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史
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史笔记&
今天要讲的题目很大——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史，题目大就难免会很空。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也只能大致了解一下这50年文学翻译发展的脉络。上节课讲了近现代文学翻译的一些情况，主要侧重点在具体人物和作品的研究上。今天我想换一种方式来讲，因为这些具体的事实，比如翻译家生平和翻译作品的情况，就算是讲了也很难记得住。能从宏观上把我这个时期的文学翻译史，对我们进一步学习和具体研究应该都比较有好处。至于那些具体的内容，大家可以参考我在后面所列的参考书。
一、中国文学翻译史的分期
首先，我们概括地来了解一下这五十年文学翻译史的发展情况。通常我们把这50年分为三个阶段。
建国至文革的十七年（6.5）
文革十年（6.10）
文革结束至21世纪初（）
这种分法是大部分文学翻译史著作的分法。这种年代划分是从政治历史的角度划分的，实际上，翻译活动是连续且就阶段划分也与政治事件有差别。其中，“文革”十年并不仅仅是十年，“文革思维”从1957年开始就逐渐形成了，到1980年代初依然有相当的影响。但是因为翻译活动本身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严重影响，根据历史进程进行翻译史年代划分也基本可以显示翻译活动的发展。
中国文学翻译的开端按一般说法，应是从清末开始。有的书说是从1870年开始，根据是1871年法国国歌的翻译。也有的书说是从郎费罗的《人生颂》翻译开始。也有的书干脆说是从1898年甲午中日战争结束开始的。
为什么要说从1898年开始呢？其实跟甲午战争并没有太大关系。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一年在翻译界发生的一些事情。1898年，流亡在日本的梁启超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并开始小说翻译实践，在其编辑的报纸（《清议报》）上发表。翻译家严复在这一年发表译作《天演论》。1898年到1949年新中国解放这一时期的文学翻译情况，上星期张瑄同学已经给大家做了介绍，这里我们就接着往下看。
从年的这50年的文学翻译，并不是直线发展的，可以说始终是和政治运动绑在一起发展或倒退的。
1950年代初期，翻译活动，尤其是文学翻译，得到很好的发展，算是一个小的高涨。但是从1957年“反右派”运动扩大化开始，文学翻译活动因为政治意识形态和当时文艺批评理论的影响，开始走下坡路。到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完全停顿。
从年，没有一本新的译著出版。极少再版和重印的外国文学作品也是被意识形态接受的经典作品、且都是俄苏文学和其他进步文学作品。
从年文革结束，由于周恩来的关心和毛泽东本人对文学作品缺乏的不满，文学翻译有所恢复。这一阶段有不少翻译作品是作为内部参考出版的，而且很多是摘译。“四人帮”利用文学翻译为其政治目的服务，以翻译过来的材料作用批判的证据，翻译成为纯粹的政治行为和政治工具。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文学翻译界，可以说整个文学界，都还没有完全摆脱文革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个时期的特色是译者一边翻译一边批判。一般译作的前面都有批判性的前言或序言。这种现象可以理解为，“译者为了不与主流意识形态或主流文化发生尖锐冲突的一种自我保护的翻译策略”。1983年出现了所谓的“清理精神污染运动”，出现反潮流批评，文学翻译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高潮随之而来，八十年代是中国文学翻译史上的又一次高潮。这一时期，思想得到了解放，文艺工作上也真正实现了百花齐放。文学翻译蓬勃发展，过去没有译介的外国文学作品基本都被翻译过来了。中国翻译文学基本跟上了世界文学发展的步伐。
也因此九十年代反而出现翻译文学出版减少的现象，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低谷期。到了世纪之交，文学翻译又开始勃发。像米兰·昆德拉和村上春树作品的译介，发行量都很大。另外一种现象就是当前国外畅销书在国内同步畅销的情况，像哈利波特、达芬奇密码这样的书很快就有了中文译本，并在国内市场走红，也是文学翻译蓬勃发展的一个现象。
以上是对这个时期文学翻译所做的一个纵览。
二、与文学翻译相关问题的讨论
在具体讲翻译历史之前，我们需要了解几个基本的问题。
2.1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的区别？
上一次讲了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的区别，那么，文学翻译史与翻译文学史之间存不存在差别呢？二者的区别又在什么地方呢?
