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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偏好、心理契约与和谐劳动关系的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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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我国为实现社会公平所采取的措施有哪些
我国为实现社会公平所采取的措施有哪些
09-05-26 &匿名提问
和谐社会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既是一种信仰和文化，更是一种追求和实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的治国理想和方略，不仅是一项长期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和不懈的奋斗目标，而且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要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妥善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并且把它作为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维护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一项重大任务旗帜鲜明地提出来。这充分表明我们党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认真学习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和省委九届九次全会精神，深刻体会到，社会和谐的基础，首先是社会利益关系的相对均衡、和谐，妥善处理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当前，我们国家的发展正处在加速工业化和快速城市化阶段，经济体制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这种广泛而深刻的调整变动，既增强了经济发展的活力，也引发了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既有的利益格局逐步被打破，新的利益诉求不断形成，对我们处理复杂矛盾和协调利益关系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考验和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深入分析研究改革和发展中的利益格局变化和利益关系调整，努力形成能够全面表达、有效平衡、科学调整的社会利益机制，全面把握和妥善调节各方面的利益诉求，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把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现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而且能够办得到的事情做起，重视并优先解决民生问题。民生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问题。人民群众往往通过日常生活感受社会和谐，从历史和现实的比较中评价社会和谐。更好地解决民生问题，从政府职能转变来说，就是在经济调节方面主要解决“越位”问题，进一步推进市场化进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在社会管理方面主要解决“错位”问题，加强薄弱环节，促进社会自治能力的提高；在公共服务方面主要解决“缺位”问题，增强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进一步解决公平性问题，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加快实现公民共享公共服务的目标。一、调整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是促进社会公平的基本途径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提出，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之一，是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合理是指收入分配结构，有序是指收入分配秩序。根据这个目标要求，《决定》把“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列为和谐社会六项制度建设的内容之一，并提出了规范分配秩序的任务。如何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使收入分配秩序得到规范，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也是维护社会公平的重要前提。人类社会的进步，既要用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衡量，也要以人的价值实现程度去评价。人民群众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力量，理所应当成为享受和谐社会成果的真正主人。构建和谐社会要以人为本、民生为重，努力实现收入分配格局的基本均衡和收入分配关系的基本公平。基于劳动或要素投入的收入分配，是微观经济主体的基本经济权益，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生计所系。社会财富的初次分配决定社会利益格局的基础。目前，我国社会财富的初次分配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方面劳动分配率呈下降趋势，劳动力价格总体水平偏低；另一方面劳动力价格形成的市场机制不尽完善，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从哈尔滨市情况看，一是工资总额占GDP比重低。全市职工工资总额占GDP比重1995年为17.7%，2005年末为13.5%。劳动密集型产业职工工资占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偏低，从1995年的16.7%下降到2005年末的5.7%，其中建筑业从39.1%下降到13.6%；批发零售业及住宿餐饮业从13.2%下降到6.8%。二是不同行业之间工资水平差距较大。2005年全市职工平均工资16469元，其中企业为15077元，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平均工资最高，为39470元；其次为金融业31100元；制造业工资水平为14139元。三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拉大。