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部队”，是装甲兵首任司令员许光达提出的著名观点。这一正确观点源于许光达长期的学习和伟大革命实践。
　　中国人民解放军组建装甲兵这个新的兵种后，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缺少技术和装备，由于我军缺乏装甲兵战术技术及作战训练的实践经验，成立装甲兵初期主要还是学习参照苏军的战术技术条令条例，武器装备也是以苏军制式为主，部队机关编制与苏军一致，采用四部门建制即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技术部，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军委及装甲兵领导就充分认识到技术对新兵种的重要意义和决定作用，为充实和加强装甲兵技术部的领导，装甲兵党委决定将刘景晏从装甲兵后勤部调到装甲兵技术部任政治委员。
　　刘景晏同志是1936年参加红军的知识分子，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的锻炼和考验，使他从最初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怀着改变旧社会的朴素志向参加红军的青年，迅速成长为一名具有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的我军优秀领导干部。许光达司令员曾表扬说：“刘景晏同志有文化爱学习，作风正派，在西北打仗的时候条件那么艰苦，还组织干部战士学文化学技术搞得不错，派他到技术部加强领导就是要发挥他的长处。”
　　刘景晏到技术部后对装甲兵战术技术的学习十分重视，当时又正值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我军第一次使用苏制坦克和自行火炮与美军较量，对于装甲兵在攻防战斗中的使用，坦克在集团战役中与其他兵种协同，战地抢修，技术保障，坦克及自行火炮零备件的前线供应，向苏联订购武器装备等等事物，每天都有大量的问题急需处理和解决。当时技术部有几个苏联顾问，对于我军装甲兵部队的建设训练和武器装备的使用供应保障等等工作，都要与苏联顾问沟通，听取他们的意见。由于语言的障碍，与苏联顾问交流都要借助翻译人员因而受到很大局限。刘景晏同志首先从学习俄语入手，原来在参加红军前刘景晏就学习过俄语，已有相当的基础，只是由于参加革命多年后没有再继续学习和应用，而逐步荒疏了，为了能更方便与苏联顾问和专家的交流和沟通，刘景晏同志边工作边学习俄语，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已能与苏联顾问直接谈话研究工作。
　　机关干部中也随之掀起学习外语的热潮。通过掌握外语，从大量的外语书籍资料中，可以直接获取有价值的第一手信息。有那么多的中国军官，在很短的时间就能掌握俄语，与苏联人交流，这让苏联顾问很是吃惊，而在技术部工作几年的苏联顾问，到离开中国的时候，就仅能说几句，你好、吃饭、再见、打开窗户等这样的简单生活用语。仅此可见，当时苏联人的傲慢心态和老大心理。而中国军人虚心好学，求真务实的态度，使他们很快就熟悉掌握苏军装甲部队的条令条例，战术思想，车辆技术理论等等与之有关的一切装甲兵建设所需的内容。
　　刘景晏同志对装甲兵部队的装备技术工作非常关注，要求也十分严格。他提出在现代化装甲兵建设中要注重学习，注重装备，注重技术干部的要求，始终将学习苏军的长处密切结合我军的实际，在现代化技术兵种建设中，一定要注意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他曾就部队政治工作与技术工作的关系问题时指出：“在现代化技术部队里的政治工作要通过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来克服一切技术难题”，“不能掌握技术就没有现代化的坦克部队”。
　　在政治工作与军事技术工作相结合，军事训练与实战需要相结合的活动中，他率先垂范，要求技术部的干部无论是军事干部还是政工干部，都要学习掌握装甲兵战术技术，分期分批到坦克学校或部队基层学习或实践。他的这些要求都是围绕装甲兵部队突显技术性强，现代战争中的坦克装甲车辆这个装备主体在作战中的重要地位而讲的，使装甲兵技术部的干部战士明确，坦克装甲车辆这一主战装备的技术工作，在我军装甲兵建设中的重要意义。在这方面他身体力行，以实际行动作出了表率。
　　1951年冬季已是滴水成冰的季节，刘景晏政委来到北京西郊某坦克师学习坦克战术理论及驾驶技术。他先从学习坦克的构造和发动机的工作原理、维护保养知识开始。他请教员讲深讲细，并以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学习精神务求问清弄懂。他耐心听教员讲课，仔细记笔记。在学习好坦克技术装备的科技知识基础上，他来到坦克修理车间，与修理连的干部战士一起修理坦克发动机，一起拆装坦克底盘，上坦克履带，弄得工作服上满是油污。修理连的干部劝说道：首长，这些活你在旁边看着就行，不需要你亲自动手。刘政委说：只有亲自动手干过了，记忆才深，坦克构造才能刻在脑子里。
　　在开始进行实车驾驶时，正值数九寒天，车里就像个冰窖，他不顾自己患有高血压等疾病困难，反复练习三步蹬车，先是开窗驾驶而后又练闭窗驾驶。驾驶完成后他又按普通一兵的身份与助教和驾驶员一起参加车辆保养，擦拭车辆火炮，经常是一身泥水，一身油垢。他这种处处以普通一兵严格要求自己的过硬作风和精神，使官兵们深受感动。当官兵们劝说他时，他总说：“我们装甲兵技术部的干部，不懂技术，怎么能在技术部把部队的装备技术工作做好呢？你们更应该严格要求我才对！”在这种精神影响和鼓舞下，装甲兵技术部的干部战士持续掀起了学习掌握装备学习掌握技术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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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烽火起京西，亡国灭种甚危机；　　芦沟晓月今安在，不忘当年膏药旗。
　　东海南海事纷纷，小丑身后有鬼魂；　　破局须得大智慧，出手惊鸿定乾坤。
　　小丑表演购岛秀，挑战底线奈何求？　　碧空蓝海一战定，钓鱼岛上甩鱼钩。
　　两岸三地同保钓，钢铁意志不动摇；　　宣誓主权见行动，民间人士呈英豪。
　　东海起波涛，聚焦钓鱼岛；　　中日要翻脸，喜煞美国佬。
　　刘景晏在甘谷驿　　（一）　　1937年初冬，刚从“抗大”毕业的刘自强（刘景晏曾用名），一身土布棉军装，背着背包，走在延安通往甘谷驿的土路上。那年，他21岁。　　80里的路程，要走多半天。　　刘自强哼唱着毕业前刚学会的由凯丰作词、吕骥谱曲的《抗大校歌》，大步流星地迈着步子。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歌声惊起路旁树上的寒鸦，也引得坡间捡拾柴草的老汉驻足观望。　　整整8个多月的抗大生活，使这个革命青年迅速成熟起来、成长起来。刘自强刚入“抗大”时，“抗大”的全称还是“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不久，该校随中央机关由瓦窑堡迁至延安，才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毛泽东对办学十分重视，亲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兼政治委员，并规定“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　　抗大条件虽然十分艰苦，但治学严谨，要求严格，学习内容丰富、实用，加之上下精神振奋，内部团结和谐，日常生活紧张、多彩且富有激情。　　刘自强热爱学习、喜欢动脑子想问题，入学不久，军事二队的学员一致推选他担任俱乐部主任，业余时间他组织大家学文化、做游戏、讲故事、打篮球、开展战地包扎救治，把个军事二队搞得热火朝天、风声水起。惹得校长林彪、教育长罗瑞卿、训练部长刘亚楼有事没事都喜欢往军事二队跑，还号召其他各队向军事二队学习，大力活跃业余生活，全面提高军人素质。　　刘自强是山西赵城人。1916丙辰年出生时，父亲已在不久前去世了，他属龙，是遗腹子。母亲张氏管他叫“石蛋儿”，为的是好养活，母子相依为命，家境十分困难。　　张氏虽然裹小脚、没文化，但深明大义，还认准了一条死理：儿子要出息，必须读书认字上学堂。她省吃俭用，变卖陪嫁和不多的积蓄，硬是让6岁的儿子进了刘家垣镇有名的“翰林堂”私塾，拜师后，私塾先生、前清举人刘进槐给“石蛋儿”起了大名：刘自强，旨在鞭策、激励这个学童，“不求不靠，自发图强”。　　小自强聪明、伶俐，与别的孩子不同之处，在于他还十分具有定力。