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改制前保留丞相，由丞相统领六部，处理国事（2分）；改制后废丞相职位，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2分）
原因：加强君主权力，削弱相权。（2分）
（2）参考答案：
英国：君主立宪法制《权利法案》 （4分）& 美国：民主共和制（总统共和制）《1787年宪法》（4分）
（3）缺陷：①就其范围而言：这种民主是少数成年男性公民，而把奴隶、妇女和外邦人排除在外；②就其性质而言：这种民主是原始的直接民主，只适用于小国寡民的城邦；③就其参政方式而言：采用抽签选举和轮流坐庄，这很可能会导致国家权力滥用和误用。（6分）
试题分析：（1）解答材料题的关键是要依据材料来作答。通过这两幅图的对比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明朝改制前保留有丞相，改制后废除了丞相。皇帝直接领导六部。这样做的目的是加强皇权。（2）此题考查的是基本知识。英美代议制的政体是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和制；确立这两种政体的两部法律文献是《权利法案》和1787年宪法。（3）此题考查的是雅典的民主的局限性：范围狭窄，男性公民掌握有民主权力，妇女、奴隶、外邦人没有；一些手段也有明显的弊端。
考点：古今中西的民主进程
点评：民主是人类发展的趋势，也是考试考查的重点。古代和近代的一些民主的积极的方面值得借鉴吸收。
请选择年级高一高二高三请输入相应的习题集名称(选填)：
科目：高中历史
题型：阅读理解
法治社会逐步取代人治社会，是近(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又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方面。根据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一：“治民无常，唯以法治……明主之所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法者，王之本也。”
&&&&&&&&&&&&&&&&&&&&&&&&&&&&&&&&&&&&&&&&&&&&&&&&&&&&&&&&& ——《韩非子·心度》
材料二：朱元璋对其孙子朱允炆说：“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当轻，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也。”
——《明史》
材料三：“民国主权属于国民之全体”，“盖国民为一国之主，为统治权之所出”：“一国之政事，悉以宪法行之。”
——《孙中山全集》
材料四：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
材料五：有人评价说：“罗马人在法律方面的建树之所以彪炳世界，是与他们在三个不同阶段的法制探索分不开的。”
(1)材料一、二法治思想的核心各是什么?
(2)材料三与材料一、二相比，反映出来的法治观念有何不同?结合所学知识，举出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以法制取代专制实践的一例。
(3)材料四中提到的宪法，它体现了哪两个原则?它的颁行有怎样的历史意义?
(4)材料五提到的“三个不同阶段的法制探索”指什么？
科目：高中历史
来源：2015届黑龙江集贤第一学高一上学期期末考试历史卷（解析版）
题型：综合题
法治社会逐步取代人治社会，是近（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又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方面。根据材料回答下列问题（20分）。
材料一&&&中国法的界定十分模糊，倒是皇帝圣旨、朝廷法令、祖宗遗训更具威力。因为法自君出，皇帝“钦定”法律，皇权置于法律之上，法律对皇权约束作用微乎其微。法律遇到开明皇帝有些用，一遇昏庸暴君，无法无天，所谓“人亡政息”。……这遗风流传至今即权大于法，有法不依，拟法不严，徇情枉法。&&&&&&&&&&
——史仲文《中国人走出死胡同》
材料二&&&
“主权属于国民之全体”，“盖国民为一国之主，为统治权之所出”；“一国之政事，悉以宪法行之”。&&&&&&&&&&&&&&&&&&&&&&&&&&&&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
材料三&&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
请回答下列问题
（1）材料一中反映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思想的特点是什么？（6分）
（2）材料二与材料一相比，反映出来的法治观念有何不同？（6分）结合所学知识，举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以法制取代专制实践的一例。（4分）
（3）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经历了历史性的跨越。从1949年到1954年间，新中国法治建设取得了哪两项主要成就？（4分）
科目：高中历史
来源：2012届浙江省慈溪市高三上学期期中考试新人教版历史试卷
题型：综合题
（18分）法治社会逐步取代人治社会，是近（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又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方面。根据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 材料一：“冶民无常，唯以法治……明和之所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谭刑撼？曰：杀戮之谓刑，皮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法者，王之本也。”
