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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初中历史
题型：阅读理解
请阅读材料，回答问题。(12分)材料一：20世纪的大幕拉开了，紫禁城依然巍峨庄严，但太和殿前却留下了中国在20世纪的第一年所遭受的国耻。1900年，……列强再次侵入北京。不同的是，这一次是八个国家的铁蹄。各国军队在北京划区驻扎，要求所驻区域的所有中国人家必须悬挂占领国国旗。一时间，中国的心脏插着的是八个国家的旗帜。&&&&&&&& &&&&&——摘自《复兴之路》材料二：197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在北京签署了《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使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得以结束。两国政府决定……，并尽快互换大使，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建立两国间和平友好关系并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摘自人教版中国历史教师教学用书材料三：2010年下半年，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相继完美落幕。两次盛会的成功举办，向世界展现了腾飞后中国的实力。请回答：(1)材料一所述“国耻”是由近代哪场侵略战争造成的？这场战争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4分)(2)结合材料二及所学知识，1972年中日两国关系取得了怎样的进展？这一年中国还取得了哪一外交成就？(2分)(3)结合材料二及所学知识，你认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应遵循哪一外交基本准则？(2分)(4)材料三中提到的上海和广州在近代哪个不平等条约中被划定为通商口岸？2001年在上海我国承办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多边外交会议，其名称是什么？(2分)&(5)通过对上述材料的分析，你认为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2分)&
科目：初中历史
来源：2012年北师大版初中历史七年级上2.10思想的活跃与百家争鸣练习卷（解析版）
题型：综合题
阅读下列材料：
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确定的国家级、国际性“中国旅游节庆精选”之一。由国家旅游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济宁市人民政府、曲阜市人民政府联合承办。于每年孔子诞辰（公历9月28日）期间，即公历9月26日至10月10日，在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诞生地、孔子故乡、著名历史文化名城山东省曲阜市举行。下图中的“祭孔”就是该文化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请完成下列问题：
该文化节是纪念哪位历史人物？后人为何如此隆重地纪念他？
科目：初中历史
来源：学年重庆市九年级6月第二次定时作业历史试卷（解析版）
题型：综合题
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悠久的传统友好的历史。两国人民切望结束迄今存在于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一）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同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
——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
材料二&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之际，中日两国之间矛盾不断浮出水面。虽然中国外交部不断强调两国有必要增进战略互信，正视对方的发展为机遇，视对方为发展的伙伴，但就南京大屠杀、钓鱼岛领土纷争，及中国限制稀土出口等问题，中日仍然针锋相对。&
——凤凰网《震海听风录》
（1）结合所学知识分别举出“日本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害的战争”和“中日传统友好的历史”的事例各一例。（2分）
（2）根据材料一概括指出，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的前提条件？（不得照抄原文）（2分）
（3）根据材料二指出，当今中日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有哪些？（1分）
（4）结合材料，谈谈你对中日关系有何展望？（1分）
科目：初中历史
来源：学年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县九年级中考一模历史试卷（解析版）
题型：综合题
世界上最有力的两双手，一双是美国之手，另一双是中国之手。以1949年为界，之前和之后，这两双手都有过交手、握手和携手的经历。阅读以下材料回答相关问题：
材料一：如图
联合国家宣言经过磋商，1942年1月，在华盛顿签署中、苏、美、英等26个国家的《联合国家宣言》。中国和美国开始携手抗击日本法西斯。
（1）《联合国家宣言》有什么重要作用？（1分）20世纪初和中期，中美两国军队在哪两场战争中交过手？（2分）
材料二：如图&&
战后美国经济发展示意图
（2）观察上图，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美国二战后五六十年代经济发展的原因。（2分）
材料三：如图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美国政府经过了短时间的“眺望”，对新中国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不承认”政策。……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踏上了中国土地，从此实现了中美“两国领导人横跨太平洋的历史性握手”。
（3）结合材料二和材料三，说一说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得以改善的经济和政治原因（2分）
（4）20世纪90年代美国进入新经济时代，美国新经济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什么？（2分）我们从美国经济发展中可以得到哪些启示？（2分）
科目：初中历史
来源：同步题
题型：材料题
阅读下列材料：材料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于美国的阻挠，使含湾国民党当局得以继续占有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自1961年第16届联大起，联合国内外展开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一系列斗争。1971年第26届联大又展开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合法权利”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两项议案争论，12月15日，联合国大会终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材料二：据我国海关统计，1979年，中美两国贸易额为24．5亿美元，1990年达到177.7亿美元，到2005双方贸易额达2000亿美元，预计到2010年双方贸易额将达3000亿美元。请回答：（1）材料一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材料二的内容各说明了什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根据材料谈谈你对中美关系的看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吴老师30日19点直播线段的垂直平分线的性质