自强学习努力、专注，成绩经常名列榜首，他没有辜负寡母和先生的希望，5年之后，顺利考入了临汾国民中学，毕业后，又以高分考上了全公费的陕西省省立医药训练班。　　这个医训班，由陕西省政府开办，实际有着国际教会的背景。每期仅招收25名学员，完全按照西式医学设置课程，依托西安广仁医院开展教学，经费充足，师资雄厚，教学、实习可同时双线展开。　　四年中，刘自强的解剖学、内科学、外科学、微生物学、药理学、药剂学等二十余门课程，几乎全都是A，还打下了拉丁文和英文良好的基础。他平时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津贴，除了买书就是寄给母亲补贴家用。　　一个偶然机会，刘自强结识了陕西著名老中医孙汉诚先生。孙先生据说是唐代“药王”孙思邈的后代，医德高尚，医术精湛，尤善接骨和医治创伤。孙先生在接触中，感到自强是可塑之材，亲自指导自强学习《千金药方》、《千金翼方》等医药古籍，还将多年行医的经验、感受和广为收集的偏方秘方一并传授给他。　　这时，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寇强占我国东北烧杀捋掠的暴行，激起了国人的愤慨。刘自强在医训班学习时，积极阅读革命书刊，接受进步思想，立志献身于改造黑暗社会、解放劳苦大众的伟大斗争，并参加了陕西省医药界救亡运动联合会、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等进步组织。1935年10月毕业后，在西安广仁医院工作一年。1936年12月，他怀着投身革命的满腔热情，经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南汉宸介绍，携笔从戎，毅然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　　当兵后，年青人的浪漫和理想使刘自强希望金戈铁马、冲锋陷阵，他对机枪、火炮的机械原理和操作规程犹感兴趣。　　无奈，一次不大的战斗后，领导发现他具有熟练的医疗救治技术，并得知他经过正规的医药知识训练，立即将他调往卫生队。开始他死活不去，觉得打日本就得真刀真枪的在前线血拼，到后方当医生，岂不白穿军装当红军了。　　基层领导给他做思想工作，无奈红军干部老大粗、文化低，根本讲不通刘自强，最后只好把眼一瞪，一巴掌拍在桌子上，来了一句“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由此，开始了刘自强终身与医结缘的人生传奇经历。　　几十年后，耄耋之年的刘景晏还清楚地记得当年红军团长对他讲过的一句话，“医生是红军里的金疙瘩，十挺机枪都不能换！”　　就在抗大毕业前，刘自强认为又一次机会到了，连续写了三份报告，要求直接上抗日前线，与日军刀枪相见、决战决胜。可分配命令却是十分明确，去“二兵站医院”报到。　　还有什么可说的？难不成再让抗大领导拍一次桌子！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第二天，刘自强揣着介绍信，离开抗大，去往二兵站医院驻地——甘谷驿镇。
　　（二）　　陕北的冬天，北风带着哨音不时卷起黄土和枯叶，在地上打旋。　　太阳落山前，刘自强看到了耸立在民房错落的镇口前那块大石头，上面用魏碑体苍劲地刻着“甘谷驿”三个大字。　　甘谷驿，按照本世纪最新的行政区划，是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的一个镇，现在是没啥名气了。　　想当年，在陕甘宁边区，在老红军、老八路嘴里，那真是大名鼎鼎。许多人不知道枣园、不知道王家坪、不知道南泥湾，但几乎没有不知道甘谷驿的。　　早先，甘谷驿就是一个官道上的驿站。　　主力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这里就成了党政干部和军队领导进出延安的落脚点，也是全国民主人士、进步青年来延安的必经之路，吃饭打尖，歇脚等人，有时还在这里住一宿。甘谷驿经常是人来人往，嘈杂热闹的。　　自打二兵站医院进了甘谷驿，许多迎来送往的接待任务就由医院承担了，为了表示同志情、战友爱，来去改善一次，竭尽地主之谊，逐渐成为二兵站医院负责同志的必修课和常规工作。　　刘自强上抗大前，部队行军曾经到过这里，排长张丑娃以前是陕北红军，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他告诉自强，甘谷驿是历史古镇，位于延安城东80华里。80里是古代两驿站间的法定距离，居三延（延安、延长、延川）交界处。早在南北朝时，这里即设点安寨，到了宋代，由于边塞烽火，连年征战，这里成了闻名遐迩的“三关门户”和交通枢纽。还由于人烟稀少，土层较厚，降水稍多，因而连年粮食丰收，百姓们称这里为“捞饭盆”，是个令人眼馋的地场。　　张排长还说，镇子东门外，是杨六郎当年的练兵场，宋辽两军在此相持甚久，最后议和地点定在雁门关。在划分疆土时，争执不休，后双方商定，由杨六郎射一箭，落箭之处即为边界。六将军持拳头粗的枣木弯弓，搭铧尖粗箭，运足神力，箭矢呼啸而出，直刺北地，眼看把辽人的土地占完了，辽境之内一片哭声。孰料神箭飞经大青山时，恰一妇人在河边洗污秽血布。神箭见辱，一头钻入了大青山（现属内蒙古自治区、阴山山脉）。从此双方信守诺言、息兵罢战，人民得以休养生息。以后这里就流传下了“脚站雁门关，一箭射到大青山”的传说。刘自强觉得这个故事很美好，很阳刚，也很富于想象，不由得对甘谷驿也自然生发出许多好感来。　　按照镇口哨兵的指点，沿着窄窄的镇中小街，刘自强来到了镇东兵站医院院部驻地——天主教堂。　　当他第一眼看见这座哥特式风格的教堂时，心头不由得一震。穷乡僻壤里，居然有这样高大、美丽的建筑，太神奇了。　　慢慢地，随着在甘谷驿时间长了，刘自强了解到，院部所在的教堂建于1831年，是西班牙传教士马休斯神甫主持设计，雇佣当地300多民工修建，花费10多万两白银3年才落成的。　　教堂系砖石结构，坐北面南，正面立有三座塔楼，呈笔架形。内部并列两排立柱，为三通廊式。教堂开阔高大，北端为突出的圆弧形圣坛，南端人口中央设六边形高14.6米的钟楼，内置楼梯。立面以高耸的钟楼为中心，柱头、屋顶及门窗的细部均为尖券、尖拱形，表现出哥特风格的高耸特征。教堂内部侧廊与中厅以连续的券柱式拱廊分隔，北端弧形圣坛墙面有6个尖券高窗，圣坛光线明亮。墙面尖券假窗还饰有地方特色的砖雕。　　1935年红军解放陕北后，教堂停止了传经布道做弥撒的活动。随着二兵站医院的组建，这里成了医院办公和伤病员治疗的场所。　　百年建筑，丝毫未显破败，还是这么结实，还是这么美仑美奂。　　建筑是凝固的艺术，上乘的艺术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震慑力。这座教堂，在刘自强的脑海里，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1990年八一前，解放军报记者曾采访过这位功勋累累的副兵团离休干部，谈起在甘谷驿的火热生活，谈起解放大西北的战斗经历，谈起我军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建设发展，刘景晏泉涌般的记忆和滔滔不绝的故事，往往还是把这座哥特式教堂作为源头和起点。
　　（三）　　刘自强跟在院部门岗身后，进到天主教堂中一个作为办公室的房间，门岗向自强介绍坐在办公桌后的医院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方国南，自强向方政委敬礼后，呈上抗大的介绍信。　　方国南看完介绍信，上下打量了刘自强一阵，简单问了几个问题，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二所正缺医生，刘自强同志，你先去二所工作吧”。　　方国南是湖南平江人，1930年参加红军，建国后任湖南省军区副政委，1997年逝世。刘自强在二兵站医院工作期间，他一直十分关心自强，后来成为自强入党介绍人之一。　　就这样，刘自强成为了二兵站医院第二医护所的一名军医。　　二兵站医院，当时也叫甘谷释兵站医院，其实它有正规的编制名称。　　它的全称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二兵站医院”，后来又改名“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二兵站医院”，颁发有正式的印章。　　这个医院是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各自所属的后方医院基础上，合并后组建起来的。三个方面军的医护人员融汇在一起，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继承和发扬了红军的优良传统和工作作风，成为边区重要的一支医疗力量。　　抗战期间，延安的医疗卫生工作大致分为三个系统。