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援藏走过20年，376名援藏干部用青春践行中国梦_浦江头条_澎湃新闻-Th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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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援藏走过20年，376名援藏干部用青春践行中国梦
澎湃新闻记者 姜丽钧 综合报道
18:33 来自
       【编者按】       日，上海第一批援藏干部离开了繁华的都市，深入到高原。今年，已经是上海援藏的第20个年头，上海共选派了七批376名援藏干部到日喀则地区工作，为那里留下了1216个援建项目。       1994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开创了“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援藏工作新方式，全国14个经济发达的省市分别负责西藏的7个地市，即每两个省市负责西藏1个地市。在中央的安排下，中央33个部委和14个省市，选派了首批496名援藏干部，国家教委选派了100名优秀大学生，到西藏7个地市机关和44个县担任领导职务。       按照中央要求，上海市委从3500多名志愿者中遴选了49名中青年干部，赴西藏日喀则地区江孜县、亚东县、拉孜县、定日县，以及地区机关、直属单位任职。当时，对口支援是一种全新的机制，与以往的援藏有很大区别。过去的援藏主要是派干部，而当时则不仅要派干部，而且要有资金、项目的相应配套。       那个年代，西藏的生活条件还非常艰苦，第一批上海援藏干部到达的时候，水、电、粮、菜等人类基本的生存条件在西藏都成了问题。有些地方人畜饮水只能靠山顶上淌下来的雪水，一桶水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泥，拉孜县每天按人头配一桶水。定日县有时夜间室内气温低达零下20度，连墙面也会结冰。援藏干部晚上睡觉只好把头蒙在被子里面，把牙膏也放在被子里面。否则，呼吸会在被子上凝霜，牙膏会冻得挤不出来。亚东县遭遇特大雪灾，援藏干部只能在1米多厚的积雪中徒步4天到达灾区。       如今20年时光流逝，当年平均36岁的第一批上海援藏干部团队，如今已有9位同志步入老年、光荣退休，一位同志因沉疴不治、英年早逝。而在他们看来，不管世事如何变幻，唯一不变的是他们对西藏那段岁月刻骨铭心的记忆。       为纪念中央第三次援藏工作座谈会全面开展对口支援西藏工作20周年之际，由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市委党史研究室等单位共同合作征编，全面反映上海对口援藏工作历程的史料专辑《口述上海 对口援藏》暨《雪域高原的格桑花》于近日公开出版。现任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的徐麟是第一批上海援藏干部的领队，时任日喀则地委副书记，以下是徐麟口述的回忆文章节选。       节假日里，第一批援藏干部们自己动手，改善伙食，日子虽然过得清苦但每个人都充满了激情。       我是1995年第一批上海援藏干部，在西藏任日喀则地委副书记一职。一晃快20年了，但这段援藏经历对我而言是刻骨铭心、永世难忘的。入藏时的三件大事               我们当时入藏有比较特别的背景，或者说有三件大事对我们影响重大。       一是1994年7月，中央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了“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12字的援藏工作新方针。       “分片负责”即划分片区，包干负责，如明确了上海市和山东省负责支援日喀则地区；“对口支援”即15个省市分别对口支援西藏７个地市，中央有关部委对口支援区直单位，如上海市重点对口支援日喀则地区的四个县：江孜县、拉孜县、亚东县、定日县；“定期轮换”即对口支援时间为10年，援藏干部每三年轮换一次。       1994年之前，国家也从内地抽调干部到西藏工作，但那时并不明确在西藏工作的时间，进藏干部所有关系都是转到西藏的。而从我们这一批起，明确了在西藏工作时间为三年，转到西藏的是党组织关系。具体操作是先由中组部、自治区区委组织部及上海市委组织部沟通后确定在西藏任职的岗位，然后再按照岗位要求挑选合适的同志进藏。       虽然我们在西藏有一定的行政职务，但这是阶段性的，我们在上海的工作职务、级别都不变，而且主要供给关系还在上海，仅在西藏拿补差，就是工资是上海发的，然后按照西藏的同级别干部的工资加上高原津贴的标准补差，差多少补多少。以我为例，我的供给关系在上海，同时在西藏拿补差500 元左右，这在当时上海援藏干部中是最高的，科级干部一般是300元左右。       二是当时全国范围内正在开展向孔繁森同志学习的活动。       1995年4月中旬，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发出了《关于开展向孔繁森同志学习活动的通知》，时间正好在我们进藏前没多久。时任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陈士杰同志把我们援藏干部骨干召集到市委组织部召开座谈会，专门学习孔繁森事迹。孔繁森同志的事迹很感人，使我们很受激励，也使大家对西藏的艰苦条件有了更具体的了解。       