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民国时期军衔体系：上将多得数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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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民国军官的军衔就该是将校尉吗）
日，盟军中国战区接受日军投降仪式在南京举行，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一级上将、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一级上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二级上将、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中将和空军第一路军司令张廷孟上校作为代表受降，可谓陆海空三军俱全。报章评论，在中山陵畔南京城受降，可以告慰孙中山先生在天之灵。只不过，如果按照中山先生的想法，这五位受降代表的军衔不会是这个样子。如果孙中山的设想成真甲午战争期间，中国北洋水师采用从提督、总兵到千总、把总的绿营官制，而日本海军便把这种官制视为军衔，与中将、少将到少尉、准尉画了等号。晚清新建陆军全盘引入西式军衔体系，称呼颇为古典：上等官称“都统”，中等官称“参领”，初等官称“军校”，等内用“正”“副”“协”划级，在相当于上将的“正都统”之上，还有“大将军”和“将军”。例如，翻译《天演论》的严复时任海军部一等参谋官，被授予海军协都统军衔，相当于海军少将。辛亥革命时，孙中山为民军拟定了一套同样古典的军衔体系：“将军”“都尉”“军校”分等，“大”“左”“右”划级。“大将军”从清廷的第一等变成了第三等，之上另设“大元帅”、“副元帅”两级。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虽然只有几个月，却颁授了好几位“大将军”――日，武昌民军总司令黄兴和海军总司令黄钟瑛分别被任命为“陆军大将军”和“海军大将军”。所以，如果国民政府完全忠于中山先生遗教，1945年的受降代表，应该是何应钦副元帅、陈绍宽副元帅、顾祝同大将军、萧毅肃左将军和张廷孟大都尉了。左起：何应钦、顾祝同、陈绍宽、萧毅肃、张廷孟军衔名称之争的胜利者，是袁世凯政府的简洁方案――“将”“校”“尉”加“上”“中”“少”的三等九级制，之后各代军衔体系虽有变更，但都以此为基准。只是，这并不代表此后没有存在过其他名称的军衔体系。1926年西北军领袖冯玉祥接受苏联援助，在五原誓师参加国民革命，同时创立了一套三等十二级的军衔体系。一贯以丘八将军自居的冯玉祥不喜欢咬文嚼字，径直以数字命名，最高军衔为一等一级，只冯玉祥一人。以下依次类推，一等二级授予方面军总指挥，三级、四级分别授予军长、师长和旅长，二等一级授予团长，相当于在三等九级制上各增加了一级，类似于大将、大校、大尉。历史学家简又文曾任冯玉祥的野战政治部主任，被授予一等三级军衔，相当于中将。国民政府也在1934年颁布过一套另类的军衔规则，称为《边疆武职人员叙授官衔暂行条例》，专门授予蒙古、新疆、西藏的地方武装官长。边疆武职同样是三等九级制，但以“统”“领”“尉”搭配“都”“副”“协”，颇有晚清新军军衔的遗韵。1936年，国民政府又颁布《边疆武职人员叙授官衔暂行条例施行细则》，明确蒙古各盟的盟长、副盟长、保安长官，各旗的札萨克、总管，以及西藏军队的马基，能够获得都统、副统、协统等相当于将军的边疆武职。但截至1949年，只有锡林郭勒盟盟长索诺木拉布坦获得了相当于上将的“都统”官衔。上将多得数不清了北洋时期的军衔体系有两大特点：第一是加衔。中将资历足够，但尚未满足全部条件，便可“加上将衔”，仿佛清代的“总兵加提督衔”，少尉也可以获得中尉加衔。这一制度在孙中山时代就已经出现，安徽都督柏文蔚就获得过“陆军左将军加大将军衔”。第二是自行授衔。朱德曾在滇军任职，所留笔墨署“勋五位三等文虎章陆军中将”，但遍查北洋政府公报不见授衔记录，恐怕是西南军务院或者云南陆军自行任命的。将军如此，校尉更加泛滥。有些军官在乡的亲属，没有当过一天军人，也顶着少校、上尉的名头招摇。1920年代，南北军阀蜂起，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各据数省，国民政府也在广州另立旗帜，挥师北伐。战乱中的军队更不将军衔当作一回事儿，师长便是中将，军长就是上将，一个上将总指挥可以任命一个上将军长。到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时，仅上将军长就多达80余人，更不用说其他将校尉官。时人讽刺“少将多如狗，中将满街走”，蒋介石也抱怨“上将多得数不清了”。针对这一情况，南京国民政府在编遣军队的同时，开始建立新的军衔制度，从年资、功绩、现职等方方面面综合评定，试图解决臃肿的军官队伍。从日起，陆续颁布《陆（海、空）军军官佐任官暂行条例》、《陆（海、空）军军官佐任职暂行条例》等一系列规章，佐以官组、资序、人事评判等，从1935年开始为全军军官授衔。按照当时的话语体系，军衔称为“官阶”（亦称“官位”），军衔符号则因其位置被称为“领章”；第一次被授予军官军衔的军人，称为初任官；1935年任官制度实行前已经是军官并被任官者，称为叙任官；军官每晋一级官阶，则称为晋任官。陆军军官佐任官暂行条例新制度对官阶的控制十分严格，将官分陆、海、空三个军种，陆军校尉分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等兵种，海军、空军军官起初不分兵种，后改制重新划分兵种，如海军设有航海、轮机、电信，空军设有飞行、航机、气象等等。每一位正式军官都赋予官号，如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官号是3、陆军中将杜聿明官号是368、陆军少将张灵甫官号是1385，用以明确总额。重点控制的上将官阶还限定员额：一级上将限额八人（后增设一人），二级上将限额二十人（后增设两人），除非出现空缺，否则不予晋任。至于最高级的特级上将，自始至终仅有蒋介石一人。但问题随之而来。1930年代的中国依然战乱频繁，部队在编遣之后又不断扩大，产生新的岗位需要人员填充。原本需要三到四年才能晋任一级官阶的军官，却在短时间内提升了两级甚至是三级职务，由此产生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一名陆军步兵上校的职务是陆军中将才能担任的师长，一名少校两年内由营长晋升为团附、团长，却还不足晋任中校的法定年资。什么人能算将军？军队讲究地位资历，戴在军服上的官阶直接体现资格级别，更马虎不得――在官本位根深蒂固的传统中国社会，没有人相信一个少校团长和一个上校团长的权力会一样，也没有一个少将旅长愿意乖乖服从少将军长甚至是上校军长的指挥（如1944年的孙立人，官阶为陆军步兵上校，职级为中将军长）。矛盾在官位制度实施之初已经出现，只能靠新的制度来解决。对编遣以来剩余的现役上将，以及资历功绩满足条件却因无缺而无法晋任的资深中将，国民政府采用加衔制度应对，任命为“陆军中将加上将衔”，任职范围、官阶符号与上将毫无差别，只在退役金上有所区分。除此之外，还设立职级制度，即参考职务编制的官阶，赋予用“将校尉”表示的等级，如“中将师长”、“上校团长”、“少校营长”。资深者可提高一级，资浅者可降低一级。这里的师长、团长、营长即为“职”，中将、上校、少校即为“级”。级别与职务连用，不得拆分，且上将职不再区分一级二级，校尉职也不再区分兵种。具体而言，官阶为“骑兵上校”的军官出任“少将旅长”，即可佩戴少将符号。官阶为“炮兵中校”的上校团长功高资深，但不符合晋任“炮兵上校”官位的条件，也可能会被晋升为“少将团长”的职级。同样，原本职级是“中将师长”的步兵上校在被正式任官为“陆军少将”后，仍然可以继续佩戴中将符号。但对需要穿着军礼服的重要场合，则一律以官阶为标准佩戴相应符号纹饰。另外，由于中国军人相对普遍年龄低而级别高，在涉外交往场合中普遍降低一级佩戴官阶符号，不仅职级，正式官位也会受此限制。如1942年陆军上将衔中将熊式辉率团访美，也只佩戴中将符号。职级和官阶并行还带来了一个问题，佩戴少将符号的步兵上校，算不算将军呢？答案是肯定的。国民政府时期的军队人事管理以职级为重，官阶为辅，文书作业上，只要晋升为少将职便被列为将官，但会明确标识职级和官阶分别是哪一等次。以1947年2月国防部第1厅编写的《现役军官资绩簿》为例，少将分册列入了大量官阶为各兵种上校、中校，甚至没有任官的少将职军官。资绩簿上的少将组别职级重于官阶的制度解决了面子困境，却又因抗战期间军队大规模扩张，使将校泛滥的问题重新浮上台面。蒋介石对此局面颇为感慨，甚至在训话时号召“我也不一定要各位降低自己的阶级，只要求各位不必按照编制的官阶，而按照自己实授的官阶佩戴领章，就可以使名实相符，例如作军长的如果实授少将，就不必戴中将领章，作师长的如果实授上校，就不必戴少将领章。这件事看起来似乎很小，其实关系我们军队荣誉、国家地位都非常重大，所以大家要切实做到”。
这当然不容易做到，因为很多部队长官根本不把麻烦的官阶当一回事儿，甚至不为部下办理任官手续。抗战期间做师长、军长的丁治磐回忆“升调官职的公文呈报中央，军委会铨叙厅核准后，我立即予以补官。所以我部军官的官与职都是相称的，不像有些部队干部升职确未补官，等于未实授”。国民党政府撤到台湾后整顿军队，连带着将军衔体系一并重整，将官阶、职级合二为一，以1948年的任官结果为基准重新登记，一下子将很多1949年快速晋升的军官打回原形。日后担任台军“联勤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的邱守圻，时任第75师参谋处上校作战组长，被重新核定为少校。衡阳会战四师长之一的葛先才从中将核降为少将，几十年后还在回忆录里指责这是国防部第1厅厅长毛景彪借机报复。其实翻阅公报便可查知，1948年时葛先才虽然是中将师长职级，但官阶却仍然只是陆军步兵上校，这次被核为少将还是相当给面子的。
