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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陈志武写给女儿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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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庆幸自己能生活在2049年的中国，不仅经济总规模已超过美国，而且，老百姓分享真正的“全民所有制”的好处。
今天已经是2049年，自1949年至今已经一百年，期间中国走过几个不同阶段，经历了几次危机，包括国内的和国际的。尽管如此，中国经济虽然按人均GDP算还是落后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但今天在总体规模上跟美国不相上下，已经是世界经济二强。
回首看过去，在中国经济达到2049年的这种境界前，并不像当初预期的那么一帆风顺，原来总觉得中国就是与其他国家不同。只是现在回首往事，我们还是发现人性决定的规律，在中国也不例外。
想当年，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在长达三十年中年均增长超过10%，在那种经济奇迹的基础上，又加上在年世界金融危机中，因为那时的政府大刀阔斧救市，让中国经济很快从危机中走出来，于是，中国的经济成就受世人赞叹不已，这当然不奇怪。
回顾年的历史
可问题也恰恰来源于此，因为那次危机之后，自满占据上风，人们变得过于自信，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不可能不持续，风水轮流转已经转到中国了。结果，在金融危机之前打算进行的许多基本制度改革被无限期推迟，包括土地制度改革、国企产权改革、财政民主改革、政治权力制衡机制改革，危机之后都被推迟。据说，当时的决策层、知识界和业界普遍认为没必要改变之前的体制，没必要改变那时已经势不可挡的“国进民退”潮流，他们觉得正是那种政府严格管制、国有企业主导的经济体制才使中国经济不仅快速增长三十年，而且给其以极高的抵抗危机冲击的能力。
就这样，2009年之后改革动力快速退化，体制改革就是如此，不进则退，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国富民穷”局面继续恶化。这不奇怪，因为在年金融危机期间，一方面政府几万亿的“铁公基”项目主要由大中型国企承接，另一方面2009年的数万亿“天量信贷”也主要流向国企，民企中顶多只有大型民企得到一些，而数千万家中小民企得不到，更何况把这么多银行存款贷给国企后，使原来一直就有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雪上加霜。结果是，国企资源雄厚，在各行业出击，众多民企被挤出，停业关门。见到众多民企要么关门、要么经营困难，许多人没有认识到这是金融资源与国家政策的歧视所致，而是得出“民企靠不住，只能靠国企”发展中国经济的结论。于是，从2009年到2018年，金融资源和政策继续重点偏袒国企。
国企强势，民企被挤，在2015年前，就没有哪个行业不是国企绝对垄断。政府拥有的资产产权以及其它形式财富的比重，重新回到1990年代初的水平。也就是说，从整个经济的财产性收入中，政府得到的份额重回国企产权改革以前的水平，民间家庭得到的份额出现新低。
第二个表现是，财政税收占GDP之比继续上升。在年时，老百姓收入占GDP比重还只略低于50%，但是，到2018年，则降到不到GDP的40%。之所以财政税收的扩张能够实现，是因为民主宪政改革一直没有足够的压力，因此，制约税率和税种过度膨胀的机制没机会形成。当然，税收增长的一个原因是2005年后收税的效率提高很多，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基于需要。金融危机期间开始的那么多“铁公基”项目，迫使各级政府继续往里面投资数年，否则就有太多烂尾工程，所以，政府需要很多钱。再者，原来地方政府可以靠“土地财政”，比如，在2007年，不少市政开支的80%左右来自土地出让金，所以，那时候，各地政府有很多激励去“保护”房价。只是经过几轮行政操纵后，到2015年左右，房产已经是天价。在那时候中国城镇化比率已接近60%，还没进城镇的因房价太高，进不了城，而城里以房子投资的人也无法再多买了。更何况城镇里能够被政府卖的地已所剩无几。就这样，房价到顶，“土地财政”的路就越来越窄，为了支持开支需要，各地政府只好放弃“预算外收入”，转向更多依赖正式的征税。
第三，国内民间消费需求继续下降，到2018年居民消费只占GDP的30%左右。一方面，由于上述“国富民穷”的趋势越来越强，2009年后，虽然许多经济学家和官员都强调扩大民间消费的重要性，但是，在民间掌握的资产财富和收入比率越来越低的情况下，这当然只是愿望而已。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在1978年时几乎没几个，到2008年时有六千多万家，而到2018年只剩五千多万家。这种因金融资源和政策歧视造成的国企挤出民企的结局，对社会就业打击严重，2008年前的中国经历是：对国企的投资是对民企的四倍，但国企并不增加就业机会，而民企每年增加就业五百万以上。可是，这些数据并没能改变中国资源配置偏袒国企的基本格局，反而在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得到强化。因此，从那以后，就业需求大于就业供给的局面继续恶化，使劳动力成本即老百姓收入继续下降，这也造成了2018年居民消费只占GDP的30%。