2005年与1995年相比，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6.9%，比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幅低3.6个百分点，收入之比由1985年的1∶1.9扩大为2005年的1∶2.5。这表明，当前在收入分配上还存在着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分配不公、分配秩序比较混乱、分配格局不合理四大问题。仅从分配格局不合理上看，过去，由于全社会范围内的收入差距很小，分配格局呈现一个“矩形”。现在，由于收入差距扩大，城乡居民的收入分层很明显，分配格局就像一个“倒三角形”。这样的分配格局对保持社会稳定是极为不利的。应当从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对现有分配格局进行及时调整，逐步形成“两头尖、中间大”的“橄榄形”分配格局。收入分配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综合反映，国民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社会发展中不协调的因素，都会在收入分配中不同程度的体现出来。如果差距扩大的趋势得不到有效调节和控制，势必会对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产生不利影响。这就要求我们按照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部署，进一步完善分配制度、理顺分配关系、规范分配秩序，一方面要继续深化改革，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进一步理顺分配关系，确保在起点公平、机会均等的前提下，尊重、保护因能力差异产生的初次分配收益的不同，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另一方面政府要切实负起加强调控监管、主持公平正义的责任，通过宏观调控和二次分配，使广大群众共享社会发展进步的成果，生活都有基本保障。一要致力于为所有社会成员各尽所能创造公平的竞争条件，从体制和机制上确保他们有足够的自主选择权，有平等的竞争机会，从而为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流动和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开辟顺畅的渠道。二要综合运用各种手段保障各类社会主体特别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逐步解决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使人们在社会分工中各尽所能、在收入分配上各得其所，营造相互和谐的利益格局。三要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行为，尊重诚实劳动收入，保护合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调节过高收入，保障最低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避免出现该得的不得、不该得的都得的现象和由此产生的不安定因素。政府在统筹各方面工作时，应注意把维护社会利益格局的基本均衡和收入分配关系的公平和谐，作为制定政策、推进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使人民群众的既得利益得到有效保障，增量利益得到合理分配。四要特别关注、妥善处理好征地、拆迁、企业改制等利益格局调整的焦点问题，形成合理的利益调整补偿机制，避免和化解因利益失衡和分配不公而引发的社会矛盾。五要把扩大就业、支持创业、减少失业作为提高收入水平的重要手段，摆在政府工作的突出位置。同时，要着力发展更加和谐的劳动关系，建立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健全劳动保障监察机制和劳动争议调处仲裁机制，整顿规范劳动力市场秩序，严厉查处就业歧视和侵犯劳动者就业权利的各种行为。要着力为城镇下岗失业人员、进城务工人员提供就业培训，创造就业岗位，保障他们享有平等的就业机会和权利。　　二、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促进社会公平的关键环节　　社会保障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网”，是实现社会和谐的“保险阀”。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等保障问题，对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经济权利和利益，确保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具有重要作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站在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高度，把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六项制度建设之一，作出明确部署，并在《决定》中明确提出，要“适应人口老龄化、城镇化、就业方式多样化，逐步建立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相衔接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这表明，我们党已经把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纳入制度层面来考虑和安排，是以人为本原则的集中体现。就哈尔滨市而言，目前社会保障的门类、体系其实并不算简约，待遇水平也不算低，只是社会保障体系尚需完善，城乡社会保障水平还不够平衡。当前，社会保障的核心问题不是“好不好”的问题，而是“有没有”的问题。2005年末，全市城镇非农业人口为470万人，占49%，农业人口为505万人，占51%。城镇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107万人；医疗、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均为176万人，困难企业、个体私营企业等应参保未参保人员仍然存在，应缴未缴保险费数额相对较大，看病难、看病贵和上学难、上学贵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公共服务的水平和质量与人民群众的期望有较大差距。社会保障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础，它可以有效防范和应对社会风险，增强社会的团结与合作，激发社会活力，保证社会成员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水准。贯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保证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就必须按照“要分类、有梯次、保基本、广覆盖”的要求，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一是完善社会保险制度。