本文来源：澎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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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时期，国军和日军的各级军队编制分别有哪些，指挥官军衔是什么，人数分别是多少
日军的旅团相当于咱们的师
联队就是一个营
有三四百人
中队相当一个连 一百多人 小队一个排
1930年蒋冯阎大战，蒋介石将投靠他的各部队组成若干路军，战后部分路军的编制保留下来，如杨虎城17路军、蔡廷楷19路军、孙连仲26路军等，都是杂牌军。 路军下辖师或军，级别比军高。与中央军不同，路军内部有比较独立的人事权（高级将领报南京备案），但财政和装备受制于南京。因为杨虎城执掌陕西权力，17路军有自己独立的经济来源，19路军在福建时也是这样。 中央军则有军团编制，下辖若干军，任命资深将领任军团长。 抗战爆发后，将全国参战部队组建为集团军，下辖军，军团编制取消。抗战结束后于1946年取消各集团军编制。 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军将若干整编师或军组合为重兵集团，以指挥官的名字称为××兵团，如欧震兵团等，为临时编制。后来将各兵团授予番号成为正式编制，如李铁兵的第五兵团、邱清泉的第二兵团等。 日本在建立现代陆军的过程中，初期曾崇拜法国的军事理论和体制，后来基本上改为以德国的军事理论和体制为蓝本，并向先进的西方制度学习，建立起地区义务兵役、军事预备役的征兵体制。即日军每个师团平时驻守的地区，本身就是其征兵机构的师团管区，也是其征集补充兵源的地区，其全部士兵和中下级军官全部来自这一地区。所以，在日军部队的历史上就曾出过一家祖孙数代都曾在不同时期的同一支部队中服役并参加历次战争的情况。同时，日本陆军常备主力师团也常地名来表示。如：第一师团，因其长期驻守东京地区，其全部士兵和全部中下级军官为东京地区人，故又称东京师团。以此类推，第二师团又称仙台师团，第三师团又称名古屋师团，第四师团又称大阪师团，第五师团又称广岛师团，第六师团又称熊本师团，第七师团又称旭川师团，第八师团又称弘前师团，第九师团又称金泽师团，第十师团又称姬路师团，第十一师团又称善通寺师团，第十二师团又称久留米师团，第十四师团又称宇都宫师团，第十六师团又称为京都师团等等。 日本陆军军衔共计6等16级，即大将、中将、少将、大佐（校）、中佐、少佐、大尉、中尉、少尉、准尉、曹长（上士）、军曹（中士）、伍长（下士）、上等兵、一等兵、二等兵。日本陆军也有元帅军衔，但规定由日本天皇从战功显赫或资深的大将中选任，颁赐元帅封号，自明治维新后至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共有17位陆军大将被天皇颁赐元帅军衔。日本军衔与有些国家不同的是，大尉、大佐、大将的领、肩章上都只有3颗星而不是4颗星。在日本陆军中，军司令官常是中将或大将军衔，师团长多是中将军衔，旅团长多是少将军衔（也有个别是中将军衔），联队长多是中佐或大佐军衔，大队长多为少佐、大尉军衔，中队长多为中尉军衔，小队长多为少尉军衔。 日本军队只有陆军和海军两个军种，虽然其曾拥有强大的航空兵部队，但也只是分属于陆军航空兵和海军航空兵，而没有独立的空军。日本的海军各陆军，从服装颜色上很容易区别出来。而日本陆军各兵种的服装虽然一致，但也可以从其佩带的肩章和领章的颜色上加以区分，如日本陆军步兵肩领章底色为红色，炮兵为黄色，骑兵为绿色，工兵为茶色，辎重兵为深蓝色，航空兵为天蓝色，宪兵为黑色，军医为深绿色，军法官为天白色，财会官为银茶色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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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兵力较国军的营人数为多、班，少数如陈赓。有的军只辖一个师有的则有三四个师。日军主要是军（指挥官一般是中将）之下为师团（师团长为中将或者少将），（大队长为中佐或少佐）基本上相当于营。旅团下辖两个联队（相当于团国军分别是集团军（上将或中将）下辖军（中将或少将）军下辖旅（旅长多为少将，甲种师团下辖两旅团、连（上尉），人数不等多的有一万人左右。大队下有若干中队，联队长多是大佐）联队下辖若干大队、排（中尉或少尉），旅团长多为少将（有中将旅团长，是中将旅长）或团（团长基本上都是上校），相当于连，人数大概在170多人，少的只有四五千人。团以下则是营（中校或少校）。中队下又有若干小队（排），每师人员按甲乙丙分级。国军的员额一般不好说，接近于团的规模，如阿部规秀）
日军，由小到大，小队53 中队200 大队800 联队4000 师团20000，正规的就是这么几个等级军衔分别是二等兵，一等兵，上等兵，兵长，伍长，军曹，曹长，准尉，少尉，中尉，大尉，少佐，中佐，大佐，少将，中将，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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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1955年,其中原国民党将领受到军衔14人,请问分别他们是谁?_百度知道
1955年,其中原国民党将领受到军衔14人,请问分别他们是谁?
　　1955年，随着人民解放军正规化建设，第一次对全军军官进行了授衔。　　55年授衔时共有3098名国民党原军官被新中国授予军衔。占授衔总人数的0.69% 。　　被授予上将的3人：陶峙岳 陈明仁 董其武　　被授予中将的3人：孔从洲 韩练成 曾泽生　　被授予少将的5人：邓兆祥 张世珍 林遵 魏镇 廖运周　　以上十人是在解放战争中从敌对阵营直接改变身份的将领，所以比较受人瞩目。　　另有六人授予大校军衔，其中大校刘善本于61年晋升为少将。　　所以说14人说法并不准确。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全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队伍，历史上有大量旧军队将领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朱德元帅就是原滇军军官。　　这次授衔还有原东北军出身的将领25名：上将吕正操，中将万毅，少将解方、陈锐霆、贾陶、沙克、封永顺、赵东寰、于权伸、赵承金、高存 信、李觉、徐明、宋学飞、金振钟、张志毅、杨有山、张加洛、罗文、纪亭榭、管松涛、郭维城、王振乾、江潮、张学思。　　原西北军出身的将领8名：中将孔从洲、阎揆要，少将张希钦、童陆生、何振亚、沈启贤、牛化东、廖运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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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峙岳、林遵（海军）上将三人：孔从洲、巍镇。简历可在百度百科上逐个查、曾泽生 少将五人：陈明仁、张全珍、董其武 中将三人、刘善本（空军）：邓兆祥（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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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邓兆祥,为陶峙岳在1955年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中.张世珍,上将3人.韩练成。大校6人。中将3人.曾泽生,其中有的被授予将军军衔。其中.陈明仁,为孔从洲,占授衔军官人数的千分之69,一些原国民党军队的起义和解放的原国民党军官被授予人民解放军军衔,(其中刘善本1961年晋升少将).董其武.魏镇.林遵。少将4人,共3098人
　　包括程潜、傅作义、张治中、卢汉、刘文辉、高树勋、邓宝珊、裴昌会、邓锡侯、张轸、潘朔端、陶峙岳、董其武、陈明仁，韩练成、曾泽生、林遵、邓兆祥、阿沛阿旺晋美等人。　　上述众人，都是曾经的郭军将领，其中绝大多数人，都跟共军在战场上厮杀过。但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在历史的滚滚洪流前，个人太渺小了。 ‍
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程潜、傅作义、张治中、卢汉、刘文辉、高树勋、邓宝珊、裴昌会、邓锡侯、张轸、潘朔端等人，还有当年战斗在国民党营垒里的地下党员何基沣、张克侠，虽都已不在人民解放军中任职，但都被授予了一级解放勋章。不过，他们中有些人没有参加授勋典礼。
14位在解放战争时期起义的将领被授予军衔，其中上将有陶峙岳、董其武、陈明仁3人，中将有孔从洲、韩练成、曾泽生3人，少将有林遵、邓兆祥、廖运周、王启明、白天、刘善本、张世珍、魏镇等8人。
上将三人：陈明仁、陶峙岳、董其武 中将三人：孔从洲、曾泽生 少将五人：邓兆祥（海军）、刘善本（空军）、张全珍、林遵（海军）、巍镇。
陈明仁（）
国民革命军最高职务：湖南省政府代理主席兼第1兵团中将司令官
人民解放军最高职务：第21兵团司令员