一是中共中央系统，由中央卫生处领导，设有延安中央医院、中央门诊部、学生疗养院等；二是中央军委系统，归军委总卫生部领导，设有第二兵站医院，第三、四后方医院，八路军军医院（1939年12月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八路军门诊部，八路军制药厂，抗大卫生处及一、二两院，中国医科大学及附属医院，延安药科学校，八路军留守兵团卫生处及野战医院等。三是边区系统，属陕甘宁边区政府卫生处领导，设有边区医院、边区门诊部、结核病疗养院、边区医专、干部休养所、卫生材料厂、荣军疗养院、保健药社、卫生合作社、国医研究会等。　　二兵站医院以规模大、位置重要、技术力量强、收治伤病员多而著称。　　医院院部住教堂，其余下属单位则分布在附近的民居，有的在平房，有的在窑洞。整个医院当时编有：院长、政委、医务科，供给科，政治处、警卫通讯连、运输排、医训队和5个医护所，工作人员460余人。可收治千余名伤病员。　　第一医护所，驻杨家湾村。所长刘世发，政指王永兴。医生有：严立慈、都毅、杨清秀、林春芳、陈新、翟碧文，司药潘永兴，护士长杨贵生，护士20多人。另有司务长1人，上士2人，炊事员12人，通讯员勤务员1个班，司号员1人（勤杂人员各所相同）。该所能收容伤病员200人，主要医治伤病较轻人员。　　第二医护所，驻谭家湾村。所长邓耀祖，副所长赵锡亭，政指钟生贵。医生范国雄、张新生。司药白新亭，护士长刘金科，副护士长同子凌，护士班长苏安贵、吴宏义，护士有：贾竟洲、曹中兴、李复兰、张绍良、唐进新等20多名同志。该所能收容250名伤病员，主要收治重伤病员。　　第三医护所，驻延长县城外，收容量150名，专门收治刚从前线转移下来的伤病员。　　第四医护所，先驻文安释后移驻禹居镇。所长程道仓，政指熊培兰，医生：肖志功、郝必清，司药刘华，护士长刘贵生，杨在田，护士20余名。收容量250名，主要接收从延水关和宋家川方向转来的伤病员。　　第五医护所，驻延川县城北一山沟中，中间是公路，路两边是民房，工作人员和伤病员均分住在民房中，生活用品都是向当地借用的。所长徐承俊，政指黄华龙，收容量100余名，主要接受从延水关转来的华北前线伤病员和同反共摩擦分子袭击作战的伤病员。　　二兵站医院延水关伤病员转运站，驻黄河西岸。站长何银根，政指张世臣，医生林岗，司药刘华，上士2人，炊事员8人。黄河流经此处，河水东深西浅，岸东水深山高，来去过渡，一靠木船，二靠羊皮伐子。平型关战役、夜袭阳明堡机场的伤员，以及华北前线的伤病员都是从这里中转运送到二兵站医院的。　　刘自强在二所工作了半年多，这段时间，他以吃苦耐劳、待人谦诚、医术出众赢得了院、所领导和伤病员们的青睐，也在医护同行中受到好评。　　他擅长胸腹和四肢的创伤外科手术，护士们说，刘医生开刀干脆、麻利，下刀准、刀口小、手术快，不拖拖拉拉，都愿意跟他一起上台做手术。实际上，刘自强每次手术前都要认真准备，反复查看伤情病情、仔细询问伤患身体状况，认真制定手术方案，确实做到心中有数、手头有准。虽然他有在西安正规医院工作的经历，经验过复杂手术，但从不骄傲自大、自以为是，没有一次是马虎上台，随意施治的。　　期间，1938年2月，刘自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面对鲜红的党旗，自强举起右拳庄严宣誓，“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入党第二天，刘自强为表达对党的忠诚和与日寇势不两立的决心，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了“斗争”。　　这个名字一直伴随他到抗日战争胜利，解放战争开始。
　　（四）　　为加强四所的医疗力量，38年5月，院领导调斗争到四所任主治医生。　　改名斗争后，医院许多人叫着不习惯，往往还把姓加上，起草文件也写“刘斗争”。所以现存许多我军抗战期间医疗卫生的历史文件上，见到的均是“刘斗争”而不是“斗争”。　　刘景晏晚年曾回忆说，“四所的老底子是原红四方面军后方医院，除所领导外，绝大多数是四川女同志。勤务员、通讯员、炊事员、洗衣员、担架员、上士、采买也都由女同志担任。”　　他尤为感慨地是，“这些四川女同志，出身穷苦，十来岁参加红军，许多人三次爬雪山过草地，经过诸多生死考验，她们个子不高，性格泼辣豪放，一身军装，剪着短发，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是女性。有时就因为她们头发短、帽子戴得低，引起当地妇女误会，当四所的女同志摘下帽子，露出短头发，笑着说，我也是女人时，大嫂媳妇们才不好意思地赶快端水、让坐，往屋里让。四所驻在禹居镇，女同志们经常到群众中开展宣传，有空就帮助群众灭鼠、清水井、起羊圈，干地里的农活，军民关系搞得相当融洽和谐，完全像一家人一样。”　　斗争到四所后，很快熟悉了情况，他除按职责完成一般医疗任务外，重点抓了三件事。　　第一是在治疗中推广使用中草药。边区很艰苦，医疗器械和西药都十分匮乏，斗争将从孙诚汉老中医那里学到的知识，运用到日常医护工作中，经常带领所里人员上山采药，亲自制备后，按偏方秘方配给伤病员外敷内服，既节省了物资，又收到了好的医疗效果。　　第二是土法上马制作西药和器械。经过多方努力，用简陋的工具，生产出医院常用的樟脑、福白龙、盐酸吗啡、硝酸士的年、氯化钙等多种片剂，以及药棉、纱布、夹板、便携担架等卫生用品用具，引起了军委卫生部的关注，八路军制药厂和边区卫生材料厂都曾派人专门取经、学习。　　第三是加强技术培训。老实说，那时八路军的医生护士水平普遍较低，经过正规训练的没有几个，有的甚至还是文盲。上级批准医院组建成立了医、药、护训练队，斗争和朱金茂等担任了教员。为把培训工作搞扎实，斗争按医护人员状况合理编组，制定出科学的教学计划，并以现实伤病员和所里担负的任务为例，编写教材、讲义。朱金茂刻得一手好字，油印出来的学习材料端正、整洁，散发着油墨特有的香气，发至人手一份，方便了学习。　　唐进新是老红军、全国著名模范老干部，曾在二兵站医院三个所任过护士班长、建国后回老家江西安远县当过县长。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一天中午，一副担架抬来一个伤员，我走上前一看，见他左臂被打断，一颗子弹打进了胸膛，还在不断流血，伤员痛得额上渗出一片汗珠，牙齿咬得格格响。我立刻三步并作二步走，把担架带进手术室，找来主治军医刘景晏，刘军医检查了一下，命令说：“准备输血，抢救！”虽然当时因物质条件差、工作繁忙，大家的体质都很差，但为了抢救阶级兄弟，谁也顾不得想别的，全所的同志个个捋起袖子，争先恐后要求献血。后来，根据血型情况，党支部决定，从刘景晏等五位同志身上抽血，700毫升殷红的鲜血，缓缓注入了伤员的血管里，他苍白的脸慢慢呈现出一点血色，大家才微微松了一口气，而刘景晏同志刚刚抽完血，又立即给伤员做手术，一个接着一个，连续工作十多个小时，连喝一口水啃一块馍的时间都没有，他挽起一个个生命在和阎王赛跑，把一个个战友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刘景晏同志是医院里少有的当过红军的知识分子，技术好威信高，身材魁梧。他刚当红军时还在连队当过机枪射手打过仗，经历过革命战争的考验，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为办好医院，提高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开展一线战场伤员救治，因陋就简自制和筹集药品器械，为劳苦大众救死扶伤，在一切革命需要的方面，他都积极想办法开展工作，对革命对伤病员总是抱着极端负责的态度和极端的热忱。在教我们专业课时待人和蔼，可亲可敬，循循善诱，我们常常把刘景晏同志围起来，兴致勃勃地不停地提问题，他总是面带笑容反复讲解，直到大家理解弄清楚为止。有一次他给我们讲解战地救护伤员，卧倒在地做完示范动作后，站起身拍拍身上的土，让我们演练，我们一次没有掌握好要领，动作不到位，他给我们继续讲解为什么要这么作并且又卧倒在地再一次示范，直到我们熟练掌握方才作罢。”　　大半年下来，四所工作明显上升，医院连续三次组织评比竞赛，四所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弄得其他几个所很是着急上火。二所领导一直发牢骚，开会就说，院里偏心四所，好干部老往四所调，吵着要将斗争再弄回二所来。　　院领导也坐了蜡，把斗争再调回去，肯定不行，那不是助长本位主义抬头吗？！不调整，也不好办，以后没法搞评比了，因为力量悬殊，差距太大，比起来总是四所出头，矛盾大啊！　　这可咋办呢？