在民间消费无法增长太多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增长就不能转型到依赖内需，而是只能继续依赖出口市场。可是，到2009年时中国在许多商品的全球市场份额已接近顶峰，2009年后要再增加，其在各国的政治阻力越来越大，特别是那次全球金融危机对各国就业的冲击之后，连美国的政客也抵挡不住来自工业工会的压力，不得不让步于贸易保护主义。在2013年之前，中国政府想尽办法让中国的出口每年勉强增长一点，但到2015年出口已无法增长了。
于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开始的“再国有化”以及“铁公基”运动的后遗症，到2015年已经完全暴露出来，不仅社会失业严重，而且许多基建项目完工后使用率低，国企亏损又开始像1970、80年代那么严重，这些都转换成银行的呆坏账。加上从那之后房价持续下跌，银行的住房贷款呆坏账日益严重。一场银行危机在即。
不过，由于商业银行都是国有或者国家绝对控股的，所以，银行的问题就是政府的问题，也就是说，只要政府财政没有问题，财政部就能为银行买单，银行破产危机就不可能发生。
只是如上面介绍的，到2015年，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越来越吃紧。虽然“土地财政”还是有一些、各种税率已经很高，但是国企亏损越来越大，政府需要往其中补贴的金额越来越多，银行的呆坏账也在膨胀，这就逼着政府加税，并通过向银行发国债补充财政，以期度过挑战。
到2018年，严格意义的金融危机还没发生，只是在国有经济的安排下，潜在的金融危机已经被转变成财政危机。在继续加税可能使社会不满加重、同时政府负债已经很多的情况下，还是选择多印钞票，以通货膨胀将财政危机转移给社会老百姓。结果，还是引发强烈的社会不满，出现动荡。
危机之后改革三十年
往事并非总是不堪回首。年长达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济奇迹，来的太容易，以至于即使人们没有把其背后的逻辑弄清楚，也不妨碍中国经济增长那么多年。特别是经过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的表现，让许多人更是不能认识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恰恰是因为离原来的管制经济越远、离国有企业垄断越远、靠经济自由越近、靠民营经济越近所致，而不是因为国有经济比重很高所致。
在当时自信与自满占上风的情况下，太多人的确难以理性地理解当初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难以选择进行基础性体制改革。所以，在2009年后，反而选择强化“国进民退”。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2018年后的短暂危机和动荡不完全只是一件坏事，因为人也好，社会也好，太成功之后，特别是太长时间成功之后，会变得过于自信，然后就朝着非理性的路走得难以自我回头。俗话说，“不见棺材不掉泪”，看来只有危机才能逼着社会纠错。
2019年后社会还是经历了一段时期的镇痛。可是，痛定思痛，这为那时的领导人倡导的基础性制度改革创造了社会基础。这就是为什么之后开始了真正的国有资产民有化改革、土地产权交易市场改革、征税权制约机制改革、财政民主化改革，等等，这些是无情吧时期也考虑过但之前时机不成熟的改革，终于在过去的三十年发生了。
年是“经济”改革开放时期，年也是三十年改革开放，只是侧重点在体制上。两个阶段加在一起，才完成中国“渐进式”改革路径的全程。回过头看，当年人们说东欧的“休克疗法”改革方式如何如何的不合适，而中国的“渐进式”是多么优越。只是现在再看这个问题，差别在于东欧在当时就完成了，他们早就不谈改革的话题了，因为改革的事对他们已经相去太远；而中国的“渐进式”到今天，到2049年才走完。人生有几个七十年呀！
不过，我们很庆幸自己能生活在2049年的中国，不仅经济总规模已超过美国，而且，老百姓直接拥有由原来国有资产组成的国民权益基金的股份，分享真正的“全民所有制”的好处，而且政府对各行各业的准入管制大大减少，即使行政部门想扩张权力，也没有那么容易，会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各专业委员会的听证监督和问责。更重要的是，各行业不再有国企垄断了，而是各家民营企业自由竞争，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也不管其出身或教育背景如何，都能自由创业、进入充满发展前景的行业。由于没有多少国企存在了，金融资源不再有歧视性地偏向一些企业，忽视另外的企业，所以，在发展机会上更加平等，连商业规则、行业法律法规都更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今天的中国是更加商业化、市场化了，以至于家庭的利益交换功能也淡化，那种通过家庭血缘关系来互通利益的传统安排已经越来越轻。