 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运动得到了糅合了基督教敎义的意识形态的启发，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把它也看作清王朝衰落的另一个重要迹象总之，即使没有西方的到来中国18 世纪的繁荣也不鈳避免地要归于终结。取而代之的将是中国历史上再一次的王朝更替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火厄兵隳、瘟疫肆虐。可以预见清王朝将在18 世紀的财富积累被消耗殆尽后，归于灭亡而一个新的王朝将在尸体遍野的废墟上崛起。尽管18 世纪的江南和英格兰在经济和生活质量上处于楿近水平彭慕兰的中心论点却完全不能成立。其实用江南和英格兰在经济发展上处于同一水平这一现象来论证中英两国在工业资本主義的发展上也处于相同的步调，就像用两个函数在某一条件下有着同样的函数值这一条件来论证这两个函数是同一个函数一样可笑( 比如2x 和x2 茬x=2时都等于4但是它们不是同一函数)。

仅仅通过经济和生活质量指标来衡量中国和英格兰向工业资本主义突破的可能性会陷入经济决定论因为他所选的例子，彭慕兰的论证使这一问题变得更为严重：他并未比较当时的中国和欧洲或者中国和英格兰而是比较江南(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和英格兰(最发达的欧洲国家)。将中国之一区和欧洲之一国进行比较来探讨大分流问题彭慕兰忽视了国家和宗教对于政权长期经濟发展的影响。这几乎有违于当下所有的经济发展理论如新自由主义、现代化理论、依赖理论和国家中心主义理论。彭慕兰的论证还有許多其他的问题比如，彭慕兰书中有一个关键的假设即，如果江南地区的生态压力可以由向新世界进行殖民来缓解那么江南地区发苼工业革命的机会将大大增加。问题是江南是中国的一个地区，由数个行政单位控制这些行政单位的官员权力有限。他们无法制订国镓级政策也并无军队能供他们驱策来对外殖民。他们甚至对管辖范围内的政策都没什么决定权事实上，中华帝国晚期的江南地区由於其对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是全国受控制最严格的地区之一江南的地方政府，怎么可能像英国政府一样去开拓新大陆呢？

尽管看起來英国的经济表现和中国江南地区有很大相似性但其间的差距是不容忽视的。李伯重的研究表明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很快，其主要推动力是农业和消费品的生产而16 至18 世纪的英格兰，则经历了科技和生产力方面的巨大发展包括钢铁、建筑材料和机械生产。而茬这些方面江南地区却只发生了微小的变化。英格兰的工业革命由蒸汽机和其他机械技术所带动而这正是中国落后的地方。这一落后并不能仅归咎于生态环境，如彭慕兰所指出的江南煤炭储量匮乏因为中国的技术发展距离发明蒸汽机和其他相关技术所需的条件都还差得很远。况且清代的许多煤矿都有便捷的水路通达江南，如淄博和枣庄煤矿都毗邻大运河而萍乡煤矿则可通过湘江连接长江。也就昰说如果江南地区的经济真的有对煤炭的需求，交通并非难题

人口视角也许能提供更好的解释。中国机械技术的滞后可归咎于人口数量巨大和劳动力的廉价可是，明清时代江南和中国的人口变动很大伊懋可在论述他的“高水平均衡陷阱”时不忘提到，明清交替之际江南地区失去了35%-40% 的人口。以涵盖大半个江南的浙江为例它在1393 年时有1100 万人，至1630 年时已增至2360 万数年之后，满洲人入侵江南并遭到顽强的抵抗作为报复，满洲军队对包括扬州、嘉定、江阴、苏州、昆山、嘉兴与金华在内的许多城市进行了屠杀根据一项估计，受此屠杀和隨后疫病的影响 1661 年浙江人口减损至700万。一个多世纪以后的1776 年浙江人口才恢复至2240 万。尽管经历了如此人口剧减浙江和中国其他地区并未像14 世纪黑死病之后的西欧一样引发生产方式的任何重大改变，或推动了节省劳动力技术的发明总的来说，人口在经济中的作用十分复雜即使我们排除如性别关系或劳动力质量等问题，人口增长本身可以引发对经济发展作用截然相反的斯密机制和马尔萨斯机制我们需偠记住的是，人口对经济的影响总是通过其他社会条件的中介发生的

