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 要立足传统文化再出发--新华日报
第16版：讲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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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 要立足传统文化再出发
核心提示&&&&●&今天的中国人离不开传统，离开传统你就是一个穷光蛋。&&&&●&如果以春秋时期的视角来观察，孔子实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有机结合。&&&&●&在江苏，文化遗产事业投入1元钱可以产出6元钱，在全国，投入1元钱可以产出8元钱。&&&&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和民族能够脱离传统而实现现代化。世界的现代化从欧洲寻找传统的“文艺复兴”开始，东亚地区则是在儒家的文化基础上实行现代化的，如果文化血脉被割裂，文化的创新资源就会越来越稀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到今天，我们面临着一个问题：中国与世界，传统与现代如何对接。&&&&用世界视野&来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应该放到世界视野中去观察，我做了一张世界文明代际发展和空间分布图，不同文明有绿、紫、红三种颜色。&&&&绿圈是原生文明，一个围绕着地中海，包括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以及后来的阿拉伯文明，甚至包括后来被纳入印欧语系的印度文明；还有一个围绕太平洋，包括东亚的中华文明和美洲的玛雅及印第安文明。这些5000年前后诞生的人类第一代文明，只有中华文明延续至今。&&&&紫圈一个在英国，一个在美国，我称作第二代文明，与第一代农业文明不同，第二代文明是工业文明，诞生在英国，后来传播到新大陆，目前美国达到了最高峰。&&&&红圈落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土地上，我称作第三代文明，社会主义是人类的一次伟大实践。&&&&稍作梳理，就知道中华文明何等非凡。最古老的四大文明古国，在2000多年前，只剩下希腊罗马文明和中华文明，东西方交相辉映；公元前476年开始，西罗马帝国灭亡，欧洲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中国却有四大发明，并保持了1000年的高度发展，宋朝的城市化率超过30%，钢产量世界最高，经济总量占全球75%以上，这一时期能跟中国文化媲美的，就是7世纪左右成长起来的阿拉伯文明；后来，西方经过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进入了新的时代，到中国清朝时，虽然GDP还占世界的30%以上，但是已经全面落后。我们重点观察1840年以来，中国发生了四大转型，第一是文明转型，从农业文明进入了工业文明；第二是文化转型，从传统文化变为全面接受西方文化；第三是社会形态转型，从封建帝制转为社会主义；第四是动力体系的转型，从内部的动力转为融入全球化的动力体系。对于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文明而言，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革命，转型之急之快惊心动魄，震动世界，如果中国成功，将是世界文明的一大成果。&&&&我们如何从经济大国变成文化强国，为人类提供一种全新的现代化模式，都绕不开今天讲的话题：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转型发展&要从传统中汲取营养&&&&让我们简单理一理中国传统文化的脉络。我先抛砖引玉，说一个有意思的观点供大家思考，那就是如果以春秋时期的视角来观察，孔子实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有机结合。&&&&我认为，中国的第一次统一并不是秦始皇完成的，而是西周，形成了一个分封体系，是一个礼制的社会，秦始皇完成第二次统一，是另一种统治模式，这两种模式都留下了非常有影响的传统。到孔子时代，第一次统一面临瓦解，礼崩乐坏，人心不古，老传统面临着新形势，社会秩序要重建。这时候孔子怎么办？孔子完成了第一次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对接，历史上说孔子作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包含了文学、政治学、哲学、礼制学、历史学、音乐学，以及预测学，这就是儒学的历史贡献，儒学是对中国第一次统一的模式和历程及其文明成就的总结性认知，如果把儒学看成是孔子一个人的学问，就无法理解它为什么在中国后来的文明中，一直是主流文化，直到今天我们还在讲孔子对中国有什么意义，世界还在讲孔子对人类有什么意义。&&&&孔子之后重要的文化时期是汉武帝时期，采纳了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学说。董仲舒在江苏扬州任过多年官员，他的思想形成与当时江苏的儒学文化传统分不开。三国之前，中国的文化运动主要靠自身的创造，但三国两晋南北朝我们迎来了南亚地区的佛教文化，东亚文化与南亚文化在中国实现了高度融合，它让中国第一次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对中国的哲学、艺术、语言、文学、建筑、思维等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的因明学、逻辑学等因此被激发，道教也在佛教的刺激下而产生，它还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方式，给人的生存提供了新的张力和空间。&&&&佛教的压力，让儒学在隋朝找到了出路，建立了科举制，一直到1905年废除科举制，这1500年间，儒学借助于科举制，和整个国家的教育体系、官僚治理体系和学而优则仕的风气引领着整个的千家万户，逐步完善了中国的知识体系，就是经史子集，而佛家和道家也建立了自己的知识体系，那就是大藏经和道藏。其中儒学由于和政治、教育以及大众知识的体系高度结合，自然成为我们民族的核心文化。&&&&近代以来，我们把传统文化看成反动、落后、封闭、保守甚至吃人的，所以批判它，摧残它，结果是民族危亡之际，传统文化跟现代化没有有机结合。改革开放以后，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市场的力量，西方文化的进入，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复兴产生了强烈的冲击。