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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整修河岸上的大片树林整修成耕地农田国家有补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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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整修河岸上的大片树林整修成耕地农田国家有补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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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专家称家庭农场迎来春天
　　家庭农场迎来春天
　　文 | 孔祥智 高强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家庭农场这个概念，在教科书和学术文章中并不陌生，但是首次出现在中央文件中，是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份对我国未来农业农村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文件指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集中部署家庭农场发展路径、发展方向的是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比如&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创造良好的政策和法律环境，采取奖励补助等多种办法，扶持联户经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等。结合对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学习，本文拟讨论家庭农场的概念和发展趋势。
　　家庭农场的特征
　　按照我们的理解，家庭农场就是达到一定规模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了的种养大户。具有家庭经营、适度规模、市场化经营、企业化管理四个显著特征：
　　家庭经营。家庭农场是在农业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保留了家庭承包经营的传统优势，同时又吸纳了现代农业要素的优点。注册家庭农场后，家庭农场主仍是所有者、劳动者和经营者的统一体。因此，可以说家庭农场是完善家庭承包经营的有效途径，是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适度规模。家庭农场必须到达一定的规模，才能够融合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具备产业化经营的特征。同时，由于家庭仍旧是经营主体，受资源动员能力和经营管理能力的限制，这就使得经营规模必须处在可控的范围内，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应因地制宜，适用不同的标准。
　　市场化经营。成立家庭农场是为了追逐更大的收益，针对市场需求，依托当地的自然资源条件，采用新技术和新设备，生产较高附加值和经济效益的优质农产品。家庭农场区别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根本特征，就是以市场交换为目的，进行专业化的商品生产，而非满足自身需求。
　　企业化管理。即采用现代企业标准化管理和市场经营理念，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相对于普通农户，家庭农场更加注重农业标准化生产、经营和管理，重视农产品认证和品牌营销理念。在市场化条件下，为了降低风险和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家庭农场更注重搜集市场供求信息和建立农产品营销体系。
　　家庭农场的产生和现状
　　家庭农场是在土地流转的基础上形成的。早在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初步确立的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明确&鼓励土地逐步向种田能手集中&；1993年，中央11号文件在明确规定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后，提出&经发包方同意后，在坚持集体所有和用途不变的条件下可以在承包期内转让土地使用权&。新世纪以后，中央指出多次重申鼓励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尤其是2008年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再一次明确指出：&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应该说，一以贯之的不同时期的中央政策顺应了农民的要求，极大地推进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
