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习主席讲话：军队改革总体方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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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 辽宁沈阳]：
王岐山为什么要收拾金融汉奸？
王岐山打老虎，深入到金融领域，有关专业人士解读，王岐山就是要收拾金融领域的三种人。第一种是把公共权力当做私有资本的人，第二种是把公共资本变作权贵资本的人，第三种是把中国资本变为外国资本的人。
　　在这三种人里，最重要的是第三种人，就是吃里扒外的金融汉奸。姚刚被查处，上海艾宝俊 查处，就是金融汉奸的 代表人物。
　　王岐山为啥要收拾吃里扒外的金融汉奸呢？
　　最重要的是要从根本上厘清中国资本和外国资本的关系，严防死守不要把中国资本变为外国资本。旧中国的买办资本持有者，一般都是在中国人为外国银行资本服务，从而吸纳中国资本变为外国资本，让外国金融在中国越滚越大，削弱中国资本的力量。这部分人我们叫他们买办资产阶级，在毛泽东的《中国社会的各阶级分析》里，就把买办资产阶级当做定性为敌对阶级。
　　现在中国的金融大佬们管理着中国的资本，却吃里扒外，做着经济汉奸梦，干着经济汉奸的事。他们不但把公共资本变为私有资本和权贵资本，他们还干着把中国资本变为外国资本的勾当。在这一点上，他们连我们说的买办资产阶级还不如。买办资产阶级是通过各种经济手段来削弱中国的经济资本，而当代的金融大佬，不是通过金融手段，而直接的转走中国资金，干了买办资产阶级不能干的勾当。
　　这些身在中国，管理中国资本的金融官员，吃里扒外，与外国某些机构狼狈为奸互相勾结，用他们对于资本市场操持的专业经验，通过各种手法，游走于黑白两道之间，把中国资本转移到外国，变成地地道道的外国资本。当他们在干着金融汉奸勾当的时候，头上还戴着部级官员的帽子。他们不但欺骗了党和国家，也欺骗了人民。在他们身后，还有谁也在做比姚刚更大的金融汉奸，相信不要多少时间，更大的金融汉奸将会浮出水面。
　　在旧中国人们穿着十分寒暄得时候，买办资本家就穿着西服打着领带，让人们一眼就看出他们是为外国资本服务的。现在的金融大佬，他们本身就是金融界的官员，该更好的管理的中国资本，却干着人面兽心的勾当，让国家资本看似合法的或是半合法的或是根本不合法的变为外国资本。在这样的过程里，金融汉奸已经失去了作为一个中国金融高管的底线。管理国家金融资本的出卖国家金融资本，就是金融汉奸最卑鄙的地方。这些高管拿着卑鄙的通行证，在中国金融领域长期行走，给中国金融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如同经济界专业人士说的那样：国家是利益的共生体，因此和外国资本合作捣鬼，往往结果特别凶险。他们的目的就是搞垮中国资本市场，而自己投入外国资本的怀抱。这些人才是我们应该谴责的经济汉奸。
　　这就是王岐山要收拾金融汉奸的理由。
[来自 - 辽宁沈阳]：
按着列宁和毛主席的论断，美帝正处于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已经脱离了资本主义的大机器 ...
所以近平同志一上来...就整军备战，....是一名合格的马列主义者，毛主席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来自 - 辽宁沈阳]：
& && & 虽然，土耳其人口中98%是穆斯林，但这个国家迥异于其它伊斯兰国家。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它正在申请加入欧盟。最关键的是，土耳其人传承了突厥人的血脉。
　如果说，以色列是美国插在中东的一枚钉子;那么，土耳其就是美国埋在欧亚大陆板块结合部的一颗地雷。请大家重新认识一下伊斯兰世界：突厥人才是逊尼派穆斯林真正的大哥;波斯人才是什叶派穆斯林真正的大哥。当俄罗斯联合伊朗在叙利亚向逊尼派小弟(ISIS)大开杀戒的时候，逊尼派的大哥当然不会坐视不理。况且，这个大哥是入了帮(北约)的大哥，大哥身后还有更大的大哥罩着呢。普京太猛，孤军深入，踩着雷了。
　　土耳其素有伊斯兰法西斯的美誉，此国之凶狠非同寻常。这个曾经以狼为图腾的民族，一度曾经是大唐的劲敌，后被大唐驱逐至中亚，后皈依伊斯兰教。近代以来，俄罗斯崛起，俄罗斯南下的劲敌就是突厥，漫长的较量过程中俄罗斯逐渐占了上风。随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土崩瓦解，突厥作为民族终于破裂为碎片，突厥结束了曾经的光辉岁月。在大唐至今的漫长岁月中，突厥人从未停滞过征讨和杀戮。但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不能永远依靠征讨和杀戮。至今，土耳其仍念念不忘突厥帝国的迷梦，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根深蒂固。近年来，此主义再次膨胀，开始祸害我国的新疆。泛突厥主义，恰恰成为了中西亚恐怖主义的思想源泉。中西亚的乱局，土耳其当然功不可没。未来，欧亚一体化，土耳其将成为最大的不确定因素。
　　近代以来，中国与土耳其鲜有交集。抗美援朝期间，我志愿军歼灭了联合国军中的土耳其旅。前些年，我辽宁舰的前身路过土耳其，曾经被百般刁难并敲诈了买路钱。近年来，中土关系改善，经贸往来热络。但是，中土并无重大利益攸关，中土关系相比美土关系，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当代人，特别是当代中国人，并不了解土耳其这个国家。突厥人，是不可能甘居人下的。土耳其愿意做美国的马前卒，是想在中、欧、俄大国间崛起为第四股势力。在这一点上，美国对土耳其有着深切地期待。土耳其地理位置无可替代，北抗俄罗斯南下，东阻中国西进，西止欧盟东扩。可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幸也不幸，土耳其遇到了韬光养晦的中国，中国尚无经略中西亚的战略思维。所以，土耳其现在可以轻松地在俄罗斯身上试剑。毕竟，正在崛起的突厥人，遇到了尽显疲态的俄罗斯人。普京，真是太为难你了。
　　至于，我亲爱的祖国，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的小文章《大路朝西》，莫名其妙地被拆解成“一带一路”。看不懂：我泱泱中华，还需要为谁带路。大路朝西，出新疆，过阿富汗，过伊朗，过土耳其，就到欧洲了。欧亚之近，超乎常人之想像。欧亚一体化，意味着重建陆权，更意味着海权边缘化。海权边缘化，美元必然衰落。美国人经略中东，已经整整七十年了，战略意图明白而清晰。德意志第四帝国刚刚崛起，尚且无暇东顾。俄罗斯遭遇了败家子戈尔巴乔夫，两百年基业毁于一旦，普京只能望南兴叹。在这个星球最大的大陆板块上，唯有中国鸿运当头，可以随心所欲。然而，说什么好呢，长一点儿心眼吧!不争路权也就罢了，却非要跑到南海堆沙子玩。中西亚有七亿人等着用人民币，就是看不见。却非要争什么SDR，陪着本钱，搭着利息，满世界吆喝什么离岸人民币交易中心。行文须避讳，不妄议也罢!
　　既然如此，就请国人重温凯恩斯先生的结论：正是丘吉尔先生的无敌舰队摧毁了大英帝国。什么意思呢?真是大丈夫，就不要天天折腾哪些个钢铁玩具。再深一层，海权之争，埋葬了当代所有的新兴帝国(唯有美国例外)。马汉理论，是历史上最成功的疲敌战略，它使欧洲列强和日本统统地倒下了。甚至，已经捱过了世界大战的苏联仍然不能幸免被骗。我国，充塞了骗吃骗喝的各色门客，门客们能让共和国得以幸免被骗吗?
