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成周其仁：万科案例对下一步改革的启示
本文是周其仁教授在&致敬1984&系列活动深圳站上针对王石演讲的发言，根据录音整理，未经审阅。
王石刚才讲的虽然是一个人和一个公司的故事，某种程度也是我们这个国家的缩影，所以要走好未来的路，很重要的是把过去的经验经常地梳理，经常地重新思考。万科是国企改革的产物，如果没有国企改革的背景，不可能有万科，也不可能有今天的王石的传奇故事。我今天就是给刚才讲的东西提供一个背景，虽然这个故事不长，但里面提到了很多东西，是这个历史时代的浓缩。
首先国企怎么来的？为什么国企里面有这样的关系：可以一句话、一个命令，你挣了钱调来，不行，我把你调走。这是人类历史上很特别的人际关系、组织关系，它怎么来的？然后怎么变革的？更重要的，我们关心它以后会怎么样，所以我们争取用不长时间把这个补充进去。
讲到国企来源，要给大家看照片，这个认识吗？列宁，1917年，彼得格勒，现在圣彼得堡这还是一个旅游景点，当时他在写一本著作叫《国家与革命》，要解决的问题是布尔什维克快要赢了，掌握国家政权，革命成功怎么管这个国家？要有一套构思，在当时是挺困难的一个问题，因为马克思他们有一套构思，马克思一直在英国直到去世，他选择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他的理论是生产力发展到最发达的程度，才有社会主义，是生产力到了把它那件衣服要撑破的阶段，社会主义就出来了，所以马克思不认为落后国家会先搞社会主义的。因为当时工业的表现就是大企业，所以抓住了一个东西：大企业内部有计划，大企业有企业家，有公司发展部门，要做规划的。但是公司之间没计划，生产多、生产少，市场老有波动，老有落差，老有动荡，马克思理论就说随着生产力越来越发达，公司规模会越来越大，大到什么程度呢？这是一个推断，是思维上的跳跃，大到可以囊括整个社会经济，这样就把公司内的计划变成全社会的计划，计划经济就这么来的。前提是生产力要高度发达。
过去老讲俄国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后来我去圣彼得堡参观，它真的就是一声炮响，就响了一声，沙皇干掉，革命成功。革命成功怎么管经济？马克思理论搬过来没有用，你没有大工业，没有大组织，所以列宁就提出了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就和刚才王石讲的故事有关系，我这个生产力没有发展到很高的程度，我用什么东西做替代呢？用国家机器，因为国家机器是强制力，是工农武装，是自卫队。我把资源集中到国家手里，整个国家用强制力来组成一个大公司，超级公司，然后把整个俄罗斯经济变成劳动平等、报酬平等的现代的组织。
整个公司经济你要有一个中心发命令，怎么发？你发指令要有信息基础，所以列宁真控制了俄罗斯以后，试了一年多到战时共产主义，很快就发现不行了，超级公司开始乱，真要下命令，你说生产多少，怎么衔接起来？列宁掌权以后非常失望，就提出那个想法太理想化，要搞一套新经济政策，往后退。什么叫新经济政策呢？说国家掌控命脉，铁路、银行、电力是国有公司管，其他部分退给资本家，虽然当时已经拿过来了，但允许小业主、小工厂主、小资本家发挥，在日常民生的领域里分工搞，农村富农、中农共同承担责任，国家只管命脉。我们改革抓大放小，其实就是从列宁那里来的。列宁这一抓大放小是比较符合俄罗斯的生产力，所以实际上他写的构想，在他自己去世之前是没有贯彻的。
列宁去世以后，斗来斗去，那一代革命家差不多都输了，斯大林胜出以后，从1928年开始搞中央计划经济，他要把列宁原来的构想落下去。斯大林的办法就是把国家机器行政这个组织套到经济当中来，用行政等级来替代市场和企业家的努力。斯大林把苏维埃经济组织起来，包括它的工业、坦克、大炮，最后检验的东西就是二战，除了苏联军人的努力，莫斯科保卫战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非常重要的是工业力量，战争后期实际上每天上前线的火炮、弹药、坦克的数量都超过德国，这一检验，苏联模式再进一步。不要说苏联人，当年西方的知识分子、经济学家都觉得一个新的社会诞生了，如日中天。哈耶克当时有不同意见，他认为这种经济权力集中会导致政治上的奴役。