记得孔繁森同志的事迹报道里有一段，就是有一天晚上，他突然觉得胸闷、喘不过气，觉得自己好像马上就要不行了，所以半夜起来写了遗书。这段情节使我们这批马上要进藏的干部对西藏的高原反应有了直接的认识，也多了心理准备。之所以这么说，因为当时西藏的交通不像现在这样方便，通讯也不发达，上海去过西藏的人也非常少，全社会对西藏还很不了解，西藏给大家的感觉是非常神秘的。       我举个例子，知道我要进藏后，有几个过去团县委的同事经常晚上跑到我家里来，把听到的所谓的西藏消息告诉我。这些消息如果放到现在，大家听了都会哈哈大笑，但当时却不能明辨究竟，很有意思，这说明当时大家对西藏都不了解，信息非常少。我们第一批49个援藏干部，都没去过西藏，老实讲，心里也有一定的担心，家人、朋友对我们健康和安全也有担心，虽然没人明说，但是大家都有感受。       三是达赖擅自宣布班禅转世灵童。       日，达赖喇嘛在印度突然宣布西藏一名儿童为“班禅转世灵童”。自1792年清朝中央政府颁行“金瓶掣签”制度以来，转世灵童的产生都是要按宗教仪轨寻访出几名候选灵童，在释迦牟尼像前“金瓶掣签”认定，最后报请中央政府正式批准。这已成为历史惯例和定制。达赖无视历史定制，破坏宗教仪轨的行为，充分暴露了达赖集团在一系列分裂祖国的活动屡遭失败之后，利用班禅转世，继续从事分裂活动的政治图谋。所以，当时西藏地区的气氛非常紧张。       我们是日离开上海的，抵达成都后在那里稍作休整，于5月20日进入西藏。       到了日喀则后，我们住在当地政府给我们安排的招待所里，主要是让我们休整一下，以尽快适应高原环境，第二天就给我们上课培训，由当地的领导来给我们讲西藏的政策、风土人情和日喀则的概况。当时，我高原反应还很严重，所以除了学习，就在宿舍休息。另外一部分要下到县里的援藏干部在日喀则待了几天后，县里就派车来接他们了。       我们刚到日喀则，实际上就已进入与达赖集团斗争的第一线。因为达赖在5月14日就已经通过美国之音“宣布”班禅转世灵童。       班禅驻锡地在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所以，当时军区和武警工作组，军区首长、武警首长和自治区政府一位副主席在日喀则驻扎。街面上均有武警武装巡逻，这种场面，我们这些上海来的同志以往只在电影电视里看到过，现实中繁华的都市哪里会有？第一批上海援藏干部领队，时任日喀则地委副书记的徐麟在当地养老院和藏族老人们话家常。       我们的援藏干部许一新同志是到定日县任县委书记一职（现任上海铁路中院党组书记、院长）。他到定日县的当晚，下面干部向他报告有五个反动喇嘛写了反动标语，正在逃往山那边去。他顾不上休息，连夜研究分几路怎么追击，最后到第二天早晨把他们抓了回来。可以说，我们上海干部一上任，就进入了反分裂斗争的第一线。       在上海，对敌斗争一般是隐蔽战线、特殊战线的同志参与得比较多，在经济氛围浓郁的繁华都市里，其他干部一般不会面临这种对敌斗争。但到了西藏，我们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开展工作的。所以，我们一直说讲政治对援藏干部来讲是 最深刻的教育。       什么叫“讲政治”？在西藏，讲政治就是实实在在、具体化的，边境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如果不能正确、及时、妥善处理，最后都是政治问题。像“抓捕反动喇嘛”不讲政治行吗？你说我们先睡觉，明天再抓，行吗？肯定不行。所以县委书记就要立即部署，下面同志就要马上行动，县委书记还要等消息，往往一等就等到天亮。要知道定日县海拔4440米，比日喀则3836米更高，许一新同志到了那里因为缺氧嘴唇都发紫了，但是因为情况紧急，他一宿都没睡。这就是在那个环境下的工作要求，跟上海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就是在这 样的背景下到西藏工作的。第二批援藏干部邵海云（左三）等人检查工程。1998年，邵海云遇车祸殉职。第三批援藏干部、日喀则地区定日县建设局局长李政在工作中。出发去西藏               我们第一批援藏干部最大的特殊性就是要面对太多的未知。       我们49个人一共分为6个小组，出发前，组织上明确，每人可以带两个箱子去，每个组再配一到两个箱子，专门装高压锅。每个人的两个箱子，其中一个是装棉花被、羽绒被。但到了西藏才知道，当地组织都给我们配好了，高压锅、棉花被、餐具等，都给我们准备好了。但因为信息不通，大家都不甚了解，只能凭空想象，觉得西藏物资供应较欠缺，许多东西都没有，导致最后很多东西都带重复了。       此外，家属还会给我们准备很多食品，箱子里稍微还有点空隙都给塞上各种食品。实际上再塞也是有限的，到了那里也吃不了几天。还有药品、生活用品、学习用品也是不可或缺的，有些同志还带了些补品。当然，抽烟的同志还要多带一样东西，就是香烟，抽烟的同志家里人会准备很多香烟带去，总不能“弹尽粮绝”。但实际上时间长了，这烟都很干燥了（西藏空气比较干燥），吸烟前，要先把热水瓶打开，把烟在热水瓶瓶口上滚一滚，吸点水蒸气再抽，否则就太干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到现在还清楚记得出发当天大家为我送行的场景，历历在目，依然非常感动。       那天，我们南汇的四套班子领导和干部在南汇南门招待所那里集体为我送行。有一小部分干部是送到展览中心统一出发点，包括亲属也在那边送行。那天一早，他们把我的行李都拿走，家里就剩我跟我爱人。我当时住在听潮二村，下楼后看见下面不大的院子里，黑压压的全是人，都是小区居民自发来为我送行的，我一点都没有预料到，那么多人没有一点声音，下楼准备出发的时候才看到大家，非常感动。       