　　俄土冲突，乃至于中东乱局，是中国经略中西亚的千载良机。当然，这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千载良机，这也是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的最佳出路。当然，关键是，这里有天赐中华的陆权。阿富汗不足虑，伊朗由来已久，该是土耳其了。崛起或倒下，端在向西。
　　落笔处，意兴盎然。说又不得说，嘎然而止吧。
[来自 - 辽宁沈阳]：
对时代和时代主题的辨析...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说明时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大家来自不同部门和单位，都要从全局看问题，首先要看提出的重大改革举措是否符合全局需要，是否有利于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要树立全局与长远观念，不仅需要认清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同时迫切需要正确认识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科学判断时代性质，是制定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战略策略的根本依据，也是我们党进行社会主义政治和意识形态建设的最基本的指导原则。
　　何谓时代及时代主题?这是讨论当今我们所处时代必须首先要明确的。
　　人们用生产工具作为划分时代的标准，如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机电力时代甚至“互联网+”时代等;人们也用主要产业和产业的产值作为划分时代的标准，如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等。
　　马克思、恩格斯用占社会主导地位的阶级来确定和划分“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社会发展形态，并明确提出了“资产阶级时代”这一概念。列宁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指出：“这里谈的是大的历史时代。……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43页)按照列宁划分时代的标准，我们可以把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资产阶级细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商业资产阶级，二是工业资产阶级，三是金融资产阶级即金融帝国主义。同时相对应把资产阶级这一“大的历史时代”细分为三个较小的历史时代。一是商业资本主义时代，二是工业资本主义时代，三是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加速集中并日益融合为金融帝国主义时代。
　　依据列宁的思想，时代是在“世界历史”范围内按一定标准划分的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处在时代中心的特定阶级，即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发展方向和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处在时代中心的阶级本质的表现方式发生了改变，即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了改变，那么时代的主要特点即时代主题也会跟着发生改变。时代问题、时代主题或时代潮流，则是一定“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也就是一定时代的不同时期所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世界各种政治力量斗争的焦点。从时间上看，时代常常是比较漫长的历史阶段，而时代问题、时代主题或时代潮流，则由于“有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提到首位，成为主要的斗争形式”而转换。因此，时代与时代问题或时代主题有着必然的联系，但也有着本质的区别。时代规定着自身所特有的不易被人们所直接感知的时代性质的本质内涵，是时代问题或时代主题的上一个层次的问题，而时代问题或时代主题则是易被人们感知的特定时代性质的本质内涵的多样的外在表现形式。时代性质与时代问题或主题是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而不是并列关系，更不是相反。现在理论界有的同志把时代性质与时代问题或主题混为一谈，把时代性质的本质内涵与时代性质本质内涵的外在表现形式混为一谈，就有可能得出不正确的结论来。
　　列宁当时所讲时代的国际关系是围绕着战争与革命展开的，战争与革命是时代的主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形势虽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仍是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正是由于“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的演进，推动了社会主义阵营的诞生和第三世界的民族独立与民主解放运动，世界范围内阶级力量对比发生重要变化，为时代主题的转换、为“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到来提供了历史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正是由于“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的演进，国际资产阶级虽然仍然处在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性质，但国际资产阶级受到了极大的削弱，战争的力量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和平的力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随着苏共二十大后苏共对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逐渐脱离、背离，特别是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行径，战争的力量又得到了增长。还有，随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壮大，包括独立自主研发的“两弹一星一潜艇”的问世，随着美苏争霸和苏联对中国企图进行军事打击的企图而引起的中美关系的松动，随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逐步倚重，随着20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及发展中国家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始等等，总之由于这些“历史的合力”，国际力量对比和世界格局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使得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逐渐转换为和平与发展。邓小平毅然决然地抓住这一时机，力主集中主要精力，搞好中国国内的经济建设，搞好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在30多年内得到空前的大发展。
　　“战争与革命”、“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都是处在资本帝国主义或金融帝国主义这一相同的历史时代内不同时期的时代主题、时代问题。“战争与革命”和“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主题又属于对立统一相互转化的关系，处在既矛盾又统一并最终发生质的变化的历史运动之中。矛盾的核心或者说主要矛盾就是国际资产阶级与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当然，国际资产阶级与国际无产阶级在各个不同时期都有很多的表现形式，在世界范围内有“多种多样的层次”。矛盾的主要方面仍然是国际资产阶级。所以，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国际资产阶级即金融帝国主义依然处在时代的中心，当今时代依然是“资产阶级时代”这一大的历史时代，同时又是资产阶级这一大的历史时代中“金融帝国主义”这一相对小一点的历史时代，还要看到矛盾的运动和转化，看到金融帝国主义的相对下降与国际无产阶级的总体上升，看到由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就是我们对于时代性质判断的“两点论”。看不到前者，看不到国际资产阶级即金融帝国主义仍然很强大，我们就可能在时代性质判断上盲目乐观，急于跨越金融帝国主义时代。看不到后者，看不到国际资产阶级即金融帝国主义的相对下降与国际无产阶级的总体上升，看不到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趋势，我们就可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丧失信心，丧失对金融帝国主义本质的深刻认识和必要的警惕性，甚至重蹈苏联亡党亡国之覆辙。
　　在马克思主义的字典中，对于“战争与革命”、“和平与发展”，从来不是孤立、片面和静止地去理解，而是从矛盾运动、对立统一、相互转化中去理解。“战争与革命”、“和平与发展”都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进程中的不同斗争形式。正因为处于“大时代”之中的时代主题不会凝固不变，因此，何时转化、如何转化即转化的空间方向、方式和具体内容值得我们认真关注和研究。
　　如何对时代主题进行判断?邓小平一开始并没有使用“时代主题”这一提法，而使用的是“时代问题”。1984年10月邓小平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6页)日，邓小平又指出：“当前世界上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是有希望的，发展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同上书，第281页)虽然邓小平始终没有直接使用过“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这一提法，但在日他明确说：“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同上书，第296页)而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根据国际形势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围绕和平和发展两大主题，调整外交格局和党的对外关系，发展了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对外政策。我们在国际上的朋友更多了。”十三大报告中虽没有正面论述但已出现了“和平和发展两大主题”这一明确的表述。这说明，邓小平是赞成“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这一提法的。党的十四大报告又正式表述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其间历经党的十五大直至十八大，这一提法基本上没有变动。十八大的表述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
　　邓小平在日间接肯定“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之后，又多次强调了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主题中存在的问题。日，他在会见南方委员会主席、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时指出：“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同上书，第344页)日，邓小平又说：“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同上书，第353页)可以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同时也是当今世界所要解决的两大课题，更是跨入21世纪后我们所全力解决而尚未根本解决的两大问题。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这两大问题极有可能变得更为严重。
　　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主题”、“两大课题”和“两大问题”，决不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乃至更长一点的历史阶段所能轻易解决的。从一定意义上讲，西方强国只要主导着我们这个世界，这两大主题、两大课题和两大问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各种类型的战争就不可能完全避免。列宁的判断依然科学而准确：帝国主义是战争的策源地。冷战结束以来，世界范围内发生了10多起较大规模的局部战争，都直接间接与帝国主义大国有关。之所以说世界和平有希望，主要是说世界各国人民其中包括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广大人民对世界和平有着强烈的愿望和追求，对帝国主义的现象和本质的认识、对帝国主义是战争的策源地的认识都有不同程度的深化。另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处于衰退之中，世界多极化也在深入发展，美国称霸全球常常是力不从心。鉴于用“和平演变”的办法在苏联获得成功，它们近年来主要运用其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等霸权对其他国家搞“和平演变”、“颜色革命”，以达到永久称霸世界、掠夺世界之目的。正因如此，世界和平的整体总格局仍将会维持相当一段时间。