苏联模式你还不能说从一开始就失败，因为它行政权力自上而下，当目标比较简单的时候这个体制是管用的，我们叫举国优势，但是这个体制没有经受战后岁月的磨炼，仗打完以后目标就分散了。你怎么知道这么多老百姓要消费什么？该供应什么？这中间怎么衔接上？这用中央体制越来越对付不了。所以战后如日中天的苏联体制和欧洲的复兴比，跟美国比，跟日本的崛起比，相形见绌。
90年代我去看过苏联，真是，这么大的经济体怎么会弄成这样？我到世界银行开会的时候，到农民的家里去看，他们的农民比中国的农民底子好多了，地毯、壁毯、钢琴，就是没钱，为什么？因为拖拉机零部件都没有的，农场就跟仗打完一样，车全趴在那儿，零部件供应不上。为什么供应不上？计划没了，过去全部凭指令，苏联计划委员会一年要发10亿份文件，指挥这个庞大国家的产供销。所以这个体制最后没有办法招架。可是要改，那难度就大了。我们搞了那么多年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不是就跟计划连在一起？计划体制走进去要改出来，真是非常难，这个路径很难。苏联的路径做的这么不成功，你想关起门来改国企改不出来，前后左右你没办法呼应。中国实际上是逼出另外一条改革路线。
我这里的一个背景供大家讨论：中国不是先改国企的，是先改市场，先把市场放了，放出来市场再把国企推进去。这里面有个内在逻辑，一环扣一环。什么叫先放市场，一是先放入个体户，几千万知青回来，一回去就业岗位在什么地方？国营企业招不了那么多人，所以就逼出了大碗茶、摆个摊，开饭馆，个体户出来了，个体户出来那就升级，然后乡镇企业，还有广东深圳开始的外企，让它们进来，这全是逼出来的。
香港当年是很大的麻烦，为什么？王石刚才讲到几句，你们可能没太注意，作为&助教&我要提醒大家注意，这个东西难不难为情，你是社会主义，你是人们最高理想，你们国家的人老往资本主义跑。而且全世界很一致，你们听说有西德的人跑东德的吗？柏林墙都是单向的，都是东德跑西德，西德不跑东德，情报人员除外。我们这里都是逃港的，改革开放之前你有没有听说香港逃过来一个人？所以习仲勋当年主政广东，最大的挑战就是几万人逃港。
习仲勋说为什么逃港啊？怎么往资本主义跑啊？底下一个支部书记就说，为什么我们跑去的人两年就寄钱回来盖新房？我们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怎么体现？他想人家讲的可能有道理，会后就跑去约他谈，你跟我讲讲怎么跑过去两年就寄钱回来？很简单，四小龙啊，起飞啊，工业啊，缺人啊，过去打工赚钱的就多。习仲勋当年就动了一个脑子，这对后来的改革开放是影响深远的，他对杨尚昆说我们这样守不住啊，守土有责啊，他们往资本主义跑怎么办啊？能不能辟一个地方，把香港的工厂开到这？两全其美，开过来以后不用跑过去了，在社会主义工作嘛。马上汇报到北京，邓小平支持，说找块地方好，这块地方叫什么啊？后来说得叫经济特区，政治上不能特，经济上可以特，其实最重要就是让外资工厂过来。
这一过来很有意思，千教条万教条，只要看了真的，人们的想法就会改变。人家把市场这套东西带过来了，生产的产品为什么不让在国内卖？但生产多了总要往国内卖一部分啊，王石早年有一个业务就是干这个的。
这一松绑以后，产品市场开始竞争，原来那一套人口户籍劳动体制受冲击，土地分配受冲击，银行贷款受冲击，系统就玩不动了。这时候就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实际上就是重新界定权力，厂长是干什么的？国家机关是干什么的，官员是干什么的？得重新画这条线。