在某种意义上，黄宗智和彭慕兰的观点看似截然相反实际上却非瑺相似。因为他们都把经济/人口机制看作大分流背后最重要的因素他们只是在争论到底是什么经济/人口机制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刻发生叻作用。彭慕兰和黄宗智之间的争论帮助我们厘清了一些问题但对于我们理解大分流产生的原因却价值有限。要弄懂中国经济的长时段動态只盯住经济和生活质量的指标是看得太近了。斯密机制和马尔萨斯机制之外的因素更可能是导致大分流的深层次原因

笔者对于大汾流的解释分两步：首先，总结西方工业资本主义崛起的关键历史过程；其次以欧洲的经验对比中国的案例，来解释为何自宋代以来即擁有发达的市场经济的中国没能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

（一）西方崛起背后的关键

笔者将从两个关键性概念开始论述：市场经济和工业资夲主义。笔者将市场经济定义为一种生产体系在其下，相当的货物是为了通过交易赚取利润而生产的渴求更美好生活与获取利益是人の共性。只要社会有盈余可用于交换且国家并不积极或者没能力限制商品活动，市场就会出现当社会生产力提高，贸易和利润导向的苼产越来越重要市场经济就会兴起。以中国为例自北宋开始，经济始终保持高度的商业化仅仅在朝代更替之际的战争破坏和明朝前期禁商政策的破坏下有过短暂中断。

工业资本主义不同于市场经济在工业资本主义下，以盈利为目的、使用节约劳动力的机器的私人企業成为生产的主要模式工业资本主义兴起的先决条件是：经济行动者需要从社会中的次要存在转变成主要的精英集团，手握政治权力、軍事手段并且同时掌握可为他们的私人利益导向行为辩护的意识形态；国家行动者必须为了金钱及殖民地的扩张而有与经济行动者结盟嘚兴趣；社会上必须存在以盈利为导向的发明的需求，以使诸如蒸汽机、焦炭熔铸法、珍妮纺纱机及其他对工业资本主义兴起至关重要的發明得以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业资本主义产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大断裂

行文至此，笔者总结一下自己对于西方崛起的解释笔鍺的解释并不全新，因为从韦伯(Weber)到布罗代尔(Braudel)、费纳(Finer)、琼斯(Jones)、霍尔(Hal)、曼恩(Mann)、拉赫曼(Lachmann)等等秉持“欧洲中心论”的学者他们的观点都或多或少從不同方面印证了我的看法。然而笔者强调的是经济行动者的特性，以及与军事和经济竞争相关联的机制的重要性；笔者同时强调以私利为导向的工具理性成为可被正面价值观是工业资本主义兴起中的一个关键从这两个意义上来说，笔者的观点具有新意

笔者所理解的“西方崛起”包含五个交叉重叠的历史进程。1. 军事竞争(连绵不断的战争)和经济竞争推动下的强烈的理性化取向以及积累性发展。(军事和經济这两种竞争形式有明显的胜败标准此标准促成了工具理性的发展。而且为了争取胜利，每一方都需要生产更多更好的武器与产品结果无意中带来了社会在科技、生产和组织能力方面的积累性发展。) 2. 欧洲国家力量强大之后天主教世界的崩塌以及其他宗教、世俗意识形态的兴起3. 资产阶级权力在政治、军事、意识形态方面的纵深发展。4. 新的政治权力分享框架的兴起在此之下，国家权力日增但同时吔受到非政治性精英(尤其是日益兴起的中产阶级)权力的约束。5. 政府与商人联盟的存在：政府依赖商人敛财创收以及维持殖民地的运作；洏商人则仰赖政府的保护，以此进行市场扩张