——《韩非子·心度》
&&& 材料二：朱元璋对其孙子朱允按说：“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当轻，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也。”
——《明史》
&&& 材料三：“民国主权属于国民之全体”，“盖国民为一国之主，为统治权之所出”；“一国之政事．悉以宪法行之。”
——《孙中山全集》
&&& 材料四：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
&&& 材料五：有人评价说：“罗马人在法律方面的建树之所以彪炳世界，是与他们在三个不同阶段的法制探索分不开的。”
&&& （1）材科一，二法治思想的核心各是什么？（4分）
（2）材料三与材料一、二相比，反映出来的法治观念有何不同?（2分）结台所学知识举出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以法制取代专制实践的一例。（2分）
（3）材料四中提到的宪法，它体现了哪两个原则？它的颁行有怎样的历史意义？（6分）
（4）请结合教材知识说出罗马人先后形成了哪三项重要法律成果及其法律高度成熟的标志。（4分）
科目：高中历史
来源：2011年浙江省高二下学期第一次质量检测历史卷
题型：综合题
法治社会逐步取代人治社会，是近(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又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方面。根据材料回答下列问题。（13分）
材料一：“治民无常，唯以法治……明主之所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法者，王之本也。”
&&&&&&&&&&&&&&&&&&&&&&&&&&&
——《韩非子·心度》
材料二：朱元璋对其孙子朱允炆说：“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当轻，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也。”
——《明史》
材料三：“民国主权属于国民之全体”，“盖国民为一国之主，为统治权之所出”：“一国之政事，悉以宪法行之。”
——《孙中山全集》
材料四：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
材料五：有人评价说：“罗马人在法律方面的建树之所以彪炳世界，是与他们在三个不同阶段的法制探索分不开的。”
(1)材料一、二法治思想的核心各是什么?(2分)
(2)材料三与材料一、二相比，反映出来的法治观念有何不同?(2分)结合所学知识，举出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以法制取代专制实践的一例。(2分)
(3)材料四中提到的宪法，它体现了哪两个原则?它的颁行有怎样的历史意义?(4分)
(4)材料五提到的“三个不同阶段的法制探索”指什么？ (3分)
科目：高中历史
题型：阅读理解
追求政治民主和建立法治社会，是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进步趋势和人民的愿望。
古今中外的法治思想和实践为我们今天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提供了借鉴。
材料一& 管仲是法家的先驱者，最早提出以法治国的主张，他主张（以法）“作内政而寄军令”。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把法治和术治、势治相结合，形成了系统的法治理论，明确提出：“治民无常，唯以法治。”黄宗羲主张用“天下之（公）法”取代君主“一家之（私）法”。&&&&&&&&&&&&&&&&&&&&&&&&&
-----《原法》
材料二& 鸦片战争之后，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先进的中国人从学习西方物质文明逐渐转向学习政治文明，其间既有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宋教仁“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 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的壮烈，也有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手持宪法被迫害致死的悲惨；既有披宪政外衣行加强专制之实的宪法“杰作”，也有顺应时代发展的煌煌宪典巨制。综观百年宪政史，让人思绪万千。
材料三& 西方法制思想起源于古希腊著名学者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而被视为现代政治文明起源的1215年制定的英国《自由大宪章》，其核心思想就是限制英王约翰的权力，保障封建领主和教会的特权，以及普通市民的自由和权利。其后英国现代法治制度建立的过程就是一个公民不断与国王争夺权利的过程。
美国法治制度的建立从一开始就是对人治的否定。在美国国会大厦里，至今仍悬挂着一幅巨大的油画，记载着独立战争胜利后华盛顿向国会交出军权时的感人一幕；华盛顿当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后，又勉强接受连任了一届总统，但他坚决拒绝第二次连任，在一个到处是国王、君主、世袭制的世界，华盛顿毅然选择放弃权力，开创了总统连任不超过两届的惯例，为美国奠定了坚实的法治基础。美国法治制度的建立也是人民长期斗争的过程。
（1）管仲主张“作内政而寄军令”的主要目的是什么？韩非和黄宗羲法治思想的本质有何不同？
（2）结合所学的知识，回答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国最具有进步意义宪法是什么？为什么？
（3）新中国成立后我党在政治构建上不断的创新，逐步建立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制度。这些创新主要包括哪些方面？