湖南醴陵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历任国民革命军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参谋长、预备第2师师长、第71军军长、湖南省政府代理主席兼第1兵团司令官。1949年8月加入解放军后任第21兵团司令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湖南省临时政府主席、第55军军长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代表。
董其武（）
国民革命军最高职务：绥远省政府主席兼华北“剿总”驻绥指挥所中将主任
人民解放军最高职务：绥远军区副司令员兼第23兵团司令员
山西河津人。山西斌业军校毕业。历任西北军排长、连长、营长、副官、晋军参谋、团附、团长、旅长、第101师师长、暂编第4军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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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帖子主题：抗战时期国民革命军军服，军衔，装备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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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国民革命军军服，军衔，装备图解
文章提交者：满洲正白旗副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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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革命军的标准服制国民革命军的军服沿用了北伐时期黄埔军校学生军的军服样式，以灰色棉布裁剪的中山装为主，手持苏制7.92毫米莫辛-纳甘M1891式步枪，配大盖帽、军裤、皮带和布绑腿，士兵足穿草鞋．军官则配皮鞋。这种服装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基本上被沿用。中山装式样的上衣成为军装的基本制式，而大盖帽由于不易制作，且不便于实战，后改为布制野战帽。 9 C I T" E在抗战初期。国民政府中央军的夏常服主要以黄绿色为标准色，是由蒋介石聘请的德国顾问们建议使用的。读已故历史学家黄仁宇教授的文章可知，从1931年前后到1942年，这种颜色的夏季制服一直是国民政府中央军主要采用的制服颜色，后来才换成土黄色的夏常服。除黄绿色军服外，也有部分部队在抗战前后穿卡其色军服(例如淞沪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中央军的第87师和第88师)。在原地方军阀部队所属的非嫡系杂牌军中，北方部队大多数以灰棉布制服为主，即使嫡系部队也有不少穿灰布棉军装的。此外据文献记载，两广部队(李宗仁、白崇禧的桂军，余汉谋的粤军)穿着土黄色军服。龙云的滇军则是蓝绿色军装，这可能是受到法军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法军就是穿着这种军装。冬装方面，无论中央军还是杂牌部队，都是以灰色棉布制服为主。所谓的灰色，实际是略带浅蓝色的灰色。在国外出版的大多相关书籍中，经常被描述成深蓝色。这种误解有可能是源于大战后期来华美军的回忆。当时的滇军即穿着蓝色棉制服，甚至还有一个师(陆军暂编第19师，师长龙绳武)接受了美军装备。国民革命军的上衣以中山装为标准，但各个时期均有不同变化，如上衣的衣领、口袋式样以及布料色泽等。直到日。国民党颁布《陆军服制条例》后，才将所有军服统一：上衣为中山装，衣领较宽，胸口袋无褶襞，袋盖中央有尖角，胸口袋上缘是平齐的，位于第二颗钮扣处，其它方面则和以前相同。军帽 在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后，北伐时期的大盖帽被一种圆筒形布制军帽所取代，成为部队的制式军帽。该帽是德国军事顾问以中北欧的“滑雪帽”为原型。依据中国人的头型改进而成的。最大的特点是带帽舌，帽子周围有一层护布，平时折叠起来，用两颗钮扣固定在正面，天冷时可以放下，以保护脸部及后颈部。一般来说，国军部队军帽样式较为统一，唯一区别是正面固定护布的钮扣。在改制之初，曾出现过不同样式．如两颗钮扣的、一颗钮扣的，甚至还有没钮扣的，《陆军眼制条例》颁布后即进行了统一。此外，大盖帽在布帽出现后并末被完全取代，很多高级军官仍在正式场合佩戴。 4 P yQ4年前后，曾出现过一种硬顶的圆筒帽，正面有军徽和一颖钮扣，有的还带有帽带。根据历史照片分析．戴这种军帽的可能是炮兵、后勤等配有骡马的部队。据考证，此帽颇受德国军事顾问的影啊，因为其外形酷似当时德国纳粹党早期准军事组织“冲锋队"SA(STurmabteilung)的。另有一种说法是：这是东北军所戴的军帽，模仿法国Kepi硬顶帽(如法国外籍军团所佩戴的军帽)。但这两种说法前者的可能能性比较大。因为法国的军帽上没有纽扣。两广部队早期有自己的特色的军帽—一种介于大盖帽和圆筒帽之间的军便帽，样式很其奇特，在归属中央后才被陆续淘汰。东北军、西北军及晋绥军因北方冬季寒冷，普遍采用防寒军帽、即有护耳的毛皮军帽。主要有两种样式，一种是东北军的瓜皮式毛皮帽，另一种是普遍使用的厚重毛皮防寒帽。 图解国民革命军军衔军衔 北伐结束后，国民革命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如图所示，军衔大小以领章上横线条数和立体三角星的数量表示。另外准尉军衔在抗战前及初期为十字纹边，后期改为斜纹边形式。参谋是一边为官阶，一边为竹节(极富有中国特色)，突击队/伞兵的军衔则采用白虹贯日的图形：红日代表日寇，寓意我神勇的突击队员像利箭般刺入日寇心脏．给以致命打击。军官章则以黄边进行修饰。其它兵种领章的底色则各不相同，步兵为红色．骑兵为黄色．炮兵为蓝色．工兵为白色．辎重兵为黑色．军医为绿色．宪兵为暗红色．装甲兵则是铬金属色的“克罗米”(chromium)，而军校生领章则为圆形。除参谋外，防空炮兵也有独号的兵种领章，通信兵配属各单位．所以没有单独的兵种色。领章的大小规格和佩带者所穿的制服衣领制式有关。如衣领窄长的，领章就较为细长；衣领较宽的，领章就采用标准的。一般来说，只有在正式场合，领章才佩带在军服上，在战场及操练时都不佩带。领章除部队配发外还可以自行购置，背面印有制造厂或商家的的名称。将官有铨叙厅办理任命手续后，发给紧制（铜合金）领章，背面印有编号，其他任何人不得自行佩戴。图解国民革命军官兵的臂章和胸章
胸章 陆军官兵的胸章(俗称为“符号”，其实就是名牌)是用布印制的方形块，通常由各师文书照规定打印自制，故略有不同。钉缝于胸前左上口袋盖上。长约9厘米，宽约7厘米，周围镶有0.5厘米宽的色边，并在中间盖上单位官章。将官胸章为红边，校官为黄边，尉官为蓝边，士兵为白边，军校学生则为黑边。胸章左栏是官阶三角星，多为黑色，数目与领章相同，垂直排列。士官在三角星后有一黑直线，贯穿三角星。与领章相同军校学生因尚未授衔，所以此栏为空白。准尉领章无三角星，此栏也是空白。军人的兵种、官阶、姓名、职务、佩发年份，从胸章的颜色、内容一看便知，官兵通常远远的就能由某人胸章上的色边判断是否应该向其敬礼。因将级胸章红边名牌最少见，故部队通常“见红就立正”，成了无须判断来者官阶高低的条件反射动作。胸章背面都印有国民革命军在北伐时期所提出的“不怕死、不要钱、爱国家、爱百姓”口号。在机关和学校，有些部队还在胸前佩戴珐琅微章，其图案由单位自行设计，报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备案。 臂章佩戴于左上臂，并标有师级单位符号的方形布，分为蓝或黄底配上黑色文字，并印有阿拉伯数字的部队番号。如88D（88师)等。有的部队采用环臂布章，始自何时不详，形式也大同小异。但是这些做法缺乏保密功能。抗战开始后，便以部队代号取代了实际番号。例如薛岳指挥的第四军以“抗战建国”作为代号，“抗”代表军部及军部直属部队，“战”为第59师，建”为第90师，“国”为第102师。中央军第14师则以“还我山河”为代号。另各战区司令部直属部队官兵的臂章则是罗马数字表示，如第六战区是Ⅵ，第一战区则是I，以此类推。军裤与绑腿国民革命军的军裤极其简单，一般采用西裤的样式，正面开口处用三颗钮扣固定，有两个口袋，臀部则有一个带袋盖的口袋。早期的军裤曾经有类似马裤的样式，但又不像正规马裤那样上腿部分过于宽松，而在膝盖腿处又过于收紧。国民革命军士兵穿着军裤时需在下裤管处打绑腿．这是大家所熟知的。后来驻印军，虽然全身上下都换装了英美装备，仍然坚持打绑腿。有人以为这是袭自倭国。实则不然绑腿是源自欧洲陆军留传下来的一种习惯。一次大战时美国参战部队也打绑腿(英文称之为 Puttees)。是用一条长布条由膝盖至脚脖处紧密地缠绕。绑腿布一般与所穿的军服同色，但在正式场合着装时，则会打上呢料绑腿。根据外国人的说法，中国军队打绑腿很有特色，总是将绑腿缠绕高至膝盖部位，而国外军队大多只缠绕到小腿三分之二的部位。绑腿的打法十分讲究，有经验的老兵打出的绑腿既不会因打得太紧而影响血液循环，又不致因太松而松散开来。还有一种极为讲究的打绑腿方法，就是使用两副绑腿，一副先捆扎于小腿较细的部位．再用另一副将小腿整个包实，如此一来可达到整个小腿一样粗细的状态，比较美观。有的人可能会问，以前的军队为何要使用如此麻烦的布绑腿？这是因为绑腿在野战时可以使士兵提高机动性．裤腿不会被地表植物所钩挂，而且在远距离徒步行军时可以避免大量血液在短期间内涌入脚部，造成脚部因充血产生不适。军鞋 国民革命军早期穿用的军鞋非常混乱。正式场合以皮鞋为主，在一般作战和训练中，普遍穿着黑色布制软胶鞋。除黑布胶鞋外，国民革命军在抗战期间还穿过黑布鞋和草鞋。