大家和我握手告别的时候也没有多说话，用力地握握手，最多两个字“保重”，有些更熟悉些的同志跟我紧紧拥抱一下，整个气氛很凝重，有一种悲壮感。这样的欢送场面，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刚才讲的，对当时西藏的神秘感、恐惧感、悲壮感，实际上不仅是我们有，来送行的同志本身也有这种感觉。       我们在5月20日抵达西藏。出了拉萨贡嘎机场，一路开往日喀则的时候，天上的蓝天白云非常漂亮，但路两旁则像戈壁滩一样，草也不多，稀稀拉拉的，感觉很苍凉。现在的日喀则很有点城市的感觉，但在20年前，那里房子一般最高 两层，以藏式建筑为主，街道也没几条。迎风飘荡的经幡，也给我们一种神圣感和神秘感。       这对我们从上海繁华的大城市来的同志而言，反差是很大的，完全是一种陌生的环境。再加上强烈高原反应带来的身体不适的体感，当时我们都带着点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豪气和悲壮。第四批援藏干部向藏民学赶马车。2007年7月，拉孜发生水灾，第五批援藏干部、拉孜县委书记陈宾带领援藏干部到锡钦乡给灾民发放慰问品和慰问金时，一位藏族妇女感动得流泪。顶着压力打开工作局面               虽然上海组织称我们是“援藏干部”，但是进藏以后，我们自己不说“援藏干部”而称“进藏干部”，这个细节也反映了当时大家希望能尽快融入新的工作环境和群体的心态。上海任命我为援藏干部总领队和援藏联络组组长，我就自己把名称改为上海进藏干部总领队和进藏联络组组长。       在远离熟悉的组织环境的情况下，市委要我带好这支队伍，这是交给我的一项重任，对我也意味着很大的压力。我们进藏干部是在当地党委领导下开展工作的，这个定位很清晰，但我们这支队伍也有一定的独立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上海干部在那里的纪律要求、工作标准要高于日喀则地委、行署对我们的要求，这是为了展示上海干部的良好形象。作为上海进藏干部中的带队者和领头人，我感到责任重大，压力也很大。       另一个压力是如何尽快打开工作局面。刚进藏的时候，我们认为干部派出了，项目带去了，资金到位了，任务就完成一大半了，其实不然，我们的进藏干部不带资金，在那里是很难有所作为的。       作为上海进藏干部总领队，我在当地开展了一个多月的调研后，提出了四条工作思路：一是首先以个人的出色表现赢得尊重、站稳脚跟；二是以公益事业开道；三是实施 人员培训；四是打造“造血”工程，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选择适合的项目发展经济。       我们当时抓住的是公益事业中最重要的希望工程。       调研后，我们发现日喀则当地教育资源稀缺，教师还有余量，但缺少校舍，而当地政府又没有财力来建设校舍。另一个更严峻的形势是当时有部分农牧民群众把子女送到喜马拉雅山 那边的境外就读，这其实是达赖集团在与我们争夺藏族下一代。因此，我们就决定把希望工程的建设作为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       为了筹措建设希望小学的资金，我们积极向大后方求助。当时那边还是使用程控电话，西藏的电话要通过成都，线路没有几条，和外界的电话很难打通。进藏一个月后，我和王博士（王磐石，现任上海市卫生局副局长，第一批援藏干部中一共三个博士，他是其中之一），还有另外一个同志一起到拉萨出差，其实最重要的事就是去打电话。       到电信局登记好，办好手续，到一个个独立的电话亭去打电话。当天下午整整半天，王博士负责帮我拨电话，拨通了我就赶紧通话。当时拿电话号码本打了半天，有的打得通，有的打不通，最后一圈打下来，还是收获颇丰，很多单位都有了初步的捐助意向。而后又经过书信往来、人员跟进等其他工作，一共募集到资金800万元，都是跟这半天电话有关的。       当天大概打通了20多个电话，差不多有16个是通话有效的，那平均一个电话就是募集了50万。这800万元资金就用于第一期的希望工程建设，我们从此顺利地打开了工作局面。当时我们援藏干部中有句话很流行，就是“在西藏工作，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也是万万不能的”。       1996年8月，时任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罗世谦及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左焕琛率党政代表团来西藏，参加上海援建的西藏自治区传染病医院竣工仪式并慰问上海援藏干部。       在听了我们的工作汇报后，罗世谦同志非常感动，很动情地对我们说，“你们援藏干部是公事私办，用个人资源在办援藏的事情”。他还说，“上海干部一定要凭自己出色的表现站稳脚跟，但是光有出色的表现，没有后续的资金支撑，要得到较高的评价也是很难的”。       罗世谦同志回上海后，向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黄菊和时任上海市市长徐匡迪作了汇报，市委、市政府领导高度重视，经过研究，形成了一个新的机制，即组织上每年给每位援藏干部安排一定量的资金，作为援藏工作资金。这个机制之后一直不断完善，现在已成为国家层面的要求和制度。第四批援藏干部的工作车队行驶在风雪中的青藏高原。此前，第一批援藏干部、亚东县长张兆田曾在风雪中徙步4天赶到康步乡察看灾情，被称为“康步乡第一个用双腿从雪地里走来的县长”。