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国家对“三农”补贴力度的加大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村干部手中掌控的资源越来越多，权力寻租的空间越来越大，一些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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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村干部腐败现象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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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随着国家对“三农”补贴力度的加大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村干部手中掌控的资源越来越多，权力寻租的空间越来越大，一些村干部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生活腐化等腐败问题开始凸显。村干部腐败既有个人方面的原因，也与转型期政治体制机制不完善、经济管理制度及其运行机制不健全、社会结构与社会利益多元化、廉政文化建设及基层组织建设相对滞后等密切相关。只有进一步增强村干部腐败打击的震慑力、强化权力运行的约束力和规章制度的执行力、增强村干部生存发展的保障力及其抵御腐败的免疫力，才能从根本上有效解决村干部腐败问题。 中国论文网 /4/view-4596096.htm　　关键词：近年来；村干部；腐败现象；形成原因；防治措施 　　中图分类号：D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9—07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①作为发生在农民群众身边的村干部腐败，不仅会直接损害村民利益，影响党群干群关系，而且直接侵蚀党的群众基础，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据统计，我国目前有近60万个行政村，680多万名村干部。②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村民信得过、靠得住的“领头羊”，但也不乏以权谋私、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的腐败分子。本文在梳理借鉴既有研究成果、归纳分析近期村干部腐败典型案例的基础上，试图从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党建等方面分析探讨近年来我国村干部腐败的主要表现及其原因，并从惩处、制度、监督、教育、改革等方面提出防治村干部腐败的思路对策，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一、村干部腐败的主要表现 　　近年来，村干部腐败案件频发。从腐败主体看，既有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村委会会计等单体腐败，也有成窝成串的抱团腐败；从腐败性质看，既有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经济领域的腐败和失职渎职等政治领域的腐败，也有吃喝嫖赌等生活领域的腐败。其具体表现可谓多种多样，五花八门。 　　（一）巧立名目、吃拿卡要型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然而，有的村干部在为村民办事的时候往往利欲熏心，不择手段以权谋私。有的私设基础设施建设费、入户费、安装费、工本费、手续费、代办费、辛苦费等收费项目，变相索取村民的血汗钱。如2010年底，有关政府部门给重庆市綦江县丁山镇狸狮村免费发放一批地面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而该村村干部却借机向村民按每个接收器收取80元钱的安装费，远远高于20元一个的市场价格。③更为离奇的是，有的村干部为村民盖个章都要硬性收取手续费，且收费标准有高有低。如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天场镇陶河村，村民如果有事要找村里盖章，必须先到会计那里领张条子，同时交200元钱。否则，就是任凭你跑断腿，磨破嘴，也盖不了章，办不成事。④ 　　（二）巧取豪夺、化公为私型 　　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和一系列利农惠农新政策的相继出台，一些村干部开始盯上了村民的其他上缴款项和国家发放的各类补贴资金。