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认识改革开放三十年
发布日期： 10:23:51
　　中央这次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并不仅仅是为了总结庆祝一下、自我鼓励一下，而是为中国下一步的发展再一次统一思想。我们千万别认为所有的人都认同改革开放，其实从中央到地方，从党内到党外，都有不同意见，因为事实上，虽然30年取得的成绩无疑前所未有的大，但30年累积的问题也确实前所未有的多，肯定者和否定者都可以找到一大堆依据。撇开政治阻力，仅就经济模式而言，除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双轨制&引发的&官倒&外，九十年代末因市场化引发的医疗、教育、住房这所谓&三座大山&问题，更成为&改革向何处去&争论的导火索。30年来三次大的争论，1979年和1992年的两次都是关于改革方向的争论，而2004年开始的第三次争论，矛头就是直指改革本身。现在，在反对继续改革的人群中，不仅聚集了极&左&势力和弱势群体，而且还聚集了已在改革中得到了特殊好处的既得利益群体。极&左&势力固然借分配不均和弱势群体被忽视等问题，要全盘否定改革开放；而得到了特殊好处的既得利益群体则是清楚地知道，如果改革进一步深化下去的话，势必会使他们已经得到的特殊既得利益丧失，所以也加入进反对派的行列。这样30年来，我们坚持的市场经济等一些重大的、带根本性的东西要不要继续坚持？放弃的计划经济等一些同样重大的、带根本性的东西要不要重新恢复？特别是现行政治体制改革要不要继续深化？就成了一个折腾人的话题，加上突如其来的全球金融海啸，下一步究竟应该怎样走？更是见仁见智。现在看来，一切的问题都与究竟怎样认识、评估改革开放30年有关。正因为此，胡锦涛特别强调：&要深入持久地进行改革开放宣传教育，使全党同志和全体人民特别是年轻一代深刻认识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
　　一、回望一段更远的历史
　　为了对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和意义有更深切的感受，在回望改革开放30年前，我们不妨先回望一段更远的历史。
　　400多年前的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踏上了中国大明王朝的国土，在随后近28年的传教生涯中，利玛窦对这个神秘的东方帝国充满了赞赏。他在《中国札记》中描述：&凡是人们为了维持生存和幸福所需要的东西，无论是衣食用品还是奇巧物与奢侈品，在这个王国的境内都有丰富的出产。&
　　实际在十五世纪前，中国一直走在世界前列。据西方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计算，公元1000年的时候，中国GDP占世界的22.7%，随后就一直保持在20%以上，到1820年达到32.9%。西方著名学者弗兰克在代表作《白银资本》中说，中国长期占据世界经济的中心地位，其经济总量曾占到世界的50%以上，在经济极为繁荣的宋代，这一数字更是一度高达90%。大宋王朝作为中国历史上工商业最发达的朝代，当时人口1亿，人均GDP在2280美元以上，城市化率30%，人民生活达到欧洲大城市十八世初的水平，在当时世界上居绝对领先地位。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可以为证，《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汴河两岸繁荣景象，就是十二世纪中国北宋社会的真实写照。
　　明代的中国再次成为世界中心，在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方面，都保持绝对优势，经济总量占世界的45%，远高于美国今天在世界的位置。当时的商品经济相当发达，江南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永乐初年的铁年产量高达9700吨，差不多是欧洲年产量的总和，当时欧洲产铁量最多的俄罗斯也只有2400吨。对外贸易更是走在世界前列。从十六世纪中叶到十七世纪中叶的百余年间，由欧亚贸易注入中国的白银高达1万吨，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三分之一。
　　当时明代军事力量非常强大。英国剑桥大学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教授认为：&明代海军比任何国家都出色，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1405年7月11日，郑和率船队轰轰烈烈开始下西洋。到1433年，郑和船队先后远涉太平洋、印度洋，最远到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索马里，航程遍及30多个国家和地区。船队规模庞大、装备精良、技术先进，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郑和最大的宝船长达135米，排水量近2万吨，而当时西方最大的船排水量不过1500吨。87年后，哥伦布横渡大西洋时，其旗舰&圣&玛利亚&号的排水量仅为233吨。郑和下西洋，使世界看到中国在各领域的巨大优势。所以利玛窦认为，&中国的伟大乃是举世无双的，中国不仅是一个王国，中国其实就是一个世界。&
　　那时的欧洲完全不具有什么优势。当时的英法国百年战争从1337年到1453年，断断续续打了116年，又逢黑死病流行，在战争和疫病的双重打击下，英法两国的经济受到重创。后来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的英国，是在中国封建历史已走过1000多年以后的1066年，才完成封建化过程的。
　　然而，此时的大明王朝却选择了从世界舞台上主动退出。1433年，郑和在第七次远航途中病逝。随后，由于受到许多大臣的强烈质疑，刚刚登基的洪熙皇帝诏令：&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令停止&，从而彻底停止了下西洋的活动。为防止再有人出海，兵部甚至焚烧了郑和苦心经营多年的造船厂以及各种图纸和资料。曾经在大洋上乘风破浪，何等风光的郑和宝船，渐渐腐烂在太仓的港湾里。就这样，在发展关键的时刻，中国的历史车轮突然毫无理由地减速，将力量转向了内部，错失了作为海上强国崛起的机会，给世界留下了一个难解的&李约瑟之迷&。对此，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十分感慨，说尽管有种种机会，&中国人把头转过去，背向海洋&。也就在这时候，欧洲开始了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工业革命等一系列壮举，于是，世界的天平，开始向西方倾斜。美国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评价：&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中国倒退的关键因素纯粹是官吏们的保守性。当时几乎所有官吏都关心维护和光复过去，而不是创造更光辉的未来，把精气神用在了无休止的内耗上，结果就出现了许多令人痛心的局面。&
　　1644年，明朝衰亡，清朝建立。而此时地球的另一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如火如荼。遗憾的是，此时中国的历史车轮再次减速。清初以来，统治者为了沿海的安定，大都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清政府连下3道迁界令，将东南沿海的居民全部内迁50里，不准出海，房屋、土地全部焚毁或废弃。
　　十八世纪中叶，西方开始工业革命，海外贸易日益扩张，强烈渴望打开中国市场。当时，在中国有广州、厦门、宁波、苏州4个通商港口，对外贸易日益增多。乾隆二次南巡到苏州时，发现仅苏州一个港口，每年就有1000多条船出海贸易。谁知1757年，乾隆一道圣旨从京城传到沿海各省，下令除广州外，停止厦门、宁波、苏州等港口的对外贸易，并规定洋商不得直接与官府交往，而只能由&广州十三行&办理一切有关事宜，这标志着清政府彻底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
　　当时的西方工业革命的浪潮已不可阻挡地席卷而来，开始了全球范围的扩张。英国此时已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为扩大海外市场，开始寻求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1793年，英国使臣乔治&马戛尔尼携带英王乔治三世致中国皇帝的信，率使团来到中国。然而83岁的乾隆仍陶醉在&天朝物产丰盈&的美梦里，竟将英国使团当成向自己进贡祝寿的蛮夷，断然拒绝马戛尔尼提出的通商要求。实际上，十八世纪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落后一些西欧国家。马戛尔尼发现这个国家当时&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说中国&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只要轻轻一抵就可以把他打倒在地。&果然，后来1840年的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人用鸦片和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揭开了中国百年屈辱的历史。
　　我们回望这段更远的历史，倒不是要说明中国曾经多么强大，更主要是为了深刻地反省，一个综合国力曾长期引领世界的强国，为什么这么快就一落千丈？这是个被称之为&李约瑟之谜&的世界难题，尽管史学家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后来的事实一再表明，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闭门锁国、思想僵化、才导致中国一次次错失再次崛起重大历史机遇。现在，如果我们再对中国1978年改革开发前的现状作一个客观了解和评估，那么我们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认识，一定会更加理性和深刻。
　　二、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
　　先从内部看，本来，1956年八大对以苏联为鉴，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提出了很好的思路。但从1957年开始，党的指导思想发生&左&倾错误，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不断遭受重大挫折。但我们并没有因此醒悟，结果&左&的错误不断积累，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1966年&文革&发生。&文革&历时10年之久，名义上是坚持和捍卫社会主义、实际上严重损害了党和社会主义，给全国人民带来重大的灾难。
　　&文革&结束时的1976年，中国社会是一幅怎样的图景呢？
　　政治上，严重混淆敌我，践踏民主法制，冤假错案堆积如山。&文革&10年中，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高达230万人，占当时全国1200万干部的19.2%，75%的省部级干部被立案审查。仅刘少奇问题受株连的案件就有2.6万件，被判刑的达2.8万人。各级党政机构、人大政协组织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公检法机关完全被搞乱了。
　　经济上，国民经济损失巨大。据1977年12月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估计，&文革&10年，仅国民收入损失就高达人民币5000亿。这个数字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文革&10年，有5年经济增长不超过4%，有3年经济负增长。1978年2月，华国锋在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说：仅1974年到1976年，全国就损失工业总产值1000亿，钢产量2800万吨，财政收入400亿。整个国民经济当时已濒临崩溃。一般说，一个国家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会大规模冻结银行存款的，新中国建立以来，不得不4次大规模冻结银行存款，前两次分别在建国之初和3年自然灾害时期，后两次就在&文革&中，完全是人为的结果。