面对社会保障范围窄、统筹城乡问题越来越紧迫、资金平衡压力巨大、体制转轨遗留问题没有彻底解决等方面的挑战，必须按照《决定》要求，把解决当前突出问题与建立长效机制结合起来，把城镇社会保障与农村社会保障结合起来，把发挥政府作用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对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方面的保险制度进行系统安排和部署，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财政支出方向，加强社会保险费用征缴，提高社会保障资金在社会财富分配和使用中的比重。二是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建立和完善“覆盖城乡、制度完善、水平适中、财政保障”的社会救助体系。提高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增加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员基本医疗和大病医疗救助支出，建立低保家庭儿童救助体系，继续向未参保集体企业退休职工发放生活费。尽快实现农村人口最低生活保障全覆盖，逐步提高保障标准和水平。按照“风险共担、互助共济”的原则，着力完善政府推进、农民互动、社会参与的机制，加大以大病医疗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范围，完善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积极探索和推进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制度和大病医疗救助制度。要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提高社会自治组织的自我管理能力，充分发挥在经济中介、环境保护、扶贫济困、维权保障、社区服务、慈善救济等方面的作用。加强对城乡贫困学生、孤寡老人、农村五保户、特困残疾人、受灾群众等城乡困难群体救助。推动幸福社区试点，发展购物送货、就医陪护等社区服务，真正使因各种原因造成生活困难、不能维护最低生活的社会成员得到及时有效的救助，让困难群众在实实在在的帮助中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和人际关系的团结和谐。三是完善社会福利制度。根据《决定》提出的要求，突出发展以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为重点的社会福利事业，着力推行养老院改革试点，以公建民营、民办公助、政府补贴、购买服务等多种方式兴办养老服务业。以此为牵动扎实推进哈尔滨市老龄工作、残疾人事业和孤残儿童养育工作，真正形成老有所养、弱有所助、残有所扶的和谐社会氛围。四是推进慈善事业发展。多渠道筹措资金建立慈善基金，鼓励社会各界支持慈善事业，开展慈善活动，逐步强化社会慈善以“人道”为基本原则的“第三次分配”在调节社会利益关系，尤其是在扶贫、济困、助弱方面的特殊作用，推动全社会形成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人文环境。　　三、完善公共财政制度是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保障　　公共财政是政府全面履行职能和加强宏观调控的物质基础、体制保障和政策手段，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强调要“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中，财政支出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把更多财政资金投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让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同沐公共财政阳光，才能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近年来，哈尔滨市财政资金投向公共服务领域的范围不断扩大，比重不断提高。今年1至10月份，市财政教科文卫、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农业支出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11.4%、28.8%和32.8%，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扩大到4个区县。但是，由于受自身财力的影响和制约，况且财政还担负着支持经济发展的任务，用于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方面的直接投入还相对较少，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不足，公平性不够，满足公共服务需求的能力仍有待提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作为经济和社会的管理者，既要对投资行使社会公共管理职能，同时又要承担一定的投资职能，直接投资建设那些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而市场配置难以奏效的公共产品和公共项目。因此，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持民生优先的原则，减少财政投资对一般性竞争领域的直接投入，优化投资结构，调整财政投资结构和方向，重点向农村、公共社会事业发展、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倾斜，由单纯注重经济建设向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转变，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心在基层，重点在农村。县乡财政作为国家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维护社会稳定、提高基层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的物质基础。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必须进一步完善财政奖励补助政策和财政管理体制，切实缓解县乡财政困难，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为重点，大幅度增加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总量和公平化水平，随着经济增长、财政收入增加，逐步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把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向教育、卫生、科技、文化、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公共安全和公共基础设施等领域。强化二次分配对社会利益关系的调节作用，进一步优化公共资源配置，加大对欠账多、欠发达、投入不足的地区和公共领域的投入力度。