克服艰苦的生活环境               前面说到在西藏往外打电话很困难，这可能也是我们第一批援藏干部独有的体会了（之后通讯逐渐方便起来）。       两个小故事可以说明这一点，第一个，当时我的秘书也是上海援藏干部，他半夜在宿舍给爱人打电话（刚到的时候电话都没有 地方打，过了几个月，宿舍才安上了电话），打了半天，好不容易接通一个，因为长时间没有联系上，他爱人一接到电话就激动得哭了，结果话还没说上，听了几声哭声，电话就断掉了；还有一个故事，是日喀则地区人民医院书记张予敏（进藏前任静安区中心医院副书记），星期天休息，就带了压缩饼干和热水瓶，泡了茶，带了烟，坐到办公室，把电话机的免提键打开，就开始拨电话，结果从早上８点钟一直到晚上６点，就一直坐在那里打电话、看书，手就不停地按重拨键，拨一天才可能拨通一个电话。       此外，我们还要面临入藏的三道关：缺氧、缺水、少电。       缺氧，举一个例子，到西藏后我坚持每天写日记，但一年以后看日记，错别字多得不得了，还生造词语，这就是脑部供氧不足造成的。为了尽快适应缺氧环境，加强对大脑的训练，我到西藏后就要求自己，在会议上要脱稿发言，但有一次差点出了大洋相。       有一天开大会，大概 600个人，我计划讲四个问题，讲完第二个问题后，第三个问题像电脑黑屏一样整体消失了，就是一个字都不记得了，哪怕一个关键词都想不起来。当时手里又没书面材料，但是要讲的四个问题还是记得很清晰，而且本来这四点是 递进关系，但是没办法，就先讲第四个问题。讲第四个问题时嘴巴在讲，脑子里还拼命在想第三个问题，后来好不容易想出来了，比较流畅地讲完了。讲完以后才发现，背上都是汗，衣服都湿掉了，西藏多冷啊，这一身汗都是急出来的。       所以，这次以后我也算吸取了教训，每次发言内容我都会在笔记本上列个提纲，就怕再出现这种情况。       缺水，主要是缺干净的水，刚进藏时地区自来水改造工程没有完全好，县里的条件更有限，所以，每天每人限用一桶水。大家在一起就经常交流节水的经验，留出多少是喝的，然后剩下的水先洗什么、再洗什么，最后拖地板。因为我们睡的是泥土地，非常干燥，容易扬尘，地板拖湿了之后就不容易起灰。还有同志说拖完地板的水还不能倒掉，用来冲厕所。       少电，没电的时候，大家经常在研究，是用手电还是点蜡烛更好。第六批援藏干部在工作中。借《进藏一月间》向家乡人民报平安               当时西藏和外界的联系不方便，我们进藏后，家人、朋友对我们都比较关心，也有担心，所以我们也想尽可能地把那边的信息传递出来，让家乡人民知道。       基于这个原因，我在入藏一个月后，牵头组织了一篇文章《进藏一月间》，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       这篇文章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它告诉我们的领导、家人、朋友，我们在西藏非常好，也很健康，而且都代表上海在那里积极努力地工作，尽管进藏只有一个月，但是大家已经风风火火地展开工作了，而且好多工作可以说开局良好。实际上是要让上海人民放心，让领导、家人、朋友放心。       文章是我们两个援藏干部写的，当时正好要派干部回上海，与有初步捐款意向的单位接洽募集资金的事，所以就顺便把这篇稿子一起带到上海，交给了时任《解放日报》副总编的宋超同志。现在再来读这篇文章，可能文章还缺少文采且表达较生涩，但是感情是非常真挚的，49位援藏干部，每个人的名字都提及了，这也是我特别要求的，而且都是真人真事，很实在。最后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占了三分之二的版面。       据说当天的《解放日报》卖得特别火。因为当时和现在的情况不一样，那个时候谁去援藏，在家里亲戚间是一件大事，在单位同事中也是一件大事，所以报纸上有这个消息，大家都争相传阅、奔走相告，然后还给我们援藏干部的家属送报纸。可能家属自己也买了，更多的是亲戚朋友，包括单位同事送的，有些援藏干部家里就收到几十份当天的报纸，可能还有更多的。当然，这篇报道对我们援藏干部也是一个鼓舞，在《解放日报》上登出了自己的名字，大家也觉得非常光荣。宝贵的收获               从西藏回来以后，我们援藏同志都说要把这段经历当成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三年的时间，我们受到了深刻的国情教育，深刻感受到东西部的差异，深刻体会到基层最普通、最朴实的民众对我们党的感情，但同时这种反差——沿海地区的发达和西藏发展的相对滞后、人的观念上的差异，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就是中国最现实的国情，对我们而言这段经历是最深刻的国情教育。       同时，这种现实环境也是“讲政治”的一种最好的历练。       作为援藏干部总领队，我曾两次走访了所有援藏干部在上海的单位，分别是在援藏第一年和第三年回上海过春节的时候（第二年时，全体干部在西藏过春节没有回来），主要是向派出单位领导介绍援藏干部在当地的工作情况。第三年走访的时候，几乎所有的领导都说有一个比较直接的感受，就是这三年下来，这些同志政治上更成熟了。这就是环境历练的成果，也是援藏给予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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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第七批援藏干部、普兰县县委书记高宝军:把普兰当故乡
中国西藏新闻网