（4）根据材料三和所学的知识，回答近代以来“法治”的实质是什么？英国现代宪政制度实施的政治前提和起点分别是什么？美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也是个由理论到实践，由实践到制度化的有序过程。简要说明美国政治民主制度化的过程。十八届四中全会：看人治与法治的不同_图文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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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四中全会：看人治与法治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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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人治与法治的区别
人治，法治的对立概念。指依靠个人的作用来实行政治统治。是依靠统治者个人的贤明治理国家的一种政治主张。在中国，人治思想源于儒家文化。如孔子认为“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在西方，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曾提出哲人治国论，主张建立哲学王统治，这也属于人治的一种政治思想。
法治，先秦时期法家的政治哲学思想，强调法律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权威地位。如代表人物之一商鞅主张：“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史记·商君列传》）需要指出的是，儒法两家在人性和治国理念的方法上表面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实质上两家的观点有着内在的相同之处，即法家的“性恶论”与儒家荀子的“性恶论”接近，法家的“法治论”与儒家的“人治论”在本质上都是“人治”。同西方的“性恶论”和“法治论”相比较，法家“性恶论”的适用范围小于西方的“性恶论”，法家将君主和国家、以及高级别的官吏排除在“性恶”的范围之外，而西方的“性恶论”则包括所有的社会成员；同理，法家的“法治”是“君权至上”、“国权至上”的法治，西方的“法治”是“宪法至上”的法治。在传统中国法人治精神的哲学基础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性善论，一种是性恶论。前者的推论是，传统中国的政治制度的存亡取决于人心，其结果是道德的政治化和政治的道德化；这种理论和实践植根于中国古代哲学之中，这种哲学相信，人只要发掘内心，就可以找到善的源泉，从而达到道德上的完美境界，这种道德完善同时又是做一个称职的统治者的先决条件，这与西方政治学传统中的性恶论恰成对照。后者的推论一般是，先秦法家既不相信人性本善，更不相信礼教道德可以收到改善人性而天下大治的功效；法家以为人性是恶的，所以现实中的人总是贪生怕死、趋利避害，因此为维持社会秩序必须对人性加以利用，表现在政治态度上应该取法而排礼，具体到刑事政策上便是以恶制恶、以杀去杀、刑期无期的重刑主义，而刑只可由君主一人来制定和掌握，这就必然会导致绝对的专制主义和人治法律的产生。事实上，传统中国的专制政治和法中的人治精神，既不是建立在单纯的性善论哲学基础上，也不是以纯粹的性恶论为其理论依据的，而是这两者的结合。儒家两家的理论本身就决定了，无论是从性善还是从性恶出发，最后在实践上都必然要滑到专制和人治的行列。因为性善论的教化成果和内心的自省挖掘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主要取决于一两位在位者的潜移默化之功，社会风气依赖于他们的人格感召力。因此，所谓的德治和礼治便在不知不觉中滑向了人治，即以极少数人的言行为标准，要求全体臣民赋予这些人以示范性和绝对的权威性，最终导致以这些人的意志为全体臣民的意志，并通过制度和法律而强制推行，使专制和人治制度化、法律化。而性恶论的法家由于将权力的至上性、唯一合法性赋予了君主，使君主成为国家的象征，甚至可以是强制方本身，皇帝的言行就是法律，因此，违法就是背叛皇帝、背叛国家，于是必施重罚。皇帝可对全体臣民施用法律，唯独他自己可以免除法律的监督制约，这样，皇权成了绝对的、不可替代的强制力，法权只是这种强制力的表现和延伸。性善论与性恶论之所以殊途同归，对立统一于人治之中，其奥秘即在于儒法两家都不是从人本身来探讨人性的。与其说他们谈论的是一个学术或哲学问题，倒不如说是一个政治问题，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都把人性政治化，并且涂上了浓厚的现实色彩。而当时最大的政治问题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建立一个稳定而强大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国家。因此，有了这个前提，儒法两家不管对人性怎么探讨，发表什么高见，九九归一都不免成为君主专制的理论依据。这也就是汉以后儒法合流（“人治”、“法治”融合）的真正基础。虽然中西法哲学都得出了人性自私、性恶的相同结论，但是法律对此作出的反应却有所不同。法家对人性自私的利用是通过赏罚机制来推动人民为君主、为国家服务，进而限制人民的权利；把法律视为治民之私心、治民之恶的工具。其实质是“国家主义”法治观的体现，国家主义也是着眼于权力的运转，但它主张国家的至高无上性，认为国家对个人拥有绝对的权力，个人必须绝对服从国家。
&依据法律管理国家和民众的各种事务的一种政治结构。与先秦法家思想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建立在民主社会的基础之上。法治最早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法治理论，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法治包括两点，一是有优良的法律，二是优良之法得到民众普遍遵守