地方财政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补助，应集中到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项目上，努力缩小并逐步消除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社会群体和阶层之间在享有公共产品和服务上的差距，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目标。　　和谐社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应该是统一的，社会发展的本质归根结底在于人的发展。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本前提。正确处理利益关系、加快构建和谐社会，要着眼于发展，始终坚持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把握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确保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社会和谐是人民之福，和谐凝聚人心，和谐产生力量。我们要努力用和谐理念与和谐文化引导树立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用和谐思维认识事物，用和谐态度对待问题，用和谐方式处理矛盾，让崇尚和谐、促进和谐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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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建设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至关重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坚持以先进文化为指导，确保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文化方向；要发展和谐文化，确保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思想基础；要实现文化和谐，确保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文化要件。 　　一 　　先进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先进文化需要建设，先进文化重在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发展先进文化。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突出地表现在其先进性的时代趋向和基本特征上，显著地区别于其他任何形态的文化。从时空坐标和历史方位来说，先进文化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既遵循历史发展规律，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又具有全球视野，具有创新性；从基本性质和价值取向来讲，先进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既扎根于民族文化土壤，又批判继承人类理性精神，延续人类智慧灵光，同时尊重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代表人民群众要求，为人民服务；从基本功能和发展指向来讲，先进文化是能够不断丰富人们精神世界的文化，它的前进方向指向人的精神世界的不断丰富、人的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这些基本特征和发展取向，决定了它能够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思想保证、精神支撑、道德基础和文化条件。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先进文化不同于和谐文化，也不等同于文化和谐。先进文化具有和谐属性，因为先进文化的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决定了它必然与时代潮流和时代精神相一致，也必然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与当代社会实践相吻合。先进文化是具体的历史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形态的先进文化，但先进文化的和谐属性，内在地决定了每一个形态的先进文化都内涵着一定的和谐文化，也在一定意义上谋求着文化和谐。比如，先进文化承扬传统，保持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充分体现民族性，就是在谋求文化在传统与当代之间的和谐。先进文化是先进政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什么样的文化建设，反映了一个政党的思想境界和精神追求。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发展先进文化，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鲜明地表明了我们党在文化发展上的价值追求。以先进文化统领文化建设，在一定意义上内涵着发展和谐文化、实现文化和谐。但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建设先进文化，本身并不能等同于建设和谐文化和追求文化和谐。 　　二 　　与先进文化的性质界定相对应，和谐文化标明的是文化的内容及其价值取向。所谓和谐文化，就是人类社会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以和谐为思想内核和价值取向，融思想观念、理想信仰、社会风尚、行为规范、制度体制于一体的一种文化形态，它包含对社会发展的基本理念和理想追求，也包括对社会发展的总体认知和评价，还包括对社会发展的实践取向和制度构建。从内容构成来看，和谐文化既有思想观念方面的内容，又有制度规范方面的内容。从思想观念上来说，和谐文化体现了人们对和谐社会的认知和思考，对社会和谐目标的憧憬和追求；从制度规范上来说，和谐文化体现为人们在和谐思想引导下建立的一系列调整社会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及风险的制度和机制。从存在形态来看，和谐文化并非独立于社会文化大系统，而是融合于社会文化存在与发展之中，贯穿于社会文化的各种形式之中，它的精神内核是和谐。 　　和谐文化是社会和谐的思想灵魂和精神实质。没有和谐的文化，就没有和谐社会的思想根基，也就不可能有社会和谐发展的实践追求，更不可能有社会和谐的实现。相应地，追求社会和谐的实践又会推动和谐文化的发展，和谐文化是社会和谐的文化升华，也是人们追求社会和谐的智慧结晶。