　　在上述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截止到2012年6月底，土地流转面积占家庭承包经营土地面积之比达到了20%。截止到2011年底，全国流转耕地中，流转入农户的占67.2%，比2010年降低1.6个百分点；流转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占13.4%，比2010年上升1.5个百分点；流转入企业的占8.4%，比2010年上升0.36个百分点；流转入其它主体的占10.6%，比2010年降低0.3个百分点。可见，流入大户的土地是主要部分。一些地方在专业大户发展的基础上，开始培育多种形式的家庭农场，实现农业经营的企业化、规模化、机械化和知识化，根据我们的调研，主要有如吉林延边专业农场、上海松江家庭农场、湖北武汉家庭农场、浙江慈溪家庭农场等模式。
　　吉林省延边自治州专业农场模式
　　2012年，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新认定、注册的专业农场252家，专业场总数达到451家，经营土地面积3.6万多公顷。在延边的专业农场中，95%以上为家庭经营，可见在农业领域家庭经营的生命力。全州土地流转面积达到76517公顷，较2011年增加了17995公顷，增幅为30.7%。2011年全州专业农场中98%实现了盈利，共实现净利润1.07亿，平均每个专业农场盈利54万元。同时，土地流转农户也得到了实惠，土地流转价格从过去每公顷2000元至3000元提高到4000元以上，有些已达到5000元以上。
　　为了发展家庭农场，延边州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对专业农场进行扶持，主要体现在如下7个方面：(1)专业农场贷款贴息。在年试点期内，专业农场贷款贴息由政府补贴60%，州和县各30%。(2)专业农场可享受各项国家农业财政补贴和政策，不受身份和户籍限制。(3)根据专业农场土地经营面积大的情况，在原一次性3台农机具购置标准基础上，扩大到可以一次性享受5台农机具购置补贴。(4)在原农作物政策性保险的基础上，对专业农场又增加了土地承租费保险，相应提高保险金额和保费标准保费增加部分由州、县(市)财政、专业农场按1∶1∶1比例承担。(5)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捆绑使用政策性支农资金，采取以奖代补、项目扶持等形式，重点向专业农场倾斜。(6)实施税收优惠政策，专业农场销售的自产自销品免征增值税；专业农场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所得，可以免增、减免企业所得税；建设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生产设施而占用农村集体林地、牧业用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以及渔业水域滩涂等农用地的，免增耕地占用税；直接用于农林牧业的生产用地(不包括农副产品加工场地和生活办公用地)，免缴城镇土地使用税。(7)专业农场经县(市)城乡规划、国土、建设等部门的许可，可以使用集体建设用地、未利用土地建设农产品仓库、晾晒场、农机具仓库等生产经营用临时建筑物。这些政策极大地吸引了专业大户到工商部门注册，推动了专业农场的发展。
　　上海市松江区家庭农场模式
　　2007年下半年，上海松江区根据当地农机水平和家庭经营能力，探索发展经营规模为100～150亩的粮食家庭农场，经实践，取得了粮食丰收、农民增收的积极成效。归纳起来，主要做法是：一是规范流转土地。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村民与村委会签订统一格式的土地流转合同，并明确规定，家庭农场经营者必须自行经营流转的土地，不得转包、分包；二是选定经营人员。当地农民自愿提出经营申请，由村委会按照&吃苦耐劳、钻研技术、善于经营&的标准，选择本地专业农民和种田能手(年龄一般不超过55岁)，且由夫妻双方共同经营；三是确定适宜规模。根据当前农业生产力水平，参考种田与进城务工收入差距，将家庭农场规模确定为100～150亩，以保证家庭单位能基本独立完成；四是建立补贴机制。凡是老农自愿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每人每月补贴150元；五是实施奖励考核。2011年，松江区出台了《关于松江区家庭农场考核和补贴的实施意见》，依托土地流转，建立生产管理考核性补贴，促使经营者依据生产指标和经营目标，实施农业标准化生产。自推行家庭农场式经营以来，松江区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进一步加快，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增强，粮食生产得到进一步发展。
　　湖北省武汉市家庭农场模式
　　湖北武汉家庭农场的发展经历了&小范围试点、项目化推进&的过程。2011年武汉市出台了《2011年家庭农场申请财政补贴项目指南》以促进家庭农场的发展。《指南》指出，通过政策扶持，建立经营规模化、耕作机械化、生产标准化、管理企业化的种植、水产专业型家庭农场和种养综合型、循环农业型家庭农场，充分体现农民在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主体地位，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使家庭农场人均纯收入高于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10%以上，家庭农场农业收入达20万元以上。