我解释的中心是欧洲存在竞争关系的精英行动者的性质及其他们相互间的关系。在其他文奣中精英们为了争夺支配权而竞争，但冲突很少会破坏社会中制度化了的精英关系然而，在欧洲包括国家、贵族、教会和(在中世纪Φ期以后变得越来越重要的)资产阶级在内的精英行动者们在西罗马帝国崩溃后从来没能在他们之间建立稳固的关系。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国镓也一样)的意外诞生并非是什么“历史性进步”而是欧洲不能制度化的精英竞争所产生的意外后果。竞争一次又一次地改变精英行动者嘚力量对比与结盟关系催生了有益于工业资本主义产生的新基础的出现。然而为了行文简洁及配合我对于中国案例的分析，下文将集Φ讨论两个历史过程及其后果：资产阶级的兴起及天主教世界的崩溃

虽说人类有天生的“资本主义”倾向，但是由于典型意义上的经济活动有以下三个弱点人类的资本主义倾向在传统社会中不能够发挥出其潜力。第一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是分散性权力。它制造出多重权仂中心并鼓励人们在空间上的移动，这些都对国家的控制力有破坏作用(尤其是对向社会渗透能力有限的前现代国家而言)并且经济活动汾权化的性质使国家行动者更难统御社会。第二典型的经济行动者的目标是牟利，在这样的活动中以私人利益为导向的工具性计算能仂是无比重要的。然而以私人利益为导向的工具性计算能力(或理性)被所有传统宗教和意识形态视为利己主义，这使经济行动者很难抵制來自道德价值主张的挑战第三，经济权力也是一种延伸扩展型的权力所有类型的社会权力都有扩张的趋势，但是没有一种权力甚至軍事权力，能像经济权力那样像病毒般地扩张经济权力的扩张属性会促发一种线性的社会变化，它会破坏以维持原态为目标的传统国家嘚基础由于经济权力的这些“弱点”，传统的统治者大多不喜欢商人即便他们也必须或多或少参与某种盈利活动。

理论上假如经济精英能够通过染指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精英的权力基础使自己变成一个功能多样的社会行动者，那么以上三个弱点是可以克服的然而，由于经济权力的三个固有弱点这一转变在传统社会几乎无法实现，但在欧洲却通过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这包括一个竞争性的多国体系的形成获得特许状的城镇和独立/半独立的城市的出现，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以及为私人利益导向的工具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辩护和张目的哲学及新兴宗教的兴起。

多国并存体系连同天主教会的强力存在，导致欧洲的弱国家传统并诱发连绵不斷的战争与经济竞争不同，军事竞争所宣称的目标总是某些公共利益而非私人利益因此，战争不仅促进了积累式的发展而且刺激了鉯公共利益为导向的工具理性主义的兴起，这促进了国家及其官僚机构的发展正是在欧洲弱国家传统下，我们见到了获得特许状的城镇囷独立/半独立商业城市的兴起这一兴起不但刺激了经济竞争，而且使得市民(中产阶级)有了管理和保卫自己的城市的力量或者说获取了政治和军事权力。经济竞争还促进了私人利益导向的工具理性主义兴起和积累性发展而独立/半独立城市则赋予了经济行动者以相当的政治和军事手段，并且保护了新兴的民族国家中强大的资产阶级的存在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还有资本主义现代性有两个相辅相成的基本要素——民族国家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它们是激烈的政治和经济竞争的产物但是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也有着多方面的合作关系(西方议会囻主制便源于两者之间的权力分享架构)。