，这个思想得到了后来者的发扬，并构成了当代法治思想的核心与精髓。
法治即法的统治，强调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治理工具在社会生活中的至上地位，并且关切民主、人权、自由等价值目标。
“法治”一词很早就出现在古书中。《晏子春秋·谏上九》：“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狭于今，修法治，广政教，以霸诸侯。”《淮南子·氾论训》：“知法治所由生，则应时而变；不知法治之源，虽循古终乱。”
但有时并非作为一个词组，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赵奢）收租税而平原君家不肯出租，奢以法治之，杀平原君用事者九人。”
法家提倡的“法治”与儒家的“德治”相对
&&&&&&&法治与人治是根本相对立的，是不同的治国理念。人治强调个人权力在法律之上，而法治理念正好与其相反。要法治就不要人治，要人治就没有法治。但要强调，国家依靠法治并不是不要依靠人的力量和人的作用，因为再好的法律与制度都需要人来实现与执行。但是，不可以将“人的作用”与“人治”相等同，两者是根本不同的概念。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法治包含两个部分，即形式意义的法治和实质意义的法治，是两者的统一体。形式意义的法治，强调“以法治国”、“依法办事”的治国方式、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实质意义的法治，强调“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约权力”、“保障权利”的价值、原则和精神。形式意义的法治应当体现法治的价值、原则和精神，实质意义的法治也必须通过法律的形式化制度和运行机制予以实现，两者均不可或缺。
法治是以民主自由为基础，需要民主的力量，而我们的法治却是官方在发动和推进，民众似乎处在旁观者的地位而表现出“被动”和“冷漠”。无论在理论上如何高瞻远瞩印证现行法治推行方式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但是，在现实的法治实践中确实存在缺少政府和民众的有效“互动”。冷静地思考分析和对“依法治理”现状的观察，我们不难发现缺少这种“互动”的现实表现，可以表诉为“三治三不治”，即“治下不治上”、“治外不治内”、“治民不治官”。应当说，这种情况在“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县”、“依法治乡”、“依法治村”等依法治理的过程中并不少见。行政机关往往借助手中的“立法权”，纷纷行使行政权力扩张法律化，也借助于手中执法权力及对司法权的影响，来扩大其职能和实现其效用。这种片面的、出于“官本位”思想的“依法治理”严重悖离了法治精神和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是古代法家“垂法而治”的再版。而广大民众则处于“被动”的地位，既在客观上不能有效介入国家法治实践，又在主观上无法正确参与和对之加以评价。其深层原因在于人治思想与权力本位思想还在相当的领域中存在。尤其是在中央提出依法治国的口号之后，各级党委和政府先后提出的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县，甚至提出依法治校、依法治村等口号。这种形式主义做法使得依法治国的法治内涵与精神逐步丧失，结果最后演变为依法治民的政治治理观。在他们眼里，仍然认为依法治国就是用法律来治理国家，而且存在固有偏见，认为法律只是专管老百姓的，从而形成了法治的表层现象，其真正内涵没有深刻理解并内化为坚实的信念和外化为行动。因此，“依法治国”成为仅仅理解为依据大量出自有据的规章、政策和法律来治理国家和人民，这种“叶公好龙”式的法治观是法治非理性的表现形式，是传统专制主义、人治主义和宗法思想没有得到彻底清算的典型特征。
法治是依据法律的治理。法治实际上包含了许多层面的含义，它是指一种治国的方略、社会调控方式，法治是与人治相对立的一种治国方略。法治强调以法治国、法律至上，法律具有最高的地位。亚里斯多德就明确提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
法治又是指一种依法办事而形成的法律秩序，法治是近代资产阶级在追求经济自由、追求政治民主、反抗封建过程中逐步建立的，是一种民主的法制模式。
法治还是指一种法律价值、法律精神，一种社会理想，指通过这种治国的方式、原则和制度的实现而形成的一种社会状态。
总的来说就是法治包括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和形式意义上的法治，也就是强调两者的统一，形式意义上的法治强调“依法治国”、“依法办事”的治国方式、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实质意义的法治强调“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约权力”、“保障权利”的价值、原则和精神。
法治意味着法律介入社会生活的广泛性和正当性。法治与人治的联系，法治相对于人治更稳定；法治强调的是权力制衡、法律救济。法治与法制的区别，两者都强调了静态的法律制度以及将这种静态的法律制度运用到社会生活当中的过程。两者最大的不同表现在：法制的概念不包含价值；法治包含了价值内涵，强调了人民主权。法制只是强调形式意义方面的内容，而法治既强调形式意义的内容又强调实质意义的内容。法制更偏重于法律的形式化方面，强调“以法治国”的制度、程序及其运行机制本身，它所关注的焦点是法律的有效性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这也正是法治的第一方面（形式意义的法治）所要求达到的目标。由此可见，法制是法治的前提条件和基础。没有法制，也就谈不上法治。但另一方面，仅仅强调法律的形式化方面，还并不能揭示法治（尤其是实质意义的法治）的更深一层的内涵。
依法治国的标准
通过法律保障、限制公共权力；强调良法的治理；通过宪法确立分权和权力制约的权力制衡关系；赋予广泛的公民权利；确立普遍法的司法原则。
