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必要和领导计较内部竞聘ppt结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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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生计划:450人。二、招生专业:高等护理、助产、医学检验三、报名条件:山东省初中应届毕业生且参加当年中考者。四、报名手续:分两次报名:一是在我校报名,提交考生报名资料:一寸彩照2张、准考证复印件1张、身份证或户口本复印件1张。二是在所参加中考的市教育局网站报名或现场报名。报名前请及时与学校招生老师——高杰进行联系,以便指导报名。五、录取办法:根据招生计划及各地市的报考资格线按中考分数由高到低进行录取。六、联系方式:联系电话:& 微&&&&&&&信:& 或者 山东煤炭卫校招 生QQ:联 系 人:高杰网 址:&校 址: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邮 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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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石油大学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警示教育专题>>>
西南石油大学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警示教育专题
资料下载 纪监审办公室     9:44:48 
象牙塔里的千万级"贪虎"
――云南民族大学原党委书记甄朝党腐败窝案剖析
&& &高校,人们心目中的“一方净土”,本应是传承知识、弘扬道义的地方,却因一起腐败案件而被玷污,影响了教育公信力,也受到社会大众的诟病和质疑。
  2013年8月7日,是云南民族大学原党委书记甄朝党政治生涯终结的日子。这个有着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等显赫头衔,位高权重的高校“猛虎”,终因扭曲的世界观、人生观及价值观,在犯罪的道路上渐行渐远,携同一窝“硕鼠”被关进“囚笼”,成为云南省教育系统三十年来级别最高、职称最高、学历最高、涉案金额最大的落马官员。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将不再是那个出入前呼后拥、风光无限、令人尊敬的大学校长,年近六十即将退休的他将在孤寂和悔恨中度过漫漫岁月。这样一位名声显赫的大学教授,却在短短几年时间内蜕化变质,跌入腐败的沼泽,人们在痛心之余不禁反思:他是如何经营自己的人生路的?
欲壑难填奔赴“贪腐路”
  “患生于多欲,祸生于多贪”,甄朝党的人生路就葬送在“贪欲”两个字上,随着专案组的深入调查,甄朝党的堕落轨迹也越来越清晰。
  个人私欲极度膨胀,理想信念严重缺失是腐败分子的共性,甄朝党也不例外。为达到敛财的目的,甄朝党不放过任何机会。从上任校领导伊始,就陆陆续续收受本校干部职工的贿赂共计25万元,最少的仅几千元。
  2005年,云南民族大学采用自建方式启动占地1600多亩、投入资金近16亿元的呈贡新校区建设,如此庞大的工程建设项目必然成为一些人眼中的“唐僧肉”。为获得新校区项目的工程,一些建筑公司通过各种关系与时任云南民族大学校长的甄朝党搭上线,不惜以重金行贿,拿金钱开路,以期获得甄朝党在资格预审、评标过程中的“关照”。投标过程中,部分建筑公司违反工程招投标相关规定,大打“组合拳”,组织多家企业参与串标、围标,确保获得工程项目。甄朝党在收受建筑方巨额贿赂后,利用权力,直接违规插手学校工程项目。在学校研究工程项目投标资格预审会议和评标过程中,根据投标公司送钱情况,量身设定资格条件和投标门槛,在资格预审前事先审看投标报名名单,了解行贿公司投标报名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在预审过程中或明示或暗示帮助送了钱的公司通过资格预审或中标。
  2008年1月,云南某建筑公司找到甄朝党,提出想参与新校区图书馆工程项目建设,甄朝党答应帮忙,随后一次性收受该公司贿赂240万元。2006年至2010年间,甄朝党先后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云南民族大学新校区工程建设,干部提拔任用等方面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726.6万元,贪婪之心昭然若揭。
  甄朝党不仅贪婪,而且刚愎自用,凡事一人说了算,党委班子形同虚设。他在担任校长期间,多次公开强调大学是“校长负责制”,担任学校党委书记后,又强调大学是“党委书记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极其狂妄霸道。
  甄朝党藐视党纪国法,生活作风奢靡,把《廉政准则》抛到九霄云外,经常出入经营性高消费场所,参与大吃大喝、洗浴、KTV唱歌并找陪唱等高消费娱乐活动,包养情妇,大肆挥霍公款,之后以会务费、接待费等名义公款报销,仅2009年至2012年间就挥霍公款高达403万元人民币。
  甄朝党为一名大学教授,贪欲如洪水猛兽他未必不知,但他克制不住自己对金钱的贪欲,心存侥幸,频频伸出了不该伸的手,最终在腐败的路上越走越远。
上行下效携手“不归路”