“文学翻译史，顾名思义，其重点是描述和分析不同时期的翻译状况、翻译选择特点等。它以翻译事件为核心，关注的是翻译事件和文学翻译的历时性发展线索，阐释各个时期文学翻译的不同特征及其文化、文学原因。”
（查明建、谢天振，2007：14）
而査明建，谢天振（2007：11）在《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中对翻译文学的描述则为：“严格意义上的翻译文学史应该包括这样三个基本要素：作家（翻译家和原作家）、作品（译作）和事件（不仅是文学翻译事件，还有文学翻译作品在译入国的传播、接受和影响的事件。）”（査明建、谢天振，2007：11））
由此可以看出，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的主要区别在于侧重点有所不同。翻译文学史更注重文学作品对目的语文学和文化的影响。而文学翻译史则更侧重翻译事件的历时性发展。
2.2翻译文学史之史
在20世纪前半期内翻译文学一般被包括在中国文学史之中，但后来逐渐被抛弃，翻译文学成“弃婴”。早期将翻译文学写进民族文学史的著作有：
胡适：《白话文学史》（1928）
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1929）
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1933）
郭箴一：《中国小说史》（1939）
此后很多年，基本没有人再将翻译文学写入民族文学史。并且到现在在翻译文学的归属上，仍然存在争论。只有少数著作将翻译文学算作民族文学的一部分，其中有陈平原所著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1989）。
而且独立的翻译文学史著作也不多。中国最早的独立翻译文学史为阿英的《翻译史话》，写于1938年。以章回体介绍了我国早期文学翻译的历史，但只写成了四回：
第一回 普希金初临中土高尔基远涉重洋
第二回 莱芒托夫一显身手托尔斯泰两试新装
第三回 虚无美人款款西去黑衣教士施施东来
第四回 吟边燕语奇情传海外 蛮陬花劫艳事说冰洲
其中“虚无美人”指反映俄国民意党活动的作品中的文学形象，“黑衣教士”指契诃夫小说人物形象。第四回叙述了莎士比亚作品的汉译和哈葛德作品《迦茵小传》两种译本所引起的风波。
建国后最早的翻译文学北大西语系法文专业57级全体同学编著的《中国翻译文学简史》（初稿），八十年代有陈玉刚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1987），新世纪有孟昭毅,李载道主编，北大出版《中国翻译文学史》（2005）。而这些所谓翻译文学史并不能称作真正意义上的翻译文学史，因为其在考察翻译文学的影响上还很不够。
那么，是不是所有翻译过来的文学作品，都可以成为翻译文学呢？不一定。许渊冲说……我们一般认为文学翻译就是将外国文学做品翻译中文，这个翻译活动过程或者这一类行为我们成为“文学翻译”，类似的概念有“科技翻译”，“法律翻译”等等。但是，是不是文学翻译形成的产品就理所当然的成为文学作品呢？这在学术界是有争议的，有学者认为用中文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就属于“中国翻译文学”（郭延礼，1998），但多数学者反对，他们认为并不是所有翻译过来的文学作品都可以称为“翻译文学”，而真正能称得上的翻译文学的必须是高水品的、高品质的文学翻译作品。（许渊冲，1996；谢天振，；王向远，2004等）。用许渊冲的话说就是“英译中要达到杨比《名利场》的水平，法译中要达到傅雷译作的水平，才可以算是翻译文学……”（《追忆逝水年华》第5页）。
关于翻译文学定义的争论，见下列论著：
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1998）
谢天振：《译介学》（1999）和《翻译研究新视野》（2003）。
王向远：《翻译文学导论》（2004）
2.3 影响文学翻译活动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权力话语（包括意识形态、文化、历史、法律、哲学、宗教、道德等）
&文学接受（文艺政策、文艺批评等）
&译者态度（译者审美标准、译者思想认识等）
&市场因素（版权保护、经济利益等）
对于译者在选择翻译对象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很多人都很感兴趣，我自己也比较感兴趣。上星期张瑄讲了他的一些看法，这里我想再做一些补充。所列的四条是我个人对一些专家学者的观点所作的汇总。
其中，勒弗菲尔【美国翻译学者，著有：Translation -
History, Culture: A
Sourcebook】认为影响文学翻译活动的三个要素是：（1）意识形态（ideology）；（2）诗学(poetics)；（3）话语域（universe
of discourse）。
阿尔瓦雷兹（Roman
Alvarez）【西班牙学者，有著作：翻译、权力、颠覆（外研社）】认为其中包括五种因素，分别为：
译者个人的思想意识
译者对原作语言的优劣观
目的语文化中流行的文学规则
目的语语言
权力机构及主流意识形态的期望
目的语读者
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美籍意大利学者，主要理论：异化翻译理论】认为原作者、出版商、版权法、政府、宗教组织等也有影响。
结合以上诸位专家的观点和本人的理解，我认为印象文学翻译选择的因素可有如下四个方面：权力话语、文学接受、译者态度和市场因素。
