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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道德与法治2014
地区： 2014
简介：日，山东卫视在早间时段7:34推出的长达一个小时的专题节目。秉承弘扬法治精神的主旨，力求更为广泛地传播法治观念。探求事件背后的真相，聆听影像背后的故事，挖掘案件当事人的心理根源，展现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彰显社会大众的人文情怀。这档栏目将以新颖的讲述方式紧贴世间万象，全面、深入地报道法治热点，解读相关政策法规，普及法律知识，警醒人们远离犯罪，远离危险。以全新的视角度关注涉及公众生活的法律事件、法律问题，展示普通人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纠葛、矛盾、困惑和诉求。挖掘案件背后的社会经济背景、民族文化心理以及人的特殊生存境遇和精神氛围，把视点拓宽到对当事人生存状态的关注，对人物命运变迁和曲折情感的读解，反映个体在案件经历中的所思所想及其最终命运，从而彰显法制案例的深层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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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档明星喜剧竞赛真人秀503 Servi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503 Servi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4名越南新娘集体逃婚 婚姻不是金钱买卖|越南新娘|逃婚|金钱_新浪女性_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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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语：娶越南新娘，在中国已经不是罕见的事情。近日，4名年轻的越南新娘求助警方回国返乡的事情，让人大吃一惊。据悉，越南新娘抛夫弃子逃离异国的原因，竟然是夫家贫寒的家境与婚姻中介所描述的“富裕家庭”差距太大。
4名越南新娘集体逃婚
　　娶越南新娘，在中国已经不是罕见的事情。近日，4名年轻的越南新娘求助警方回国返乡的事情，让人大吃一惊。据悉，越南新娘抛夫弃子逃离异国的原因，竟然是夫家贫寒的家境与婚姻中介所描述的“富裕家庭”差距太大，原本想嫁土豪最后却嫁给农民。不少网友感叹：中国的单身汉，醒醒吧！越南新娘也不是好娶的！
　　现实与梦想差距大
　　越南新娘抛夫弃子逃离异国婚姻
　　罗代美和阮氏建(均为音译)等4名越南姑娘嫁到中国来已经一年多，她们中年纪最大的28岁，最小的才22岁。
　　当初，4个姑娘通过越南当地一所婚姻中介认识了来自山东聊城同一个镇的4名男子。初次相亲下来，双方都觉得“看对了眼”。最终，中介分别收了男方支付的8万元到10万元人民币“聘金”，并在当地办好了护照等证件，让4个姑娘远嫁到了山东。
　　罗代美一行人随着丈夫们回到聊城办理了结婚登记。姑娘们都说是既担忧又兴奋。“毕竟到一个陌生的国家，举目无亲，语言又不通，所以觉得有点害怕。”不过，最吸引姑娘们的则是中国高速发展的社会经济，“听说那儿的人都很有钱，即便在农村，生活条件也不差。”