余老师30日20点直播unit5第二课时 Section A　　【前言】
&&& 日，联大通过决议，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消息传来，举国欢庆，就连毛泽东主席也认为这是个没有想到的胜利。
　　三十多年后，当年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的代表熊向晖，在他撰写的《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一书中回忆了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经过。
&& 【导读】
&&& 新中国重返联合国回顾：非洲兄弟把中国抬进联合国
&&& 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在纽约中毒遇难
&&& 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幕后：代表团携带铁锅菜刀
&&& 李肇星撰文纪念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35周年
　　“不管是喜鹊叫还是乌鸦叫，今年不进联合国。”
　　1971年5月，巴基斯坦方面转来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口信，说他准备来北京同中国领导人交谈中美关系以及彼此关心的问题，为此先派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进行预备性会谈。毛泽东主席决定，以周恩来总理的名义经巴方转告美方，表示同意。
　　基辛格于日至11日秘密访华。周恩来总理在同他会谈中，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全面阐明我国的原则立场。基辛格表示，中美关系正常化需要一个过程，美国明年大选，尼克松将会连选连任，在他第二届总统任期内，将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在此以前，美国将维持和台湾的现有关系，同时将采取一些有利于而不是有损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措施。
　　基辛格告诉总理，尼克松已经决定，美国今年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席位，但不同意从联合国驱逐台湾的行动。总理马上正告基辛格：你们要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一定公开批驳。
　　在向主席汇报此事时，主席说：“我们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不进联合国，中国照样生存，照样发展。我们下定决心，不管是喜鹊叫还是乌鸦叫，今年不进联合国。”
　　经美方提议，我方同意，基辛格一行14人定于10月20日乘专机抵达北京，为尼克松访华作具体安排。
　　10月20日中午，基辛格一行到达北京。下午，总理同他开始会谈。当晚9时许，毛主席约见总理、叶帅、姬鹏飞以及我、章文晋、王海容、唐闻生。
　　主席说：联合国大会前天开始辩论中国代表权问题。为什么尼克松让基辛格在这个时候来北京？
　　叶帅说：大概他认为美国的两个提案稳操胜券。
　　主席问：大会提案过半数赞成就能成立，过半数要多少票？
　　章文晋答：现在联合国会员国总数是131。如果不出现弃权票，过半数就是66票。
　　主席问我：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合法权利的决议草案”的提案，你们叫“两阿提案”，能得多少票？
　　我说：今年“两阿提案”内容和去年一样。去年得到的赞成票是51。从去年联大表决到现在，同我们新建交的联合国会员国有9个，加上很快就要建交的比利时，一共10个。他们都会赞成“两阿提案”。这样，今年“两阿提案”可能得到61张赞成票，这是满打满算。
　　主席问：联合国哪天表决？
　　章文晋说：今年的辩论，发言的人要比往年多，大概要辩论十几天。估计10月底、11月初进行表决。
　　主席问：基辛格哪天走？
　　总理说：10月25号上午。
　　主席说：联合国的表决不会那样晚。美国是“计算机的国家”，他们是算好了的。在基辛格回到美国的那一天或者第二天，联合国就会表决通过美国的两个提案，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所以，还是那句老话：我们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今年不进联合国。
　　当电子记票牌表明美国的建议被击败时，大厅里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
　　总理与基辛格的会谈到10月26日晨8时才告结束，总理向基辛格告别后离开。
　　叶帅与我方有关同志同基辛格一行共进早餐后，分乘汽车到首都机场。“空军一号”起飞后不久，派驻机场的同志跑来报告说：外交部值班室来电话，说联大通过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决议”。叶帅说：“刚才基辛格在汽车里还对我讲，美国的两个提案肯定能得到半数以上的赞成票，中国进入联合国还得再等一年。基辛格这时也一定知道了这个消息，不知他作何感想？”
　　不久，我收到外交部送来的特急件。其中有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给“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的电报，内称：“先生，我荣幸地通知你，10月25 日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第1976次会议上，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通过了下述决议：(略)顺致最崇高的敬意。”电中引述的“决议”，与“两阿提案”的“决议草案”完全相同。
　　外国通讯社的有关报道，则详细描述了中国获得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过程。
　　日开始，联大进行“关于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的专题辩论，24日辩论结束，约80个会员国的代表发了言。发言的情况表明，支持“两阿提案”和支持美、日等国提案的代表基本上旗鼓相当。10月25日上午，美国召集它的联合提案国举行最后一次战略会议。美国大使表示，为阻止把国民党中国从联合国驱逐出去而作的努力将会成功。
　　10月25日晚，在大会主席马利克主持下进行表决。马利克接受一些会员国的要求，今晚对所有的动议都采取唱名表决的办法。
　　在正式表决前几分钟，美国指使某国代表提议，推迟表决有关中国代表权的一切提案，以便说服一些仍然动摇的国家支持美国提案。然而，大会以56票对53票、19票弃权否决了推迟表决的动议，使美国受到严重挫折。
　　此后，大会听取了17个国家的代表在正式表决前解释他们将怎样投票的发言。马利克主席宣布每人发言限于10分钟。最后3个发言的人依次是阿尔巴尼亚副外长马利列，“国民党中国外交部长”周书楷，美国大使布什。联合国宽敞的、黄色的大厅里挤满了代表和观众。
　　美国代表和日本代表要求首先表决“规定驱逐国民党中国需要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的‘重要问题’提案”。表决结果是：6l票赞成，53票反对，15票弃权。“重要问题”提案获得先议权。
　　马利克主席宣布对“重要问题”提案进行唱名表决。在点名过程中，大厅里气氛紧张。当电子表决记票牌上表明，美国的这一提案快要被否决时，代表们高喊支持。最终，大会以59票反对，55票赞成，15票弃权否决了“重要问题”提案。当电子记票牌上表明美国的建议被击败时，大厅里立刻沸腾起来，挤得满满的会议厅里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联合国代表们击败了美国为保住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而作的努力，从而为北京进入联合国铺平了道路。他们在走廊里高声欢笑、歌唱、欢呼、拍桌子。