在北方部队中，如张学良带进关内的东北军，冯玉祥的西北军，阎锡山的晋军等部队习赁穿俗称“懒汉鞋”的黑布鞋，但需要凭一根布条将鞋子和脚掌捆紧，以防脱落。草鞋被视为“艰苦朴素”的象征，因为它往往是就地取材，由官兵自己动手编制，虽不美观．却相当实用。国民革命军穿草鞋的情况在抗战初期并不普遍，后期因物资紧缺，才开始编草鞋。国民革命军的军官平时穿皮鞋，战时或受阅时则配有皮靴，但大多都是凭个人喜好穿着，并无明文限定。军用武装带国民革命军的官兵均在腰间系有皮带。士兵系窄皮带，军官系宽面双孔式皮带，并搭配德式斜背武装带。德式武装带最初是用来佩挂军官的佩刀，虽然后被手枪所取代，武装带却因可以展示军人威严而被保留了下来，并成为军官的必然配件和识别标志，但也成为战场上敌人狙击手的绝佳目标（1939年波兰战役之后，德军明令禁止军官佩带武装带)。因此，在抗战开始不久，国民政府军政部也明文规定禁止军官扎系武装带上战场。图解国军陆军一级上将呢料军服 国民党将官服制 国民革命军的将官穿着军官甲种呢军服的呢料将官服，样式和一般军服基本相同，只是剪裁讲究，较为合身，略有不同的是将官服的胸口袋盖向下有三个尖角，下口袋也比普通军服略大，腰间佩带“军人魂”短剑，战功卓著的将军佩带蒋介石颁发的“中正剑”。另外，将官还配发仿德制卡其色呢料毛皮衣领大衣，质地精良，尽显军人之威武。图解国民革命军普通部队的步兵标准装具 国民革命军普通部队的步兵装具 1930年，国民政府形式上拥有约两百多万军队。其中，蒋介石的中央军50万，冯玉祥的西北军、张学良的东北军各40多万，阎锡山的晋军20多万，李宗仁和白崇禧的两广部队20多万，其它地方武装30多万。庞大的军费开支让中央政府无力承担，因此出现了地方军阀部队自行补给的怪现象。造成装备种类繁多，武器千姿百态。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陆军服制条例》后，这些原地方军阀部队的非嫡系杂牌军也陆续换装了中央要求的部分个人装备，但因数量过大，某些原有的武器和装备还需继续沿用，质量和性能当然无法与中央军媲美。英国造托尼(Tonny)式钢盔是绝大多数地方部队的装备，如晋军、西北军和两广部队都是自行购买装备的。虽然国民政府中央军（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的十九路军）也曾使用过这种钢盔，但在整军换装后，就被德制钢盔所淘汰。草帽 国民革命军所有部队统一使用的一种装备。它用干稻草编制而成，晴天可以避目，雨天可以防淋。上面标有所在军的番号，如“七七事变”中驻卢沟桥的国民革命军军队所戴的草帽上就标有“二十九军”字样。干粮袋 各地方军阀部队使用的和中央军不同，为一头缝实，一头开口的粗布袋，在装满粮食(生米或干馒头)后，将其开口处用绳子系紧斜搭在肩上，与苏联“十月革命”战争时期士兵使用的干粮袋相似。另外有的部队还把棉被套在干粮袋外面，然后背在肩上。这种方法，在中央军数部队中也有少数部队采用。 大刀 ;在抗日战争期间，国民革命军的所有部队中除士兵使用的步枪外，还有一个更令倭寇闻风丧胆的武器，那就是用精钢打制的大刀，俗称大刀片。刀对中国人来说绝不陌生，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了，被古人评为冷兵器时代的十八般兵器之首。国军中的西北军更是宠爱有加，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人人都会使大刀，就连师长级别的战斗主官也不例外，甚至还专门成立有大刀队(相当于敢死队)。许多中央军部队也都配备，以体现士兵不怕死的精神。图解国民革命军各地方官兵的冬装（军大衣、皮帽、毛翻领军大衣） 军大衣国民革命军普通部队冬季重要的御寒服装，非嫡系部队配发的大衣裁剪与质地都不如中央军。它是由棉布缝制再将内部用棉花添实而成。军官的棉大衣上有多为羊毛、狗毛的毛领。东北军中的军官也有用貂毛、狐狸毛所做的毛领。保暖与做工都比士兵的好。同时还有少量皮大衣装备。1936年和1937年，德国分别运交2300万和8200万马克军火给中国，其中有150毫米要塞大炮(用于长江江防)、高射炮、步枪、机枪、迫击炮、重机枪、各式弹药、钢盔，以及鱼雷、快艇、通信器材，还有制钢、炼焦、化工等兵工生产设备。在不到10年的时问里，国民政府在长江流域已初步整建起国防工业与新式陆军。为日后的抗战奠定了一个坚实的葺事基础。步兵制式野战装备配德制或仿德制1924年式7.92毫米步枪、德制M35钢盔、皮质背包、军毯、雨布、铁制创盒、水壶、干粮袋、刺刀、两组三联装的皮质枪弹盒。这套装具主要参考日军军制及后来德国军制设计，但许多单兵装具的设计却是与当时德军的样式相同。例如干粮袋、刺刀等。这些装具只在阅兵仪式和正式的野战训练中才有机会亮相。战时却很少配发，算是摆设吧。步兵在战场上使用的战斗装具较为简陋，如大家较为熟知的单兵用弹袋，是帆布制的长形弹袋，携带方式至少有两种：一种是一长条由肩上斜绕一周至腰间再绕一圈，最后以布带打结系在腰间。这一种弹袋可插近20个弹包，每个弹包可容纳一个弹夹(5发枪弹)，这种方式最为普遍，从诸多现存照片考证得知，“德式”部队即采用这种。另一种为较短的两条，或在胸前交叉，有如“X”形，或由两肩挂下，如同倒“U”字形。还有肩上一条，腰上一条的用法。国民革命军德械步兵师单兵装备1928年，国民政府决定以德国体制来建立新的军队。随着德国装备与德式训练的应用。与军火相关的重工业集团、生产设备制造厂、原料供货商，纷纷开始与中国密切交往。1934年，大量的德制装备运到中国，主要有24门150毫米野战重炮(即德军FH-18型)，20门37毫米战防炮（即德军Pak35/36型）数千支毛瑟二四型步枪，数千支捷克造ZB26轻机枪及瑞士厄利孔(Ore-linkon)公司的20毫米机关炮，此外还有的通信器材、蔡司望远镜、德制轻战车、架桥器材、防空探照灯等各种装备。1936年和1937年，德国分别运交2300万和8200万马克军火给中国，其中有150毫米要塞大炮(用于长江江防)、高射炮、步枪、机枪、迫击炮、重机枪、各式弹药、钢盔，以及鱼雷、快艇、通信器材，还有制钢、炼焦、化工等兵工生产设备。在不到10年的时问里，国民政府在长江流域已初步整建起国防工业与新式陆军。为日后的抗战奠定了一个坚实的葺事基础。同时，陆军步兵的基本单兵装雀也依照当时德国军事力量的标准进行驻装备.步兵制式野战装备配德制或仿德制1924年式7.92毫米步枪、德制M35钢盔、皮质背包、军毯、雨布、铁制创盒、水壶、干粮袋、刺刀、两组三联装的皮质枪弹盒。这套装具主要参考日军军制及后来德国军制设计，但许多单兵装具的设计却是与当时德军的样式相同。例如干粮袋、刺刀等。这些装具只在阅兵仪式和正式的野战训练中才有机会亮相。战时却很少配发，算是摆设吧。步兵在战场上使用的战斗装具较为简陋，如大家较为熟知的单兵用弹袋，是帆布制的长形弹袋，携带方式至少有两种：一种是一长条由肩上斜绕一周至腰间再绕一圈，最后以布带打结系在腰间。这一种弹袋可插近20个弹包，每个弹包可容纳一个弹夹(5发枪弹)，这种方式最为普遍，从诸多现存照片考证得知，“德式”部队即采用这种。另一种为较短的两条，或在胸前交叉，有如“X”形，或由两肩挂下，如同倒“U”字形。还有肩上一条，腰上一条的用法。国民革命军中央军单兵手持手榴弹束每名士兵除步枪外还携带两枚M24型手榴弹，放在一个帆布袋内。挂于左右胸前，由细布条连接挂于脖子上，绑在士兵的背后加以固定。通过历史资料来看，手榴弹袋也有五联装，甚至还有八联装的，或挂于胸前，或斜背于腰闻。由于当时缺乏反坦克武器，士兵甚至对坦克一无所知。因此只能采用身绑手榴弹冲向日军坦克这种极其惨烈的方式了。步枪除德制1924年式标准型毛瑟步枪外，其它中央军使用的步枪五花八门，最多的是“汉阳造”和毛瑟年式的衍生型，包括四年式(元年式为6.8毫米，四年式改为7.92毫米)及东三省兵工厂生产的十三年式。由于中国与日军一样，把拼刺刀作为一种常用的战术，因此刺刀长度都在500毫米以上。尤其是中正式由于枪短，刺刀长达575毫米，但上刺刀后仍比倭国三八式短10毫米左右，许多人引以为憾。国民革命军中央军单兵手持手榴弹束
国民革命军中央军单兵手持上刺刀的中正式步枪，后背大刀片。德制师配备的枪弹主要有尖头弹、圆头弹和重尖弹三种，另外还有特种枪弹，例如反装甲的钢心弹等。尖头弹供中正式系列步枪和捷克ZB26式轻机枪使用，圆头弹供“汉阳造”使用。虽然四年式是7.92毫米口径，但有一部分使用圆头弹。重尖弹则专供二四式或三十年式重机枪使用。德制M35钢盔原是供新建立的德国空军用，在接受中国约22万顶的订单后，德国陆军总参谋部立即指示优先供给中国。据目前已知的记载，到1936年共进口了315000顶M35钢盔，1937年开始装备，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政府嫡系部队都基本配发了M35。抗战初期的山西忻口战役中，前来增援的中央军第85师（师长陈铁）就因为佩戴M35钢盔，而被日军判定为主力部队，遭到猛烈打击。德制师的军服主要是棉质的。不过据88师的万方澄回忆，当时冬天也有呢军服、呢大衣，春秋有驼绒夹衣，夏天为卡其短袖衫和短裤。事实上，军官确有呢质的军服，尤其是所谓“甲种呢”的黄绿色军常服。军用水壶为椭圆形，主要由水壶、水壶套及背带三部分组成，非常具有中国特色(日式是平底的)。水壶套由橄榄绿色的帆布或呢制布料制成，到抗战困难时期，通常只是一层棉布。中式水壶一直使用肩背带，与后期将德式水壶挂在腰带上不同。 干粮袋（杂物袋）的形状与德式略有不同，携行方式则与早期德式的相同，也是用背带跨肩，后来才改系在腰带上。中国仿德国1930式防毒面具外形与西班牙的类似，非德军之圆筒装具。巩县兵工厂在1934年(民国23年)向德国采购设备，准备自制防毒面具。1936年时日产量已达250副，型号定为二四式防毒面具。生产防毒面具的兵工厂还有金陵兵工厂、广东面具厂（广东面具厂后改名为42兵工厂所生产的型号，非按年号而定）等，型号有二三式、二四式、二七式及四二式。国民政府部队所使用的防毒面具圆筒装可能来自于法国在二次大战之前制作过的防毒面具圆筒装，其特征是增强纹是横的，不像德军二次大战中所用的直纹。国民革命军由于数量众多，且物资缺乏，所以防毒面具没有全部装备，只是配发给国民革命军嫡系部队和一些特殊兵种，如防空兵，炮兵等部队。由于侵华日军不履行日内瓦公约，大肆使用毒气，加之国军防毒面具的装备不足，就给广大中国抗战官兵带来了惨重的伤亡。