&&&&而现在，中国面临着全面转型，我们必须要从传统中汲取营养，站在传统的肩膀上再出发，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如何对接的问题无论如何绕不过去。&&&&传统文化&远远不止儒释道&&&&说到传统文化，很多人想到的是儒释道，实际上传统文化是一个非常大的体系，包含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内容。我认为文化有三个层面，一个是人类生活基础的文化，人类创造的一切，跟自然不一样的都是文化。第二个层面就是知识、精神或者思想。第三个是社会实践层面的文化，比如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文化遗产等等。在哲学层面，讲物质决定精神，但在文化领域，却是精神文化决定物质文化，世界上的第一把石斧，第一件陶器，第一间房屋，第一座城市，都不是先从天上掉下来，再由人来认识的，而都是人在头脑里先产生了之后再实施的，也就是说文化实际上是从思维再到物质文化创造的产物。我们要成为创新民族，必须意识到精神文化的创造力是文化的核心。在19世纪之前，社会进步主要靠传统文化的积累，19世纪之后，发展主要靠科学教育和创新，人类这200多年的成就超过历史上2000多年，要归功于文化的发展，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导致了现代化的诞生，没有人的文化创新，创造一个新的物质文明是几乎不可能的。&&&&多样性的文化的交流、分享和融合是文化发展的推动力量，也是发展目标，联合国就认为发展要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才是发展的最高目标，因为文化的繁荣就是人的智力的繁荣，人的文明的繁荣，人的全面的发展。&&&&文化的社会功能很多，比如，它是人类社会区别于自然界的本质特征，它可以传承使后人站在前人肩膀上不断发展，它规范着人的行为模式，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走出孤立，人类之所以有民族，有国家，根本原因是一群人有共同文化，如果没有文化认同，那真要分崩离析了。可以说，文化为人类发展提供了无限可能，人类能走出蒙昧，进入文明和现代化，甚至走出地球飞向太空，都是文化这种智慧带来的。拿中国来说，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科学发展观再到创新驱动、生态文明，这都是一种文化、理念在引领着实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发展和转型，首先是文化的发展和转型。&&&&刚才我强调过传统文化不止是儒释道，其实它就在我们身边。我一直从事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就拿“红色遗产”来说，人们往往把它当成革命传统教育，但放在世界历史中看，是中国或中华民族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实践遗产，是现代中国前身的遗存，已经成为重要的传统文化。今天的中国人离不开传统，离开传统你就是一个穷光蛋，我们的语言、文字、艺术、饮食、知识体系、节庆、宗教、礼仪、城市空间、交通体系、和谐思想、文化认同等等，哪样不是来自于文化传统？就是说，我们不仅生活在现代，同样也生活在“历史”之中。&&&&传统文化里&有现代性&&&&那么传统文化对中国现代化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呢？&&&&首先，中国传统文化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前面说到的内容，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各类文化遗产，名胜古迹，它们是文化纽带，使我们有家国认同，还是我们的精神家园和生活环境，如果这些文化遗产不能够融入到现代化，那么传统就不能变成我们的创新资源。最近屠呦呦获诺贝尔奖，在研究过程中，这位科学家也曾从东晋的一本医书里获得重要的灵感来源。西方人曾从他们的传统中获得了现代化的动力，为什么中国人就不能呢？如何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寻找创新的源泉，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思考的。&&&&其次，中国现代化道路具有中西文化结合的特点。从1840年开始，在中国转型过程中，完全中国化或完全西方化都没有成功。这也反映出就是我们的现代化必须是中国本土的文化，优秀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的先进文化的结合，包括马克思主义。&&&&再次，传统文化中有没有现代性？很多学者认为，人类现在这种现代化模式不可持续，因为它的动力系统是一个不断追求物质财富和奢靡享乐的体系，甚至有人批评说，美国式生活是不理性的，因为美国人占据了世界太多的资源，如果人类都像美国人那样生活，我们要4个地球，所以美国人自己也承认他们的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在人类发展长河中，实际上只有少数国家能撬动世界的结构的改变，其中就包括中国。汤因比说得好，人类要不自杀，到哪里找出路，到中华民族那里去；诺贝尔奖获得者集会说，人类要想生存下去，21世纪到哪里，到孔子那里去。中国传统文化里有一种关注天下、关注苍生的情怀，还有天人合一、天下为公、多元共生、同则不济、和实生物等等，这些思想放在现在不仅不过时，反而会有新的生命力。从先秦的“大同”思想，到中古的“为生民立命”思想，到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直到共产党人的为人民幸福而献身和追求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实践，这其中贯穿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文明理念。尽管我们有过太多磨难，但是我们一以贯之，从未放弃过这种追求。当然，我们的传统文化也有许多不足，需要我们用批判的眼光进行扬弃。&&&&文化遗产是庞大的&社会财富体系&&&&我自己一直在从事文化遗产方面的工作，所以这里特别讲一下文化遗产方面的实践。&&&&文化遗产的核心问题就是三个方面，第一是历史，第二是文化，第三是发展。这些年我先后主持和参与了明孝陵、大运河、中国明清城墙、海上丝绸之路、江南水乡古镇、无锡的惠山祠堂群和南通历史工业城镇、南京民国建筑群、吐鲁番交河故城以及宜兴紫砂等数以百计的文化遗产课题项目，亲身体会到文化遗产的保护其实就是一个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的过程。复兴中华文化，文化遗产非常重要，它是民族的创造，支撑过我们文明的发展，构成了我们的特色，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协调性、互动性和共生性。