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鲁湘简历指出,有专家预计中国能源消费峰值的出现可能还需要再等多少年

中国能源消费峰值最快可能2025年到来(图) - 网易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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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源消费峰值最快可能2025年到来(图)
田中伸男本报记者 王尔德实习记者 危 炜
北京报道“我估计,中国能源消费峰值最快可能会在2025年到来。”在8月10日举行的全球能源安全智库论坛2013年年会上,国际能源署(以下简称IEA)前任署长、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特别顾问田中伸男对本报记者表示,提高能效和取消对化石能源的补贴,可以促使这一峰值的到来。在田中伸男看来,中国正在考虑开展能源消费总量控制,这种行政命令很可能会扭曲市场,需要引起高度注意。田中伸男指出,中国的能源安全要通过和其他国家合作来加强。在国际合作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加入IEA,“我认为这扇门是敞开的,中国需要IEA,IEA也需要中国”,目前的技术障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的政治意愿。田中伸男建议,亚洲各国之间应该扩大电网的合作,建立一个超级电网。欧洲计划通过建立泛欧洲超级电网去实现集体的能源安全,是亚洲学习的榜样,毫无疑问的是由于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亚洲超级电网的建立过程肯定比欧洲需要更多时间,但应尽快提上议事日程。放开价格管控可加速能源消费峰值到来《21世纪》:中国已是世界第一能源消费大国。您预计中国的能源消费在什么时候能达到峰值?田中伸男:中国仍然需要经济增长,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于现在的高增长能持续多久。没人知道。但是目前中国推出了很多提升能源效率的强力措施,即使经济在放缓,仍然可能出现能源消费的峰值。很多人说2035年二氧化碳排放会达到峰值,我认为中国的经济结构、人口结构、污染情况都是重要因素,经济正在放缓,所以我认为峰值最快可能会在2025年到来。《21世纪》:促使能源消费峰值早日到来,有利于我们生态环境改善。您有哪些建议,以促进这一峰值早日到来?田中伸男:对于环保来说,峰值越早到来越好。但是中国也需要经济增长,这个时间点也意味着经济增长突然放缓。不过,如果之后中国能运用新科技、提高能源效率、提高交通运输能力,说不定中国还会有更好的表现。“十二五”规划也要求中国发展更绿色的经济,这是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提高能效是最简单的方法;另一个方法是调整市场结构,运用高能源价格倒逼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减少。因此,电力、天然气的价格管控必须放开,越早越好。但这在政治上非常困难,我们也理解,但是取消这种对化石能源消费的补贴是中国的当务之急。《21世纪》:中国正在考虑开展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有观点认为,这种做法与正在建立的市场经济不相容,存在冲突,即便是前苏联这样典型的计划经济国家都没有用过这种手段。对此,您如何评论?田中伸男:这的确会带来问题。因为中央政府一旦要求地方控制能源消费总量,这种行政命令很可能会扭曲市场。突然之间,有些火电厂可能无法运行发电。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我记得大概是2010年冬天的时候,当时“十一五”计划即将收官,中国为了完成节能任务,关停了部分火电站。相应的能源需求一下就诉诸柴油,柴油价格迅速疯涨。伴随着柴油危机的还有原油危机。这都是政府将行政命令加于市场之上造成的。政府干预往往带来问题,但如果是总体标准(general
benchmark)式的目标,对市场进行引导,使市场更快反映出需求在哪里、怎么让供应跟上,这些是有帮助的,也很重要的。但是如果是强制行政命令,则有问题。通过合作加强能源安全《21世纪》: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能源安全,您怎么理解能源安全?过去以石油为基础的能源安全概念是否已经过时?田中伸男:是的,只关注石油已经远远不够了。它只是众多能源的一种,你需要更多天然气、更多新能源、更多核能。煤炭虽然丰富,但是污染严重,需要研发清洁用煤的技术。因此如何将多种能源组合、新科技以及可持续性这些因素融汇到一个政策里,这是中国能源安全的要义。