　　武汉在《指南》中对于家庭农场项目的申报者资格进行了规定：(1)家庭农场主为具有武汉市农村户籍、从事农业生产发展的农户(提供银行账号)；(2)男性年龄在50岁以下，女性年龄在45岁以下；(3)具有高中或相当高中以上水平，具有市农广校以上部门颁发的&绿色证书&；(4)有2名以上固定劳力从事生产，以农业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5)具有5年以上主产业种养经验；(6)申报者达到《指南》中家庭农场的规模标准、技术标准、设施标准和经营管理标准。
　　浙江省慈溪市家庭农场模式
　　浙江慈溪于上世纪9 0 年代出台政策，培育扶持家庭农场，目前已有各类家庭农场500多家，其中种植业和畜牧业283家，土地、技术、资金、人才等资源纷纷向这些现代家庭农场集聚。家庭农场依靠规模经营和稳定的购销渠道，实现了收入大幅度增长，许多家庭农场主平均年收入比普通农户要高出几倍，有些家庭农场主的销售收入更是达到了三四百万元，为当地农业经济注入了生机和活力。据统计，这些家庭农场主40岁以下的占60%以上，其中有年轻的大学生以家庭农场形式创业田头，也有一些大学生在家庭农场中从事市场营销、财务管理等业务。在这些家庭农场中，60%以上的农场主是购销大户，其中一些人过去就是农产品营销经纪人，信息灵通，有国内外良好的营销渠道，这些懂经营、善营销的农场主成为带动农业生产发展的骨干力量。
　　慈溪扶持家庭农场的措施主要有：从2003年开始，对新创办家庭农场并经工商部门登记的，每家补助5000元，对农场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适用新技术应用，给予重点倾斜和补助；为家庭农场流转土地提供资金扶持，具体额度为30元/亩/年(50亩以下)和70元/亩/年(50亩以上)；优化金融服务，开展家庭农场信用等级评定，对信用等级高的家庭农场给予一定的授信额度，并给予利率优惠，允许家庭农场以大型农用设施、流转土地经营权等抵押贷款，创新信贷品种，简化信贷手续，提供优质服务；对大学生进入家庭农场工作的给予一定额度补贴。
　　基本判断和发展趋势
　　家庭农场是在土地流转、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目前，农业部门仅仅在一些地方试点就发展了700多家，可见，家庭农场在农业生产领域具有广泛适用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因此，如果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并辅之以一系列优惠政策，引导数万个专业大户注册、转化为家庭农场，家庭农场必然会在短期内井喷式发展，但达到一定数量后就会稳定下来。
　　未来的中国农业经营主体，可能主要由家庭农场、专业农户(规模较小，尚未达到家庭农场要求)和兼业农户组成，而以前二者为主。可以肯定的是，在长期内，我国仍会以小规模经营农户为主，但土地流转形成的以家庭农场为主要形式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将是我国商品农产品生产的主体，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主体、食品安全监管的主体，因而也是未来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服务的主体。
(文章来源：《中国农村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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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05版：A3 家庭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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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蓬勃兴起
我市家庭农场数量破千家
　　句容天王镇农户王祖志领到家庭农场营业执照。市农委提供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户合作社流转。其中，家庭农场的概念是首次在中央一号文件中出现。我市不少农户积极跟进，争相申办家庭农场，而我市符合家庭农场标准的农业经营主体，已突破千家。记者&&竺捷　　现　　状　　农户争办执照当家庭农场主　　家庭农场营业执照由当地工商部门核发，我市不少农户争相办执照。　　今年3月，句容天王镇蔡巷村农户王祖志办理了家庭农场营业执照，成为句容的首家家庭农场。目前，王祖志承包了100多亩农田和果树地，是当地有名的种植大户。　　不仅如此，王祖志和妻子还承包了30亩水面，聘请了数名农技员和十多名工人，种植苗木、玉米，还栽植各类果树和花卉，并实现了水产品、畜禽饲养产供销一条龙的产业化链条，收入可观。王祖志说，下一步，他还准备再承包200亩田地，扩大家庭农场发展规模，走岀一条多种经营的现代化家庭农场道路。　　