　　列宁认为，“世界资本主义现在(约从20世纪初开始)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或金融资本时代，是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474页)列宁之所以作此判定，主要是依据当时世界存在着以下三个基本矛盾：一是包括各国内部和国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二是各帝国主义国家和集团之间的矛盾;三是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随着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化，这些基本矛盾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深刻变化，决定着时代的性质和基本特征。
　　为了深刻理解列宁的时代思想，有必要重温列宁的相关论述。1914年，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完成了它所能完成的一切而转向衰落的这样一种状态”;“这是一个并非……虚构而是存在于实际关系之中的特殊时代”;“这个时代将延续多久，我们无法断言”。(《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36页)在1915年底和1916年初，列宁还明确指出：“典型的世界‘主宰’已经是金融资本。金融资本特别机动灵活，在国内和国际上都特别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它特别没有个性而且脱离直接生产，特别容易集中而且已经特别高度地集中，因此整个世界的命运简直就掌握在几百个亿万富翁和百万富翁的手中”。1916年初，列宁又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在各先进国家里，资本的发展超出了民族国家的范围，用垄断代替了竞争，从而创造了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一切客观前提”;接着，他在1916年上半年写的著名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十分明确指出：“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的、很高的阶段，资本主义的某些基本特性开始转化成自己的对立面，从资本主义到更高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过渡时代的特点已经全面形成和暴露出来的时候，资本主义才变成了资本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一般特性，就是资本的占有同资本主义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或者说生产资本相分离，全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及一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的人相分离。帝国主义，或者说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142、254、400、374页)笔者认为，列宁当年在这里所说的帝国主义就是金融帝国主义的简称;列宁当年所说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就是金融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的简要表述;我们常说的当今世界仍然处于帝国主义时代，就是当今世界仍然处于金融帝国主义时代。也正因如此，我们说，如果使用列宁的 “金融帝国主义”这一提法，将有助于我们更加直接、更加深刻地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有助于深刻认识当前在全球范围内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和当今世界上所发生的各种主要事物的本质，有助于科学地找到应对的战略举措。
　　重温列宁上述论述，我们还可以对迄今为止的资产阶级的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帝国主义这三个时代作如下分析：在商业和工业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均处于上升时期。尽管它野蛮、冷酷、无耻，但它打破封建藩篱，到处开拓市场，推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对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随着金融帝国主义这一时代的到来，从总体上来说，资产阶级则逐渐步入了寄生、腐朽、反动和没落的历史阶段。
　　当今时代无疑仍然处于金融帝国主义时代。但这决不是历史的终结。我们之所以说当今时代仍然是列宁当年所说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代，而不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要是二战之后，特别是苏东剧变以来，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指出的世界的三个基本矛盾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都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并在新的形势还有所激化。由于社会主义国家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缓和了，但都没有消失;国际垄断资本有了新发展，其间的矛盾有了新的表现。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由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原有殖民地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的风起云涌，迫使帝国主义采取了新的剥削和统治方式，从而矛盾转变为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这种新的表现形式。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国际上曾经集中表现为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之间的矛盾，表现为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又主要表现为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各国又表现为贫富两极的急遽拉大。现在，以发达国家为代表的金融帝国主义正在世界范围内忙着“收获”其金融霸权所“创新”的金融及其各种衍生品的暴利。当金融帝国主义把全球几乎所有财富都数据化为金融及其衍生品并装入自己私囊之后，生存权遭到最终剥夺的全球占绝大多数的人们，必然要叩问全球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的合理性与正义性。在这种情势下，资本要么忍痛改良，相对缩小仍在急遽拉大的贫富两极分化，在权宜之计下增加社会相对的有效需求，以推迟自己的灭亡;要么在当下就激起广大人民的强烈反抗，开始走向死亡之路。而改良，仅仅是延缓死亡的策略而已。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我们说，金融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随着金融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随着各种基本矛盾的激化，无产阶级革命必然是如影相随，接踵而至。前几年发生的以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为代表的政治行动，便是这一矛盾重新尖锐的突出表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个决定时代性质的根本矛盾并没有消失，反而在特定条件下有所激化，这更加彰显了资本帝国主义时代的存在。尤其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发展，使美国成为剥削、掠夺全世界的唯一金融霸权和超级帝国主义国家，并在世界上引发一次又一次金融危机，其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为摆脱这些危机，它们首先要把这些危机转嫁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甚至是一些发达国家。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已经在这么做了，并且已经获得很大成功。与此同时，它们还会并必将继续在世界各国、各地进一步挑起各种各样的冲突、战乱，甚至赤裸裸地对外发动战争，其寄生性、腐朽性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代是长期的，其进程不仅是曲折的，有时甚至会发生逆转。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中，社会主义革命有迅速发展时期，也有消沉时期。这种现象，既会在一国革命中发生，也会在世界范围发生。因此，不能把当前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处于消沉时期的这一现象，看成是时代的根本性质改变了，甚至要告别革命，它仅仅是时代不同发展阶段上主题的变化。列宁说，“无产阶级的策略都要考虑到人类历史的这一客观必然的辩证法”，“要利用政治消沉”时期“来发展先进阶级的意识、力量和战斗力。……并使这个阶级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日子到来时有能力实际完成各项伟大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78页)
　　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高新技术革命的加速推进，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与资本主义盘剥发展中国家的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进而使得时代主题或时代特征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对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我们一定要清醒认识。应该说，2008年底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就是世界各国人民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进一步推进世界多极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大好时机，是进一步昂扬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大好时机。但是，也不能据此就认为时代的根本性质发生了改变。
　　几年前，有的同志提出“当今世界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的观点。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如前所述：时代和时代问题、时代主题或时代潮流尽管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但是，两者所特有的内涵和特指的范畴都是特定的。作为子系统的时代的问题、时代的主题或时代的潮流不能随意顶替作为母系统的时代。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一是充分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愿望;二是明确提出了中国人民为之奋斗的任务和目标，以及实现任务和目标所应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三是指明了在大的时代背景中，有可能争取到的甚至是有可能利用的时代主要特点的历史机遇。正因如此，我们说，邓小平不仅坚持而且还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时代主题的思想。在谈到和平与发展时，邓小平都称之问题;当然，如前所述他也赞同“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的提法。但是，时代和时代主题是不应混淆的，也是不能随意顶替的。
　　提出“当今世界是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同志的主要理由之一是：和平与发展是相对于世界大战而言;只要不打世界大战，便可称之为和平与发展时代。但资本主义兴起后，仅有20世纪上半叶发生两次共10年的世界大战，那么，除这10年外，是不是都叫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美苏冷战对峙时期，特别是两个霸权主义国家倾其国力进行战备的准战争时期是叫和平与发展时代还是叫什么?处在战争时期的朝鲜、越南、波黑、南斯拉夫、巴基斯坦、以色列、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等和我国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时，算不算处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察、理解和判断时代，不应机械地从战争进行时间的长短和两个战争间歇期的长短来确定。毫无疑问，战争与和平都有不同阶级和力量的主导即性质的不同，又是对立统一和质变与量变的关系。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从时间而言，从整体而言，相对温馨的和平时期是常态，而血与火的战争却是短暂甚至极其短暂的。但是战争一旦发生，既会给一个国家、民族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在一定条件下又可以导致一个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新生。这正如同经济危机与经济发展时期一样，经济发展是常态，经济危机是非常态，但经济危机的发生，可能会对一个国家、民族和人民造成较长甚至很长时段的苦难，又可能促使一个国家、民族和人民走向觉醒和振兴。