　　（五）　　会上，几个院领导正为评比闹出的事犯愁。　　院长丁世芳突然大腿一拍，大声说：“把斗争调到院部来，当医务科长”。方政委也赞同，他的理由很充分：斗争医疗技术好，组织计划性强，善于思考，又善于协调，到院部工作对全院医技水平提高有好处。　　报军委总卫生部批准，1939年12月医院下达命令，斗争任二兵站医院医务科科长。　　医院的医务部门，是医疗工作的总枢纽。年度计划、阶段计划，各时期工作重点、任务安排，业务学习、技术训练，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具体工作不胜枚举。凡在医务部门工作过的人都说，那是个累死人的地方。也是锻炼人出才干的地方。　　斗争是第三任医务科长，第一任是单克、第二任是涂通今。斗争上任后，先挨个找科员们谈话，三天后开会，明确宣布，前任领导定下的章程继续执行，同时与全科人员约法三章：一、上午没特殊情况不准坐办公室，全部下所跟班帮助工作；二、每天下午四点前汇总当天医疗工作，晚饭前报院领导，晚饭后报总卫生部医政科；三、每周一次医务会，每个人必须发言，研究工作方案，提出意见建议。　　这一下。医务科全体人员都动起来了，每天必定下基层，与所里的医生、护士、伤病员打成一片，下面各所压力也明显加大了，日常治疗护理进度随时被医务部门掌控，医疗事故和疏漏一件也难得瞒报逃脱。　　给院领导和总卫生部的报告，斗争每次都亲自修改把关，他对文字要求较高，喜欢咬文嚼字，科员起草的稿件往往不容易过关。所以呈报出的文件，每份均是言简意赅，语句冼练，内容翔实，标点正确。医务科的文字水平上了一个台阶。　　医务科还牵头编发了《医护简报》，每周一期，介绍各所业务进展，总结推广好的经验，表扬好人好事，宣传医药卫生知识。斗争经常撰写文章，客观分析医疗护理的成绩和不足，提出改进工作的指导性意见。　　为了有效提高医疗质量，斗争还集中精力，大抓规范化管理。他要求，有制度的进一步修改完善，没有的马上结合实际予以制订，然后汇编成册，经院领导批准后，组织大家学习、执行。二个月后，整个医院，小到填写患者名卡，大到医疗物资发放使用，全有明确的文字章程加以规范，医生、护士有章可循，按章办事，医务工作井井有条，忙而不乱。　　更绝门的是，医务科工作再忙，斗争事再多，但从不荒废自己的老本行——上台做手术。他给自己定下规矩，每周至少到所里参加一次查房、做一台手术，每月必须带防疫人员到周围半径30里的各村庄了解疫情，防患未然。　　医务科强了，院长轻松不少，丁院长不时地踱进忙碌的医务科，乐呵呵地对斗争讲，“卫生部又通报表扬咱们院了”、“边区地方领导二天后来医院参观”、“年度工作院里总评第一”等等。那段时间，二兵站医院处处涌现着热气腾腾、奋发向上、人人努力的新气象。　　为了帮助医药资源十分紧张的陕甘宁边区，中国红十字会在著名医学专家林可胜主持下，先后派出红十字会第7、23、25、29、33、35医疗队和国联防疫团一团第三组（来延后曾改为西北防疫处第三组），携带大量药品和医疗器械进入抗日根据地。　　其中第23医疗队从西安到延安后，被分在甘谷驿第二兵站医院工作。在院长、政委的统一部署下，斗争为他们的到来做了大量的具体准备，使他们来到甘谷驿就能顺利开展工作。　　23医疗队共9人，大部分毕业于齐鲁大学。队长是候道之，医学博士，外科医生；副队长谢晋奎，内科医生；队员李汇文，外科医生；队员金茂岳，妇产科医生；X光机技士蔡子白，护士长王学礼、朱朝成、朱朝政，勤务人员李后怀。　　他们的到来，使二兵站医院更添活力。斗争征求他们的意见，为他们安排助手，确定跟班见学对象，积极发挥他们的作用，让他们在治疗和教学中起到生力军的作用。23医疗队每个人都与斗争结下了深厚的感情，特别是金茂岳医生，与斗争的个人关系更为密切。　　金茂岳是回民，斗争关心他的生活，改善伙食时，大家吃猪肉炖粉条，斗争招呼炊事班给金医生炒鸡蛋，每次杀羊，斗争交代司务长给金茂岳留下羊肝和一条后腿。他还经常与金医生促膝谈心，交流工作感受。　　金茂岳感受到边区和谐、廉洁的风气，看到八路军上下团结、一心抗日的面貌，决心留在边区，不回大城市了。他曾回忆说：“我们的队员大部分都在延安城东的甘谷驿，这里是第二兵站医院。我在这个兵站医院是救治伤员。这里的伤员和安庆医院里的伤员相比，情况完全不同了。这个兵站医院里，伤员和医务人员亲如一家，医务人员对伤员是认真负责的。医院的伙食搞得很好，娱乐活动也很多。伤员们一边治病、养伤，还一边进行学习，病治好后又重返前线。我们给伤员治病过程中，也受到很大教育。有的病，在治疗时需要全身麻醉。麻醉过程中，人的头脑从有控制、有意识，逐渐到不能控制、无意识的状态。在这个过程期间，从医学角度说，人的思想里哪一种意识最强，哪一种意识在这期间就表现出来。我们的伤员在麻醉逐渐失去控制和麻醉后将要苏醒时，他们喊的是：“同志们冲啊！杀啊！赶出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伤员们的这些表现，使我感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是一支强大的人民武装力量，这支队伍完全不同于国民党的军队。”　　后来，金茂岳调延安中央医院工作，谁知道居然被牵连进所谓“王明被毒阴谋案”中，受到多年不白之冤。但这件事情，也极大提高了金医生的知名度，使他的名字在中共党史里经常被提及。　　23医疗队在二兵站医院的整个工作期间，成绩突出，大家心情舒畅，相处得顺利、融洽，没有发生过任何纠纷和不愉快。为此，斗争付出的心血确实不少。
　　（六）　　白驹过隙，流水岁月，时间转眼来到了1940年。在紧张的工作中，斗争也收获了甜蜜的爱情。　　医院专职文化教员叶德蓉，一个皮肤白皙、娇小美丽、活泼快乐的知识型青年女性，越来越多地进入斗争的眼帘和业余生活。　　叶教员是湖南临澧修梅镇人，家境不错。38年初，老革命家林伯渠从家乡介绍来延安一批革命女知识青年，有林氏家族后代林泽敏、林明芷、林纫蓠，还有蒋端芳、华炎等，叶德蓉也是其中之一。　　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从田园肥沃、树茂水清的鱼米之乡，一下来到黄土漫天、高粱谷子的陕北，一般人还真吃不消。　　叶德蓉不怕苦、不娇气，住窑洞、啃山药蛋，出操跑步，服侍伤病员，很快与红军云集的医院干部战士打成了一片。室外黑板前，带领文盲伤病员和医院人员学写字；教堂大厅里，贴标语、挂灯笼布置晚会；村庄谷场上，向妇女儿童介绍防病保健知识；助农劳动时，抡撅头耪地、收杂豆拔谷子，叶德蓉每件事情都干得十分认真。　　正是这种青春的朝气和努力精神，慑服了斗争的感情，赢得了斗争的心。而叶教员也早已对被医院上下称为“青年才俊”的斗争，情有所钟。　　1940年春季，经组织批准，斗争与叶德蓉举行了“婚礼”。现年九十五岁的离休老干部叶德蓉对子女们回忆说，“那还能算是婚礼？！既没有花轿，也没有鞭炮，更说不上什么仪式了，就是两个人的铺盖卷搬到一个窑洞里，请几个最要好的同志聚个餐，吃饭的钱还是大家凑的。但有一点可以值得骄傲，我们是自由恋爱，我们的心是真诚的，都对革命充满着必胜的信心”。　　1955年叶德蓉被授予少校军衔，荣获人民功臣奖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北京的中国照相馆给她拍摄了一幅着兰色军礼服的标准照，叶德蓉英姿飒爽、风姿焯约，比挂在电影院里的白杨、王晓棠、王丹凤等电影女明星的大头照还漂亮，谁看了都不由得赞美几句。　　叶德蓉1958年转业，担任过北京协和医院护校校长、门诊部主任等医疗行政领导职务，她为人谦和友善，待人热情诚恳，深受协和医院同仁们的尊重和爱戴。　　头发银白的叶德蓉老人，现在住在京西干休所的一幢别墅里，安享晚年。令人极度惊讶的是，老人一辈子没得过感冒，更没生过什么病。现在身体虽然有些佝偻，但精神矍铄，胃口甚健，生活仍可自理。　　在甘谷驿婚后仅仅一个月，军委总卫生部命令到了，调斗争到总卫生部任医政科副科长。　　就要离开二兵站医院，就要离开甘谷驿了，斗争知道，新的岗位充满着挑战，也意味着责任和压力，但他确实有几分舍不得走。　　在这块热土上，他努力完成和开创着属于自己的那份工作，并力争做到出彩出众。从医生、入党，到主治医生、医务科长，再到结婚、提升，每一步都走得很稳健很潇洒。　　他忘不了甘谷驿的洋槐花、山药蛋，那是粮食缺乏时的食物，一丝甘甜里伴随着生命的希望；　　他忘不了甘谷驿的乡亲，那些喜欢剪纸、秧歌、腰鼓和信天游的淳朴可亲的善良人民，在自身仍很贫困的状况下，拿出粮食、让出窑洞，出钱出力，流血流汗，极限支援、无私帮助红军、八路军，才使革命火焰得以越燃越旺；　　他忘不了二兵站医院的老战友们：宣传股长张天伟、保卫股长罗友林、总支书记胡飞、技术书记郑国、司药主任郑生、供给科长刘晓钟、管理股长贺银根、会计股长王瀛洲。护士长杨在田、护士侯正芳（侯敏）、杨刷兴、模范司务长谢贤进……。他懂得，集体的浮力才能够托举起事业的成功与辉煌。　　人们对带给自己顺利发展的地方，往往以“福地”相称，甘谷驿可以称得上是刘景晏参加革命后的第一块福地。他对甘谷驿始终魂牵梦萦，眷恋终身。　　革命事业锻炼革命人，革命人成就革命事业。在火热的革命熔炉里，烈火的考验淬炼出了刘景晏这块好钢！　　正像一首祭奠刘景晏将军的《水调歌头》所颂扬的：　　人生叹何短，壮志发春华。 　　乡间荒嵴石硬，冷风伴日斜。　　投身共产革命，艰难岁月共度，战地拾黄花。　　登高望云海，喜见七彩霞。　　念往昔，多征战，走天涯。　　和平建军枢密，研读是专家。　　国际风云变幻，实力博弈局盘，退隐仍细查。　　枕戈待旦老，犹念平胡沙。