有的私吞或瓜分村民上缴的承包费等上缴款项。如，河南省息县周大楼村村支部原书记周某、村委会原主任纪某、村委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唐金培，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州学刊杂志社副研究员（郑州450002）。会原副主任李某及计生专干时某等人，从2007年至2010年，先后将村民缴纳的集体林场承包费、社会抚养费（俗称“超生罚款”）等共计2.3万余元，采取直接私分或装进自己腰包等手段据为己有。⑤有的侵占或截留国家下拨的扶贫款、移民款、救灾款、危房改造补助金、征地补偿款、粮食补贴款等活命钱。如2010年10月，海南省万宁市万城镇春园村村支部原书记詹某和其他一些村干部截留占用了政府部门为帮助该村村民恢复生产下拨的虾农救灾款近1.5万元及其他救灾款近5万元。⑥还有的合伙私分村里其他收入。如2008年4月，广东省中山市古镇海洲村，在村支部原书记张某和村委会原主任袁某的提议下，将该村每月向外来务工人员收取的卫生保洁费，以治保会工作人员加班餐费补贴名义套取人民币1161620元，除部分用于治保会工作人员补贴外，其余款项由村两委委员集体私分。⑦ 　　（三）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型 　　在土地征用、拆迁过程中，村干部贪污挪用集体资金、收受贿赂等已经成为转型期村干部腐败的突出表现。有的虚列开支，私设小金库。如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竹镇镇金磁村村干部通过截留集体收入、套取项目资金等方式，私设小金库，从2007年至2011年底短短三四年时间，累计金额高达120多万元。⑧有的挪用公款，谋取私利。如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蚺城街道办上梅洲村委会民兵营长程某，利用代理并接管该村委会6个村小组财务的便宜，挪用公款240余万元用于个人挥霍。⑨有的抱团作案，集体收受贿赂。如广州市白云区棠景街棠溪村“农民公寓”和“金光广场”等项目在工程招标和承建过程中，涉案村社干部多达18人，该窝案涉嫌通过为他人在项目工程招标、承建和出租过程中谋取不正当利益，集体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647万元。⑩ 　　（四）欺上瞒下、弄虚作假型 　　眼看着各种惠农资金源源不断地划拨到农村，一些胆大妄为的村干部挖空心思打起了国家的歪主意。有的千方百计骗取国家粮食直补款。如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洪广镇高荣村村委会原主任司某伙同村委会原会计郭某以虚报100亩耕地面积，从2006年至2009年，先后共骗取国家粮食直接补助款3.1万余元。贺兰县常信乡谭渠村村委会原主任孙某和村委会原会计孙某分别以各自儿子的名义虚报粮食直接补助面积35.2亩、46亩，共骗取国家粮食直接补助款2.2万余元。有的想尽办法骗取国家征地拆迁补偿金。河南省郑州市航海西路街道办事处密垌村4名村干部在南水北调工程征地补偿工作中，虚报100多个坟头，以伪造被赔偿村民姓名的方式，骗取38.65万元坟墓补偿款，并将其中的24万元平分。还有的绞尽脑汁骗取国家低保金。如山东单县从2011年上半年至2012年上半年，共清查出村干部本人及亲属违规享受低保金的多达501人，冒领代领低保金的村干部有198人，虚报申请低保金资格的村干部有87人。
　　（五）拉帮结派、扰乱选举型 　　村干部换届选举是农村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近年来，虽然基层民主选举越来越规范，但扭曲村民民主权利的村干部贿选事件仍时有发生。从不正当的竞争方式看，不惜血本贿赂选民者有之；用空头支票蒙骗蛊惑村民者有之；用暴力威胁恐吓村民者有之；动用保护伞干预选举者有之。从贿选活动的公开化程度看，由前些年偷偷摸摸联络感情的隐蔽行为，逐步发展到如今直接请吃送礼、乃至赤裸裸地派送实物甚至现金等半公开或公开行为。从选票价位看，由最初的每张几十元到现在的每张几百元甚至上千元。贿买选票的资金总额从过去的几万元、十几万元猛涨到数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如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某村村委会原主任兼村支部书记阿杰（化名）在2008年换届选举时花了30万元，平均每张选票近600元；到2011年换届选举时则花了75万元，一张选票最高卖到1200元。 　　（六）优亲厚友、捞取好处型 　　我国传统农村大多是以血缘、姻缘、地缘等连接在一起的集合体，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关系难免有亲疏远近之分。