  上梁不正下梁歪。由于甄朝党没有良好的治学治校理念,导致班子不团结,各行其是,拉帮结派,和稀泥、做人情,只栽花、不栽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不能坚持原则,执行制度不力,上行下效,本校多名干部一起下水涉险。从甄朝党受贿入手,专案组连根挖出了一窝“硕鼠”。
  云南民族大学呈贡校区建设办原主任张金麟看到呈贡校区建设是“捞钱”的好机会,对于别人送的“大钱”、“小钱”一概笑纳,先后多次收受相关建筑公司贿赂42万元。
  云南民族大学后勤产业服务有限公司原总经理李朝开在任总经理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先后收受公司饮食服务中心主任保明刚、鑫豪厨具公司代理商初某某等人的钱物共计38.5万元,向甄朝党夫妇及云南民族大学产业开发办原主任袁玉海行贿共计8.8万元,并且违反廉洁自律规定,长期与甄朝党等人参与高消费娱乐活动,大肆挥霍公款。
  云南民族大学产业开发办公室原主任袁玉海本只是教育学院的一名普通教师,为获得职务上的晋升,先后向甄朝党行贿13万元。在正科级职位上仅一年,袁玉海便被甄朝党提拔为副处级。后来袁利用职务便利,收受昆明某物业公司、昆明某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和个人的贿赂16.7万元,为他们在招标、拨款等工作中提供便利。
  这些人在学校重要部门、关键岗位担任处级领导,与甄朝党相互勾结,沆瀣一气,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大肆收受贿赂,甚至公然索贿,在学校干部群众中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最终与甄朝党一起跌下万劫不复的腐败深渊。
法网恢恢已无“回头路”
  “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未能守住廉洁底线的人,最终都要为自己的贪婪付出沉重的代价。
  2013年9月,因大肆收受贿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违反廉洁自律规定、违反社会主义道德,云南省纪委给予甄朝党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对其收受贿赂726.6万元、555万元来源不明巨额财产、礼品折价70万元人民币及违规购买的车辆予以收缴。
该案涉及金额巨大,涉案人员众多,是一起典型的腐败窝案串案,共查处涉案人员41人,追缴赃款1070.4万元。
  办案者说
  学校本是教书育人、传播知识文化的殿堂,却沦为腐败的“重灾区”,委实令人痛心。
  甄朝党等人无视党纪国法,不修为官之德,不敬畏法纪和权力,在贪腐路上一路狂奔,最终跌落违法犯罪的深渊。
  纵观这起腐败案件,客观上是由于制度建设失范、权力监督缺位,廉政风险点得不到严密防控等问题为权力寻租、权钱交易提供了温床,甄朝党等人才能如鱼得水般频繁作案。主观上则是他们长期放松对主观世界的改造,思想道德防线严重失守,政治信仰颓废致使他们走上不归路。
  “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甄朝党等人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沉痛教训再次证明了这亘古不变的真理。法律是神圣的,任何亵渎法律的行为都要受到法律制裁,甄朝党的政治生涯由此画上了一个句号,人生也画上了一个大大的感叹号。临近退休却落个深陷囹圄的悲惨结局,这一切令人深思,也为高校党员干部敲响了警钟。
  针对云南民族大学的系列腐败案件,云南省纪委决定在云南民族大学组织开展专项整改工作,以案为鉴,狠刹不正之风,深挖本案暴露出来的班子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制度建设、权力运行监督、廉政教育等方面的突出问题,深刻剖析,吸取教训,集中时间精力,采取有力措施,切实整改,提振学校新形象,树立学校新风气,以整改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还云南民族大学一片净土。
  法纪视角
对高校“老虎”不能掉以轻心
  云南民族大学原党委书记甄朝党是云南省教育系统三十年来落马的级别最高、职称最高、学历最高、涉案金额最大的贪腐“老虎”,我们为云南省清除这一教育系统里的“大老虎”而拍手称快。最近,各地与甄朝党拥有同样结局的高校“老虎”还有不少,这些高校“老虎”的贪腐问题值得人们关注与反思。
  高校“老虎”前所未有地密集落马
  日前,驻教育部纪检组组长王立英在“教育系统纪检监察办案人才库骨干人员培训班”专题座谈会上指出,当前,教育领域绝非一片净土,教育部门也非清水衙门,有些问题还相当突出。上述说法毫无夸张成分,在高校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高校通常被称为远离现实的“象牙塔”。但随着近年来高校资金资产的急剧增加与高校领导的频频落马,高校的传统形象与良好声誉受到严峻挑战。梳理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案件查处”栏目发现,自2014年1月1日至7月6日,该栏目共发布信息335条,其中高校的占16条,接近5%,比例之高,前所未有,引人注目,令人深思。