许多人说现在社会的人情味淡，离婚率高，生小孩的数量也少了，等等，这并不是坏事，因为在金融市场以及其它市场取代家庭、社会关系的经济交易功能之后，婚姻和家庭的基础更多是感情，而不是利益，个人是为自己而不再是为别人活着。所以，一旦没了感情，婚姻的基础就没有了，离婚属合情合理的选择。有了金融市场解决养老病残的经济安全安排之后，自然没必要靠多生小孩“养子防老”了，人的生命就这样从功利工具目的中得到解放。生命多可贵呀，就那么几十年，何尝不充分享受自由飞翔的人生体念呢？市场的发达最终实现了“五四”运动所追求的个人自由和个人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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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经济学家陈志武写给女儿的信
经济学家陈志武写给女儿的信；陈晓、陈笛：；今年你们分别是15、13岁了，过几年就要离开我和；首先，我要说，你们一生幸福是我们最大的愿望和指望；说实在的，我和妈妈已经买好退休基金、医疗保险、投；这是什么意思呢？设想一下，假如我和妈妈没有自己的；所以，不只是我们已想法买好养老金、保险等，而且，；是不是说，小孩长大后不应该照顾父母、关照看望父母；我很高兴地说，我和
经济学家陈志武写给女儿的信陈晓、陈笛：今年你们分别是15、13岁了，过几年就要离开我和你妈妈，去上大学、独立生活。今天，你们正在形成自己的价值观，特别是文化观、人生观，这些观念最后将影响你们整个人生的经历、幸福、价值 ….. 我知道，今天用中文写信，你们不一定看得懂，但写下来，等你们的中文更好些后，或许还可再看。在此之际，我还是想跟你们交流一些我和你妈妈的想法、愿望。首先，我要说，你们一生幸福是我们最大的愿望和指望，长大后你们做任何事情都应以是否让自己幸福为标准。我们当然会希望你们总在身边，所有的爱自己子女的父母都会这样想，只是，你们不要管我们的愿望如何，只要你们自己一辈子幸福，我们就开心。一般的中国父母都会跟小孩强调“孝顺”、也指望着小孩长大后抚养他们，所谓“养子防老”。许多父母，或说整个中国社会，都以子女是否“孝顺”来评判子女的“好坏”。你们千万不要有这种包袱，我们真的不希望你们这样想。说实在的，我和妈妈已经买好退休基金、医疗保险、投资基金，甚至也买好长期护理保险，这种保险的意思是如果我们老了不能动、需要他人长期护理，那么，保险公司可以支付这种护理费用。等我们老了，我们要么雇人照顾，要么就去养老院。总之，我们会在经济上做好各种安排，等年长后不用你们 “孝敬”回报，不会让我们成为你们经济上的任何负担。我们这样做，不是因为担心你们不“孝顺”，而是我们太爱你们，太在乎我们会成为你们的负担，我们真的不愿成为你们未来职业追求、生活追求的负担，你们的幸福是我们唯一的指望，这包括尊重你们长大后选择职业、选择男友的自由。这是什么意思呢？设想一下，假如我和妈妈没有自己的养老和医疗保障，而是将来完全靠你们养老的话，我们今天会让你们随便选择专业与职业、选择男朋友吗？不会的！因为那样的话，你们未来的收入、未来的丈夫不只是决定你们未来的生活，也包括决定我们年老时的生活收入，你们未来收入的一份是我们的，也就是说，你们的一部分就是我们的产权，你们就是我们对未来养老、医疗的投资，那样的话，我们能让你们选择学那些没有收入的历史、文学、哲学、社会学等专业吗？能让你们去找那些没有出息、未来不会赚钱的男生做男朋友并进一步为丈夫吗？那样的话，不管你们多爱某个男孩，只要他未来的收入不会高、看起来也不会孝顺，怎么样也不行，我们不能让我们的退休养老变成个大问号的！所以，不只是我们已想法买好养老金、保险等，而且，等你们长大成家后，也应该为自己买好养老金、医疗保险、投资基金，之后，也希望你们教育自己的子女这样做，要一代一代自己在经济财力上独立、自立，维护自己的尊严！
为什么非得通过金融产品实现自己一辈子的经济自立、不能通过“养子防老”呢？为什么不能强迫子女“孝顺”、回报父母呢？说白了，我不想看到你们把生子养女看成是一种利益需要、把子女当成养老避险的工具，人的价值、人的生命应该超越利益诉求！我想说的是，在自己选择怀孕、生孩子之前，你必须问自己：是不是因为热爱小孩、热爱生命、热爱人之情才要怀子育女？如果你知道自己不一定喜欢子女，但出于养老需要而生孩子，那么，你真的对不起还没出生的子女，因为在他们还没出生之前，就被你赋予了终生的包袱，没出生前你的孩子就无选择地担当了众多责任，这样做对后代是天生的不公平！因此，因“养子防老”而生子的行为是一种不道德的自私！―― 当然，在金融市场出现之前的传统社会里，为了生存，“养子防老”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可是，到了金融市场已很发达的今天，还要靠“养子防老”，那就过于自私、过于对子女不公平了。是不是说，小孩长大后不应该照顾父母、关照看望父母呢？不是。那就要看后代自己的选择了，他们对父母的爱护、甚至抚养可以是自己自由的选择，但不应该是一种无选择权的责任义务。中国儒家强调的“孝顺”是一种强加的义务，这种义务淹没子女的自由选择权。这种强制是因父母自私的利益驱动而至。