其实改价格、改产权是一件事情。什么叫改产权？产权里就有定价权，价格如果政府定就是计划价格，企业可以叫价，市场可以还价，这就是市场价。最后讨论来讨论去，就开始聚焦了，真正难就是改到财产权利的时候，王石最后讲到的那个难度非常大。怎么难？国企改革到现在为止三分天下，一部分改盈利了，中石油、中石化都是世界500强，改成若干个国有控股公司玩一个市场，玩一个产业，不让别人进去；第二就是赔的改成了，财政兜不起了让银行兜，银行也兜不起了让股市兜，股市也兜不起了，朱镕基说我来，朱镕基来怎么办？改革，抓大放小。
王石讲的是硕果仅存的一个小品种，什么小品种？就是盈利，但也改了，不是亏损改制的，是赚着钱改制的，我认为这是中国企业改革到今天最重要的经验。因为从今天往后看，大部分国有企业是盈利的，盈利怎么改啊？亏本身就说服大家接受它改，盈利是非常难说服人改革的。
所以万科的故事对下一波的改革非常有价值。同样从这个历史中过来，你怎么评估你的贡献？不能以后一个命令让你去党校学习，全世界哪有这种企业制度啊？合约是妙不可言的东西，股份公司是妙不可言的东西。一旦签了以后，第二单再签，一扩资出不出钱？没钱就稀释，12%，一开头怎么12%？你别干了。所以审时度势，恰如其分，这时候就考验你对整个人际关系。
改革前后左右，这是一个重要的改革，差一点都不行，还要有政治技巧，当年是1988年，他书里讲了怎么见市委书记。他先结交了市委书记的秘书，做了很多工作，先把思想谈通。深圳靠近香港，同样共产党的官也有一些人，就是要把事情做上去的，跟企业家是一样的。人生苦短，就是那点时间做事，做不成事怎么弄啊？好不容易有一个股份制改革，深圳能不能开个头？找对还得有技巧啊，还要去茶馆里见面，还得半地下。里头还有运气，你现在倒回去看看你当年那个故事，哪一个环节出点岔子，就不行。你现在倒过来，就是柳传志讲的复盘，当时的所有各方的动作，都放大一起重演一遍，真的是来之不易。
刚才王石的发言，提供了一个改革开放以来深圳的案例，在这么一片改革的热土上，一个标准的国有企业在进入市场以后，形成的新的权力架构，从行不通变成有一个新的法律架构，你看有了这个平台，加上企业家才能，加上市场机会，就能成就今天的万科。可以说它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想，当年搞国有企业，辛辛苦苦，勤勤恳恳，他们要的也是这些东西啊！不就是让中国强大起来吗？不是说日本能造的我们也能造，美国能造的我们也能造吗？目的是一样的，问题就是把路走出来。我现在高度肯定的是，中国这条路径是对的，这条路径真走到底，下一步的难点、重点、要点就是盈利的国企，特别是盈利的较大规模的国企，这个路怎么趟开？弄得跟世界上主要的企业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可以在全球舞台上参与全球化的竞争？这就是我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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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稻葵：大众事件给国企改革哪些启示
新财富杂志
德国大众汽车的丑闻，问题出在体制上。大众汽车作为一家准国企，尽管其高管具有很强的进取心，但其管理类似政府部门，下级为完成任务必须兢兢业业，甚至可能为完成销售目标铤而走险，不惜造假。大众事件给国企改革哪些启示大众汽车最近爆出了重大丑闻。其欺骗美国环保机构，在向北美出售的柴油发动机汽车中安装非法软件，有针对性地将汽车尾气在检测过程中降低，而平时行驶时排放的污染物则超出标准。这一丑闻将带给大众汽车严重的名誉和经济损失，美国司法系统一定会紧抓不放，事件很可能以大众汽车的巨额赔偿告终。这一事件看上去离中国很远――在中国，柴油发动机在乘用车中极不普及，主要原因是柴油质量不过关，大众等欧系柴油发动机进入中国，往往水土不服，机械很快就会遭到损伤――但是，大众汽车的造假事件对中国而言，尤其是对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却有深刻的启发性意义。