国军中央军毛瑟手枪枪手，为防止手枪套晃动，枪手在着装时一般先背负枪套，再挂上弹包组
国民革命军中央军手持驳壳枪的士兵冬装中国是使用德国毛瑟手枪最多，并将其发挥到了极致的国家，它被亲切地称为“盒子炮”、“驳壳枪”、“匣枪”、“快慢机”等。另外毛瑟手枪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名称-“自来得”，事实上这是它在中国比较正式的通称。它的正式名称是毛瑟军用手枪（Mauser Military Pistol）。毛瑟厂在日取得专利， 隔年正式生产。由于其枪套是一个木盒，因此在中国也有称为匣枪的。有全自动功能的，又称快慢机，毛瑟厂则称之为速射型（Schnellfeuer），在1931年5月量产。另一个较少人知道的名称是自来得手枪，许多人以为只有速射型称为自来得，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自来得一直是这一类手枪在中国比较正式的通称。 在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中，有一份文件是1912年9月，陆军部与德商礼和洋行（Carlowitz&Co.）签约,购买：“七密里六三自来得毛瑟手枪二百杆,连有木匣手把,每杆连子弹五百粒，价计足银五十八两。共计足银一万一千六百两。在天津码头交货。关税在外。”这是自来得手枪一词，在1911年（民国元年）即已使用的明证,可能是最早引进的文件实例，而速射型要在将近二十年之后才出现。在美国，因为握把的形状，一般称之为扫把柄（Broom handle），也有由中文翻译而称之为盒子炮（Box Cannon）的。许多人称速射型为712型，并说这是毛瑟厂的型号，事实上这是德国GECO（Gustavo Glenshaw）公司的目录号码，与毛瑟无关。许多人也称盒子炮为C96（Construction 96即96型），这是在欧洲常用的一个名称，原先专指的是短管的盒子炮，与Bolo一样，即有人所称之为的警用型。所谓的Bolo，来自俄国的布什维克（Bolsheviks，俄国**的前身）党人，因为3.9寸的盒子炮当时为其大量使用之故。 中国的盒子炮来源有四种： 一、中国各兵工厂以机械辅助生产的：这一类的盒子炮材质及加工品质较好，虽然仍摆脱不了手工装配，零件不能互换等毛病，但整体而言，几乎可以与舶来品相比。已知的生产厂至少有：汉阳兵工厂、巩县兵工厂、大沽造船所、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重庆武器修理所、衡阳军械局等。 二、修械所、厂、队生产：这一类盒子炮为随军修械队，在修枪之余，也制造一些军械。如宋哲元的西北修械所、湘西荼陵修械所、八路军梁沟四所等。这一类的材质及品质差距极大，有的修械所设备好，材料供应好，则产品较佳。象八路军那样在敌后的修械所，因为钢材来源断绝，多半是用铁道钢加工而成。三、私人游动修枪、造枪商贩：这是一个特殊的行业，有如走方郎中。史料中说到河北、河南、四川都很多。由一人到数人不等，为地方豪强大户、小股军队、土匪修造枪支，按客户的意思，在一个地方住上十天半月，以手工打造。其品质依人而异，一般都烙印有原厂的一切印记，惟妙惟肖。当然，也有的印得不知所云，可能是没有原枪做样子，只是师傅教下来，以讹传讹。这类枪很多中看不中用，打几发是可以，打多了就会出问题。有许多的表面处理非常粗糙，一看就晓得是手工打造。 四、舶来品：主要来源是德国和西班牙，经由上海、天津等地的洋行进口。有一份文件是日，陆军部与天津德商世昌洋行签约，购买：“德国新式口径七六三密理米突、枪筒九六密理米突、表尺一千米突之毛瑟手枪一千七百杆，连同空木柄及每杆子弹五百颗、甲(注：假)子弹一个、弹簧一个、弓簧一个、螺丝板一个、每杆净收价洋七十整，共计价洋一十一万九千元整。”本文件中的盒子炮，枪管核算起来只有3.77寸，相当特殊。日，中信局副经理李耀煌向蒋介石报告：“奉委员长电，渝，订买廿响驳壳手枪五千枝，经尊查得德制老牌毛瑟一种，西班牙仿装两种（注：Astra Super Azul，另外还有Royal），价格以西班牙之恩斯达牌低过德枪一元七角国币。德枪结构虽属较为坚固，惟枪杆稍短，以致射程亦少二百米突。如订货时要德枪加长枪杆如西班牙式，则射程当为一致。又，委员长曾电喻查捷克手枪，经尊查得捷克各厂无此种驳壳出售，合并陈明。”1936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开支列表中，有“购廿响驳壳手枪二万枝附子弹二千万发”一项，共280万法币。又如蒋介石致中国驻德商务参赞谭伯羽电报：“武昌，日：柏林。中国大使馆谭伯羽先生：密。请即商订德国八一迫击炮300门，每门配炮弹3，000发，如有现货更好。又购廿响驳壳手枪2万枝，每枝配弹2，000发，如无现货，则购买其他式手枪亦可。总愈快愈好，其价请速详报。中正。”许多经商业渠道进口的德国盒子炮，在弹仓的左侧，印有中文的[德国制]三字。有的人以为盒子炮就是10发，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6发、10发、20发都有，前两者用的是固定弹匣， 后者多为插入式。20发固定弹匣也有，但是极为罕见。由以上的文件看来，抗战前到抗战初，中国买的都指定是要20发，买来当然是配到了中央军去了。所以，说中央军主要配发10响毛瑟手枪，也不是完全正确的。德械师中的士官大多配用毛瑟“二十响”全自动手枪。他们携带着造型简单的专用皮制枪套，只有半截，上下为开放式，毛瑟枪的木壳枪套直接插入其中。同时还配有毛瑟枪专用皮质弹匣包。正面有可装20发弹匣的弹包12个，用皮带扣系在后腰，“Y”字形肩带分3点支撑弹包组。国军毛瑟枪手在着装时，先将枪套以左肩右肋或右肩左肋的方式背负，再将弹包组穿上，如此手枪套即被固定于弹包组之下，而不会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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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之后,介绍一些黄埔军校三期比较著名的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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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和南京保卫战的国军88师标准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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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保卫战时，国军的军服是浅蓝灰色，这一点,《东史郎日记》和徐志耕的《南京大屠杀》一书中的幸存的前国军官兵和市民的记叙。吴子牛版刘若英、秦汉主演的《南京大屠杀》中的国军军服最精准，虽说其中穿插了《血战台儿庄》镜头。而《屠城血证》、《南京！南京！》、《黄石的孩子》、《拉贝日记》、《栖霞寺1937》、《黑太阳：南京大屠杀》却把国军的军服搞成土黄色，这是明显的与历史不符据老人们回忆，山东国军韩复榘、范筑先的部队的军服是浅蓝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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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号：1944274 工分: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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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好，谢谢L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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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号：1834887 头衔：情报处长 工分:7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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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号：1204263 工分:1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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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时髦的用领章，不用肩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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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都被电影电视搞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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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号：1814747 