  以上16条关于高校案件查处的信息,包括两种类型,一是11条高校“老虎”被立案调查的信息,二是5条“老虎”被立案调查后的信息,共涉及14人,分别是:辽宁医学院原党委书记张立洲,襄阳汽车职业技术学院原院长杨晓炳,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原党委书记李烈阳,成都中医药大学原校长范昕建,四川大学原副校长安小予,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原党委书记曾维宽,云南警官学院原副院长钱磊,齐鲁工业大学原党委书记徐同文,中南大学原副校长胡铁辉,东华理工大学原校长刘庆成,南方医科大学原副校长陈志中,吉林医药学院原副院长李然斌,新疆警察学院原党委书记李彦明,成都中医药大学原党委书记张忠元。
  以上14只贪腐的高校“老虎”,遍布我国东南西北中,所属高校既有本科层次的大学,也有专科层次的院校,既有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也有一般的地方院校,充分说明了高校贪腐“老虎”的分布之广,以及高校“老虎”贪腐现象之严重。
  高校“老虎”的腐败多种多样
  从腐败领域看,高校“老虎”的贪腐体现在招生、科研经费、选人用人、基建等多个领域。如甄朝党利用呈贡新校区建设大搞腐败,一次性收受某公司贿赂240万元人民币,属于典型的权钱交易;收受贿款后,将在正科级职位上仅一年的下属提拔为副处级,属于典型的买官卖官。此外,据媒体报道,四川大学原副校长安小予、成都中医药大学原校长范昕建和原党委书记张忠元的落马都与基建腐败相关。
  从腐败形式与类型看,体现在贪钱、贪权、贪名、贪色等多个方面。如徐同文在担任临沂师范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和齐鲁工业大学(山东轻工业学院)党委书记等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收受贿赂;贪污公款;接受他人礼品(礼金);与他人通奸;违反规定经商办企业。媒体还报道,徐同文曾带“大小老婆”同行,相当高调。
  高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是培养高层次建设者的主渠道。高校“老虎”们的言行受到广大师生的高度关注,对广大师生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他们本应该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与道德操守,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拒绝消极腐败,给广大师生与社会大众提供正能量。然而,这些高校“老虎”的贪腐行为,不仅造成了人财物的浪费与损失,而且污染校园风气,危害教育大业,冲击社会大众的信念与信仰,因此必须坚决惩治与有效预防。
  高校反腐要强化“笼子”思维
  甄朝党、徐同文等高校贪腐“老虎”密集落马,是反腐败斗争深入推进的必然结果。等待与伴随他们的,将是无情的“囚笼”。同时,他们的落马,也再次敲响了加快把高校“老虎”特别是一把手的权力关进笼子的警钟。
  首先,要改变在反腐倡廉建设中重党政机关领导而轻高校领导的观念与格局。高校是高学历、高职称知识分子聚集地,长期以来,社会大众和领导机关认为知识分子重情义、轻利益,文化程度与个人修养高,腐败风险低,因此重党政机关的反腐倡廉建设而轻高校的反腐倡廉建设,使得高校的反腐倡廉建设明显滞后,这种格局亟待改变。近年来,全国高校处在大发展过程中,掌握的资金资源十分巨大,高校领导的腐败风险一点也不比党政机关领导低。
  其次,高校反腐要凸显一把手。前述14位被打下的高校“老虎”,9位正职,5位副职,从一个侧面说明高校一把手是腐败重灾区,加强对高校一把手的监督制约刻不容缓;同时,9位正职中,6位为党委书记,仅3位为校(院)长,从一个侧面说明高校党委书记位高权重,严重缺乏监督制约。甄朝党的腐败,也是集中于担任云南民族大学校长、党委书记之后,启示高校反腐要以强化一把手的监督制约和惩治为着力点。
  再次,要按照中央关于反腐败的形势判断与决策部署,突出治标,强化对高校领导特别是一把手的惩治力度,坚决把贪腐的高校“老虎”关进“囚笼”,遏制高校领导的腐败势头。各级党委要充分认识到高校反腐倡廉建设的重大意义与严峻形势,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强化对高校反腐倡廉的领导。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大对高校领导的办案力度,坚决把那些群众反映强烈、不收手不收敛、有违纪违法行为的高校领导拉下来。要加强对高校的巡视,更好地发现和促进处理高校腐败存量,形成强大的震慑力。
  最后,要防患于未然,下先手棋,把有可能贪腐的“老虎”关进制度“笼子”。要针对高校基建工程领域违纪违法行为易发多发、权钱交易违规招生影响恶劣等实际情况,严格执行“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加快改革创新与建章立制步伐,增强廉政风险防范的有效性。要下大力气落实民主集中制与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防止与克服一言堂现象、人身依附现象、拉帮结派现象、群体腐败现象。要深入推进“依法治校”与“阳光治校”,加快高校去行政化、高校领导去官僚化进程,消除高校领导腐败的土壤。
一路升迁一路腐败
――南昌航空大学原党委书记王国炎腐败案调查
  身为“江西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享受着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王国炎有着太多令人羡慕的“光环”,甚至堪称“学术达人”,并拥有不少的“粉丝”。然而,一路升迁一路腐败,王国炎最终栽倒在南昌航空大学党委书记“宝座”上,并于近日被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
