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歌可泣的民族精神
读王树增新书《抗日战争》
来源：中山日报
第 7503 期 A8版　发布日期：日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为什么当年积贫积弱的中国能够战胜世界强国日本？我们不屈的民族为什么有这样顽强的生命力？是什么保证我们不会亡国灭种？著名作家王树增在新作《抗日战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7&月第1版）中，以细节还原历史面貌，向世人展现了可歌可泣的民族精神。&&&&书中，王树增格外看重中国人抵御外辱的心灵史。他不遗余力书写带有个性色彩的历史认知，上至将军、下至士兵，乃至社会各阶层、普通百姓的命运和生存状态，还有他们在战争中的心灵感受，都是作家尤为关注的。淞沪会战爆发后，张治中将军目睹了上海市民的遭遇，他发出气壮山河的誓言，必以“喋血淞沪、长城之精神，扫荡敌军出境，不达保卫我领土主权之目的，誓不终止”。作者在书中对这场会战描写了这样一个场景，“炮兵营营长刘宏深带领士兵们勇猛冲击，几乎每前进一米的距离，都要用战死士兵的尸体铺路。他阵亡时年仅二十八岁，新婚不足百天。”读来令人唏嘘不已。&&&&即便大家耳熟能详的重大战役，王树增也提出了一些全新的视角和观点。他认为，发动百团大战的时机根本不成熟。1941年是中国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经过几次大扫荡，抗日根据地损失惨重，“没有军饷、没有武器，但居然发动了百团大战。”他通过大量的史料分析，国民党作为执政党，从战争一开始到结束，一直存在&“投降派”“悲观派”“主战派”三派，“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那个艰苦时候拼尽最后一点力量去打百团大战，在政治上就是为了遏制‘投降派’。”百团大战第一、第二阶段打得不错，第三阶段差了很多。“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损失太大了，另一方面也是日军缓过劲儿了。”&&&&即使是关于日本军人的故事，读来也是五味杂陈。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惨痛记忆，同样让普通的日本家庭坍塌。&&&&王树增试图去审视中日两个民族的性格意志与文化根源。他认为，我们在正面战场和日军的差异，不仅仅在武器装备上，最主要的是战争观念和文化的差异。这也使得正面战场难得见一场让我们心情舒畅的作战。“儒家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实际上是很温和的文化，并不尚武。”相比之下，日本从幕府时代以来，就已形成武士阶层，尚武深入民间，形成了整个日本民族的扩张性格。所以，“当代中国所面临的安全危机，实际上是没有减弱的，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高度警醒。”抗日战争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当代中国人从各自承担的社会责任而言，都应该回顾那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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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艾里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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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树增：抗日雷剧戏谑的不是对手 而是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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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旅作家王树增近期出版了中国革命战争史系列的收官之作《抗日战争》，这部写了6年的纪实文学作品总计180万字。”