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我在《北京文学》打工的日子
&看得百感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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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文学书单：与大学生谈为什么读小说
余泽民、孙越、康慨：我们的文学之路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网
“现在文学变得越来越小众了，感觉文学似乎成了一个小圈子人的事。而在我们上大学时，则是读书量最大的黄金时代。”
从左至右：嘉宾康慨、孙越、余泽民，主持人杨霁楚。摄影/《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董洁旭
& & & &我们的文学书单：与大学生谈为什么读小说(讲座全文版)【一】余泽民、孙越、康慨：我们的文学之路
　　嘉宾：余泽民、孙越、康慨，主持人：杨霁楚
　　时间：日14:30-17：30
　　地点：北大医学部逸夫楼407
　　主持人：各位亲爱的在北医在读的同学，还有已经在北医度过了特别可贵的青春，今天以校友的身份回来的校友们，以及并不在北医读书的、热爱阅读的青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我们用这样一个收获时节的一个下午，跟大家分享这样的题目&&我们的文学书单。
　　其实当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油然而生了一种有怀旧的情怀，好像前面加三个字，那些年我们的文学书单，也很贴切。后来跟这几位嘉宾聊，今天聊的很多文学阅读，不光是那些年各位嘉宾、各位校友的青春回忆，也是贯穿他们人生的、到现在的进行时。
　　余泽民，最官方的介绍是作家、文学翻译家。在这个场合，我想他最愿意提到的身份是&北医人&，他在80年代，在当年的北京医科大学读临床医学，后来到中国音乐学院拿了艺术心理学了硕士，然后去了遥远的，当时他都不知道在哪儿的匈牙利，在那儿一过就是30年。
　　孙越，最&冠冕堂皇&的介绍是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的理事，孙老师学俄语出身，并且多年从事过编辑出版的工作，自己有大量俄苏文学翻译作品。今天孙老师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俄苏文学的相关信息。
　　康慨，中华图书报的编辑，他在做编辑的时候也从事大量的翻译工作。另外，康老师的阅读除了汉语以外，大多是英文的阅读。他也是非常高产的书评人。接下来的座谈里，他作为一个书评人，会谈文学和翻译互动话题。
　　因为余泽民在北医百年校庆的时候回来，在中国待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当时我有比较多的时间去跟泽民交流。他记忆中青春的北医是特别文艺的学校，这跟我的印象不是特别相符。我自己念书不是在北医念的，在我印象里，学医、特别是学临床的人，他们有特别繁重的课业。医学的这个学位是一个含金量特别高的学位(跟我们这种文科背景的人相比)。我的印象里学医的人，像余泽民这样他不太可能有那么多的时间精力，有条件和氛围去做很文艺的事情。但是80年代的北医，在余泽民的描述里是一个特别文艺的地方。
　　余泽民：按《在路上》 生活了十年
　　余泽民：非常高兴来到这儿，回到母校。虽然今天的话题是跟大学生谈文学，但实际上在坐的还有我当年的师长李鹰、刘亚南和胡力中老师;我当年的同学朴学谦、陈欣和宋士兵，还有好几位编辑好友。实际上对我来讲，感觉是在跟朋友们交谈。当然，在座的也有许多学生我并不认识，但我希望咱们可以通过这次交谈成为我的朋友，至少会看我写的书或我翻译的书。