全面的能源安全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同时,能源安全不只关乎中国本身,还与其他国家息息相关。中国的影响力太大了,必须考虑政策的全球影响。这是中国能源安全的另一方面。《21世纪》:近年来,中国进口需求逐年增长。其中,石油对外依存度已接近60%,天然气对外依存度接近1/3,成为全球最大的煤炭净进口国。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能源安全?田中伸男:中国的能源安全要通过和其他国家合作来加强。光靠自己是不能实现能源安全的。如果中国为了保证能源安全就买很多、出高价从而形成垄断,或者派海军保护运输通道,这些都会让别的国家忧心忡忡。更好的方式是和其他国家在国际或区域性框架下合作,或者进行双边对话,就像中美之间那样。说到底就是合作。能源安全不能以别人的能源风险为代价。应该是互惠互利,而不是零和游戏。要不然就会引发别的国家忧心忡忡,中国自己的能源安全是保障了,别人的能源安全却削弱了。《21世纪》:在维护中国能源安全的问题上中国和IEA可以开展哪些合作?田中伸男:就是我说的,加入IEA。我认为这扇门是敞开的,中国需要IEA,IEA也需要中国。很明显,是双向的。中国现在和IEA的合作非常紧密,在信息、清洁技术和能源储备等问题上进行合作。用多元化化解能源风险《21世纪》:在能源安全的概念中,天然气的比重会越来越大,甚至有观点认为2035年以后天然气将超越石油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目前,欧洲的天然气消费量开始降低,美国的天然气自足性越来越强,您如何看待未来国际天然气市场的走势?这对中国的天然气供应有哪些影响?田中伸男:天然气储量丰富,燃烧清洁。虽然可能开采成本高一些,但我认为供需双方情况都很好,现在是天然气的黄金时代。未来的天然气市场很大程度存在于中国。中国正在大力使用清洁能源,中国还有页岩气和煤层气,一旦技术成熟,中国将成为巨大的天然气需求国。现在有很多国家都瞄准了中国市场,不管是通过液化天然气(LNG)还是输气管道。在中国之外,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天然气需求也出现猛增。包括印度、东盟国家,南美、非洲也会赶上来。因此,挑战不在于需求不足,而是供应如何满足需求。俄罗斯这类传统出口国将继续天然气出口,他们也可以加大非常规天然气的开采,但就我们目前看到的情况来看还需要加大这方面投资。开发北极圈的油气资源也是俄罗斯的一个选择。总之,未来俄罗斯的地位仍会非常重要。《21世纪》:有观点认为,中国天然气市场的风险不在于天然气供应可能出现中断,而在于天然气价格的波动。那么在应对天然气价格波动的过程中,IEA和中国将怎么合作?田中伸男:价格的波动永远存在,重要的是来源多元化。比如如果天然气价格不合适,你可以转用其他能源或者从不同的国家进口、使用不同运输方式的天然气。市场价格的波动难以避免。IEA和中国可以一同合作,未雨绸缪。IEA在帮助中国更好地理解市场上,可以扮演重要角色。因此,IEA由世界主要的能源消费国组成,中国需要加入IEA,从而让自己的努力更有意义,也更有相关性。开启建立“亚洲超级电网”的讨论《21世纪》:您在演讲中提到,亚洲国家之间应该扩大电网的合作,建立一个超级电网,这怎么理解?田中伸男:实际上,“亚洲超级电网”的概念是由软银集团CEO孙正义提出的,当时他正在蒙古洽谈风电投资。有人认为,这个想法有一定道理。中国现在就已经从俄罗斯买电、向越南卖电,这样的电网可以说已经存在。韩国经常出现断电问题,现在虽然韩国和日本的电网并不相连,但如果能连在一起,出现了紧急情况就能共同应对,减少断电的风险。电力流动也不是单向的,而是交互的。所以首先要做的就是,一起谈一谈这个问题,看看能否通过连接电网来减少风险。《21世纪》:这个电网是否包含中国?目前,中国对“亚洲超级电网”的倡议有哪些反馈?田中伸男:当然。中国在能源方面有巨大潜力,比如你们可以建核电站,日本就不行。如果要建这个超级电网,中国一定是重要的一分子。我跟很多中国朋友聊过这个问题。有人说这个涉及到双边谈判的问题,启动比较困难。像欧洲,他们的经济水平比较一致,整个体系非常和谐,他们对整合的政治意愿非常强烈。所以在共同安全问题上,欧洲难度很小。但是,正如我所说的,光靠一国的力量无法保护能源供应。欧洲是亚洲学习的榜样,这个过程肯定需要时间,那不如现在就开始讨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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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中国排放峰值或2030年后出现
  中国社科院-国家气象局气候变化经济学模拟联合实验室最新研究结果称,中国排放峰值有可能在2030年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出现。这一研究成果对我国未来制定减排政策、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1月5日,该实验室在京发布了第六本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4:科学认知与政治争锋》。