通过梳理日本右翼的一贯逻辑，王树增想告诉读者的是“永远不要对日本军国主义和右翼政策抱有幻想，这个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军旅作家王树增近期出版了中国革命战争史系列的收官之作《抗日战争》，这部写了6年的纪实文学作品总计180万字。他接受京华时报专访时表示，写这部书想让读者全面了解抗日战争，明白日本右翼的侵略逻辑是如何形成的。提到抗日雷剧，老王有些愤怒地说：&它戏谑的不是对手，是我们自己，世界上有出息的民族不会出现这种事情。& 为何没按历史顺序写？ 题材难度大很多人对抗日战争认识含糊 &我看了他写的《长征》，正在看《解放战争》，打算购买《远东朝鲜战争》，突然发现没有《抗日战争》，为什么没有写？&这是一位读者发在网上的疑惑。当天的采访在&朝内166&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老楼内，王树增穿着灰色T恤十分干练，刚刚签完500本《抗日战争》第一卷。 聊到那位读者的困惑，王树增说：&我写战争系列没按历史顺序来写，为什么把它搁在最后？最重要的原因还是难度比较大，包括我们对历史的认知，还有档案和资料的获取，这些东西都比其它的几个题材难度要大一点，体量也大一点。我总觉得自己没有准备好，总一直定不下来写这个的决心，最后时间逼到这儿了，就赶紧写出来。& 《抗日战争》难写，直接的原因是对历史的认知问题，王树增认为，这是当代中国战争史中，我们很多人认识最含糊也是最有分歧的一场战争。对于这场战争的认识，当代中国读者真正地全面了解这场战争的人不多。他觉得，这不是读者的原因，而是我们的很多历史读物不尽如人意，这些作品大大地低估了这场战争的意义，同时也低估了这场战争给这个民族命运上带来的变化的重要性。 在王树增看来，在距离抗日战争胜利已有70年的时候，再来审视这场战争对于当代中国的精神状态有着重要意义，&它已经远远超过了对一场战争的认识，恐怕是对这个民族的心路历程、这个民族所承担的沉重苦难，以及对当代中国的精神状态一种关照，这场战争有鲜明的当代性&。 序章长达7万多字 做历史铺排永远不要对日本右翼有幻想 这场战争对于当代中国人有何启示？王树增写了一个长达7万多字的序章《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逻辑？》，一方面，他觉得真正的抗战时期应该从1931年算起，总共加起来有14年，&很多孩子问我，日本侵略我们总要通过一线开始打起吧？怎么一下子卢沟桥成国门线了，这就涉及日俄战争留下的一个权益分配，还有皇姑屯事件。&卷首这个长长的序章，就是为读者梳理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六年的历史脉络。 最重要的一方面，王树增是为了做一个历史铺排，告诉当代中国人日本右翼侵略逻辑的渊源。&我从明治维新就开始叙述了，现在不能简单地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了，安倍一讲话你就觉得不可理解，为什么不可理解？他认为很正常，对不对？必然有他的逻辑。我就特别想阐述清楚这个逻辑是什么？日本国策的形成有它的必然性。& 《田中奏折》是解读日本国策的重要依据，对于它的真伪史学界存在争议。在王树增看来，这份奏折是有相当可信度的，因为它和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人的国策在逻辑上是一致的，这种逻辑直到今天的日本右翼依然秉承着。&很多人不理解日本人为什么要偷袭珍珠港，武汉会战之后他基本上就打不动了，为什么还玩命开辟另一个战场？& 通过梳理日本右翼的一贯逻辑，王树增想告诉读者的是&永远不要对日本军国主义和右翼政策抱有幻想，这个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只要日本的军国主义思维还存在，只要它的右翼政策还坚持他们老祖宗的立场，中华民族要永远保持足够的警惕。拿我们军人的话来讲，要随时准备作战。这个不是危言耸听，因为上百年的中日关系就是这样一种关系。& 三卷本写了六年多 资料难查证舍弃口述史的记载方式 三卷本《抗日战争》总计180多万字，王树增写了六年多，前后搜集史料的时间更长，目前出版了第一卷。聊到写作中的具体困难？他说，这是写所有战争史系列作品中史料搜集、整理最难的，不仅国民党正面战争的资料缺乏，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资料同样匮乏，&对于这场战争的档案整理、留存、口述历史等做得都不够，我有时心里很不好过。我们遗忘的太多，这对那些在这场战争当中为这个民族而倒下的人不公平，对于这个历史也不公平。