　　还有的同志认为“对时代的判断，源自对时代特征的深入分析”。这实质上是颠倒了时代与时代特征的决定与被决定作用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是时代决定时代特征，而不是时代特征决定时代。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来没有否定当今世界时代的性质仍然是帝国主义的时代。而恰恰相反，他们都直接间接肯定了这一时代的本质没有发生改变。1969年3月，毛泽东在召集有关人员的碰头会上明确指出：“列宁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现在还是帝国主义时代”。(《毛泽东年谱》〈第6卷〉，2013年12月第1版，第233页)而早在日，邓小平在会见拉丁美洲12国兄弟党代表团的讲话中就指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对时代的分析，这个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不同的解释，发生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这个论断合不合用的问题。我们的观点概括说，列宁的论断并没有过时，帝国主义特征没有改变”。(《邓小平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1562页)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另一个重要成员陈云在1989年十分明确指出：“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和侵略别国、互相争霸的本质，是不是过时了?我看，没有过时。”“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这个问题，到了大呼特呼的时候了。”(《陈云文选》，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卷，第370页)江泽民同志在2000年也明确指出，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由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人民日报》日)2005年，胡锦涛同志指出：“要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时代的主旋律”，“同时，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人类实现普遍和平、共同发展的理想还任重道远。”(《人民日报》日)2013年3月，习近平同志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指出：“这个世界，人类依然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明显升温，地区热点此起彼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军备竞争、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依然任重道远。”(《人民日报》日)上述论断，都直接间接肯定了当今世界仍然处于帝国主义时代。
　　从一定意义上讲，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列宁所说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总资本家”的时期正在发生新变化，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各资本主义强国的国家机器，都已不是自身完全意义上的全部“法人”，它们正在进一步强化为国际垄断资本的奴仆和代理。真正主导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秩序的是操纵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以极少数人为主导的日益联合成为一体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北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与各资本主义强国的政权，一起构成了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联盟的“新型全球性的国家机器”。这一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内部，当然同样会相互“倾轧”、“争霸”，但是他们也会直接结成鲜为人知的神秘组织，运用各种方式控制甚至直接操纵各种国际组织，以达到极少数人永久掌控和享用世界上愈来愈少的各种资源之目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明晰地看到，列宁所讲的“金融帝国主义时代”是特指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和各种矛盾积累激化到一定阶段并由此向新的社会形态过渡的一定历史时期。金融帝国主义决不是一种暂时现象和政策，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个特殊的也是最高即最后的阶段。尽管时代的主题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但当今帝国主义时代的本质并没有任何改变。如果轻易认为时代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把“和平与发展为主题”错误地等同于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虽然可能是良好愿望使然，但这必然会犯急于跨越社会大的发展阶段即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左派”幼稚病或其它什么错误，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认清当前仍在深化的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找不到正确的应对之道。如果在时代性质及时代主题上发生误判，将会对“党和国家的全局事业”、“长远事业”，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带来重大的消极影响甚至犯下不可挽回的颠覆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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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立案调查中信、国信证券:涉嫌违反证券公司监管条例
　11月26日晚间，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600030)和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002736)相继发布几乎相同的公告称，因公司涉嫌违反《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相关规定，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通知书。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两家券商还表示，将全面配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调查工作，同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此外，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
　　可见的是，今年以来，中信证券风波不断。
　　证监会立案调查中信、国信证券　　6月A股市场大跌，在国家队强力救市之后，中信证券多位高层因涉嫌内幕交易陆续被调查。
　　今年以来，中信证券已有11人被调查，半数为执行委员会成员(中信证券最高经营管理机构)，其中包括总经理程博明。
　　11月25日，中信证券还因场外衍生品月报数据错误被中国证券业协会(简称：中证协)点名。
　　中证协称，中信证券场外衍生品月报数据中，互换业务累积虚增10633.63亿元。此后，中信证券紧急回应，这是因为系统升级造成对外报送个别信息错误，当前，公司互换业务的规模不超过400亿元。
　　除此之外，中信证券还经历了最高层领导的人事调整。
　　11月17日，中信证券召开内部中高层会议，会上宣布公司董事长王东明因年龄原因，提出将不再参加第六届董事会的董事候选人提名。
　　至此，中信证券成立20周年后，在中信证券任职13年的董事长王东明宣告退休。而现任中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的张佑君有望接棒。
　　此前的10月23日，中信证券“20岁生日”的前两天，王东明领导的执行委员会在致全体员工的公开信中称：“今年公司经历了重大考验，希望20岁生日成为公司新的起点。”
　　而国信证券自A股暴跌后也大事不断。
　　10月23日下午，国信证券公告称，现年49岁的国信证券总裁陈鸿桥当天不幸去世。据多家媒体当时报道，陈鸿桥是在深圳家中“自缢身亡”。
　　国信证券公告中并未提及陈鸿桥去世的原因，但市场也有颇多猜测。从工作经历来看，陈鸿桥担任过深交所副总经理一职，是时任深交所总经理张育军的副手，而官至证监会主席助理的张育军在此之前已被调查。
　　11月26日收盘，中信证券A股报19.89元，跌1%;国信证券报21.62元，跌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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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大学教授谈军改：未来可能改成方向性战区，如东西南北...
想必你还记得9月3日大阅兵那天，习近平宣布裁军30万。海内外舆论对这件事的直接反应是，谁是这30万人?
　　如今人们知道，与刚刚召开的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上透出的信号相比，这事都不算大。因为，问题的核心如今变成了，中国的军队改革迈出了多大的步子?
　　负责任的告诉你，很大。大到侠客岛(ID:xiake_island)刚跟国防大学军队政治工作教研室副主任公方彬教授聊完，就意识到，这是一次真正的转折，一个你完全不能错过的消息。
　　9月3日，抗战阅兵现场。　　问：这次军队改革准备了多久？
　　答：实际上，早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方案中，就把军队改革一揽子纳入了。习近平说的也很明确，要把军队改革纳入整体改革方案。过去军队改革往往独立进行，这次强调的则是统筹问题、协调问题，因为军队改革不是独立于社会之外的，比如裁军30万员额，如果社会不能解决这些人的出路问题，那没法进行。基于这个考量，把军队改革纳入了三中全会，也体现出习近平的改革都是一揽子考虑，从来不是单打独斗。
　　问：这次军队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答：这次改革就是要实现强军目标。要做到中国走向哪里，中国的军队力量就能到哪里;中国升到多高的位置，中国的军队水平就有多高。这是中国梦之下的强军梦，也要以强军梦来支持中国梦。习近平上任之后明确提出来了强军目标。
　　问：如何看待这次改革的意义？
　　答：我把这次改革视作我军自建军以来的第二次重大飞跃。第一次飞跃是古田会议，毛泽东主席在会议上解决了中国要政治建军的问题，从此之后这个军队就是一支人民的军队，和旧社会军队、其他国家军队有了根本的区分。
　　现在是要在人民军队基础上，建设一支大国军队。这是中国大步走向世界过程中，军队建设的一次历史性飞跃。
　　问：如何通过改革成为大国军队，会借助发达国家经验吗？
　　答：这次的改革将是中国经验和世界经验的有机结合。
　　一方面，党的领导是特色，这个保持不变。另一方面，你会看到，这次改革所有的建构都借鉴了世界上先进的经验，在开放、解放的理念指引下，把世界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军、俄军的经验都吸收进来了，是一次真正跟国际接轨的改革。
　　这样下来，我们军队一定能将两个方面的优势全部发挥出来，虽然改革一定会很困难，但未来的空间不可限量。我们可以预期的是，一支有中国特色的、非常有战斗力的大国军队。
　　问：说说裁军30万吧，自大阅兵时宣布以来，外界猜测不断，与以往的裁军有区别吗？
　　答：有重大区别。建国之后，我们国家由战争到了和平，从战争年代的六七百万军队，到改革开放之后一直在裁军，其主要目的都是“减人”。这次可不一样，是在体制编制调整、改革过程中，自然而然的需要减人，也就是说，这次不是“为人而来”，而是“为体制而来”，裁军只是副产品。正因如此，这次裁军比那三次既伟大又艰难。
　　从历史观和方法论的角度来讲，没有一支军队是固守不变的，但是每个时期的改革步伐、深度不一样。
　　问：今天的会上说，以后要形成“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格局，可否解释一下？
　　答：“军委管总”很好解释。以前中央军委借助四个总部执行决策，主要具有决策力，这次直接强化了中央军委的执行力，并将这种执行力坐实了。以前做出什么决策，都是四总部分别落实。改革之后，中央军委的统筹领导能力会加强。
　　“战区主战、军种主建”，事实上将政军分开了。原来我们的军队建设思路是一揽子统管，结果领导的精力都被事务性工作占据，很难拿出精力来研究作战，这下他们可以做深入研究了，因为事务性的工作将由部队管理来解决。
　　划分战区的做法也是大国军队的必然选项。过去划分七大军区，给人的印象是主要用于地域防范，把防御范围固化在一个区域，我估计未来有可能改成方向性的战区，比如东、西、南、北，这样划分就不是针对哪个具体的国家、职能或者力量了，而是直接看是从哪个方向来，这样我们的战区就不是为了特别应对谁而存在的。这就有了大国胸怀、大国范儿，军队的性格和品格也就出来了，不会再像过去那样主要被区域文化所塑造。
　　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就有了走向世界的底气。你要知道，随着中国日渐强大，已经没有哪种力量能够颠覆中国，外国军事力量打过来的概率不大，所以我们的胸怀必须是建立一支国际层面的军队，为维护世界和平而贡献力量。里外都在变，观念行为也都在变。
　　这样的改革，也能让战区内的陆海空军真正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有机体。现在七大军区里，尽管空军、海军人员可能会兼任副司令员，但是很难调动，相对来说不是一个有机的组合，毕竟谁管人财物我听谁的。未来不是这样的，未来是各种军种的结合，战区考虑的是怎么调动、怎么打仗，空军、海军规划发展人事、后勤和装备等。
　　问：您估计，这次改革设定的2020年时间表能完成吗？
　　答：这次要求很严，我们应当抱有信心。你注意看，这次改革不是要完成任务，而是以政治纪律的要求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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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大学教授谈军改：未来可能改成方向性战区，如东西南北...