湛蓝的天空，游荡着大团大团的白云；四周苍褐的高山顶上，皑皑白雪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寒光……这就是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边陲之地普兰。绿野四合，小河潺潺，牛羊马儿在悠闲地吃草，绿油油的青稞一浪浪摆动，白色的藏族民居在群山峡谷间星罗棋布……这就是秋野里展现出一派祥和、安宁图景的藏乡普兰。号称“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高寒缺氧，气候恶劣，平均海拔在4500米的阿里是高原上最艰苦的地区，素有“世界屋脊之屋脊”之称，而普兰县就坐落在阿里
地区喜马拉雅和冈底斯两大山脉的峡谷中。虽然全县只有不到一万人，但它毗邻尼泊尔和印度，是一个三国交界、地理位置极为独特重要的地方。陕西省第七批援藏
干部高宝军，就是这个美丽边境小县城的“当家人”。日，时任延安市市委副秘书长的高宝军积极响应陕西省省委的号召，启程赴任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普兰县县委书记。从离开家乡的那一天起，他
就把普兰当成了他的第二故乡。两年多的援藏生涯中，他致力于推动现代农牧业发展，致力于改善民生基本条件，致力于社会和谐稳定，更以一片赤诚之心与普兰干
部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建现代农业示范园，陕西果菜普兰飘香近日，记者来到普兰县占地2800亩的现代农业示范园，但见140多座日光温室大棚、拱棚依次排列在孔雀河左岸，不远处是一大片在风中绿意葱茏的树林。大
棚内，西瓜肥大滚圆、辣椒繁密青脆，西红柿在将近两米的藤架上正由青变红，两辆大卡车正在装车，这些带有普兰标记的鲜嫩瓜果蔬菜，不到半天就会出现在阿里
地区其他县区的瓜果蔬菜市场上。正在自家大棚里为青椒浇水的普兰镇吉让村村民塔觉告诉记者：“普兰能有这么好的现代农业示范园，高书记的功劳是最大的。”
这位朴实的藏族汉子，提起高宝军时，竖起了夸赞的大拇指。时光回溯到两年前，高宝军离开延安到达普兰的时候，正是家乡瓜果飘香的盛夏时节。然而，此时的普兰，瓜果蔬菜靠菜贩子们从新疆、拉萨等地长途贩运，大部分群众的饭桌上还是萝卜、土豆、白菜“老三样”，有的群众连极为普通的莲花白也不认识。在来普兰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高宝军的脚步跑遍了全县的所有村庄，找出了发展大棚解决百姓“菜篮子”难题这条路。他不但请来专家测量水质，还将普兰的土壤
标本送到西安做化验。在县委常委会上，他给班子成员算帐：“一斤土豆7元，一斤青椒23元，一斤草莓120元，这么贵的菜价老百姓怎么能吃得起？要让普兰
群众吃上新鲜、便宜的放心菜，还得靠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一座座温室大棚开始在普兰镇吉让居委会加兴组开工建设。他一方面争取援藏资金的投入，招商引资，一方面成立普兰蔬菜种植专业合作
社，请来陕西延安、靖边、咸阳等地的20多个果蔬专家做技术指导。经过两年的努力，总投资2450万元、占地2800亩的现代农业示范园铺展在县城南边的
沃野里，示范园集优质牧草、温棚养羊、设施农业和生态林种植为一体，其中，占地1000亩的设施农业示范区内，建起了140座日光大棚、拱棚，种上了西
瓜、小瓜、圣女果等时鲜水果和黄瓜、西红柿、豆角、茄子等时鲜蔬菜，还有被当地人誉为“软黄金”的藏药材玛咖等，品种将近40个。示范园初建时，高宝军就为其注入了先进的理念：采用“支部+公司+农户+合作社”的管理模式，由公司牵头集体管理，村里的合作社参与，农户入股，实行土地集中流转，通过土地出租、基地务工投劳、免费向群众发放大棚、销售蔬菜4种途径带动群众致富增收。现在，塔觉不仅将自己的12亩土地以每亩1300元的租金租给了示范园，还来到示范园打工，每天挣150元工资；再利用跟着陕西技术员学到的大棚种植技术作务自己的3个大棚。“以前，我只知道种青稞，从来没有想过地还能这样种，还能这样挣钱。”塔觉说。示范园的建立，让普兰镇吉让居委会加兴组为中心的6个村庄的农民几受其益，彻底告别了过去打工、种青稞的单调日子。两年来，吉让村的97户400口人，光
示范园的收入就达400多万元。“我们的菜没有虫害，牛粪羊粪又多，加上陕西技术员的先进技术，蔬菜瓜果的品质特别好。”塔觉说话时露出洁白的牙齿，笑得
特别开心。退休老干部强巴桑珠告诉记者，今年6月初，夏季新鲜瓜果初上市，高宝军书记便把全县的退休老干部都邀请到了示范园内，带领大家参观完一座座硕果累累的大
棚，还让大家品尝了香甜的西瓜。老人感叹地说：“我活了一辈子，真没想到，这些瓜果蔬菜就是在咱普兰的土地上长出来的”。在示范园的另一端，一片生长得郁郁葱葱的生态林吸引了记者的目光。副县长确巴告诉记者，这里原来是一片乱石滩，是高宝军发动县乡干部、驻军，拉土造田，挖
石引水，硬是在乱石滩上建造出了这1400亩林木葱茂、湖泊相映的人间仙境，栽植的10多个品种的苗木总计已超过5万株，不但生长着当地的普兰柳、新疆