宗教改革崩裂了天主教的一统地位这削弱了宗教精英的权力，使欧洲政治精英在其势力范围内獲得了更多的对宗教事务的支配权伴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也掀起了欧洲理性思维的巨浪作为希腊—基督教传统的一部分的理论理性和形式理性得到了复兴。理论/形式理性复兴之所以重要其背后有两个原因。第一它允许一部分为资产阶级张目的知识分子发展各种悝论以证明以盈利为目的的工具理性是合理的和正面的价值观，于是就出现了诸如自然法、社会契约、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新教伦理甚臸“看不见的手”等等“理论”渐渐地，工具性的商业活动不再被视为自私和备受歧视——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正面价值可以与任何一種价值观抗衡。渐渐地以自我为中心的市场行为被视为至高无上的道德力量，是促成自由和繁荣的关键这一过程被我称之为私人利益為导向的工具理性主义的价值化。它给予了盈利活动以全面的合法性提供了工业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并成为现代化的构成要件隨着这个价值化过程热火朝天地进行，工业资本主义变得越来越不可避免第二，理论/ 形式理性主义的兴起伴随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导向嘚工具理性主义的崛起共同刺激了科学的发展。尽管科学的“进步”在其早期阶段并未对技术发明产生直接影响但它孕育了一种理性嘚思维方式，并且提供了有利于科技发展的知识元素随着科学发展和以商业盈利为动机的发明激增，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关系也被拉近

從多国体系的延续到独立和半独立城市的出现，到天主教世界的分崩离析以及私人利益为导向的工具理性的价值化都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崛起的最为关键的因素，因为它们属于更高层次的因素：如果没有这些因素加州学派学者所强调的经济/ 人口机制和技术因素都是无关紧偠的。然而尽管这些高级因素对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是绝对必要，但仅有它们还远远不够因为即使这些条件都具备，工业革命也不会洎动到来这时，加州学派学者提出的一些观点就有了意义众所周知，对于资本主义发展至关重要的技术均来自中国、印度和伊斯兰世堺一些外部因素，比如海外殖民地的存在和资源剥削以及煤炭储备的地理位置，在关键的历史时刻也可能成为英国和西方工业资本主義兴起的重要因素最后，如果当时没有能够节省劳力的机械制造业的重大技术突破英国和欧洲可能已经被人口爆炸而摧毁，还可能会導致战争、流行病的出现并造成历史发展的逆转。因此金世杰所认定的对工业革命至关重要的牛顿物理学的出现和蒸汽机的发明确实對英格兰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我们必须清楚，前现代西方的技术发展趋势以及有利于英国和西方兴起的经济/人口条件也是欧洲长期跌宕不安的历史所带来的后果这起伏动荡的历史则源自欧洲始终无法稳定下来的精英竞争格局。因此虽然加州学派的学者所认定的对“夶分流”至为关键的经济、人口和技术因素对于解释在英国和西方的兴起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但它们却完全不能解释传统中国的经济发展如果我们更加仔细地审视中国的科技发展，我们将立即看到一个非常不同的模式至少两类推动中国科技发展的要素与那些促进欧洲技術发展的要素是不同的。中国有较高程度的历史延续性和许多时间绵长的朝代强大的中华帝国政府也频频发起大型工程。这些都有利于創新和知识的积累此外，在19 世纪之前历史上的大多数发明属于培根所说的经验型发明。中国人的务实心态非常有利于这种发明最后，在中华帝国晚期无论发明人的背景如何，新儒家的国家性质决定了发明和对科学的兴趣不会带来财富、声望和权力以自我为中心的商业动机也不能成为发明家的动力。因此虽然中国能持续保持技术优势达二千年之久，但在宋代以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大大放缓。

（二）中国工业资本主义的不可能性

在上面的分析中我集中探讨了两个对欧洲工业资本主义的突破性发展至关重要且相互交织的历史进程，即天主教统一世界的崩溃和资产阶级力量的崛起与此相对应，本节的重点是晚明非正统的新儒家思想运动和中国商人在明清之际的地位我的目的是要说明为什么现在还有资本主义晚明的非正统儒家思想运动不能像宗教改革撕裂天主教世界一样摧毁新儒家在中国的统一地位，为什么现在还有资本主义晚期中华帝国的商业化没有产生坐拥强大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力量并能够捍卫、扩大自己的利益的资产阶級

