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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陆心源《宋史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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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小时热门[转载]《张家驹宋史人物传记》前言_静庵_新浪博客
[转载]《张家驹宋史人物传记》前言
原文地址：作者：
今年是张家驹先生的百年诞辰，距他去世也恰四十周年。作为20世纪宋史研究的拓荒者之一，其生平为世所知者大有“零落成泥”之憾。关于他的传记，主要有李小松的《青山隐隐水迢迢——记宋史学家张家驹》（收入《广州文史资料》1988年第39期），程应镠的《一位为人师表的学者——张家驹同志逝世十周年》，李培栋的《宋史学家张家驹传》（以上二文均收入《张家驹史学文存》）。我写过两篇关于他的文章，一是《一部几乎被遗忘的拓荒之作——张家驹与他的&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即《文存》前言的主体部分），一是《尚余春梦足清谈——写在&张家驹史学文存&之外》（收入拙著《敬畏历史》），在钩沉其学术行迹的同时，还试图对其史学成就作出评价。这里，没有必要再缕述他的生平，仅随事而发地说点感想。
张家驹的本科毕业论文题为《宋代东南之繁盛》，其日后“中国社会中心迁转说”早已珠胎暗结在其中，学术水准远在今日一般史学硕士论文之上，足以表明其宋史研究的起点之高与廊庑之大。他从燕京大学走出，曾师从洪业、邓之诚、张星烺等名家，也听过顾颉刚与谭其骧的历史地理课，与周一良是同届同学，与侯仁之、王钟翰、程应镠为前后届系友，与国文系的陈梦家是燕大文学院的同届生。近年以来，对民国学术的评价莫衷一是，有人推崇备至，有人认定高估。且不说追念民国学术，其风向所指是当下学术生态之窳败；像燕京大学在短短数年竟造就了卓尔不凡的学者群，显然是不能低估，值得探究的。
通观张家驹的学术生涯，李培栋认为有两个高峰期：“第一个高峰在燕京大学学习时期，延续到1942年；第二个高峰在上海师范学院的1956年到1962年”。第一高峰期大体跨度十年，代表作为《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这一时期约有过半岁月处于抗日战争的连天烽火中。第二高峰期只有短短六七年，代表作为《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据李培栋说，“1962年后政治形势日益严峻，已很难进行研究工作了”。这一回顾，不禁令人唏嘘不已。倘若说，他的第一高峰期因外敌压境而被迫中断，那么，他的第二高峰期却纯然因内乱孔棘而彻底夭折。他是1974年辞世的，1962年48岁，即便寿数命定吧，其后12年正是学术研究的鼎盛期，理应有更多成果传之后世。但这12年中，他唯一发表的却是1965年岁末《文汇报》上那篇为配合“评《海瑞罢官》”而被“钓鱼”的文章《论海瑞的评价不宜过高》，这真是让人啼笑皆非的黑色幽默。
张家驹享年六十，无论怎么说，都走得太早。这应与他的“文革”遭遇有关。“文革”开始不久，他的独子就在广东受迫害而死，据程应镠先生回忆，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即便好友，他也“从没有对人诉说过这摇撼了他肉体和精神支柱的悲哀”。这一期间，他本人也打为“牛鬼蛇神”，在学校附近接受“劳动改造”。据李培栋说，“张家驹家在虹口，每天必须六时出门，才能赶上七点半的早请罪点名，晚上八点半放人，他回家约已十点钟，睡眠不会充足，他又是老胃病，中午只吃自己带来的一小热水瓶的面条，这样的生活，对于他来说，是多么残酷的折磨。……张家驹刚满六十岁而病死，实际是和遭受这段摧残大有关系的。”我有时在想，倘若没有“文革”，