大众汽车造假事件：体制和经营上的深层原因值得反思我自己对汽车产业，尤其是德国的汽车产业，长期以来非常关注，与主机厂高管也有一些来往。实事求是地讲，大众汽车所取得的成绩值得赞赏。大众不仅在全球企业之林堪称一大强者，业绩有目共睹；更率先洞察到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和增长潜力，成为第一家与中国企业合资的主要车厂，在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大众一直积极参与公益事务，包括捐赠支持中国的教育事业。我们不能因为一次事件就全面否定其贡献。从我接触的人士看，大众集团的各级工作人员也都非常称职和尽力。此番大众汽车的“尾气门”事件，在我看来，有其长期的制度性原因，根本的问题出在体制上。在德国，大众汽车集团类似于中国的一汽加上汽再加东风集团，属于准国有性质的企业，具有很强的“进取心”。大众集团长期以来追求全球乘用车第一的皇冠，努力追赶丰田汽车，并终于在今年上半年如愿以偿，销量超过了丰田。支撑大众甩开丰田、摘取皇冠的，是其不断的扩张。大众集团内一些著名的子品牌，诸如卡车中的MAN、豪华车中的宾利、超跑中的威龙和兰博基尼、摩托车中的杜卡迪，都是通过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并购而收入麾下的。大众汽车高管经常骄傲地对我说，大众汽车覆盖了所有的汽车门类，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集团。无疑，大众汽车在扩张过程中采取了非常积极的策略，有着极强的进取心。这种进取心体现了上层领导者塑造汽车产业帝国的决心。反观内部经营管理，身为大型企业集团的大众，内部的等级性、阶层性比较强。相对其他汽车企业来讲，其内部管理运作比较类似政府部门，上级对下级要求比较严格，下级为了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必须兢兢业业。这与宝马等公司形成鲜明的对比。宝马公司人力资源部门曾经向我展示他们的企业文化建设大纲，其中要求职工必须有十大精神，排在第一个的就是要有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勇气。大众公司的进取心，从近年来积极大胆地把双离合变速箱(DCT)引进乘用车系列可见一斑。许多汽车业内人士告诉我，这一决策是极其冒险的，因为双离合变速箱技术并不是非常可靠。果然，最近几年出现了因为过热而启动系统保护，致使汽车瘫痪的事故。此次“排污门”事件的来龙去脉还在调查之中，但我认为，其中的根本性因素无非是上层提出销售目标，而下级不惜一切完成任务，最终铤而走险去造假。大众集团高层迫切想把柴油技术尽快向北美推广，因为北美市场是大众汽车的软肋，是大众多年以来在销量上难以超越丰田的掣肘因素。上级要求在美国推广柴油技术并不断加码，下级只能尽一切手段完成任务，我想，这应该是对此次“排污门”事件产生机制最合理的推断。大众汽车不代表德国模式，宝马才是样板很多人认为大众汽车是德国制造的代表，而大众集团是德国第一大公司，因此代表着德国制造和德国企业精神。这一点我并不认同。最近，我与德国著名经济学家、罗兰贝格公司创始人罗兰?贝格先生一起编著了《德国市场经济模式》一书，专门探讨了德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其中有一章专门谈到德国的企业。我们发现，德国企业的主流群体是家族长期控制、职业经理管理、有企业各层级参与的现代化企业。按照这一分析，大众汽车其实是一个异类。大众汽车是一家准国有企业。它总部所在的下萨克森州拥有大众汽车约20%的股权，而且根据极其复杂的投票权设计，下萨克森州对其股东大会决议拥有投票否决权。