“权力话语”是法国哲学家和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提出的一种理论。他说的“权力”并不是具体和狭义的概念，而是指一切对人们思想和行为具有支配力和控制力的东西，包括显性的权力（如政府机构、法律条文等）和隐性的权力（如历史、宗教、意识形态、文化习俗、道德伦理，等等），它们是对人们思想和行为施加控制与支配力的网络，任何人不能独立于这个网络而存在。而他所谓的话语是指一种主要的人类活动，是权力斗争的场所。因此，文学翻译作为一种文学创作活动也必然收到权力话语的制约和控制。（张黎&张轶前，2007）
关于意识形态的定义较多，其中一致的地方在于意识形态的中心在于是一种政治企图，或者说政治理念。由此，王友忠（2003）将中国近现代的意识形态作了如下划分：
主流意识形态
开民智和求变革（e.g. 严复、梁启超）
【再造中华民族】（自由主义、易卜生主义、三民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
战争意识形态（ 抗日战争）、民主与反民主（）【战时诗学】
准战争意识形态（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帝、改造个人、阶级斗争）
实现现代化和个人发财致富【富国强民】
文学接受，包括文艺政策和文艺批评等，比如1950年代中国当时的文艺政策就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中理念就是：“政治第一，艺术第二”，文艺要为革命建设服务，为政治服务。文艺批评也是马克思主义的。
译者态度，包括译者的审美标准、个人的喜好，政治观点等。
市场因素则主要包括，赞助人（patron）、出版商、经济效益等。
2.4 翻译文学对原创文学的影响？
翻译文学对民族文学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为原创文学提供创作理念和创作手法的参考，例如：
佛典翻译对古代文学的影响：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等观念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等。通俗文学的发展，包括志怪小说等。
近代翻译文学对中国近代文学改革所起的作用：文体类型的健全（小说形式的多样化和戏剧）；艺术水准的提高（叙述类型、人物塑造、景物描写、心理描写等）。
现当代翻译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例如：里尔克、艾略特、惠特曼、泰戈尔等诗人对中国现代派诗歌的影响。法国作家杜拉斯小说《情人》对王小波小说创作的影响。
（2）丰富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如，现代汉语的形成和发展，现代中国文化的西化。
（3）促进民族文学世界化，使其能与世界文学同步发展并获得“在场”感。
三、建国至文革的十七年（6.5）
3.1 文化语境
新中国成立之后，文学翻译也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49年以后，文学翻译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翻译出版的组织性得到了加强，改变了20世纪上半期由译者和出版社来决定翻译选择的现象。
（1）组织化和制度化
首先，翻译界出现了建国后第一个翻译工作者组织——上海翻译工作者协会，简称“上海译协”。这个协会成立的宗旨是：“团结翻译工作者，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培植翻译人才，提高翻译水平，参加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成立之初有成员153人，其中很多都是知名的翻译家,如巴金、吕叔湘、李健吾、李青崖、姜椿芳、叶水夫、董秋斯等。
除了建立了专门的行业协会，此时，党和政府也开始重视翻译工作，把翻译工作当成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的任务。针对当时翻译界存在的问题，分别在年两次召开全国性翻译工作会议。提出翻译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将翻译工作组织化、计划化、制度化、并提高翻译质量。第一次全国翻译会议制定了全国性的翻译工作计划，发布了两个“草案”：《关于公私合营出版翻译书籍的规定草案》和《关于机关团体编译机构翻译工作的规定草案》。另外，会议也提出要重视翻译人才的培养和翻译质量的提高。这次会议对新时期翻译工作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此后，中国作协的前身“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创办了专门翻译文学杂志《译文》（后改为《世界文学》）。《译文》是五六十年代唯一的专门译介外国文学的刊物。但是因严重受到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影响，其编辑方针是介绍“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优秀文学作品”以及“外国的古典文学和今天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的进步的文学”。这个方针可以说是当时全部文学翻译活动的纲领。当时文学翻译的选择基本都在这个范围内。