杨，还有内地的青杨、云杉，更有陕北常见的毛头柳。不只是在示范园内外，县城大街上、乡村道路上乃至寺庙院内，到处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在夏秋交接之际，放眼农牧示范园，但见蓝天白云下，雪山大河间，白色的蔬菜大棚里，绿绿的菜苗、红绿相间高低错落的菜蔬瓜果竞相展示着丰收的景象；棚外的空地上，带有陕北地域特色的紫花苜蓿、荞麦花、黄菊花正迎风怒放，毛头柳舞动着轻柔如丝的嫩绿枝条……基础设施改善，城乡变得如画美丽普兰是一个人口小县、财政穷县，但同时又是一个旅游大县、资源富县。在1.2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海拔6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13座，4条国际大河发源于此，是阿里地区通往南亚陆路的国家一类口岸。特别是神山冈仁波齐和圣湖玛旁雍错，让无数信众和游客为之神往。在对普兰的实际情况进行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高宝军首先会同几套班子成员，确立了建设“全国文化旅游名县、西藏边贸经济大县、藏西生态园林城市、阿里农
牧示范基地”的“四大战略”目标，首先从改善全县的基础设施条件抓起。两年来，多方筹措资金3亿多元，修通了7条乡村水泥路，解决了县城和所有乡镇驻地的
供水工程，建成了2000千伏的水电站，500千伏光伏电站和农牧示范基地，新建了570套农牧民安居新房，率先在全自治区实现了九年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走在普兰县城和巴嘎、霍尔两个乡镇的街道上，但见邻街店铺窗明几净，单位院落鸟语花香，广场公园树茂草绿，街头巷尾井然有序。普兰镇党委书记拉巴财旺告诉
记者，以前的普兰，县城和乡镇可不是这个样子，垃圾遍地扔、房屋凌乱在过去几十年是常态，而城镇环境面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是近两年在高宝军的主抓下才出
现的。2014年开始，县上投资406万元，启动了以县、乡为主的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工作，将垃圾清扫清运托管给市政环卫公司，利用援藏资金对临街的商家店铺门脸
牌匾进行统一规范，对主要街道进行改造，使全县的环境卫生得到了根本改变。现在，普兰县城和两个乡镇分别被自治区和阿里地区确定为旅游服务型特色小城镇和
精品小城镇，普兰已经成为阿里地区最干净的县城。8月9日上午，记者来到坐落在纳木那尼雪山脚下的多油村。但见沿路种植的青稞碧绿油亮，一栋栋白色的民居井然有序地排列着，一条穿村水泥公路正在修建，一
座绘满彩色童话故事的幼儿园刚刚竣工，宽敞的村民文体活动广场上空，飘扬着鲜红的国旗……眼前这美丽的乡村图画，勾起了高宝军的回忆。他告诉记者，他第一
次下乡调研走进多油村时，这里还是一个没有像样的村庄道路、冬天吃不上水、用不上电、牛羊粪便到处撒、村风村貌极不整洁的小乡村。2014年，高宝军将多油村作为自己的联系点，多方筹措资金2000多万元，从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抓起，对多油村211户群众的房屋和庭院全部进行了硬化、
粉刷，拆除了破旧房屋，清除了垃圾，统一规划修建牛羊圈圈和垃圾池，建设村民活动广场，种树种草，实现了柏油路到村、水泥路到组、自来水入户，照明电、移
动通讯、广播电视全覆盖，使一个现代、美丽的新多油展现在人们面前。38岁的欧珠多吉平时在村办的农机修理厂上班。记者随着高宝军来到他的家里时，欧珠多吉71岁的老母亲正患病卧床。看到高宝军，老人布满青筋的手紧紧地抓
着高宝军的手，眼里闪动着母亲见到儿子般的柔情。“高书记是我们家的常客，来了不是送米送面就是问寒问暖问困难，”老人说。欧珠多吉告诉记者，村里上了年
纪的老人没有不认识高书记的，因为他常来，多油村里的每一个家都像他的家一样。在75岁的多油村老干部其美多杰家里，老人告诉记者，多油村人口多，居住分散，过去十分穷困，一到冬天，水吃不上、电用不上是常事儿。这两年，政府关心老
百姓疾苦，有病到医院，贫困户有低保，路通了，水管接到家里了，电的问题解决了，日子真是一天比一天过得舒坦。“中央有了好政策，还要有好的执行人，多油
今天的变化多亏了高书记，我们这些边远地区就需要这么好的援藏干部！”老人说。陪同记者采访的普兰县民宗局副局长、多油村驻村工作队队长扎西多布杰说，县上不仅加大了乡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还整合了村上原有的预制厂、砂石厂、建筑
公司3个合作社，更新了设备，发动村民入股，在当地修路建房工程中，优先使用合作社的劳力、产品，极大地增加了村级集体经济的收入和农民的收入。现在，村
上建起了免费的幼儿园，村级合作社为村民的合作医疗埋单，众多的利好政策惠及多油村，这都是美丽乡村建设带来的新变化。告别多油，记者来到距离普兰县城18公里之外的另一个小山村科迦，看到了偌大一片绿油油的草地一直延伸到雪山脚下，山坡上，清一色的白色藏式民居静然默立，平坦的水泥路连接着家家户户。草地上，清清的小溪肆意流淌，牛羊悠闲吃草，羊儿撒着欢。去年以来，随着陕西对口援藏安居工程的落地，科迦和普兰其他4个村、1个居委会的道路硬化、自来水入户工程都相继开工，乡村面貌从此焕然一新。位于神山脚下的巴嘎乡岗萨村是游客转神山的集结地，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有群众自发地为游客提供转山运输服务。2014年，在县委、县政府倡导创建全国
旅游文化名县的号召下，巴嘎乡从一个传统的牧业乡迅速转变为新兴的旅游小城镇，群众围绕旅游产业开门店、办旅馆、搞驮运、当背夫……一个个赚得盆溢钵满。
据统计，全乡共办起旅店、茶馆等旅游服务门店387家，全年收入达到1600多万元。其中，仅岗萨村的牦牛运输队，收入就达950多万元，人均达到
7000元。8月11日，记者来到神山脚下的岗萨村宗堆山口，但见冈仁波齐依然掩藏在浓密的云雾里，右侧一条陡峭的山坡上，长满了青草和各色山花，谷底，宗堆河水哗哗