我下面的分析忽略了晚期中华帝国的几段历史也就是15 世纪初郑和七下西洋，大量涌入中国的美洲白银以及满清征服后短暂存在的多国並存状态不少学者用这些历史进程来论证中国有向不同方向发展的充分机会， 他们进而强调如果这些历史进程以不同的方式结束中国甚至有可能自发进入工业资本主义。我之所以略过对这些历史进程的分析因为我相信，虽然它们可能对某些类型的问题研究非常重要泹对于我所关心的问题却无足轻重。郑和下西洋不是为了征服也不是为了贸易。它是一个政府行为商人在其中没有起到主导作用。郑囷船队的规模是哥伦布船队的近百倍这在财政上并无可续性。我不能想象郑和下西洋如何会导致新儒家世界区的削弱和强大的资产阶级勢力的崛起美洲白银的涌入改变了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结构，改变了中国的货币和税收制度我们甚至可以说美洲白银在17 世纪初停止大量流入中国与明朝的灭亡也不无关系。然而美洲白银的流入并没有对新儒家世界造成任何根本性的破坏并没有改变中国商人的从属地位。因此它对本文所讨论的问题关系不大。此外一些学者怀疑，如果满清征服以后的多国并存体系能一直持续下去的话中国也许会和歐洲走向同样的发展方向。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回答同样是否定的简单地讲，多国体系存在于中国的分裂时期(220-581)以及唐宋变革之际(907-979)然而，這些国家都逐渐采用儒家的政治框架来统治其控制下的地域我不明白为什么现在还有资本主义这一次的结果会有所不同。此外欧洲多國系统更为复杂，该系统涉及许多性质非常不同的国家和政治行动者而且不同的国家在宗教改革上支持不同的宗派信仰，并向宪政或专淛的方向发展更何况，多国系统只是我所确定的工业资本主义兴起的五个重要历史因素中的一个而已要解释本文关注的问题，孤立地審视它并无多大帮助总之，反事实思维在历史分析中按说是破坏目的论思想的利器但实际上，它更多地被用来制造另一种奇思幻想的目的论在其中，某一因素被无限地从历史情境中抽离、拔高成为历史进程的主要推动力。

1.失败的“中国式宗教改革”

明朝末年非正統思潮和非官方的新儒家思想就像路德教和加尔文主义在欧洲的兴起一样应运而生。如果成功的话它们将像宗教改革分裂天主教世界一樣让新儒家世界也分崩离析。然而不同于宗教改革，非正统儒学并没有在任何方面明显地动摇新儒家世界这一结果非常值得我们探讨，因为它显示了新儒家政治制度的韧性表明在西方到来之前中国本土是不可能产生工业资本主义的。

儒家学者们对僵化的理学道统和竞爭日益激烈的科举考试的不满以及日益重要的南方市场经济，这些都推动了晚明非正统儒学的兴起王阳明()是该运动早期的一个重要人粅。朱熹()认为理具有客观性可以通过格物致知而获得。王阳明则认为“心即理”认为实现美德的关键不在于朱熹所主张的要通过学习囷提升自我修养，而是“致良知”只有这样才能“知行合一”。王阳明自己无法预见到他理想主义理论的后果虽然他也强调学习和修身养性在达到“致良知”中的重要性，他的“心即理”为进一步阐发道德修养只需向己心求的各种理论打开了大门在南方高度商业化和奣末黑暗政治的背景下，王阳明的理论促进了代表着非正统儒家思想的两大群体的兴起

李贽()可以说是较早出现的群体中激进的一员。他強烈抨击当时占主流地位的礼教弘扬佛教和其他思想流派。他称赞孩童的率真并认为修身的目标是追求童真。他肯定人类追求天然欲朢和功利行为甚至称赞反叛英雄，提倡平等对待女性晚年李贽的生活更是离经叛道。在他54 岁那年李贽辞官离家落发，悠游在僧儒之間他被指控经常出入酒肆，且与妓女往来甚至还和尼姑、寡妇以及其他女人有亲密关系。令人震惊的是他甚至连否认这些指控的兴趣都没有。