4月初，丹徒区上党镇农户汤立云拿到了“宝云家庭农场”工商营业执照。“宝云家庭农场”位于上党镇上会村东宝庄至西宝庄，占地约有520余亩，注册资金90万元，种植范围包括精品苗木、时令鲜果、有机大米，以及特产家禽、特色水产养殖等，目前项目虽然处于初期投产阶段，但已吸引周边的十几家农户前来就业。　　4月19日，丹阳市首个申请成功的家庭农场营业执照被吕城镇河南村种粮大户姜爱芬摘得。姜爱芬一直生活在农村，从去年开始，原本从事羊毛衫加工的她转型念起了“农经”，开始陆续承包土地进行粮食的规模化经营。目前，姜爱芬承包的200亩土地主要进行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的种植，今年还购买了1台烘干机、2台高速插秧机和1台中型拖拉机。今后，她的家庭农场蓝图是以粮食种植为主导，并开展果蔬、花卉的种植。　　记者从市农委了解到，今年以来，截至目前，我市各地在工商部门成功申请到家庭农场营业执照的共有7家，分别是丹徒1家、丹阳1家、句容5家。　　目的　　解决现阶段谁来种地问题　　中央为何在这个时候提出家庭农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解决现阶段谁来种地的问题。　　目前我国农村的普遍现状是：大批年轻人进入企业上班或外出工作，青壮年劳动力越来越少，种田的农户老龄化加重，留在家里的老年、妇女、孩子难以承担种田重任，多为“闲种”，种点自家口粮、蔬菜，而且农村土地分散，散户种田成本太高，且不利于实现机械化运作。青壮年走后“谁来种田”、“怎么种田”，承包大户挑起重担。　　田地集中，管理也集中了，一条农业规模化道路正在铺开。以句容市郭庄镇金星村37岁农户赵茂军为例，今年他成功注册了家庭农场，原先他家只有20多亩地，如今扩大到了60多亩地，其主营项目是苗木种植和家禽饲养。除了自家3人，赵茂军还雇了两三位帮手，帮他一起打理。　　赵茂军家庭农场的不少地都是向村民租来的，涉及村里的几十户农户，其中很多农户都存在家里没有壮劳力的情况，原来村里有不少闲置荒地，现在逐渐都整理出来，租给了像赵茂军这样的承包大户。对租来的农户土地，赵茂军每年支付租金，一亩水田600至700元，一亩旱田300至350元。　　按赵茂军的估算，金星村50岁以下的劳动力约占三成，其中很大部分属于“半工半农”状态，就是平常打着一份工，家里种的田仅能满足自家口粮。将田地逐渐集中到承包大户手中，无疑是提升全村农业效益，实现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生产的前提条件。　　对下一步家庭农场的计划，赵茂军早已有了想法，那就是逐步扩大承包的土地，进行规模化的种植和养殖。　　规模　　我市目前符合标准的突破千家　　家庭农场到底是个什么标准？具体到镇江，量化、规模指标是多少？　　我市按照省里政策，有个统计口径，具体为：粮食种植，土地规模在100亩以上；园艺种植，露天生产为50亩以上，设施栽培30亩以上；养殖，生猪年出栏500头以上，肉禽年出栏2万羽以上，蛋禽存栏5000羽以上，奶牛存栏50头以上，水产养殖50亩以上。如果是种养结合的，主要产业规模达到上述标准下限的70%以上。　　按这一标准算出来，我市具备家庭农场规模的农场共有1530个，其中种植粮食作物的484个，种植园艺作物的421个，从事养殖业的592个，从事种养结合的33个。　　而从其经营耕地面积这一最重要的家庭农场指标来看，绝大部分的土地面积都在100至500亩之间。　　不仅如此，对这些家庭农场2012年度从事农产品销售、经营服务的全部经营性收入状况也有一个统计，其中10万元以下的137家，10至50万元的931家，50万元以上的439家。对家庭农场的劳动力总数的统计结果为5338人，其中家庭成员4412人，常年雇工926人。　　家庭农场在诸多农业经营主体中，位置如何？近年来，我市注重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目前，家庭农场、农村土地合作社、农业专业大户、农业龙头企业等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呈现快速发展。　　全市各类农业经营主体，从目前占比来看：各类农业专业大户6215户，经营面积30.31万亩；家庭农场1530个，经营耕地总面积19.27万亩；农村土地专业合作40家，经营土地规模3.63万亩；农业化龙头企业180家，流转四荒地规模3.19万亩，经营土地规模22.26万亩。　　从这样的占比来看，农业大户、家庭农场、农业龙头企业客观上已经形成了三分天下的局面。而从家庭农场统计口径来看，处在农业大户种养规模的上限，也可以看作是“农业大户”的一个升级版。　　未来　　推进家庭农场工商注册　　助力农业产业化大提升　　姜爱芬注册家庭农场后，现在最关注的，是政府有没有明确在支持家庭农场上的发展方向？各级政府会不会出台相关的配套和扶持政策？市农委农经处人士认为，一切还在摸索阶段，但有一点，深刻吃透家庭农场的精髓是必须的。　　据市农委农经处工作人员王赟介绍，家庭农场蕴含了很多层面的积极因素：首先，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雇工数量一般不超过家庭务农人员数量，而且是指本乡本土家庭，以区别于一些外地来的农业种养大户，这对解决当地土地利用、劳力转移、提升农业集约化水平都有重要意义。不仅如此，本乡本土家庭还暗含了一个稳定性要素，以区别于兼业农户和各种外地承包户的短期行为，稳定性是农业经验与技术积累以及农地的可持续利用的重要条件，未来的家庭农场涉及规划、计划、财产、品牌建设、农场继承等一系列问题，更要求稳定性。而在规模上，虽然规定了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但对小家庭还是大家庭并没设定，应该有很大的操作空间。　　