50年代初，翻译文学作品的出版基本由民营出版社经营，出现抢译、重译等现象。所以，50年代中期，国家大力整顿和改造出版行业。此后，翻译文学作品皆有国营出版机构出版发型。这些出版社主要有：人民出版社（1951）、上海文艺出版社（1958）、中国青年出版社（1950）、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中国电影出版社（1956）、少年儿童出版社（1952）、群众出版社（1956）。从此，文学翻译选题及出版都由国家控制。
（2）意识形态化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文艺从属于政治并反过来影响政治的观点和革命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从此这个讲话成了新中国文艺活动的纲领性文件。文学艺术领域中，“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文学艺术的生产处于政治意识形态操控的操控之下，当然翻译也难避免。
在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居于决定性的主导地位。政治意识形态成了文学翻译选择的首要标准。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甚至更远。
（3）两次全国翻译会议
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翻译队伍有所壮大，翻译活动得以蓬勃发展。文学翻译的范围较之以前也有很大的扩大。解放前，文学翻译的范围主要是俄苏、东欧以及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而解放后，虽然俄苏文学仍然是重点，一些弱小国家的文学也有较多的翻译，其中包括蒙古、朝鲜、印度、印尼、土耳其、智利等。这一时期可以说几乎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个语种的不同流派的作家都有了代表作的中文译本。但是，尽管翻译事业发展迅速，其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
重译复译、抢译乱译、质量低等问题。
盲目性，错误严重、粗制滥造、晦涩难懂
转译的较多，基本都是从俄语和英语译本转译
这些问题被归结为无计划、无组织和无秩序性（这跟当时什么都需要“计划”和“组织”的思想不无关系）。由于存在这么多的问题，召开全国性翻译会议可算是师出有因。但本人认为，召开这两次全国性翻译会议的根本原因在于：党和政府开始重视翻译工作，翻译工作要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服务，要为政治服务。
全国第一届翻译工作会议（1951）
这次会议上沈志远作了《为翻译工作的计划化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的报告。主要解决两个问题：如何对翻译工作进行管理和计划和如何提高翻译质量。
通过了两个文件：
《关于公私合营出版翻译书籍的规定草案》
《关于机关团体编译机构翻译工作的规定草案》）
会议对新中国翻译工作的影响是深远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翻译工作从此被当成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的任务
确定了当时翻译工作的中心任务：组织化、计划化、制度化
开始重视翻译人才的培养和翻译质量的提高
认为翻译工作者态度上也要加强批评与自我批评
这个时候对翻译的批评对翻译质量的提高和翻译理论的发展都很有帮助。当时，在报纸杂志上，不乏有点名道姓的批评文章。
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1954）
这次会议是为了发展文学翻译工作而召开的，其主要内容体现在两大问题上：
有效组织翻译人员有计划地进行文学翻译工作；
提高文学翻译的质量。
在这次会议上茅盾所做的《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的报告，影响深远。报告在文学翻译的方法、标准等问题上都有较高水平的见解，代表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译学界的最高水准。1983年第1期的《翻译通讯》（《中国翻译》的前身）重新刊载了该报告的第三部分——《必须把文学翻译提高到艺术创造的水平》，并将其作为新时期翻译工作的指示性文件，对新时期翻译理论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提出的问题：
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文学翻译工作；
将文学翻译提高到艺术创造的水平；
翻译标准的讨论和翻译研究和批评。
3.2 主要特点
重点译介苏联文学和俄罗斯古典文学
“弱势”的亚非拉文学受到更多的关注
欧美现当代文学遭到有意的忽视
文学翻译选择政治意识形态化
文学翻译也成为强化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