1968年我应届考入上海师范学院（即今上海师范大学前身）就读历史的话，也许会向他学宋史；倘若没有“文革”，他没受摧残而病死，完全可以延长十几二十年的学术生命，为宋史学界做出更多的贡献。历史虽没有“倘若”，后人却应该警醒。
在学术史上，“名师出高弟”与“高弟出名师”的现象，都不乏其例。张家驹蹙居上海师院这样的三流大学，未有弟子能传其学，便绝无可能享受“高弟出名师”的表彰，这无形中导致其学术成就的被低估。我之所以在五年前发心编集《张家驹史学文存》，就试图客观还原他在中国史研究领域的地位与影响：
倘若借用西方科学哲学中库恩的“范式”理论，“中国社会中心迁转说”这一中国史研究中的“范式”是由张家驹创立的，其后的研究都是对这一范式的补充与展开。张家驹在中国社会经济史与宋史研究中的开创性地位也由此而不可撼动。
即便就其传世论著而言，他已经无愧为宋史学创立期的主要拓荒者之一，他的“中国社会中心迁转说”与冀朝鼎的“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区说”，足以并称上一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里最具问题意识的两大命题，这样的贡献不可谓不大。（《文存》前言）
我与他并无师承关系，自信这样的评价决非阿私之言，而是建基于学术史轨辙的平允之论。
在完成了代表作《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后，张家驹的关注重心转向人物研究。1958年，他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论赵匡胤》，次年，他的《赵匡胤传》即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印行。通过比照，可以推断，《论赵匡胤》是其整个赵匡胤研究的精华版，《赵匡胤传》则是这一研究的终结版。这册传记在剖析宋太祖立国规制优劣成败的两重性上，称得上辨证透彻而见解独到。其后三年，张家驹对沈括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胡道静的《梦溪笔谈》研究珠联璧合，相互辉映，分别从人物与著述入手，共同奠定了沈括与《梦溪笔谈》研究的坚实根基。张家驹选择开国定制的赵匡胤与科技巨人沈括作为对象，其眼光识见毋庸赘言。其后尽管有多种赵匡胤与沈括的传记著作问世，但他的《赵匡胤传》与《沈括》却是全面论述这两位宋史人物的首部学术性传记。
当年因经费与篇幅所限，没能把这两部宋人传记全文收入《张家驹史学文存》，这是深以为憾的。今春中国书籍出版社联系到我，希望再版他的《赵匡胤传》。我提议，能否连同《沈括》一并再版，作为对这位宋史名家百年诞辰的最好纪念，终获大力支持。至此，在短短五年里，他的遗著已全部结集或再版，这是差可告慰先贤的。
这次新版，出版社对两册传记统一编辑处理，包括改正旧版的误植错排，古今地名按当前政区重新标注，补配了图像资料与文字说明。《赵匡胤传》作于55年前，这次是首次改版，我在校读时改动了少数史料的句读，斟酌了个别史实的表述，也适当弱化了成书年代那些强调阶级斗争的烙印（这既不必为贤者讳，我也尽可能少改或不改，相信读者自能理解与识断）。《沈括》在上世纪70年代末已经再版，也就不存在这类问题。
1978年一个秋夜，程应镠先生校毕亡友遗著《沈括》的清样，曾为一绝句，前两句云：“呕心剩有遗书在，忆往难禁泪满腮。”那年，我读大一，宋史学习还刚起步。不料36年后竟也为其校读另一遗著《赵匡胤传》，继业师之后与张家驹先生再续宋史缘。我于他没有亲炙之幸，自然少了那种“忆往难禁”的情分，但“呕心剩有遗书在”的感慨还是有的。任何领域的学术研究就像一次永无终点的远行，先行者的足迹永远是后来者不断前行的起点，不论后来者走出多远，也始终应对先行者深怀一份敬意。学术史的长河也遵循着大浪淘沙的铁律，轻飘飘的泡沫总要消退，沉甸甸的成果终将留下，学者的价值就在于他的遗书能够长久地传世。
（本文已摘刊于日《文汇报·笔会》，题为《呕心剩有遗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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