&&&&&&&我国成为法治国的条件是：1.制度方面：需要有完备的法律和系统的法律体系，权力相对平衡和相互制约，司法体制、执法制度的健全和其人员的高素质，健全的律师制度；2.思想方面：树立起法律至上、权利平等、权力制约、权利本位的思想。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提出，对我国有重要的意义。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3条修正案，在《宪法》第5条增加一款，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就以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上升为一项基本的法律原则。
第一，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的标志。什么样的情况下才算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们这里面强调七个方面：（1）在立法方面，要有完备的法律体系；（2）法律至上，宪法和法律具有最高权威性；（3）实现“民主的法制化”和“法制的民主化”；（4）国家的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的形成和良性循环；（5）“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制度的有效的保障；（6）尊重、保障和实现；（7）国家的法律秩序稳定、人民生活幸福。这些实际上是综合性的。
第二，在我们国家实行法治还需要注意一点，我们国家的法治不是内生性的，而是一种外发性的，是在外力的启发诱导下来进行的，所以我们的法治有一种天然的不足、天然的缺陷。同时，我们的法治不是在市场经济发育成熟的情况下进行的，而是一个农业文明比较浓厚的情况下提出的，所以物质储备、经济条件也有些问题。而且，我们国家过去所要强调的一种人治、人的统治的传统，所以现在要对传统进行这么大的变革的时候，问题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我们现在法治建设中出现了很多的矛盾和问题，面临着国情与理想、变革法制和守成法制、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反对与经济增长、本土化与国际化、普适性和地方性等矛盾。这表明我们的法治建设离成功还有相当的距离，我们现在只是已经进入了这个过程，离目标还比较远，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第三，为实现法治，我们需要创造一些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四个方面：（1）市场经济的发展；（2）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完善；（3）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和公民的民主、法律、道德意识的提高；（4）立法体制、司法体制的改革和法律监督体系的完善。
人治就是个人或少数人因缘历史原因掌握了社会公共权力，以军事、经济、政治、法律、文化、伦理等物质的与精神的手段，对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其他成员进行等级统治的社会体制。人治是儒家学说倡导的一种的治国理论，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其特征是权力一元化的状态。这是一种单向的、自上而下的、等级森严的“线状”控权模式。这种模式最大的弊端就在于缺乏平等的利益集团或政治权力与国家权力间的横向控制，从而滋生“独裁”与“专制”。而宪政赖以建立的权力基础却是社会上的多元平等的利益集团或政治权力间互相控制、相互制约而结成的多元化“网状”控权模式。“人治”的一元化传统及“线状”控权模式是宪政生成的政治障碍。
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关系。主张依靠道德高尚的圣贤通过道德感化来治理国家。儒家重视人治，主张为政在人；法固然不可缺，但执政者“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行不正，虽令不从”。主张君主以身作则，施德行仁，并尚贤使能，任用得力官吏推行礼治，以达“文武之治，布衣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的境界。主张把人治与礼治、德政结合起来。
主张“人治”者认为国之治乱，不在法而在统治者的贤能与否。
今天，人们已经普遍接受法治是当代中国应当追求的。在流行的法学话语中，人治往往受到批判，甚至被等同于专制。从普及法治的常识、促成当代中国的制度形成、确立人们对法治的追求而言，这种近乎宣传的文字也无妨，但是，若是将这样的文字当作法理学，则有重大纰漏。如果法治作为治理社会的手段真的是如此优越，而人治真的是如此恶劣，且反差真的是如此鲜明，那么人类历史上为什么还会有长期的“人治”和“法治”之争？人治又怎么可能曾经长期被一些伟大思想家作为一种治理社会、国家的基本方法之一？这些思想家怎么会在这样一个在我们看来都一目了然的选择之间选择了人治？难道，我们的前人真的是如此愚蠢，而我们真的是如此聪明？如果从这种进路来思考法治与人治的问题，首先会把问题太简单化了。从理论思维上看，这种论证方式甚至比文革时期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论证方式都不如。其次，这种论证也就势必将法治和人治的讨论道德化，或者是将人治论者视为傻瓜甚至坏蛋，他们为了追求个人权力不惜损害全社会、全民族的利益。在这种政治的或道德的评价引导下，就不可能认真地理解和尊重古代诸多伟大思想家的研究。第三，这种分析也容易将中国法治建设的任务简单化，似乎法治与人治的问题只是一个领导人的认识和决心的问题，而完全忘记制度的形成和建立是社会多种因素制约的产物。