  透过王国炎的腐败轨迹,有关专家和办案人员认为,在权力的“召唤”下,金钱美色等种种诱惑纷至沓来,大多学术出身的高校领导并不具有天然的免疫力,反而暴露出高校制度漏洞和部分高校领导理想信念缺失等诸多问题。
  “学术带头人”沦为“贪腐领头狼”
  1961年出生的王国炎案发前可谓著作等身、仕途平坦。1994年,年仅33岁的他开始任硕士生导师,次年破格晋升为教授。此后,全国优秀教师、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江西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等诸多荣誉让他在学术界逐渐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
  与此同时,王国炎的从政生涯也搭上了升迁“快车”。1999年,王国炎担任江西师范大学校长助理,此后仅仅用了8年时间,他便升任南昌航空大学党委书记。
  伴随着王国炎升迁加速全过程的,却是他逐渐退失底线、膨胀升级的贪欲。从多次拒收、退还他人财物到采用他人保管的方式收受财物,再到毫不推辞地收下巨额财物甚至主动索要财物……王国炎对“腐败”也曾有过抗拒徘徊,却终究越陷越深。
  据萍乡市人民检察院指控,王国炎在14年间,非法收受、索取27名行贿人的财物共计99次,包括人民币、美元、澳大利亚元、股份、房产、轿车、购物消费卡券等,总金额合600余万元人民币。其中两次单笔受贿金额高达100万元。
  作为回报,王国炎在工程建设、人事任用、考生招录等方面滥用职权,为他人大肆谋取利益。包括违规促成万某某开办的江西某民办高校与南昌航空大学合作办学,为没有建筑资质的陈某某、袁某某等打招呼承揽高校食堂、学生公寓、教学楼等建设工程,帮助不符合条件的行贿人提拔、调入和获取竞聘资格,为不符合录取条件的考生增补录取等等。
  从学术带头人沦为腐败“领头狼”,王国炎的“示范效应”一度让南昌航空大学腐败问题丛生。此前,南昌航空大学原副校长刘志和因累计收受贿赂262.6万元已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更有多名学校中层干部因腐败问题被查处。
  “少数原本在学术上大有可为的高校官员却成为权力的奴隶,最终身败名裂,令人惋惜。”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主任程吉生教授认为,随着市场化因素对高校的影响,面对各种巨大的诱惑,长期封闭运行的体制让权力滥用有了更大空间,仅靠知识分子的自我道德约束已经无法保证高校成为“净土”。
  心态失衡下的自甘堕落
  记者调查发现,面对各种诱惑,一些涉案的高校领导干部身上均暴露出心态失衡和道德失范现象,并最终身陷腐败“泥潭”难以自拔。
  据办案人员透露,王国炎长期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其贪腐所得中,很大一部分挥霍在情妇身上。如2008年10月,万某某送100万元人民币给王国炎遭拒绝,此后,这笔钱一直保管于“中间人”处,直到2011年8月左右,王国炎考虑其情妇朱某某要开酒店时才接收;2005年下半年,陈某某在征得王国炎同意后将其位于南昌市二七南路迪欧咖啡天御店价值38万元人民币的股份无偿转让给王国炎的情妇杨某。
  不良嗜好成为高校官员腐败的“催化剂”,而面对诱惑下的心态失衡则是腐败发生的直接“导火索”。
  王国炎在悔过书中写道:“收受他人贿赂时还自我安慰,这些老板靠我支持赚了大钱,他们出于感激送我钱物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
  “在和别人攀比的同时,自己的信仰在变,人生观、价值观在变,朝着私欲膨胀、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方向变。”因受贿入狱的南昌航空大学原审计处处长周某因为“经常觉得自己很穷”,后来在新校区建设过程中,他认识了不少施工单位老板,并成为“新朋友”,继而吃喝玩乐、权钱交易,越陷越深。
  王国炎案的办案人员表示,当前一些高校腐败官员往往职务提高了,对自己的要求却降低了,攀比他人、追求享乐,最终在金钱美色诱惑面前,丧失了抵抗力,甚至错误地认为官场腐败是社会主流,将廉洁自律束之高阁、将党纪国法抛诸脑后。
  封闭运行导致权力失控
  据南昌航空大学一些教职工反映,王国炎在位期间,工作作风霸道,常常“说一不二”。记者调查发现,当前部分高校的共同点是“一把手”缺乏监督,“一言堂”现象泛滥,并因此导致腐败案件频发。
  江西省纪委近期统计的数据显示,2008年以来,江西共查办高校违纪违法案件71起,涉及省内20所公办本科院校和2所高等专科学校,共查处人数103人,其中厅级干部5人、处级干部24人,受撤职以上处分的72人,移送司法机关37人。
  高校长期封闭运行,以致腐败高发,权力面临失控危险。曾参与查办多起高校腐败窝案的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检察院分析认为,南昌航空大学腐败案背后,暴露出三大问题:涉案人员个人法制观念淡薄,私欲膨胀,人生观、价值观扭曲;高校管理制度不健全、不完善,给职务犯罪以可乘之机;监督制约机制没有发挥作用,内部监督、上级监督、社会监督均存在缺位或弱化。
  “制度建设和理想信念教育必须结合起来,二者不可偏废。”程吉生建议,一方面要通过制度设计,让群众拥有监督权和话语权,将外部监督渗透到权力运行过程;另一方面,不断创新干部教育模式,对现有领导干部持续进行理想信念教育,通过内外因共同作用,净化高校风气。