　　文化上，无数优秀
　　&文革&结束时，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状况怎样呢？
　　先看市民生活。从1957年到1976年，全国职工20年基本没涨过工资。毛泽东1955年7月定的404.8元工资，也一直到他离世没动（倒是江青当了中央&文革&副组长后，工资破天荒地从243元一下子调到342.7元）。1957年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是624元，1976年下降到575元。生活消费品严重供给不足，凭票购买。粮票流行了40年。当时最时髦的&三转一响一咔嚓&5大件，置备整齐不到600元，但大多数家庭可望而不可即。服装从颜色到样式，单调划一。住房相当困难，1978年的上海180万住户中，按国家标准，有89.98万户为住房困难户，其中三代同室的约12万户，两户同一室的约4.5万户，人均居住面积2平米以下的约2.7万户，住房基本没有客厅,进门就是卧室,厨房，卫生间很多是几家合用。
　　再看农民的生活。1977年6月，万里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到任第二年，安徽就遇历史从未有过的大旱。万里深入到芜湖、徽州、肥东、定远、凤阳等地调研，所到之地无不一片贫瘠，万里大为震惊。后来他回忆说：&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凤阳县有个前王生产队，紧靠津浦铁路。这个10户人家68口人的生产队，4户没有门，3户没水缸，5户没有桌子。队长史成德是个复员军人，一家10口人只有一床被子、7个饭碗，筷子全是树条或秸秆做的。安徽农村的情况并非个别现象，据原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统计的数字：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74.67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均收入低于50元，还有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了一年，挣不到1分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城里的商品都凭票供应，农民没票，只好带着勒紧裤带省下来的一点口粮或一些小土产进城，与市民换几张票，或换一些生活必需品。但当时政府是禁止进行这样的私下物品交换、买卖的，称其为&黑市&、&投机倒把&，是打击对象。翻开当年的报纸，1961年10月9日这天，北京市工商、公安部门联手出击，一天全城就抓了69913个所谓黑市交易分子。这样搞，老百姓还怎么过日子？如果说1962年发生在新疆的6万边民集体冲关逃往苏联事件，主要是苏联的挑唆和策划的话，那么1979年发生在深圳的7万村民集体冲关逃港事件，则主要是我们自己的问题。1979年5月6日，来自惠阳、东莞、宝安80多个乡镇的7万群众， 黑压压地扑向深圳，两个海防哨卡不到半个小时就被人山人海吞没，根本无力防守。当广东省委把这作为恶性政治事件报到了邓小平的面前时，邓小平沉默了好一会儿，十分肯定地说了两句话：1、&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2、&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其实，邓小平早在1977年12月26日，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主席希尔时就尖锐提出：&怎样才能体现列宁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什么叫优越性？不劳动、不读书叫优越性吗？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1978年9月，在东北三省视察期间他又说：&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搞了20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
　　再从外部看，在中国相继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一个接着一个，搞运动忙的不可开交的时候，西方世界和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这段时间又在干什么呢？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世界军备竞赛的高峰，到1965年，全世界拥有的核弹头的能量，相当于180亿吨TNT，即使按60亿人口计算，每个人也要摊到3吨，人们意识到，继续进行疯狂的军备竞赛已毫无意义，这不仅是因为现有的核弹头已足够毁灭人类多次，更重要的是，人们忽然发现，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正从外部军事入侵转向系统内部的各种危机。也正是从1965年开始，世界上一些原来由内务部长、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升上去的总统、元首、总理、首相，一个接一个的被经济部长、工商部长所代替，这一元首&出身&的演化现象，被敏锐的学者们察觉，他们把1965年看作是世界中心从军事转向经济的元年。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各国的意识形态转向现实化，从军事对峙转向经济竞赛，从战场转向市场，从权力争夺转向财富争夺，从实物的争夺转向信息的争夺，从人身的争夺转向人心的争夺，从对外征服转向内部发展。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倾心于教育、科技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正是在这一作用下，爆发了世界性的&知识爆炸&。可惜，中国却在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与整个世界发展潮流背道而驰，这一正一反，把我们的错误给放大了。
　　此时的&知识爆炸&在西方引发了新科技革命，也叫第三次科技革命。新科技革命首先兴起于美国。它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将二战期间积累起来军事技术转移到民用上来。在原子能技术方面，1957年，美国西屋公司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压水堆型商用核电站，苏联以及英法等国也相继建成了核电站；在信息技术方面，1946年2月世界上第一台电脑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诞生，1958年出现了晶体管计算机，六十年代中期出现了每秒运算千万次的集成电路,1971年世界上第一台大规模集成电路做芯片的微型计算机在美国制成，同时，家用电脑迅速发展；在空间技术方面，1957年10月4日, 11月3日, 苏联先后成功发射了两颗人造地球卫星，1969年7月，美国&阿波罗11号&飞船首次登月，1981年4月，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又发射成功；在生物技术方面，1972年，美国科学家成功完成了世界上第一次DNA重组实验，1978年，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在英国出生。此外，新材料技术、海洋技术等也迅速发展。
　　新科技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美国经济从1961年1月到1969年10月，经济连续上升了106个月，被称为&繁荣的十年&，欧洲、日本经济也同样高速发展，一直持续到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这个时期被称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代&。中国周边一些原来经济比我们好不了多少的国家和地区，也抓住机遇迅速起飞。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韩国的经济总量和山东差不多。但在随后的20年里，韩国创造了著名的&汉江奇迹&，到了八十年代，经济总量遥遥领先山东；弹丸之地的香港，1977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96亿美元，而整个中国内地当年才148亿美元。
　　新科技革命成果大面积覆盖人们的日常生活，不仅使世界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且使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然而更糟糕的是，我们对这一切竟浑然不知，海外零星传来的信息，也认为是道听途说，不足为据。
　　对中外经济科技的巨大差距和外部世界的真实认知，是在粉碎&四人帮&后，通过一系列出国考察访问实现的。&文革&结束后，人们急切地想了解外部世界的面貌，从1978年起，全国掀起了一股出国考察热潮，其中副总理谷牧带的西欧考察团最引人注目，该团于1978年5月2日出发，6月6日回国，行程36天。访问了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西德。欧洲经济的自动化、现代化、高效率，使考察团大为震惊，他们看到：西德一个年产5000万吨褐煤的露天煤矿只用2000工人，而中国生产相同数量的煤需要16万工人；瑞士伯尔尼公司一个低水头水力发电站，装机容量2.5万千瓦，职工只有12人。而江西的江口水电站装机2.6万千瓦，职工却有298人；法国马赛索尔梅尔钢厂年产350万吨钢，只需7000工人，而我国武钢年产钢230万吨，却需67000工人；法国戴高乐国际机场，一分钟起落1架飞机，一小时60架，有条不紊，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半小时起落1架飞机，一小时起落两架，还手忙脚乱；西欧高速公路已形成网络，而我国当时没有一公里高速公路。时任广东省副省长的王全国，20年后提及这次出访说：&那一个多月的考察，让我们大开眼界，思想豁然开朗，所见所闻震撼每一个人的心，可以说我们很受刺激！闭关自守，总以为自己是世界强国，动不动就支援第三世界，总认为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可走出国门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你中国属于世界落后的那三分之二。&1978年11月，副总理王震访问英国，他听说英国70%的普通老百姓都有私人住宅和家用轿车，每年还可以出国度假，有点想不通。于是带着 &访贫问苦&的明确意向，来到一个失业工人家。这个失业工人的家境着实使时年71岁的王老有点看不懂，人家一栋100多平方米的两层楼，有餐厅、客厅，有沙发、电视机，装饰柜子里有珍藏的银器，房后还有50平方米的小花园。由于失业，他可以不纳税，医疗和子女义务教育都免费。他了解到，英国的清洁工每月收入400英镑；开电梯工每月收入600英镑.按照当时的汇率，分别相当于人民币2364元和3546元，是当时中国普通老百姓收入的几十倍。原来想当然地以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英国工人，生活水平竟然比中国副总理要高出一大截。王震极为感慨，他说：&我看英国搞的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访英归来，王震立马成为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坚定支持者。
　　1978年中国领导人频繁出访，密度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据当时国务院港澳办的统计，当年1月至11月，仅从经香港出国考察的就有529批，达3213人。这一年，74岁的邓小平先后4次出访了7个国家，是一生中出访密度最大的一年。各级出访者共同感受是：没想到世界现代化发展程度如此之高，没想到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如此之大，没想到西方发达国家老百姓的生活比我们高出如此之多。中国太落后了，我们再不调整政策，另寻出路，奋起直追，中国就真的没希望了。