流过，岗萨村显得特别宁静、美丽。上午10点多，一大队牦牛、骡马运输队从一米多宽的山路上徐徐下山，一时间，山口路边的茶社、商店纷纷忙碌起来。岗萨村党支部书记、牦牛运输队带头人尼玛益西多吉告诉记者，每次转山，运输队都要驮着游客、信众的重负，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神山里行走50多公里，一个往返需要3天。群众就是根据信众、香客的需求，为他们提供便利和服务，从中赚取劳务费。随行的县政协副主席桑珠说：“像岗萨村这样的经济合作组织，全县有10多个，去年仅此一项收入就达3700多万元。相信在以高宝军为班长的普兰县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普兰的城乡环境会越来越好，老百姓的钱包会越来越鼓”！倾心戍边与维稳，边陲实现和谐安宁地处中、印、尼三国交界处的普兰县，边境线长，寺庙僧人多，加上神山圣湖的特殊宗教地位，一直是阿里地区乃至整个自治区的维稳重地。近两年，高宝军结合县情实际，带领普兰全县干部群众，以“分裂活动零参与，边境山口零出入，公共安全零事故，刑事案件零发生，矛盾纠纷零积累，辖区群众零
非访”的“六零创建”为抓手，启动了以“军警民支部联建、国防维稳知识联训、社会治安管理联防、边境安全防控联管、治安巡逻联勤、重点工作联动”为内容的
“六联”工作机制，形成了“村村是堡垒，户户是哨所，人人是哨兵，处处有防范”的群防群管局面。2014年以来，在遭逢12年一遇的塔尔钦马年转山、12年一遇的羊年转湖、几十年一遇的暴雪灾害、几百年不遇的地震灾害等情况下，综治和安全工作在阿里地区排名第一，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先进县”，“六零创建”、“八个清楚”等做法在全自治区得到推广。围绕着神山圣湖和县城，普兰县共有14座寺庙，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科迦寺建成于11世纪初。上千年的风雪雨霜虽然斑驳了它的容颜，但寺庙依然庄严肃穆
地座落在雪山脚下、孔雀河左岸，红色的殿宇巍峨耸立，七彩经幡猎猎飘动，寺庙广场上的转经筒在阳光下闪着金光，“吱呀”不停地轮转里承载着信众们的美好祈
愿。经常来寺庙的高宝军是本着一个目的来的：与僧人交朋友认亲戚。普兰县的寺庙选址大都比较偏僻，曲古寺距离县城130多公里，交通不便，寺庙里的人吃水靠的是小推车拉、人背，遇到雨雪天气路面泥泞或封冻，僧人便面临着
断水断路的情况；江扎寺傍依在玛旁雍错湖边的高山巅上，海拔在5300米左右，居危崖而临圣湖，使得江扎寺声名远播，人丁兴旺，然而，寺里道路崎岖，无论
是转寺朝拜还是僧人自己，都只能徒步上山，生活补给的供给更是难上加难；吉吾寺没有电、贤柏林寺路不通……这一桩桩一件件急需解决的寺庙问题常常令高宝军
寝食难安。“我们的政府和干部要成为僧人的朋友和‘亲戚’，为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和帮助，用爱心来温暖和感化他们！”高宝军要求全县的14座寺庙全部由县委常委包联，他和县长每人包联了两个寺庙。从内地筹集资金50多万元，成立了普兰民族宗教发展协会，帮助寺庙解决吃住行等生产生活困难，争取和感化僧尼。在他的积极联系协调下，江扎寺、曲古寺、吉
吾寺、贤柏林寺的水、电、路、讯等困难短时间内得到解决，寺庙僧人的生活环境大大改善。同时，县上还派专人专车，为寺庙僧人定期送上粮、油、菜、肉等生活
必需品，并在市场上设置僧人蔬菜专供区，切实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到任两年多的高宝军，是县里来寺庙最多的领导干部，每年去各个寺庙都不下十次。“他没有官架子，总是及时地给我们送些米面蔬菜来；也不嫌脏不嫌乱，席地往我们中间一坐，与僧人们拉家常，了解谁有什么样的困难，再想方设法的帮助解决。”科迦寺主持强巴赤列告诉记者。8月12日，记者随高宝军去江扎寺看望生病的老主持，尽管山高路陡，但越野车沿着新修的砂石路一直开到了寺庙院内。来到老主持床榻前，高宝军详细地询问老
人的病情，放下了一堆治疗感冒、胃病、气喘等常用药品，叮嘱老人好好吃药好好养病。临走时，他又把寺管会的工作人员和驻寺民警叫到跟前，一再叮嘱：“主持
一旦病情加重，要立即送到医院看病，有用车不便等困难，一定要打电话告诉我，我一定给协调解决”。把维稳工作作为第一大事的高宝军，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用涓涓爱心温暖僧人，用赤诚之心换来了寺庙阵地的牢固坚守。目前，全县的14座寺庙都成为县上的维稳阵地和宣传中心，41名僧人都成了县上的维稳成员和宣传干事。由于普兰特殊的地理位置，边境封控一直是维稳重点。两年多来，高宝军走遍了各个通外山口和执勤点位，有的点位海拔高达5400多米，检查一次要徒步一天，
但高宝军克服了高原反应带来的身体不适，坚持逐点逐山口检查安排。在他的关心和支持下，边境执勤官兵的实际困难得到解决，为确保边境安宁打下了良好基础。
两年来，该县无一例非法出入境情况发生。灾难无情人有情，大爱温暖普兰百姓“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这句话是高宝军的口头禅，也是他心系普兰群众、忘我工作的动力。到普兰任县委书记后，高宝军始终要求广大干部一定要扎根基层，心系群众，多一些雪中送炭，少一些锦上添花。2014年冬天，普兰境内连续下了6场大雪，累积降雪厚度达2米左右。冰天雪地，天寒地冻，老人生病了怎么办？群众圈养在露天的牲畜能不能抵抗寒冷？刚刚
建起的大棚示范园能不能吃得消？高宝军心里装着的全是普兰老百姓的事情。每一场雪中雪后的道路上、街道上、农牧区、执勤点，都能见到他带领干部群众、驻地