　　可是很快，她们发现，其实丈夫并不是什么“土豪”，家中的房子是农村自建的砖瓦房，丈夫平时靠务农和打工为生，一年几万元的经济收入对于一大家子而言实在捉襟见肘。
　　越南新娘们大失所望，纷纷产生离开的念头。几名丈夫知道之后，迅速做出决定——扣住妻子的护照，绝不能让人跑了！
　　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罗代美等人“策划”的好几次逃跑都失败了，还没出镇子就被夫家追了回来。身为山东汉子的丈夫们又气又急，一方面觉得妻子不负责任，另一方面也只能加倍对妻子好，希望留住她们的心。
　　从2014年下半年到如今，4个越南新娘中的3人相继怀孕生子。孩子的出生，让丈夫们看到了生活的希望。他们认为，有了孩子之后，妻子们应该能安定下来不再有离开的念头了。
　　然而，丈夫们都猜错了——罗代美和姐妹们仍不放弃逃回国。
　　4月8日下午，姐妹4人相约，借口外出买东西拦了辆出租车逃离聊城。当时，她们身上总共只有四、五百块钱，本想去福建投靠亲戚，但出租车司机以“钱不够付车费”为由，中途便把4人丢下了车。罗代美一行人仍不放弃，沿途拦下一辆货车，不顾一切坐了上去，结果阴差阳错到了苍南。
　　没有护照回国向警方求助
　　丈夫跪地苦求换不回妻子离去的心
　　没有护照又身无分文，无奈之下罗代美一行4人只能向苍南警方求助。面对出入境民警的问询，4名越南新娘只称护照被夫家扣押无法回国，对于夫家其他信息只字不提。
　　几经查证，民警终于联系上远在聊城的丈夫们。一听说离家出走的妻子竟在苍南，丈夫们与其他家属连夜坐车赶了过来。
　　据罗代美的丈夫杨某称，他们哥儿几个选择娶越南新娘的原因就一个字——穷！
　　“按照我们当地的习俗，娶媳妇要置办婚房还有其他彩礼的。我们几个条件不好，买不起镇上的房子，所以都40岁的人了还没娶上媳妇。”杨某告诉民警，他们也是听人说娶越南新娘特别实惠，不但人美而且勤俭持家，最重要的是只需要几万元就能娶回家了。
　　眼瞅着家里催婚催得紧，几番考虑下，杨某和同镇的3个单身汉决定走一趟越南，“买”个越南新娘回家。实际上，他们支付中介的那几万元钱几乎是家中全部的积蓄。
　　看着眼前的妻子们，杨某等人好说歹说了半天都无法使其回心转意。情急之下，这几个人高马大的山东汉子竟当场下跪，哭求妻子回家。
　　可惜，4个越南新娘中只有1位被丈夫的执着所感动，表示愿意回夫家继续生活，其余3人铁了心要回国。苍南出入境民警只好尽快为她们办理了护照，并联系有关部门处理相关事宜。
　　4月17日，浙江在线记者自苍南警方处获悉，3名越南新娘已于4月16日下午踏上回国之路。（新闻来源：新华网）
　　金钱在婚姻里的地位一直很高，有人说有了钱就有了生活的保障，但是金钱真的可以买来幸福的婚姻吗？现在很多单身青年择偶时都对金钱过于“执着”，对对方的家庭背景和经济实力要求过高，并把这些标准当做择偶的首要条件。可是这样真的好吗？
婚姻不是一场金钱交易（图片来源：华盖）
　　其实眼下，持这样观点的人不在少数。婚姻不是一场金钱交易，不是有钱就能在一起；幸福不是商场里的珍珠，不是有钱就可以买到。只看重金钱，一切为钱让路，一切向钱看齐的婚姻缺乏感情基础，当金钱用尽、权力不在的一天，“感情”也会终止。
婚姻是多种要素的复合体（图片来源：华盖）
　　婚姻是多种要素的复合体，不管是谁，选择一个合适的结婚对象不仅有利于以后的生活幸福，更有利于生活质量的提高与家庭和谐。物质、经济条件、家庭背景等要素是硬件，是物质基础，它们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固然重要，但价值观、世界观、兴趣爱好与相处和谐等内容则是软件，它们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不容忽视。