工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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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号：1864830 工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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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很精神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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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号：635090 工分:7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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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革命军中央军轻机枪射手主要配备ZB26式轻机枪和专用弹袋组。皮制或帆布制的弹袋组可装6个弹匣，两条肩带在后背交成“X”状。佩挂弹袋后一般不扎皮腰带。此外，轻机枪手还配备有水壶、干粮袋和一支驳壳枪自卫。等基本单兵装备。有些还有一块棉质的月牙形披肩，用来保护肩部，以减少军装的磨损
国军德械师骑兵部队军官
国军普通骑兵部队士兵
骑兵 骑兵这是一个拥有上千年历史的传统兵种，他和步兵兵种拥有同样的光辉历史。在冷兵器时代，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的军队，骑兵是绝不能缺少的兵种。而且，由于在生产力极其有限的古代，牲畜对国家和人民来说就非常重要了。于是，牛和马的多少就成为国家实力的衡量标准，同时，步兵与骑兵的多少和战术素质的高低，也就是军事实力衡量的标准了。中国的骑兵使用要从周朝后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秦、赵这些位于北方边陲的诸侯列国，抗击匈奴等游牧民族开始算起，善于阵地战的这些中原国家，在屡遭游牧民族侵扰后，改变其原有的战略思想，用“施夷长技以制夷”的方法，大量发展骑兵，之后的历代王朝也不同得加以发展，传统一直保持了数千年。但到了热兵器时代机械化的发展，尤其是坦克战车的诞生，骑兵就慢慢的退出了历史舞台。国民革命军由于机械化装备发展较晚，所以，骑兵在快速机动方面，还是占有主导地位。无论是德械师，还是其他地方部队，都保持着相当数量的骑兵部队。国民革命军的骑兵部队拥有自己的军种颜色为黄色,德制师的装备是最好的，除与步兵拥有同样装备外，如：钢盔、军毯、水壶、弹袋、饭盒和防毒面具等。还配有专用的骑步枪和马刀，有的部队还穿着着绿色的军服（未经证实，实否是骑兵专用的军服）。在国军中的地方部队骑兵里，由于其原有的历史原因（归属中央之前，地方军阀大多都是自购装配）骑兵的装配杂乱，种类繁多。但决大多数都使用的是英国生产的托尼式钢盔和中国传统的近战武器-大刀。 中正式骑步枪：1932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全国制式武器会议，决定以德国1924式步枪，兼用为骑步枪，使用的子弹为标准7.92x57mm尖弹,定为制式步枪。该枪在德国只是小量生产，可算是当时最新型的步枪之一。 1934年时财政部为了武装税警总团，向德国毛瑟厂订购一万枝步枪，兵工署技术司借机请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向德国厂家索取二十四年式全套的制造图纸，并附原料表，检验样板，对版图纸一副。在收到资料后，兵工署技术司即刻移交给巩县兵工厂，让其根据图纸、样版，开始修改模具，筹备制造二十四年式步枪，原先预计在1934年10月底制出第一批新枪。但是毛瑟厂所赠的样版，是已经使用过的，交来的图纸中还有一些小错误。于是兵工署技术司又向德国兵工署正式商讨索取德造二十四年式制造图纸及检验样版图。巩县兵工厂当时厂长毛毅可，原毕业于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奉派前往德国引进1924式制造图纸及检验样版。新图纸于1935年收到，仍由巩县兵工厂负责开发研制。 巩县兵工厂在1935年7月开始试产，原定名为二四式步枪，亦称1924年式短式毛瑟枪。节套上的印记也开始模仿毛瑟的横幡商标(Banner)，打上二四式。在筹备试产过程时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曾到巩县兵工厂视察，后来由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呈请批准。1935年8月之后，将新枪定名为中正式骑步枪。节套上打印中正式、巩县兵工厂厂徽及生产年月。因此，有不到二千把的此型骑步枪，是印有二四式的枪匣。中正式骑步枪于日正式量产。之后正式装备骑兵部队。国民革命军中央军步兵师工兵冬装工兵 德制师内设有专职的工兵营，直属于师部，为整个作战师提供专业服务，诸如架桥，扫雷，布雷，设、排路障等工作。其配置体系和技术职能都是按德军的军制设立和培训的，并拥有先进的德制工兵重型装备，如架桥器材。还配有与装备同步进口的运输车辆，完全可与所属部队同步机动。为示区别，工兵佩戴专用的白色底衬领章。相比之下大多数部队工兵营的装备比较简单，重型装备很少，运输基本靠驮马大车等。但当时绝大多数军队是靠步行，也算可与所属部队同步机动。 一般来说，国军的大多数部队的工兵营的装配是比较简单的，重型装备很少，其装备的运输基本靠驮马大车等传统的中国运输工具搭载，但由于当时中国的绝大多数军队机动方式是靠步行，所以也算可以与所属部队同步机动。最让其他部队羡慕的就是国民党中央军德械师里的工兵营了，他们不但拥有先进的德国造工兵重型装配，例如架桥器材，而且还配有与装配同步进口的运输车辆已达到与其所属的部队同步机动。工兵除佩戴有其兵种专用的白色底衬领章，其他个人装具是与步兵基本相同。因为，在战场上国军的很多部队在日军的猛烈进攻中战斗减员严重，拥有爱国精神的将领们经常把二线部队也拉上一线参加战斗。工兵也就不例外了。除个人装具外，工兵个人还配发其专业工具和一个皮制工具包斜挎在肩上。国民革命军中央军步兵师宪兵的冬装宪兵宪兵是所有国家军队的必不可少的一个兵种，虽不属于战斗部队，但他在监督部队的军风纪、输导公路交通、维持军队秩序，军事法庭审判及查处军中违纪事件都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人们习惯称之为“军事警察”）。大家可在很多的历史照片和影视资料中的重大军事场合看到宪兵的身影。国民革命军的宪兵是从士兵中挑选出来的，多为士官。直接隶属于军部或师部。军衔的底色为暗红色，与经理(军工部门)同色。军服与其它兵种一致，只是在左臂上配有环臂布章，上面印有“宪兵”两个大字，与当时的日军相似。宪兵的钢盔非常有特色。有两种型式，一种是与英国制托尼式钢盔相似的钢盔改型；另一种是类似西方国家热带殖民地军队所戴的防暑帽（比较像越南军队带的头盔）。无论什么部队全是如此佩戴，包括德制师。除头盔外，宪兵还佩带一个小哨，与当时的警察使用的一样，做联络之用。武器配备的是毛瑟二十响全自动手枪和专用的皮枪套，与毛瑟枪专用皮质弹匣包。正面可装20发弹匣的弹包12个，背后有皮带扣系在后腰，Y字型肩带分3点支撑弹包组。国民革命军中央军步兵师准尉参谋的冬装参谋军官中国兵法讲究的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干里之外”。因此，参谋一职由尉级以上的军官担任。军衔被设计为竹节，佩戴在左边，右边的领章是官衔，军服和个人装备则与同部队军官的一致。下级参谋军官配有专用的斜挂式皮制文件包，与德军在二战前的样式相似。高级参谋军官则配有手提式皮制公文包，自卫武器虽是手枪，但由于当时的武器型号繁多(多为国外购买)，所以没有统一制式。国民革命军中央军步兵师炮兵国民革命军中央军战车兵少尉，头戴德国早期装甲兵的防撞头盔，配有毛瑟“二十响”手枪炮兵 1935年3月，国民政府武汉行营设立炮兵整理处，开始对国军中的炮兵部队按照火炮种类进行整理。共编成两团制的炮兵旅4个，独立炮兵团5个，独立山炮营、独立野战炮营、独立重迫击炮营各3个。具体如下：
一、炮兵旅 )炮兵第1旅：装备瑞典制L/14博福斯（Bofors）75mm口径山炮炮兵第2旅：装备瑞典制L/14博福斯（Bofors）75mm口径山炮炮兵第6旅：装备德国制L/29克虏伯(Krupp)75mm口径野炮炮兵第8旅：装备倭国辽十四式77mm口径野炮 !