　　我觉得，现在文学变得越来越小众了，刚才我还跟孙越先生讲，感觉文学似乎成了一个小圈子人的事。而在我们上大学时，则是读书量最大的黄金时代。至少对我来说，我所读过的医书再多再厚,也只是我大学读书的一部分，另一部分读的则是课外书、小说占其中相当一大部分，而且我觉得我特别幸运。因为当时我作为学生干事在团委工作，跟陈欣和小朴他们一块起，在李鹰老师的呵护下，有了一些特别文艺的机会。当年，我在团委的那间小屋里，在公卫宿舍楼的一层，我确实读了不少的小说。我在这里想说的，就是读书对一个人成长所能产生的影响。今天我们四个人坐着这儿聊，时间不够用，两个小时肯定把不住。我就尽量长话短说。
　　读书实际也是一种成长&&内心的成长。读小说对一个人的影响到底能有多大呢?我关于读小说的记忆，最早是在上小学时，当时大概只有10岁吧，我们家在学院胡同东口的一个大四合院里，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一个情景，我蹲在大门道外的上马石上读《金光大道》《南海风云》和《桐柏英雄》，小说的内容早就忘了，说实话，小孩子读书只是囫囵吞枣，连故事都很难串起来。当时。由于政治环境的影响，能读的书也非常有限，只能读政治洗脑类的小说，不过即便如此，也有一个读书的氛围，诱导我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后来我第一次感觉被小说感动，是被什么书呢?我至今都记得很清楚。粉碎四人帮后，大概是77或78年，我表姐王琼在35中读书，并兼任学校图书馆的管理员，她经常把图书管理封存的老书带回家看，还花了一年的时间将小说《牛虻》，抄在两个厚厚的笔记本上。那件事让我特受影响，她抄《牛虻》，我则抄了一年的《安徒生童话》，还是用繁体字抄的，抄书不仅让我深度读书，还帮助我认字写字。在那个时代，能人繁体字的小孩子肯定很少。
　　2005年我给《十月》杂志写了一篇创造谈，里面就提到了这样一个情节。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我还没怎么读过外国文学，只看过《铁木儿和他的伙伴们》和《夏伯阳的故事》。我表姐手抄《牛虻》时，我并没有直接读那本书，而是她白天抄完一段，晚上睡觉时就给我念一段。我跟表姐睡一间屋，我睡这个床，我表姐睡那个床，我躺在被窝里听她讲，像听评书那样。不过后来，我对那本书的主要情节和牛虻的光辉形象并没给我留下多深刻印象，但是有一个无足轻重的情节我却记住了&&当表姐讲到牛虻抛弃了他的一个吉普赛情妇时，我居然在被窝里蒙着头哭了。那就是我第一次被那文学感动，居然因为那么一个虽然旁枝末节、但有情感意味的细小情节。那是我最早接触外国名著，是听表姐讲的，给我印象极深，是一次触动感情的文学阅历。
　　在北医期间，我还读了《拜伦传》写的，发现拜伦跟牛虻一样也是一个瘸子。由于牛虻的跛足，我对瘸子有了特别的同情心，于是爱屋及乌，莫名其妙地喜欢上拜伦，后来开始读拜伦的诗歌。瞧，文学对一个小孩子的未来的阅读，居然能有这么微妙的潜意识影响。
　　在上大学时，我还读了欧文-斯通写的梵高传，甚至跑遍北京城搜集了三个版本。我最喜欢的是书名为《渴望生活》的那个译本。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在团委小屋里跟84级的顾菲聊这本书，一直聊到天亮。我清楚地记得，早晨天亮后，我俩从团委出来，外面刚刚下过大雪，校园里静悄悄的，雪地上只有麻雀的爪印，还没有人走过，空气清亮，内心舒畅。我对那晚的记忆特别深刻，第一次在北医跟一位同学聊文学。后来，我在1991年出国的时候，随身只带了一本小说，就是这本《渴望生活》。梵高的故事对我影响很大，虽然他这个人有点疯，但非常感性，非常自由，非常执着，那种性格和生活态度对我后来的生活影响至深。
　　对我影响最大的第三本书，是我去了匈牙利后读的。去匈牙利时我很盲目，出国前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出国，而且当时我的英语也不好，同学们都忙着考托福考GRE，就我没有考。89年毕业后，我去中国音乐学院读艺术心理学硕士，但是91年秋天，出于种种原因，我被卷入了出国潮。当时认识一位北医的朋友马世林，他90年就去了匈牙利，他来信告诉我说现在去匈牙利不要签证，那里是欧洲，到处都是奥匈帝国的建筑，刚刚改革开放，是个挺好的地方。于是我就去了，就是因为那里不要签证，如果当时肯尼亚不要签证，我也会去。我去匈牙利，是坐火车去的，路上走了十天十夜。
　　主持人：余泽民去匈牙利之前，匈牙利字一个都不认识。