再者，从股权结构看，大众汽车长期以来已经没有家族的影响。事实上，大众把保时捷[2.22%]、奥迪收入麾下之后，保时捷创始人费迪南?保时捷患有轻度自闭症、但他极有谋略的外孙费迪南?皮耶希则一直想上演“蛇吞象”的游戏，想反过来控制大众，却一直没有成功，并在几个月前的高层斗争中败给了在“尾气门”事件后辞职的大众集团CEO文德恩。德国首相默克尔对这一结果曾隐含地表示认可。从大众集团的历史看，它曾经是一战结束后德国快速工业化的标志，一度被希特勒政府树立为典型的政府型企业。“甲壳虫”就是当时希特勒亲自参与并推广的一个成功车型，具有结构简单、机械性能可靠、成本低廉等卖点。所以，大众汽车在德国是一个为国民生产高性价比产品的准国有化企业。最近几十年以来，大众汽车也不断得到德国政府和高官的关注和重视。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就是大众汽车最重要的支持者，他把自己的座驾从奔驰专门改成辉腾，以力挺大众。在大众与中国合资这一问题上，施罗德也极为尽力，但这并不能改变大众不是德国企业主流的事实。德国企业的典型代表，应该是宝马、汉高、博世这一类家族控制的企业。它们多由家族长期控制、精心管理，但是在管理层面，家族成员并不亲自出面，而是请职业经理打理，工会和职工则通过监事会制度化地参与管理。这种机制保证了公司具有更长远的目标，而不是追求短期销量，更没有抢占世界第一这种急功近利的想法。在研发方面，这种公司更具有前瞻性，重视根本性、长期性的创新。公司个性完全不同。大众积极进取，内部管理等级森严，如此酿成今日的错误。奔驰是一个散户大规模持股的上市公公司个性完全不同。大众积极进取，内部管理等级森严，如此酿成今日的错误。奔驰是一个散户大规模持股的上市公司，所以在上个世纪末，奔驰与克莱斯勒合并，想走一条强强互补的道路，结果非常失败。这一并购案经常被德国企业界评论，有人挖苦说，奔驰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因为高层想学美国，通过与美国的公司合并，获得超高的工资和奖金。的确，德国三大车厂中，奔驰老总的工资远比其他公司要高。相比之下，三大车厂中，宝马更能代表德国企业的主流。过去几年来，宝马已经超越奔驰，成为豪华车销量上的领跑者。这家典型的德国家族企业，由匡特家族于二战以后精心管理，招聘专业人员从事第一线管理，但是家族绝不是袖手旁观，在重大问题上，家族总是站在公司长远发展的角度，精心研判。更重要的是，宝马通过鼓励内部职工大胆创新，提出不同甚至与上级相左但有利于公司长期发展的意见，不断超越自己。在技术创新领域，宝马最近几年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比如，过去宝马把后轮驱动作为立身之本，但其最近已经宣布开始生产前轮驱动车；宝马并购Mini和劳斯莱斯的运作之高超、定位之精准，也令人赞叹；再有，宝马汽车过去恪守的是自然吸气，但是看到节能减排是大趋势，迅速转向涡轮增压，又从涡轮增压转向用碳纤维打造i系列电动汽车，再推出电动摩托车，这一系列运作，颇让人佩服其创新力和前瞻性。宝马与大众不同，它不一味追求市场占有率，盲目扩张市场份额，而是认真把握自己的市场定位。我与宝马高层交流时，他们反复询问我一个问题：宝马在中国销量如此快速的增长，会不会伤害宝马品牌的含金量，会不会抑制宝马未来的成长。不管答案如何，能有这样长远的考量就十分难得，这与家族长期谨慎控制是密不可分的。另一家经营状况非常之好的德国企业――博世，比宝马的家族控制色彩更浓。这家企业由博世家族长期控制，坚持不上市，注重永续发展，把创新搁在第一位，拥有大量的研发和技术后备。虽然全球各车厂之间的竞争十分热闹和激烈，而在核心技术和零配件方面，博世却是远远超越竞争对手，独步天下。这种超然的地位与它秉持长远眼光、坚持研发、不为短期利润波动所左右是密不可分的。同样的德国企业还有汉高和很多不为中国百姓所熟知的家族企业，它们才是德国制造的精髓。