掌握着低保户资格评审、贫困户申报、山水林地承包等各种权力的村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千方百计为自己及其亲属、亲戚朋友谋取私利的现象并不鲜见。比如，有的村干部为那些不够低保户或贫困户标准的亲朋好友申报相关困难补助。有的村干部在村办企业、林地、鱼塘、房屋等集体资产承包承租时，有意压低价格出让或出租给自己的亲戚朋友。有的村干部在处理村民之间的纠纷时，不是按照国家法律制度和村规民约，站在比较公正的立场一碗水端平，而是明里暗里偏袒与他沾亲带故的人或私下里给他好处的人。据统计，仅2012年，辽宁省被查出并因优亲厚友、以权谋私受处分的村干部就有78人。 　　（七）作风粗暴、乱收滥罚型 　　由于有的村干部法制观念和群众观念淡薄，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强征强收，不少村民往往敢怒不敢言。有的凭借家族势力甚至黑恶势力把持村务，对那些不服从他们的村民动不动就扒粮抬物、牵猪拉羊、捆绑吊打。如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县巴公镇巴公二村村委会原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周某随意指使他人毒打本村村民。那些被他殴打过的村民当中，上有70多岁的老人，下有十几岁的娃娃。有的村干部把计划生育国策当儿戏，任意收取社会抚养费。如江苏省丰县梁寨镇闫楼村村委会原主任李某和村原计生专干许某合伙违规向村民征收社会抚养费，放任不符合条件的计生对象户11例违规超生，打造了一幕现实版的“超生游击队”。最近，还有的地方甚至出现村干部为完成上级布置的征收指标，趁机多收社会抚养费，“逼”村民超生的咄咄怪事。 　　（八）吃喝嫖赌、贪图享乐型 　　随着农村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活腐化、贪图享乐等成为近年来村干部腐败的一个新趋势。有的借口为集体争取资金，需疏通上下关系，不惜动用公款请客送礼，大吃大喝。如2013年9月，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董营村村委会西吴自然村村务负责人吴某曝出该村村委会公费吃喝账单：一个月公款吃喝23次，总费用22060元。其中消费最高的一次多达2262元。有的利用职务之便乱搞男女关系。一些稍有姿色的留守妇女往往成为个别心术不正的村干部猎艳的对象。有的找“小姐”，花天酒地。如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县官路村村委会原主任王某和其他5名村干部，于日在镇上一家饭店酒足饭饱后，居然乘着酒兴跑到县城一家歌厅一人包一个陪唱女。有的堂而皇之包情妇，养二奶。如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西温庄乡西攒村原村民委员会主任李俊文同时拥有4个女人，并育有10个子女。还有极个别村干部为寻求刺激或做发财梦，聚众赌博甚至开设赌场。如云南省昆明晋宁县福安村院村委会主任姚某等人曾经常在一起赌钱，赌来赌去觉得不过瘾，居然合伙开起了赌场，一天获利高达10多万元。 　　（九）铺张浪费、好讲排场型 　　随着集体经济的不断壮大和村干部财富的不断增加，村干部炫富摆阔的心理不断膨胀。有的用集体的钱修建、装修超标准豪华办公楼。如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杨庄村村里新修建的办公大楼，豪华气派程度绝不亚于星级宾馆。村支部书记等人的办公室面积近100平方米，外加一个套房，套房与办公室的吊顶典雅华贵，墙上挂的是艺术壁画，地上铺的是红漆木地板。仅装潢费用一项就高达一两百万元，再加上建设成本、土地成本以及绿化等费用，整幢大楼耗费近1000万元。有的借红白喜事大操大办，极尽奢华。2013年国庆节期间，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乡清河营村村委会原副主任马某在国家会议中心大宴会厅为其儿子连摆三天婚宴，酒席多达近250桌。据保守估算，这场婚礼仅在10月4—6日这3天时间就花费160多万元。 　　二、社会转型期诱发村干部腐败的主要原因 　　村干部腐败现象的产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其诱因除村干部个人方面的因素外，主要是因为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农村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及基层党建等方面的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跟不上时代步伐和形势变化所引发的。 　　（一）政治方面的原因 　　1.农村基层组织制度不完善。