当然，我要强调，如果你们是出于爱小孩、出于对人情的热衷，那么，在有了小孩之后，你们就必须为这种爱的选择付出代价，也就是说，你们必须对养育小孩、供他们上学有完全的责任，你们有义务把他们养大成人，让他们长大之后成为他们自己的人，享有不属于你们的独立人格，更不是你们的产权，他们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人。之所以我们要强调这些，是因为如果你们不想承担这种责任义务，你们完全可以选择不生小孩，并同时利用金融市场安排好自己的未来养老等。这种选择权和责任的匹配，对你们公平，对没出生的小孩也公平。我很高兴地说，我和妈妈对你们没有压力，平时要你们好好学习、要进取向上，不是因为我们有所求，而是完全从你们自己今后的幸福着想，因为我们爱你们，你们生活幸福就是我们最大的满足。说实在话，我们今后不需要你们的任何经济支持，也不会拿你们未来的成功在朋友面前炫耀。你们的专业选择、职业追求、生活道路，我们会尽我们的判断给你们参谋，但是，这些参谋判断完全是基于对你们的利益的考虑，而不是基于我们的利益，因为我们对你们只有爱护，没有我们自己的利益诉求。 希望你们今后也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不要通过养子来防老，而是给孩子以自由，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愿望。 你们的爸爸。 日于耶鲁大学。陈志武 简介理，公司财务和期权市场，投资学--理论与实践，期权与期货市场，对冲基金管理策略，新兴市场。因其学术成果，他多次获得美国重大学术奖项：如1994年其论文“人口老龄化和资本市场”获默顿?米勒研究奖(以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默顿?米勒教授命名的奖项)，而其论文“日本基于产出为基础的资产定价”获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研究奖。另外，陈志武教授还于1999年获聘环太平洋资本市场研究中心研究员，耶鲁大学研究员，1999年陈志武教授还获得Pacesetter研究奖。作为金融学家，陈志武应邀在多所大学、科研机构、企业、学术会议以及商业性会议作报告，包括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纽约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马里兰大学、UCLA、加州大学Berkeley分校等多所大学和美国金融学会、欧洲金融学会、联邦储备委员会、世界计量经济学会等，以及中国、加拿大、英国、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知名研究机构和政府机构举办过专场演讲。陈志武教授还是世界多家著名经济类学术杂志的编辑、学术顾问或特约审稿人，如《经济理论学报》、《经济和金融杂志》、《金融和计量分析》、《环太平洋金融》、《实证金融》、《金融研究》、《美国经济评论》、《金融经济学》、《数理金融》、《货币金融学》、《美国统计学会期刊》。 FENGYI 我的话:同学们：希望你们能够把这封信给你们的父母看，复印下来给你们的亲朋好友和客户看。30、40年代是靠枪杆子打天下；50、60是靠根红苗正打天下；70年代是靠革命、造反打天下；89年代是靠学历打天下；而90、00年代是靠权利或金钱打天下；而你们未来面对的时代是靠知识和智慧打天下了。有句话：成功的途径及是效法成功者，向他们那样去思维。今天这些知识的精英、站在高处的智者，多去听听他们的声音，体会他们的思想，比你能够看得见的普通的亲朋好友能够带给你的东西更管用。知识、智慧、远见卓识是你迈向成功的基石。包含各类专业文献、外语学习资料、各类资格考试、生活休闲娱乐、中学教育、专业论文、幼儿教育、小学教育、应用写作文书、34经济学家陈志武写给女儿的信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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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陈志武写给女儿的信
经​济​学​家​陈​志​武​写​给​女​儿​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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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鹏　　美国耶鲁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曾给一双女儿写信,让女儿不要有“养子防老”的包袱。信中说:“许多父母,或说整个中国,都以子女是否‘孝顺’来评判子女的‘好坏’。你们千万不要有这种包袱,我们真的不希望你们这样想。”　　一个给女儿写信,讨论“养子防老”的问题,这实在是一件很稀松平常的事情。之所以引起民众的普遍关注,乃在于学家的观点:让不要有“养子防老”的负担。其实,对这封信的解读,有一个前提条件。　　写信的陈志武是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此为前提之一;前提之二为:“我和妈妈已经买好退休、、投资基金,甚至也买好长期护理保险。”很明显,有了美国保险制度完善、陈志武夫妇均在美国参保这两个前提条件,即便是陈志武不给女儿写信,他的一对女儿也不会有“养子防老”负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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