世界资本主义进入3.0模式今年7月底，我到美国进行了一番比较系统的调研，参加了很多研讨活动，其中一个深刻的印象是，全球资本主义模式正在发生变化。如果说早期亚当?斯密时代的家庭作坊式企业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第一代企业模式；那么到了上世纪初，大规模出现的上市公司由于迅速聚集社会资源，形成可观的生产能力，可以看作资本主义企业发展中的第二代形态。而今天通过调研，我明确感到，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第三阶段已经到来，那就是通过华尔街等代表的金融资本，长期而不是短期持有实业企业。华尔街资金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的典型运作手法是，通过私募股权基金并购和买卖企业，在短期推高企业股价，获得巨额盈利。而今，这个时代正在过去，取而代之的是资本主义3.0模式，那就是一批金融资本，反复、仔细寻觅有潜在成长价值的上市或未上市的公司，通过长期持有、控制这些实业企业，帮助其长期提升价值，而企业经营则由专业人员打理。这种模式与德国家族长期控制、专业人士管理的模式不谋而合。在我看来，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趋势。在华尔街有一个投资者对我讲，自己手里控制着很多家有长期投资价值的企业，很多人想以100%或200%的溢价购买其股票，他都不愿意出让，因为他的目标是这些企业的长期盈利。对中国国企改革的启示中国的国企改革将向何处去？我认为，必须借鉴资本主义3.0的模式，让国家撤出大量国有企业的经营，同时，将这些撤出的资本投资于其他新的企业。未来的中国应该扶持一批家族专注于长期战略管控、职业经理直接经营的企业。国家可以在资本层面入股这样的企业，但是不直接参与战略规划和日常经营。通过这种模式，中国应该能产生出宝马这样的世界一流企业。日本在这方面有负面经验。日本的衰落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家族企业难以延续。像松下、丰田、尼桑、日产等公司，家族的控制力非常弱，甚至荡然无存，这与战后日本盲目采取了美国人强制推行的遗产法有关。在日本，遗产税非常高，导致家族根本无法传承自己的财富。德国虽然有遗产税，但我们研究发现，德国的遗产税对家族企业绝对是网开一面的，只要家族持续经营一个企业十年以上，由上一辈传给下一辈的经营性资产可以不交任何遗产税。在中国，今天有一大批由家族控制的企业，如新希望[0.00% 资金 研报]等。这些企业能否长期发展，关键在于下一代人要继承上一代的企业家精神，长期专注于经营。而为鼓励这些企业的长期经营，在遗产税方面必须网开一面。一个家族长期经营一个企业，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相反，这个家族如果将企业卖掉，转为金融性资本甚至消费性资本，如大宅院、豪车，这将是社会极大的损失。柳传志先生曾在不同场合反复提到他的梦想是把联想打造成没有家族的家族企业。我个人认为，这一说法也许过于谦虚了。联想未来要长期发展，客观上讲，需要一个家族长期在战略上把控，同时团结一大批专业经理人共同打造、员工部分参股。联想集团[2.45%]可以不姓柳，但是应该让一部分家族进来，维系其长期发展。这样的家族应该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生活检点、专注于自己的企业而非政治或社会的，他们应当是民族经济发展的栋梁。国有资本应该参股这样的企业，打造国家公共财政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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