  对此,王国炎案的办案人员还建议,要强化对权力的内部监督制约,积极推进校务政务公开,依法建立各项完整的工作程序,可借鉴国外经验,在高校内部实行决策权与执行权分立。尤其是对涉及重大事项、重大额度资金使用、重点工程建设等各个环节,要严格按法律程序办,充分发挥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作用,确保各项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资料来源:新华社 )
全家合伙贪腐 张洪亮案成为"家族腐败"典型
近日,山东省淄博市严肃查办了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原党委书记、淄博市教育局原局长张洪亮严重违纪违法案件。该市纪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张洪亮案件是淄博市纪委、监察局有史以来查办的职务级别最高、涉案数额最大的一起领导干部大案、要案,性质严重、情节恶劣。该案主要有以下特点。
  贪婪成性,大肆受贿――退赃时仍与行贿人斤斤计较
  张洪亮贪得无厌,大到价值上百万元房产,小到面值500元的购物卡,只要有人送他就敢收。其有4辆家用汽车,其中2辆系直接受贿所得,另外2辆分别由企业老板和市教育局公款购买,其家人长期占用;有13处房产和488幅名人字画,多为不当所得。张洪亮不仅对行贿来者不拒,还主动索贿,受贿864万余元中,索贿达166万余元。张洪亮欲壑难填,某房地产开发商在给其减免几十万元房款后,他仍不满足,又向该开发商索要房产一套。当某行贿人向其行贿时,他掂了掂装钱的信封,不屑地扔回给当事人说:“你再添两个钱,送给别人吧!”
  张洪亮视财如命,听到司法机关查处教育系统案件的消息,赶紧给某行贿人退赃,退赃时仍就退多少与行贿人斤斤计较。
  纵容亲属,非法敛财――妻子、女儿主动参与其中
  张洪亮之妻子、女儿伙同张洪亮收受贿赂达255万余元,占张洪亮受贿案值近1/3。其妻子借张洪亮的职权帮助别人安排工作、为房地产商和教学仪器供应商等谋取利益,伙同张洪亮收受和索要汽车、房产、现金等贿赂235万余元,因犯受贿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其女儿怂恿张洪亮指派市教育局所属学校采购请托人所售教学设备,主动索贿40万元,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其妻妹长期帮助张洪亮夫妇保管、经营、隐匿违纪违法所得,并利用赃款炒房、放贷获利,因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伪证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其妻兄借负责开发市教育局房产项目之机,从中获利60万元,因犯伪证罪被开除党籍,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
  胆大妄为,贪挪公款――千万公款用于个人牟利
  张洪亮利用单位财务、专项资金、账外资金等管理职权,公然侵吞、挪用国有资金,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他亲自或安排所属人员让某图书发行有限公司,用本应付给市教育局的图书发行费支付其女儿在北京的房租、装修、购买电器等费用64万余元;分7次安排财务人员将淄博师专账外资金中260万余元转至其妻女和亲属名下,非法据为己有;分两次将市教育局1000万元公款借给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用于经营活动,从中谋取个人私利。
  淄博――以张洪亮案为戒开展警示教育
  张洪亮案件查结后,淄博市举一反三,剖析案发原因,深刻汲取教训。该市召开全市党风廉政建设警示教育大会,组织党员干部参观省内外典型腐败案例和张洪亮案件涉案实物图片展,以案为戒集中开展警示教育。
  “过去,我抱有侥幸心理,以为只要配合案件调查交待了有关问题,对行贿人就不再处罚了,没想到处罚这么严厉,以后我再也不做行贿的事情了”。一名张洪亮案件涉案人员在忏悔时说。
  据该市纪检监察机关办案人员介绍:“此案给予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等党纪政纪处分25人,给予警示诫勉、责令纠错处理18人,涉案行贿人均受到严肃处理。”张洪亮因受贿、贪污、挪用公款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查办案件中,该市及有关区县纪检监察机关从严执纪无死角,适应严明党纪新常态,对涉案43名党员和公职人员逐一立案调查作出处理,既严肃处理受贿者,又严格处理行贿人。(资料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
顶尖科研人员为什么成了学界"老虎"
  由于国家在科研经费上大量投入,一定程度上使高校、科研院所成为巨大经济实体,而腐败就在昔日的一方净土滋生蔓延。
  10月29日,北京市某知名高校教授张某贪污案被提起公诉,这名47岁的工科教授因涉嫌贪污科研经费出庭受审。
  他是在10月24日科技部部长万钢等回答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国家财政科技资金分配与使用情况的专题询问后,记者所查到的一名因贪污科研经费而走上被告人席的教授。
  名学者
  接连被曝贪占经费
  清净的象牙塔,贪腐犯罪隐匿在何处?