在现代化进程中，它体现了生活消费的低消耗性和节约性，也展现了文化的多元性和互补性，在世界文化交流互动中，它占据着独特的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文化遗产是中国现在及未来具有重大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生态价值、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创新价值的综合财富体系，如果不珍惜、不发展、不活化，那就太可惜了。&&&&除了物质文化遗产，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强调人类的文化传承，保护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让我们的生活充满欢乐和文化认同，比如国家设立了文化遗产日，恢复了春节、清明、中秋等传统节日的假期，让我们享受自己的文化的遗产。我们南京的夫子庙，每年观灯时多少万人涌到一个文化空间去，享受共同的节日，享受共同的文化，这是任何动员都达不到的，这就是文化的力量。&&&&第三种是文化景观，是人和自然共同建构的一种体系，比如五台山、庐山和泰山等，还有我们的梯田、古村落、风景名胜等等。第四种是文化线路，“一带一路”就是基于文化线路遗产提出来的科学发展战略，文化遗产成为支撑这种国家战略的历史依据和运动机理，这是文化遗产支撑现代化最典型、最生动的案例。第五种是产业遗产，包括农业遗产、工业遗产和商业遗产，例如都江堰，它像永动机一样，不需要烧煤、用电，却能浇灌上千万亩的土地2000多年，中国很多的文化遗产里面都包含了我们中华民族独特的智慧和创造。&&&&总的来讲，文化遗产，是一种不可再生的稀缺性资源和社会发展资源，也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还是一种战略资源，在提升民族尊严，在精神文明和生活质量方面，在区域的综合实力和可持续发展方面，都有无可替代的作用。我们曾给省政府做过研究，即江苏文化遗产对江苏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测算结果是投入1元钱可以产出6元多，国务院也做过全国的调研，结论是给文化遗产1元钱可以产出8元钱。当前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仍然不尽如人意，30年间我国消失的文物达4万多处，50%以上毁于各类建设，中国230万个传统村落，目前完好保存下的不到3000个，这说明我们树立对财富资源的正确认识，对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家园、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还不到位。&&&&古今中西&可熔铸为新的创造力&&&&最后说一下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12个词组24个字，其中有7个词组源自传统文化：富强、文明、和谐、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超过了一半。平等、公正、法治、民主四个词组，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这样的表达，但有类似的，比如民本，众生平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等等，只有“自由”是传统文化里没有的。文艺复兴以后，一个重要的文明成就就是自由，自由包含着独立、自我约束和创造，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另外，我自己还特别想强调科学，世界的现代化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而中国传统文化中间，恰恰缺少科学，现代国民中缺少的也是科学精神，我们要建立一个创新性国家，我们要变成文化强国，那么科学教育、科学思维和科学素养及科学认知能力太重要了，甚至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身就是一个科学问题。&&&&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有推己及人的精神，西方国家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以及独立自主的精神，我觉得在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中，在传统与现代化中间，我们可以兼容并包，融为一体，把它们变成一种创造力。总的来讲，300多万年的人类实践证明，现代化发展是大趋势，文化创造力无限，传统文化是人类的智慧成就，是现代化的基因。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原生文明没有断裂的国家，也是未来最有条件成为集人类文化之大成的国家，因为今天西方文化还没有包容我们中国文化，但是我们包容了西方文化。中华文明本身具备多样性和包容性，包容过佛教文化，南亚文化，我们包容了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西方的工业文化和现代的科技文化，以及市场经济制度，还有我们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我们今天的困难是暂时的，我们的前途可以说是无限的，中华文化一定会迎来复兴和繁荣的新时代，中国一定会变成文化的巨人，文化的强国。&&&&（本文编辑整理自贺云翱日在江苏紫金讲坛联盟成立仪式上的演讲，内容已经本人审阅）&&&&坛主小传&&&&贺云翱&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致力于文化建设、文化遗产学、历史学等领域的学术研究，曾主持明孝陵申遗，参与和主持中国明清城墙、海上丝绸之路、无锡惠山祠堂群文化景观、安徽寿县古城墙、安徽凤阳明代城墙、南京民国建筑群等多个项目申报“中国世界遗产预备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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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化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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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传统？还是中西合壁？
我们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了.有老外唱粤语有学院派台湾大学合唱团唱张雨生的流行歌,有山寨之国的代表口水歌混唱.