一是村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关系不明确，使村干部腐败有机可乘。《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虽然规定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的战斗堡垒，但同时又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的自治组织，而支部委员会与村民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应如何理顺则缺乏可操作性的具体规定，这一缺陷直接导致了村支部委员会与村民委员会之间的矛盾，客观上助长了某些村干部特别是某些村支部书记极权主义的膨胀。二是村民委员会与乡镇政府之间关系不明确，使村干部腐败肆无忌惮。既然村民委员会可以依法自治，那么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之间只是工作上的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结果在实际工作中往往造成一些村干部的贪腐行为在“村民自治”的幌子下逃过上级政府的监督。三是村务公开徒有形式，使村干部腐败大行其道。由于现行的农村基层民主自治制度对那些有意无意不全面、不真实、不及时的所谓村务公开缺乏相应的具体有效的惩戒措施，导致有的地方的村民自治变成了“村干部自治”。
　　2.村干部权力规范不合理。随着城镇化步伐的不断提速和国家对农村投入的不断加大，村干部的管理领域和管理权限随之扩大，村干部支配村级财务的随意性也越来越大。加上我国从上到下普遍实行“一把手”负责制，村里的大事小事大多由主要领导说了算，以致有的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为争夺权力互相扯皮。为解决这种扯皮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少村实行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一肩挑”的办法，还有的村甚至是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村办企业董事长或总经理“三位一体”。这样一来，就使村干部权力更加高度集中到一个人手中，“一把手”成为“一霸手”，这就给其滥用权力提供了方便之门。 　　3.村干部权力监督不到位。一是村级组织自身监督不到位。村级组织自身监督包括党内民主监督和村干部成员之间的监督。自身监督作为一种内在的约束机制往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二是上级主管部门监督不到位。一方面因乡镇纪委工作上缺乏必要的独立性，业务上缺乏有效的办案条件，加上人手不够，对监督村党组织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一方面因村干部身份特殊，虽然是“从事公务”的人员，但不是行政意义上的党政干部，监察的“规矩之箍”套不上；对那些不是中共党员的村干部，纪委的“纪律之杖”又够不着。三是村民民主监督不到位。由于大部分青壮年常年不在家，村民民主监督往往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要么因信息严重不对称而令村民无法监督，要么因村民监督意识和维权能力较低而不会监督，要么因担心遭到报复而不敢监督，要么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不愿监督。 　　（二）经济方面的原因 　　1.经济管理制度本身不健全，使腐败分子有空子可钻。尽管各地出台了村级资金管理、资产管理、资源管理等“三资”方面的管理制度，但在一些熟悉运作程序的村干部看来，这些制度只不过是他们腐败的“遮羞布”。如《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三资”管理制度均没有诸如村干部卸任时必须将处置集体资产的相关合同等重要文件和档案移交给下一任之类的明确规定，有的村干部往往把一些在任时不能办或明显违规的事务等到卸任移交前突击办理，移交任务时又不移交相关的合同和档案。一些重要的承包合同往往由于上一任村干部不移交，造成村委会文本缺失，任由承包人重新伪造合同文书，共同侵害集体资产。 　　2.“三资”监管漏洞多，使腐败分子有歪主意可打。由于缺少对“三资”问题管理合同等文档的管理规定，村里往往没有明确的主管人员，更没有明确规定村干部没有将相关的档案移交的法律后果。不少村集体的土地和山林就是被村主任低价出让，等到换届后村民发现时，连通过法律手续纠正的机会都已丧失。在“三资”管理工作中，不少乡镇的经管部门流于形式。一些乡镇的“三资”监管大多还停留在主持招投标的程序和仪式上，在招标之后的合同归档和监管工作基本上就没有了下文，直接造成合同管理的真空，形成制度执行程序上的漏洞。 　　3.