  近年来的情况显示,起初不断进入反腐视线的,是校长、院长、会计、统计员、管理员、采购员,这些人身处高校中各类管理、行政岗位。而像“自然科学基金会会计贪污公款2亿只为讨好情人”的新闻报道,就曾在2004年轰动一时。
  北京市海淀区是我国高校、科研院所最为密集的区域,有39所普通高等院校,以及中国科学院41个研究所。海淀区检察院反贪局统计2005年至2012年立案侦查的高校与科研院所职务犯罪情况,发现涉罪人员遍及图书馆、博物馆、餐饮部、制服房、留学生办公室、装备处、财务部、教材科、外宾招待所、加油站、车队、卫生科等40余个部门。
  不过,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学术大腕、学科带头人、知名教授、系主任,甚至是候选院士――这些高校和科研院所中的科研人员,尤其是学术界的大佬、知名教授在全国范围内不断传出被查消息。
  今年元旦前夕,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以贪污罪,判处中国科学院地球深部重点实验室原主任段振豪有期徒刑十三年。
  案发前的2011年5月,段振豪被列入中科院该年度候选院士名单,源于他在地球科学领域研究成果显著,在国际上影响较大。他是国际地球化学最高奖(哥德斯密特奖)评委,国际重大科学计划(地球深部碳探测)共同主席。
  2011年7月,段振豪虚报冒领差旅费,涉嫌贪污,中国科学院监察审计部门核实后将其移交司法机关。据报道,2002年至2011年7月间,段振豪担任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计算地球化学及其应用学科组组长,负责科研项目的立项申请、项目执行直至结题验收全过程。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认定,段振豪和他的秘书车春兰使用虚假票据报销差旅费、复印装订费、租车费、劳务费,骗取科研经费100万余元。他还伪造虚假开发合同,使用虚假票据报销,骗取科研经费5.85万元。段振豪被法院一审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段振豪上诉后,北京市高级法院终审维持了原判。
  在段振豪领到一审判决后不久,据权威媒体报道,今年3月,又一位学术大佬、原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常务副院长、水环境研究院院长陈英旭走上浙江省杭州市中级法院的刑事审判法庭。
  陈英旭是中国水环境治理领域的知名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担任过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检察机关的起诉书显示,陈英旭出事,源于他2008年正式接手的“太湖流域苕溪面源污染河流综合整治技术集成与示范工程”(以下简称“苕溪课题”)。“苕溪课题”隶属于迄今为止我国资金投入总量最大的环境科研项目“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苕溪课题”总经费高达3亿余元,其中国家拨付经费1亿余元。2008年8月至2011年12月,陈英旭用自己课题总负责人的身份,将关联公司列为课题外协单位,再通过授意关联公司开具虚假发票、编造虚假合同、编制虚假账目等手段,将1022余万元专项科研经费套取或者变现非法占为己有。如果这一指控被认定,将可能创造贪污科研经费的新纪录。
  而文章前面所提到的张某,贪污经费手段也与前述两位大牌教授如出一辙,一是用虚假发票报销,二是编制假合同、假预算套现。
  生态链
  师生、助理、会计一起腐败
  参办过“象牙塔”内多起贪贿犯罪的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罗猛告诉记者,科研经费大量投入使高校、科研院所成为巨大经济实体,腐败在昔日的一方净土滋生蔓延。
  在我国,以课题项目制组织科研的模式运用普遍,只有申请课题成功,才能获得经费资助。由资深教授、学科带头人等担任的课题组长,在科研项目申请和科研活动中起到了核心作用,不少课题组长一人对课题的人财物说了算,在粗放的监管体制之下,其权力过于集中极易导致腐败。
  和段振豪一同站在被告人席上的车春兰,是中科院的一名学科组秘书。车春兰不仅帮助段振豪使用虚假票据报销差旅费、复印装订费,还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使用虚假票据报销租车费、劳务费、差旅费,骗取科研经费17.85万元。
  陈英旭利用自己课题总负责人的身份,将关联公司列为课题外协单位,再通过授意关联公司开具虚假发票、编造虚假合同、编制虚假账目,套取科研经费。而两家关联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系陈英旭的博士生杨尚源、王云龙。
  罗猛告诉记者,海淀区检察院此前查办的一起科研腐败案,课题组负责人谷某曾任林科院林木种质资源研究室主任,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谷某与相关协作单位签订虚假“子课题协议”,将节余的课题经费先拨付给子课题承担单位,再从相关单位变现后返回,共获返款80余万元,用于课题组报销一些日常工作中不方便开支的消费,以及作为福利费用分给课题组成员。
  围绕科研经费与课题负责人,一些教师、学生、会计、科研助理等形成了隐秘的腐败生态链。