当然还有红歌咯.差点忘了,伟大光荣正确的红歌&梦见毛主席&
中国现代文化必不可少的主旋律怎能忘记&义勇军进行曲&够主旋律了吧
文化是个很大的概念,这个当今这个概念下怎么没有一派和谐友爱的代表方舟子热唱《韩寒你为何不爱我》
这个问题太大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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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版:冰点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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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点特稿第941期
追寻中国文化现代形态
刘东（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
中国青年报
&&&&北京国子监里保存的十三经刻石&&CFP供图
&&&&CFP供图
&&&&最提倡国学的人，反而可能最了解西方
&&&&关于重新梳理中国的本土文化，我总是不断地提醒：当年清华国学院里的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几位先生，不仅国学水平是超一流的，即使以其西学水准而论，在当时的中国也是遥遥领先的。且不说那后三位曾经长期留洋的学者，即使是从未到过西方的王国维，也是第一个硬用西文去啃西学的中国人，而梁启超虽然只是通晓日文，但是他勤于游历、广交外国友人，又在不断复述信息的办报过程中，逐渐获得了对于西方社会的广泛通识。
&&&&正因为这样，我们现在也自觉地恢复了这样的传统——清华国学研究院恢复之初召开的第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就是在非常专业地讨论以赛亚·伯林的思想，特别是他对于“自由与多元”之困境的处理。如果有人对此感到不解：为什么一个国学院会这样来讨论西学问题呢？那么我的回答就是：这恰恰是清华国学院的固有风格。
&&&&再进一步说，为什么这些国学大师反有如此的西学造诣呢？就此我也写过长文《未竟的后期：&欧游心影录&之后的梁启超》，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是，恰恰是在“跨越与回归”的过程中，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思想家们，才从国际视野中反观到了本土文化的价值。这一结论对当下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同样适用，我们还是需要在“跨越与回归”的心路历程中，去重新构建“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在这个反复回环的构建过程中，我们要先走向世界去充满惊喜地扩大视野，然后再从跨文化的基点上，来重新反思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足以为我们带来同样惊喜的中国。
&&&&回想当年，梁启超正是在游历了欧洲之后，并且参照着现代西方社会的某些病痛，才返回到了文化相对主义的平等立场，意识到再一味地去鄙夷本土的文化，既是在学理上站不住脚的，也是在实践上相当有害的。这种更为宽广的态度，跟那些缺乏世界眼光的、视野狭隘的人相比，恰恰形成了明显的反差。
&&&&与此相应，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还发现过一个有意思的反差：如果在那些出过国的人面前去反思西方，那么无论是理论还是现实，你都很容易跟他形成对话和共识；但要想对那些没出过国的人去反思西方，他简直就想跟你拼命，反而觉得你是不可思议、你是思想落伍，因为对后边这一种人来说，西方社会就是一个理想国、一个寄托了一切可能的乌托邦，那才构成了他捍卫改革开放的动力。由此我想，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其实最简便的方法就是找个机会，推荐他到国外去访问一年，这样等到他归国以后，批判的意识自然就会被唤醒，再也不会无原则地说西方样样都好了。这个现象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为什么西学造诣和国学造诣，反有可能是同步发展和相互支撑起来的。
&&&&在编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年谱长编》的时候，我还曾为它写过一个弁言，其中有句话，后来应编辑的要求不得不改掉了。原文本来是这样的：“而今距离那个神话般的年月，已经过去了八十余载，就连他们那些同样传为佳话的门人，也已悉归道山。不过，到这时反而看得更清了：尽管在国学院的众多门生中，同样不乏一代宗师，而且其总体学术阵容，更是令人啧啧称奇；然而，如果从格局与气象来看，仍然不能不承认：居然导师还是导师，学生还是学生。”
&&&&那么，为什么“导师还是导师，学生还是学生”呢？举个例子，王力作为赵元任的学生，也早已经是著作等身了，甚至具体成果怕已超过了老师，但如果就其格局而言，他毕竟还是要在老师的规范之下，因为刚一进入清华国学院，他就已经意识到自己要毕生研究国学、特别是其中的语言专业了。而赵元任呢，他最早却可以说是无所不学的，包括了数学、物理学、音乐、哲学、心理学，而他最终以此名家的语言学，只不过出于他本人的自由选择。