　　刘景晏与装甲兵　　　——深切缅怀为解放军现代化建设做出杰出贡献的老首长　　（一）　　1950年夏天，一份从北京发来的紧急电文直达驻扎兰州的西北军区司令部，电文内容：“奉中央军委命令，成立解放军摩托装甲兵筹备小组，以下22名第二兵团干部限十日内赴京报到。”在这22名干部中，就有时任第二兵团后勤部副部长兼兵团后勤学校校长、甘肃军区后勤部部长的刘景晏。　　刘景晏是山西赵城人，1916年9月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期，家境贫寒的他，通过刻苦努力，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陕西省省立医药训练班。在该医训班学习时，他积极阅读革命书刊，接受进步思想，立志献身于改造黑暗社会、解放劳苦大众的伟大斗争，并参加了陕西省医药界救亡运动联合会、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等进步组织。1936年，经老一辈革命家南汉宸同志介绍，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　　接到命令，刘景晏尽快向西北军区安排接替自己工作的同志办完交接手续，踏上了东去的列车。当时，原属二兵团建制的第6军已拨归一兵团建制，参加进军新疆；一兵团第7军调归二兵团建制，驻天水地区。按照野战军的指令，二兵团所属部队正参加修建天（水）兰（州）铁路。离开战斗多年的大西北，离开生死与共的老部队、老战友，刘景晏确实依依不舍。　　坐在兰州开往北京的列车上，往事如同一张张旧像片，随同车窗外荒嵴的山景一样，不停地闪现在他的脑海和眼前。　　参加红军后，刘景晏成为红一方面军的一名重机枪射手，热爱枪械、喜欢钻研的他，很快掌握了机枪的性能和特点，让机枪在战斗中发挥出最佳效能。一次战斗，副连长娄水根大腿中弹负伤，打退敌人后，刘景晏为他做了简单急救处理，招呼通讯员将娄副连长背到团卫生队。军医看过伤情和包扎后，得知是刘景晏处理的战伤，又听说他学过专业医药，马上提出调刘景晏到卫生队工作。　　“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刘景晏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担任军事队俱乐部主任。半年的学习生活，使他的政治、军事素质和组织领导能力得到很大提高。1938年初，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担任过第二后方医院主治医生、第二兵站医院医务科长、军委总卫生部医政科副科长、科长，还兼八路军总门诊部主任、延安防疫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参加了陕西关中爷台山战斗。　　在解放战争时期，刘景晏同志参加了延安保卫战，青化砭、蟠龙、榆林、沙家店、宜川、瓦窑堡、扶郿、陇东等战役和解放西安、兰州的著名战役，历任西北野战军教导旅、教导第一旅卫生部长、第一野战军第六纵队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长、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后勤部副部长等职。　　多少次战斗，出色完成了任务。爷台山战斗，奉军委总卫生部命令，正在延安医科大学高级研究班学习的刘景晏，与十几名医护人员组成前线手术救治队，紧急开赴火线。连续几昼夜，刘景晏手术三十余台，为伤员输血800CC，自己几乎虚脱。延安保卫战中，胡宗南部队依仗人多示众、武器精良、炮火猛烈，猖狂进攻党中央所在地，刘景晏带领担任主要守备任务的教导旅全体医护人员，及时抢救、后运伤员。战后，各营团部队纷纷要求给医务人员立功。旅长罗元发，紧紧握着刘景晏的手，感谢救治工作得力，并能迅速、全部地将伤员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多少次战斗，化险为夷。西府战役，胡宗南、马家军密切配合，重兵夹击我一野战斗部队，形势万分危急。刘景晏率领六纵后勤机关部分人员过一条小河前，看到坐在河滩边休息的吴满友（边区劳动模范、毛岸英学农老师、由于他身份特殊，当时被王震破格提拔为二纵民运部副部长）及随行人员，便招呼他们火速过河，吴满友等毫不在意，继续休息。二十分钟后，敌快速部队封锁了河岸，吴满友等被敌俘获。兰州战役，战斗十分激烈。参战的各级指挥员均靠前指挥、鼓舞士气。突然，一发重磅炮弹带着啸音，重重地落在离刘景晏指挥所不到10米的地方，指挥所里的同志都认为自己肯定要“光荣”了，谁知老天有眼，炮弹居然没有爆炸。　　战争年代，生死考验；敌人战友，阵线分明。为了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中国，多少人前赴后继献出了生命，多少人没能等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那一天。现在，终于胜利了，要按照人民的意愿和宏伟的蓝图建设强大的国家和军队，中国从此一扫屈辱的历史，将与世界各民族比肩而立。　　想到这里，刘景晏胸中热流激荡，一种重大的使命感、责任感由然而生。
　　（二）　　北京前门外的香村饭店，是刘景晏的报到地点。香村饭店，一家普通的小旅店，条件十分简陋。　　第二天，二兵团许光达司令员来旅店看望大家。在北京见到老首长，大家分外亲切，纷纷向许司令敬礼、问候，许司令招呼大家坐下。他环顾从兰州过来的每个同志后，大声地说：首先，告诉大家，不久前，我被中央军委正式任命为摩托装甲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我代表解放军摩托装甲兵部队欢迎大家。你们的到来，是我们装甲兵建设开始迈出的第一步。大家听后，激动地长时间热烈鼓掌。　　许司令接着说，建国后人民解放军作为保卫国家的武装力量，仅靠“小米加步枪”已不适应现代军事的发展。从武器装备到兵种组成，人民解放军都极需发展，而机械化更是重要的发展方向。二战结束后，大家都认识到，装甲兵是一个最重要的兵种，它既能单独执行任务，又能在合成军队编成内执行任务。由于它具有高速的机动性、强大的火力和坚固的装甲防护力，成为现代战争中机动性最大、突击力最强的一支地面战斗力量，装甲兵的作用是别的兵种无法替代的，世界各国都更加重视装甲部队的建设。新中国成立了，需要建设更强大的武装力量来保卫国家和维护世界和平，在新中国的国防力量之中，装甲兵就是迫不及待急需重点建设的。　　最后，许司令对大家做了分工，按照司令部、政治部、干部部、技术部、后勤部的职能划分了筹备任务。离开前，许光达握着刘景晏的手说，“景晏同志，装甲兵后勤一摊完全是空白，连个正式的‘窝’还没有，以后就看你们的了”！　　刘景晏对老首长十分敬重，也十分了解，他斩钉截铁地回答，“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经过紧张有序地工作，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摩托装甲兵司令部在北京正式成立(日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部”)。这标志着我军一个崭新的兵种——装甲兵诞生了。刘景晏被任命为装甲兵后勤部副部长。　　当时，我军整个装甲部队只有官兵1.25万人，坦克543辆。这些武器全都是从国民党军队手中缴获的，除少量美式坦克较新外，其余大都是陈旧的、破损的、甚至是根本开不动的坦克。技术人员也大都是国民党军队的留用人员。　　人所周知，对装甲部队来说，没有炮弹打不了，没有油料走不动，没有维修保养战车不能处于良好的战斗状态。所以，后勤保障尤为重要。机械化部队打仗，说到底，就是打后勤、打保障。但开始时，一切都是杂乱无章的。　　刘景晏带领后勤工作组，反复下部队、看训练、开调查会，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回北京后，写报告、拿对策、拟制规定和办法、召开各种会议，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办公休息都在一间房子里。往往半夜突然想起解决难题的好办法，马上起身下床，邀集大家开会，撰写实施意见和方案。　　1950年11月，苏联提供的首批10个坦克团旧装备抵达中国，共计T34-76（1942型）中型坦克300辆、自行火炮、装甲车168辆，卡车、牵引车、修理工程车、充电车等2000余辆，还有3个大中修理工厂设备，及各种武器、弹药、器材等共19个项目装备，装备了3个师、3个独立团和1个教练团。以后，又陆陆续续接收自行火炮、T34-85（1944型）中型坦克、IS2重型坦克等60个团的大量装备。　　大规模的接收装备、分配装备工作，可以说是千头万绪，后勤部门首当其冲。部长宋庆生、副部长刘景晏分别带领工作组，逐一摸清部队原有旧式坦克、装甲车、汽车和摩托车的家底，建起了车辆台帐，使堪用装备继续服役，及时淘汰了部分不能遂行训练和作战任务的装备。