  假合同
  科研经费这样被套现
  在科研经费腐败案中,项目课题组的负责人等科研人员,从科研经费中报销私人花费,签订虚假合同截留侵吞科研经费,是目前较为常见的犯罪手法。
  罗猛告诉记者,按照我国的科研经费管理模式,各科研院校(项目依托单位)统一管理各项科研经费,各项目课题组在确定的经费额度内具体使用科研经费。调查发现,在科研经费中报销私人花销是科研经费被滥用最为普遍的方式。有些科研人员购买资料、设备的同时购买私人用品,统一开具发票后向单位报销。由于课题组组长或负责人有时难以核实每一项具体支出,一些私人支出就轻易获得了经费支持。还有些科研人员伪造课题组长或负责人的签名,从而骗取财务信任为其支出经费。以这种方式侵吞科研经费,犯罪分子的侥幸心理非常大,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复制同一伎俩,直至案发。
  罗猛分析认为,国家一些重点科研项目,研究内容比较复杂,一个课题组很难独立完成,需要与其他科研机构甚至国外机构签订合作协议共同完成。在此基础上,课题合作费成为一项重要的科研经费支出项目,一些科研人员便通过签订虚假合作协议的手段截留、侵吞科研经费。罗猛称,海淀区检察院办理的此类案件,均为蓄谋已久、作案时间较长、性质恶劣的职务犯罪。如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何某利用负责课题经费报销的职务之便,以自动化所的名义与北京蓝盾公司签订了两份共71万元的虚假合作协议,后分17次将该款提现据为己有,经查蓝盾公司系何某以虚假身份注册的个人公司。
  查办科研人员、科研领域犯罪,“因为科学研究的特殊性,在证据认定上有时会存在争议”,罗猛认为,我国的发票管理制度相对严格,而科研人员在进行野外考察等项目时常拿不到正规发票,因此对使用假发票进行报销的情况,也并非一概认定为贪污公款。而大科研项目打散后外包的价格,判断其定价是否属实、合理,司法机关也是很慎重的。
  零容忍
  学术自由和管理细化之间
  在查办科研经费贪腐犯罪过程中,检察官不断发现科研领域存在的种种管理漏洞。罗猛说,我国对于国家财政支持科研项目的管理,严格是严格,但也比较粗放。在办案中发现,几乎各个项目的支出明细中,都有购置笔记本电脑的费用,这有必要吗?有些项目的管理规定称,结项后剩余的经费要退回,结果突击花钱的情况不同程度存在。
  “在科研经费管理使用上出现的腐败现象,不是一个环节的问题,‘吃经费’已经成为一种公开的秘密。”空军反腐倡廉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空军指挥学院教授王寿林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从立项、审批到经费拨付以及项目验收和监管等,每个环节都存在着不端行为。“科研经费分配不够透明,项目申报中存在潜规则,各单位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争取经费的手段五花八门。这种经费分配方式在其进入科研单位前,就已经大量‘跑冒滴漏’了。”
  在科研经费管理使用上存在着诸多矛盾,如竞争性经费过多而保障性经费过少、物力成本偏高而人力成本偏低、行政主导强化而学术主导弱化等等,这也是科研经费被挤占挪用现象一再发生的重要原因。王寿林认为:“一些科研单位存在着‘官本位’现象,课题项目的分配不是体现学术研究的逻辑,而是体现权力意志的逻辑,以至形成权力越大、学术水平就越高、科研能力就越强、课题被立项资助的可能性就越大的局面。以权力意志主导资源的分配和使用,不存在公开透明,也就不存在制约监督,学术腐败因而难以避免。”
  如何有效管理科研领域?一种声音认为,最终的方案在于建立更透明的经费分配和监管系统;第二种声音则认为,国外更为宽松自由的经费管理,才是符合科学研究特殊性的管理模式,这也是很多海龟回国后不适应的原因。
  罗猛认为,我们国家的科研经费绝大部分来自国家财政,对于国家投入的科研经费,必须保证其专款专用、不被挪用。
  王寿林认为,必须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改革科研经费管理使用机制。一是通过立法建立一整套学术管理规范,使科研经费使用有明确而具体的标准,对劳务费用的分配加以合理限定,使人们对什么合法、什么非法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二是从体制机制上解决“官本位”问题,营造民主、自由、公开、透明的科研环境和学术氛围,让科研成为学术力量公平竞争下的合理选择。三是将科研经费的分配权、使用权和监督权进行适当分解,形成相互制约的局面。四是运用信息技术全程留痕的特质,使科研经费在网络上运行,学术管理在阳光下操作,实行在线监督、实时监控、动态监管。五是加强对科研经费的审计把关,从经费预算到经费结算都要进行审计。六是依法加大对学术腐败的惩治力度,对任何挤占挪用科研经费现象都实行“零容忍”,并对主要责任人进行问责和查处。
  尽快改革落后的、严重行政化的科研管理体制,受访专家有所共识,但对于如何改革,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代表了另外一种观点。他说,在当前的体制下,科研人员申请项目时,什么都还没开始,就要一份详细的计划书,逼得科研人员闭门造车编数字。但科研的特殊性在于它的不可预知。研究做了,经费支出和预想并不一致不罕见;到结项的时候,项目还有后续工作,经费又要收回。这时候为了继续项目,逼得科研人员又会想各种办法把经费留住。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在于,项目报的都是设备、开会费用,科研人员个人劳动的价值没办法体现,逼得有些人就去作假。