　　新的契机终于来到了。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革&宣告结束，中国出现了重新出发的重大转机。但此时，作为毛泽东临终前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虽然在粉碎&四人帮&上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对&文革&造成的巨大灾难也有所认识，但他不能从根本上认清&文革&的危害，此时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方针，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理论，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因而不能引领全党走出困局、结果造成&文革&结束后两年间，党的指导思想没有实现根本转变，各项工作处于徘徊状态。
　　于是，打破&两个凡是&的禁锢，来一场思想革命，就成为解决当时中国一切问题的前提和关键。真理标准大讨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起来的。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不点名地批判了&两个凡是&，立即引发了一场全国规模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讨论十分热烈，国内所有的主要媒体几乎都卷了进来，但因时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和副主席并分管《红旗》杂志的汪东兴等人强烈反对，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就是迟迟不表态。关键时刻，邓小平公开支持文章观点，批评&两个凡是&，号召&拨乱反正，思想来个大解放&。陈云、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也表态支持文章观点。9月28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陈云应新华社之约写的文章《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文章发表前，有人专门将文章与华国锋的十一大报告一句一句对照，要改成一致，陈云坚决不同意，说：&既然每一句都要和华主席讲的一样，华主席怎样讲，大家都怎样讲，华主席没讲的，大家都不许讲，你们还约我写文章干什么，把华主席的文章每天重登一遍不就行了吗？&就这样顶了回去。讨论从理论层面发展到实践层面，11月3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反映群众不满意把自留地收回的调查，标题为《是县委大还是宪法大？》，这被称之为30年前的惊天一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全国除台湾的29个省市自治区中，有27个主要党政领导表态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贡献和意义，就是重新恢复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人们从极左的错误中解放出来，从而为改革开放打开通道。
　　真理标准讨论开展半年多，改革开放开始酝酿，邓小平提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思想，这些都预示着中国将发生重大变化。但改革开放到底改不改？开不开？工作重点到底转不转移？何时转移？真理标准讨论究竟谁是谁非？等等，这些重大问题都悬而未决。这样，就迫切需要召开一次中央全会，来回答这些问题，并做出正式结论和决定。这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现实的背景。
　　按照我们党的惯例，在召开中央全会之前，往往要先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就一些重大事项进行讨论，统一认识，为全会准备。于是，从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一波三折，开了36天，由于陈云等一批老同志的努力，会议最终取得四个方面的主要成果：一是一致赞成从1979年起，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二是为天安门事件等7个重大历史遗留案件平反；三是肯定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批评了&两个凡是&；四是进行中央人事安排酝酿等。出访赶回来参加会议的邓小平，在会议闭幕时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郑重提出：&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的讲话实际上也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报告，十一届三中全会没有其它主报告。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后第3天召开的。由于前期准备充分，全会5天就结束了。这前36天，后5天，就是后来被称之为&决定中国命运的41天&。全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组织路线拨乱反正。有了这三个&拨乱反正&做基础和保障，再有前面的一系列的酝酿和准备，全会正式做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决策水到渠成。全会公报有怎么一段话：&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 公报全文并没有出现&改革开放&4个字，但这一段话概括起来就是4个字：&改革开放&。
　　可见，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绝非历史偶然，更非个人臆想，而是大势所趋，是内忧外压逼出来的。这个选择经过了激烈的较量和复杂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人的大智大勇、顽强生机这个过程中，再次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正是因为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中国才会在此后的30年间，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当初不作这样的选择，继续与世界发展的潮流脱节，继续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背，那么，现在的中国将会是怎样一副面貌呢？13亿中国人将会过怎样的生活呢？对照物就在鸭绿江对面。朝鲜自认为坚持社会主义，全国到处都是大幅标语&金正日是二十一世纪的太阳&，可现在全国连最基本的吃饭问题都未能解决，这是再好不过的佐证。其实，2002年朝鲜也有过一次小规模的开放实验，但到2006年却突然停止了，原因是朝鲜高度军事化的体制实在太缺乏弹性，他们担心，一旦对外大门打开，便可能立刻失控，导致东欧剧变一样的结局。僵化的体制如同僵化的血管一样，没有任何弹性，面临随时破裂的危险。守着僵化的体制，只能是苦海无边、死路一条。最近古巴报纸在中国改革开发30年时发表评论说，到中国就象到了另一个星球。我想，来过中国的朝鲜人，也肯定把今天的中国当作天堂。对此，中年以上的人一定个个有切身体会的，因为30年前的中国就和今天的朝鲜一个样。
　　三、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现在我们回望改革开放30年走过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先简单地梳理一下改革开放30年大体经历的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1984年9月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夕，这是改革的起步阶段。其间，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扩大自主权试点；利改税和基本建设资金拨改贷；建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开放14个沿海城市；提出&两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等等。这一阶段，农村改革取得巨大成功，为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阶段，是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到1992年1月邓小平南巡讲话前夕，这是改革的全面展开阶段，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其间，确立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提出&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方针，增强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提出发挥中心城市作用，开放了长三角、珠三角和闽南三角地带，建立了海南经济特区和浦东开发区。这一阶段，乡镇企业发展突飞猛进，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的提出，是这一阶段改革的理论支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阶段性突破。
　　第三阶段，是1992年2月邓小平南巡讲话，到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是改革的制度创新阶段，其基本内容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间，十四大明确提出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的重点是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宏观体制和外汇、外贸体制改革；加入WTO；加快住房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进&依法治国&和&科教兴国&战略；十五大正式提出和阐述邓小平理论；十六大提出&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段时期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表明我国的制度创新，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第四阶段，是从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以及今后一段时间，这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攻坚、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阶段。其间，十六届三中全会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任务，提出了&改革攻坚&的战略任务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思想；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改革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推进；十七大高度肯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意义，系统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构建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对改革开放30年的理论、发展战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系统总结。