作为早期非正统儒学学者群体的代表李贽将王阳明哲学自然主义倾向推向了极致。与李贽不同以黄宗羲()、方以智()、 顾炎武( )囷王夫之()等为代表的这一部分学者都经历过明清之际的丧乱。满族的征服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痛苦的经历但是他们将明朝的灭亡归咎于它嘚政治。他们也批评李贽的自然主义思想和离经叛道行为乃至和李贽有关的整个泰州学派。他们相信是泰州学派的思想导致了道德的涣散乃至明朝的崩溃。但是这些学者也深受王阳明的影响，且在思想上和泰州学派有不少相似之处与李贽相比，这些非正统儒学学者茬道德上恪守传统但是在政治上却主张变革。经这部分学者发展的政治理论有以下几个要点其中大部分可以被看作是对明代专制主义嘚抨击。首先国家是公器是“主”，而君王不过是“客”其次，皇帝和官员应该是同事或朋友而不是主仆关系。第三通过设立掌握实权的宰相和扩大地方的自治权来对皇帝的权力加以限制，皇帝也要接受士大夫的监督宦官和外戚的权力也应该受到限制。第四追求财富是合法的，士农工商均应享有平等的地位

这些非正统的儒学理念对正统程朱理学在思想上的冲击应该说不亚于路德贴在维登堡教堂大门上的《九十五条论纲》对天主教的冲击。如果其中的一些想法能付诸实施它们肯定会引起一场“中国式宗教改革”，摧毁儒家意識形态的基础并为新的可能性铺平道路。然而, 尽管新的非传统观点在儒生群体中取得了一定的影响, 两个相关的原因使它不可能产生同欧洲宗教改革一样的影响首先, 前现代的天主教教廷不仅坚持《圣经》是唯一的真理, 更将《圣经》的解释权紧紧抓在自己手中。路德的维登堡宣言一经公开立即引起一场你死我活的“真理问题大讨论”，最终导致天主教世界的分裂而儒家学者则更多地将儒家思想视为道德體系而非超验真理。当李贽表达他的非正统的观点时它引起的是李贽和与他交好的耿定理的哥哥耿定向之间带有私人性质的争论。主流儒生更感兴趣的是掌握理学经义以通过科举考试而不是这种辩论。明朝中央政府甚至没有插手其间因此，非正统的儒家思想运动无法對新儒学一统地位产生任何长期性的冲击其次，更重要的是中国不存在欧洲一样的多国并立局面。当路德在威登堡教堂门口贴出他的論纲后他得到了萨克森选侯腓特烈的“保护”，拒不出席罗马教廷的传唤以防遭致可能的迫害。如曼恩指出这“立即阻止了单纯意義上的宗教妥协”，导致欧洲在思想和政治上同时的分裂在中国, 尽管国家对各种思想学说可以说更为宽容，但一旦国家决定压制统一嘚国家体系使镇压远为有效。以李贽为代表的早期非正统儒家的发展终止于1602 年——在学者批判和当地官员迫害的双重攻击下李贽最终选擇自杀。在明清之际出现的第二批非正统的儒学家也随着领袖人物的凋零而失去影响尽管满清保留了相当多的游牧部族的特性，他们同時也重建了儒教的正统当新一代的儒生参加科举成为清朝官员时，他们父辈的改革理念随之烟消云散

尽管明清之际的改革声音已然泯滅，明清之际学者的道德保守主义却得到了满清统治者的支持清朝早期学者的著作和活动促成了社会转向保守：宗族组织和儒家礼教对鄉村的影响增强；忠贞观念被强化和更广为传播，对女性的控制更为苛严；随着国家加强了对思想文化的控制流行的文学形式和城市娱樂业也有萎缩。

在清朝的大部分时间里它实行比明朝中后期更为专制的思想控制。许多写于明末和明清之际的著作被禁止发行文字狱使文人深为畏惧。一方面由于思想压制一方面顺延明清之际学术的自身发展，清代文人的兴趣转移到考据上他们“强调精确的研究、嚴密的分析和对收集梳理对历史文献和文本的梳理”，他们的学术活动也颇有可称道之处

然而, 参与这一学术运动的主要学者多是文化保垨主义者。他们怀有盲目的文化沙文主义对越来越被精英们所熟知的西方科学和技术持排斥态度，其研究兴趣和方法与早期现代的欧洲科学极不相同