　　余泽民：我出去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有匈牙利语，甚至对匈牙利是个独立的国家都没有概念，大概是受电影《茜茜公主》的影响，以为奥地利跟匈牙利是一块儿的。到了那里我才发现，匈牙利不仅有自己的语言，而且当地人的第二外语不是英语，而是俄语。从1956年开始，苏联出兵占领了匈牙利20多年，他们强迫了匈牙利人学俄语。所以，当地人会的外语都是俄语，英语几乎没有人会。所以，虽然我会一些英语，但在那里也没有人可以交流，除了英语系的大学生。在我出国的头三年，我几乎不会说话，语言上出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当时，我所听到的都是匈牙利语，因为周围都是匈牙利人;由于没有中文小说，匈牙利文又不会，只能跟当地朋友借英文小说读，所以我只能读英文书。至于写，我只能写中文，记日记，后来成了我写小说的素材&&所以说，我当时的语言整个是分裂的。
　　当时，哪本书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呢?我在当地认识了一位好朋友，叫亚诺士，历史学家，大学教授，还是一位出版人。他借给我看的第一本英文书，是凯鲁亚克写的《在路上》。怎么那么巧，就像命运的安排，其实他之所以给我那本，就因为他女儿刚刚读完还给他，他就顺手给了我。这本书我翻着字典读了一个月，那本书也对我影响很大，让我了解到流浪也是就是一种生活，甚至更接近生活本身。那时候，我的同学都出国镀金读学位，即使去比利时、日本也都是去读书。而我不同，我是作为待业青年出去的，走前在街道开了一个待业证。因此，我出国跟别人完全不一样，当时颇有受挫感，不知道未来将是什么，因为我出国没有目的，如果说有，那就是想出去，光着脚在世界上走走。但是看完《在路上》，精神上获得了很大鼓舞，觉得这样生活也挺好，后来我就按照那本书生活了十年，甚至想以后也写一本自己的《在路上》，这成了我的精神支柱。十年中，我一直生活在朋友中间，这家住三个月，那家住三个月，吃百家饭，穿百家衣，十多年没有花过房租。你们看，这是是文学给人的影响和力量。
　　我给大家讲的这三本书，是在我三个重要成长阶段给我影响最大的三本&&童年时代，青年时代和出国之后，这三本书帮我塑造了生活的态度，给了我生活的力量;如果没有读这三本书的话，我很有可能会自暴自弃，感到自卑，而这些书让你知道：人还可以那样精彩地生活。
　　此外，我还想提一本书，狄更斯写的《大卫&科波菲尔》。出国前，国内热播过这本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我很爱看。当时我并没有读这本小说，而是看的电视剧，书是我过了许多年后在匈牙利读的。大卫-科波菲尔这个人物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他年轻、简单、善良，像一个玻璃人一样，所有的人都能够看透他。即便别人算计他，利用他，不管他遭受多少挫折，都不怀疑生活的美好，始终保持内心的善良和纯净。这个文学形象给我影响非常大。让我觉得这么做人也挺好，不用累，不用算计，不用复杂。这么说吧，以不变应万变。也许，这个人物在别人看来那么窝囊，那么幼稚，总被人骗，被人利用，但他仍就真诚对人，被我这样的读者爱，我觉得他真的很美好，也决定做一个这样透明的人。&
现场听众。摄影/《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董洁旭
　　孙越：我的阅读和文学曾经很残酷
　　孙越：我们现在普通意义上的阅读，和真实内心对文学阅读的感受不太一样。同学们赶上了非常好的时光，可以自由选择。今天在座的学校的领导还有老学长，我们一起经历过70年代末那个时期，当时没有书可读。当你发现还有文学和阅读的时候，会觉得是非常美妙的事情，这种精神上的愉悦有时候难以用文字表达。我们那个时候，文学是建立在自己深刻个人体验中的。
　　我是学俄罗斯语言的，70年代末的时候中国学外语大的方向比较清楚。我被军校挑选，军校的第一任务是国防建设，国防建设需要对敌斗争，需要以俄语为武器。当时苏联作为中国北方的邻国，跟中国不是友好的国家，有多么不友好?除了大家众所周知的1969年的事件之外，不友好到不能听俄语的电影，不能去看俄语的电视，不能去唱俄语的歌曲，我就不知道，这语言该怎么学?