和谐文化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有没有和谐的文化，是一个社会能否和谐发展的所在，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和谐的重要标尺之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包含着和谐文化建设的内容，同时更需要和谐文化的引导和支撑。和谐文化是社会和谐的精神归依，也是社会和谐所必需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的文化源泉，它对和谐社会建设具有观念引导、思想保证和精神支持的作用。和谐社会越发展，和谐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就越突出、越明显。对个体而言，和谐文化起着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准则；对全社会而言，和谐文化具有明确的价值导向作用，内含着人们高度认同的共同价值观念。和谐文化的建设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应该是同步的，相辅相成的。建设和谐文化，是推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基础性工程。 　　和谐文化是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和谐的精神纽带。建设和谐文化，是发展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在当代中国，建设和谐文化就是坚持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指导，坚持继承传统、立足时代、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建设与中华民族和谐传统相承接、与和谐社会要求相吻合、与时代精神相一致的社会主义文化。这种和谐文化从根本上讲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先进文化，它具有民族性、时代性、先进性、开放性的特征。建设和谐文化，有助于实现社会文化和谐。一个社会的和谐，在本质上体现为一种和谐的文化精神。所以，建设和谐文化的核心问题，是培育人的和谐文化精神。人们一旦确立了和谐的意识与和谐的思维，就能在文化建设中有意识地协调各种文化矛盾，追求和谐的社会文化环境。社会一旦形成了和谐的文化精神，各种形态的文化就能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统领下相互借鉴、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三 　　文化和谐表征社会文化的存在状态和相互关系，与文化冲突与文化矛盾相对应。文化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精神追求的结果。不同的民族、国家在不同的社会实践中会形成不同的文化，就是同一民族、同一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会形成异质文化。人类的文化，从总体上讲是多样的，是丰富多彩的。不同的文化，在价值立场、内容体系等方面会存在分歧，形成文化矛盾与冲突。文化冲突表现在多个层面，既包括不同形态文化间的价值冲突，也包括同一形态文化内部不同文化观念的冲突。 　　文化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方面。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和谐，内涵着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系统、各要素的和谐，也内涵着各系统、各要素相互关系的和谐。社会和谐绝不仅仅意味着经济的发展、物质的富足，以及社会的进步、政治的民主，还必然包括精神的文明、思想的充实、人本身的和谐，必须有文化纽带的精神维系以及精神血脉的文化融合。然而在当今时代，国际国内形势发生和正在发生着越来越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各种思想文化有吸纳又有排斥，有融合又有斗争，有渗透又有抵御，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相互交织、相互激荡之势。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主流文化与亚文化、雅文化与俗文化等之间都构成一定的文化张力，分别在一定程度上蕴涵着文化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着力推动文化和谐。文化和谐是和谐社会所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缺乏文化和谐，谈不上社会的和谐。实现文化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面对的一个时代课题。 　　文化和谐是具体的历史的。在当代中国，文化和谐可以作多层面的理解，从社会文化存在样态的宏观层面讲，是指社会各式形态的文化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统领下和谐并存、相互借鉴、共同发展；从社会文化活动及其发展的中观层面看，是指在文化的实践发展中倡导文化多样性；从社会文化心理的微观层面讲，是指人们牢固确立和谐意识，以和谐为基本价值取向，形成以和谐为思想内核的精神文化氛围。由此看来，实现文化和谐，必须发展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没有先进文化的发展与和谐文化的建设，文化和谐难以实现。 　　实现文化和谐，要站在历史与现实、东方与西方的文化交汇点上，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发扬民族文化优良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长处，坚持不懈推动文化创新，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建设和谐文化，要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实现文化繁荣与和谐。实现文化和谐，还要处理好主流文化与多样文化的关系，以及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在当代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社会主流文化，实现文化和谐，要在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前提下，正确认识多样文化。通过对文化和谐的实践追求，力争在国内实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主导下的社会文化和谐，在国际上不断增强和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综上所述，先进文化、和谐文化、文化和谐三者相互区别、相互联系、辩证统一。先进文化是和谐社会的文化旗帜，和谐文化是和谐社会的思想基础，文化和谐是和谐社会的文化要求，共同统一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文化的层面讲，就是要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文化方向，努力建设和谐文化，不断推进文化和谐。