想必你还记得9月3日大阅兵那天，习近平宣布裁军30万。海内外舆论对这件事的直接反应是，谁是这30万人?
　　如今人们知道，与刚刚召开的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上透出的信号相比，这事都不算大。因为，问题的核心如今变成了，中国的军队改革迈出了多大的步子?
　　负责任的告诉你，很大。大到侠客岛(ID:xiake_island)刚跟国防大学军队政治工作教研室副主任公方彬教授聊完，就意识到，这是一次真正的转折，一个你完全不能错过的消息。
　　9月3日，抗战阅兵现场。　　问：这次军队改革准备了多久？
　　答：实际上，早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方案中，就把军队改革一揽子纳入了。习近平说的也很明确，要把军队改革纳入整体改革方案。过去军队改革往往独立进行，这次强调的则是统筹问题、协调问题，因为军队改革不是独立于社会之外的，比如裁军30万员额，如果社会不能解决这些人的出路问题，那没法进行。基于这个考量，把军队改革纳入了三中全会，也体现出习近平的改革都是一揽子考虑，从来不是单打独斗。
　　问：这次军队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答：这次改革就是要实现强军目标。要做到中国走向哪里，中国的军队力量就能到哪里;中国升到多高的位置，中国的军队水平就有多高。这是中国梦之下的强军梦，也要以强军梦来支持中国梦。习近平上任之后明确提出来了强军目标。
　　问：如何看待这次改革的意义？
　　答：我把这次改革视作我军自建军以来的第二次重大飞跃。第一次飞跃是古田会议，毛泽东主席在会议上解决了中国要政治建军的问题，从此之后这个军队就是一支人民的军队，和旧社会军队、其他国家军队有了根本的区分。
　　现在是要在人民军队基础上，建设一支大国军队。这是中国大步走向世界过程中，军队建设的一次历史性飞跃。
　　问：如何通过改革成为大国军队，会借助发达国家经验吗？
　　答：这次的改革将是中国经验和世界经验的有机结合。
　　一方面，党的领导是特色，这个保持不变。另一方面，你会看到，这次改革所有的建构都借鉴了世界上先进的经验，在开放、解放的理念指引下，把世界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军、俄军的经验都吸收进来了，是一次真正跟国际接轨的改革。
　　这样下来，我们军队一定能将两个方面的优势全部发挥出来，虽然改革一定会很困难，但未来的空间不可限量。我们可以预期的是，一支有中国特色的、非常有战斗力的大国军队。
　　问：说说裁军30万吧，自大阅兵时宣布以来，外界猜测不断，与以往的裁军有区别吗？
　　答：有重大区别。建国之后，我们国家由战争到了和平，从战争年代的六七百万军队，到改革开放之后一直在裁军，其主要目的都是“减人”。这次可不一样，是在体制编制调整、改革过程中，自然而然的需要减人，也就是说，这次不是“为人而来”，而是“为体制而来”，裁军只是副产品。正因如此，这次裁军比那三次既伟大又艰难。
　　从历史观和方法论的角度来讲，没有一支军队是固守不变的，但是每个时期的改革步伐、深度不一样。
　　问：今天的会上说，以后要形成“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格局，可否解释一下？
　　答：“军委管总”很好解释。以前中央军委借助四个总部执行决策，主要具有决策力，这次直接强化了中央军委的执行力，并将这种执行力坐实了。以前做出什么决策，都是四总部分别落实。改革之后，中央军委的统筹领导能力会加强。
　　“战区主战、军种主建”，事实上将政军分开了。原来我们的军队建设思路是一揽子统管，结果领导的精力都被事务性工作占据，很难拿出精力来研究作战，这下他们可以做深入研究了，因为事务性的工作将由部队管理来解决。
　　划分战区的做法也是大国军队的必然选项。过去划分七大军区，给人的印象是主要用于地域防范，把防御范围固化在一个区域，我估计未来有可能改成方向性的战区，比如东、西、南、北，这样划分就不是针对哪个具体的国家、职能或者力量了，而是直接看是从哪个方向来，这样我们的战区就不是为了特别应对谁而存在的。这就有了大国胸怀、大国范儿，军队的性格和品格也就出来了，不会再像过去那样主要被区域文化所塑造。
　　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就有了走向世界的底气。你要知道，随着中国日渐强大，已经没有哪种力量能够颠覆中国，外国军事力量打过来的概率不大，所以我们的胸怀必须是建立一支国际层面的军队，为维护世界和平而贡献力量。里外都在变，观念行为也都在变。
　　这样的改革，也能让战区内的陆海空军真正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有机体。现在七大军区里，尽管空军、海军人员可能会兼任副司令员，但是很难调动，相对来说不是一个有机的组合，毕竟谁管人财物我听谁的。未来不是这样的，未来是各种军种的结合，战区考虑的是怎么调动、怎么打仗，空军、海军规划发展人事、后勤和装备等。
　　问：您估计，这次改革设定的2020年时间表能完成吗？
　　答：这次要求很严，我们应当抱有信心。你注意看，这次改革不是要完成任务，而是以政治纪律的要求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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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四海近平 于
10:35 编辑
哈梅内伊称美国用性和金钱渗透伊朗，目标为精英、决策者等....
　　据路透社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于当地时间25日表示，美国正在用性、金钱和西方生活方式对伊朗决策精英阶层进行渗透。
　　“渗透主要使用两种手段：金钱和性诱惑。他们用这样的手段来改变信仰、观点和生活方式，以达到受影响的人像美国人那样进行思维的目的。”哈梅内伊称。伊朗国家电视台播放了哈梅内伊的讲话。
　　“这种渗透的主要目标是精英阶层、有影响力的人以及决策者。这也是为何渗透如此危险的原因。”哈梅内伊在对伊朗伊斯兰武装力量动员队(Basij)的官员们讲话时称。
　　路透社的报道称，为打击西方渗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已经开始对部分艺术、新闻界人士以及美国公民进行“围捕”。
　　《今日俄罗斯》(RT)指出，尽管美国和伊朗于今年7月在德黑兰达成核协议，但两国之间的关系仍处于紧张状态。就在两国达成协议后不久，哈梅内伊就表示，伊朗仍与“傲慢”的美国在中东政策上无法达成一致。因此并不会改变对华盛顿的态度。
　　就在11月初，由于“不良影响”，伊朗还禁止了所有美国消费品。在伊朗的超市里已不见可口可乐或是箭牌口香糖的踪影。
　　据当时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工矿贸易部部长内马特扎德赫(Mohammad Reza Nematzadeh)表示，这一决定源自于哈梅内伊在一封信中对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的指示。
　　哈梅内伊表示，在7月与世界大国达成的核协议，应该帮助伊朗经济更加独立，而这一景象早应该在几年前就发生。哈梅内伊所致的经济独立包括促进国家生产以及对美国进口产品进行检查。鲁哈尼表示，他将遵守这一指示。伊朗媒体报道称，哈梅内伊在与学生会面时，还提及了“美国仍是伊朗主要的敌人”。
　　伊朗是伊斯兰国家，虽然在形式上是共和国，选举总统，但主要权力由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掌握。
　　现年76岁的哈梅内伊是伊朗革命的关键人物之一，曾于1981年当选该国总统，也是首位出任该职的神职人员。1989年，他被负责选择伊朗最高领导人的专家会议选举为新领袖，接替去世的宗教领袖霍梅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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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滑向腐败深渊 根本原因是政治上变质!!!