　　选择结婚对象时硬件和软件都要考虑。尽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偏重，但偏重一方面不等于就可以忽略另一方面，在选择结婚对象时，忽略任何一个方面都会给婚姻埋下隐患，给婚姻带来硬伤。合适的就是最好的。合适不仅要看对方家庭的经济实力、社会地位，更要看这个家庭的家族文化、生活习惯等，只有两个家庭综合情况相当，两个年轻人成长的环境才可能相当。只有在生活环境类似的家庭中长大，两个人才更容易有共同语言，在一起才更契合。不仅如此，选择结婚对象时，还要看双方的家庭能否融合，看对方家庭成员能否与自己的家人和睦相处。
婚姻不是一场金钱买卖（图片来源：华盖）
　　婚姻不是一场金钱买卖，婚姻需要用一生去经营。年轻人在选择结婚对象时应该目光长远，不能只把对方有没有房子，有没有车子，彩礼给多少钱当成标准，更应该思考下自己未来的幸福与家庭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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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法律规定：逃婚的女性被抓后可任由其夫嫁卖
日期：&来源：清史研究&责编：小枫&字号：【
】&&&&&阅读：1158 次
由于史料和研究视角所限，国内外清代妇女史研究多集中于上层女性，特别是经济文化发达的江南一带，历史上广大的下层妇女仍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失语&状态。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档案史料，特别是一些地方档案的发掘与公布，为我们研究中国传统社会下层妇女提供了一定可能性。如美国学者苏成捷根据&刑科题本&及县级地方档案对清代&一妻多夫&和&卖妻&现象进行的研究，以及台湾学者赖惠敏根据内务府档案对清代内务府旗妇之法律地位的研究等，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清代下层妇女的生活空间及生存状态。[①]两位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清代官员对女性案件的裁决取向及下层妇女的法律地位问题。但是，二者要么只关注到官吏对&无知妇女&的宽容，而未挖掘其背后深刻的历史背景；要么只关注到官吏一方的裁决，而忽略了女性自我的法律意识及其对官员裁决的回应。本文拟通过对南部县档案中96件嘉道时期的女性案件进行分析[②]，从县官对女性案件的审理和判决、妇女在审理过程中对县官进行的回应两个角度，探讨了在民事案件审理中下层妇女与县官之间的互动，揭示清代县官对妇女社会和法律地位的界定以及下层妇女自身的法律意识。
一、县官对女性案件的审理与判决
作为最亲近百姓的父母官，县官对普通百姓的责任主要体现两个方面：第一公正及时地审理案件（&听讼&）。这一点做得好即会被百姓称为清官或&青天&；第二教化百姓，维护和改进地方风俗（&牧民&）。这一点做得好则民风淳朴，百姓安居乐业，以臻太平无讼的儒家理想社会模式。但是，女性案件往往使地方官处于两难境地：首先女性案件多与婚姻家庭有关，&清官难断家务事&，很难做到完全的&公正&，甚至很难依法行事；其次女性案件又很难逃开社会风化问题，如男性的买休卖休、女性的逃婚离家等，都与儒家倡导的淳朴和谐之民风以及两性的家庭伦理相悖。即使妇女并非案件主要当事人，或者妇女本人无辜，其引发或卷入讼案本身就已有伤风化。如何在女性案件的审理中兼顾公正与教化，并使得判决具有实际操作性，的确是县官所面临的一大难题。