　　此时，周书楷为了挽回一点面子，在马上就要对阿尔巴尼亚等国驱逐台湾的提案进行表决之前，跑上讲坛宣布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周和他的手下一帮人离开会场，在匆忙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周的助手向记者散发了用打字机打的一项很长的声明，这表明他们本来就作了表决结果对他们不利的准备。
　　随后，大会主席宣布对阿尔巴尼亚等国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的“决议草案”进行唱名表决。美国代表布什跑上讲坛，要求从这一“决议草案”中删去“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驱逐出去”一段。在代表们的反对声中，大会主席马利克裁定，这个要求不合议事规则。
　　最终，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3票缺席的压倒多数，通过了这一“决议草案”。美国的一项与此对立的关于“双重代表权”的提案就自然而然被击败了。
　　主席风趣地说：“我对美国的那根指挥棒，还有那么多的迷信呢。”
　　下午5时许，我接到通知，让我晚上7点半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7时15分，我到达福建厅，外交部的有关同志也先后入座。叶帅来后不久，总理和参加完伊朗使馆招待会的姬鹏飞、乔冠华、韩念龙到达。大家都喜气洋洋。总理召集大家开了个短会，接着，王海容就通知我们一起去主席那里。到了中南海主席住处，已是晚上9点多。主席坐在沙发上，满面笑容。他指指在美国出生的唐闻生说：小唐呀，密斯南希·唐，你的国家失败了呀，看你怎么办哪？
　　总理说：“我们刚才开过会，都认为这次联大解决得干脆、彻底，没有留下后遗症。只是我们毫无准备。我临时想了个主意，让熊向晖带几个人先去联合国，作为先遣人员，了解情况，进行准备。”
　　主席说：“那倒不必喽。联合国秘书长不是来了电报吗？我们就派代表团去。”主席指指乔冠华：“让乔老爷当团长，熊向晖当代表，开完会就回来，还要接待尼克松嘛。派谁参加安理会，你们再研究。”
　　主席说：“对联合国，我的护士长(吴旭君)是专家。她对阿尔巴尼亚那些国家的提案有研究。这些日子她常常对我说：联合国能通过。我说通不过。你们看，还是她说对了。”主席风趣地说：“我对美国的那根指挥棒，还有那么多的迷信呢。”
　　在大家的欢笑声中，主席拿起联大对阿尔巴尼亚等国提案表决情况，一面看，一面说：“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加拿大、意大利，都当了‘红卫兵’，造美国的反，在联合国投我们的票。葡萄牙也当了‘红卫兵’。欧洲国家当中，只有马耳他投反对票，希腊、卢森堡和弗朗哥的西班牙投弃权票。除了这4 国，统统投赞成票。投赞成票的，亚洲国家19个，非洲国家26个，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只有古巴和智利同我们建交，这次居然有7个国家投我们的票。美国的‘后院’起火，这可是一件大事。131个会员国，赞成票一共76，17票弃权，反对票只有35。那么多国家欢迎我们，再不派代表团，那就没有道理了。”(摘自《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转自《青年文摘》)
新中国重返联合国回顾：非洲兄弟把中国抬进
“26届联大的两阿提案能通过，在当时的国际社会上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天，联合国大会先是否决了美国提出的恢复中国席位需要2/3多数通过的所谓重要议题提案，后来又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由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提案。表决结果一出来，许多非洲国家代表都站起来了，热烈鼓掌。”
　　记者◎王恺 实习记者◎徐菁菁
　　“非洲兄弟把中国抬进联合国”
　　日，第二次来访的基辛格从钓鱼台前往机场，过家鼎是送行人员之一，他回忆说，在汽车上，基辛格还对叶剑英说：“今年你们进不了联合国。”此后，就在从北京飞上海的途中基辛格知道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消息，在场的过家鼎记得，基辛格也就耸了耸肩膀，“也许是中国人在旁边，不便露出激动的样子。也许是他已经想明白了，正是美国与中国的来往，促使大批犹疑不定的国家投了赞成票”。
　　当年在外交部欧美司工作，后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周南，对日上午发生在联合国的事情印象深刻，是因为当时联合国表决时，不少非洲国家的代表都是他在坦桑尼亚大使馆任职时的熟人，“26届联大的两阿提案能通过，在当时的国际社会上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天，联合国大会先是否决了美国提出的恢复中国席位需要2/3多数通过的所谓重要议题提案，后来又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由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提案。表决结果一出来，许多非洲国家代表都站起来了，热烈鼓掌”。
　　当时美国报纸说，在中国当过大使的坦桑尼亚驻联合国代表萨利姆高兴得手舞足蹈，跳了非洲舞，激怒了一批美国人。后来萨利姆对周南说，自己并没有跳舞，手舞足蹈是有的，周南说：“联合国很久没有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了，说明很多国家对中国能参与联合国事务都有期待。”
　　周南对我们解释中国能在当时进入联合国的原因：中国国力增强，是工农业大国，又有“两弹一星”上天，加上联合国在60年代内部局势变化很大。刚开始，多数国家在美国控制下，60年代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大批非洲国家独立，而且加入了联合国，他们和中国互相支持。
　　当时外交部的翻译，后任驻法大使、外交学院院长的吴建民对我们分析：“两阿提案的背后也有我国的参与，这一提案肯定是与我们协商拟定的，它完全从我国的立场出发，对台湾方面的措辞很严厉，用到了‘驱逐’一词。”
　　吴建民也肯定是“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一大背景是全世界范围内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吴建民说：“我们国家一直支持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给予过他们很多帮助，因此一直获得亚非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同时，还获得了拉美国家的一些支持。当时拉美一些国家在争取 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权利，但是美、苏主导的第一次海洋法会议通过《领海和毗连区公约》，规定各国领海和毗连区不得超过12海里，拉美国家对此始终予以抵制。在这个问题上，我国支持他们获得这方面的权益，这也使得我们获得了一些拉美国家在联合国问题上的支持。”
　　周南总结说：“关键是得道多助，我们当时就公开地说，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那票否决权不光属于中国，而且属于发展中国家，中国如果进入联合国，肯定能仗义执言。”也因为新中国的进入，整个20世纪70年代的联合国，被称为联合国历史上最活跃的年代。
　　急行军去联合国
　　周南当时在外交部欧美司国际组帮忙，他回忆，那时候乔冠华有时找他去写稿子，两人都喜欢喝茅台，然后谈苏东坡、辛稼轩，“我们有点私交就是那时候开始的，我们有些共同的爱好和兴趣”。
　　乔冠华对周南说起过毛主席和周总理在那几天内的反应。毛主席是在日晚上起床后听说联大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消息的，非常高兴，在他住处，他对周恩来和乔冠华等人说，今年有两件大事，一个是林彪自我毁灭，一个是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两件事我都没料到。