对苏式战车，按照“弹药、油料、维修保养、零配件生产、车库建设、乘员装备装具、伙食标准、医疗救护”等门类顺序，组织翻译苏军部队装甲师团后方勤务保障规程，并结合我军实际，分门别类制定出一系列量化标准和规定规范。在独立第一坦克团试点后,取得了好的经验，报经许司令批准，推广到全军所有坦克部队执行，有效提高了各级干部的管理水平,促进了换装部队快速形成战斗力。　　在经科学论证和多方面工作后，把原有的坦克和从苏联新引进的部分坦克和自行火炮，重新编组，建立了3个坦克师，2个机械化师和40多个步兵师属坦克自行火炮团，从而初步形成了我军装甲兵部队的编成体系。　　新编成的装甲部队，在入朝作战中，有的猛冲猛打，出奇制胜，首战告捷；有的步坦密切配合，快速穿插、攻坚克锐，全面展示出志愿军的铁甲雄风和独特威力，取得了一系列辉煌战绩。特别是在金城战役中，我215车，使用潜伏射击的方法，一辆T34—85（1944年）中型坦克，连续击毁5辆潘兴M46中型坦克，创造了坦克战史上的奇迹，狠狠打击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伪军。　　年轻的装甲兵后勤工作，经过锻炼和考验，很快走上了正轨，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与保障方法。各业务部门通力配合，大家兢兢业业、齐心协力、勇争第一，各项事业不断呈现繁荣发展的新气象。刘景晏的组织领导才能，在紧张繁重的战争保障实践和工作实践中，得到充分发挥，受到各级指挥员和上级领导的一致肯定。　　一年后的总结大会上，许光达司令表扬了后勤部工作主动性好、效率高、出成效快，并号召其他部门要认真向后勤机关学习，为装甲兵发展壮大建功立业。　　工作稳定了下来，刘景晏想起了自己那两个十分招人疼爱的女儿，大的刚10岁，小的才8岁。　　从兰州调京时，实在没有办法，只能狠心仓促地先将女儿送回刚刚解放不久的山西老家刘家垣村。那里条件艰苦，住窑洞、吃小米高粱，还严重缺水，更要紧地是严格保密孩子的身份，防止遭阶级敌人和阎锡山匪军残余人员的暗算。两个女儿在穷乡僻壤吃了不少苦，还没条件正规上学。　　当两个又黑又瘦的小姑娘，在小脚奶奶的带领下，怯生生地来到北京西直门草厂胡同那两小间作为家的平房时，刘景晏一手搂着一个女儿，眼泪夺眶而出。
　　（三）　　1952年初，刘景晏调装甲兵技术部任政治委员，党内任党委常委。　　当时，技术部没有部长，内部不团结，许多工作上不去。向仲华副政委找刘景晏谈话，希望他抓好技术部全面工作，当好“政委兼部长”的领导角色。　　许光达司令员根据装甲兵的特点，明确提出：“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部队”的口号，要求在装甲兵内广泛掀起学知识、学技术、学业务的高潮。　　刘景晏雷厉风行，以技术部名义召开动员大会，号召全体装甲兵干部战士积极开展技术竞赛活动，努力提高技术水平，并组织机关和部队制定出检查和评定标准，规定了一系列激励措施。内部简报和刊物，定期刊登业务尖子和技术典型的生动事迹，宣传技术练兵的先进经验。装甲兵各部队积极行动，你追我赶地兴起大学技术、大抓技术的群众练兵活动。　　刘景晏还身体力行，带头制定个人学习计划并向群众公布。他的学习主要分为三个方面：　　一是学装甲兵器知识和世界装甲兵发展史。刘景晏到北京各图书馆借阅相关图书，认真抄录、摘记各国坦克、装甲车的性能，他还抽空上街转书摊，发现有用书籍马上买下，几年下来，书籍存了两大箱，密密麻麻记满了六个大笔记本，做的笔记书签不计其数。通过潜心学习，他对英、德、美、苏、日等国家近百种坦克、装甲车和牵引车，了如指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流行的主要装甲作战理论、发生的大型坦克会战，以及著名军事将领的战绩，随手捻来。　　一次，他到第二坦克学校跟班听课，课后他向任课的孙教员指出，介绍美军装备的M-26潘兴重型坦克与M-46中型坦克的战术技术指标时，有三处说的不够准确，并讲出了正确的参数。孙教员虽然嘴上没说，但心里不服气，事后经过认真核对数据，发现打印教材时出现了失误，他照本宣科确实讲错了。不由得对刘景晏不佩服。从此，他逢人便讲，刘政委真是“一门儿清的战车花名册”。　　时任副参谋长的邓家泰听说后，专门到刘景晏办公室，一气问了5个德、日、美自行火炮和坦克的技术指标，刘景晏对答如流，说得邓副参谋长频频点头。此后，“战车花名册”的称呼，硬是在装甲兵传开了。　　二是学俄语。T34坦克是苏联制造的，当时是比较先进的主战装甲武器。要想很好地驾驭手中装备，掌握工作中的主动权，最好的办法是与苏联顾问直接交流，能直接阅读俄文装备资料。刘景晏参加革命前和在延安白求恩医科大学高级研究班里学过英语，有较好的水平。他决心，再下功夫掌握俄语。首先，到翻译室拜二名年轻的俄语翻译为师，每天一小时、周日半天实行一对一教学。其次，在办公室、宿舍、床头、马桶到处贴满俄语单词和句型，学会了即更新。再次，制作多个随身小本，乘车、走路、出差，随时拿出来学习，并抽空就与俄方人员对话，练口语。　　俄语是世界上除汉语外最复杂的语言之一，变格变性、打嘟噜，学起来确实有难度。俗话说，“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两年多后，刘景晏的俄语已达到中级以上水准，能与苏联顾问和装备技术人员探讨坦克指挥、保养、维修等问题了。　　早年曾在苏联学习过的许光达司令，偶然看见刘景晏与苏联顾问在会议间隙热烈交谈，信步走过来，用流畅的俄语询问刘景晏在谈什么，刘景晏也用俄语清晰地回答，正在同顾问同志探讨坦克团战场隐蔽、伪装和防空的有效办法，并用俄语汇报了苏联顾问的意见。随后，一旁的苏联顾问翘起大拇指对许司令连连表示，“达瓦利什刘，哈拉绍、欧钦哈拉绍”。许光达笑了，赞许地对刘景晏说，“你是装甲兵班子里，自学俄语最有成效的领导干部”。　　对外语保持浓厚的兴趣，是刘景晏终生学习的一个动力。虽然他一生没有出过国，也没有从事专职外事工作，但他通过自学掌握了英语、俄语，并坚持学习日语、德语和法语，既方便了本职工作，也不断提高了自身素质和修养。　　三是学装甲车辆驾驶和射击、坦克战术指挥。“不会开坦克，就不是合格的装甲兵指挥员”。多年后，提起在装甲兵工作的经历，刘景晏仍然充满豪气地如是说。在坦克学校、在部队，他有空就钻进坦克，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学习驾驶和瞄准、射击。坦克车舱窄小，空气充满浓重的柴油味，行进中震动颠簸十分剧烈，夏天闷热、冬天冰冷。刘景晏克服各种困难，虚心向战士和基层干部求教，熟练掌握了坦克每个乘员的技能，成为一名熟练的坦克驾驶员和枪炮手。　　开进中，几十吨隆隆作响的钢铁庞然大物，在他的掌控下，就象灵巧的战马，登坎越壕，涉水避雷，顺利完成了系列训练科目。同时他还掌握了大部队坦克行军，坦克进攻的展开、掩护，机动穿插和通讯联络等实战指挥技能，有了第一手发言权。　　看过刘景晏驾驶坦克通过多障碍设置阵地后，装甲兵聂鹤亭副司令感慨地说：“老刘的驾驶技术已达到炉火纯青程度，不说谁也不知道他也是才摸坦克不久的新手啊！”　　后来，沙风、孙三先后担任技术部部长，刘景晏与他们互相尊重、坦诚相见、及时沟通，相处共事都十分愉快。
　　（四）　　保持我军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各级政治干部的根本职责。建国后，和平环境、身处大城市，很容易使我党我军少数思想、立场不坚定人员，出现动摇和蜕变。　　装甲兵领导机关干部中，也存在贪图安逸享受，养尊处优搞特殊化；利用手中权利侵占公物、贪污腐败的种种现象。刘景晏对自己和家人要求极严，有时甚至近乎苛刻。他从不贪占公家一点便宜，也不用公款给任何人摆宴送礼，还常用自己的工资接济身边困难的工作人员。他对脱离人民、脱离群众，腐化堕落的现象疾恶如仇，利用各种场合提醒、告诫技术部的党员和干部要廉洁自率、端正形象，并与不正之风开展了坚决的斗争。　　1951年12月，按照党中央号召，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装甲兵根据军委统一部署，也投入到运动之中。技术部在部长沙风、政委刘景晏领导下，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坚持思想教育为主，动员自查、互查，启发自我觉悟、自己主动交代问题，同时动员群众搞好检举揭发。许光达司令、向仲华副政委对技术部“三反五反”运动十分重视，经常听取汇报，甚至直接参加会议，做了许多重要指示，为技术部深入搞好运动指明了方向。　　运动中，技术部查出问题十多起，最严重的是一名少数民族领导干部，贪占公款公物数额巨大，还有乱搞男女关系、拉帮结派，从事宗教非组织活动，散布对党的政策不满言论等严重错误。问题揭露出来后，开始，这名干部拼死抵赖，拒不交代。在群众举证，工作组查实时间、地点、参加人员等情况后，他痛哭流涕，彻底坦白承认了错误事实，写出了数万字的交代材料。广大机关干部，平时早已对其骄横跋扈、自吹自擂的行经十分不满，这时群众一致要求对他实行严惩。　　