　　从改革的进程来看，是从农村到城市，从简单到复杂；从改革的方式来看，则有3种：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和上下结合。
　　自下而上：农村改革是典型的自下而上的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是在地下秘密进行的，地方组织对此开始担惊受怕，或限制，或睁只眼闭只眼，直到中央、国务院肯定和支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才成燎原之势，成为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所有制改革，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也是自下而上进行的。它在我国走过一条从被限制，到逐步放开，然后大发展的道路，现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体制改革也有自下而上进行的，1979年，四川广汉县南阳公社建起全国第一个乡政府，取消了人民公社。基层先行动，然后到1982年的12月，五届人大五次会议才作出了改革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设立乡（镇）政府的决定。
　　自上而下：对外开放是自上而下进行的，无论是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的设立，还是加入WTO，都是中央作出决定，然后贯彻实施。改革计划经济制、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也主要是自上而下进行的，政府审批制度改革就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改革。
　　上下结合：国有企业改革是典型的上下结合式的改革。职工希望通过国企改革提高工资和奖金水平，地方政府希望通过国企改革增加财政收入，中央政府则希望通过国企改革提高国企效率，增强综合国力，上上下下都在推进国企改革。国企改革的举措，有中央出台的，也有地方出台的，还有企业自定的。
　　现在回过头看，改革的路线图是纵横交错的，如果我们以
　　30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从低谷走向兴盛，与此同时，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剧变，传统的社会主义内部出现了强烈的反差；而前不久，头号资本主义的美国引发全球金融海啸，给世界带来重大灾难，这些，都为我们认识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十分难得的对比条件。
　　那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怎样提出来的呢？中国的社会主义开始是照搬苏联模式，主要是纯粹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后来我们又制造了不少自己的东西，主要有&一大二公三纯&的所有制，大跃进，人民公社，阶级斗争为纲，反走资派，文化大革命等等，苏联模式加上&中国制造&，就是当时中国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
　　经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人们首先用实践标准检验了&文革&，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路线和&文革&，主要标志是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问题决议》；接着又用实践标准检验搞了多年的社会主义，又否定了苏联模式加&中国制造&的社会主义传统模式，主要标志是1982年十二大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结论。这个基本结论表明，我们不但要抛弃阶级斗争为纲，还要从根本改变原有的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修修补补的改良，这就意味着，我们要进行一场真正的革命。
　　对于这场革命，我们有一个认识过程，对改革的焦点在哪里？破什么？立什么？开始上下都不太清楚，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以后逐渐认识到关键是体制问题，是如何看计划和市场的问题。经过多次思想交锋、拉锯，实践和认识逐步推进。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做了决断，他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从而破除了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金正日、卡斯特罗也就是在这一点上搞不清楚。依据邓小平的论断，十四大确定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目标，国务院立刻修改和废止了400多份约束经商的文件。这表明我们的认识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改革还远没有完成，于是继续探索。
　　开始时，我们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对中国的实际长期认识不清。制定的路线和政策超越了我国的发展阶段，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十二大以后，才开始注意研究中国的国情，十三大概括了我国的基本国情，做出了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于是，我们到处宣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强调要符合中国国情。这对克服过去&左&的错误，起了很大的作用，但随着实践和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传统模式，不仅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在它的产生国也不适合，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不适合。凡是搞计划经济的国家，生产力的发展都很缓慢，人民的生活状况都不行，这样的社会主义制度根本没有优越性。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人们终于认识到，这种模式在一些基本点上是背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于是得出一个新的结论：不仅要从本国实际出发，还要遵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是认识的再一次升华。
　　1984年10月，十二届提出了一个重要论断：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里的&公有制&、&有计划&的用语，既反映了当时的认识水平。也考虑到各方面接受的程度。能肯定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是商品经济，实际上就是放弃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的传统观念。人们认识到，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社会主义不可能例外。
　　到1992年十四大以后，人们更加清楚认识到，通过市场配置资源是社会化大生产的最有效方式，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要从中国国情出发，更要遵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走自己的路要与走人类历史的必由之路结合起来，以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为由，违反普遍规律，不是真正坚持中国特色。
　　纵观改革开放30年，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谈话和十四大，是一个明显的界碑。此前的14年是探索阶段，是&摸着石头过河&；此后的16年，由于改革目标明确，是自觉推进改革的阶段。
　　现在我们要把话说清楚，今天我们肯定改革开放30年，反思改革开放前30年，不是要轻率否定新中国起步时的艰难探索和成绩。事实上，改革开放前30年，我们在理论上是正确与错误交替，在实践中是成功与失败交织。不可避免会犯错误，正是探索时期的特点，即使犯了本可避免的错误，也符合人的认识规律，或许用今天的眼光看，有些错误犯的很离奇，但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都有它发生的主客观原因。问题是我们要理清原委，当时为什么照搬苏联模式？为什么创造了那么多不符合客观规律的东西？为什么出了那么多的问题还执迷不悟？等等。理清原委，才能真正接受教训，否则，一有风吹草动，以前犯的错误还会再犯。
　　首先一个原因当然是缺乏经验。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新中国成立时唯一能与美国抗衡的国家。长期以来，苏联一直大力宣传他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对此没有深入调查研究，从建党开始就带有盲目的迷信。新中国成立时，帝国主义对我们的敌视和封锁，我们只能采取&一边倒&的对外方针，依靠苏联的支持，新中国最初的工业基础是苏联帮助奠定的，在当时来说，这是一条捷径，其历史作用很明显，于是，也就很自然地搬来了苏联模式，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
　　第二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上有问题：
　　一是教条式理解。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阐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马克思话的前提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我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社会条件比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所要求的条件差得很远。但我们机械照搬马克思的理论，所制定的路线和许多政策，超越了社会发展阶段，甚至认为，离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也不远了，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
　　二是片面理解。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学习《共产党宣言》，强调&两个必然&，即&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忘记了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是&两个决不会&。&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前者说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后者说的是社会变革的历史条件，我们只注意前者而忽视了后者，于是搞&穷过渡&、搞&大跃进&。