事实上，在法学和政治学中，法治是同人治并列的两种基本的治国方法。既然是并列，那就不可能是优劣利弊如此简单明了，昭然若揭。只有在难分高下的较量中，法治相对于人治的优点才值得追求。只有打老虎的武松才能算得上英雄，如果打的只是一只老鼠，恐怕武松的名字早就被人们遗忘了。而且，既然是一种治国的手段，那么人治也不可能仅仅是为了维护统治者个人的权力；即使是为了青史留名，为了自己的国家强大和具有影响力，一个领导人也不会在如此明显的选择之间选择一个对实现其政治抱负如此不利的治国方略。并且如果他愚蠢地选择了，他又凭什么能够获得其追随者和人民的支持，他的专断意志又如何可能为其他人服从？因此，我们必须假定，人治和法治的目的基本是一致的，都希望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即使是人治事实上导致了社会动荡不安，这也并不意味着，人治论者希望将国家搞乱，或者是一定想将其老百姓置于死地。如果这一假定是对的，那么，我们势必将转向考察实现富国安邦目标的可能性。也只有在这一基础上作出的分析，也许才能展现法治或人治相对于对方的优越性。
而且，如果法治真的如同许多论者所声称的那样相对于人治具有“长治久安”的优越性，并且如同许多论者所言，曾经在历史上实现过（例如古希腊和罗马的黄金时代），那么为什么又会在此后的人类历史上出现人治？如果仅仅将这种历史的变迁归结为理论或判断的失误，或者归结为个别野心家的篡权，将势必导致唯心主义历史观；但更重要的是，这本身也就是对法治必定使国家“长治久安”的说法提出了挑战。因此，如果人治在历史上确实是一种长期并重复存在过的制度或方法，那么必定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这一点的反面这也就意味着“法治”必定也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或缺陷。当然，仅仅作这种逻辑推论是空洞的，不足以令人信服，更是同今天流行的政治法律话语培养出来的直觉相对立。但是，我并不因此将这种违背了我们今天直觉的逻辑推论简单放弃，而是将这种逻辑上的清理作为一个很好的起点，迫使自己对法治和人治更加细致深入的分析。我认为，这种分析将不仅会开拓我们视野，使得我们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形成有一个更为务实的态度，而且可能使我们在智识上对法治和人治都获得一种更深刻的认识。
尽管，今天我们已习惯赋予法治以褒义，赋予人治以贬义，但是如果作为统治方式来看，这两种方式治并不具有我们今天通常赋予其的那种褒义或贬义。大致说来，法治论者认为治理社会和国家主要要依靠法律规则，而人治论者认为治理社会和国家主要要依靠优秀的、有智慧的治理者。两者最终所追求的目标实际并无很大差异。那么，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人治与法治的争论的焦点又在什么地方呢？在我看来，焦点并不在于目标，而在于方法，在于可行性，特别是在于针对具体的社会环境下人治或法治的可能性。
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法，法治和人治都有一些关于人和社会的基本假设。
人治假设归纳起来，人治论者的基本假设大致有以下几点：
1、社会决策中为了法治所需付出的沟通成本高于个人决策的风险成本。
&&&&&&&2、社会和国家的统治说到底最终要通过个别人来进行，特别是贤人和智者。
3、社会中会产生这样的具有高尚道德和高度智慧的人。
4、社会应当有而且确实有办法将这些贤人智者选拔出来，赋予他们以决断事物的最终权力。
人治论者从经验中看到，人的智力和远见事实上是有差别的，人的道德水平和责任感也是不同的。人们不仅在日常生活中往往需要一些贤人智者来指路，并且人们也往往非常信赖、高度尊敬这些贤人智者。贤人智者的判断往往确实比常人的判断更好，更可能正确。此外，这种决策方式往往可以当机立断、快刀斩乱麻，不仅节省了时间，而且省去了其他许多麻烦。社会治理尽管需要法律、规章，但是任何完备的法律总是会存在许多照顾不到的地方，因此仅仅有法律，即使是好法律也不能保证结果就好，还必须有贤人和能人来运用法律。因此，最好的治理方式，在人治论者看来，是贤人的政治。事实上，人治论者并不完全否定法律规则的重要性，例如，被列为中国“人治论”的代表人物的孔子就非常强调“礼治”，认为“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实际就是强调遵循规则、制度和法律。但是，所有的规章制度，最终还必须通过人来治理。“徒法不足以自行”。最极端的人治论者可能是《理想国》中的柏拉图，但他的基本假定是可能培养或发现一个无所不知、通晓一切的哲学王来治理国家；其实，他强调的是知识的统治。
&&&&法治假设法治论者认为，社会的最佳统治方式是法治。
但是依据他们得出法治结论的理由或进路不同，又可以分为唯理主义的法治论和怀疑主义的法治论者。所谓唯性主义的法治论者，是因为他们相信法律作为一种理性是“是不受欲望影响的”、“是永恒正确的理性”，或“永远公正”的普遍意志的体现。而既然法律已经从定义上被界定为是永恒正确的，因此法治自然也就不容质疑了。但是，在我看来，尽管这些思想家对法治的判断可能正确，但是，他们关于法治的论证却很成问题。在一定意义上看，他们关于法治的优越性的论述同柏拉图的人治讨论属于同一范畴，都是对一种不考虑操作的理想制度的推论，因此其实践往往以人治告终。
而怀疑主义的法治论者认为，人的理性力量（无论是个人还是一个时代的人）永远是有限的，只有依据一代代人的智慧累积而成的制度，依据长期形成的规则和前例，人类才可能相对恰当地处理人类的事务。法治论者，特别是怀疑主义的法治论者，至少提出了两个问题是人治论者无法回答的，首先是世界上有没有在一切重要关头都能高瞻远瞩、不犯错误的贤人智者；其次，即使有，我们是否能够通过某种方式发现并保证这样的人处于适当的治理国家的位置上。法治论者对这两个问题都持怀疑态度（但并不必定是持否定态度）。他们怀疑有全知全能的圣人，他们也怀疑有没有可以验证的发现圣人的方法和程序。正是基于这两个怀疑，他们认为法治是更适当的治国方法。法治在这个意义上，就是一切人都要按照既定的普遍为人们知晓的规则办事，不违背已经确定的规则，不凭着个人的主观看法行事，即使是身居高位的统治者也是如此，特别是在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上，更要严格遵循社会中已经确定的规则，以此来防止和减少统治者犯错误，更不用说要防止统治者滥用权力。但是，即使是法治论者也并不反对杰出统治者和官员在许多非重大的问题上，在一些必须即刻决定的问题上，在一些必须行使裁量权的问题上充分发挥他们个人的才智判断，行使裁量性的权力，也不反对杰出领导人运用他的个人魅力、远见卓识、领导才能来影响民众的意见和观点。但是，说到底，法治是最根本的治国手段，是最可依赖的原则。由此可见，法治和人治实际上也并非只强调法律或只强调圣人，在一定程度上，两者都必须结合，差别仅仅在于最终的或主要的手段是法还是人。