其次是工商注册的重要性，和种养大户相比，家庭农场经过工商注册后，有法人代表，企业化程度更高，家庭农场作为农业企业的一种形式，不同于小农户和某些流动的承包大户，成为家庭农场后，不仅便于识别，还方便政府管理与政策支持。　　更重要的是，工商注册后，家庭农场不仅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适度规模标准化的生产，它还兼具了农业生产不具备的其它功能，就是销售自家生产的农产品，现在很多种养大户，只生产，不销售，从事销售的都是农业公司或者农业合作社，而家庭农场兼具了产和销的两种功能。　　对下一步家庭农场的工作，市农委农经处处长朱春明介绍，将在以下三个层面展开：一是在前期调查的基础上，与工商部门合作，在适当时候，积极推进家庭农场工商注册；二是在家庭农场的关键环节上，加强农村土地、沟渠灌溉整理，为进一步推开创造条件；三是在政策的跟进上，积极争取国家、省厅相关政策的扶持，将政策用足用好，提升我市农业产业化的水平。　　相关链接　　所谓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家庭农场不仅是提高农业集约化经营水平的重要途径，更是解决当前农村缺少人种地的化解方法。由于刚刚起步，家庭农场的培育发展还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目前全国都处于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　　当前，省农业厅正着手研究培育发展家庭农场的基本原则和实现途径，开展家庭农场统计工作，指导地方稳步培育家庭农场，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率先建立家庭农场注册登记制度，明确家庭农场认定标准、登记办法。而下一步，各级政府还将制定专门的财政、税收、用地、金融、保险等扶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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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试验家庭农场：场主夫妇人均收入超公务员
改革开放35年之后，中国农民再次站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　　35年前，农民为求活路，冒着坐穿牢底的风险私自分地；35年后，为了早日步入小康，追求更有品质的生活，有的农民选择集中土地。这一抉择，并未脱离“规模出效益”的常规。　　但是，和35年前的“大包干”一样，农民的抉择依旧充满风险。　　风险在于，集体土地名义上为集体所有，实则权属不清。在农地确权未能突破过时的相关土地法规桎梏之时，侵权行为就难避免。而农民自组织的缺位，则使农户在面对社会资本之时，缺少组织保障。有“农村改革之父”之称的杜润生曾言：最希望看到农地确权和农会成立。可谓正中要害。　　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均已看到这一风险，上海松江的家庭农场实验表明，在土地权属不清、农会缺位的背景下，政府通过己身强力介入为农户遮风挡雨。　　问题是，以行政手段替代法律手段，成本高昂，刚不可久。同时，很多侵权行为，实际上亦借力地方政府。事关征地拆迁补偿的大量案例即是明证。　　于是，在“土地流转”“家庭农场”“资本下乡”的背景下，如果相关配套措施不足，农民将面临新一轮失地风险，拉美化不可不防。数十年前，包括巴西在内的诸多拉美国家，失地农民土地补偿不足，无就业进城，导致城市贫民窟集聚、犯罪丛生、收入差距急剧拉大，社会稳定受到严峻挑战。　　此时，停下脚步亦不可取。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业已深度融入全球化分工体系。资金、劳力等要素的流动亦远非人为所能阻挡。　　面对己身庞大的工业过剩产能、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外需不振，加快推进以城镇化为突破口的扩大内需变革，已刻不容缓。　　为今之计，唯有强力推动土地改革，还权赋能，通过明晰权属、完善组织保障中国农民的核心权益。在务农人口日渐减少的同时，推动土地流转集中，加快培育职业农民，方能化解农村凋敝、城市失调的负重难局。　　值此中央政府换届之际，向东还是向西，一道选择题已经浮出水面。　　松江实验：家庭农场挽救农业？　　城市化和工业化给农村造成了巨大的资本和劳动力空洞，在农村经济凋敝的时代背景下，上海市松江区自2007年始，在黄浦江南岸的3个镇进行了一场挽救农业的试验，目标是让农民“通过种田过上体面生活”。以政府强势主导为特色的松江家庭农场模式可能并不普适于全国三农问题，但他们创造性的探索值得期待　　一场春雨降临长三角平原，麦子已长到一巴掌高，从张小弟家窗户望出去，满目青翠。张小弟在农机库房里边抽烟边干活的时候，妻子王引芳坐在堂屋地上，全神贯注织十字绣。农闲时候，风调雨顺，除了保养一下拖拉机和收割机，张小弟没别的正经事做，198亩农田可以悉数交给老天。　　职业农民　　张小弟夫妻是这片总面积198亩的家庭农场的承包人，也是唯一的劳动力。在上海市松江区泖港镇，像他们一样的家庭有162户，承包土地的面积从80亩到200多亩不等。家庭农场，顾名思义，即是以家庭为单位经营的农场。　　松江区农委通过书面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家庭农场是古今中外最普遍、最有效、最有生命力的农业经济形式。