&&&&由此我们也就看到了，赵元任对于国学的研究，是经历了一个自由选择的过程，并且具有广泛的西学背景，这样一来，他就对这门学科之外的东西，也能具有非常广泛的了解，足以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能在这门学科内部展开中西对话。而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自然就允许他，找到最适合发挥自己才情的学科，比如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对于音韵具有神奇的个人能力。
&&&&说到底，在全球化波及得如此深入的今天，我们更应当清醒地看到，绝对不会只在哪一个文化内部，就已经穷尽了所有的人间真理。而相形之下，中国学者的比较优势则在于，我们不仅在努力学习了解西方文化，还在努力体会涵泳中国文化，由此也有可能就比别人多懂了一种文化，几乎是先天就形成了跨文化视野，从而也就更有可能沿着文化间性去向上攀缘。
&&&&迎击着西学的严峻冲击，率先把儒学的某些要义激活
&&&&无论人们想要肯定它或否定它，中华文明的主干毕竟还是儒家。而它在现时代所遭到的最大挑战，并不在对于科学技术的涵容上，而是突出地反映在制度文化方面。所以，尽管在儒家的仁学体系之内，做出一种顺应现时代的制度安排，并不会属于它的“位阶最高”的价值关切，但那毕竟也属于“燃眉之急”的文化建设。要带有紧迫感地认识到，在这两者的关系未能妥帖理顺之前，更具体一点讲，在儒学未能沿着自身理路推导到现代制度之前，或者说，在现代制度未能背靠儒学而得到文化支撑之前，我们都还不能沾沾自喜地说，已经算是找到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
&&&&已有过的尝试，比如新儒家的创新，严格说来也属于“再造传统”甚至“发明传统”，然而这并不能构成他们的罪名。我曾在芝加哥大学的专题讨论会上，对于霍布斯鲍姆的《传统的发明》进行了反思，他带领一批学生对英联邦历史中的建构活动，不管是殖民地的还是宗主国的，都不分青红皂白地进行了解构，这是很值得我们去挑剔和检思的。
&&&&事实上，所有历史中的建构活动，都必然要去勾连和延续过去，所以也都有可能去激活和发明传统。而所谓“新儒家”，如果从英语世界的相应表达来看，原是指程朱陆王的宋明理学，那同样属于对传统的激活或再发明。当然，我们一般指称的现代新儒家，则主要是指以熊十力、牟宗三为代表的儒学复兴运动，也就是通常所讲的“儒学三期”。那中间也充满了对于传统的再造或发明，而且这种发明肯定要渗入外缘文化因素，只不过，如果第二期的创造是渗入了佛学，那么第三期的创造就又渗入了西学。
&&&&新儒家自然也存在着一些学理问题，可它的总体精神却是值得认可的，它毕竟是迎击着西学的严峻冲击，又参照着全人类的普世价值，率先把儒学的某些要义给激活了。当然，由于西学话语的暗中牵制，它也在激活儒学的某些部分时，竟把儒学别的部分给省略或忽视了，而这样做并不见得都有道理。
&&&&比如，由于从康有为、梁启超开始，就特别重视德国哲学中的康德，由此从作为新儒家的贺麟开始，就偏重于宋儒“心性之学”的部分，而忽略了在一个正态分布的文化语境中，这种心学至少也是在跟理学相平衡的，更不要说理学还毕竟属于更正统的。
&&&&同样地，正因为有了康德在暗中立法，牟宗三才引出了《从陆象山到刘蕺山》的线索，却把程朱之学统统视为儒学的“歧出”，甚至连张载有关“礼”的论述也被判定为“不熟”或夹生。而这一点，直到美国的芬格莱特写出了《孔子：即凡而圣》，才被别人从人类学的视角给矫正过来，转而认识到礼仪作为人性的正面积淀，在人类社群中所发挥的潜在作用。
&&&&由此可以看出，正如我多次指出过的，西方自近代以来已经渗入我们太深，已经潜入到国人的意识地平线以下，所以此后对于中国观念的重新发现，往往都有待于对于西学的更深了解，甚至有待于西学自身的进一步突破。
&&&&当然，尽管也可能存在着上述问题，我还是很赞成新儒家的基本取向，因为这种姿态反而是超脱任何功利观念的——就算西方国家已经装备上了“船坚炮利”，摧枯拉朽般地毁坏了自家的文明，而且它的器物和制度层面也的确值得悉心学习，可是，如果一个外来文明真想赢得我们，它就必须真正说动我们的内心，而不是简单地从物质上把我们打败。
&&&&从这个角度来看，新儒学的意义就在于尖锐地挑明了，中国文明的历程不光是一个经验形态，进而，在那些历史经验后面还有个价值系统，所以，对这个同样体精思微的价值系统，就必须进行平心和平等的学术研讨，否则就不可能真正做到以理服人。
&&&&为中国文化的复兴留下一个伏笔，也为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保留另一种人生解决方案
&&&&其实从西学刚开始进入中国起，中国人就从自己的先秦理性主义出发，发现了那中间其实暗藏着两套水火不容的价值系统，也就是我们寻常所说的“两希文明”。
&&&&利玛窦400多年前来到中国，就此开启了中西对话的漫长过程，而他当年最常用的论证策略无非是，先向中国人显示西方科技的进步，再把这个当作劝人信教的引子。可中国人的招子也很亮：那些好用的科技都可以留下，但那些让人想不通的东西，还是请你们拿回去吧！所有读过《四书》的人，都熟读了“未知生，焉知死”，也都赞成“不语怪力乱神”，所以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什么样的离奇神迹都会失效。再说，这里原是个“无宗教而有道德”的文明，也不靠那些迷信玩意来劝人向善；人们甚至还会反过来觉得，要是非有个上帝看着才行，这本身都已经属于不道德了。
&&&&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情况大体上还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的学者当然愿意迎迓德先生、赛先生，然而那都是源自西方中的希腊传统，而除了这些可以想通的东西，一说到什么洪水、方舟之类的迷信，他们也就忍不住要当作笑柄了。