村级财务管理乱，使腐败分子有机会可乘。一是在那些担任会计、出纳等职务的村干部中，别说财会专业的大中专毕业生极少，就是受过专业培训的财会人员也不多。在有的村，财务会计出纳一人兼二任。更有甚者，有的村会计出纳因不懂会计业务或其他原因，对村支书或村主任惟命是从，财务收支全凭“一把手”说了算，权力制衡成为一句空话。二是村级财务账目设置不规范，财务审批不严格。有的村支书和村主任争权夺利，争相签批，造成财务管理混乱甚至失控。三是账目透明度不高。村务公开往往不公开每笔开支的具体走向，一般村民很难知道村级财务的家底。 　　4.腐败成本相对低，使腐败分子有胆子可借。一是村干部腐败带来的损失少。由于村干部工资福利待遇低。绝大多数地区一般村干部的月工资才区区几百元钱，又没有享受相应的医保金、养老金、住房公积金等“三金”待遇，因腐败带来的损失远没有国家公务员大。二是村干部腐败风险低。由于农村基层的法制体系不完善，财务管理比较混乱，腐败隐蔽性较强，被制裁的风险为此大大降低。三是村干部腐败的收益相对较高。在一些城乡结合部或城中村，村干部直接掌管集体的“三资”分配权和土地转让权，隐性收入远远大于其显性收入。四是对村干部腐败的惩治力度相对较弱。除个别民愤极大、影响恶劣的村干部被判处实刑外，绝大部分只被判处缓刑，法律震慑力大打折扣。 　　（三）社会方面的原因 　　1.青壮年农民大量外出和农村空心化，容易形成村干部权力滥用的真空。随着人口流动的不断加快，我国农村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广大农村特别是经济滞后地区的农村，绝大多数青壮年农民都选择外出务工或寻找商机，留守在农村的几乎是清一色的由妇女、老人和儿童组成的所谓“389961部队”。从总体上看，那些外出务工人员的家庭意识趋于淡化，恋土情节趋于弱化。不少地方的村民代表会议因外出务工人员太多而无法如期举行，这就在不同程度上使得农村的村民自治和民主监督大打折扣。在一些偏远地区农村甚至选不出一个有能力、村民又比较满意的“当家人”。 　　2.社会分配不公和利益多元化，容易勾起村干部多吃多占的贪欲。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来源多样化、利益表达公开化等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在城乡结合部或资源比较丰富的一些农村地区，有的农村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一夜暴富，使一些收入微薄的村干部在心理上形成强烈的反差，甚至产生“我出力最多，应该多拿点”的补偿心理。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村干部受诱惑、犯错误的现实危险性。与此同时，一些不法商人和企业主为谋求利益的最大化，往往不择手段拉拢腐蚀那些手里握有土地出卖出租权、工程发包等各种权力的村干部。有的村干部也往往受利益驱使，不惜拿手中的权力做交易，有的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 　　3.盘根错节的人情关系和利益关系，容易刺激村干部徇私舞弊的神经。我国农村社会是一个充满各种各样人情关系的熟人社会，社会关系网错综复杂。一是有的村干部在利益分配或调解纠纷的时候，为偏袒其家人、亲戚朋友及族人的利益，往往很难做到公开公平公正。二是有的村干部法制观念淡薄，把收受村民或者老板的好处当成正常的人情往来，甚至错误地认为自己辛辛苦苦替人家办事得点好处也应该。三是有的村干部受身边其他贪腐行为的影响，也会产生“别人做得我为啥就做不得”的攀比心理和从众心理，进而陷入腐败的泥沼。四是上级有关部门领导的袒护容易助长村干部腐败。有的村干部抓住上级有关领导“害怕查了案子伤了面子、乱了班子甚至殃及到自己”的心理而胆大妄为。
　　（四）思想文化方面的原因 　　1.腐败文化的恶劣影响，为村干部腐败提供了滋生的土壤。一是传统腐朽思想文化沉渣泛起，毒化了农村原本淳朴清新干净的社会空气。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对农村控制的逐渐放松，一些根深蒂固的封建腐朽思想文化很快死灰复燃。如“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的官本位思想、“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专权思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封建宗法思想等对一些村干部的思想行为都带来消极影响。二是西方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等腐朽思想意识乘虚而入，扭曲了一些村干部的人生观、金钱观和权力观。由于文化价值观念的错位和混乱，村官腐败现象的发生便难以避免。 　　2.腐败亚文化的滋生蔓延，为村干部腐败提供了繁衍的环境。腐败亚文化特指腐败群体乃至整个社会在对待腐败行为和腐败现象时所产生的一系列畸形、扭曲、反主流的判断和认知。