以家庭作为农业的基本经营单位，使劳动者具有很大的积极性和灵活性，适应自然和活生生的农作物。”　　张小弟今年49岁，他摸索出的一些种田窍门已经在田间流传。比如：6月10日前播种的水稻一定会高产，亩产1200斤以上。超过6月10日播种，就要差100斤～150斤。水稻在开花繁育期，不能喷除草剂，否则会伤苗。黄桥村管农业的副主任陈继明说他是“用脑子种田”的人。像所有的老庄稼汉一样，张小弟除了会种田，身兼多种技能。他16岁学做泥水木匠，21岁在部队里学会开汽车，退伍后跑了几年运输，又回到大队里的“农机服务队”开拖拉机。无论在外面跑多远，他最终总会回到黄浦江边这片膏腴之地。他深信这是他的命运。　　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首度出现了“职业农民”的字样，进入2013年，“家庭农场”又成为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词。　　追溯起来，张小弟可能是最早的家庭农场主之一。1997年，他所在的范家村全部农田都种了涵养林，于是张小弟在邻村承包了160亩农田，开始规模化种植。　　时值1990年代末，毗邻上海大都会的农村，首当其冲受到工业化、城市化冲击，大部分青壮年农民都离开土地，到工厂打工。登记在他们名下的土地，或者弃耕，或者流转，到1999年，松江区大量农田无人耕种，为村集体所掌握。本地人愿意种田的越来越少，越来越老，随着老农民因高龄失去劳动能力，更多的土地无人耕种，土地承包租金便宜得“几乎白给”。　　黄浦江畔土地肥沃，租金低廉，吸引了大批张小弟这样的种田人。2012年末，松江家庭农场总数达到1206户，经营面积13.66万亩，占全区粮田面积的80%。同时，粮食生产率获得了提高，水稻亩产比“十五”期末提高了38公斤。家庭农场已承担了松江区大部分粮食生产职能。一个家庭农场生产的粮食，可以养活344人，一个家庭农场生产的猪肉，可满足3191人的吃肉需求。　　“体面收入”　　在讨论家庭农场经营土地规模时，松江区农委表示，农场经营的土地规模，既要让一户家庭能够耕种得过来，也要保证他们以此规模能获得比较体面的收入。在家庭农场创立之初，松江区一位官员表示，“家庭农场农户从事粮食生产的收入得比他们打工的收入高一倍，否则没人干。”　　据了解，上海松江区农村的耕作水平较高，已基本实现全程机械化，按照户均2～3个劳动力，并在农忙时雇一个工的情况下，单个家庭最多可以耕种300亩土地。另一方面，从土地经营收入方面考虑，上海农民夫妻一年的务工收入4万～5万元，要使家庭农场获得体面的收入，家庭农场的人均收入要达到8万～10万元的话，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就要在80亩以上。基于以上考虑，松江区确定家庭农场的“适度规模”在80亩～150亩之间。　　80亩～150亩“适度规模”的设定，缘于松江区农委对农民现实生存状况的判断。　　松江区农委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农民增收的根本途径只能靠专业化、规模化才能效益最大化，所以我们要发展家庭农场。”　　张小弟拥有三台拖拉机和两台收割机，耕种自家农田之余，也为周边区域的家庭农场提供农机服务。2012年，张小弟种的水稻平均亩产1250斤，每亩纯收入700元～800元。同时他的农机共为其他800亩耕地提供了服务，每亩农纯收入40元～50元。两项收入相加，夫妻二人年纯收入达到20万元左右。　　黄桥村管农业的副主任陈继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张小弟夫妻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了当地公务员平均收入，“但我不眼红，他(张小弟)的工作做好了，说明我的工作也做好了。”　　《中国新闻周刊》在松江区农委了解到，松江多数农民已转移至二三产业，2012年一般农民收入不到1.8万元。家庭农场去年人均3万元，而种养结合的家庭农场，种粮加上养猪的收入，人均收入5万多元，已经大大超过普通农民收入，家庭农场主已经获得比较体面的收入。如果加上政府各项惠农补贴，收入更加可观。　　随着家庭农场收入日渐“体面”，每个家庭农场主都“笑嘻嘻”。但同时，围绕家庭农场的竞争也日益激烈，跟家庭农场(2007年)刚开办时截然不同。2008年推行家庭农场时，报名者很少，只要申请，就可以成为家庭农场主。但到了2011年，申请成为家庭农场主的农户远多于实际需要户。　　在新浜镇的文华村，2007年经过村里动员，才有9户家庭报名组建了9户家庭农场。到2011年，有70户报名，村里最终只能选29户组建家庭农场。　　泖港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副主任梁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整个泖港镇的家庭农场申请户是实际需要户的2倍有余，所以每当挑选新的家庭农场户时，淘汰率过半。村一级有时实在为难，只得通过“抓阄”来解决，或缩短承包期，让候补户也能有机会。　　高门槛为谁设　　体面的收入也吸引了外省的种田人。　　他们多来自安徽，举家来到松江区的浦南农村，赁田而耕。外地农民以家庭为单位来到松江，每年跟村委签协议，承包二三百亩地的耕种权。他们就在村里租一间废弃仓库居住，成为土地的临时主人。　　仅仅几年间，松江区80%的农田都被外地农民承包耕种。但是，由于承包期限太短，缺少长期稳定经营预期，外地农民把农田只是当作生产粮食的机器，求索无度。