　　当时周恩来说，今年也许不派代表团进联合国了，因为毫无准备，“不打无准备的仗”。周恩来提出来，今年可以先让熊向晖他们带一些人去了解情况。可是毛泽东说，那就不必了，联合国秘书长不是来过电报了吗？我们就派代表团去，让乔老爷当团长，熊向晖当代表，开完会就回来，没有准备不要紧，我讲过要在战争中学会战争嘛。所以，组团工作没两天就开始了，乔冠华任团长，黄华任副团长，周南就是当时被点名一起去的，而且要随黄华常驻联合国。
　　周南还记得，黄华工作很细致，也很负责，人也正派，但是“过分细就太累了”。在联合国工作的时候，周南有时去他办公室，总看见他坐在那里，腰后面垫个枕头，不停翻看资料，还不时地做记号。
　　当时毛泽东指示，去联合国最重要的工作是第一篇发言，这篇讲话，“要伸张正义，长世界人民的志气，灭超级大国的威风”。
　　这篇稿件于是成为准备工作中最难的，甚至换了几拨起草者，最后由外交部丁原洪起草的文章总算给乔冠华提供了一个修改的基础。乔冠华反复修改，每改一次就退回国际组让大家誊清一次。周南还记得，他当时一边喝浓茶一边看稿，看见乔冠华加上的一段文字还很激动地念了出来，那句话是：“我们主张，任何一个国家的事情，要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来管；联合国的事情，要由参加联合国的所有国家来管。”周南当时不禁说：“到底还是老乔啊。”
　　当时由外交部核心组提名，中央批准的出席26届联大的代表团全体名单也在11月2日公布。除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外，代表是符浩、熊向晖和陈楚，还有一些副代表，此外，还有18名秘书、11名随员和9名职员，周南、过家鼎等人当时都是一等秘书。过家鼎后来听说，当时张春桥还想当团长，可是毛泽东没有同意。
　　吴建民和他的妻子施燕华(后任驻卢森堡大使)当时还是外交部翻译室的两名普通翻译，施燕华当时在英文处，吴建民在法文处。11月2日，当时英文处的负责人冀朝铸把他们叫进他的办公室，开玩笑似的说：“组织上决定把你们派到联合国常驻，你们一个英文，一个法文，正好是‘英法联军’。‘英法联军’要打去纽约了。”然后告诉他们，9日就要出发。
　　施燕华把那段准备工作称为急行军，行前要安排家务、业务学习，还要准备行装。他们听说一去至少三四年，两年才能回一次家，所以一家三口去拍了一张全家福做纪念，又把孩子托给了上海老家。
　　当天晚上，外交部就派车把他们拉到东交民巷的红都服装店置装，这是多年来中国官方代表团首次去美国，因情况特殊，所以在经费上也给予了特殊照顾，男同志1000元，女同志1200元，比一般驻外人员高出两倍。这次做衣服是一次政治任务，要求第一天量好，第二天试衣，第三天交货，而且每个人都是一年四季的衣服，整个代表团有30多人，任务非常繁重，可是红都还是准时交货了。
　　施燕华说，当时红都有些外面见不到的料子，例如银灰色，可是大家害怕被说成“羡慕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所以挑选的基本上是藏青或深灰色，后来到了纽约街上走，很远就看见“黑压压一片”，大家就知道是中国来的代表团。
　　当时任外交部翻译室副处长的过家鼎同样也是11月2日才得到参加代表团的通知，因为要去联合国负责翻译工作，在那一星期里，他的任务比一般的代表团成员更繁重。他对我们回忆说，当时也没时间安排家务，既要翻译中国去联合国的第一篇发言等重要文件，也要把翻译所需的一切东西准备就绪。“我们翻译组几个人要负责在联合国所有的笔译和口译工作，包括打字、校对、装订等，而且要一下飞机就工作，所以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结果我一周时间忙乱无比，要带各种工具书、字典，还要把几十年的《北京周报》带上，当时恨不得把整个北京的翻译机构全搬过去，才能放心。”当时对携带行李重量有规定，不能带太多，结果过家鼎为了多带资料，只带了两套服装。
　　11月9日，过家鼎去机场检查托运的行李，发现“当时代表团有3名厨师，他们把炒菜的铁锅都带上了，团里的公务员把理发推子也带去了”。
　　出发前，周恩来接见代表团成员，周南记得，周总理一件件事情都要问到，从住的房子到穿的衣服，他说，在联合国要穿中山装，体现民族风格，还把每个人都叫起来，问得很细。中间还吃了夜宵，一人一碗面条，可见时间很长。施燕华还记得，周恩来还记得她当过一次会见外宾时的翻译，所以说，“哦，是你”，还对她说，到纽约要争取入党。
　　吴建民还记得，8日晚上，代表团一些成员还第一次听到周恩来详细介绍林彪叛逃的情况，告诉他们，“要相信中央有能力处理好这件事，国内局势是稳定的，你们可以放心”。当时乔冠华说：“联合国的情况大家都不了解，心里没有底。”周总理回答说：“临事而惧不是坏事，是好事。这说明我们不会掉以轻心，我们要去学习，包括向对手学习。”
　　也是在8日晚上，毛泽东要周恩来告诉大家，要注意安全，还让人发电报给基辛格，“代表团要是在美国出了问题，唯美国政府是问”。可是，虽然如此叮嘱，后来代表团在美国还是出了安全问题，只是当时大家都没想到。
　　最后，联合国代表团出发，“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加上几千名群众，全部去机场大张旗鼓地热烈欢送”。第二天在机场，按照礼宾司的规定，代表团的领导和总理握手告别，其余人从后面上飞机，可是周总理把上了飞机的人都叫了下来，他要和全体成员握手。吴建民和总理握手时说：“请总理保重身体。”他没有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总理。
　　过家鼎对我们回忆，总理对小事情的关心给所有人深刻印象，总理和厨师握手的时候，叮嘱他们不要过多饮酒。
　　“来自太空的外星人”
　　作为代表团先遣的6人小组成员之一，徐熹(后任中国驻加拿大多伦多副总领事)没有经历过那样隆重的欢送场面，他当时是外交部礼宾司的工作人员，11月2日通知他和新华社的记者高梁等另外5人要先期前往联合国，安排各种事宜。
　　他告诉我们：“2号通知，6号就要出发，甚至去‘红都’量衣服的时间都没有，是师傅上门帮我们量的。我妻子当时在江西干校，当天就往回赶，结果5号到家时也没见到我，当晚我们被周总理叫去交代一系列工作，凌晨3点才回家，6点就要出发，两人只聚了短短的几小时。”
　　不过，这种遗憾很快就被新鲜的体验冲击没了。此前，徐熹说他去过瑞士，可这次是去美国，“觉得非常不一样，在飞机上我们就被国外的记者围住了，按照纪律我们不能和他们说话，他们只能关注我们的一举一动”。
　　当时他们从北京飞上海，坐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飞机到巴黎。在从巴黎到纽约的飞机上，徐熹他们携带的只有100元面值的美元，用这崭新的100美元去付机上的耳机使用费，被外国记者看到，第二天就上了报纸头条，并且用了《来自太空的外星人》的标题。
　　徐熹他们11月9日到联合国，先去拜访联合国礼宾司官员，他们和礼宾司司长见面的照片立刻上了当期联合国会刊，这本会刊成为徐熹保留下来的珍贵纪念物，“那个礼宾司的司长是个很友好的土耳其人，我们迅速商量好了如何迎接中国代表团”。
　　因为是先遣队，所以徐熹觉得压力很大，他们除了要安排马上就要到来的代表团的衣食住行，还要负责和纽约警方商量机场的保安问题。
　　纽约警方为了安全，决定机场尽量少安排欢迎人群，包括华侨等最好不要出现，徐熹他们经争取，允许“华侨们在一定距离内出现”。而当天飞机快要降落时，施燕华印象最深的，是机长愉快地告诉他们，有接近400名记者在地面上等着他们。
　　事实上，这些记者已经是迟到者，代表团11月9日起飞，从到达巴黎的那天起，就已经受到记者的围攻，当时的外交部三等秘书、后任中国驻联合国安理会候补代表的吴妙发对我们回忆，坐在机场去市区的汽车上，就看见记者们骑着摩托车在后面追赶。由于代表团成员不允许接受记者们采访，给几个厨师拍的照片成了“代表团里的中国官员”，大家后来看到报纸都开玩笑，“还是长得胖比较好，可以冒充高官”。
　　乔冠华也迅速进入了状态，在巴黎中国使馆留影的时候，他就开始以招牌性的大笑出现了，吴妙发还记得他说，那笑是“老年维特之大笑”。在巴黎飞往纽约的飞机上，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头等舱里已经有几位记者等着，他们是弄清了中国代表团的航班，提前在那里等候的。过家鼎对我们回忆，领头者年过花甲，自我介绍后知道他就是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主持人克朗凯特，准备在飞机上采访中国代表团的领导。