　　到了80年代初的时候，大家买通教师，拜托他通过卫星让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国际电台，什么叫国际电视，听俄国人怎么说。那个时候没有口语练习，所幸学校来了一批支援国防建设的地方专家，专家里面有当代中国著名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家石枕川教授，他是从苏州大学来的。我有幸被分配到石教授名下，跟他学了很多东西，影响了我30年，也影响到我文学翻译和阅读的过程。
　　那时阅读和文学翻译是很残酷的。在大学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反修&第一线，做侦查兵。1983年的冬天，我来到小兴安岭距苏联边境一公里的地方，但我不知道如何把我的军旅生活和阅读爱好结合在一起。毕业的时候，老师送给我们一本书，是一本原文书，叫《俄国文学选读》，里面包括50位有名的俄国作家，从托尔斯泰等，一直到现当代的文学，包括邦达列夫等作家，是一本给俄国大学生的选读本。老师说，你把这一百万字的书读下来，读下来之后再把它背下来。我觉得一百万字背下来不太可能，他说：有可能，当你把它翻译出来的时候就有可能。我不太相信，因为那时我只有20多岁，还是个一个小孩，背着背包上山了，就这么当兵了。
　　到了那里的时候，我才知道(这本书)是唯一，这本书我读了十年，后来把它翻译过来了，也差不多背下来了。
　　我们这个军事基地离最近的一个小县城还有150公里，离最近的一个农村有10公里，离当时苏联的边境只有1公里，猪都可以跑过去。当时山上只有6个人。冬天最冷的时候出太阳是零下48度，晚上没量过，表爆了。不能看敌人的电视，不能听敌台，只有一本字典，没有老师，就这样，我开始做这本书的阅读和翻译，好在这本书里面选的都是19世纪到20世纪俄罗斯最有名的作家。现在这些作家基本都有单行本，甚至都有礼品本。昨天我在书城，在外国文学的柜台边站了半天。30、35年前怎么想象，能把这些作家一个一个提炼出来，翻译出来，再变成单行本，还有烫金，放在我们的书店里?
　　我翻译的那本书(注：《苏维埃俄罗斯优秀作家作品选》，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在1984年的12月份送到出版社，当时有一个外国文学编辑室，把它做好翻译之后，还请了很多人校对，我们责任编辑就是现在海军的领导刘亚洲的弟弟刘亚伟，他现在在美国。
　　1984年，俄国文学在出版社市场化的过程中成了不受欢迎的图书，没有订数，不像欧美的科幻作品和日本的推理小说那么畅销。出版社几次让我们放弃。到了1989年越来越残酷，基本上好的文学作品出版很困难了。1984年，这个书正式三校完成，一直到1986年才出版，条件是这几位译者必须用自己的稿费把书买下来。我想我们作为文学和阅读的爱好者，把文学当作宗教，用敬畏之心来读它，也一定会经历一个受磨难的过程。所以所有这些经历都是磨练的过程。
　　读万卷书走万里路，我1991年以后受聘于香港《明报》做特约记者，走了很多地方。我学的是俄语，就走到了俄国、匈牙利等，前前后后待了15年。我想我不仅要知道当年那本书、书里面提到的作家，还要和书的故事的发生地，以及故事所描绘的所有的景物交流。一个翻译者跟所研究的文化和地理如果没有直接的交流，&气&是不能贯通的，不能够把翻译真正的精髓真正掌握。我这一走就是走了十几年，在俄国、匈牙利，在乌克兰的大学做老师。
　　有一段时间我给俄国的孩子讲文学，觉得很有意思。中国99%的老师去外面教中文或者讲中国文化，而我讲文学。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的阅读和文学处在崩溃的边缘。俄国本来是世界最大出版国，尽管现在还保持世界领先，但大多数从15岁到25岁的年轻人的阅读量比苏联时代要小很多。我发现他们大多数人不太读书。俄国人也把不读书归咎于网络的冲击，但我认为这不是最重要的东西。现在没有宗教也可以活着，没有读书也可以活着，但更多的人谈论都是买和卖。