& 王树增为此多次去日本、台湾查证资料，他举例称对战争死亡人数统计就极为不准确，日本的一个数据十分离谱，一场长沙战役，它说阵亡官兵280人，&你别说阵亡了，就是生病也得死280人。&为此，他专门查看了日本防卫厅编的官方全史，还有师团史、连队史，很多数据都对不上号。 在搜集官方史料的同时，王树增舍弃了个人回忆和口述史的记载，觉得水分太大，&我走访了一些老兵，用处不大。我能采访到的七八十岁的老兵，那时候是个孩子，他知道的比局部还局部，记住了他那个连长叫什么，有时连长叫什么都能说错，不可能了解他参加那场战斗的整个背景，有时我还纠正说，老人家，您说的那个那时候没在那个区域。& 写作中，王树增还遇到一个麻烦就是&中国军队的番号太乱了&，&乱到一团乱麻，蒋委员长当时也是难为他了，我不知道他的军政部是怎么来指挥部队的，全是一笔糊涂账。还有汪伪军队的隶属关系等也很乱。&他认为，梳理作战部队的番号、隶属关系本是写战史最基本的要求，为此花费了大量功夫。 题外话 抗日雷剧戏谑的不是对手，而是我们自己 王树增每写完一部书都要大病一场，几年前《解放战争》写完上卷时去楼下转了个弯儿，就直挺挺地晕在地上。在医院里，他问医生什么病，医生说：&你知道什么叫过劳死吗？只不过你小子没死。&这次写《抗日战争》写到最后20万字，王树增坚持不住了，高烧不退只能去住院了。他觉得现在不能说这部作品有多优秀、多经典，&只要读者还算认可，说光头老王的书还是值得读一读的，就没白浪费。& &光头&是王树增几十年前当伞兵时一直保持至今的发型，伞兵部队的作战意识最强，训练也最苦，剃个光头方便。在采访中，也能感受到老王的军人作风，特别是提到近几年的抗战雷剧，他气不打一处来：&这样拍战争，我认为是不怀好意的，我作为军人，很负责任地说，它极大地侮辱了我们的前辈，另外还极大地削弱了我们的斗志。如果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我们部队天天训练，天天掉层皮为了什么？这个抗日雷剧戏谑的不是对手，是我们自己。这些人说轻一点是无厘头，说重一点他是别有用心的，我不是反感，是非常的痛恨，它害处太大了。& 王树增觉得，世界上有出息的民族不会出现这种事情，&越有出息的民族越正视对手的强大，甚至他夸大对手的强大，对不对？用来坚强自己的内心。拍这些雷剧，是没出息的民族干的事。我不反对娱乐，但娱乐是有禁区的，现在我们不是经常有英雄真假的讨论吗？我说过一个这样的话，&什么都可以娱乐，祖宗不能娱乐&。日本人对现在中国大陆居然拿黄继光是不是真的假的来做讨论话题，就这件事日本人就百思不得一解。& 京华时报记者田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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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树增：我要彻彻底底梳理抗日战争的每一寸时光
澎湃新闻记者赵振江 发自北京
07:35 来自
63岁的王树增终于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前完成了他的非虚构作品《抗日战争》。这位供职于武警部队政治部创作室的军旅作家此前已经完成了长篇战争非虚构作品《长征》、《 朝鲜战争》、《解放战争》等。7月2日，《抗日战争》（第一卷）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在发布会上，王树增说他写这部作品是为了给中华民族精神补钙，同时也是为了向在抗战中牺牲的先辈致敬。6月20日，还在校对《抗日战争》第二卷的王树增接受了澎湃新闻的专访。作家王树增光头、红色T恤、老北京布鞋，王树增还没有从其三卷一百八十万字的《抗日战争》中走出来。军人出身的王树增声音洪亮，讲话掷地有声，讲到动情处却又放缓语速。为了写《抗日战争》，王树增前前后后花了八年多时间。为了找到第一手资料，他东渡日本，赴台湾，走访大陆各个战场。他的书房中堆满各种资料，写书时一个月不下楼是家常便饭。有时候参加社会活动，回家后进入不了创作状态，他只能等着。他告诉澎湃新闻，他写这套书是为了“彻彻底底梳理抗日战争的每一寸时光，寻找民族心理发展历程”，“当代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梳理民族的心灵史。”在访谈中，王树增直接、主动，不回避任何问题。在他看来，抗日战争时期最高的意识形态就是拯救民族危亡，所谓的国共党派之争并没有影响到整个抗战大局。