  绿皮书称,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表明,全球变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中国作为全球温室气体第一排放大国,碳排放增长较快,碳排放峰值何时到来不仅是学术界研究的前沿课题,也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
  国家气候中心助理研究员刘昌义等专家近日从工业化、城镇化、能源、人口、消费需求五个侧面研究了我国未来碳排放路径与峰值问题。
  工业部门是我国最大的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部门。对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分析与预测表明,目前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总体上处于中期向后期过渡的阶段,我国高耗能、高排放的重化工业部门将于2020年前后实现产量峰值,到2025年前后可以完成工业化,进入后工业化时代。
  根据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与CO2排放的经验,以及对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等影响因素的判断,经过匡算,在基准情景下,工业部门排放将缓慢增加,在2040年前后达到峰值。在低碳情景下,工业部门总排放将在年之间达到峰值,预计排放达峰后并不会立即实现大幅减排,而是一段时期内维持这一排放水平,到2040年前后才可能实现排放量逐步下降。
  刘昌义认为,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低碳情景较为符合中国现实国情,既可满足可持续发展所需,又体现了中国作为工业大国和排放大国的减排努力。
  城镇化是影响我国碳排放的重要因素。我国当前正处于快速的城镇化发展阶段,城市的建设对钢铁、水泥等高耗能产品的潜在需求巨大,未来城镇化的发展对我国碳排放峰值的实现带来巨大的挑战。
  通过对城镇化影响碳排放机理的探索和发达国家城镇化发展经验的分析表明,碳排放强度、人均碳排放以及碳排放总量三者随城镇化发展的倒U型曲线不仅各自存在,且峰值依次出现。中国目前已经跨越了碳排放强度的峰值,正在向人均碳排放峰值进一步迈进。
  根据发达国家历史经验,人均碳排放峰值大约出现在城镇化率为70%左右的阶段。2013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53.73%,接近世界平均水平,预计城镇化率到达70%大约还需要15年左右的时间,以此推断中国的人均碳排放峰值可能出现在2030年左右。
  中国社科院-国家气象局气候变化经济学模拟联合实验室认为,面对这一形势,未来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人口、社会、经济、空间结构、技术等多个维度,融入低碳理念,进行科学的规划,减少城镇化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尽早实现我国碳排放峰值的到来。
  绿皮书称,未来消费需求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与此同时,我国居民的消费模式和消费结构正在经历转型,这对我国碳排放具有重要的影响。
  通过对我国居民消费碳排放的现状、特征、驱动因素和发展趋势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居民消费峰值年份应出现在年间。未来需要对我国居民消费进行科学合理的引导,避免锁定为高消费、高碳排放的发展路径,从而加剧目前我国的能源安全,延缓碳排放峰值到来。
  中国何时实现碳排放峰值?绿皮书称,如何通过相关政策更早实现较低的峰值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工业化、城镇化、能源、人口、消费需求都仅是影响碳排放峰值的不同侧面。尽管不同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等可能导致对碳排放峰值的结论存在差异。
  绿皮书表示,综合来看,当前至2030年前后我国经济社会仍将稳定较快发展,大力节能减排也将成为“新常态”,我国排放峰值有可能在2030年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出现,,并在2040年开始逐步下降。刘昌义表示,中国要努力更早实现排放峰值,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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