运动后期，装甲兵党委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集体讨论，慎重研究，决定给予他行政降职、留党察看的处分。处分宣布后，这位犯有严重错误的领导同志，向沙风部长、刘景晏政委三鞠躬，诚恳地表示，十分感谢技术部党委对他的教育和挽救，十分感谢机关干部对他的宽容，否则自己就会彻底滑落到腐败的泥潭，成为刘青山、张子善第二。　　同时，对其他犯有程度不同错误的同志，有的在问题讲清楚，做出退赔后，及时予以解脱；有的根据问题性质，适当给予行政或党内处分。　　“三反五反”运动，是建国初期一场重要的政治运动。运动的胜利，有力地抵制了各种腐朽思想对革命队伍的侵蚀，清除了干部队伍中的蜕化变质分子，教育和挽救了一批干部，提高了干部和广大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增强了反腐蚀的能力，并在社会上树立了廉洁朴素的社会风尚。装甲兵机关干部在这场政治运动中，受到了生动、现实的教育和考验，对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革命作风，始终坚持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宗旨，为加速装甲兵的建设和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正规化建设道路上又迈出了新的步伐——实行军衔制。　　军衔是国家和军队领率机关授予军人的荣誉称号，又是军人等级的外在标识。军衔评定是一件十分慎重的工作。刘景晏根据装甲兵党委和政治部的要求，对技术部二百多名干部的资历、任职时间、立功受奖情况做了深入、细致的了解，对档案不全、本人记忆不清的，还专门发调函、派专人外调，做到了对每个干部都极端负责任。　　对个人军衔评定的高低，刘景晏并不十分在意。向仲华同志找刘景晏谈话，刘景晏爽快地说，许司令对军衔几次推高就低，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完全服从组织决定，个人没有任何要求。1955年9月刘景晏被授予装甲兵大校军衔。一年后，1956年6月确定行政级别时，刘景晏被定为9级。　　事隔多年后，任副总参谋长的向仲华谈起刘景晏，还是赞赏有佳。他说，按老刘的资历，1936年参加红军，时任正军职已3年多，评少将完全可以。出于总干部部关于“严格控制将官数额”的要求，装甲兵拟报刘景晏授予大校的预案，征求老刘意见，他不向组织提任何想法和要求，在名利面前，表现出一名真正共产党员的高尚品德和风格，装甲兵上下对他评价很高。向仲华还说，为了不让老实人吃亏，56年评定行政级别时，大家一致同意给刘景晏定为9级。当时少将一般才定9级，有的少将还是10级呢！　　人品如山。军委装甲兵机关的同志们，从刘景晏身上如同看到光洁无暇的镜子，看到内容丰富的书籍，看到绿荫常在的大树，看到清水潺潺的溪流。　　1956年秋天，刘景晏接到中央军委命令，离开了真情热爱、倾心尽力的装甲兵机关，去往上海，担任军事医学科学院第一任政治委员职务。开始了一段新的人生征程。
　　爷台山反击战（一段远去的战史）　　———谨以此文纪念参加此次战役的八路军英雄们　　爷台山位于陕西省淳化县东24公里处，距咸阳市、西安市均百公里左右。“爷台”之名源自古代庙宇神祗而来，当地称谓诸神均尊称“爷”，“爷台”即神台。　　这一带山势雄伟，峰峦叠翠，松柏郁郁。爷台山主峰在乔山山脉的南端，海拔1313米，它与周围地貌构成了黄土高原少见的自然景观。　　抗日战争和革命战争时期，淳化作为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肩负着保卫边区的重大责任，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7、8月间著名的爷台山反击战，就发生在这里。　　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报告，高度评价了爷台山反击战。《毛泽东选集》收录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和《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等文章中，都有对爷台山反击战的记述。　　（一）　　1945年4月，苏联废除了苏日中立条约；5月7日，德国法西斯无条件向盟国投降。1945年4月下旬，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　　1945年7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近尾声，国际形势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华民族经过八年浴血奋战，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迎来了战略反攻阶段。在此形势下，国民党反动派得到美帝国主义的支持，积极准备向陕甘宁边区进攻，妄图夺取关中，威胁延安，牵制八路军开赴日军后方扩大解放区。　　爷台山是国民党军进攻边区和八路军保卫边区必争的军事要地。　　15日至19日，第一战区代司令长官胡宗南，将韩城、朝邑河防部队及河南前线部队星夜西调，分别集结在淳化、耀县、同官、枸邑等地，完成了对八路军关中军分区的东南西三面包围，兵力计约11个师。　　21日，国民党军暂编第59师、骑兵第2师等部，分别由淳化、方里镇、土桥等地向爷台山等地发动进攻。八路军关中分区保安纵队、警一旅及新四旅一部英勇自卫，顽强固守，战至23日，阵地屹立不动。　　这时，国民党军预备第三师也投入进攻。我军坚守了七天，激战至27日晚，终因寡不敌众，在给国民党军以重大杀伤后，主动撤离爷台山、熊家山、官庄、于村、宋佳洼、杨家沟圈、张家岭、十里原一线阵地。　　国民党军侵占爷台山后，以暂编第59师第3团守备，并以8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向鄘县、淳阳、新宁、新正等地集结，准备对陕甘宁边区发动全面进攻，关中地区形势危急。
　　（二）　　国民党军队占领了边区宽一百里、纵深二十多里的地区后，企图继续北犯。　　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为增强关中军分区的力量，打击国民党军的猖狂进攻，急调正在向反攻前线开进的第358旅返回关中。第358旅奉令后，除以第716团折返延安待机外，旅部率第715团和第8团由清涧、甘泉经三天急行军，赶到关中前线，30日到达淳化县的凤凰山、金照地区集结。　　这时，贺龙、徐向前、肖劲光、关向应等七人通电全国，宣布淳化事变真相，要求国民党军队立即停止进攻，撤返原防地；并主张组织公正的社会调查团体，考察真相。8月2日，《新华日报》又发表了《吁请调查淳化事件真相》的社论，新华社也接连发布和报道了大量消息，揭露国民党的内战阴谋，赢得了全国各界舆论的同情和支持，首先获得了政治上胜利。　　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南线临时指挥部，以张宗逊为司令员，关中地委书记习仲勋任政委，副司令王世泰、王近山、黄新廷，副政委谭政，参谋长张经武（未到），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统一指挥南线部队作战。　　南线指挥部设在马栏。抽调新四旅、教导第一旅、教导第二旅和三五八旅共八个团参战。指挥部决定，乘国民党军立足未稳之际，对其实施反击。　　爷台山地势险要，易守不易攻。国民党军侵占爷台山后，大肆抓民夫，抢修了大小十多座碉堡和一些掩体、堑壕等工事，其中尤以主峰的碉堡最大、工事最多，妄图固守。 国民党军还在耀县、淳化、邠县、中部、石堡、兴平、西安等地集结重兵，作为战役预备队，准备再次扩大进攻。　　爷台山上驻守的是胡宗南暂编五十九师三团的四个步兵连，一个轻机枪连，一个重机枪排。主峰内是暂编五十九师的所谓“常胜连”——三团二营四连，配备轻重机枪七挺。　　8月8日黄昏，我部队向爷台山敌人前沿阵地运动，进入冲击出发阵地。午夜，新编第1旅及警备第1旅第3团第1营首先对国民党军发起攻击，反击战总攻开始，各部队全线出击，向爷台山敌人展开了猛烈进攻。国民党军依托工事，凭险据守，负隅顽抗。战斗到9日凌晨四时，只新四旅七七一团攻占孟户原、熊家山两阵地，歼敌一部。其他部队的攻击均未奏效。为了迅速解决战斗，临时指挥部命令三五八旅投入战斗。 　　三五八旅黄新廷旅长即令第八团投入战斗，并调集全旅的山炮三门、两个团的迫击炮八门，集中火力压制敌人。9日上午十时，第八团二营六连在炮兵火力支援下，以迅速猛勇的动作，冲进敌人碉堡的外壕，突入国民党守军核心阵地。战士尹玉芬首先登上敌人碉堡。二营的其他连队及新四旅十六团一营紧跟着冲上去和敌人展开手榴弹战和拼刺刀，经反复冲杀，至下午两点，经过4小时激战，全歼爷台山守敌。第八团三营和警三团同时攻克老庄子、宋家洼等五个碉堡。其他部队也乘胜扩大战果收复其它被占村庄，残敌逃出边区以外。