1、&妇愚无知&：县官对下层妇女的法律地位和法律责任的界定
南部县正堂的标准状式之后，附有对于百姓告状的一系列规定，其中两条为妇女提出诉讼的限制性条件：一为&绅衿老幼残废妇女无抱告者不准&；一为&户婚田土等事，有父兄子侄而妇女出头告状者不准&。&抱告&一般是指在告状人地位特殊或无法履行法律行为的情况下，请他人代理诉讼的制度。很显然，妇女与老幼残废一起被划入无法履行法律行为的人群（绅衿另当别论）。第二条规定更将妇女告状的前提条件限定在极小的范围内：即在近亲中没有任何成年男性时，妇女才可以在找到一位男性做&抱告&的前提下提出&户婚田土&等民事类的法律诉讼。这两条规定完全可以解释96例女性案件中只有16位妇女--且多为孀妇--出头告状或申诉的原因。如&告状孀妇汤杨氏，年四十三岁，抱告前夫胞侄王加贤，年二十二岁......氏苍溪籍，发配王在荣病故，再醮治民汤才元，生独子汤友仁配妻何氏。不料氏夫于道光十九年没，子亦继亡。&[③]汤杨氏先后两嫁，丈夫均亡，独子亦亡，家中唯有她与子媳何氏两位女性相伴。她找到第一位丈夫之侄王加贤作为&抱告&，也侧面证明其身边没有更加近密的男性亲属。惨淡的家庭背景才使得汤杨氏符合作为妇女出头告状的条件。
既然妇女不能独立提出法律诉讼，相应也不能承担完全的法律责任[④]。这一点在清代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却明白地体现在县官的法律实践中。
首先，妇女告状需具备抱告，法律责任也由抱告承担。仍以汤杨氏案件为例，她状告董正贤骗其钱财，请求县官助其追还。审理该案的王姓县官无疑对于妇女的法律责任界定相当熟悉，他在接受汤杨氏诉状的同时即表明：&如系饰词图索妄告，定惩抱告&。即一切法律责任由男性&抱告&而非汤杨氏本人承担。尽管在后来的供词表明，抱告王加贤对案情并无深入了解，也未被作为案件的重点审理对象，其供词只有一句：&这汤杨氏是小的婶母，余供与汤杨氏供仝（同）。&但从法律角度讲，他才是主要的责任者。[⑤]再如杨沈氏控告夫兄杨建良在其夫去世之后图谋家产，逼其改嫁，在杨沈氏保证自己所述皆为真实&虚坐抱告&后，县官表示&姑准唤讯&。[⑥]
其次，在民事案件中，清律的具体规定在女性身上很少得到实践。[⑦]我所搜集到的女性案件中，女性非法再婚案件比例最大，主要通过&买休卖休&或妇女逃婚再嫁两种方式实现。根据《大清律例》规定：&若用财买休卖休和娶人妻者，本夫本妇及买休人各杖一百，妇人离异归宗，财礼入官&；&若妻背夫在逃者，杖一百，从夫嫁卖。其妻因逃而改嫁者绞&。[⑧]据此，县官对于该类案件中女性的处理应当很简单：所有逃婚的女性都应杖责一百之后听由其夫嫁卖，而逃婚后再改嫁的妇女皆应处以绞刑；买休卖休案件则将妇女杖责一百之后一律归宗（回归娘家）。但是从档案所反映的实际情况来看，县官在案件审理中基本没有遵守以上法令。96个案件中，有45个案件涉及妇女非法再婚问题，其中36个案件保留有县官的判决记录。36个案件的妇女当事人中，8位女性被判给本夫与之&团聚&，16位判给后任丈夫（买娶方），只有12位（三分之一）妇女判由娘家领回（归宗）。36例案件中，只有3位妇女（来自同一案件）被处以&掌责&，多数妇女未受任何责罚，更没有妇女被判处绞刑。
显然，妇女在县官的法律实践中得到了轻罚或免罚的&优待&[⑨]。但是，这种&优待&与县官对女性的尊重或女性法律地位较高毫不相关，恰恰反映出县官眼中妇女的社会和法律地位极其低下。以下通过县官对女性案件的具体处理进行分析。