　　湖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李鸿忠。&&图片来自网络　　将党纪国法混淆，既不能保证党纪的运行，也会践踏国法尊严。只有坚持纪法分开，才能使党规党纪与国家法律既各司其职、分工协作，又配套联动、相得益彰，形成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合力。
　　记者：党纪笼子比国家法律笼子的眼儿更小、标准更严。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遵循管党治党的规律，坚持纪严于法、纪法分开、纪在法前，请您谈谈对此的理解。
　　李鸿忠：新修订的《准则》和《条例》遵循管党治党的规律，坚持纪严于法、纪法分开、纪在法前，是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建设、强化党内监督的制度保障，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纪律保证。
　　第一，坚持纪法分开蕴含了辩证思维。一方面，纪和法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党纪国法、遵纪守法、违纪违法，纪与法都是连在一起的。但同时，纪法约束的对象不同、标准不同。党的纪律是党组织和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而国家法律体现的是国家意志，约束和规范的对象是全体公民和法人。另一方面，纪法又统一于依法治国大背景。没有党规党纪，国法就很难保障。将党纪国法混淆，既不能保证党纪的运行，也会践踏国法尊严。只有坚持纪法分开，才能使党规党纪与国家法律既各司其职、分工协作，又配套联动、相得益彰，形成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合力。
　　第二，坚持纪严于法彰显了党的先进性。党是肩负神圣使命的政治组织，党员是有着特殊政治职责的公民，必须接受更加严格的纪律约束。有些事情，普通公民可以做，党员就不行。入了党，就意味着要多尽一份义务，就得在政治上讲忠诚、组织上讲服从、行动上讲纪律。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决定的。只有坚持纪严于法，才能突出强调党员和党组织区别于普通公民的政治责任，唤醒全党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党章党规党纪意识。
　　第三，坚持纪在法前体现了抓早抓小。坚持纪在法前，就是要把纪律作为管党治党的尺子，并用之严格衡量党员干部的行为，有苗头就提醒，有问题就纠正，有违纪就查处，从小毛病抓起，在小问题上就严起来，使党员干部心有所戒、行有所止，做到抓早抓小、动辄则咎。只有坚持纪在法前，才能用纪律管住大多数，把“病毒”和“虫害”消灭在萌芽状态，防止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小错酿成大祸。
　　把纪律和规矩挺在法律的前面，让纪律和规矩成为带电的高压线架在法律的前面，能督促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坚持底线思维，敬畏纪律，守住底线，防微杜渐，防止小错酿成大错、违纪走向违法，从源头上阻断不正之风和腐败滋生的通道。
　　记者：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一些党员领导干部观念认识上和监督执纪实践中尚存在纪法不分、纪法混淆的情况。请问您如何看待实现纪法分开的现实意义?
　　李鸿忠：实现纪法分开的现实意义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适应了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相统一的要求。法律是治国之重器，纪律是治党之戒尺。国因法而治，党因规而强。没有党规党纪，国法就很难保障。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同时，又要以严的标准要求党员、严的措施管住干部。党纪严于国法，把党纪挺在国法前面，既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保障。
　　二是适应了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统一的要求。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对执政党而言，纪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纪律。道德使人向善，是纪律的必要前提和基础;纪律用来惩恶，是道德的坚强后盾和保障。纪律不可能覆盖所有领域、一切方面，只有坚持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才能强化党员干部的自律意识，从根本上杜绝腐朽思想的滋生。既树立高尚的道德情操，又严明党的纪律规矩，才能让从严治党兼具道德感召力和纪律约束力，让制度运行在思想和道德认同的轨道上。
　　三是适应了治标和治本相统一的要求。加强纪律建设、实现纪法分开，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无数案例表明，领导干部往往是从破坏规矩、违反纪律开始，进而违法。纪法混淆，就难以体现党对党员的要求严于法律对普通公民的要求。把纪律和规矩挺在法律的前面，让纪律和规矩成为带电的高压线架在法律的前面，能督促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坚持底线思维，敬畏纪律，守住底线，防微杜渐，防止小错酿成大错、违纪走向违法，从源头上阻断不正之风和腐败滋生的通道。
　　大量案例表明，一些人之所以违纪违法甚至滑向腐败犯罪的深渊，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政治上变质。任何一名党员，不论职务高低、资历深浅，都必须自觉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凡是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行为，都要严肃查处。
　　记者：党规党纪是管党治党、建设好党的重要法宝。在新的形势下，如何掌握运用好这一法宝?
　　李鸿忠：党内法规是党的制度中的核心部分和高级形态，是党的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治党治本的作用。新形势下，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艰巨，我们必须充分运用好党规党纪这个管党治党、建设好党的重要法宝。
　　一要把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摆在首位。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的纪律。党纪“红线”不可逾越，政治“底线”不可触碰。大量案例表明，一些人之所以违纪违法甚至滑向腐败犯罪的深渊，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政治上变质。任何一名党员，不论职务高低、资历深浅，都必须自觉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凡是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行为，都要严肃查处。
　　二要充分释放党规党纪的力量。党内法规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贯彻执行法规制度关键在真抓，靠的是严管。要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宣传教育，使党规党纪刻印在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心上。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用监督传递压力，用压力推动落实，持续传导执纪必严的强烈信号。要始终保持惩戒的高压态势，对踩“红线”、越“底线”、闯“雷区”的，要坚决严肃查处，防止“破窗效应”。要健全问责机制，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把监督检查、目标考核、责任追究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执行党规党纪的强大推动力。
　　三要发挥领导干部的示范作用。依规管党治党，离不开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在执行党规党纪上要牢固树立“第一责任人”的意识，带头学习、遵守、贯彻、维护党规党纪，自觉当学习贯彻党规党纪的践行者、引领者;带头维护党规党纪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敢于担当、敢于较真、敢于斗争，确保把各项党内法规执行到位。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蕴含了点与面、量与质、惩与防、诛与教等深刻的辩证道理，为把纪律挺在前面、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基本遵循。运用好“四种形态”，核心在于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真正把管党治党的阵地前移到纪律防线上来。
　　记者：结合贯彻落实两项法规，请您谈谈湖北省在下一步的工作实践中怎样做到把纪律和规矩挺在法律前面，充分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李鸿忠：下一步，我们主要在三个方面下功夫：
　　一是压实“两个责任”。把握和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首先是对党委落实主体责任的要求。只有党委把主体责任担起来，才能最大程度调动各方面力量和资源，齐心协力把“四种形态”运用好。要强化担当精神，敢于坚持原则，敢于拉下脸来批评人，狠下心去处理人，真正做到有纪必依、执纪必严、违纪必究。要加大压力传导力度，对发现的落实“两个责任”不力问题要敢抓敢管，严抓严管，真抓真管。强化追责问责，以“不落实之事”倒查追究“不落实之人”，形成追责问责的强气场。
　　二是注重学思践悟。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蕴含了点与面、量与质、惩与防、诛与教等深刻的辩证道理，为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基本遵循。运用好“四种形态”，核心在于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真正把管党治党的阵地前移到纪律防线上来。要增强全局意识，正确把握“树木”与“森林”的关系，“拔烂树”、“治病树”，维护整个“森林”的健康生态。要增强纪律观念，把党纪这把尺子用到线索受理、初核、立案、调查、审理等各个环节，切实做到纪严于法、纪法分开、纪在法前。
　　三是突出执纪特色。积极转变监督执纪理念，突出“四个并重”：坚持查违法与全面盯违纪并重，将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内化为工作思路、上升为行动自觉;坚持查大要案与抓早抓小并重，摒弃“违纪是小节、违法才去处理”的惯性思维，把违纪问题作为执纪的主要内容;坚持事后查处与常态监督并重，着力在抓常、抓细、抓长上下功夫，确保监督的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管少数人与管多数人并重，顾全局、抓重点，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全方位履行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形成管党治党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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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讲话不容断章取义...