王树增既在书中用大量事实论证了“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抗战精神上的中流砥柱”，也详细记述了国民党正面战场上的30余场战争。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王树增坚持唯物史观，并不惮与台湾中研院的历史学者辩论，尽管因为各自秉持不同的史观而导致辩论并没有结果。 第一次国共合作影像。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成立时委员合影。前排：左一为黎樾廷（共产党员），左三为何香凝，左四为彭湃（共产党员）；后排：左四为杨匏安（共产党员）。中共党史网 图“中国共产党人是全民抗战精神上的中流砥柱”澎湃新闻：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在评价你的《解放战争》时，曾说：“当代以来形成的文学秩序中很难安放这样的作品”。你如何给《抗日战争》归类？王树增：我觉得它还是属于非虚构文学范畴的。实际上我从近代史系列和战争系列都用的是非虚构写作这个概念。非虚构写作主要依靠各方的档案和史料。所以我的著作注释是大量的，是有来源的。我认为注释是必要的，一是要给读者交代，二是加强非虚构的感觉。我个人认为离开注释就没有意义了，就是小说了。我一开始写这类作品时就立下规矩，一定要按照非虚构的规矩来写，不然读者不会信任你。现在看来至少大部分读者还是认可的。比如我最早写的《朝鲜战争》，要写一场小小的战斗，那么我必须知道对方美军那个排的排长叫什么，黑人白人，什么时候进入朝鲜战场，是哪里人，尽可能查到他的家庭背景。这就是我为什么花五六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写的原因。这也是非虚构的魅力。第二，它是文学，不是史书。它和军史、战史是不一样的。文学的定义是什么，以历史事件为依托解读出当时人的精神状况。文学是人学，军史是以时间为轴的，我写的时候是以人的精神状态为轴的，更多关注人的命运。同时，文字上它是文学的风格。历史学家和作家叙述一个事件，文字表情是不一样的，给读者的审美感受是不一样的。第三，作家要在作品中给读者提供具有个性的历史认知，没有这个你的作品不值钱、没有意义。这牵涉到作品的质量问题。第一次国共合作影像。1924年5月，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举行庆祝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3周年纪念活动时合影。共产党人邓中夏（前排左一）、向警予（前排左十）、毛泽东（后排左二）、沈泽民（后排左四）、罗章龙（后排左七）、恽代英（后排左八）等参加合影。前排左六为胡汉民，左七为汪精卫。 中共党史网 图澎湃新闻：创作《抗日战争》的缘由是什么？王树增：我从技术角度来讲，我的战争系列这是最后一部，之所以搁在最后是因为最难。我想有生之年写完它。第二我还有一个动机，我也非常关注反法西斯胜利七十周年这个纪念日。作为一个军人，我有一个深深的感觉，我们对本民族的历史解读得不够，尤其是我们对抗日战争关注得不够。抗日战争是中国百年以来第一次反抗侵略胜利的历史。中国近代史充满屈辱，这渗透到当代中国的不安、焦躁、容易冲动、极端的自傲和自卑的混杂，以及民族主义的情绪永远都在内心激荡，其实都和百年以来中国历史的屈辱有关。我认为这种特征是近代以来屈辱历史造成的。我们今天还在质问我们自己——我们的腰杆儿硬起来没有，我们的头颅到底昂起来没有。一个民族只要自信确立了，他们就会勇敢、坚强、宽容、理性。我们可以发出这样的诘问，当代中国人是否已经达到这样的要求？我想还没有。那么怎么培养我们民族这种较为理性的心理特征？只有从本民族的历史当中找理由。我觉得抗战八年的历史，是我们能够寻找到使我们内心更强大、更理性的历史之一。如果算上九一八以后就十四年。十四年一个国家处在战争状态，一个民族要熬过多少时光啊。作为后人，我们有什么理由能够忘掉这段时光。第二次国共合作影像。1937年5月，毛泽东（右二）、朱德（右四）、叶剑英（右六）同国民党中央考察团成员萧致平（右一）、涂思宗（右三）、邵华（右五）在延安合影。 中共党史网 图澎湃新闻：以上是关于书的形式的问题，接下来讨论书里的内容。书涉及到的史实和史观的问题。王树增：关于史实，我想提请读者注意两点，抗日战争的爆发也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战争不是一个偶然事件，也不是突发战争，那是既定国策，只是迟早而已，今天的日本右翼政客依旧沿袭着这样的政策。这也就能解释二战后德国和日本不同的原因。