本地农民种田，遵循“稻麦两歇”原则，同一块地，今年种一季稻，明年种一季麦。外地农民则是“稻麦两收”，五月割了麦，接着种稻，一年收获两季。同时，为保证土壤肥力，无限量地投施化肥，造成土壤板结越来越严重。当地农业部门意识到，这种“掠夺式耕种”将使得这些农田肥沃不再，长此以往，历经数千年农耕文明依旧充满生命力的土地，将变成一场生态灾难。　　外地农民其他的“劣迹”也愈加不能被本地人忍受。他们使用国家禁止的剧毒农药，用过的农药瓶随意丢弃。他们的生活场所、制造的生活垃圾跟本地农村面貌格格不入。在外地农民进军松江的10年间，几乎每个村都发生过外地农民收获后拒交租金潜逃的案件，当办案民警找到外地农民老家时会发现，家徒四壁的茅草房里，住着两个龙钟老人。案值不大，最多二三万元，遂不了了之。　　2007年下半年，秋天的麦种还没有播下时，松江区出台的一条农业产业政策对外地农民关上了大门。这一年，松江区试推行100亩～150亩的家庭农场，只许把土地承包给拥有本地农村户籍的人。到2009年底，外地种养户基本在松江区消失。　　作为本地农民，张小弟坦言，自己本是种田为主，所以没有任何犹豫，但加入家庭农场计划后，他发现条条框框真不少。其中让他疑虑的一条是，家庭农场不允许聘用家庭成员以外的人员来工作。　　根据张小弟的经验，农忙季节不请人是干不过来的。现在种200亩地，虽然全程机械化，但有些工作还是要人工来做。比如平地，用机械平整土地，的确干得很快，张小弟专门发明了一种“平地机”，效率很高，平整100亩农田，靠人工要30个人花一星期，而“平地机”只要一个人开着拖拉机干两天。但是机械作业也有短处，地的边边角角机械够不着，还要人工去铲平。　　再比如打农药和除草剂，他仿照日本农民的做法，发明了一种自动喷洒机，但是“机械打药水的效果不如人工，在草没长出来的时候，人工背着小药箱，打一次就基本杀灭野草，机械没那么精确。”就算两夫妻齐上阵，200亩地也没法短时间内干完，误了农时，药就白喷了，“不请人怎么行？”　　在请人工的问题上，张小弟的疑问很快就消散了，区政府细化了家庭农场政策规定，农忙季节可以临时性聘用短工，但不允许“常年雇佣外来劳动力从事家庭农场生产经营活动”，“家庭农场必须亲自耕种，不得把所经营的土地转租、转包、转让”。一经发现，来年即取消家庭农场经营资格。　　松江区政府还对家庭农场设置了详细的考核标准。家庭农场要服从镇、村安排的种植计划，不得擅自改变土地用途；按照农技部门要求实施种植管理，生产技术和田间管理要达标；甚至对田间地块的平整、美化都有具体要求。　　张小弟连续做了6年家庭农场主，每年考核均为优秀，张小弟对考核流程几乎倒背如流。他回忆道：“每年五六月份，黄桥村的老干部来农场进行第一次考核。8月份，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来考核田地的垄沟清理、园艺化；9月份，区农委组织技术人员来进行考评，重点考核农田产量、管理水平等，90分以上才能继续经营，搞得一塌糊涂就要面临淘汰。”　　泖港镇规定，家庭农场经营管理不善，连续两次考核不合格或连续三次考核为基本合格，就会取消家庭农场资格，任何损失由经营者承担。　　“搞得不好面临淘汰”说明了家庭农场主的深切危机感，事实上，考核结果除了决定是否延续租凭经营权外，还作为土地流转费补贴发放额度的依据。松江区政府此前对家庭农场给予每亩200元的土地流转费补贴，从2012年开始施行新规，100元补贴照旧，另外100元视家庭农场的年终考核结果决定是否发放。　　松江区政府对家庭农场设置了高门槛和严格的考核标准，考其用意，是把家庭农场的经营权，交给那些具有丰富农业技能和务农经验，对土地有深厚感情的本地农民，而把那些追逐高补贴、不勤于耕种、不善待土地的人拒于门外。　　未来谁耕田　　事实上，松江家庭农场之所以能够施行无碍，跟该地区土流流转程度高有很大关系。　　松江地处上海近郊，工业化、城市化的程度远高于其他地方，随着土地不断被征收和开发，全区三分之二的农民已经转为非农户籍，获得城镇基本社会保障，退出土地承包。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率达到90%以上。　　从2004年开始，松江区鼓励农民将土地流转到村集体，农户和村委会签订统一的《土地流转委托书》。2009年，松江区对农民土地承包权予以进一步确认后，农民手中的土地更加彻底地流转到村集体。到2011的12月底，松江区土流转面积25.1万亩，全区99.4%的土地已经集中到村集体，为推行规模化经营的家庭农场扫清了障碍。　　泖港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副主任梁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单在这一点上，估计国内其他地区很难复制松江模式的家庭农场。　　家庭农场收入高于非农收入，唤起了农民对农业的激情。但农业人口老龄化加剧，让家庭农场的未来蒙上一层雾翳。　　从家庭农场的年龄结构看，据2012年统计，在松江区的1173户家庭农场中，50岁以上的农场主占61%。同时，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农场主占93%。　　农业人口的高龄化、低学历，体现了一代年轻人对农业的远离。“农业学大寨时，70岁的人还在田里做，改革开放后出生的很多年轻人，已经不会种田了。”张小弟说。　　尽管有高收入诱惑，但加入家庭农场的年轻人仍然很少，原因是农业多是高强度体力活，又脏又累，工作环境差。　　泖港镇腰泾村的李春风是当地少有的青年务农者，去年他的父亲年满60，按规定应退出，35岁的李春风决定接替父亲承包农场。他为此辞去了合资工厂的工作，并在区政府全额扶持下建造了种养结合的猪栏，替养殖业龙头“松林公司”养猪，由松林公司提供种苗、饲料、技术，每年养猪1400头～1500头，纯收入7万元左右。