　　俄国的青年古典阅读处在崩溃的边缘，不像大家想象的这么热烈。传统还是有的，但是随着全球化(就是美国化)的推进，俄国本土文学会出现危机。刚才余泽民也讲到一个问题，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18、19世纪俄国文学是很发达，今天俄罗斯作家写什么?大家基本没有看到多少当代俄国的巨作。
　　我看到的几个国内俄苏文学翻译的问题是：第一，现在所谓的俄苏文学的专家对俄国的了解和理解不是很全面，对中国推荐翻译的作品也是有所不详的。第二，苏联解体之后，中国对俄国有一些信息，特别是意识形态的信息，是有意识的进行控制的，不太愿意把俄国的现状介绍到中国来。第三，新一辈学习俄语和俄国文学的人越来越少，各大外语院校和综合大学外语系俄语专业培养出来学生的数量也少了。另外，现在我们要做的文学翻译，不仅要对现代汉语，同时对外语有非常高的要求，才能保证译文的质量。
　　前不久，我在跟翻译大师蓝英年教授谈这个问题，他也谈到现在青年一代语言的素养很滞后，所以对很多文学翻译的作品劝大家还是要慎重，读一读50年代到60年代，甚至70年代出版的一些文学作品，还是应该放心。这些作品经过反复中文和原文的比对，但现在的文学(翻译)作品，我认为还是有很多不求甚解的东西。
　　我个人现在翻译做的很少，主要转向做创作，这几年更多的是创作、研究中俄文化差异，以及文化背景不同造成知识分子之间的冲突和国际冲突的问题。
　　比如今天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危机，已经不是两国的危机，甚至不是世界几大阵营的危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危机将彻底改变世界所有国家的关系，这个关系，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关系，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美国和欧盟的关系，中国和这所有国家的关系。这些都将被彻底改变。这样的话，世界格局也会彻底改变。改变的手段是很残酷的，比如前不久马航飞机被击落，这个问题到今天为止已经没有人关心了，我们关心的只是击落飞机后世界发生什么变化。这对生命是不尊重的，但有个别的国家热衷于这样的战争。
　　另外，关心俄国，首先要关心俄国的首脑，国内出了很多书，比如很多版本的《普京传》，很多关于普京的介绍都是谎言。我现在也在写，从普京的私生活开始写起，在各大网站都有转载。
　　这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谢谢大家!&&page&
嘉宾康慨、孙越。摄影/《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董洁旭
　　康慨：文学会让我们变成更好的人
　　康慨：我是70年生人，孙越兄是59年生人，而我比泽民兄小6岁。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日。日林彪的飞机&从天上拽下来&。
&913&之后一切都不同了，从文学上、政治上、社会思考上都不一样了。包括一些朦胧诗，他们开始有自己的声音，开始怀疑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到底怎么样。然后才有了现在能够想象到这么多的书、阅读。
　　我小时候非常孤独，有一个弟弟比我小，爸爸妈妈都在报社工作，那个时候的报社可想而知，因为是在日报，要听指示。我妈妈做校对，一定要等到最高指示说&今天没有&。她都是午夜之后才回来。我比较倔，我妈把我锁在床上，拿一个链子。但我的性格一直到上小学以后也还是这样。