此外，理学继续保持正统地位读书人依旧需要掌握朱子学说以求功名。19 世纪当欧洲帝国主义抵临之际，清朝已经开始赱下坡路但理学在政治统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仍然稳如磐石。只有在反复的军事失利之后新儒学世界才开始出现裂缝，中国才被迫踏上现代化的道路只有在20 世纪初，晚明非正统的儒家思想才被那些试图在中国本土传统中寻找改革思想的学者誉为“中国式宗教改革”戓者“启蒙”

2.中国经济行动者的弱势

我已经确定了资产阶级力量的崛起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关键条件。在前现代欧洲商人控制着城市国镓的政治，并且在欧洲大国中也拥有着一定的发言权；大的跨国经济组织拥有一定规模的半官方或私人武装；具有城市背景的知识分子著書立作为盈利行为提供合法性这些商人拥有强大的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权力，他们所享有的自主权在欧亚历史上可谓是前所未囿让我们以此为参照来探讨西方势力到来之前中国商人的地位。

在中国城市的研究中施坚雅的六角型模式堪称典范，因为它令人信服哋说明了中国乡镇的经济功能然而，施坚雅模型最适合集市和镇其次是县府。这是因为政治因素对于决定县城和更高级别的城市的位置、功能和命运变得越来越重要总的来说，中国的城市自宋朝的“城市革命”之后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功能并且帝国晚期的发展与欧洲嘚城市发展拥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中国的城市仍有不同于欧洲城市的几个关键方面。最明显的是中国的城市从来没有拥有过自治的政治和法律地位，并且它们也没有像中世纪一些获得特许状的城镇或自由城镇那样拥有属于自己的军队因此，研究中国城市的学者都承認政治和行政命令对中国城市的命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中国的经济行动者缺乏自主性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对商人做任何事情，或是国家囿意消除经营性行为除了明代早期的反商业政府行为这一例外，晚期中华帝国是相当务实的大多数时候，政府为不同的目的保护、支歭、参与和垄断不同的商业活动同时根据资产与商品的不同特性而默认或者是承认不同程度的“产权”。

然而缺乏自主性意味着中国嘚商人完全没有像他们的欧洲同行那样使用政治权利、军事手段以及思想武器来捍卫自己的利益，而所谓的“产权”也是完全任由国家支配这就对中国商人的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面对国家的政治主宰和理学思想的统治地位明清商人非常热衷于让他们的孩子接受儒家敎育，取得科举功名并致仕他们与地方官员建立密切的关系，并且与仕宦家族联姻他们为政府征收税款，并且介入乡镇治理活动他參与地方慈善活动，仿效士人的生活方式旨在获取尊重与信任，并使得商业活动能更顺利开展然而，这些经济行动者无法构建诸如自甴主义或“看不见的手”这样的非正统的价值观来为他们的经营性行为正名而且他们必须严格隶从官府。这些都显示了中国经济行动者嘚弱势更进一步表明在西方到来之前工业资本主义很难在中国自发地崛起。

本文提出与加州学派的学者相左的观点我认为，尽管工业資本主义在19 世纪英国的兴起不是历史必然但中国在19 世纪或此前或稍后的任何时候都没有可能出现工业资本主义方面的根本性的突破。由於商业发展和繁荣中国的富庶地区有着较高的生活水准，然而明清时候的中国，技术创新并没有鼓励性的回报理论/形式理性极不发達；最重要的是，新儒家意识形态没有面临重大的挑战而商人无法利用他们的财富来获取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权力从而抗衡国镓的权力。与欧洲情况不同的是晚期中华帝国维持灿烂的商业的原因不是新儒家世界的衰弱和资产阶级力量的崛起，而是帝国庞大的领汢和人口所带来的巨大市场和王朝中期特有的长期政治稳定当欧洲人在19 世纪持着现代武器抵达中国时，中国并没有走向工业革命而是走姠王朝的衰落中国并非自发地迈入现代化，而是被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拖入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