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随他走进密封保温的猪栏时，猛烈的气味几乎令人窒息，他笑着说，这可能就是别的年轻人不愿干农活的原因吧。　　松江区农委意识到，若要使家庭农场长期保持活力，必须吸引年轻人到农场来。家庭农场主退出机制中规定，“(农场主)年满60岁就要退出家庭农场经营活动。不得发生名义上由子女签订经营协议而实际上由享受退包补助金的老年人或他人代种、代管的行为。”　　张小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泖港镇开农机的人开会时，他发现自己竟然是其中最年轻的。这让他隐隐担忧，“如果年轻人都不会开农机，开农机的人必然越来越少，家庭农场不会支撑太久。”　　松江家庭农场模式有别于普通农业模式的一个特点就是规模化，而规模化种植是以机械化程度提高为前提的。张小弟说，他现在全程机械化种198亩田，劳动量相当于过去人工种20亩田，如果没有机械化，一户家庭两三个劳动力根本无法耕种这么多农田。　　2009年，松林区农委为了满足家庭农场对农机的需求，成立了农机专业合作社。有农机的农场主，可以带机入股，没有农机的人，可以2万元起带资入股。　　泖港镇的农机合作社拥有大型收割机38台，大中型拖拉机69台，理论上可以满足每800亩一台收割机，每400亩一台拖拉机的需求。　　但农机合作社也有弊端，黄桥村管农业的副主任陈继明说，“二麦(大麦、小麦)收割时，天气预报3天后有雨，收割后需要在马路上晾晒两天才可归仓，此时大家都在抢收，到农机合作社也只能排队。没准一场暴雨后，麦子收不起来，就在秸秆上发芽了。这种事不是没有发生过，几年前金山区就有几千亩麦子烂在地里。”　　松江区农委亦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峻，2012年，他们开始推行一种“机农互助社”，即按照地域相近原则，把相邻几户总面积800亩左右的家庭农场组织起来，共用一组农用机械，组成互助式的合作社。　　松江区设想，如果农户自组织、自投资的互助式合作社能够成功，政府组建的农机合作社将退出，这种方式更符合农业发展规律。　　松江模式的未来　　目前松山区建立了两个“机农互助社”试点，张小弟就是其中之一。按照区农委规定的收费标准，他为“机农互助社”其他成员提供农机服务时，每天收费200元。松江区政府对“机农互助社”提供政策扶持，每亩地提供40元油费补贴。　　实际上，松林家庭农场主之所以能够维持“体面的”收入，巨额资金补贴功不可没。2011年各级政府向松林家庭农场提供的农业补贴2607万元，其中来自中央财政的占14%，来自上海财政的占40%，剩下的46%来自松江区财政。在地方财政投入巨额补贴这一点上，松江家庭农场模式很难被国内其他地区复制。　　松江区为发展家庭农场，向种植水稻的农场提供每亩200元的流转费补贴，购买农机的补贴最高占到农机售价的70%，加上其他各项政策倾斜，财政补贴占家庭农场净收入的3/5。据统计，若取消全部补贴，家庭农场月薪仅有1500元左右，考虑到农业的劳动强度和劳动环境，农户参与家庭的积极性极大大降低。对年轻人来说，参与家庭农场的高薪诱惑亦将失去。　　另一方面，松江区能否持续高投入地扶持家庭农场，亦是未知。高额财政拨款是家庭农场存在的前提，享受着“体面收入”的家庭农场主们对此同样存有忧虑。　　张小弟的女儿在松江手套厂上班，女婿在一家日资厂上班，月薪均是3000元左右。张小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问过女婿：“我还能干十年，将来体力衰退，你来接着干好不好？”女婿答道：“好的呀，将来国家还能这样扶持吗？”　　张小弟亦领会到，家庭农场的未来，松江农民的未来，可能像押宝一样，随土地政策、农业政策摇摆。让所有家庭农场主担心的是，他们的承包经营权只有5年，如果国家土地政策变更，或拥有土地承包权的农民主张回头主张土地权益，家庭农场的“体面”可能随之终结。　　家庭农场的土地流转机制同样是松江区农委未来的一项重头工作。为完善土地流转机制，他们正在探讨，是否把土地流转期限从“30年”变为“长期”。但未明确下限的“长期”，可能让家庭农场主产生更多的不安全感。　　《中国新闻周刊》从松江区农委了解到，若要保证家庭农场长期稳定发展，则须集中更多的土地发展家庭农场。集中更多土地的前提是让更多农民改变住所、离土离乡。让农民离土离乡，首先要明确他们和土地间的承包权属关系，并解决农民社会保障问题，弥合城保、镇保、农保间的巨大差距。　　家庭农场长期发展的基本前提是，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必须长期分离。离土离乡的农民和家庭农场主能否共同从土地上获得公平、体面的收入，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如何协调？在这些问题上，松江家庭农场实验给人预留了想象空间。★本刊记者/徐智慧(发自上海)　　粮食连续9年量价齐涨　　2012年全国粮食产量实现创纪录的“九连增”，总产量达到了58957万吨，比2011年增加1836万吨，增长3.2%；比2003年增加了15887万吨，增长了36.9%。但与此同时，2003年以来，粮食价格也出现连续9年上涨，2011年粮食价格是2002年的2.03倍，年均上涨8.2%。这表明粮食的供求关系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仍然呈现紧平衡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