发展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实现文化和谐，都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三者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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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1）经济危机通常指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周期性爆发的社会经济的大混乱。 （2）经济危机的表现是：大量商品卖不出去，大量生产资料被闲置，大批生产企业、商店、银行破产，大批工人失业，生产迅速下降，信用关系破坏，整个社会生活陷入混乱。 （3）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相对过剩。 （4）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就已经存在经济危机的可能，但这仅仅一种可能，经济危机并没有变为现实。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才使这种可能变为现实。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直接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有计划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有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即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这两个矛盾激化，必然引起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 （5）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周期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地发生，使资本主义再生产具有周期性。典型的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包括危机、萧条、复苏、高涨四个阶段。危机是上一个周期的终点，又是下一个周期的起点。在萧条阶段，生产处于停滞状态，同时为复苏阶段做准备。在复苏阶段，生产和消费的矛盾进一步缓和，社会生产逐渐恢复，并进一步发展，使经济出现繁荣景象，形成高涨。高涨又使资本主义经济各种矛盾加以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又爆发新一轮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性的物质基础，是固定资本更新。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更新，会扩张生产能力，引起生产高涨，为下一次生产过剩危机奠定物质基础。 ================================== 补充： 经济危机（economic crisis） 在探讨危机理论时，我们必须把总危机同局部危机和经济周期区别开来；总危机是指再生产的经济和政治的关系的全面崩溃，而局部危机和经济周期则是资本主义历史的正常现象。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追求利润的个人愿望会同社会分工的客观必然性周期性地发生冲突。局部危机和经济周期仅仅是该制度把上述个人愿望与客观必然重新结合起来的固有的方法。当制度健全时，它会很快地从其固有的失调动乱中恢复过来。但如果制度不健全，则恢复期越长，恢复就越没有生气，其进入长期萧条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比如，在美国，从1834年到现在的150年中虽然出现过35次经济周期和危机，但只有两次——年和年的大萧条——称得上是总危机。当前资本主义世界所面临的问题是：在这一统计表中会不会有一天再增加1980年的大萧条这一次（见“参考书目”10和3）。 在分析资本主义制度时，马克思常常提到它的“运动规律”。比如，他认为利润率趋于下降就是一个一般规律，但同时又指出“阻挠和抵销这个一般规律的作用”（《资本论》第3卷，第258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的起反作用的趋势。因此，人们自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即“规律”怎么会从趋势和相反的趋势中产生呢？回答这个问题有两个基本方法。一方面，可能是从概念上把各种趋势看作是基于同等基础起作用的趋势。资本主义导致一系列的冲突的趋势，而某个特定历史的“紧要关头”的各种力量的平衡则决定制度的最终方向。从这个角度来说，结构性改革和国家干预似乎具有很大的潜力，因为在正常的情况下它们能够左右各种力量的平衡，从而实际上支配其后果。后面我们将可以看到，这一总的见解是大多数现代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基础，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另一方面，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则不同。他认为，重要的是区分占有支配地位的趋势和各种起抵销作用的次要趋势，因为后种趋势是在前者所规定的范围内起作用的，由于占支配地位的趋势起因于制度本身的性质并赋予制度以强大的推动力，所以次要的趋势实际上是在原动力的范围内起作用的，或者说被纳入一定的导向的（在这些范围内，次要的趋势也可以只作为基于同等基础的冲突的趋势而起作用）。从这一高度出发，那些结构性的改革、国家的干预以至未能触动制度的基本实质的阶级斗争，只具有有限的潜力，这正是因为它们最终将会从属于该制度的内在的动态。 现在我们可以划分出两种主要的危机理论，这种划分同探讨资本主义历史的两种不同的方法是一致的。一是可能性理论，它基于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规律是各种冲突趋势的产物；根据这种理论，每当历史的决定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相结合时就会出现总的危机。另一是必然性理论，它基于这样的看法，即认为规律是使各种抵销的趋势处于从属地位的、内在的占支配地位的趋势的表现；按照这种理论，定期出现总危机的特定形式和发生的时间，在一定范围内是由历史和制度的因素所决定的）。下面我们将考察一下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是如何具体解释上述两种理论的。 可能性理论 这种理论可以分为两大类：消费不足——停滞论；工资压缩理论。 第一，消费不足——停滞理论。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它的纯产量的货币价值等于支付工人的全部工资加上资本家所得的利润。由于工人的所得少于纯产量的总值，因此他们的消费永远不足以把纯产量的总值购买回来，工人的消费产生了“需求缺口”。