这一时期的文学翻译在选择上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严重影响。苏联文学和俄罗斯古典文学是译介的重点，几乎所有的俄苏文学作品都有了中文译本。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对俄苏文学也不是没有选择的，对俄苏文学的译介同样经过了意识形态的过滤和筛选。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就不受重视，而且苏联当代文学方面，如曾获得诺文学奖的索尔仁尼琴、诗人阿赫玛托娃等人的作品则被排斥在译介视野之外。
这个时期，处于世界文学边缘位置的亚非拉文学却受到了较多的关注，有不少文学作品翻译出版。翻译这些国家（包括越南、阿尔巴尼亚、朝鲜、罗马尼亚等）的作品主要不是出于文学艺术的考虑，而是为了表示政治意识形态上的一种亲合关系，作为增强友谊的手段；其次这也是对自我意识形态的肯定，以此强化意识形态话语。但是，在作品选择上必须是“进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比如，日本的小林多喜二的作品译介很多。
这一时期对于欧美文学的介绍，主要也是一些被认为是“进步的”作品，如美国的马克·吐温、杰克·伦敦、德莱塞，英国的萧伯纳、高尔斯华绥，法国的罗曼·罗兰等人的作品。
此外，在文学翻译选择上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就是，以苏联的审美标准来衡量欧美作品。比如，英国浪漫派诗人中，拜伦和雪莱就陆续译介了，而济慈和华兹华斯却遭到了沦落，原因是前二者被高尔基定性为积极浪漫主义者，而后二者很不幸地成为消极浪漫主义者了。
3.3 翻译概况
这十七年可以1957年“反右派”运动扩大化为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57年“反右派”运动之前的文学翻译，是一个高潮期。从1957年开始政治运动不断，先是“反右派”斗争扩大化，1958年搞“大跃进”，1959年开始“反右倾”，并且从这一年开始连续三年发生了特大自然灾害，此后一直到文革爆发，文学翻译一直在走下坡路。到1966年5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文学翻译活动一度中断。
这个时期，尽管受到意识形态的严重影响，文学翻译在选择上有一定的偏颇，大量优秀的西方现代文学作品被有意忽视了。虽然如此，较之解放前，文学翻译活动还是有了很大的发展，翻译队伍有所扩大，翻译质量有了一定的提高。而且就翻译量来说，也相当可观。
根据中国版本图书馆的统计，从的30年间，共计出版了三大洲85个国家的1909位作家的5677种古典、现代文学作品，其中有503中有多种译本和版本。而文革期间翻译出版的作品少之又少，由此可见，“十七年”翻译成绩是相当可观的。
俄苏文学的翻译
&俄苏小说和文艺理论占据了文学翻译的中心位置
亚非拉文学的翻译
增强友谊的手段
强化自身的意识形态话语
欧美文学作品翻译
进步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作品（马克·吐温、杰克·伦敦、德莱塞等）
西方现当代现代主义作品被有意忽视
俄苏文学的翻译
汝龙（）：契诃夫
满涛（）：果戈里、别林斯基
韦丛芜（）：陀思妥耶夫斯基
其他：戈宝权（）、余振（）、查良铮（）：普希金抒情诗歌和《欧根·奥涅金》（1957
）、李健吾（）等
亚非拉文学的翻译&
周作人：弱小民族文学及日本文学
丰子恺：日本物语文学（《源氏物语》等）
季羡林：迦梨陀娑《沙恭达罗》（1956）、《优哩婆湿》（1962）、《罗摩衍那》等
阿拉伯文学
纳训：《一千零一夜》
其他社会主义友好国家的文学
朝鲜、越南、印尼、中东、东欧、南美等等。
欧美文学作品翻译&
周作人（）：希腊文学
罗念生（）：古希腊戏剧文学
卞之琳（）：《汉姆雷特》
张谷若（）：《德伯家的苔丝》
叶君健（）：《安徒生童话》
杨绛（1911-& ）：《堂·吉诃德》（第一个从西班牙原文译本）
杨必（）：《名利场》
杨宪益（1914-& ）：古希腊罗马文学
张友松（ ）：马克·吐温小说
冯至（ ）：德国诗歌
查良铮（）：浪漫派诗歌
赵萝蕤（）：《草叶集》、《荒原》
其他：李青崖（）-法国小说，如大仲马《三个火枪手》等、钱稻孙（）、王维克（
）-但丁《神曲》、朱维基（）-《失乐园》、《神曲》等、田德望（）-《神曲》。
四、文革十年间的文学翻译（6.10）
4.1 政治语境
国内形势混乱：以阶级斗争为纲
政治意识形态极左：斗争的、革命的、胜利的
中苏关系恶化
中国被认为是世界革命的中心
文革语录：
&“崇洋媚外”、“兜售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货色”
&“封、资、修”、“大毒草”
&“为修正主义招魂”
&“从《国际歌》到革命样板戏，这中间一百多年是一个空白”
文革作为作为一个历史时间概念是从1966年5月开始到1976年10月华国锋发动政变将“四人帮”逮捕而结束的。但是，文革思维从50年代末就初露端倪，且在文革结束之后还存有持续的影响。这在文学翻译实践的影响也相当明显。我们知道自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之后，文学翻译活动日渐式微，到文革开始完全停顿。文革后，年也是一个调整期，而1983年甚至发生了所谓的“精神清污运动”。