1、我看，现在又有人开始对习主席的讲话断章取义了。中国一些经济学家经常干这样的事情。比如，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中明明写着“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明明阐述的是如何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而绝无丝毫非此即彼的意味。但是，去看看各式各样“解读”，尤其是三中全会结束不久的一段时间，舆论几乎都在强调“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对“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只字不提。后来，是习主席反复完整使用正确的表述，市况才有所改观。
　　2、现在又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明明是说：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现在的大多数学者基本不说“适度扩大总需求”的问题，而只谈加大“供给侧改革力度”。甚至有言论说：中国经济将告别需求“兴奋剂”模式，官方经济思路转向供给侧;还有更甚者提出：供给侧改革核心是政府退出。是这样吗?难道习主席不是把“适度扩大总需求”当成拉动和稳定经济的、与“供给侧结构改革”平等的要件吗?难道“供给侧改革”可以离开正确的需求政策而独立存在?难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供给侧改革”是同一命题吗?
　　3、我不敢相信这是“有意而为”，但我们的学者能不能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央精神?能不能客观、真实、辩证地理解经济事务?至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们应当明白“供给与需求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需求政策没有供给政策的配合，中国经济结构很难转变，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很难实现;同样，供给政策没有需求政策的配合，供给政策也很难释放，甚至可能夭折。道理很简单，比如需求政策强调“三驾马车”，净出口先放到一边，但看内需部分：消费和投资。请问，这是不是结构转变的着力点?再想想，新的产品、新的产业，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哪个不需要投资?哪个不是为了创造新的需求?如果我们用紧缩货币政策压制总需求，那投资从何而来?消费又从何而来?
　　4、所以，我的理解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是“让投资更加有效，更加符合未来的需求，提升中国经济未来的潜在增长率”。但无论如何，一定存在“新投资、新方向、新经济”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从人类经济的发展历史看，但凡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投资不仅不可避免，而且通常的大规模挥霍资本的过程。这一点，无论是工业革命、还是互联网革命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请不要对习主席的讲话断章取义。理论上讲，供给和需求相辅相成，没有适度的总需求政策，供给端的政策也不可能获得有效释放;没有供给端的政策，总需求扩大也不可持续。
　　5、包括现在中央提倡的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你说他是供给政策还是需求政策?我认为，它至少是通过供给释放需求的政策，如果融资难、融资贵等总需求政策解决不好，会出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性循环?我看不可能，至少难度巨大。
　　6、再谈另一个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股权融资市场提供强大的支撑。因为，面向未来的经济选项，它成功的不确定，以及一旦成功所带来的巨大收益预期，这一定是股权资本的偏好，一定是股权投资者才可以接受的选项。所以，向爱护眼睛一样爱护中国的股市，建立健全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及其良性循环的制度规则，这无疑是中国政府必须加紧行动的当务之急。
　　7、所以，估计中国股市制度建设的大动作会很快展开，中国的投资者也该尽快完成自身的适应性调适。我认为，市场规则将更多地向着有利于长期投资的方向演进。
[来自 - 辽宁沈阳]：
听周总理谈反腐败...
　　四月二十七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原院长王天朝收受他人财物，共计现金人民币3500万元以及房产100套、停车位100个。听到这条消息我已经不奇怪了，我早就对这种大搞私有化而又大反私有观念、大量制造粪坑而又拚命打苍蝇式的反腐不感兴趣了，我感兴趣的倒是过去因多盖两套房就被停职的传闻了，那是1971 年美中友好协会会长韩丁先生与周恩来总理谈文革时的一段对话所披露的故事：
　　韩丁先生问周总理：文革的大方向是反对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对吗?
　　周恩来回答：是的。沙石峪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例子。它本来是一块不毛之地，除了石头以外，什么也没有。如今沙石峪人民在那儿耕作的泥土都是从别处运来的。我到那儿两三次。在文化大革命的六年中，沙石峪起了很大的变化。那儿的前党支部书记是农民出身，曾经做过乞丐，逃荒到了那儿。他领导人民开山造田。从土改起，通过社会主义合作社，到公社建立止，他在生产斗争的各个时期都领导沙石峪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虽然这个人从一开始就当领导，但由于胜利使他冲昏了头脑，他的思想被腐蚀而停留在某个阶段。在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以前，整个沙石峪就只有他自己的两个孩子上大学。这是一种特殊待遇，而这两个孩子的行动也表现出了他们是特殊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这使人们非常不满。大队队员起来造反，反对他的领导，我们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群众还反映了这样的意见。当这个村子开始盖房子时，规定每家造两套。这个大队长已有了两套，但他又给自己多造两套。一九六六年五月，当我和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到那儿去时，我发现了这个情况。我奇怪大队长的房子怎么会比别人的大出两倍。在紧接而来的热潮中，人们揭发了这件事，指责他们的大队长砍了村里的树替自己盖房子。
　　人们指责他这两件事是十分严肃的。大家把他从办公室轰出来，撒了他的党书记的职位。这是正确的。人们又进一步要把他清除出党，但这必须得到遵化县委的同意。六六年冬到六七年间，我第二次去遵化县时，听说他们还未决定他的党籍问题。在他的案件仍在考虑期间，他像大队别的社员一样劳动，要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然后在一批二斗三改造的运动中和在整党运动时期，他们决定保留他的党籍。最近我听说，人们决定恢复他的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职务。因为他曾经砍了村里的树去为自己盖房子——也就是说，他会为了私利滥用公共财产——那四套房屋已被没收作为公用。我不知道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
　　你如果到这样一个地方去，你就应当在那儿住上几天，设法了解整个过程。在文化大革命中，像这样的事件是非常普遍的。甚至在士地改革和社会主义革命最早实行的、已做好大量工作的地方，领导仍有时不免会犯错误。由此可见，在某些地方，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民主集中制掌握不好，如果人民不适当地监督领导人，如果不是真正走群众路线，特权就会兴起，那么一个党书记，就会变成土皇帝或地头蛇。他可以欺骗群众，要大家不顾私利，但他自己却成为一个官僚主义者，而且开始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萌芽”。所以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必须将它进行到底。而且还不能只进行一次。也许我们这一代人只见到一次，但这儿的这些年轻人(指着韩倞和弗莱德*埃恩斯特)可能再见到另一次。他们将有权参加。
　　在资本主义围堵我们时，由于中国这样大，这些问题是不可能在一次运动中得到解决的。最近，阿尔巴尼亚的同志们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说：“阿尔巴尼亚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中，而且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他们认识到，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内，阶级斗争不会停止。接受这种想法的人已经有相当多了。在中国，要几亿人民明白这个理论需要时间、教育和实践。
　　韩丁：人们是否需要在实践中获得考验呢?