　　三是错误理解。《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但这句话前面有&从这个意义上说&的限制，意思是说，限于消灭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并不是消灭一般的私有制。可是，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我们却提出了&使小生产绝种&的口号，消灭一切私有制；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社会主义阶段，实行按劳分配后，虽然排除了剥削，但还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他称之为&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误认为资产阶级法权就是资产阶级性质，因而认为按劳分配同旧社会差不多，于是大反资产阶级法权。
　　四是误读了某些著作。当时为了总结&大跃进&的教训，毛泽东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的《政治政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这两本书是苏联模式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反映。读这样的两本书，很容易就陷入了苏联模式的框框。
　　五是自以为是地进行理论创造。如人民公社理论，大跃进理论等等，都被认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更被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理论上的错误，必然导致实践中的失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开始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提出和阐述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有社会主义阶段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两条原则；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必须实行对外开放；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依法治国；要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以人为本等等。
　　上述这些的理论观点，有的是拨乱反正，有的是正本清源，有的是探索创新，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依据和指针。30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就是因为我们既遵循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原则，又同发展阶段的具体特点相结合。事实上，世界上并不存在什么标准的社会主义，每个国家的社会主义，一定是各有特点的，不可能一模一样。既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原则，又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二者统一起来，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使中国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1982年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还生活在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只是一个概念。经过3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是人人可以触摸到的鲜活事实：
　　一是生产力的快速发展。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仅3645亿元，到2007年已达24.95万亿元，年均增长9.8%。我国经济连续30年快速增长，是世界公认的奇迹。
　　二是综合国力大幅度增强，国际地位明显提高。现在联合国每次召开重要会议，大家都很在意中国的与会级别。2007年9月下旬，联合国召开讨论千年发展目标的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发言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发言，几个重要的国家和集团国家都争这个机会，而联合国秘书长最终确定邀请中国温家宝总理在开幕式讲话，各方都认可。
　　三是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全国绝对贫困入口从1978年的 2.5亿减少到现在的1400万，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前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文盲人口下降一半目标的国家，国际舆论对此高度赞赏。
　　四是人的精神面貌深刻变化。人们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全国青壮年文盲已基本扫除，九年制义务教育已普及，大学毛入学率达20%。最重要的是人们的思维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民主意识、参与意识显著增强、个人迷信、思想僵化状态已根本改变，人的综合素质显著的提高。
　　当然，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问题越来越多也是事实，以前改革小心翼翼绕过去的矛盾现在绕不过去了，新的历史条件又产生许多新矛盾，新旧矛盾迎头相撞，就形成了现在的矛盾多发期。30年里，党的每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每一次中央全会，研究分析的都是实践中遇到的重大紧迫问题。怎样化解这些矛盾，党中央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总是十分清醒地把握两条：一条，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决不因某些具体问题而否定改革的方向和道路；再一条，改革和发展中的问题只能通过继续深化改革发展来解决，而不能停滞走回头路。这两条非常重要，以腐败问题为例，实际上这个问题之所以屡禁不止，不仅仅同政治体制、民主监督有关，而且同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这个历史特点有关，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经济的规划和发展、企业的经营和拓展，往往离不开政府的较多干预和管理，由此带来的问题就是权力与经济的关系太密切，权力与既得利益搞在一起。中央之所以提出要&从源头上遏制腐败&，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而来的。这次温家宝的人大工作报告中再次明确指出&加强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以规范制度和制约权力为核心&，也就是说，只能通过深化改革，特别是深化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结合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使政府从全能政府真正转变为有限政府、服务政府、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
　　说实话，今天的中国已经强大到没有任何外来敌对势力可以打败，唯一能够整垮我们的，就是来自内部的腐败。现在，我们还没有一个关于民主制度建设的清晰的远景规划，这倒是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
　　四、改革开放30年的根本历史经验是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
　　改革开放30年，我们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十七大报告概括的&十个结合&，是这些经验的完整总结。所有这些经验，从根本上说，就是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邓小平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放在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地位。
　　一个7000万党员的大党，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情况那么复杂，能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一以贯之、旗帜鲜明地坚持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实在是非常了不起的事。瑞典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帕林说：&即使在世界历史上，也很少有象中国这样保持了30年持续变革勇气与激情的国家&。当1978年美国《时代》周刊将邓小平评为年度人物刊登在封面，并介绍中国准备改革开放时，没有多少人相信，配的文章说&让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在极短时间内来一个180度大转弯，就如同让航空母舰在硬币上转圈，难以置信。&确实难以置信，大家知道，美国奥巴马拯救金融危机的7800亿刺激经济计划，在众议院通过时，共和党根本不合作，无一人投赞成票。他们面对的还只是个方法问题，而中国当时面对的是体制问题，争论的激烈程度就可想而知。以最初的包产到户为例，在下层，农民是冒险突破体制束缚，自己干起来的。1978年12月的一天夜里，安徽凤阳县小岗生产队没有外出的18户农民，在严立华家昏暗的灯光下，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决定实行包产到户，并赌咒发誓达成协议，协议全文如下：&1978年12月.地点严立华家.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全文87个字，没有一个规范的标点符号，点了几个点，有3个错别字，文理也不通顺，但从内容来说，这是生死契约。紧接着，20个农民在契约上按了手印或图章，然后连夜抓阄分牲畜、农具并丈量土地，大家心情紧张、激动，动作利索，谁都没有多余的话，第二天早晨就分完了。就这样，被逼急了的中国农民，在自寻出路的探索中，无意中拉开了中国社会重大历史变革厚重的帷幕。现在这份契约已成为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起点标志，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被收藏进中国革命博物馆。
　　在上层，1980年胡耀邦当选总书记，万里当选书记处书记，分管农村工作，由于关于包产到户的争论非常激烈，于是两人商量，一个往东北，一个向西北，一个省一个省地做工作，但阻力重重。在同年9月召开的省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与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当场就针锋相对，杨易辰说：&集体经济是阳光大道，不能退出。&池必卿说：&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当时的会议气氛十分紧张，意见根本无法统一，主持会议的胡耀邦只能说：&各位如果对联产承包责任制想得通，就做；想不通，允许再想一想，让实践来证明哪个办法好。&这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开始。