而且利润对工资的比率在增殖的价值中所占的份额越大，这种需求缺口也越大。当然资本家也消费其部分利润，这有助于填补一部分缺口。但是资本家的大部分利润不是消费掉而是储备起来的；按照凯恩斯的说法，这些储备被看作是需求的“渗漏”，其最终的基础依然是限制大众的收入和消费。如果相当于资本家储备的这部分需求缺口不填补上的话，那末部分产品就销售不出去，或至少不能按正常价格进行销售，结果整个体系就要收缩，直到利润降低到使资本家被迫消耗其全部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会有（纯）投资从而也就谈不上增长。因此，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经济逻辑易于使资本主义经济趋向于停滞。 当然，需求的缺口不仅可以通过消费，而且也可以通过投资需求（工厂和设备的需求）来填补。投资需求越大，该体系的生产水平和就业水平越高，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就越快。因此，该体系的最终运动，归根到底将取决于资本家的储蓄计划所导致的停滞趋势与资本家的投资计划所导致的起抵销作用的发展趋势之间的相互作用。资本家所以储备，是因为作为个体的资本家他们必须为生存而努力发展。但是只有具备客观可能性时，他们才会投资，而且这些又取决于两个因素。具体地说，就是当某个特定的资本主义国家（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的霸权能使它对国际政治经济的稳定性加以协调并巩固时，也就具备了发展大规模商业贸易活动的基础；当大批新产品、新市场和新技术同时出现时，要具备为大规模投资所需要的动力。只有基础和动力同时具备，发展的因素才会蒸蒸日上。然而，随着动力的耗尽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对基础的不断损害，各种对立的因素在某些方面会重新表现出来，而停滞就会成为一种趋势——当然，这种局面将一直延续到新的统治秩序（也许通过世界战争来促成）和许多新的发现能开创出另一个发展时代为止。 垄断权力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在现代资本主义中，据说少数实力强大的企业能支配各自的行业，通过限制产出和抬高价格它们能够靠牺牲工人和小资本家的利益而使收入的再分配有利于自己。鉴于大资本家把较大份额的收入储备起来，所以总的储蓄额将增加；另一方面，为维持价格和利润，大企业将只限于在本行业中进行投资，从而减少了可利用投资的出路，由于加大了需求缺口并同时减少了投资的机会，因此，从理论上讲，垄断将使停滞实际上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当然，实际上战后的“垄断资本主义”直到最后“一直享有长期的繁荣……在许多方面超过了它先前的历史”（见“参考书目”14）。所以，由于存在着非常强有力的抵销因素，诸如战后的美国霸权、新产品、新技术和军事费用等等，这一切又足以说明实际上并不存在停滞现象。 在这样一种框架内，任何可以加强和指导发展因素的经济干预，显然在原则上都可排除停滞的威胁。比如，凯恩斯经济学就宣称国家不管是通过本身的开支还是通过刺激私人消费，均可使产出和就业达到社会期望的水平，从而最终决定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参看凯恩斯和马克思条目）。消费不足论者也并不否认这种可能性。他们只是认为，由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垄断而不是竞争，因而这种干预并不是普遍可行的。垄断会加剧资本主义停滞的趋势，而当停滞出现时，国家就会通过刺激总需求来抵销这种趋势。但接着垄断者将以抬高价格而不是以扩大生产和就业来与之对抗（就象各竞争的企业所做的那样）。因此，国家力量与垄断力量之间形成的对峙局面将导致停滞加通货膨胀即“滞胀”（见“参考书目”14、5和13）。如果国家退出这场斗争并采取紧缩措施，那我们就会处于衰退甚至是萧条的局面。从这一观点来看，由于国家不愿同垄断集团对抗，所以危机的出现本质上是一种政治事件。凯恩斯理论认为国家有驾驭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能力，而一旦认可这一前提，则危机的形成和摆脱就成了运用这一能力去实现政治目标的问题。因此，人们将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一项通过价格控制、调节和有力的经济计划来削弱垄断势力的政治方案，将击中通货膨胀的要害，而增加社会福利费用和提高工资则不仅使工人阶级而且也会使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获益（通过缩小需求缺口）。因此，假如能对国家施加足够的压力，那末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经济矛盾就可以移置到政治领域并在政治领域内解决。 斯威齐本人故意避开了他论证中所固有的政治结论，虽然他警告说资本家本身也许会找到支配资本主义制度的新方法（见“参考书目”14第31期，第12—13页）。但其他人就很少有什么保留了。（参看哈林顿著《社会主义》，1972年英文版，第12章；又同一作者所著《民主社会主义组织委员会与左派》，1979年英文版，第29页；以及《金元与理性》杂志各有关争论文章，特别是1979年10月和1981年7月—8月各期；此外还可参看哥登等人合著的《改变公司的四种办法》一文，载《民族》杂志，日英文版，第589—591页）。 第二，工资压缩理论。 工资压缩理论企图把总危机同利润率持续下降的趋势联系在一起（参看利润率趋于下降条目）。其出发点是承认假定其它条件相同，实际工资增长或工作日的长度缩短和工作日的强度减少时，潜在的利润率就下降。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假使其它情况均保持不变，剩余价值率的下降将导致一般利润率的下降。然而，这不过是说实际工资的增加（为工作日的长度和劳动强度所作的调整）从趋势上看将减低利润率。如果利润率趋于下降与这种情况无关，那末（调整的）实际工资的增加仅仅只是促进先前存在的利润率的下降。这正是马克思所论证的，我们将在下一节里看到。但如果利润率趋于上升的话，那未只有实际工资有足够迅速的增长，才能表现出利润率的实际下降。这就是工资压缩理论者的典型主张。他们假定实际工资不变，技术改造也有助于提高利润率和提高利润对工资的比率。 这一理论的一种看法认为，这种利润率的一升将直接刺激投资高涨；该理论的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利润对工资的比率的提高以及垄断力量的不断增长将扩大需求缺口，从而导致该制度的停滞的趋势，但国家能够抵销这一点从而维持繁荣；这实际上是消费不足或停滞理论的发展。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如果繁荣期持续到足以使劳动市场变得紧张起来，而同时工人又如此富有斗争精神，以致他们的工资需求导致实际利润率持续下降，那末最终就会爆发危机。从典型的意义来说，工资压缩理论力图把实际工资增长快于生产力的增长看作是这样一种证据，即在危机背后起作用的是劳动力。 比如，通常处理所谓技术选择的数理方法就认为，利润率是趋于上升的，除非实际工资的增长逆转了利润率上升的进程（见“参考书目”12，第242—247页）。大多数现代支持工资压缩理论的人如罗默（见“参考书目”11）、鲍尔斯（见“参考书目”2）、以及阿姆斯特朗和格林（见“参考书目”1）都引证这一点。