　　虽说是意外，可是乔冠华还是回答了他们的问题。过家鼎说，当晚看电视新闻的时候，他看到了克朗凯特与众不同的报道，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代表团住在离联合国总部不远的罗斯福旅馆，当时是联大会议期间，旅馆非常紧张，中方先遣队是通过罗马尼亚大使馆才订到了这里的房间。为安全起见，中国代表团包下了第14层楼，只有一两个老住户坚决不搬，结果过家鼎他们经常能看见那个不肯搬家的老太太好奇地打量他们，而他们也好奇地看着她。
　　房间一部分做会客室，其余为办公室和宿舍。在当时的美国人眼里，穿裤装的中国女代表往往被错认为男人。施燕华说她有一次去拜见一个美国朋友，穿了一套宽大的藏青色西装，结果那朋友的秘书进去通报，“有个中国男孩要见您”，原来她的西装样式和男装雷同，头发又短，就闹了这个笑话。
　　虽然红都的裁缝手艺不错，可是毕竟当时中国与世界隔绝已久，所有服装样式基本雷同，他们在联合国开会的时候，会议结束时经常互相穿错大衣。有一次一个身材高的代表穿了一个个子矮的代表的大衣，后来大家就在大衣口袋里放自己的东西作为标识。
　　因为要注意安全，所以代表团成员非公不能外出。慢慢可以两人外出散步，但是夫妻不能算两人，吴建民和施燕华一定要找第三个人才能一起出去散步。因为服装的缘故，路人一般能看出他们来自中国。施燕华有次被一个40多岁的妇女追着问：你们来自“赤色中国”吗？她微笑着解释：“我的国家叫中华人民共和国。”那妇女很兴奋地说：“你都快成电视明星了，我每天晚上都能看到你。”
　　当时中国代表团虽然没有什么零用钱，伙食标准却很高，每人每天25美元，“即使在当时的美国也算高标准”。可是，大家还是都觉得没什么吃的，吴妙发还记得，美国厨师知道中国人爱吃蛋炒饭，特意用黄油给他们炒了饭，“结果那个味道啊”。而且，大批记者随时随地跟踪着中国代表，吃饭的时候也有电视摄像机和照相机跟着，过家鼎说：“我们就给餐厅经理提意见，后来单独分给我们一个吃饭的包间，而且还雇了一个保安看着，只有代表团成员才可以入内。这个保安工作很认真，看见我们来就笑脸相迎，看见外人就坚决挡驾，我们表扬他，他很严肃地感谢我们说，是我们的到来，才给他创造了就业的机会。”
　　因为饭菜不合中国人的胃口，餐厅经理很着急，经常来巡视，后来他发现中国人爱喝鸡汤，就每天用鸡腿煮一大锅汤。中国代表团提出想吃饺子，结果他们把厨房让出来，中国代表团的3名厨师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头戴高帽昂首阔步进了厨房。
　　除了这些琐事，最重要的是互相拜访。非洲的友好国家不用说了，吴妙发记得，那些国家的大使们，即使是看见他这个小秘书，也都是一个热烈的拥抱。而大家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和老布什的会面。老布什当时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中国代表团去之前，他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指示，拼命拉票反对中国进联合国，但是中国进去了，周南说，“他既要转弯子，而又不能太露骨。据说他和礼宾司打听好中国代表团第一次进联合国大厅是几点，进大厅里自动扶梯后会有一个长廊，他就在长廊里随意和人聊天，一边等中国代表团进入。当乔冠华经过的时候，他就装作偶然遇见，然后握手表示欢迎”。这张照片留了下来，站在乔冠华后面的，正好是周南和吴建民。
　　老布什的态度转变很快，两三周后，他就约中国代表团的官员到他格林威治小镇上的私人别墅去做客。周南说，当时小布什年纪很小，跑进跑出的。后来老布什还经常对代表团表示，他想吃中国饭了，要到“我们这里来吃，其实也就是为了大家讨论对一些事情的看法”。
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中毒遇难
　　联合国定于11月15日举行欢迎大会并且让中国代表团致辞，那是中国代表团第一次进入联合国大楼，当时美国报刊猜测说，中国代表团大概会“手拿红宝书，身穿毛制服，列队进入联合国”。周南说：“中山装是穿了，可是没有排队，也没有拿红宝书。”
　　代表团的发言稿早在国内就准备好了，最后是由毛泽东定稿的，过家鼎他们带去了300份翻译稿，结果还是不够，一下子被抢空了。抢着上台发言的国家太多了，打破了会议当天的既定程序，过家鼎说，匈牙利代表还用了中文发言。连当时投反对票的美国也以东道国的身份，发表了欢迎致辞。
　　吴建民记得，老布什在发言中很坦率地说：“你们来我是反对的，但是你们来了，我表示欢迎。”后来，乔冠华召开招待会，既邀请了在表决中支持我们的国家，也邀请了一些态度不明朗的国家，同时还邀请了美国。老布什说：“你们想得很周到，邀请我参加这个招待会。”徐熹说，那时候中美开始接触，双方来往意愿都很强烈，他去发请帖的时候，本来没有打算给美国的，“可是那时候，两国的一举一动，双方都很在意。我在大厅里发请帖，美国代表团就主动凑上来问你们在干什么，并表示希望参加”。
　　乔冠华当日的表现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独特的仰面大笑被称为“乔的笑”，照片发表后，拍摄的记者后来还得了普利策奖。乔冠华的发言长达45 分钟，发言给过家鼎印象最深的，还是中国表示永远不做超级大国的承诺，“虽然我已经翻译过发言稿，甚至都可以背诵一些段落，可是听到这里，还是非常兴奋”。发言结束后，几十个国家的代表上来和乔冠华握手，表示祝贺，吴妙发说，乔老爷的手都握红了，大厅观众席上有许多华侨，大家都哭了起来。
　　吴妙发说，那几天，走在联合国的大厅里，经常被人拦住，要求他讲讲中国代表团的发言为什么那么精彩，“他们都很喜欢中国代表团用的成语，要求我讲一些成语的意思，什么叫‘只许州官放火’、‘泥菩萨打碎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又是什么，许多国家的代表觉得中国代表团的发言言之有物”。
　　可是，刚到联合国，还是会打乱仗，尤其是议事规程不熟悉，而联合国的程序又非常重要，实质问题常常是通过程序反映出来的。周南说，当时还出了不少笑话，“出的第一个笑话是在一个委员会上，当时我们不参加所有的委员会，只参加重要的委员会，包括安理会、特别政治委员会、反殖委员会等”。大家开始意识到对程序不熟悉是个大问题，于是要求“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过家鼎的翻译室首当其冲，过家鼎经常去借阅各种关于程序和议事规则的文件，“秘书处里，那些文件就装满了一间屋子”。先要挑选一些要紧的，然后翻译成中文，给代表团所有成员学习，“学习后我们才知道，一些表决案还可以分段表决，我们开始的时候，因为不知道可以这样，结果一个决议案中有一段不对我们就整体否决了”。
　　如何管理联合国的中文翻译也是问题，当时乔冠华和陈楚表示，以往的华人翻译全部留用，“这些华人翻译全部是在美国的华人，有的年纪大了，有的来自香港和台湾地区，听到留用他们都很高兴，而且，我们的到来，使中文越来越重要了”。吴妙发还记得，乔冠华宣布完决定后，翻译们热烈鼓掌。
　　吴建民到联合国不久，就开始参加了安理会、中东和南部非洲以及其他一些委员会。“遇到的最大问题，同时也是当务之急，就是大量学习联合国和相关问题方面的知识。一方面利用联合国的资源，大量阅读资料，另一方面也经常向其他国家的外交官学习。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的地位和权力是非常大的，因此各国的外交官也都非常乐于向我们介绍各方面的情况。中国代表团的学习能力也受到了其他国家的认可和赞赏。”
　　学习了“联合国议事规则”后，对吴建民帮助很大，“在联合国，如果你对某些代表的发言有意见，是可以打断他的，也可以和他进行答辩，但是答辩需要提前申请报名。这些规则和程序都需要熟悉”。熟悉后，才能不闹笑话。
　　在联合国期间，所有的重要表决都通过国内，吴妙发记得，那时候重要表决都要通过电报确定，实在着急的，则要通过美国和日本的海底电缆来通电话，那时候，国内往往已经是深夜。
　　吴建民说：“外交就是内政的延伸。刚去的时候，我们的外交姿态并不是非常开放。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场合，需要一一和各国外交官握手，轮到以色列代表时，考虑到当时两国间的关系，我就感到很尴尬，不知道到底应不应该握。可是对方的手已经伸过来了，我不去握实在是太不礼貌。我和以色列代表握手以后，回来对乔冠华说：我和以色列代表握手了。他一笑答道：握就握了吧！”