　　中国的改革虽然是渐进的，但事实上每前进一步，都要有人出来承担风险。所好在上层，每次关键时刻出来承担风险的是邓小平，邓小平以自己丰厚的历史资源，崇高的威望和卓越的见解，稳住了中国改革开发的阵脚，特别是一句话&不争论&，为改革开发赢得了证明自己的时间。这是邓小平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特殊贡献。按照日本JCC研究所的评估，中国刚开始改革时面临问题的难度实在太大，是苏联、印度面临问题难度的综合，而当时苏联仍是超级大国，印度也比中国强，中国当时的人均GDP只能与非洲几个最落后的国家一起，排在世界的末尾。真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中国的改革成功了，一举超过了他们。当1992年美国《时代》周刊再次将邓小平头像刊登在封面上时，配的文章写的则是&航空母舰在13年里的第二圈&。
　　美国渣打银行经济学家斯蒂芬&林格的&中国年&理论认为，中国用30年时间，走了美国120年的路，确实了不起。因为解放思想，不可避免要涉及现实和历史上的意识形态问题；解放生产力，又肯定要涉及众多方面生产力要素的不断放开，以及众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政策、法规的改变。这里许多是我们已经很习惯，并被奉为经典的东西，现在却要改变或摈弃。当然众多因素中，人是关键因素，人要活起来，其他就能活起来。而人要活起来的关键是思想解放。我们党之所以以巨大的政治和理论勇气，坚定地纠正&两个凡是&的错误，纠正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平反冤假错案，提出&三个代表&、&以人为本&等一系列理念，就是为了解放人的思想；同样，我们党坚定地推进改革开放，从家庭联产承包、废除农村人民公社到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包括公民的民主权利和各项基本人权的愈益强化，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当然，这个过程不是没有曲折起伏、不是没有失衡失误，更不是没有困难风险，但是30年的主流、主导方面，则是始终一贯地坚持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可以说，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是改革开放30年的思想起点和历史起点。
　　今天，我们又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这是十七大对中国历史走向做出的一个重大的战略判断。那么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解放思想的中心课题应该是什么呢？
　　&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是新起点的一大特点。眼见的就有三大挑战：一是能源资源短缺，二是生态环境恶化，三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等。实际不仅如此。如果考虑到象汶川大地震这样巨大规模的突发自然灾害，那这就是第四大挑战，再加上全球同时发生的金融、能源、粮食危机，以及未来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种种危机，那就是第五大挑战。
此外，还应该考虑到上述&五大挑战&发生在一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人口大背景下，对此需要进一步作两个层面的分析，首先一个层面，是二十一世纪上半叶，中国在人口问题上将相继出现的&三个高峰&：一是当前的&就业高峰&，正常我国目前每年城镇需要就业的人数在2400万以上，而新增岗位和补充自然减员只有1200万，缺口达1200万，现在金融海啸又至少要使这个数字再翻一番；二是本世纪三十年代的&总量高峰&，中国人口将达到15亿；三是本世纪四十年代的&老龄化高峰&，现在，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经占到世界60岁以上人口总量的20% ；再一个层面，就是中国农村人口的前景和出路。我国现在13亿人口中，农民占将近8亿，其中劳动力5亿，比整个欧洲人口还要多，而耕地就18亿亩多一点。现在的情况是，近10年已征用耕地1亿多亩，4000万农民因此失地，估计到2030年前，还需要占用耕地5000万亩以上，届时，失地农民将达到1亿。那么，当中国人口到15亿时，又有多少农村人口和可耕地呢？
　　从以上两个层面的分析中，应该认清中国在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根本走向，仍然取决于把13至15亿中国人的贫困问题和发展问题解决好，首先是把农民的贫困问题和发展问题解决好。这就决定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思想解放的中心课题只能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胡锦涛说&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依靠自己的发展&，讲的就是这个道理。现在，国家关于下一步总的战略目标已经确定，这就是：到本世纪二十年代，即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时，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中国改革面临的问题是及其复杂的，既要通过市场经济来解放生产力，又要促进社会公正，走共同富裕道路；既要推动发展城市化、又要反哺和振兴农村；既要支持东部继续率先发展，又要加大支持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发展的力度；既要继续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又要更好地关注低收入群体；既要继续讲求效率，又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既要加快发展，又要保护环境等等。经常是两者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但在这样那样具体问题上又可能是矛盾的；在长远发展上是统一的，在发展过程中又可能是矛盾的，叫做&两难&。这就要求我们统筹兼顾，把握好处理问题的&度&，要尽可能在妥善处理当前问题的同时，把人们引导到理解问题的两重性和过程的长期性上来，引导到致力于改革和发展上来。因为归根到底，只有通过改革、发展，才能最终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中央要求&不折腾&，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道理就在这里。
　　五、在金融海啸中更要正确认识市场经济
　　我们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年，谁都没有想到，此时突然爆发全球性的金融海啸，金融海啸还没有过去，但对市场经济的怀疑和否定，已如海啸席卷全球。去年年底，在华盛顿20国金融峰会场外，来自多国的示威者，也一条声地反对资本主义，金融海啸竟然使《资本论》在西方卖火起来，去年的10月21日，英国《泰晤士报》用一个整版刊登马克思的大幅照片，配文的题目是《他又回来了》。我们说，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马克思论证的资本主义最终会灭亡，这是无疑的，但还远没到时候；二是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并不是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在中国，本来就有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争论，现在世界在质疑资本主义，于是，一些人再次把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混为一谈，中国下一步要不要继续实施市场经济，又成了一个折腾人的话题。今天我们专门谈正确认识市场经济的问题，是因为是否继续坚持市场经济，是新一轮思想解放争论的一个焦点。是能否继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关键，也是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根本意义所在。
　　市场经济是上世纪留给我们最重要的遗产。中国建立市场经济非常不容易，我们从计划经济时期完全否认市场，到改革开放之后部分承认市场，再到邓小平南巡谈话后完全承认市场，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现在，借着金融海啸的影响，社会上又开始蔓延着对市场经济的误解和不信任。这种误解和不信任如果演变为反市场的政策，中国的经济发展就会面临非常大的风险，后果会非常严重。
　　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入了解一下市场经济对人类社会到底有多大贡献。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德隆的研究，在人类历史上，从旧石器时代到公元2000年的250万年间，在99.99％的时间里，世界人均GDP基本没什么变化，但就在以后0.01%的 250年中，突然有了一个几乎是垂直上升的增长，世界最主要的发达国家无一例外，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等美欧国家，以及澳大利亚，日本等，经济增长主要都发生在过去200年里。而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发生在过去30年。在250年前，人们能够消费的商品种类也就是上百种，而现在，人们能消费的产品种类有上亿种。
　　有些年轻人可能不知道，中国的粮票是1994年才废止的。在票证废除之前,买粮要粮票、买油要油票、买布要布票、买豆腐要豆腐票。30年前，一个大学毕业的国家干部的月工资是50多元，当时可以买90斤鸡蛋。现在一个饭店的服务员月工资大概有1000元左右，可以买300斤鸡蛋。那时一个农民干一天活挣两毛钱，能买半斤白面。现在即使一个只上过小学、初中的人去打工，一天也能挣50元左右，可以买几十斤的白面。
　　这不能不使人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人类的奇迹发生在过去的250年里，而中国的奇迹也只是发生在在过去的30年里？是不是人更聪明，更智慧了呢？当然不是，今天的中国人再聪明，也没有多少能超过孔子、孟子、老子的。西方也一样，人类的智慧在过去几千年内没有太大的变化。是不是资源变多了？更不是，地球的资源不仅没有变多，还在慢慢减少。那么到底是什么发生了变化？唯一的答案就是人类实行了一种新的经济制度，即市场经济。西方国家在200多年前开始实行市场经济，所以在200多年前经济起飞；中国30年前开始搞市场经济，所以30年里经济得到惊人的发展。
　　那么什么是市场经济？简单的说，市场经济就是好坏由别人说了算、不由你自己说了算的制度。在市场上，你不为别人创造价值，你就不能获得收入。东西有没有价值，要由买的人说了算，价格就是信号。市场竞争不是简单的价格竞争，而是看谁更有能力生产新的产品。谁能发现新材料，采用新的生产方式，为消费者创造更高的价值，谁就能获得更大的市场。正是这种由市场推动的企业竞争，推动了人类社会的飞速发展，使我们在过去几百年中，创造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财富。
　　经常有一种误解，认为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来自技术进步。如果我们追问一下，为什么有的体制下技术会进步？有的体制下技术就不会进步？是什么推动了技术进步？就会发现，只有市场经济才能推动技术进步，并使新的技术很快对人类生活产生影响。古代也有不少的技术发明，但这些发明很少为社会创造财富，因为它不是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产生的，很难商业化。通过竞争为社会创造价值，只有市场经济能做到，这可以说是市场经济的第一个特征。