　　周：是的。人人都必须受到考验。就拿河北南部丁陆谷大队吕玉兰的事来说吧。她十五岁就当上了大队青年团书记。十八岁入党并当上她所属大队的党支书。二十岁被选为劳动模范。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组织不相信劳动模范，并认为他们大都是假的。由于当时学校暂时停课，许多红卫兵就到她大队去煽动。他们贴出了大字报：“打倒吕玉兰”。当时城里的学生和当地的青年召集了许多批判会反对吕玉兰。她通过了道道关口。但她站得稳，后来被选为党支书。她参加了九大，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现在河北省委代表大会选了她当副书记。她现在只有二十八岁。
　　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另一位成员、候补委员纪登奎，是河南省委书记。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反对他的斗争有一百多次。但他经受了考验。他不是走资派，他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拥护者，所以在九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他是年轻的委员之一，没有一个领导干部没有经过这样的冲击。
　　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韩丁、卡玛丽达·辛顿夫人(韩丁的母亲)、雷州安(韩丁的妻子)、寒春(韩丁的妹妹)、阳早(寒春的丈夫)、卡玛(韩丁的女儿)、史克(卡玛的母亲)、阳和平(阳早和寒春的儿子)
　　注：韩丁，原名威廉·辛顿(Willam　Hinton)，出生于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雷丁镇人。早年毕业于康奈尔大学，1948年，以观察员身份随学校土改工作队来到山西省潞城县张庄村(今属长治市郊区马厂镇)亲历半年土改，深入考察，写出了著名的《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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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国家吉布提建首个海外军事基地
据美国海军学院新闻11月25日报道，美军非洲司令部司令确认，中国正在非洲国家吉布提建立一个前进军事基地，而该国目前已经存在法国、日本和美国的设施。对此，中国外交部与国防部都进行了回应。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表示，中国海外护航编队在补给与人员休整方面确实存在许多困难，有必要实施就近高效的后勤保障。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则称，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符合各国利益，也是中吉两国和世界各国的共同愿望，中方愿意也应当为此作出更多的贡献。
　　以下为国防部与外交部相关内容：
　　问：据报道，美国非洲司令部司令罗德里格斯称，中国将在吉布提建设军事基地，这将是中国在非洲首个军事基地。你能否证实？
　　外交部洪磊：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2008年以来，中国已派出21批护航编队，60余艘次舰艇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护航编队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官兵休整和食品、油料补给面临许多实际困难，确有必要实施就近高效的后勤保障。中国和吉布提作为友好国家，正就在吉建设保障设施事进行协商。该设施将更好地保障中国军队执行国际维和、亚丁湾和索马里海域护航、人道主义救援等任务。这对中国军队有效履行国际义务，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与稳定，具有积极意义。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　　问：据悉中方将在非洲国家吉布提建立一个后勤基地，能否对此进行证实？这是否将成为中国的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
　　国防部吴谦：中吉两国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双方开展了各领域的务实合作。需要说明的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符合各国利益，也是中吉两国和世界各国的共同愿望，中方愿意也应当为此作出更多的贡献。
　　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2008年以来，中方已派出21批护航编队、60余艘次舰艇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护航编队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官兵休整和食品、油料补给面临很多实际困难，确有必要实施就近高效的后勤保障。
　　中国和吉布提正就在吉建设保障设施事进行协商。该设施将更好地保障中国军队执行国际维和、亚丁湾和索马里海域护航、人道主义救援等任务。这对于中国军队有效履行国际义务，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具有积极作用。
　　国防部发言人吴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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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妄议中央并非发扬党内民主...
近期，《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妄议中央”作为违纪行为引发议论，不少人甚至将此看做“闭塞言路”。今天《人民日报》刊发署名韩慧的评论文章《认清“妄议”的错误和危害》。文章称，对于认识“妄议中央”需要正本清源、明辨是非。《条例》清晰地规定了在何种情形下妄议并且导致何种后果将给予何种处分，而并非对通过正当渠道和方式提出的正常建议加以压制。
　　文章称，党高度重视党内民主，但党内民主并不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民主，党内民主建设不能脱离党章，更不能违背党章。妄议者往往当面不说、背后乱说，会上不说、会后乱说，其所谓的民主充其量只是个人私利的表达和个人私欲的宣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也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
　　以下为文章原文：
　　最近，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把“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作为违纪行为。对此，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是拥护赞成的，但也不乏其他声音。有人认为这是“闭塞言路”，有人认为这是“压制言论自由”，甚至有人认为这是“否定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损害党内民主”。这些观点颇能迷惑一些不明就里的人，但实际上存在明显的偏颇和漏洞，是错误的。我们要正本清源、明辨是非，认清这些观点在理论上的错误和实践中的危害。
　　之所以说这些观点是错误的，首先在于其忽视了基本概念和具体语境。首先，从“妄议”的概念来看，“妄”即胡乱、越轨、虚妄、不实，由此引申开来，“妄议”则是指无中生有之议、歪曲事实之议、僭越规矩之议，显然专指“恶议”“假议”，而非“良议”“真议”。其次，从纪律处分条例的具体语境来看，“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的前提是“通过信息网络、广播……等方式”，其后续补充条件是“破坏党的集中统一”，前后贯通起来，清晰地规定了给予党纪处分的充要条件，即在何种情形下妄议并且导致何种后果将给予何种处分，而并非对通过正当渠道和方式提出的正常建议加以压制。只要明辨概念和语境，那种断章取义和偷梁换柱的观点自然不攻自破。
　　这些观点错误的原因更在于没有认识到“妄议”之错误所在。其一，以妄议取代批评意见。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优良作风和解决党内矛盾的基本方法，与之相伴的是治病救人的原则，亦即批评是建设性的。而妄议则是破坏性的、不负责任的，甚至是别有用心的，是动机不纯、方向不正、方法不当的批评，而不是追求真理、惩前毖后的批评，更谈不上自我批评。其二，以妄议偷换言论自由。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但任何自由都应以遵守法律为前提。党纪严于国法，党员领导干部更不能放纵自己的“言论自由”。对中央大政方针的批评和建议，有正当的表达渠道和表达方式，决不可将党组织视为可以任意发泄个人情绪的私人俱乐部。其三，以妄议冒充党内民主。我们党高度重视党内民主，但党内民主并不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民主，党内民主建设不能脱离党章，更不能违背党章。妄议者往往当面不说、背后乱说，会上不说、会后乱说，其所谓的民主充其量只是个人私利的表达和个人私欲的宣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也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
　　实践中，妄议中央大政方针造成的危害不容忽视。其一，破坏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源于共同的目标，也源于严明的纪律。新形势下，我们党肩负着崇高的历史使命，必须更加严明党纪。妄议中央大政方针导致党内纪律涣散、人心动摇，久而久之还会产生小圈子、小派系，严重破坏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其二，削弱党的权威和领导地位。一些人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时打折扣、搞变通，形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和“上下不贯通、政令中梗阻”的不良局面，损害了中央权威和党的执政能力。这些其实都与妄议中央大政方针有很大关系。
　　事实上，我们党一贯高度重视党内民主，高度重视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就拿《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起草来说，文件起草组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多次召开会议进行讨论修改，建议稿下发党内一定范围征求意见。对于批评和自我批评，习近平同志强调：“对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我们要大胆使用、经常使用、用够用好，使之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自觉、一种责任，使这个武器越用越灵、越用越有效果。”可见，把妄议中央大政方针要受纪律处分与发展党内民主、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对立起来，是完全错误的。
[来自 - 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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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海陆空联合作战，无缝对接，统一调配，不留死角，形成海陆空一盘棋。也必须从根本上更换只图享乐，毫无战斗意志的将领。更要清除被美帝收买的叛将，被腐败毒化了败军之将。启用真正的为党、为国、为人民的事业，而冲锋陷阵的真正的共产党员，才能真正达到强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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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卖国严重地侵蚀着党的执政地位，也被全国人民深恶痛绝。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年代越战越强，却在和平建设年代，不战而腐，因腐而乱，危机四伏，四面楚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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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着列宁和毛主席的论断，美帝正处于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已经脱离了资本主义的大机器生产，和生产力高度发展阶段。是利用金融掠夺和战争配合的最高级阶段，也是战争和恐怖疯狂上演的阶段。这个时候，我党总把自己的一厢情愿-和平发展挂在嘴上。显然是不符合逻辑的，也就是严重地违背了，恐怖动乱四起，战争频繁不断的事实。罔顾了客观动乱事实，去讲和平发展，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回避现实，去讲和平发展，是懦夫或傻子的行为。肯定不是一个高瞻远瞩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和真正的马列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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