　　当年的圣诞节，大家才渐渐放松下来，过家鼎还记得，足足一个月后，他才习惯旅馆外面街头喧闹的汽车声音，不再整天昏昏沉沉的头脑不清醒。那时候，乔冠华等人已经回国了，他们看见街头繁华的圣诞装饰，觉得很新鲜，突然看见一个标语，大家哄笑起来。“距离我们旅馆10米远是家银行的办公室，圣诞节前两天，他们挂出来一个标语，上面用英文写着，‘向中国代表团致敬’，落款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肯定是觉得‘走狗’这个词太有趣了。”
　　安全问题
　　周南说：“毛主席说的身在虎穴的感觉，很快就被我们感觉到了。”他指的就是当时的公务员王锡昌的死亡事件。当时纽约警方对中国代表团加以保护，派遣了双倍的警察在罗斯福旅馆值班，警察每班两人，坐在他们宿舍门口的一个房间里，从不间断，两班交替时还打桥牌，过家鼎说：“我们失去了基本的隐私权，既不自由，也不方便。”
　　当时为了防止偷拍，房间的镜子都用床布遮挡起来；为了防止窃听，在旅馆里从不开重要会议。乔冠华在的时候就发牢骚，说是可以“随地拉屎”，指的是每个房间都有单独的卫生间，但“无地放屁”，是说没有放声说话的机会。
　　警察只能管这一楼层，可是管不了大厅，也管不了街道。当时刚去就有人打条幅，叫乔冠华和黄华去投奔自由，看见中国代表团出来就冲上来喊口号。施燕华陪陈楚走在大厅里，看见有人冲上来，抓陈楚的胳膊，骂他是卑鄙的共产党。
　　由于要提防出事，所以大家的活动自由进一步减少了，除了去联合国开会，不许外出。春节前，为了让守在旅馆里的工作人员有消遣，特地借了些风光旅游电影来放映。施燕华还记得，当天放映员是平时的接待员王锡昌，虽然年轻，却是老革命，从前在匈牙利使馆工作过，性格很稳重，“可是他那天放电影的时候却不断出错，片子总出问题，他还自言自语，怎么回事？我后来才觉得，那就是不祥之兆”。
　　第二天早上，王锡昌没有起床，而且怎么叫也不开门，旅馆服务员打开门，但是里面又用铁链锁上了，踹开后，才发现他已经死亡了。警察来检查了情况，发现门窗都是紧闭的，也没有暴力痕迹，于是赶紧送去进行尸体解剖。在解剖的几个小时内，徐熹一直站在医生旁边，“我也忘记了是代表团要求还是自己主动，反正当时还是对谋害我们同事的人充满了仇恨的”。
　　后来法医检测出来，王锡昌喝的茶叶中有浓缩尼古丁。施燕华听说，这种药品在美国是毒老鼠的，很容易就能在超级市场买到，看来杀他的人已经掌握了中国人的喝茶习惯，知道他们喜欢一天到晚喝一杯茶。但是，究竟是谁放的毒，却没有结果，迄今为止，这仍然是一起悬案。
　　国内把王锡昌评为烈士，并且让他的遗体进了八宝山。施燕华说她从此养成了习惯，不用暖瓶，直接喝自来水。而且，即使泡茶，离开后回来也一定重新泡过。
　　国内一直很着急让代表团成员买住所，出事后更着急了，周南说：“财政部好像特批了500万美元，后来找到林肯中心对面的一家汽车旅馆，整个买了下来。因为怕人家安装窃听器，所以搬走一家，我们就赶紧搬进去一家。”1972年2月，整个代表团住进了自己的新居，大家终于能吃到自己厨师做的中国菜了。
　　不过徐熹还记得，后来在装修的时候，还是发现墙内安装有不少窃听器。“一拆墙就掉出来了，那时候窃听器都很大。”
　　周南说，那时候为了防止泄露秘密，他从来不写记录，重要的事情都靠脑子记，从来不能靠笔。那时候严格规定很多，坐飞机去东南亚要经停香港机场，如果天气不好，有时候要停在台北或马尼拉，当时他们规定，如果碰到这种情况，随身携带的重要文件就要撕毁，冲进飞机上的马桶。如果来不及冲，就得吞下去，周南没碰到，但是一个同事就碰到了这种情况。
　　融入联合国
　　从进入联合国开始，到最后离任，周南整整在联合国待了十年零一天。有人问他，待了那么多年，把美国玩遍了吧？可是周南立刻否认，联合国工作无比繁忙，他是在后来任外交部部长助理陪吴学谦访问美国的时候，才第一次到了美国的西海岸。联合国的工作，周南熟悉得很快。吴建民说，他当时就觉得周南口才很好，反应敏捷，而吴妙发对周南和苏联驻联合国代表互相挖苦讽刺也有深刻印象。
　　周南说，熟悉了程序，中国确实在联合国起了很大作用。当时外交上执行“反对两霸，尤其是苏联”的“一条线”战略，积极加入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苏联总是说“有三个超级大国”，黄华也总是反对说“不对，只有两个”。后来一说到这个话题，大家就笑。中国去了之后，发展中国家气势盛多了。
　　黄华走了以后，陈楚当首席代表。他不懂外语，所以周南要经常代替他开会。在会上有时候发言很无聊，周南就在下面画漫画。
　　逐步熟悉了联合国的程序，周南说才慢慢地不吃亏了。“当时一有事情就召开紧急安理会，有时候开到夜晚，会议主席说，可以去吃饭了，一个小时时间，我们想自己住得远，就在那里等等算了，可是谁知道大家一散就是三四个小时，等到真正散会，往往已经是深夜了，饿得都吃不动了，吃了也不舒服，因为睡不着。后来摸到规律，我们也不把一个小时当回事了，也回驻地去吃饭了。”
　　参加联合国后，中国的外交局面慢慢打开了，之前拉美多数国家没有和中国建交，中国进入联合国之后，这些国家纷纷同中国发展关系。周南记得，当时代表团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和一些国家发展关系，进入联合国就是中国外交的分水岭，“什么人都能常常见到，总理也好，外长也好，来往起来都不拘谨了”。他在那阶段交了很多朋友，有什么事情，拿起电话就打，大家先交流意见，“在下面可以先说真话”。1972年，墨西哥就同中国建交了。
　　吴建民也经历了中国慢慢融入联合国的过程。“最初，中国重返联合国对联合国的活动只是局部参加。我们参加联合国大会、安理会和24国委员会(非殖民化委员会)，而经济社会理事会和当时的托管理事会我们并没有参加。根据我们当时的外交观念，我们认为托管理事会是干涉他国内政的。出于同样原因，我们当时凡是涉及维和的行动都不参加，维和行动的经费是要从会员国的会费里缴纳的，因为我们不认同这种行动后来联合国只好出台了一个新的方案，允许了这样一个例外，在维和行动中，不需要中国出钱。”
　　吴建民说，“改革开放同样也是中国外交的转折，它带来了外交政策上的调整。以前我们的政策是求生存，改革开放以后变成了求发展。要发展就需要和世界各国搞好关系，这就使得中国的外交更开放。到80年代末，中国开始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而如今，中国已经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部队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参与得越广泛，所发挥的影响也就越大”。
　　周南和吴建民的共同感慨是，联合国是真正培养外交官的舞台，“这里是多边外交的天下，你永远可以接触到不同的看法，最复杂的局势”。周南举例，有次联合国讨论非洲国家的提案，反对南非种族主义，美国反对，英国也跟着反对，他和英国的驻联合国代表瑞彻汉德很熟悉，“很胖的一个人，一顿饭能吃三块牛排，我就问他，阁下啊，美国人否决我们都理解，他要搞霸权主义，你们怎么也跟在后面呢？他说，你不知道，我们在南非的投资很大啊，我们怎么能反对自己的利益呢？我说，你这次是讲真话了”。下来后，周南就和代表团的同事们说：“他们的人权、民主，就是为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到现在，周南都觉得，要是年轻外交官能去联合国锻炼，“比在一个国家慢慢成长要快得多”。
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幕后：代表团携带铁锅菜刀
老一辈外交官讲述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台前幕后
　　把铁锅菜刀都带上
　　日，我接到参加代表团工作的通知，出发日期是11月9日。这是自1950年中国政府特派代表出席安理会以来，中国代表第一次踏上美国领土。当时，中国在美国没有使馆和任何代表机构，中美两国关系的紧张状态尚未完全消除，纽约对我们来说是人生地不熟。这一切都为我们的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
　　从11月2日至11月9日只有一个星期，准备时间十分紧迫。在这一个星期里，既要翻译就联合国恢复我国合法权利问题我政府发表的声明和我联大代表团团长的讲话等重要文件，又要参加筹组派驻联合国的代表团的工作，从个人服装一直到携带的各种资料、文具、设备等都必须准备就绪。9日清晨，我与一部分人先去机场，检查托运行李，行李辎重相当可观。厨师们把炒菜用的铁锅、铁勺和菜刀等都带上了，公务员把理发工具也带上了。
　　11月9日上午九点半，代表团全体成员在首都机场整装待发，周总理率领在京政治局委员来为我们送行。周总理同代表团全体成员一一握手，在同三位厨师握手时还特别叮嘱他们，要注意控制饮酒。
　　■抵达
　　曼哈顿旅馆一住半年
　　纽约时间11月11日下午，我们乘坐的飞机降落在纽约肯尼迪机场，一大批爱国华侨赶到机场，挥动着自制的五星红旗欢迎我们。我们的下榻地点是麦迪逊马路四十三至四十四街之间的罗斯福旅馆，这是罗马尼亚代表团的朋友受我们的委托预订的。