这种奉行“潜规则”、倡导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价值观念的“腐败亚文化”在农村泛滥开来后给农村社会风气带来严重的危害。一是扩大村民对村干部腐败现象的容忍度。潜规则的流行使一些村干部的腐败行为逐渐得到某些村民的认可，在他们看来，求村干部办事或村干部选举拉选票，请请客、送送礼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村干部在行使职权的时候捞点好处也合情合理。二是降低村干部因腐败而产生的道德羞耻感。在这种文化氛围的长期熏陶下，一些村干部的腐败心理冲动会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习惯，甚至演变为一种心理需求，从而助长村干部腐败之风。 　　3.廉政文化建设的相对滞后，为村干部腐败提供了蔓延的空间。在农村地区广泛开展廉政文化建设的主要目的无非是为了增强村干部的廉洁自律意识，提高广大村民对腐败现象的鉴别能力和自觉抵制意识，塑造风清气正的浓厚社会氛围。然而，在一些农村地区，由于廉政文化建设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村民远离腐败、抵制腐败的思想意识不强，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社会文化氛围不浓。少数村民面对村干部腐败行为往往表现出一种无可奈何或事不关己的容忍态度，甚至个别村民还存在羡慕乃至嫉妒腐败的灰暗心理。而极少数村干部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不惜把党和群众赋予的权力当做牟取私利的工具，在一些不法商人的拉拢、贿赂下很快滑进腐败的泥坑。 　　（五）基层党组织建设方面的原因 　　1.党员发展家族化，影响基层党组织的纯洁性。在一些偏远闭塞的农村地区，有的村支书为减少竞争对手，保住自己的位置，有意识地长期不发展新党员；有的村支书为了让自己的亲属、朋友或支持者加入党组织，甚至违反规定程序或擅自降低标准，硬将一些思想不正、作风不纯的人塞进党的队伍，而那些真正思想觉悟高、工作能力强的人却总是被无情地挡在党组织的大门之外，这就直接导致了农村党员队伍的家族化和派系化。这些综合素质低、私心杂念多、滥竽充数的党员一旦当上村干部后自然相对容易滋生腐败。 　　2.党务不公开，使基层党组织民主监督缺位。由于有的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相对滞后，党员老龄化现象严重，加上党内民主监督制度不健全，相关监管措施又没有及时跟进，加上有的基层党组织内部事务不公开、不透明，以致在人事、财务、重大决策等方面往往由村支部书记一个人说了算。在这种支部书记权利高度集中的状况下，村民乃至普通党员的决策参与权、民主监督权等往往徒有形式。权力一旦缺乏监督自然就有可能出现腐败。 　　3.党员理想信念淡化，导致精神上“缺钙”。由于教育缺失和市场经济的冲击，有的农村党员一味追求物质利益和物质享受，不仅动摇甚至丧失了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缺乏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而且淡化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和意识，不能自觉地按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的思想行为，不能正确处理个人与国家、集体和他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这种得了“软骨病”的党员在各种诱惑面前一不小心就会坠落到腐败的深渊。 　　三、社会转型期防治村干部腐败的思路对策 　　预防和治理村干部腐败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只有进一步加大腐败打击力度，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完善权力运行监督机制、积极推进农村廉政文化建设、改革创新村干部管理办法，才能从根本上有效防治村干部腐败。 　　（一）加大农村基层腐败打击力度，增强村干部腐败惩处的震慑力，使其不敢腐败 　　严厉打击是防治村干部腐败的重要手段。只有发现及时，打击有力，才能有效预防村干部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的发生，并有效遏制村干部腐败现象高发多发的态势。为此，一要加强对村干部腐败的防范措施。要按照“归口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切实加强对基层办案工作的领导和指导，及时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法行为。