如果心平气和地同样认真对待传统的法理学论证，我认为人治论者和法治论者的观点都是有道理的，都很有说服力，我们无法从这种传统的思辨的进路来论证人治或法治的优劣利弊。同时，这种法理学的讨论问题的方法也许有错。这种讨论都试图找到一种永恒的最佳治理方式，寻求一种不问时间地点到处都能适用而且都有效的社会治理方式。但是，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告诉我们，不可能有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治理方式，一个社会的最佳治理方式必须是适应该社会发展需要，必须是为人们社会生活所需要的。因此，仅仅依赖思辨不可能将这个讨论引向深入。而“思辨终止的地方，……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因此，我们也许应当将人治与法治问题的讨论放在一个历史发展的语境中重新思考。而在这个问题上，韦伯对政治统治方式的变迁的考察和分析，[10]我认为成功地超越了传统的法理学关于人治法治谁优谁劣的形而上的争论，有可能把法治和人治的讨论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大致说来，韦伯将社会生活中的合法的统治方式大致分为以下三类，分别是法理型、传统型和魅力型统治。法理型统治相信法律，即使有权威的人也只有在法律规则之下才有发布命令的权利。人们普遍遵守法律，信守法律，法律代表了一种大家都遵守的普遍秩序。传统型统治是基于源远流长的传统的神圣性，相信按照传统实施统治的合法性。魅力型统治，人们确信一些非常有个人魅力的领导人具有超凡的智慧、品质，并因此统治获得合法性。如果依据通例，将法治界定为遵循先例或既定规则的统治，那么前两种统治都大致相当于法治，而魅力型统治大致相当于人治。韦伯认为魅力型统治是一种前理性时代的社会现象，当社会出现危机时，魅力型人物可以促进人们改变价值观念和信仰，使人们接受一种新的信仰和做法。其关键在于当时的人们需求这样的人物，他们尊崇这种魅力型人物，追随他进行的社会变革。表面看起来，这种对于领袖人物的迷信是一种愚昧的行为。但是，在韦伯看来，这种人物的出现以及与之相伴的魅力型统治往往具有革命的力量，因为正是这种魅力型领袖促使人们能迅速、不加反思的摆脱旧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的约束，与旧制度彻底决裂。因此，从社会功能上看，这种看似愚昧的魅力与昭示人、启示人的“理智”所起到的社会功能是相同的。
魅力型统治，在韦伯看来，由于强调精神的力量，往往不注重经济生活，是一种典型的“非经济性”的政权，它对于传统型和法理型统治下的日常的琐碎经济活动表示鄙视；这样的统治会形成一个魅力型共同体，群体内部虽有少数行政管理人员，但他们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官僚（即受过专门训练的严格按照等级命令系统运作的、各司其职的官员），他们无需技术训练，其获得管理人员的资格不是个人的社会地位，也不是家族的门阀，而是个人具有的魅力。因此，最高领导人与行政人员的关系是直接的，无需或者只有很少固定的机构和程序，也就是没有严格的程序规则，也不承认“正式的”的司法。具有魅力的领袖人物在社会组织中有或者没有正式职务并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的权威不是来自任何职务，而是他个人所具有的魅力。因此，在这里，行政职务不是一种职业，因为它既没有固定的职权范围，也没有固定收入。魅力型领导人在领导工作时，也常常跨越权限，超越程序，一竿子捅到底。在这里，决策也没有确定的、固定的议事机构和决策程序，往往凭魅力型领导人的个人智慧。因此魅力型统治是典型的人治。
在韦伯看来，魅力型统治是有问题的，但是问题并不在于这种人治无法集中民众的智慧或有其它不民主的因素，关键在于这是一种不稳固的、不能持久的统治形式。这不仅因为魅力型统治内部缺乏稳定的组织机构和程序、缺乏基于专业技术的职业人员以及它对日常经济活动的鄙视，更重要的因素在于没有哪一个社会会总是处于激动人心的革命或变革状态。魅力型领袖“只有在生活中通过考验他的力量，才能获得和保持他的权威。……他必须创造英雄的事迹”。而一旦社会革命或变革基本完成，社会进入相对平稳发展的阶段，魅力型统治显然就不能适应这种稳定、琐碎的社会发展，势必会常规化。其次，魅力型领袖的个人生命总是会有终结，需要有新的领导人。如果要继续保持魅力型统治，新领导人就必须有魅力，但是魅力不象财产或职务可以继承或指派的，魅力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东西。如果将魅力同职务等同起来，那么这里的“魅力”就失去了原来的意味。如果魅力型领导的承继是通过某种程序的选举，那么就会产生一套程序和技术，这实际上就在一定程度上将领导人的选择制度化了。如果是由魅力领导人指定继承人或传给子女，这就实际是向传统型统治转化；如果是由信徒选举，那就实际上开了民主的先河，并因此势必逐步走向法理型统治。因此，在韦伯看来，任何魅力型政治都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常规化”，导向法理型或传统型的统治，形成事实上即现代的或传统的法治状态。法理型统治是一种依靠官僚和法定程序的统治。这种政治的优点在于稳定，领袖也要守法，依据既定规则来统治，领导人的转换也是按照程序进行，因此，即使领导人个人的能力、魅力、智慧弱一点，也无妨，因为这种统治是一个机构的运作，领导人只是这个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法理型统治是理性的、规则化的。它适合的是和平时期、“平庸”的时期，它适合人类社会的大多数。但是这种统治也有弱点，最大的弱点是机械，循规蹈矩，因此，当社会发生变化之际，它的回应能力不足、不快，有时甚至显现出僵化，同时，它特别不足以应付社会生活的紧急情况，缺乏紧急情况下所需要的当机立断的效率，甚至会出现合法不合理的情形。在法理型统治下，由于一些重大的变革往往要牵动整个机构，牵动很多人的既得利益，因此难以变革。而在这时，就往往需要魅力型人物来推动变革，进行创新。传统型统治与法理型统治更多相似之处，不同的在于传统型统治更多依赖惯例，更多依赖传统，因此，也同样具有法理型统治的可能出现的僵化问题，甚至更为严重。因此，当社会的变革需求时，就仍然会出现新的魅力型人物以其活动以及他对于许多人的社会召唤力引发出革命性的突破，形成新的魅力型统治。但是，革命同样不可能永久持续，革命后的制度会逐渐常规化，因此必然使统治类型再次从魅力型向法理型或传统型转化。最后必须指出，韦伯的这种分析是一种“理想类型”的分析。韦伯不认为社会和历史中曾经有任何一种纯粹的理想类型的统治，现实生活中人们可以看见的都是某种程度的混合型统治，其差别仅仅是程度不同而已。