其他人，比如霍格逊（见“参考书目”7，第75—76页），只是把有机构成的经验稳定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最后，卡莱斯基（见“参考书目”9）则通常被看作是提出下述论点的人，即国家干预将把消费不足的趋势变成工资压缩的现象。应当指出的是，甚至在传统的关于技术选择的文献中，实际工资高于生产率的增长，既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足以导致利润率的下降。这从沙克的图解中可以很容易看出来（见“参考书目”12，第236页），在这个图解中，最大限度的工资率（纵截线）就是每个工人的纯产量。 这里要指出的重要一点是，因为危机只有当工人的工资增加得“过多”时才会出现，所以这一理论在看待资本主义时是留有充分余地的，它既可以使工人的实际工资提高又可以使资本家的利润率有所提高。从这一观点来看，如果工人和资本家都作出充分的让步，国家在原则上就可以设法复苏，而如果工人和资本家双方都表现出某种克制，则国家就能进一步阻止危机。一般来说，可能必的理论的特征就在于：由于工人和资本家都承认国家有决定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权力，所以这种理论的支持者们的期望和前提都主要取决于这样一种观念，即甚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政治也可能控制制度。如果这一前提不正确，那末围绕着它而制定的战略和策略无论如何也会导致严重问题。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这恰恰是必然性的危机理论所包含的内容。 必然性理论 现代最主要的必然性理论，就是马克思的利润率趋于下降的理论。过去，甚至把某些消费不足论的变种（如卢森堡的主张）也都列为必然性理论，但一般都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对这些主张本身论证的逻辑作了错误的理解而造成的。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试图说明，资本主义为什么在经过长期的加速发展后必然会出现相应的减速发展时期并导致危机。对于消费不足论显然是通过外在的因素（比如突然涌现的许多发现）来说明的东西，马克思则是通过立足于潜在的利润率的变化的内在因素来加以说明。 一切资本主义行动的动力都是利润，而剩余价值则是其隐藏的基础。为尽可能多地榨取剩余价值，资本家必须增加劳动日的长度或增大劳动日的强度，而最重要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为了同其他资本家有效地进行竞争，他们必须同时降低单位生产的成本。增加固定资本就是要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简单地说，相对于劳动力的固定资本的增加（生产的机械化）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手段，而相对于产出的固定资本的增长（生产的资本化）则是降低单位生产成本的主要手段。然而，可以看到，在采用较先进的生产方法的基础上，固定资本的增长也往往会引起利润率的降低（参看利润率趋于下降条目所引用的参考材料）。对首先采用这些规模较大、资本集约程度较高的方法个体资本家来说，较低的单位成本使他们得以降低价格、击败竞争对手而进行发展，从而以更大份额的销售来抵销利润率的下降。但是，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来说，这将导致平均利润率下降。虽然有各种因素可暂时抵销这一下降趋势，但这些因素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起作用，所以利润率的持续下降将成为一种主要的趋势。 在一个长的历史时期内，利润率的这种下降趋势对投资的影响，将造成总潜在利润量的“长期波动”，即先是增加，接着便是降低和停滞。在后面这个阶段，投资需求下降、生产能力过剩将成为普遍现象，而新的投资不足则会使生产率的增长放慢，因此实际工资在一个时期内就可能相对于生产率的缓慢增长而增长。换言之，无论是消费不足还是工资压缩这类现象，都表现为盈利能力的危机效应。但是它们并不会导致总的危机，因为在资本主义积累范围内存在着各种固有的机制，这些机制使能力适应有效需求，并使工资的增长维持在生产能力增长的限度之内（参看《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中译本，第25章；“参考书目”4）。 每一次的总的危机都会使弱小的资本受到巨大的破坏，使工人遭到沉重的打击，而这些破坏和打击，则又有助于通过加强集中和积累、通过提高全面的盈利能力来恢复积累。这些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天然的”恢复机制。但由于利润率的持续下降，因而每一次随后出现的高涨都具有这样的特征，即长期的利润率和增长率一般都比较低，因此，在资本主义统治的世界里，停滞和世界范围的失业问题在整个时期内将变得更为严重。因为这些问题是资本主义积累本身所导致，而不是由不充分的竞争或工资过多而造成的，所以国有干预不管其意图多么好，也不可能完全“解决”上述问题。政治不可能也不会支配制度，除非它愿意承认资本主义解决危机的方法需要损害工人阶级的利益，而社会主义的解决办法则必须摧毁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正如耶费（见“参考书目”15）所指出的，可能性理论所特有的对国家权力的依赖性，也许是一种危险的错误观念（参看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条目）。 （AS） 参考书目 1P.阿姆斯特朗和A.格林：《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与寡头制——对沙克的评论》，1980年英文版。 2S.鲍尔斯：《技术变革与利润率——对置盐信雄定理的简单证明》，1981年英文版。 3A. F.伯恩斯：《变化世界中的经济周期》，1969年英文版，表11，第16—17页。 4P.加雷纳尼：《关于消费、投资及有效需求的笔记——答琼·鲁宾逊》，1978年英文版。 5C.哈曼：《危机的理论》，1980年英文版。 6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1910），1981年英文版，第4部分。 7G.霍格逊：《托洛茨基与宿命论的马克思主义》，1975年英文版。 8罗塞尔·雅科比：《危机论的政治——对机械的马克思主义批判之二》，1975年英文版。 9M.卡莱斯基：“充分就业的政治特征”，载《论文选集》（1943），1971年英文版。 1010）E.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1972），1975年英文版。 11J.E.罗默：《关于利润率下降的持续争论——固定资本和其它问题》，1979年英文版。 12A.沙克：“危机理论史导言”，载《危机中的美国资本主义》，1978年英文版。 13同上作者：《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1978年英文版。 14保·斯威齐：年发表在《每月评论》第31（3.6）、32（5）、33（5.7）和34（2）期上的主要文章。 15D.耶费：《霍格逊与能动改良主义》，1976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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