日本制定的国策，对国民灌输的观念一直延续至今，所以不要对日本军国主义抱有任何幻想。此外，还有一个观点我希望传达给读者。我非常鲜明地认为，党派之争绝不是这场战争的主流。事实也证明，党派之争或者说党派摩擦在这场战争中属于非常边缘化的支流，它并没有影响到整个抗战大局。我们现在有一个词叫：“中国共产党人是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我认可这句话。我书里用大量事实回答了这个问题。最艰苦的时候，我们的抗战大业随时都有夭折的可能。我们为什么发动百团大战，在那么艰苦的情况下打这一仗。不光有军事上的意义，更多的是政治上的意义。共产党用决死的决心来遏制投降的风潮，这些东西我的书中都有描写。抗日的历史非常复杂，共产党开辟的敌后战场是抗日战争两个战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所谓党派摩擦不是抗日战争的主流澎湃新闻：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呢？王树增：我书中记述了正面战场上几乎所有的战役，一场都没有落下，而且我高度评价正面战场上的中国军队英勇不屈、前赴后继、不怕牺牲的作战精神，我动用了所有的档案提出了很多这样的事情，往往很多章节读出来让我们潸然泪下。从一开始的忻口战役几个军长、师长，包括后来的张自忠，这些人都令我们肃然起敬。这些不屈的军魂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第二次国共合作影像。1937年8月，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期间合影。左二起：叶剑英、郭秀仪、黄琪翔、周恩来、朱德。 中共党史网 图澎湃新闻：对国民党在抗日战争的表现给出充分肯定？王树增：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是缺一不可的，任何偏废都是对历史的亵渎，也是对已经倒在战场上的前辈的亵渎。要正确评价这两个战场。其实敌后战场共产党打得特别艰苦，没有给养，没有弹药，永远在夹缝中作战，要没有百姓的支持没法作战也没法生存，况且国民党也在遏制他的生存状态。所以共产党的敌后作战的艰苦程度和日军作战的残酷程度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同时，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可以入史书的大战役不下三十次，虽然有很多战役打得不尽如人意。但是我有一个观点，由于武器装备、军队素质、战争观念等等国民党落后得不止一点点，但是他在战斗。同样是中国人，在前线作战的这些中国人是值得我们敬仰的前辈。澎湃新闻：书中写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每个人的精神汇聚成这个民族的精神，一定程度上可以超脱党派之争、超越意识形态？王树增：如果说抗日战争期间，我们的意识形态是什么？绝不是党派之争，那时候最高的意识形态就是拯救民族危亡，民族不能亡国亡种，不能沦为异族的奴隶，就是要保持这个民族的自尊和生存权利。还有比这个意识形态更高的吗？任何用党派的眼光来看待这场战争的人，都没有理解这场战争真正的意义何在。澎湃新闻：涉及到史观方面呢？王树增：毫无疑问，我是唯物史观。核心是人民创造历史。没有全民族的不屈服和全民族的精神不倒就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是一个铁的事实。我刚才说有伪军也有投降派，我书中有这样的表述：连日本人都知道，伪军、投降派和中华民族的总体比不成比例。日军打到武汉已经明白这个道理。我去台湾“中研院”交流，一开始拘束，后来就聊天喝高粱酒，辩论起来，后来对方说咱俩不要辩论了，我们的史观不一样，你是唯物史观，我是唯心史观。在台湾几个大的书店，我的书都排在显著的位置。我一个共产党人写的《长征》在台湾卖得很好，实际上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你只要站在这个民族的立场上、民族正能量的立场上，凡是中国人都是能够接受的，哪个中国人不想让这个民族兴盛起来。第二次国共合作影像。日，中共代表周恩来与国民党代表张群（中）签署《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右一为美国总统特使、美国调处代表马歇尔。 中国党史网 图澎湃新闻：时隔七十年，我们有很多维度看待抗日战争，比如学术上、情感上、政治上的维度，很多时候这三个维度会纠缠在一起。