二要畅通村干部腐败的检举揭发渠道。要鼓励发动群众积极举报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腐败现象，形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良好态势，使腐败村干部无处可藏。三要整合各种有效力量形成反腐合力。要充分发挥执纪执法机关的优势和效能，实行纪检监察与司法、审计机关联合办案的模式，坚决打击各种形式的腐败行为，有效遏制村干部腐败的滋生蔓延。四要加大对村干部腐败案件的查处力度。县乡两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把村干部贪污受贿、多吃多占、以权谋私等腐败案件作为查处和打击的重点，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并始终保持严惩不贷的高压态势。 　　（二）完善农村基层管理规章制度，增强村干部权力运行的约束力，使其不能腐败 　　健全制度是防治村干部腐败的根本保障。只有立足当前村干部腐败易发多发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建立健全制约村干部权力的各项规章制度，并将村干部的权力放进制度的笼子里，才能有效防止村干部滥用乱用手中的权力。为此，一要进一步建立健全村级民主决策制度。要按照民主集中制和村民自治的要求进一步完善领导班子议事制度和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切实保障农民群众对村务的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二要进一步建立健全村支部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村务监督委员会三者之间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从根本上解决村干部腐败的深层次问题。三要进一步建立健全村务公开制度。内容上凡是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和村民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都应及时公开；形式上不仅要将公开内容张贴到墙上而且要接受村民面对面的质询；程序上要真正做到事前、事中和事后全程逐项逐笔公开。四要进一步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及相关审计制度。严格控制管理性支出，实现村级财务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
　　（三）强化农村基层管理监督机制，增强村干部对相关制度的执行力，使其不易腐败 　　有效监督是防治村干部腐败的关键环节。只有充分发挥各监督主体的积极作用，提高对村干部权力监督的整体效能，才能使各项制度真正落到实处，才能有效防范各种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为此，一要充分发挥乡镇党委和纪委的监督职能。重点加强对村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在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推进和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等方面的经常性检查监督，及时将一些带有苗头性和倾向性的问题扼杀在萌芽状态。二要充分发挥乡镇有关部门的监督作用。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必须有权力作坚强的后盾。既然乡镇政府赋予了村干部部分政府管理方面的职能，就要担负起对其职责履行情况监督检查的职责，并逐步形成由纪检监察部门牵头，各相关部门齐抓共管的监管格局。三要强化基层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监督。村支部委会委员和村委会委员要各司其职，真正做到相互监督，相互牵制。四要加大村民民主监督力度。鼓励积极参加村务民主决策、村干部工作绩效奖惩等民主评议活动，真正发挥他们对村干部权力运行的监督作用。 　　（四）强化农村廉政文化宣传教育，增强村干部抵抗腐败的免疫力，使其不想腐败 　　文化教育是防治村干部腐败的治本之策。只有建立有效的反腐倡廉教育机制，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开展廉政文化教育，构筑村干部自觉抵御腐败病毒感染的思想防线，才能从根本上预防村干部腐败。