　　市场经济的第二特点，就是陌生人之间的合作。合作可以创造更多价值，这是经济学中的一条基本原理。但这种合作不是简单地许多人在一起干同样的活，而是专业化基础上的分工、合作。专业化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人的优势，创造更大的价值。在传统社会中，合作往往只在熟人之间、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进行，陌生人之间很难合作。而人类今天的合作早就走向全球，今天我们所消费的商品，生产者你基本不认识；企业卖产品，消费者也基本不认识。正是这种大规模、大范围的合作，才使全世界的财富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但要使陌生人之间达成合作，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必须解决，那就是信任。所以在市场经济中，不光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还有一只&隐形的眼睛&，也就是说，陌生人之间能够合作，是因为有一双隐形的眼睛在监视我们，每个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过去对市场经济的批评，往往由于只知道前一个因素，而没有看到后一个因素的作用，认为市场上一定有欺诈，无商不奸。而实际上，市场经济越发达的地方，人们越注重自己的信用。
　　那么市场中的信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这就与所有权配置和利润有关系。比如一个企业由1万个人组成，每年的利润是1个亿，1万个人平分，每人拿1万块钱。这样似乎很公平，但想一想，如果出了问题，谁来负责？人人都负责的结果肯定是人人都不负责，于是企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分配责任，一部分人承担过失责任，另一部分人则承担剩余责任。承担过失责任的人拿合同收入，如果他没有违反工作规定，干了1个月，就要领1个月的工资，这就是员工；剩下的责任由另一部分人承担，这部分人叫老板。用一个通俗的说法，什么叫员工？别人没有发现你的错误，你就没有错误，这就叫员工；什么叫老板？你没有发现别人的错误，那么所有的错误都是你的，这就是老板。员工可以在老板面前因为自己没有犯错误而要求收入；而老板没有权利在消费者面前由于自己没有犯错误而要求收入。这就是员工和老板的一个区别。老板拿的是利润，承担的是对消费者的责任。利润是收入剔除成本的剩余，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所以它是一种激励机制。一个企业生产的商品，我不认识生产的员工，为什么要信任它？是因为有老板承担剩余责任。任何一个员工犯的错误，老板都要承担责任，这样，顾客就可以放心地购买企业的产品。所以说，市场经济是一种责任制度，利润是对老板的考核方式，并通过利润追溯责任，从而让每一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样，才有大家可以信赖的市场，才有了陌生人之间的合作，才有社会财富的快速增加。
　　企业家要做的工作就是两件事：第一，应对不确定性。没有不确定性，就没有经济学意义上的利润，利润是对不确定性的补偿。第二，推动社会的创新。创新是企业家的责任，不是技术专家的责任，技术专家的责任是发明，创新是把发明变成一个对消费者有价值的东西，这是企业家的事。
　　从大概念来看，无论中国的企业家，还是西方的企业家，都在应对不确定的问题，都在进行创新。但细分一下是不一样的。不确定性可分为两类，一个是市场的不确定性，一个是政策的不确定性。那么创新也可以划分为两类，一个是技术、商业的创新，另一个是制度创新。这样划分后，中西方企业家的区别就出来了。西方企业家主要应对的是市场的不确定性，主要进行的是技术和商业的创新。他们的精力主要用来预测未来消费者的喜好，未来技术发展的趋势，考虑用什么样的新产品才能迎合消费者，赢得市场；而中国的企业家太多地在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他们大量的精力在对付政府，找出绕过现行政策的办法，由于他们要应付太多来自政策的不确定性，中国的企业家就显得特别累，这使得中国企业在全球竞争中，常常处于不利的位置。这里就涉及到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根本上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问题。
　　从明确市场的门类来看，有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和技术市场等。那么中国哪一个市场发展的最好呢？应该是政府干预最少的，发展得最好。
　　总体讲，产品市场发展最好。比如家电产业，政府早就不管了，所以发展得特别好。相比之下，汽车工业在加入WTO之前管的很紧，&汽车狂人&吉利的李书福，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生产了汽车，找政府要批件、但政府就是不批。没有批件，上不了目录，就不合法，没法卖。为什么现在中国的汽车市场到处都是外资的品牌，原因就在这里。哪一个产品市场政府限制越多，哪个产品市场问题越多。
　　劳动力市场也算发展得比较好的市场。中国经济能有这么好的发展，与劳动力市场充分竞争和灵活性有很大的关系。但这一块也有问题，主要是有户口限制、移民限制。很多农民变成工人了，我们不叫工人，叫农民工，按身份属于农民，按工作属于工人，这就是制度扭曲产生的怪现象。
　　资本市场、土地市场是的两个问题最多市场。在资本市场上，谁能得到贷款、谁能上市、很大程度上是由政策甚至政府规定。特别是在早期，一个企业要上市融资，需要政府很多部门的批准，有关系的人才能获得资格，获得资格的人就获得垄断地位。银行贷款也一样，老百姓存的钱贷给谁？政府甚至个人说贷给谁就贷给谁，民营企业不容易得到贷款，而国有企业大量的亏损照样可以得到贷款，贷款如果靠权力、靠关系，贷款就没有效率。迟早要出问题。今天看来，在我们政治体制改革中，有的弊端基本革除，如领导职务终身制；有的弊端却有了新的表现和发展，如权力过分集中，以及形形色色的特权等。
　　再看土地市场，没有真正的市场交易，而是政府的强制交易。如要盖商品房，政府以很便宜的价格从农民手拿到地，然后转手倒卖。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岗位化，岗位利益个人化。有关系的人就可以搞到土地，没关系的搞不到，或者花很高的价钱才能搞到。所以，众所周知这个市场很腐败、效率很低。《江海晚报》2月14日一篇报道的标题就是《房地产&腐败潜规则&让贪官都害怕》，说&开发商攻势潮水一般，感谢费每到年节就纷至沓来&，官商如此搞在一起，就是中国的房价为什么涨的这么快的原因。
　　最后看技术市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它是通过企业和市场发挥作用的。但在中国，大量的技术专利是个人而不是公司申请的，技术创新没有变成公司制度化的日常行为，这是影响中国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经济发展是不能没有政府的，市场需要政府必要的监管。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就是缺少政府必要的监管，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教训十分深刻，这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政府又不能管的太过。政府获取收入的办法跟企业是不一样的。企业靠创造价值获得收入，而政府通过税收获得收入，这样，不少政府的行为就容易超越自己的职责界限，再加上一些人出于习惯，一看到社会中出现某种问题，就要求政府干预，结果经常是政府干预越多，问题越大；问题越大，对政府的需求就越多，最后陷入恶性循环。所谓竞争，就是允许自由进入。中国的一些垄断行业经常受到批评，问题就出在政府只允许一部分企业做，不允许另一部分企业做。如果解除了行业进入的管制，即使没有企业马上进入，仅仅由于潜在的竞争威胁，他们也会努力迎合消费者。任何限制竞争的做法，只对少数人有利。资源配置要么按市场，要么按特权，如果不按市场，一定是按特权，最后只是少数有特权的人得好处。据2005年统计，石油、煤气、发电、供电、电信、烟草、有色金属等7个国有垄断行业有职工833万，占国有企业职工总数的8％，但却拿走了国有企业工资总额的55％。不要说私营企业，分配在国有企业就这样严重的不均衡，这怎么得了。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中形成的行政性垄断，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这种行政性垄断是目前中国经济高速增值最大的制度性瓶颈，现在《反垄断法》的制定，国家反垄断机构的建立，反垄断的推行，将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而且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突破。不过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一旦要改革，打破垄断，他们会首先站出来反对。
　　我们现在谈起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好像这只是企业的事，其实从经济属性看，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但从体制属性看，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靠政府驱动，属于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型的经济增长只是经济增长的表象和结果；而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才是经济增长的本质和根源。因此，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实质，是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也就是说，要改变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在于给各级政府或者企业讲多少资源危机的大道理，而在于有效地限制政府直接控制资源和干预微观经济的权力，把配置资源的主要权力交给市场。如果我们的土地是靠市场运作的，象我们这样人均土地资源比较稀缺的国家，价格一定不会低，企业考虑到生产成本，自然会倾向于选择少用土地，而不会拼命去圈地。现在不要说企业了，就我们学校这些年的土地扩展，就够世界水平的，从小学到大学，谁也不落后。即便西方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象我们学校这样空前力度的&圈地运动&。我们现在是13亿人口保18亿亩耕地，美国是3亿人口保20亿亩耕地。他们保不住不要紧，我们保不住就没饭吃，没有那个国家能解决中国的吃饭问题。现在看来，遏制无节制征地的势头，金融海啸要比红头文件还管用的多。主要矿产资源也一样，中国人均占有并不丰富，但价格却很低，一方面是政府直接对价格的限制造成的，另一方面是政府一些该做的事情未做造成的。比如煤矿为什么总出事故？很大程度上是矿工死亡的补偿成本很低，反映在市场上就是煤炭的价格低。企业为了赢利，就不顾一切地增加产量，而用煤炭的企业也不会注重节约。一些地方出现严重的污染，根子到底在哪里？在我国现行体制下，其实没有哪个企业是真正能跟政府抗衡的，政府可以随时关闭违规污染的企业。关键的问题是，一些地方政府官员追求的是GDP，是自己在任时的政绩，对污染的事并不在乎，况且许多投资本身就是政府决策的产物，政府要让这些项目赢利，往往会忘记自己是一个必须对全社会负责的主体。因此，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还是必须从加快市场化改革入手，使政府从直接控制经济资源、直接投资和直接干预微观经济中解脱出来，把资源配置的主要任务交还给市场。
　　改革是一场革命，革命是有革命对象的，现在的政府既是革命的动力，又是革命对象，要自己革自己的命，难就难在这里。在下一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改革中，政府职能一定要努力实现四个根本性转变。一是要向大力创造良好发展环境转变，二是要向有效提供优质公共服务转变，三是要向注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四是要向实行科学化的治理转变，使&权力政府&真正成为&责任政府&。那么具体在完善市场机制方面，政府要做的事就是很好地界定产权、保护产权。关于产权保护对穷人致富的意义，秘鲁经济学家索托在《资本的秘密》一书有很经典的证明，他说，为什么落后国家的普通人那么贫困？因为缺少把资产变成资本的制度。发达国家为什么发达？因为它所有的财产定义都明确，任何人都可以把资产变为资本。我有一栋房子，做生意需要一笔钱，如果房子产权明确，就可以抵押给银行，我的企业就可以做起来了，10年以后，我可能就变成富人。但在落后国家做不到这一点。索托走访了几十个国家，作了大量的统计研究，发现第三世界穷人积累的资产很多，比如说房产的价值就有9.5万亿美元，但这些都是半合法的资产，可以用，但不可以卖。