你在写《抗日战争》时，怎么处理三者的关系？王树增：写史无疑要理性为先，但是我又在我的理性中掺杂了很多感性成分。我想这种感性成分是十分珍贵的。政治上我没有问题，史观上我也没有问题，因为我的年龄在这里，我的世界观已经定了，我的政治立场也很坚定，这没有什么问题。说到当代中国精神的问题，我说抗战在我心理的一座精神丰碑就是三字——不屈服。用我的话就是给精神补钙，骨头不能软呀，缺钙可不行。我所有的写作都是这样的追求。只要精神不倒，这个民族就不会垮澎湃新闻：你认为中国八年抗战胜利的原因是什么？王树增：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有这样的韧性、忍耐力。其实还可以往前推，从1931年到1940年是中国独自抗击日本的侵略，这是中国人最苦难的时候，中国是孤立无援的。历史不能回顾，回顾起来是一个很辛酸的事情。无论这个民族多么苦难，都不能将这个民族置于死地，这个民族的生存能力极强。就跟我们的东北抗联一样，我们要记住东北抗联，没有吃没有穿，他们在东北老林里怎么活下来的。澎湃新闻：作为军人感受更深？王树增：作为军人作家，写作过程有两个强烈的信念支持我：在民族危亡面前，军人赴汤蹈火是天职，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我希望我的作品也能够为当代军人提供一种血性的精神气质。澎湃新闻：我看你的书经常被一些细节打动，很悲愤，难过，你在写的过程中有类似体验吗？王树增：有一个细节，在西贡，一个华侨办了一个小旅馆，旅馆里住的几个中国妓女和老板商量，一个礼拜选一天房费半价，然后她们把这天赚到的卖身钱和房费八千块钱全部寄到前线。我写了一句话写不下去了。我说这些妓女是社会中最卑微的人。但我紧接着加了一句话，我说最卑微的中国人，不愿意自己的国家也卑微。自尊二字实际上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才能维护住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影像。日，毛泽东在延安设宴欢迎军事三人小组成员张治中（右二）、马歇尔（右一）。 中共党史网 图澎湃新闻：有一种说法认为“日本的投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原子弹和苏联的援助”，你如何看？王树增：即使没有原子弹，即使没有苏联对东北出兵，战争可能持续很多年，但中国不会亡，中华民族不会屈服。从历史的趋势来看，反侵略战争赢得胜利是必然的，这一点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已经论述得很清楚了。十四年或者八年的抗战已经证明这个民族是要抗战到底的。没有他们的参战，也许会打得更久，但胜利绝对是属于我们的。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你就会认识到，到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按我们当时对日本的国力分析，能撑两年，到最后日本的丙级军团已经参战了。日本是一个没有资源的国家，这么大的战争，他真耗不过我们。澎湃新闻：写这本书需要准备很多，介绍下去日本、中国台湾地区找资料的情况？王树增：我去日本外务省查一些最原始的档案，基本想看的我也看了，有的是他们从档案馆拿出小木盒子看的原件。看档案，主要是为结合日本史了解日本这个民族，你不能简单地说日本侵略我们，这个民族怎么了，为什么，出于什么样的心理或者需要，他发动二战实际上给日本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我想了解日本民族的性格，他和中华民族性格有何不同，其实更深层次的冲突是文化冲突。这个冲突是怎么形成的，正好我写过近代方面的历史，那我就从明治维新开始梳理。我觉得研究这个比具体的战役重要。到台湾的目标就是收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资料，实际上国民党还有海军、空军的资料。另外，研究一场战争，你还得知道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工业状况、财政收入状况，这种都是资料，你全得弄明白。
录入编辑：梁佳澎湃新闻报料：9 &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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