&&&&说到这里，还真在网上看过一个这样的笑谈，不知道是不是中国人自己编出来的。在课堂上，有位老师正讲诺亚方舟的故事，却有一位名叫阿呆的同学，觉得自己的脑瓜子有点跟不上：“除了乘上了方舟的生物，地球上的生物都被淹死了吗？”老师对这种说法当然是一口咬定，没想到阿呆却又问道：“那鱼呢？”竟把老师噎得只能怒斥一声——“你出去！”
&&&&无论如何，凡是稍有儒学常识的人，总不会比这位阿呆还呆吧？而让人痛惜的是，我10年前在斯坦福大学客座，被拉去听了一场布道，却发现一大批来自北大、清华的中国学生，竟然只被三言两语的宣讲，就已经被拉进基督教的怀抱了。我看了真是感到痛心，觉得这完全是中国教育的失败。
&&&&我本人正是北大、清华的老师，而那些孩子正是我们的学生。如果这些来自中国的顶尖学生，在国内受到过正规的国学教育，至少是知晓了《四书》的基本内容，那么即使他们到了大洋彼岸，又听到基督教会的布道宣传，在权衡之下觉得人家更有道理，于是便选择了去皈依别人的宗教，那也可以算是他们的自由选择。可问题却在于，这些同学在国内并未接触过国学，被灌输的理论反而同样是来自西方的，虽然表面上是无神论，却在结构上跟基督教有相似，就像孔德所剖析的那样，属于从宗教中蜕变出的形而上学。正因为这样，这些孩子一旦听到了类似的教义，甚至在内心中都没有任何挣扎，就高高兴兴地去皈依教门了！
&&&&从这一点再来反省，我们就更能体会到新儒家的价值。无论如何，人类的文明历程是不能中断、只能延续的，它有着须臾不可断线的路径依赖。一种精神传统，哪怕只在一代人那里灭绝过了，它都很难再薪火相传下去，而这个文明的所有发展潜能，也就随之而不复存在了。既然这样，新儒学在西学来势汹汹之际，首先去抢救出儒学的价值内核，从而以主要同西方“哲学”进行对话的策略，为中国文化的复兴留下一个伏笔，也为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保留了另一种人生解决方案，这种守先待后的努力当然无可非议。
&&&&只有基于这种不卑不亢的态度，才会从长期的怅惘迷失中，把自己的文化主体性找回来
&&&&一个社会共同体，终究需要它的“卡里斯玛权威”，而一旦失去了这种潜在的意识，则不管它在发展途中多么急于求成，都势必会反而一脚踏空，反而掉落进蛮荒的石器时代，只能从底部的深渊重新开始。事实上，即使中国在物质上变得强大了，摆在面前的也只有一条合理的生路，那就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既要努力去学习西方的长处，又时刻都在念念不忘，要以外来资源激活自身的传统。
&&&&这就是当年曾经被污名化、而近来又被我重新解释过的“中体西用”，如果更开阔一点来看，它和日本的“和魂洋才”之路，印度人的甘地主义，乃至俄国人也是先抛弃又重拾的“斯拉夫主义”，都属于同样类型的历史选择。
&&&&这种调适型的智慧在提醒大家，历史的动因并非只在外部的推力，还更取决于内部的接受机制。再说得透彻一点，如果我们彻底否定自己的传统，那就好比是在心灰意懒地判定，我们在历史上从来都只有奴性，那么，这群天然带着奴隶基因的奴隶，还怎么去争取那种“生而自由”呢？因此，也只有转而反向地提醒大家，我们从来都不是这样的奴隶，从来都未曾安于被奴役的地位，从来就禀有值得尊敬的精神传统，才能真正从思想上解放国人！
&&&&美国汉学家狄百瑞写过《中国的自由传统》，从那本书里可以了解到，儒学原就有争取自由的传统，而发展到明末的黄宗羲那里，更是达到了挑战君权的高峰；正因为这样，等到西方的政治理论传播进来，那对于真正的儒者来说，也不过就是“正中下怀”、“恰合我意”罢了。只有基于这种不卑不亢的态度，我们才会从长期的怅惘迷失中，把自己的文化主体性给找回来。
&&&&不妨再看看，从梁漱溟到徐复观，正是这些最纯正的现代儒者，由于坚守着内心的信念，反而最敢顶撞不可一世的威权。他们这样去做，当然也不违反西学的信念，然而更加主要的仍然在于，他们原就有“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原就有“士可杀而不可辱”的无畏态度，原就有“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德。
&&&&我翻阅陈寅恪父亲的诗集时，发现就像陈三立这样的人，在读到严译《群己权界论》之后，也会专门写首诗来褒扬穆勒，说他是“萌芽新道德，取足持善败”，由此也就更加鲜明地凸显出，以往是把前人和历史都看得太扁了。所以说到底，任何人只要自身介于本国的历史中，他也就介入了我们的文明历程，而这样一来，如果他本人很看重自由的观念，他也就没有理由再自相矛盾地说，这个文明的历程从来都在排斥自由。
&&&&出于同样的道理，在清华大学的学术氛围里，最积极的就要数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了。如果梁启超从《易传》里摘引出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一直被作为我们的校训的话，那么，陈寅恪这句刻在纪念碑上的名言，就可以说正是我们的伟大“校魂”。
&&&&这已经是大家嘴边的常识了，但不知人们是否想到过，为什么如此强调独立、自由的校魂，偏偏是由国学院的一位导师提出的，而这位大学者又向来都主张“中体西用”，也从未讳言过自己“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在这些看似矛盾的历史事实中，到底透露出了怎样的消息？如果大家都能仔细地寻思，就会由此解开很多思想的谜团。
&&&&在本土传统的精神资源中，埋藏着对于制度文化进行建构的积极潜能，以及进行更深层文明对话的潜能