周光权认为,防止科研经费贪腐犯罪,挽救科学精英,应借鉴国外的做法,设计科学的科研经费管理制度。在资助项目前,不必然要求一份详细的计划书,转而重视对成果的验收评价;可增加资助科学家以及对科学家没有项目资金支持的成功研究成果予以大额奖励的方式进行科研资助。无论是哪一种资助,都不需要科学家当“会计”,出示琐碎至极的各类票据。
杜绝科研腐败:要避免科研制度行政化
  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建设创新型国家被提上日程,国家加大了对科研的投入力度。近年来,我国科研经费每年以超过18%的速度递增,2012年突破了万亿元大关,达到1万余亿元,占GDP的1.98%,2013年的投入更是占到了GDP的2.05%,成为世界上对科研投入总量居第三位的国家。
  科研的高投入带来了成果的高产出,我国每年的专利项目有7万多项,省部级以上的有3万多项;但同时科研腐败也愈演愈烈:把科研经费当成工资福利的有之,把科研经费当成交通费、旅游费的有之,把科研经费当成修建楼堂馆所经费的有之,把科研经费拿来购买高档汽车甚至当零花钱的有之。
  出现科研经费腐败,首先是科研制度过于行政化造成的。我国的科研制度往往是以课题项目制的形式在运行,课题项目的申报往往是由单位领导、资深教授、学科带头人担任组长,课题组长对课题的人、财、物具有高度的支配权,而这过于集中的权力是滋生腐败的温床。
  其次是监管不到位。对课题项目组的监管往往是由一些不懂业务的行政人员在实施监管,这种监管由于缺少专业性,不能发现项目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对项目运行中到底哪些钱是该花的、哪些钱是不该花的缺乏有效的监督,造成项目组对经费支配的随意性。同时由于对与之相关的部门、行业监管不严,课题组虚开发票并不是什么难事,这就为科研腐败提供了可能。
  第三是科研制度管理缺乏弹性。一个课题项目的申请,往往是在没有作好充分前期准备的情况下为申请而申请的,在这种情况下,经费填报往往是根据管理部门确定的大致额度来闭门造车。并且按现在的管理规定,当年的科研经费额度不能结转,用不了就要收回,再加上科研人员的人力劳动在编制经费预算中没有办法体现,这都导致科研人员为了花钱而去造假,而不是为了科研需要而去花钱。
  第四是科研经费的设置不合理。项目经费过于集中在某些大项目,而这些大项目一般都是由单位领导、资深教授、学科带头人等牵头才能申请成功,而那些科研能力、足创新意识强的年轻学者却因缺乏影响力而申请不到足够的经费。这就导致有些项目因经费过剩而滋生腐败,而另一些项目则因经费匮缺而无法运行。
如何遏制科研腐败,这是亟待解决的一大课题。应尊重科研人员,让他们的劳动价值得到应有的体现。比如探讨科研经费中个人劳务费的支出比例,比如借鉴国外经验,对他们研究出的优秀科研成果给以大额奖励等,让他们从研究过程和研究成果中体验到学术尊严。这样他们在做科研时才能专心,在用经费时才能有公心,而不是挖空心思去搞一些乱七八糟的票据来套现。还要建立健全科学规范的科研体制,在项目申报、经费的管理和使用上都公开、透明。行政管理要真正起到服务的作用,需要花费的科研经费国家会提供充足的保障,不该花费的钱一分钱也不能浪费;真正做到根据研究进度去花钱,而非根据年度的额度来强制花钱和收回。并且,还要加强对科研经费的审计把关,加大对学术腐败的惩治力度。只有把学术权力关进学术制度的笼子,让它在阳光下运行,才能真正遏制住学术腐败,也才能真正加快把我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资料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
四川大学原副校长安小予涉嫌受贿350余万受审
&&& 4月10日上午10点,四川大学原党委委员、副校长安小予涉嫌受贿一案在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公诉机关指控,自2001年以来,安小予在担任四川大学规划建设处处长、校长助理、新校区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副校长等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在四川大学新建江安校区工程招投标、工程建设等方面,多次为承建商谋取利益,并私下收受承建商所送的现金、银行卡、越野车等共计人民币353.4万元。案发后,安小予被绵阳市公安机关依法逮捕,并被检察院以受贿罪提起公诉,其家属代为退赃人民币189.5万元,涉案车辆也被依法扣押。
  公诉机关认为,安小予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务,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庭审现场,法庭就起诉书指控的安小予涉嫌受贿的犯罪事实进行了调查、举证和质证。控辩双方还围绕案件事实认定以及量刑等方面进行了辩论。在被告人安小予做完最后陈述后,审判长宣布休庭,择日宣判。(资料来源: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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