　　中国同样有这样的情况，实际处在社会最低层农民群体，手里最值钱的就是土地、住宅和宅基地。但他们不能卖，即使进了城，也只能放在那儿。一边财富放在那里，一边在城里没地方住。因为土地只有使用的权利，没有交易的权利。有时候我们落后，不是我们没有资产，而是没有把资产变成资本的途径，拿着金饭碗讨饭吃。资本市场的作用，就是让人们可以用未来交换现在。无论在第三世界国家，还是像我们这些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要使穷人富起来，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合理地界定产权，让穷人的资产可以变成资本。否则，光靠救济、慈善活动，是抵消不了由于制度的不合理给穷人带来的损失的。现在中央显然看到了这一点，十七届三中全会出台土地流转政策，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政策是对2004年出台的《土地管理法》的重大突破，与免收农业税一样，具有划时代意义。
　　现在中国抵御金融海啸，寄希望于拉动内需。西方国家踮起脚，齐刷刷地向中国张望，指望中国经济能带动世界，也就是看好中国有一个庞大的内需市场。最近我们搞的是&家电下乡&，由国家补贴，这当然是好的。但我们应该弄清楚，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存款是为了生存，甚至是保命钱，如果不把事关民生的社会制度建好，东西再便宜，银行利息再低，老百姓还是不敢花这个钱。就算我们明天就建成了世界上最庞大的社保体系，这套体系也还要经过多年的检验，才能有足够的信誉从根本上改变老百姓的消费模式，这要有一个过程。怎样使老百姓现在就有钱消费，才是目前要解决的问题。大家都关心中央经济刺激计划的4万个亿究竟怎样用，这次温总理工作报告十分明确指出：&政府投资必须用在应对危机最关键的地方，用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根据中国实情，现在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无疑就是&最关键的地方&，就是&薄弱环节&。但使人担心的是，如果没有强硬的制度作保证，钱一到地方政府手里，绝大部分最后会投到基础设施建设中去。道理很简单，搞基础设施建设，做项目工程，背后总有巨大的既得利益在推动，既有政府税收，又有个人政绩，还有其它一些不上台面的东西。而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属于公共服务，没有这样巨大的推动力。基础设施建设是间接服务民生，当然也重要，可眼下的问题是，基础设施建设搞的再好，老百姓不敢花钱，内需就拉动不起来。既然这笔钱的直接目的是拉动内需，那么这笔钱的大部分就应该直接投向民生，使老百姓现在就有钱消费。目前看来，除了发消费券，就只有增加就业这一条路，增加就业是目前拉动内需的燃眉之急、重中之重。
　　以前我们把宝押在外国人消费上，长期外贸顺差，现在看来不仅靠不住，也极不合算。你消耗的是国内资源，损害的是国内环境，输出的是实实在在的货物，得到的可能是金银贵金属，且不说长期守着一堆贵金属，人民得不到真正的实惠，更何况，现在事实上对外贸易的货币不是贵金属，而是美元这样的纸币。美国黄金储备有8000吨，我国才800吨，但交易时，美国给你的是纸币，因此风险很大，一旦美元贬值，多少年的创汇努力就是一堆废纸。这次美国突发次贷危机，我们措手不及，第一个月美元外汇储备就蒸发了300个亿，也就是说，我们300亿美元的实物白白送给了美国，这里有多少中国人的汗水在里面。事情还没完，只要美国继续生病，中国就要继续买单。现在我们积累了近2万亿的外汇储备，其中一半以上是美元相关资产，还包括3700亿&两房&债券。现在美元每贬值10%，我们的外汇储备就要蒸发1000个亿，相当于10艘航空母舰，3000架F16战斗机。对美国来说，就等于躲过了6800亿人民币的债务。而要使美元不贬值，中国目前能做的，可能只有继续买美国的国债。因为世界各国央行的主要外汇储备仍然是美元，而在美元资产中，美国国债相对靠的住点。2002年，伊拉克为了打击美元、将其全部美元储备换成了欧元，几个月后，美国就对伊拉克开战。现在世界上正式把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的，还只有菲律宾和白俄罗斯两个国家。人民币要真正成为世界货币，有很长的路要走。
　　历来只要美国政府换届，中国就要做好防御准备，因为美国新政府一上台，总是惯例先以人权或贸易摩擦问题攻击中国一番，从来如此，但这一次是个例外。希拉里这次到北京态度好得很，与她1995年作为美国妇女代表团名誉团长到北京参加世界妇女大会时，完全判若两人。当时的希拉里虽然是第一次访华，但在大会上毫不客气地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女婴保护等问题进行无端指责，而且演讲完就走人，根本不愿意听取中方的解释，态度骄横得很。难怪后来美国流行杂志《男性期刊》评选&全美最强25硬汉&，希拉里竟然榜上有名，其余都是男的。但这次不同，希拉里到北京来温和得很，她希望中国买美国国债。回国后，希拉里遭到一些人猛烈攻击，责问她在中国为什么不谈人权，希拉里说，现在对付金融海啸是第一位的事，人权问题在现在的中美关系中是次要问题。当然，希拉里回去没几天，2月25日，美国国务院关于《2008年别国人权报告》就出笼了。中国自然早有准备，第二天立刻发表《2008年美国的人权记录》，奉劝美国多反省自身的人权问题。不过，这次双方都心照不宣，意思一下而已。大家都拎的清楚，眼下最重要的是什么事。
　　话再说回来，中国今天手头纂着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已经是够多了。实物换来的货币，如果一直拿在手中不变成实物，那么除了有安全和储存方面的意义外，再无任何好处。这种做法极不适合我国人均资源本来就严重不足的国情，在人民币被低估的情况下也极不合算。最近看了《时代之镜》的一篇短文，题目是《西方可能集体贬值货币陷害中国》，我们真的要警惕。这些年，美国巧妙地运用强势美元政策，不仅从中国，而且从世界各国大量廉价进口，别国生产，美国消费。今天的美国还生产什么？除了波音飞机、电脑芯片，再就是美国债券和股票。在过去几十年中，美国的经济基础和经济行为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从一个积聚、生产并创造了世界最多财富的国家，一个主要出口国，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变成现在既没有储蓄，也不参与生产，而是不停地借贷、消费的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目前美国国债已高达10兆个亿，可以说，美国现在的风光是建立在祖辈的积累和借债的基础上。与当年的罗马帝国一样，任何强国达到一定程度都要享受&进贡经济&的好处。今天接受进贡的美国只需要在家里印印钞票，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世界各国的廉价物品。这次金融海啸提醒我们，要重新审视和调整我们的贸易政策。
　　一些人把社会分配不平衡的原因归结为市场经济，这是一种误解。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看，市场经济最大的受益者还是普通人。美国斯坦佛大学的研究表明，在中国，1990年收入最低的20%的人，到1995年仍然处在这个群体的比例，远低于美国。也就是说，中国收入的垂直流动性要比美国高。这一点可以理解，美国社会相对比较稳定，中国社会在剧烈变化过程中，原来处于社会底层，经过奋斗进入中产阶层的人，就比较多。改革开放使我们的社会垂直流动性大大提高了。如果以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差距，那么在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当中，市场越开放、政府干预越少的地区，收入差距越小。因为政府参与经济活动少，人们从事商业活动的自由度就大，竞争就激烈，商业活动的利润就低；如果这个地区只有少数有特权、有关系、或者胆大的人才敢做生意，利润率就一定高。如浙江做生意的人多，但利润很薄。但东北大部分人不做生意，做生意的人就赚大钱。市场环境不好，风险大，利润率就高。
　　当然，任何社会总会有贫困的人需要救济，问题是怎么去救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府给农村穷人补贴本来是好事。但钱拨下去到了谁手里呢？经常是大头没有到最穷的、最需要钱的人手里，而是到了某个领导人的老家，某个领导人亲戚所在县等等，这种腐败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人们经常讲政府要去做市场上做不了的事，意思当然是对的，但要弄清楚，很多事不是市场做不了，而是政府不让做，现在为什么要下决心动手行政体制改革，规范、缩小政府的权限，就是这个原因。
　　这次全球金融海啸，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打乱我们改革发展的节奏，因为要集中资金保增长，一些重大的举措大概不能按预定的步骤进行，比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业改革等就会受到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也肯定会变慢。但更麻烦的是金融海啸的冲击，会引发社会某种程度的思想混乱，比如由于我们的金融对外开放程度不高，所以这次受金融海啸的冲击较少，那么带来的问题是，下一步我们的金融还要不要进一步对外开放？如开放，怎样防范金融危机？再比如美、英这些一贯主张政府少干预经济的国家，现在都在大肆干预经济，那么，下一步我们的行政体制改革，还要不要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政府职能究竟怎样转变？等等，这些疑虑有可能会动摇我们的信心。中国的未来最值得担心的是什么？能源、环境等等固然都很重要，但现在看来，更重要的是信心。这次金融海啸使人们失去的就是信心，这也是目前各国各种救市措施见效不大的原因。如果我们坚定对市场经济的信心，坚决地推进改革、完善市场，那么，中国光明的前途是可预见的，如果我们对市场经济失去信心，特别是对30年改革开放的方向产生怀疑，制造出越来越多的政府干预，致使对目前已成为发展最大障碍的行政体制的改革无法进行下去的话，那么，中国的未来就很难预测，一定会面临着更多的曲折和危险。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场前无古人、规模空前的探索和实践，如胡锦涛所说，&其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和繁重性世所罕见，面临矛盾和问题的规模和复杂性世所罕见，面对的困难和风险的巨大也世所罕见。&中国历史上有多次的改革，都没真正的成功。唯有这30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世所公认的巨大成功，走通了一条在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道路。其成就和经验，必定载入史册，成为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和文化遗产，这是中国对人类社会作出的重大贡献。总而言之，以改革开放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为理由，从根本上否定改革开放的方向和道路，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今天，我们旗帜鲜明地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解放思想，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就是对改革开放30周年最好的纪念。
　　（苏大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