&&&&怎么评价儒学对于当代中国的意义？如果不是从我本人的业师李泽厚常常提到、却从未讲清楚的“西体中用”这样的外部视角，而是从“中体西用”的内部视角，来重新考量本土儒学，那么我们不会满足于让它仅限于“私德”。
&&&&比如刚才提到的、符合儒学气节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难道这样的思想也只具有私下的意义吗？难道它不该在校园里蕴成公共风气吗？再说，当古代中国发明出在那个时代最能向上流动的科举制时，难道不正是践行着“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儒家思想吗？还有，当黄宗羲讲出“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的时候，难道不正是遵循着“泛爱众生”的儒家学理吗？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发现，所谓“儒学私德论”的最大弱点，在于仅仅肯定了西学的普世价值，只愿意通过西方文明来为全人类立法，而看不到在本土传统的精神资源中，也同样埋藏着对于制度文化进行建构的积极潜能。
&&&&更重要的是，儒学还不光是往往跟外部舶来的、被认作先进的观念“不谋而合”。如果仅限于此，那么人们也许就会觉得，只靠西学的价值来支撑公共领域就行了，甚至作为私德的儒学也就可有可无了。可事实上，儒学作为一种独立的价值体系，还具备同西学进行更深层对话的潜能。
&&&&比如，现代民主制的基本预设在于individualism，由此才生发了种种迎合这种作为“主义”的“个人”的观念，就像合理性资本主义所必须倚重的、在价值理性上又相当悖谬的消费主义。对于这套已被当作了“天经地义”的观念，儒学完全可以基于自己一贯的立场，发出言之成理的质询或置疑：个人是否应当被这样“独化”出来，以至在individual后边加上了ism，在天地间突显出自己唯一的优先性？具体而言，他是否应当从原本所属的、作为层层扩散的同心圆的社群中“独化”出来，变成一个贪婪而孤独的、作为逻辑起点的自我？他是否应当从生存的环境中“独化”出来，放纵着私欲而对自然进行无止境的攫取？还有，基于这种孤独自我的现代性，要不要对当今世界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全面异化，承担起最主要或最起码的责任？
&&&&由此可见，当我们援引“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先哲观念，来呼应晚近兴起的生态哲学和星球意识时，就更没有理由认为这些思想到了当代，竟只能龟缩到一个狭小的私德之中。
&&&&再进一步说，真有哪种道德只属于“私德”吗？我对这种说法还有点迟疑。道德原本是产生于“主观间”的，或者说是“从人从二”的，虽然就它的修为而言，可以属于一种高尚的“为己之学”，然而就它的目标而言，却注定要指向身外的他者。从这个意义来讲，把“私”和“德”连缀起来，恐怕正好比在说“方的圆”，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
&&&&无论如何，道德总是用来调整人际关系的，而一旦将其压抑到私下的领域，它本身也就没有多少存在的必要了。由此可见，沿着“西体中用论”讲出的“儒学私德论”，还是忽略了本土文化的主体性，看不到它还能有更多的积极意义。
&&&&只要转而看看鲜活的本土语境，得出的判断就会大不一样。在当今的中国，正从它的社会底层涌起了“国学热”。而在这种热潮中，由儒学所代表的价值尺度，当然应该积极介入到社会建构中，促请大家打从现代社会的根基处，去反思在人与人、人与自然方面的失衡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儒家思想是同样具有批判力度的，它完全可以从自身的价值关切出发，建立起具有儒学风格的文化研究学派，去对许多社会现象进行尖锐的批判。
&&&&如果到了这样的大环境下，再来面对“儒家何为”或“儒者何为”的问题，要是还去一味地强调儒学只是私德，那就会陷入类似“消极自由”那样的怪圈：只让个人去想着怎样独善其身，而不把价值关切带到公共领域中；可反过来，由于公共领域的狭小和塌缩，所有的私人都势必受到挤压，所以，单个的个人越是只想去独善其身，他的“此身”就越不能得到保全。
&&&&因而，也只有幡然醒悟地转过念来，认识到作为几个主要的世界性文明，由儒学所代表的独具特色的价值理念，不仅在轴心期相对而言毫不逊色，甚至还可以说，就是到了“诸神之争”的当今世界，在其他宗教理念都在相互解构与证伪的时候，也唯有这边的先秦理性精神才显得毫不过时，反而显出了同科学理性的相互融合与支撑。
&&&&认识到了这一点，那么在保护文明多样性的意义上，就更不能认定只有西方价值才能约束公德，而中国的价值体系充其量也只是“不无小补”，否则，就不仅对于本土传统是有失公正的，而且对人类的未来也是不负责任的。
&&&&儒学在它同当代生活的“若即若离”中，需要巧妙地拿捏好此中分寸，避免进退失据，而做到左右逢源
&&&&儒学的发展中，从来都充满了紧张、歧义与误读。正因为这样，我才在为《德育鉴》所写的导言中说，千万不要随便找哪位小秀才，把这些采自《四书》和《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中的语录，翻译成虽说简易却必失真的现代汉语。否则，在读书时想要偷懒的读者们，就很难从中体会到在创化这些思想时，所曾经感受到的风险和曾经怀有的紧张。