为此，一要加强村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深入开展共产主义主义理想信念和马克思主义思想道德教育，引导村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自觉抵制腐朽文化的侵袭，切实解决村干部腐败的主观根源性问题。二要广泛开展面向农村的廉政文化和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在整个农村乃至全社会形成崇尚廉洁的社会价值取向，塑造以腐败为耻、以廉洁为荣的良好社会氛围。三要增强廉政文化教育针对性和实效性。教育对象上应突出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村委会会计等重点岗位；教育方式上应巧用“活教材”，多打“防预针”，常敲“警示钟”；教育内容上要重点突出党的先进性教育和以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为聚焦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五）深化农村基层管理体制改革，增强村干部生存发展的保障力，使其不愿腐败 　　深化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是防治村干部腐败的根本出路。面对不断发展变化的新形势，只有不断总结新经验，采用新办法，激活村干部的约束激励机制，才能有效激发村干部远离腐败的内在动力。为此，一要严把农村基层干部选任关。要打破地域、身份和职业界限，真正把那些品德高尚、作风正派、工作能力强的人选拔到村干部岗位上来。二要健全村干部激励机制。一方面要通过严格的考核评价，激发村干部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另一方面，按工作业绩发放绩效工资和离任补贴等，有效破解农村基层组织软弱涣散等难题，充分发挥农村基层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三要深化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相关的配套改革，提高村干部的腐败成本和腐败风险。一方面要改革创新村干部问责机制，有效防止村干部不作为、乱作为等现象发生；另一方面，要强化相应的惩处机制，彻底消除村干部腐败的侥幸心理，使其不愿意自己因腐败而付出身败名裂、倾家荡产的沉重代价。 　　注释 　　①《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1页。②郑立东：《〈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若干规定（试行）〉的出台背景及意义》，《中国监察》2012年第6期。③韩毅、邹源：《惠民工程免费送“锅盖”村干部要求收费安装》，《重庆晚报》日。④陶展、姜振军：《要办事，交200块“盖章费”》，《现代快报》日。⑤汪海、余杰、金领：《4名村干部贪污受审时称“当干部就为捞点好处”》，《检察日报》日。⑥廖自如：《村民：部分村干部截留救灾款》，《海南特区报》日。⑦郑平：《海洲村干部腐败窝案昨开庭》，《南方日报》，日。⑧安官石、鹿伟：《村干部私设小金库敛财120多万》，《现代快报》日。⑨石际、张涛：《村官挪用公款240万获刑15年》，《上饶日报》日。⑩章宁旦、邓新建等：《广州18名“村官”涉嫌集体受贿647万村干部饭桌上平分百万元贿金》，《法制日报》日。张涛：《虚报冒领粮食直补款贺兰四名村干部获刑》，《宁夏日报》日。李亚楠：《河南省郑州市一村庄4名村干部在南水北调工程征地补偿工作中，虚报100多个坟头》，《新乡日报》日。石奇亭、傅子栋：《山东单县清查村干部亲属违规享受低保等行为》，《大众日报》日。赵杨、万晓华：《商人豪掷百万助当村官，上位后屡屡接受指令贱卖土地——贿选村官阿杰：我就像一个傀儡》，《南方日报》日。房延彦：《辽宁78名村干部因以权谋私等问题被处分》，《华商晨报》日。蔡恩泽：《警惕村官变“村霸”》，《中国老区建设》2006年第7期。王晓娟、许驰：《一村干部滥用职权打造“超生游击队”被逮捕》，正义网，http：///jxsw/384.html，日。王海锋：《邓州计生委被曝下红头文件逼村民超生仨月902万》，《河南法制在线》日。贺林平：《佛山一村干部自揭村委一个月公款吃喝2万余元》，《人民日报》日。《连云港6名村干部集体找小姐》，《现代快报》日。佟吉清：《村官重婚超生重男轻女是祸根》，《中国妇女报》日。周佶：《村官合伙开赌场一天获利10余万》，《云南信息报》日。陈文：《常州“赌博门”村支书调查》，《南京晨报》日。《村干部家婚宴豪车明星捧场——朝阳一村委会副主任儿子婚礼在国家会议中心大宴会厅举行，3天酒席约250桌，邀请丫蛋等明星演出》，《新京报》日。张枫逸：《对“腐败亚文化”必须零容忍》，《光明日报》日。 　　责任编辑：浩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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