二、独立炮兵团 独立炮兵第4团：装备倭国三八式75mm口径野炮独立炮兵第6团：装备倭国三八式75mm口径野炮独立炮兵第8团：装备倭国辽十四式150mm口径榴弹炮 .独立炮兵第9团：先是由装备德国克虏伯75mm口径野炮和重迫击炮（各1个营）的第32步兵师师属炮兵团编成，不久将野炮营又划回32师，而重迫击炮营与独立重迫击炮第1、2、3营合编为独立步兵炮团。新的独立炮兵第9团装备法国施奈德75mm口径山炮28门。独立炮兵第10团：装备德国制L/32 sFH 18莱茵公司(Rheinmetell)150mm口径榴弹炮24门（机械化牵引）。1937年又组建了独立炮兵第14团：装备德国制L/30 sFH 18 克虏伯150mm口径榴弹炮24门（机械化牵引）。三、高射炮兵（1937年组建） 高射炮兵第41团：装备德国制博福斯75mm口径高射炮28门、德国制十八年式37mm口径高射炮36门、瑞士制造的索罗通高平两用机关炮(Solothurn)20mm口径，48门。高射炮兵第42团：装备瑞士制索罗通20mm口径高平两用机关炮108门。 1937年，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之下，设立防空总监部，以黄镇球将军为总监，防空总监部编有高炮部队第41、42、43、45、48、49等团，有德式75mm、俄式76.2mm高射炮，另有37mm炮，20mm炮，13.2mm机枪，并配备辅助对空作战的指挥仪等装备和专职的探测队。国民党炮兵其军衔的底色为兵种专用的蓝色，其军装分德制师使用的黄绿色军服和地方部队的灰色军装两种。其配戴的钢盔也是，分德式与英式钢盔两种。国民党炮兵的个人装具包括，水壶、饭盒、干粮袋、毛巾和防毒面具等。同时还配发其一个皮制工具包斜挎在肩上，已存放炮兵的专业维修工具。戴便帽的国军战车兵(因战车兵最早隶属于交通兵，所以早期的战车兵领章的兵种色为交通兵的黑色。戴德制钢盔的国民革命军战车兵，因其早期隶属交通兵，领章为黑色。战车兵辛亥革命后，军阀割据形成，广州的国民政府与各系军阀纷纷开始拥有小型的机械化装甲武力，其中多为自制的铁甲汽车、卡车及铁甲列车，军阀机械化部队中较有规模并经常拿来参战的部队就是北京政府张作霖的奉军了，而最早在中国和战车打过仗的军队，则是西北军。直到1928年东北易帜换下了五色旗，升上青天白日旗归附南京国民政府后，改称“东北军”的奉军，虽名义上属国民革命军，但和其它非中央军系一样，对珍贵难得的装甲车辆，通常是继续留在“前大帅”身边当直属部队，不会上缴南京，南京国民政府实质上仍无法拥有能够直接用来保卫其统治地区的直属机械化部队，故南京政府于1929年三月在南京新小营，将财政部税警总团移交的18辆英国造履带式重机枪轻型战车（Vickers-Carden-Loyd Mk. VI machine gun carriers），编成陆军教导第一师战车队，命张杰英中校任队长，但此时该部队仍是一支隶属陆军步兵师的种子车队，并非独立兵种。1932年五月，上级觉得战车队不宜归步兵师管辖，又将其改为隶属于以辎重为目的的陆军交通兵第二团，进驻南京的通光营房，以利后勤保修。此期间，张学良对国民政府机械化部队的发展也有部分协助，但少帅自己东北省军中的机械化装备，却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大半毁俘于倭国关东军手中。1933年前，国军就开始进行机械化的训练了，但仅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学员中进行，中央军校中也只有美制的水陆两用一吨小型战车两辆、法国制三吨雷诺战车两辆，只供学员驾驶训练使用。同时，在南京还有两个交通兵团。每个团分三个大队，分别装备美、英、德产二吨半或三吨不同型号的卡车，负责运送军用物资。该团驻扎南京城内三十四标。另外国军还有一个辎重兵学校，驻南京城外岔路口，内分学员队和学生队。学员队由各辎重兵部队现役军官的保送生组成，学生队则为招考入校的青年学生，训练课程为人力、畜力、汽车、船舶、铁道、航空等输送和后勤兵站业务。1933年，国军成立汽车训练班，隶属交通第二团。1934年底，国民政府从欧洲购入的战车和车开始陆续运抵我国（1934年春，孔祥熙奉命考察欧洲各国，并通过香港怡和洋行于该年11月从英国购入“维克斯”型战车32辆，其中16辆为维克斯6T E六吨半重，乘员2人，装有47mm炮一门和7.9mm机枪一挺。其它16辆为VCL水陆两用战车，战斗全重三吨半，乘员2人，装有7.9mm机枪一挺。以及若干英国产“哈雷”二轮摩托和三轮摩托当时称为机器脚踏车），军政部速成立军政部直属战车营，该营驻扎南京城内马标，归军政部直接指挥。部队装备意大利两吨半菲亚特CV-33战车和英国维克斯6T E六吨半战车各16辆。1935年，国军将交通第二团的汽车训练班和军政部战车营及辎重兵学校合并，成立了交通辎重学校，学校位于南京城内丁家桥。1936年2月，国民政府组成了以顾振为团长的代表团赴德访问，在前任赴华军事总顾问塞克特的帮助下，代表团会见了希特勒等德国军政首脑，磋商了中国向德国购买军火的技术、付款方式的问题。当时的订单中编号1分别是德I式（Pz.Kpfw.I-A型，也称“克虏伯”式）轻型战车和sd.kfz.222（也称“毫须”式）装甲车。德I式A型战车，战斗全重5.4吨，乘员2人，装有2挺7.9mm机枪，订购17辆（一个连）；毫须式装甲车，战斗全重4.5吨，乘员3人，装有1门20mm机关炮和1挺7.9mm机枪，订购12辆（一个连）。充实给直属战车营。同年5月，蒋介石决定将直属战车营及交通兵二团所属的装甲车队合并，在南京方山成立陆军装甲兵团。1937年“八一三”事变，装甲兵团战车营的第一、第二连在杜聿明带领下赴上海参战，两个连的连长均壮烈牺牲。战后，两个连残部撤回南京恢复建制。南京保卫战时期，装甲兵团将战车第一连残余的菲亚特CV-33战车留下参加战斗，其余部队分两路撤退，南路经南昌撤至湖南湘潭，北路计划渡江经铁路输送到郑州，但战事急剧变化，该部装备大多被遗弃或自毁，部分人员勉强渡江，被友军收容。1938年春，苏联产T-26、BT-5轻型坦克，BA-3/6/10/20轮式战车约108辆运抵广州，随同苏联战车一同而来的还有苏联军事顾问团200余人，团长高尚夫，总翻译李修业。同时期运抵广州的还有德国产装甲汽车18辆，奔驰柴油卡车40余辆、美式福特卡车约400辆、意大利产摩托车约40辆。上述车辆不久陆续输送到湖南湘潭，在这些车辆基础上，陆军装甲兵团被扩编为陆军第200师。师长杜聿明，副师长邱清泉。该师还配属有一个战车防御炮团，团长冯尔骏，装备有德国制造的PAK-37战防炮，具体情况不详。第200师师部驻湘潭，搜索营驻浏阳，其他部队分别驻扎湘潭附近和云湖桥等地。其中1149团装备充足，而1150团只有人员却无装备。第200师先后派遣部队参加了台儿庄和兰封战役。参加台儿庄战役的是师直属搜索营的一个装甲车连，在战斗中全部损失；兰封战役期间，1149团第三营、第四营（苏式战车54辆）由火车运送到兰封协同友军作战，战后被调至陕西华阴、大荔等地，被划编到胡宗南的第一军由陶峙岳指挥，1941年改编为战车第二团，郭彦任团长，调归胡宗南管辖，就此脱离200师编制。1939年新11军改编为第五军。该军特配有战车防御炮团, 下辖两个营，第一营装备有德制PAK-37战防炮24门。第二营则是搜罗第2、9师残留的苏罗通-47战防炮连组成的，有炮24门。该军除军直属战车团外，其他部队都不是机械化部队，徒有“快速部队”之虚名。（该军在入缅作战时，用卡车运送了8辆菲亚特CV-33战车参战，配属给66军5辆，基本损失干净。其余战车及后来又搜罗了英国丢弃的维克斯战车9辆退回国内。这些战车后来都调到汉中修整。200师的T-26是82辆，再加上三大两小五辆修理车，共计87辆。）1942年，为保卫抗战的战略大动脉-滇缅公路补给线，国民政府将第五军编入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3月底，中国装甲兵在缅甸首开与外国盟军联合作战的记录，战败被迫撤回国内。此后随着大量美援陆续运抵，国民政府开始在印度蓝姆伽编练美制的国民革民军新军-中国驻印军，这群“美械中央军”乃是全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所编成的最精锐部队，初期为步兵新二十二师（师长廖耀湘）、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后来扩编为新六军、新一军。新二十二师曾在缅北索卡道打过一场不折不扣的典型歼灭战，让日军尸盈山壑，从两军战斗结束后累积的战果来看，足已使抗战前期的所谓“德械”中央军相形见绌。在此精锐的中国驻印军之下，陆军机械化学校便成立了“陆军机械化学校驻印战车训练班”，负责培训官兵；并又于驻印军之下成立“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计划下辖七个战车营，负责作战。同年八月，便将第一批战训班结训官兵编成以美制M3A3史都华（Stuart）轻战车为主的战车第一营。1944年初，战车群美籍指挥官命令赵振宇上校为营长、赵志副营长，带队由蓝姆加至加尔各答接收作战用车辆。战车第一营为中国驻印军的军直属战车部队，也是国民党陆军使用美制战车作战的开始。由于战车第一营的骁勇善战，美军司令部又决定在瓦鲁班战役后再提供美制M4A4谢尔曼（Sherman）中型战车一个连，补充给该营作战使用，加强战力。其后该部队在缅北其它战役中继续协同，中、美等国友军部队并肩作战，经常扮演冲锋陷阵的关键角色，更曾与日军战车联队于缅北的贵街，发生了战史上少见的“中日坦克战”，结果当然是以装甲火力俱差的倭国战车被歼收场，该部对反攻缅北、打通中印公路具有整体的杰出表现，直到抗战胜利，加上随后在蓝姆加训练未上阵的六个战车营官兵，与国内留存的老战车部队的两个团，使国民党陆军装甲兵发展到达巅峰全盛期。国民革命军的战车兵是以德国军事顾问依据德国的装甲兵发展经验而成立的。但由于德国顾问们的军事经验和军事思想都停留在一战的军事理论中（步兵是战斗的绝对核心，战车只作为步兵的辅助支援火力。这种思想在日军和许多二战初期战败的西方国家军队中都普遍存在）。再加上当时中国所处的经济环境，战车兵在早期并不是独立的兵种，而是隶属于国民革命军陆军交通兵即辎重兵。随着军事思想的进步，条件的成熟，国民革命军也有了自己独有的战车兵。早期的战车兵使用的兵种专用色为黑色（国民革命军陆军辎重兵的兵种专用色），后期建立了装甲兵这一兵种，其兵种专用色也改为银色，同时有其特殊的军衔领章．叫做“克罗米领章”（铬质的电镀章）。 早期的独立战车营因其隶属于交通兵第二团，故其臂章的部队符号为X2。装甲兵头戴的是一种橡胶制的防撞头盔。其型号与德国机械化部队早期所使用的相同，在执行训练和维修保养作业时，穿连身工作服，戴布制野战帽。进行检阅和参加战斗时，战车乘员习惯穿着一般的野战制服，带防撞头盔。有的还戴有德式钢盔，配发驳壳枪及专用弹匣包，战车内的每位乘员配发德国原装或国内仿制的德军制式风镜。 抗战中期的第五军直辖的战车兵团还沿用早期的军服，接收意大利菲亚特CV-33战车时随车配给了数量不详的意大利式橡胶头盔。1938年国民党政府接收了苏联坦克，但没有资料记载军队是否使用过苏制的坦克帽。中国驻印远征军部队服制装备