　　父母工作忙，弟弟被送到沈阳，我小的时候完全是一个人。好在爸爸还有一些书，积攒下来的书，包括文革前，文革后的......小时候我也读小人书，印象最早的外国文学是《钢铁怎么炼成的》，小人书。觉得孤独，没有事情做，文学给了我一个更大的世界，否则也许就只能坐在井底慢慢死掉了，或者变成一个很奇怪的人，不会像现在这样，还能跟大家坐这儿。那个时候就有希望一个朱赫来，有人欺负我，他就把我接走。
　　最早看的一本&正儿八经&的书&&《好兵帅克》，开头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个老太太跟帅克说，他们把斐迪南大公打死了。我小时候不明白那是什么。印象深的还有军队的神父，喝醉了酒，帅克作为传令兵送他回家。从来没有见过谁把醉鬼写得那么好。
　　之后非常有幸赶到80年代，我属于略微早熟一点，上中学的时候开始看小说，看外国小说，也看《现代外国文学作品选》，上图书馆借这四本书，都看了。启蒙书还有什么《变态心理学》。
　　上个月BBC播一个三集纪录片，讲20世纪三座最重要的城市：1908年的奥地利、1928年的巴黎和1953年的纽约。如果要我选，应该加上1985年的北京。我上大学学的新闻，没正经学过外语，外语是自学的。语法是慢慢从阅读当中积攒下来的，遇到不懂的地方看语法书，但是整个外语的基础是从阅读当中开始的，我没有别的本领，就是读的书多一些。慢慢就开始回来，再做跟国际出版有关的，又开始慢慢自己在做一些翻译。
　　对于我来说，读文学没有什么其他的。第一个是排遣寂寞，第二个是它能够给你一个更大的世界，一颗更大的心。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们为什么要读那样的小说，而不读另外一种小说?我指的是，比如说，我为什么读托尔斯泰的小说，而不去读郭敬明、韩寒的小说?
　　英国诗人雪莱说过，人归根结底还一种是志存高远的存在。柏拉图也说，一个幸福的人理应是一个正直的人。可能文学会让我们体会到正直感。让我们变成一个更好、更善良的人。
& & & & 余泽民：又想起两件事。我们小的时候，确实像孙老师所说的，生活在一个特别的时代。不过他的经历更奇特，学俄语不能读俄语书，爱上文学是政治任务的副产品。小时候，还有本书对我影响挺大，那时还有粉碎四人帮，全国搞批林批孔批宋江运动。我爸爸从单位里拿了一套《水浒传》，书里写着&供批判使用&。就这样，我在政治运动的形势下，开始读起了传统小说。一百单八将特别深入人心，我开始画画，画这些想象中的造反者，偷偷地崇拜反叛性格。另外一件事，也是我刚想起来的，发生在团委。为什么这类事总发生在团委呢?因为当时学医的人都是在宿舍、食堂、教室&三点一线&，而我还有第四个点，那里团委办公室，那里半夜可以不熄灯，不关门，而且师生可以一块儿读书。我记得当时读了一本《萍踪侠影》，是刘亚南老师借给我的。在那之前，我从来没读过武侠小说。有段时间，李鹰和亚南老师他们天天都在那里聊武侠，讨论书里谁的功夫深，说谁谁谁能把酒从脚底心里逼出来，我觉得很神，这书我得看看，于是看了一大堆武侠。其实，文学阅读不需要有什么特别的专业，你们看，我们三个都不是学文学的，但搞起文学都不逊色，原因是我们都曾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开始真心的文学阅读。真正学文学的，却很可能走偏了，钻技术的牛角尖，不能触类旁通，一条路走到黑。
　　在坐的，可能有不少刚入学的新生。我在这里说，学医的不要光读医书，并不是想把你们带偏了，而是想让你们意识到文学的力量。即使你们以后一辈子行医，读文学书的医生跟不读文学书的会有不同的生活态度和生活体验。你们从孙老师身上可以看到，读透一本经典小说集，不仅引导他后来成了文学翻译，最后还成了普京的解剖者，厉害吧?康慨老师是书评人，看的书比我更宽泛，我主要针对匈牙利和东欧文学，他看的更多就是欧美文学，当然，他对东欧文学情有独钟。有一本书《1985》，就是康慨最先介绍的。这本书的作者不在匈牙利，而是在德国，那年他获了莱比锡图书奖，康慨写了一篇报道，提到了《1985》。世纪文景的王玲编辑读到那篇文章，看到1985这四个阿拉伯数字，立即嗅到了什么味道，她问我这是一本什么书?了解到它是《1984》的续篇，随后便有了《1985》中文版的诞生。