文革期间的文学翻译活动，也可以分为两个时期：1.11为第一阶段，这段时间完全是个空白，这五年间未见任何翻译文学作品出版。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文学也遭到排斥。欧洲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现在也受到了批判，被认为是“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思想的总会”（冯至，《外国文学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前进》，《世界文学》，1966年第1期。）。能够选择的只剩下像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古巴、智利、老挝、柬埔寨、莫桑比克、坦桑尼亚等所谓的“友好”国家的文学了。文革开始之后，外国文学被归入“封资修”之列，成了批判和横扫的对象。所以这一时期，文学翻译完全停顿了。到1972年毛表示了对文艺现状的不满，通过周恩来的努力，文学翻译才开始复活。但是，它之所以能有所发展，还是因为“四人帮”认为可以利用外国文学作为武器，为自己的政治阴谋服务。文学翻译成了政治的工具。
当时译介外国文学作品被认为是“崇洋媚外”、“兜售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货色”，而翻译文学作品成了“大毒草”。苏联文学作品是“为修正主义招魂”。江青集团甚至否定无产阶级的文学传统，说“从《国际歌》到革命样板戏，这中间一百多年是一个空白”。
4.2 主要特点
文学翻译成为政治工具
“政治绑架文学”
“反面教材”、“供批判用”
集体翻译和译者主体性丧失
译无署名权
译作的特点
内容单一、乏味（基本上都是“革命的”、“进步的”）
没有装帧，译文质量低劣（”白皮书”、”黄皮书”等）
4.3 翻译概况
绝对没有问题的苏联文学经典
“友好”国家的作品占多数，但基本都是“革命的”、“战斗的”、“胜利的”
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作品也同样是“革命的、战斗的檄文”
&内部出版：单本发行和《摘译》等刊物
&“地下”译作
公开发行数量
内部发行数量
“地下”译作数量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友好”国家及其他
玻利维亚1部
坦桑尼亚1部
（含重印、再版和重译）
（一说50多）
4.3.1 部分公开公开发表的译作：
内部出版的《摘译》（外国文艺）从1973年11月-1976年底停刊，共出版31期，发表文学作品102篇。数量统计：
内部出版的苏美日文学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五类：
反华和批判军国主义复活的作品
代表作品：苏联小说《淘金热》、《阿穆河的里程》等
揭露假马克思主义、真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面目的译作
代表作品：苏联剧本《不受审判的哥尔·查科夫》，日本小说《少年和鸽子》、《和子死后》等
为苏联的军事扩张和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唱赞歌的译作
代表作品：苏联小说《蓝色的闪电》、《火箭轰鸣》，日本左翼作家三岛由纪夫的四部曲《春雪》、《奔马》、《晓寺》和《天人五衰》，小松左京的科幻小说《日本沉没》等。
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反映社会生活的译作
代表作品：苏联小说《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你到底要什么》、《多雪的冬天》；日本小说《恍惚的人》、《望乡》等。
反映当代人生情绪和反美抗议的社会现实的作品
代表作品：苏联剧本《四滴水》；日本共产党员西野辰吉的短篇小说集《晨霜路上》等。
4.3.3文革期间地下译作：
“地下译作”是我个人的说法，因为这些译作在当时是不被允许翻译和出版的，是翻译家们私下根据自己的审美情趣翻译出来的作品，在当时不能公开发表，也不能内部参考的翻译作品。这样的作品有不少，我根据读到的一些书，统计有如下十多本译作。但据我估计，文革期间的地下译作应该不止这11本，需要继续发掘整理，并加以研究。
地下译作是文革期间特有的一种现象。是意识形态高压下的一种非正常的文学翻译现象。这个时期，几乎全部的外国文学作品都被否定，翻译家和研究者也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但是，令我钦佩的是，这些伟大的翻译家依然敢于冒着天下之大不韪，翻译这些“封资修”的东西。当然，这也是他们的一种精神寄托，以至不会在那样一个环境中对生命产生绝望。
穆旦：拜伦《唐璜》及英美现代诗歌如《荒原》等
冯至：海涅政治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1973-78）
季羡林：印度史诗《罗摩衍那》（1973-76）
巴金：苏联赫尔岑《往事与随行》
田德望：瑞士德语作家凯勒教育小说《绿衣亨特》（1973-77）
丰子恺：《落洼物语》&《竹取物语》（1970-72）、《伊势物语》（1972）和《旅宿》（重译，1974）
杨绛：西班牙塞万提斯《堂·吉诃德》
朱维之：弥尔顿《斗士参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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