&&&&还是因为这个，我曾在《读武侯祠》中指出了这样一种吊诡：在一个有限的历史进程中，儒学之所以“有所成”的手段，偏偏又正是它“有所失”的途径。一方面，只有入世才能匡世救民，由此儒者才曾在一个君主专制的特定政治结构中，尽可能多地争取到了爱民、清廉、尚贤、使能、纳谏、勤政等等比较贴合它那人本理想的开明政风，以致和别的文明在其发展进程中所产生的同类整体比较起来，中国古代社会的考试制度、监察制度等等，都显示了独到的成绩；然而在另一方面，只要入世又必然沦落随俗——由于儒者们因太看不下去生民涂炭而不辞人间烟尘，由于他们必须以承认君主专制的合法性为代价，来赎取统治者对自家价值观的首肯和让步，所以他们在很长的历史阶段中，就只能去充当君主的讽喻劝诫者，而不能成为其叛逆批判者。
&&&&儒学在当今时代的发展，也同样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性，即使是在国学已经渐热的情况下——甚至正因为国学已经逐渐热了起来。我们应当警惕的是，即使只是在旺盛的市场需求下，便已看到了名副其实的投机者，他们正以唯利是图的活动方式，打着儒学旗号来损害儒家的声誉；更不要说，要是它哪一天更为“主流”了，那么各种各样灵异、神通和鬼才，肯定都会加速地应运而生，而且肯定显出“恶紫夺朱”的势头。
&&&&对于此，正如我那本新书的标题所示，我们毕竟是立足在“思想的浮冰”之上，关键还在怎么去小心拿捏，去寻找尽量安全的、不偏不倚的中道。所以无论如何要记得，儒学在历史上毕竟表现出了，它跟统治者既有“二而一”的一面，也有“一而二”的一面，还是要在思想上拉开距离，否则就不可能自由自主地运思。
&&&&说到这种“若即若离”分寸感，让我想起了康德当年的拿捏。他曾经谨慎而有趣地权衡着：哲学家的头脑，当然不同于国王的头脑，而一旦等同于后者，哲学家也就没了自家的头脑，也就不再成其为哲学家了；但同时，哲学家也不能惹国王发疯，否则一旦被砍了头，哲学家也就没了自己的头脑，也同样不再成其为哲学家了。实际上，这又是一块需要去权衡的、两边都很危险的“浮冰”，尽管康德用了不同的表达方式。
&&&&毫无疑问，如果连研究儒学的人们，也全都忙着去瓜分各种科研经费，那么，儒学当然是很难有出头之日的。而说到这里也不必讳言，尽管在安静的书斋里，我是很喜欢阅读儒家典籍的，可一旦到了闹哄哄的会议论坛，面对着那些“吃儒学饭”的脸孔，心里也着实感到很是腻味。不过反过来，你也不能只因为腻味这些脸孔，就觉得连从孔夫子到王阳明都不足取了。毕竟这种乱糟糟的学术集市，与其说是由儒学的价值理念本身所导致的，不如说是由些没出息的儒学者所导致的。&
&&&&所以话说回来，这种流俗的局面还不会是事情的全部，而儒学的发展势头还终究事在人为。正像康德在那种左右为难的拿捏中，仍然维护住了自己的思想自由，从而思考出独到的人生解决方案，终究成为人类历史上的大哲一样，儒学在它同当代生活的“若即若离”中，只要能巧妙地拿捏好此中的分寸，也并非一定会感到进退失据，相反倒有可能显得左右逢源——也就是说，它既可以拿出“若即”或“介入”的姿态，就像徐复观当年所做的那样，对于社会现实发出激烈的批判；也可以拿出“若离”或“高蹈”的姿态，回到学理层面来冷静地反思。而无论是追求“外王”还是“内圣”，它终究都是在以严肃的姿态，去对社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在当今这个世界上，儒学同时立足在一高一低的两个层面。一方面，正如前面写到的，一些现代政治理念可能是正中儒学的下怀，所以它也理当参与到现代政治的运作中。需要澄清的是，以往一提到“中体西用”之说，人们就会先入为主地误以为，它是主张只接受西方器物、而拒绝西方制度的。可是，正像我最近在《再造传统》中指出的，这种误解只是出自对于历史的无知；而实情恰恰相反，张之洞在他的《劝学篇》中，倒是明确说过“西学之中，西艺非要，西政最要”的话。另一方面，儒学所关切的许多更深的问题，又是现代政治哲学所无法解决的。尽管政治哲学在没落了这么多年之后，如今又突然再度在西方流行起来，甚至被视作了所谓“第一哲学”，但必须看到，这种哲学毕竟只是哲学的一个分支，而现代社会所遭遇的许多问题，还要升入更高层次的总体学理中，才能摸索到真正全面的解决之道。而儒学本身，恰正属于这种更高层次的学理，它有自己更高层面的价值追求，也应当能为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来自独特视角的参考意见。
&&&&我们这一代人的最大的历史使命，就是去追寻“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就这个使命而言，儒学也还是面对着两个层次的挑战。一方面，儒学当然要以积极介入的态度，加入到对于这种“文化形态”的建构之中，因为它本身就属于中国文化的价值内核，本身就背负着对于本文化的重大责任。另一方面，儒学又需要以宁静致远的心情，以兼听则明的态度，去吸纳各个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的营养，而与此同时，也是应对着当今人类的各种挑战，来谋求自身体系的递进。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追寻“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的同时，也在谋求着“儒家思想的现代形态”，两者正属于一表一里的同一进程。而在这样的进程中，我们一方面当然应该熟读经典，体会到古代圣贤的用意与心志；而另一方面，在获得这种人生智慧的前提下，我们又不应只把儒学限制于哲学史，而更要应答着变化的当代生活，去大胆而富于创意地“代圣贤立言”。唯其如此，儒学才会获得自身发展的张力，才算是重又被贯注了活力与生机。
&&&&（本文依据刘东教授接受共识网的访谈，经作者授权，本报对文章进行了重新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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