　　大家在东看西看凭兴趣读书的过程中，就能借助于自己本能的文学嗅觉，可以让文学改造我们更多，起码它改变了我的人生，孙越的人生，也改变曾被锁在炕上的指康慨的人生。医学生多读一点文学书，对跟人打交道会有帮助，咱们跟病人打交道，要跟病人用心用情，不能像一个机器人。当然，做医生的太多情也不好，最好要能控制有度。我就是没有掌握好这个度，结果偏了出去。记得我在中日友好医院心内科实习时，遇到一位年长的病人，大概70多岁。我是实习大夫，每天晚上负责给病人量体温量血压写住院病历，有一天晚上，我发现这位病人脉搏只有30多下，立即报告了带实习的医生，他马上请来了科主任，连夜给病人动手术，装了一个心脏起搏器。第二天，病人家属特别感激，说是我救了老人的命。但是，没过一个月，老人还是去世了。去世后，带实习的老师吩咐我说，明天你学着跟病人家属做一下交代&&我那一夜没有睡着。因为在我想来，一个人的父亲死了，这是天大的一件事，我该怎么跟人家说?总之，我一夜没有睡觉。第二天早上，我坐在医师室的一张大长桌子后，后来，死者的儿子敲门进来，我站起来憋了好半天，还没等我说出话，自己先哭了。这么大的噩耗，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后来，死者的儿子反过来劝我，小余大夫，我爸的事主任已经跟我讲了，您别难过，我知道你们已经尽力了&&那件事让我感觉自己我不适合当大夫，当大夫需要控制情感，我做不到，也不想做到。如果我当大夫，也应该当一个跟文学近一点的大夫。哪个科的大夫离文学近呢?于是我想到了精神科，精神病似乎离文学近些，而且不像外科、内科大夫那样直接面对死人。我上学时，搞教学改革，曾设过一个&小学期&，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总共三个月，每个学生可以学一个科室，我就选了精研所，现在的六院。
　　当时有两位老师带我实习，李丛培教授和方明昭教授。我选了两个特别怪的课题，但对我后来从事文学影响很大。第一个课题是&司法鉴定&，我在司法鉴定组跟李丛培教授接触了一个多月的犯人，都是铐着手铐被警察用警车押来的，他们的任务是负责鉴定这些犯人是出于精神病犯罪，还是故意犯罪?我觉得那里面真有故事，每个人都有故事，里面有放雷管的，有出于性亢奋的纵火狂&&形形色色，什么都有。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跟文学沾边，我很喜欢。
　　在精研所做的第二个课题，你们听了我的论文题目就会吐舌头，好像那篇论文还被选为了&小学期&实习的最佳论文。写的内容是什么呢?我在方明昭教授的指导下，写了一篇《十四例性变态的行为治疗和社会调查》。要知道，那时候我连女朋友都没有交过，整天就跟性病态者聊这类话题，觉得特有意思，挺有故事。病例全都稀奇古怪，什么露阴癖的，窥阴癖的，恋物癖的，摩擦癖的，比小说还小说。就因为这个，我喜欢上了心理学。大学毕业时，我们的辅导员吕兆丰老师跟我讲，我是优秀学生干部，北医系统的科室我可以随便挑，但我选择去精研所。吕老师让我再好好考虑考虑，劝我选一个正经专业，要知道，同学中很少有谁乐意跟精神病打交道，但我主意已定。后来有了一个意外的机会，说来也跟团委有关。有一天，我骑车去中日医院实习，路上偶然遇到医疗84级的徐琛，他说他去农展馆参加一个毕业生供需见面会，其实他下一年才毕业。那天，我跟着徐琛去了农展馆，在那里遇到了同班的徐易经，他现在已是积水潭小儿骨科的大教授。徐易经告我，昨天有两个美院老师到北大医院招生，说是招艺术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同学们都知道我爱写字画画，就异口同声地推荐了我&&我问怎么联系美院的老师?他让我去北大医院问问辅导员，我骑车去了北大医院，但只打听到两位美院老师是由学校团委推荐来的&&于是，我骑车去了学校。