中国军队在以极其落后的装备与日军抗衡了五年后的1942年元月，终于与美、英、苏为首的26个国家联合发表了对德、意、日法西斯三国的《共同宣言》。成为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主要成员。于是，中国政府得到了大量来自西方盟国的援助，但与此同时也必须承担起在东南亚战场保卫其盟国的沉重责任，和重要的战略大动脉-滇缅公路补给线的安全。1942年2月，日军在占领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之后入侵缅甸，国民政府派遣由卫立煌为司令（杜聿明代理）、林蔚为参谋长的中国远征军（杜聿明的第5军、甘立初的第6军和张珍的第66军）入缅作战；虽然中国军队作战英勇，取得部分的胜利，但因英军指挥官缺乏作战决心，不断退却避战，使得中国远征军难以支撑大局，让整个战局急转直下，我入缅作战的远征军也被卷入溃败的旋涡中。于是，中国远征军开始分两路退出缅甸。一路为杜聿明率领的远征军主力，本想由滇缅公路退回国内，但因日军进展迅速，回国之路遭到截断（其间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在高丽贡山战死），不得不进入野人山谷，穿越蛮荒丛林向国境推进。经过千辛万苦，累病饿死官兵无数，终于返抵国门，后与日军隔怒江对峙。另一路由孙立人带领新38师主力，有秩序的退向印度，尔后在雷多与国军新编新22师（师长廖耀湘）残部会合，并在美国的协调下，由英国盟军提供印度蓝姆伽作为该批入印国军的整训基地，成为日后中国驻印远征军的种子部队，简称驻印军（即国军服制的另一大类-美式师）。
中国驻印远征军司令部臂章到了蓝姆伽整训的国军，除接受新式的编制与训练外，同时也接受新式的武器与装备补给。美军负责人员训练并提供武器装备这批新军，而由英军出地提供训练场所驻地，并且提供人员伙食给养与人员的服装被服等个人装具。共同孕育这支国军的新式部队。整训期间国军将驻印军重新整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一军，下辖廖耀湘的新22师、孙立人的新38师和胡素的新30师，另外军直属部队下辖7个战车营、1个独立步兵团、1个重迫击炮团、3个重炮团、1个高射机枪营、1个汽车团、1个辎重兵团、2个工兵团、1个通讯营、2个运输大队和1个教导团。每个师装备4500支步枪，1080支自动步枪、540支卡宾枪、270挺轻机枪、72挺重机枪、60毫米迫击炮170门、80毫米迫击炮36门、75毫米山炮12门和105毫米榴弹炮12门。这些装备不但是当时国军部队中最好的，就连日军也是无法比拟的。 不久，国民政府从国内空运了第50师与第14师，将驻印军扩充为新1军和新6军，又由陆路增援了霍揆彰的22集团军和宋希濂的11集团军，使驻印军达到八个军之多。同时成立中国驻印远征军司令部，由罗卓英任指挥官。负责反攻缅北打通印缅公路的作战。
驻印远征军配美式步枪及弹包组
驻印远征军夏常服全装
驻印远征军着美式M41夹克
驻印远征军配备P37个人装备组、MK3通用弹袋、M1冲锋枪、美式5扣橄榄绿高领毛衣。
着美制HBT连体服的远征军战车兵身着马裤、马靴的远征军军官军服
整训初期驻印军的服装由英军提供，每名士兵配发热带卡其作训服三套，有短裤两件、长袖衫三件、长裤一条。其热带卡其作训服为英军的长衫与短裤、长裤两种裤子组成。上衣为的确良布料，为长袖样式，袖口采用收放式,袖端有一个钮扣，上衣后背部上端到衣领处有一块加强布，在前胸口中央有开衣襟，双肩位置设有肩带，胸前左右各有一个有盖单扣口袋，袋盖为倒山字形，口袋中间有褶襞，此衫有弧形下摆，穿着时将其扎入裤内。卡其长裤为卡其色斜纹棉质料，裤裆的左右两边各有两道打折线，左右各有一直插式口袋。部分裤子前右方缝有一个长方形口袋，而有些则无此袋，这是此型裤的微小差异。在裤裆处以五颗铝质钮扣作连接，裤头上有一横向舌状布条来固定裤头，裤子的腰围处缝有多颗铝质钮扣可用来固定吊带，而裤后则无口袋设计。卡其短裤一样为卡其色斜纹棉质料，在裤头以两条布带来作紧缩腰身的调整并同时固定裤头，裤裆处以三颗铝扣作连接，两侧裤身各有一插入式口袋，部分短裤在右侧有长条型口袋，但大多数则无此口袋，而在裤后有一个无盖口袋。
驻印军主要的个人装具 ! 是英军所提供的1937式个人装备组，又称之为P-37装备组，其主要包括：帆布腰带、帆布吊背带、帆布背包、帆布小背包、水壶组、帆布子弹袋等等，在依其单兵任务性质还可做局部调整，如可加挂铲组、十字镐等。1937式装备组为英军以及英国协从军所广泛通用的单兵装备，如加拿大、澳大利亚、乃至印度皆用此套装备。我驻印军入印之后，经协商由英军担负起给养与被服装具的补给。所以驻印军就得到了由英军提供的英国协从军最广泛使用的1937型装备组。英式帆布腰带 ;此型腰带为卡其色棉帆布材质，前端有ㄇ字型挂钩与另一端母环连接，腰带上无任何穿孔式挂点，而是在正面帆布的后方缝有垂直布肋与各型袋子后方的C型金属挂钩，勾跨连接，是蛮独特的英式连接方法，这种设计对于结合袋的稳固性颇佳。帆布腰带的后方有两个斜向的连接布条，布条上有日型环用以连接背带子弹袋 驻印军配有多种型式的帆布子弹袋，一种是指北针/手枪通用型袋，其为帆布材质，呈方形，布袋上有布盖以铜扣与弹袋上的母扣连接，弹袋后方缝有五边形布底，后有C型金属钩与帆布腰带的垂直布条相互连接，可携带指北针也可放置手枪弹、步枪弹。第二种是帆布步枪弹袋，此为双弹袋设计，也就是说一袋两包，各有独立的五角形布盖，布盖上有铜扣与弹袋上的母扣作连接，每名士兵通常都携带两组弹袋。另一种较大型的帆布子弹袋是我们在许多历史照片资料中最常看到的样式，其型号为MK-3型通用弹袋。MK-3型通用弹袋是步枪/冲锋枪/机枪/通用型子弹袋，在功能上除可装步枪弹，也适合装冲锋枪弹匣，还可作为布朗宁轻机枪（ZB26式轻机枪的海外变型）弹匣袋,由于布朗宁轻机枪是由上匣式弹匣供弹，加之其射速极快，因此弹匣的使用需要较大的携带量，但是一名机枪手能携带的弹匣有限，所以此弹袋在当初的设计上考虑到让步兵帮助同行的机枪兵携带弹药,以便随时填补机枪手的弹药。其弹袋为直式长方形，材质为卡其帆布，上有布盖，弹袋上缝有布条，布条上有母铜扣可与袋盖上的公凸扣连接，背后一样有C型金属钩可与帆布腰带勾跨连接，在袋后C型金属钩的上方，缝有五边布条，上端有日字铜环，帆布吊带可从其穿过进行固定，并可与背包带上的铜钩，勾跨连接。由于此款弹袋的方便灵活，是我驻印军所使用最普及的弹袋。除此之外，驻印军部分军官还使用英式布朗宁手枪双并式弹匣袋，此弹匣袋除可放布朗宁手枪的弹匣外还可放45式手枪弹匣。另外驻印军也使用英式303式备用弹袋（BANDOLEER），但使用方法不同于英国协从军的背挂方式，而是喜欢将此弹袋缠于腰际上使用。 水壶 驻印军所使用的水壶为英式37型，此型水壶在一战时期就有类似的款式在使用，而37型水壶仅是沿用以往所惯用的壶体，而在其它的配件稍作修改而成。全壶为马口铁材质制成，壶口盖为铝质下方连结木头塞，盖上系有细棉绳绑于壶颈上的圆环，壶身为橄榄绿色，外套呢质壶套以作保温用，再以十字型帆布带来背负或是装在卡其帆布水壶袋里。此两种携行方式驻印军都有使用。帽子 驻印军仍使用的是中国军队传统的圆筒形布制军帽，其颜色为42年后国军统一使用的土黄色。在许多历史照片中可以看到有许多外国军官也很喜爱戴此帽，如史迪威将军与许多驻点联络官，足见此帽的造型很具魅力。钢盔 驻印国军初期使用的是由英军配发的MK-2型钢盔，驻印军在盔体的左侧漆有青天白日军徽，并在作战时使用伪装网。在入缅作战后，由于战斗中的耗损与英式钢盔的避弹性与舒适性不佳，在后来的补给中，美军替中国军队中战斗力最强的新38师优先换发了美军的M-1钢盔,新38师成为国民党军队第一个使用美造M-1钢盔的单位，而后陆续替换了新1军的钢盔。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英式MK-2型钢盔都不使用了，在换发完毕后的单位将弃用的MK-2型钢盔转交给后续的部队或是送回训练基地。所以在后来的许多历史照片中，我们常看到新1军戴美式钢盔，新6军则大多数仍戴英式钢盔，而新6军仅有少数的直属单位获得了M-1钢盔。美式M-1钢盔自1943年量产以来，成为当时装备最多的钢盔，在二战结束后更广泛的被许多的国家采用，并有许多国家以此钢盔为基础进行仿制和改制，其影响之巨大不可言语。我驻印军当时用的为M-1钢盔Model-1943/44型，其钢盔外形较后来的改良式的M-1 Model-1956型钢盔略高。钢盔的左侧也漆有青天白日军徽。同时，驻印军所用的钢盔还大量采用了1/4吋与1/2吋的伪装网。 鞋子 初期驻印军士兵所配备的鞋子是英军所提供的野战用低腰黑色皮鞋、低腰黑色伽拉皮鞋（鞋底为胶底），也提供英式棕色的胶底布鞋。在同时也使用自制的鞋款，如使用胶底的系带式黑布鞋以及当时国军所惯用的草鞋，而军官除装备英式黑色皮鞋外还加发美制黄色低腰翻面鞋，还有很多军官穿着马靴。入缅作战的中后期部分部队也得到了美军棕色双扣环战斗靴和3/4高的棕色皮靴，伞兵部队更拥有与美军相同的伞兵靴。除以上鞋外同时英方也提供给每人三双英制白色羊毛短袜。同时，在穿着方式上仍依国军的习惯在穿鞋后打上毛呢料的绑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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