　　罗斯福旅馆位于曼哈顿东区，离联合国总部很近，步行15分钟即可抵达。我们的住房在第14层，除了一两间长期住户外，我们把这一层楼的70个房间全都包了下来，一部分作会客之用，其余便暂时在此安顿下来，一直到迁入新的大楼，共住了将近半年。
　　由于我们初到美国，人地生疏，出于安全考虑，我们非因公不随便外出，一出门就是去联合国总部开会。除此以外，我们全部时间消磨在旅馆里，晚上收看美国电视几乎是我们唯一的文娱活动。真可谓深居简出，身居美国而不知美国其貌。
　　纽约市政当局对我们的安全十分重视，特派了双倍的武装警察到我们所住的第14层楼昼夜值班，我们为警察专辟了一个房间，俨然是设在我们卧室门口的一个岗亭。警察每班两人，24小时从不间断。一人面对电梯而坐，监视着每个从14层楼电梯出来的人，另一人陪坐在房间里，闲时观看电视。两班交接时凑成四人，还打成了桥牌。我们的办公室和宿舍和他们紧靠在一起，因此，我们一天24小时的活动全置于他们的监视之下，失去了西方所谓的隐私权，但为了保证安全，我们只能暂时忍受，只有等到搬进新居，才能结束这一切。
　　■发言
　　300份发言稿被抢空
　　我们出席第26届联大的首项重要任务是准备乔冠华团长在联大全体会议的第一篇发言。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在世界最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亮相，发言内容将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发言稿是在国内准备的，长达七八千字，是经过周总理亲自修改和毛主席定稿的。在国内，我们已准备好了英法语的译文，到现场后又继续修改完善，最后定稿，打印300份。
　　11月中旬，联大结束了一般性辩论，进入了各项议题具体讨论阶段。为了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到达，联合国定于11月15日举行欢迎大会并让中国代表团致辞。
　　乔冠华团长的发言共约45分钟。尽管在美国政府的阻挠下，联合国剥夺了中国合法权利达22年，但乔冠华团长的发言却平心静气地摆事实，讲道理，庄严地阐明了中国政府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立场。发言宣布：“联合国的事，要由参加联合国的所有国家共同来管，不允许超级大国操纵和垄断。中国现在不做，将来也永远不做侵略、颠覆、控制、干涉和欺负别人的超级大国。”
　　发言结束后，几十个国家的代表走到讲台前与乔冠华团长握手，表示祝贺，超过了任何国家在一般性辩论发言时所受到的礼遇。我们所印制的300份团长发言英文稿和数十份法文稿在会上散发时被一抢而空，我们不得不赶回旅馆重新打印(当时还没有复印机)，会后继续散发。
　　联合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由中、美、英、苏、法五个同盟国等发起成立的，联合国宪章是用中、英、法、俄、西(班牙)五种文字写成的。这五种文字成了联合国的正式语文。在我们代表团进入联合国之前，占据我们合法席位的人均用英语发言，因而中文作为正式语文早已名存实亡。
　　我们的代表进入联合国会场首次走上讲坛，便用中文发言，使中文的声音响彻联合国的会场。1973年，联大通过决议，将中文也列为联合国的工作语文，于是中文取得了与其他四种文字完全相等的地位。
　　■常驻
　　基本没出过纽约市
　　第26届联大结束后，我被指定成为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成员，我们留下的常驻人员共二三十人。会议有了一个间歇，人少了，旅馆的环境和气氛更加沉闷压抑。因此，购置永久性住所成了常驻代表团的头号任务。这项寻房工作从抵达纽约这日起从未间断，看过的房屋不下数十处，不是房子面积太小，就是年份太久，或售价过高，或不够实用。最后，终于在西区百老汇马路66街155号找到了一家林肯汽车旅馆。经报国内，周总理亲自批准，我们以一次付清485万美元现款的价格买下了这座旅馆。1972年4月，我们搬进了新楼，拆掉了“林肯汽车旅馆”的招牌，换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铜牌，开始了比较正规而有秩序的生活。
　　然而，我们当时的活动范围还是十分狭窄的。由于美方对我们的行动加以限制，超过25公里的地区必须在48小时之前照会申请，得到美方当局同意后才能成行。因此从大使直到普通外交官，除在纽约市忙于联合国的日常事务外，基本上都未走出纽约市和纽约州的范围。
　　初进联合国时，除安理会之外，我们仅参加了大会及第一委员会和特别政治委员会的工作，后来逐步扩大参与的范围。如今，我国已参加了联合国的所有机构和一切活动，并通过安理会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这也是我们当年初进联合国时所向往的局面。(过家鼎)（来源：新闻晨报）
李肇星撰文纪念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35周年
& 　1945年成立的联合国，寄托了世界人民对“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的愿望，承载着各国对“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的理想，代表着各国对多边主义和集体应对全球性威胁与挑战的承诺。
　　中国为联合国的诞生做出了突出贡献。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人民牺牲巨大，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长期遭受列强干涉与侵略的中国积极支持建立一个公平与公正的国际机构，是旧金山制宪会议发起国、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是第一个在《宪章》上签字的国家。很难想象，由于政治和历史的原因，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被蒋介石集团窃据长达26年，中国与联合国合作受到严重影响。
　　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个决议草案是由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古巴、赤道几内亚、几内亚、伊拉克、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泊尔、巴基斯坦、也门民主共和国、刚果人民共和国、罗马尼亚、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也门、南斯拉夫、赞比亚等23个国家共同提出的，并得到了另外53个国家的支持。正如人们常说的，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这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所有主持正义国家的胜利，对国际局势和联合国的发展有历史影响。时任坦桑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萨利姆说，“这是向全世界宣告：第三世界国家，中小国家，可以在联合国讲坛上扬眉吐气地表达自己意见了”。
　　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35年以来，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在政治、经济、人权、社会、军控、法律等各个领域工作，不断深化与联合国的合作，忠诚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捍卫《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加强国际合作。