　　当时我已经离开学校在中日医院实习，但没事总往学校团委跑，觉得那里像家一样，在那里待着特别踏实。那天晚上，我在团委碰到了卫81的赵建明，他也是团委的学生干事，跟我特别要好。赵建明说，却是白天确实有艺术院校的两位老师来谈招生的事，并且给了我一个联系电话。打通杜义芳教授的电话，她约我去蓝靛厂的空军学院家中见面，我想都没想就骑车去了。敲开门后我才知道，杜老师不是美院的，是中国音乐学院的。我当时就傻了，因为我连五线谱都不识，考音乐学院肯定没戏。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聊了一阵之后，杜老师不仅没对我失望，而且执意鼓励我报考，她说他们想招的是有艺术天分的医学生做心理学研究，不是为培养音乐家&&随后，她介绍我认识了另一位老师，音乐学系主任张鸿懿教授，她是中国音乐治疗专业的创始人，她也对我很感兴趣，认为像我这样有医学生背景的人很难找，也鼓励我报考&&就这样，我稀里糊涂地考上了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艺术心理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文学可以冥冥中这样改变一个人的一生，改变一个人的方向。我平时总做稀奇古怪的梦，生活中有只看不见的手在往我该去的道路上指引。这种感受很有趣，很奇特。所以我说，年轻人要读书，了解旁门左道没有什么坏处，不要一门心思只读专业书，仅仅专业好的人，不一定真会生活。今天我们谈的就是这个题目，北医对我的文学影响，文学对我人生的影响，为此，我对母校，对曾经包容过我的李鹰老师、亚南老师和吕兆丰老师等都心怀感激。没有他们对我这个&怪人&的包容，就不会有今天的我。昨天的师生情保持到现在，已经变成了知心的友情。还有老同学陈欣、朴学谦，当年我们曾在一块儿诗朗诵，在跃进厅文艺活动，如今他们成了企业家和金融家，文学对他们的指引，都是一个个值得讲述的故事。在北医，除了文学影响，还有电影影响，我们在跃进厅看过许多难忘的电影，其中包括刘晓庆主演的唯一武打片《神秘的大佛》，那部电影虽然很差劲，但在我们的青春记忆里是一个美丽的斑点。
　　作为医学生，如果你能够跟文学触电，会为你未来的医学生涯添加色彩，增加人生发展的可能性，生活也会变更更丰富。我希望现在的北医还能像我从前的北医，能允许并鼓励我们的同学们读文学搞文艺，在这一方面，朴学谦和陈欣都跟我一样有发言权，在这些方面花些精力，以后会终身受益。
　　主持人：余泽民提到了书，在会后作为礼物赠送大家，不能保证一人一本，所以在座的同学得到这本书的条件之一是在我们座谈最后的时候来分享自己的阅读经历，我们可以保证分享的同学得到。还有余泽民翻译的《1985》。
　　余泽民：等会儿我们请康慨老师介绍一下《1985》，这本书是他推荐我翻译的。这本在匈牙利已经&过时了&的旧书，居然被国内评进了当年最佳外文翻译书的排行榜。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书评人的力量，一个文学翻译的力量，能够通过书影响全国读者的文学阅读。
9月3日，中国举行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这是习近平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以来的首次阅兵，亦是中国设立法定“胜利日”以来首次举行大规模阅兵。此举被认为具有里程碑意义和极强的政治寓意。从此，天安门广场与法国诺曼底、俄罗斯红场一起，成为世界三大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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