官兵一起指挥救灾、清雪的身影。日，尼泊尔发生8.1级地震，与尼泊尔毗邻的普兰境内震感强烈，民房受损，道路坍塌，雪崩、泥石流及山地松动等地质灾害多处发生。灾害
发生后，高宝军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预案，他连夜召开县委紧急会议，安排部署抗灾救灾工作，并安排有关部门紧急筹备帐篷、药品、食物、机械等救灾物资和设
备。4月26日一大早，高宝军便马不停蹄地奔赴受灾牧区。通往科迦村斜尔瓦组的道路垮塌受阻，不能到达受灾地点，他一边抽调装载机等机械设备打通道路，一边带
领乡上和相关部门的同志徒步翻越两道石砭，冒着碎石不断跌落的危险，来到了受灾点，指挥群众迅速转移。在不顾一切地疾行中，他的脚上、腿上出现了多处擦伤
和碰伤，但他全然不在意。最终，斜尔瓦的群众及时转移和安置，受阻道路也在两天内全面打通。帮仁村3组是一个比较偏僻的村组，受灾后，居住在危房中的5户群众十分危险。得知这一消息后，高宝军拉上帐篷和救灾物资，迅速赶往受灾村组。进到3组时，
已是晚上时分，忍受着连日奔波的疲惫和4800多米高海拔气候的不适，他又动手和老百姓搭建帐篷。群众和随行的县乡干部看到县委书记这么有劲头，深受感
动。大家迅速行动，不到两个小时，5顶帐篷全部搭建结束。当晚，高宝军就和群众一起住在帐篷里，群众高兴地说：“这样的书记我们还是头一回见到。尽管帐篷里比房子冷一些，但书记的这片责任心和爱民情怀，把我们的心都温暖了。有党组织做靠山，有高书记做指挥，多大的灾情，我们也不害怕！”翻深沟、攀悬崖，高宝军奔波在全县每一个受灾村组。饿了，从车上拿一袋方便面；渴了，喝一瓶矿泉水；困了，坐在车座上眯一会儿——车，成了他的住宿地和办公室。几日来不停歇的奔波，不规律的生活，加上大多数生活在4800米以上的高海拔地区，使高宝军的身体十分虚弱。来到霍尔乡2组受灾点检查时，他一下车便晕倒
在地。司机连忙扶起来，给他吃了10粒速效救心丸，才缓解了当时的险情。他强撑着微笑地告诉大家，下车下得太猛踩空了，请大家不要担心。事后，他又专门交
待司机：“我的身体没问题，刚才只是高原反应，千万不要给同志们乱说。”有了高宝军的身先士卒，全县党政军警民齐心协力地投入到抗震救灾工作中，确保了全
县没有一起伤亡事故的发生。令科迦村1组村民尼玛欧珠自豪的是，县委书记高宝军是她家的“亲戚”。30岁的尼玛家里6口人，除了年迈的父母就是3个孩子，全家没有劳力，没有收入，生
活困难，全家人住在几辈人住过的旧土坯房内。高宝军下乡来到尼玛欧珠家里时，了解到了她家的实际困难，在她家由土坯房改建砖房时，除过县上给的扶持政策
外，他个人还掏出1.5万元，帮助尼玛欧珠家摆脱窘境。事后，这位朴实的藏家妇女，几次把家里养的鸡、收的鸡蛋送给高书记，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与尼玛欧珠一样认高宝军为“亲戚”的，还有53岁的加央和57岁的索朗桑姆。加央家里住着84岁的母亲和88岁的姨姨，还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和两个孙
子，一家老少三代8口人生活拮据，缺少劳力，没有收入。高宝军每次来到加央家里，都会把自己随身带的钱一古脑儿地塞在加央的手里，叮嘱她为老人们买营养
品，给孩子买些好食品改善生活。住在吉让村的索朗桑姆一直孤身一人，生活困顿，高宝军第一次来到他的这位“穷亲戚”家时，硬是把自己的5000元钱给了索朗桑姆。后来每次到吉让村，也总
是要带着菜蔬粮油看望她，并叮嘱干部多多照顾她的生活。感激涕零的索朗桑姆，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报答高宝军，便制作了一面写有“人民公仆”金色大字的锦旗，
送给了他。像索朗桑姆一样对高宝军怀着朴素感恩之情的群众很多，他们用同样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谢意。在高宝军的书柜里，28面大红的锦旗整整齐齐地叠放着，他说，这些锦旗不是奖赏，而是鞭策，每次抚摸锦旗上烫金的字迹，就能感受到老百姓的殷切期待，就更加增加了他前行的动力。“把普兰当家乡建设，把藏胞当亲人对待。”这是普兰干部对援藏干部高宝军的评价。这评价也是高宝军两年多援藏工作的真实写照。而一心扑在工作上的高宝军，常常忽略了在数千里之外的亲人。2014年，母亲两度做手术，他没有回去；2015年，妻子又住院做手术，他还是没有回去。对父母的牵挂、与孩子的交流只能偶尔在电话上说说。两年多援藏
生活中，没有回家乡过过节假日，两个春节，在万家团圆的日子，他总是在做完了最后的工作确保普兰平安和谐稳定之时，才匆匆启程返回故乡看望亲人。对于一个
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来说，对于一个有血有肉感情充沛的七尺男儿来说，要有多么难的舍弃、多么强的毅力才能做到坚守？在普兰工作的日子里，他以敏锐的观察、多维的思考，涉及普兰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人文、风俗等，形成了长达20多万字的《普兰笔记》。在开篇的《普
兰赋》里，高宝军深情吟唱：“藏西秘境，天上人间，水萦雪围，厚土高天……今日之普兰，环保县、文明县、平安县，殊誉满疆边；明日之普兰，大跨越、大发
展、大和谐，明珠嵌高原！”好一个“殊誉满疆边”、“明珠嵌高原”！这描摹今天、展望明天、气势如虹的字里行间，不正深藏着援藏干部高宝军对普兰的深情大爱吗？
责任编辑：何宝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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