　　（三）　　爷台山战斗中，由于国民党军装备了大量美式自动武器，我军伤亡较大。军委总卫生部决定紧急抽调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和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医务骨干，组成战地抢救治疗队，前往爷台山地区实施卫勤保障。　　7月21日接到命令后，曾育生、靳来川、刘景晏、李资平、肖志功等10余人迅速报到，成立了以曾育生为队长，靳来川、刘景晏为副队长，李资平为党支部书记的战地手术队，携带野战医疗器械和药品，即刻乘车出发，星夜赶往战场。　　曾育生，1913年生，湖南淑浦人，1930参加红军。　　靳来川，1911年生，河南获嘉人，1931年参加红军。　　刘景晏，1916年生，山西赵城人，1936年参加红军。　　李资平，1910年生，广州市人，1933年参加红军。　　肖志功，1915年生，湖北麻城人， 1930年参加革命。　　这些同志都是当时八路军医务干部中的精英，有的参加革命前就学过医药知识，有的在旧军队中还任过军医。参加革命后，多年从事医疗卫生和管理工作，有着丰富的战争经历和医疗经验，大多毕业于延安中国医科大学高级研究班，均已是团级干部。　　到达前线后，战地手术队先对旅、团作战部队的医务人员统一划分了任务，进一步明确组织功能，曾育生、靳来川、刘景晏、李资平、肖志功分别带领二至三名医护人员，形成独立手术组，配属在作战主要方向，利用村庄民房经简单消毒后，开展外科手术。　　8月8日，我军展开反攻。手术队前出到战斗阵地，冒着枪林弹雨在战壕里抢救伤员。新四旅连长王长锁腹部连中两弹，失血过多，已是生命垂危，刘景晏立即决定，抽自己的血输给伤员，随后为王连长成功实施手术，取出了弹头。曾育生、靳来川在阵地做手术时，敌人迫击炮弹在不远处爆炸，弹片贴着头皮飞过，他们毫不慌张，聚精会神地做完手术才转移到安全地方。李资平、肖志功及时清理伤员创口，为垂危伤员做人工呼吸，整夜守护在伤员身旁，观察伤情，及时采取治疗措施，防止伤口感染化脓。　　近二十天的战场救治，医疗救治队的同志忙的连轴转，有的几天几夜没阖眼，有的一天只吃一顿饭，先后手术和包扎治疗轻重伤员二百一十余名（其中有部分老百姓），即时组织后送重伤员入院继续治疗，安顿轻伤员疏散休养，圆满完成了战地医疗保障任务。　　8月10日战斗结束，我军收复了爷台山等全部失地，全歼入侵的国民党军五个连及一个营部，毙伤敌一百余名，俘敌营长以下军官三十六名，缴获轻重机枪十九挺及大批弹药。这次战斗，我军参战人员共同感到，后面有延安来的医生保驾，轻伤重伤都不怕，增添了战斗勇气。同时，步兵对炮兵的精确射击非常满意，炮兵称赞步兵能利用炮火支援的效果紧跟着勇猛前进；步兵表现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和熟练的投弹、拼刺、抵近射击的技术，战俘们都说八路军的刺刀、手榴弹厉害。战斗结束以后，所有部队仍严阵以待，预防敌人新的进犯。　　8月12日，美军调查组包瑞德上校、西蒙少校、科林少校、卡斯伯格少校等来到爷台山进行了所谓“现地调查”，由杨尚昆等陪同，黄华、马海德作翻译。美军调查组看到阵地上到处残留着国民党军的印着 MADE IN U.S.A字样的弹壳和弹药箱，还有我们缴获的美式武器装备，扫兴而归。　　8月14日，我军打扫了战场，掩埋了牺牲的战友，召开了追悼会和军民联欢晚会。此后，临时指挥部奉命撤销，三五八旅仍按原计划向晋西北前进。　　战斗结束后，战地抢救治疗队返回延安，军委总卫生部通报表彰了救治队不怕牺牲、靠前抢救的光荣事迹，曾育生、靳来川、刘景晏、李资平、肖志功等同志分别受到了表扬和奖励。
　　(四)　　六十六年后,昔日的炮火虽已远去，山上的战壕和阵地也很难辨认出来了，但英雄们不怕流血、不怕牺牲，英勇战斗的身影仿佛还历历在目。　　当年爷台山战斗,淳化人民功不可没。在地方党组织带领下，群众积极拥军参战，迅速组成“战地工作团”，负责担架、运输、向导、筹粮等支前工作，仅赤水县就组织1400多人，出动担架400多副，筹集军粮六万余斤，制作军鞋一万多双，为保证反击战斗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新开辟的“爷台山战地主题公园”，你能看到当年使用过的枪械、子弹和炮弹，看到历史图片和战斗经过，参与模拟战斗体验，进行拓展训练。　　今日游览爷台山，不仅可以感受红色旅游的爱国主义教育，还能欣赏这个满目苍翠的绿色天堂。　　这里地处鄂尔多斯地台南缘，海拔高度在630-1809米之间，形成“一丘一山三沟五原”的地形，北有黄花山、凤凰山为屏，南有嵯峨山、北仲山作障，中间的方里、固贤和润镇、十里塬、官庄的平原被爷台山分隔，形成“多龙沿水，丰润八方”的罕见梳状水系，令外人感到新奇。　　淳化山川秀美，生态资源丰富。现有苹果40万亩，杂果12万亩，刺槐林30万亩，各种农作物40多万亩，天然草场17万亩，大小水库10多座，森林覆盖率大于34%，是世界三大优质苹果适合区之一，“淳华牌苹果”已荣获中华名果称号，名扬海内外。2007年11月，淳化又荣获“中国优质果品基地重点县”、全国造林绿化模范县、生态建设示范县和中国苹果之乡等荣誉。联合国粮农考察团和许多国际友人称赞淳化是：“悬挂在空中的花篮，渭北黄土高原上的绿色明珠”。　　五月时节，金黄的油菜花还未开败，雪白的洋槐花已挂上枝头。槐花飘香，浓香扑鼻，令人心旷神怡，分外陶醉。有兴趣的，还可以在槐花林里与蜂农一起使用离心机，摇出那浓稠、甘甜的槐花蜂蜜。　　秋日进入爷台山，沿途红艳艳的苹果繁星般挂缀在茂密的绿叶中，各种不知名儿的野花静静地在温情的草甸中绽放，啃着青草的白羊和悠闲的揽羊汉在远处山谷里定格，艾蒿在阳光的炙烤下释放着奇异的芳菲，青山白云蓝天在阳光下尽力舒展着秋天的活力。民俗村、山民乐园、农家乐沿公路星罗棋布，可口飘香的农家小吃、绿色无公害农副产品、热情憨厚的乡村人……，观光、采摘、避暑、购物，您可以尽情体验渭北地区独特的风情和风貌。　　历史悠久、景色宜人、果实丰美的淳化，正在敞开热情的怀抱，期待着您的光临。
　　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2013年清明节代表全体中华儿女向老红军、老首长、老前辈上香、敬酒、三鞠躬！
　　　　红军时期的刘景晏同志。
　　　　解放战争西北战场上的刘景晏，时任第二兵团后勤部副部长兼兵团后勤学校校长、甘肃军区后勤部部长。
　　　　建国初期的刘景晏同志
　　　　调往北京参加组建军委装甲兵的刘景晏同志
　　　　授衔军装照
　　　　任军委装甲兵技术部政治委员的刘景晏同志深入坦克部队指导工作
　　　　在七七事变发生地——北京卢沟桥留影，充分体现出一名身居高位的老军人爱国情怀。
　　　　刘景晏同志与战友郑国（中）、杨家华（右）1967年合影。他们曾于1940年前后在延安拐峁医院工作过，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郑国（），湖南石门人。1935年参加红军。任红二军团四师十二团营特派干事，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均任作战部队领导。建国后，任华东军区炮兵后勤部副政委，炮兵师政委，福州军区炮兵政治部主任，军副政委、政委，江西省军区第二政委，福州军区政治部顾问。时任福州军区第31军政治委员。　　杨家华（)，江西瑞金人。1933年参加红军，历任班长、排长、连指导员、团政治处干事，1934年参加长征，二次负伤。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均任作战部队领导。抗美援朝时期，任27军94师副政委，九兵团东北办事处主任兼政委。回国后，任28军84师、82师政委，28军政治部副主任，福州军区工程兵政委，军区后勤部副政委。时任福州军区工程兵政治委员。
　　　　晚年的刘景晏政委。　　刘政委离休后，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学习热情，关心国内外大事，关心军队建设，经常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感受教育家人、教育青年。他没有嗜好，生活俭朴，与干休所工作人员、普通市民百姓亲密相处，完全是一位和蔼老人和可敬长者。
　　　　日刘景晏同志逝世，他走完了自己光辉的一生，享年80岁。
　　　　这是刘景晏同志治丧办公室发出的讣告
　　肃然起敬的革命老前辈
　　　　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人民英雄人民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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