上面关于韦伯观点的叙述当然是大大简略了，因此失去了其原著的丰富性和历史性，甚至可能有一种历史循环论的味道。但是，这并不是韦伯的问题，而更可能是任何概述都难免带来的问题。如果在此我们不追究细节，而是将韦伯的分析作为一种思路来考察法治和人治的变迁和发展，我们就可以看到，法治和人治都具有其特定的合理性，而且这种合理性都是历史和社会构成的，并不具有永恒的普遍的合理性。相对说来，法治具有更多的普遍的合理性，但是，这种优点不是法治本身具有的，而是由于社会生活的特点促成的。我们可以看到，人治的问题并不在于任何统治者都可能犯错误（事实上法治同样可能犯错误甚至是重大的错误），而在于人治无法作为一个长期治国的手段，无法保证制度、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在于领导人是否真的或总是具有那么多的智慧和贤德，尤其在现代的高度分工的社会中。尽管如此，我们必须看到，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特别在社会需要变革的历史时期，人治不仅是必要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从这个历史发展的角度来重新理解中国历史，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历代王朝的创立者或中兴者无论他如何强调法律都是事实上的“人治”者，而随着君主的更替，后代许多君主不论多么想励精图治、奋发有为、变法维新，都会受到各种所谓的“天道”或“祖宗之法”即制度的约束，不能随意妄为，最极端的甚至会被重臣或宦官废立。如果我们不是将“法治”作为一个为今日西方发达国家所专有褒义词，而是依据法治的中性界定，我认为，在中国古代是有事实上的“法治”的，即使没有用“法治”这个词。但是，无论是人治还是法治，这都不仅仅是某个君主个人的意志使然。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考察近代中国的历史，我们也许会对中国近代以来历史有一种新的理解。例如，为什么上个世纪末起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从“变法”开始，而不是从法治开始？为什么一代代杰出领导人要进行各种形式的革命和改革，而不是试图保留当时已经形成的某些制度和规则开始。我们也许会理解本文的题记引证了近年来流行的赞美小平同志那首《春天的故事》。进而，我们也许会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将“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一个基本方针确立下来的重大意义，以及近年来与此相伴随的机构改革和公务员制度改革。请注意，本文仅仅是主张认真对待人治，却并不是要为人治张目（尽管这种误解在中国当下的二元对立话语中有可能发生），我并不赞美或主张人治。无论是作为一个当代的中国公民，还是作为一个法学家，我都希望法治，并认为法治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但我力求提醒自己的是，不要将个人的希望替代学理的分析，将个人的欲念或职业的欲念――法治――神圣化。作为一个研究社会的学者，我们必须保持一种冷静的心态，力求周全地思考法治和人治的问题，把它当作一个真正的学理问题，分析法治和人治为什么会长期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以及它发生存在的历史条件。也许，这种思考会对那种不问条件的强调法治的论点表现了某种程度的“不敬”；[甚或，我在此的分析和理解本身就是一个错误，违背了“历史的潮流”。但是，如果法治是一个民族的事业，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而不是某个或某些法学家的创造，那么它就不会简单地因为我个人或任何其他人的这种或那种表态而加速或减缓。事实上，我曾大胆地预测“中国现代法治形成的一些基本条件也许已经具备”。但是，我并不是从传统的思辨法理学角度论证的，我并不认为当我们一致决心“依法治国”时，法治就足以（尽管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条件）形成了。我坚持的仍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进路，即从经济基础、社会结构转型的角度论证了作为上层建筑之一部的法治形成的现实可能性。我认为，经过中国人民的百年艰难奋斗，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这三个最重要方面的转型就总体而言已经基本完成，因此，法治在20世纪末的中国成为一个追求目标决不是偶然的，更不是虚妄的。但是，如果可以从韦伯的分析获得某些启发的话，那么我们也就可以看到，在当代中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这也并不是或主要不是一个主观目标选择的问题，而几乎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社会生活发展的趋势，这是由于中国近代的剧烈变革后社会发展的要求，是一个与中国近代以来特别是当代的社会改革不可分离的、并且始终依赖后者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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