　　1974年，邓小平同志出席第六届特别联大，阐述了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1995年和2000年，江泽民主席两次出席联合国首脑会议，就和平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及联合国发展方向阐述了中国立场。2005年，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提出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主张。此外，早在1992年，时任国务委员兼外长钱其琛就在联大倡议对联合国进行必要、合理的改革，使之更好地服务于会员国的共同利益，特别是为发展中国家多做好事、实事。这都是中国对促进国际关系健康发展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的重要贡献。
　　35年来，中国全面参与安理会工作。《联合国宪章》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赋予安理会。作为常任理事国，中国致力于维护安理会权威与作用，推动通过协商、对话、谈判等和平手段解决地区热点问题，支持联合国及秘书长开展斡旋、调解等预防性外交。中国为安理会成功处理两伊战争、柬埔寨、东帝汶等一系列问题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一直呼吁安理会关注非洲的和平与稳定，支持非盟等区域组织的工作。中国与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保持着密切磋商与协调。2000年，中国倡议举行了历史上首次五常首脑会晤。
　　35年来，中国不断扩大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维和行动是联合国在实践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已成为联合国维护和平，促进地区问题解决的重要因素。“蓝盔”已成为联合国的象征和和平的希望。
　　中国于1989年派出20名文职人员参加了联合国纳米比亚过渡时期协助团，这是中国第一次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1990年，中国第一次向中东停战监督组织派出军事观察员。1992年，中国派工兵部队参加了联合国柬埔寨特派团，这是中国第一次派成建制非作战部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1999年，中国民事警察参加了在东帝汶的维和行动，这是中国警察第一次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2003年11月，中国向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派出500多人的工兵、医疗和运输分队，这是中国迄今最大规模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2004年5月，中国向联合国海地特派团派出125名防暴警察，这是中国维和人员第一次出现在西半球，第一次在非建交国部署维和人员，也是中国警察第一次成建制参与维和。
　　迄今，我们共向16项联合国维和行动派出军事人员、警察和民事官员6000多人次，目前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第十二大出兵国，在五常中名列第一。共有9名中国维和人员为和平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今年7月以色列和黎巴嫩冲突后，中国宣布愿向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增兵至1000人。
　　35年来，中国支持联合国在国际军控、裁军与防扩散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我们认真参与联合国关于裁军问题的审议和谈判，提出许多合理、可行的政策倡议和主张，为推动核裁军和常规裁军、防止外空武器化等工作取得实质进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支持联合国倡导的防扩散活动，以建设性态度参与联合国军备透明等方面的政府专家组织，积极参加安理会1540委员会工作，并在国内建立了完善的防扩散机制和法律法规。
　　35年来，中国大力支持联合国在发展领域发挥更大作用。我们认真执行联合国发展领域各次重要会议共识，促进消除贫困，缩小南北差距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我们努力敦促发达国家履行在增加援助、减免债务、开放市场等方面的承诺，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国际环境；我们积极呼吁完善国际金融体制，维护和改进多边贸易体制，引导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的方向发展；我们还积极开展南南合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形式多样的帮助和支持。
　　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胡锦涛主席宣布在关税、债务、优惠贷款、公共卫生合作及人力资源开发等领域为发展中国家采取5项重大措施，中国正加紧落实。中国还与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基金、项目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近年来共同在华举办了全球扶贫大会、千年发展目标会议、防治禽流感筹资大会等会议，推动国际发展合作。
　　35年来，中国一直足额、及时、无条件地履行对联合国的财政义务。中国会费比额已从2000年的0.995%上升到2006年的2.053%，居世界第九位，在发展中国家名列第一。我们每年还向相关联合国机构提供捐款，并热情响应联合国在救灾和人道救援等活动的紧急呼吁。2005年印度洋地区发生海啸灾难后，中国向灾区捐款共计13亿人民币援助。我们最近还向新成立的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认捐100万美元，并承诺向建设和平基金捐款300万美元。
　　35年来，中国在联合国社会和人权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作用。我们已加入22项国际人权公约，认真履行国际人权义务，并广泛开展国际人权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作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首届成员国，我们致力于推动人权理事会尊重各国历史、文化、宗教背景，以普遍、客观和非选择性方式处理人权问题。
　　1995年，中国成功举办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会议通过的《北京宣言》和《北京行动纲领》已成为促进国际妇女发展的纲领性文件。2005年，在北京又举行第四次世妇会10周年纪念大会。中国积极推动公共卫生国际合作，第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届联大连续三年通过中国提出的“加强全球公共卫生能力建设”决议草案。中国重视世界卫生组织作用，已推荐现任世卫组织助理总干事、前香港卫生署长陈冯富珍竞选世卫组织总干事。
　　35年来，中国全面参与联合国法律领域各项工作，包括联合国主持的条约起草工作，维护了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以及国际法的公正。中国广泛参加并认真履行国际公约，积极参与联合国大会各项法律议题审议，参加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等与法律有关委员会的工作，并选派专家学者在国际立法和司法机构中任职，包括担任国际法院法官，为国际立法和司法作出了贡献。
　　联合国已成立61年，面临着不断增多的全球性威胁和挑战，其重要作用不可替代。建立一个持久和平、共同发展的和谐世界，离不开一个强有力的联合国。这是国际社会的共识。
　　中国与联合国的合作任重道远，前景广阔。(李肇星)（来源：人民日报）
来源:新华网、人民网、新浪网、三联生活周刊、中国经济网
(责任编辑：冯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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