作为案件主要当事人的妇女无论是在案件审理或判罚中都未受到重视。案件审理中，女性的供词多单薄苍白。如梅氏供：&小妇人自幼凭媒嫁与杜大和为童婚，因大和家贫，将小妇人另嫁与何现明为妾，二月初六日接娶过门，迨后他们不依，才来案具控的。&[⑩]供词中，被丈夫嫁卖他人为妾的梅氏似乎在叙述他人之遭遇，没有流露出任何对丈夫和婚姻的不满，对县官的判决（自己的命运）也漠不关心。再如道光十二年王家譓控诉宋正刚估退童婚一案。王家譓之女翠姑从婆家屡次逃走，致使两家多次交涉以致互控。案件审理中，核心人物翠姑甚至没有自己的声音，其供词为：&王家譓是小女子父亲，余供与小女父亲供同。&[11]这无疑与县官及书吏对女性当事人的忽视有很大关系。[12]供词主要目的在于记录当事人的相互关系及案件主要经过（以男性为中心的案件过程），女性视角的案件叙述及其情感表达很可能被当作无用的部分省略掉了。一些女性案件甚至在女性当事人缺席的情况下直接进行宣判，如陈国宝控诉其妻任氏背逃再嫁一案，任氏先后逃至三家，被三位男性纳为妻妾，无疑是案件最主要的当事人。但从案件的审理、定罪到具结，三位男性分别受到相应责罚，而任氏从未到场。[13]
案件的判罚中，县官也紧密围绕着不同男性集团的利益而进行：
对于在丈夫不知情或不情愿的情况下，背夫逃走再嫁或被他人嫁卖的妇女，一律判给本夫。本文8个将妇女判给本夫案件皆属此类，例如李李氏一案，&李李氏供：小妇人幼配李灼璠的儿子李毛狗为妻，接娶后小妇人的丈夫毛狗出外贸易，数载未归，遗小妇人寡居无靠。去十月间（道光二十五年十月），小妇人的丈夫的父亲李灼璠才将小妇人改嫁与赵尔孝为妻，今四月间，小妇人的丈夫李毛狗自外回家，就来向赵尔孝要人，这小妇人的丈夫的父亲赵白川就来案告了。&李李氏在丈夫李毛狗外出贸易期间被翁公嫁卖，一旦丈夫返家讼诉，县官即判决&将李氏退还李毛狗领家团聚&。对于李毛狗父子的矛盾行为给后夫（买娶方）造成的损失，县官命令李氏父子为赵氏父子&治备酒礼取和&；[14]
对于那些丈夫为钱而自愿卖妻的行为，县官则倾向于将妇女判给后夫（买娶方），本文16个判给后夫的案例中，14个案件皆属此类（另两例因前夫失踪、死亡外而判给后夫）。例如张夏氏一案，&问据张夏氏供：小妇人发配张国喜为妻，未育子女。因小妇人的丈夫家道赤贫，日食难度，甘愿将小妇人凭邓应生为媒改嫁与杨老七为妻，当出备财礼钱五千文。因小妇人的丈夫张国喜未通他胞兄张国受知晓，才放他的父亲张盖来案把小妇人告了的。&经审讯，张夏氏&实系&被丈夫&甘愿嫁卖&，因此县官&仍断杨老七将夏氏领回成配&；[15]
依照清律，买休卖休案件中买卖双方都有罪，都应受到惩处，因此彩礼应当入官，而女性只能归宗。但通过对档案的研究我们发现，只有在女性娘家族人（男性）出面参讼并要求得回妇女的情况下，县官才会作出妇女归宗的判决，50个案件中12个判由娘家领回另嫁的案件全部属于这一类型。例如杜四姑一案，杜四姑娘家胞叔与兄长控诉其夫将其嫁卖，县官判决杜四姑由胞兄&领回择户另嫁&。[16]而在另一案件中，帅元第状告女婿嫁卖其女帅氏，法官判决帅氏归宗，由帅元第&领女帅氏约束&。但帅元第&本朴畏事，不敢承领&，拒绝帅氏归宗。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娘家已对嫁卖提出异议，法官不能将妇女判给前夫及后夫，只得判决帅氏&交保嫁卖&，即由第三方代表娘家将妇女另嫁。[17]
这种从审理到判罚过程中对于女性及其意愿的忽视，主要由于县官认为女性不是完全的法律行为责任人，不能承担与男性同等的法律责任。这一点直接体现在县官在判决时常用的&姑念妇愚无知&或&姑念妇女无知&的说法上。如前述汤杨氏一案，县官认为汤杨氏说自己&同董正贤往建昌合伙贸易，并无凭据&，因此斥其&不应妄告&，但&姑念妇愚无知，从宽免责&。&姑念&一词常被县官用来解释其判决与法律条文之间的差距，如杨大志因贫卖妻一案，王姓县官判定他与后夫&不应买休卖休，均各掌责，例应将财礼充公，姑念贫民，免充。&通过从&例应&到&姑念&的转换，县官既部分地遵从了清律又灵活的顾及到百姓的实际情况，使判决具有实际操作性。女性案件中，妇女被作为&姑念&的因素之一，受到宽免。既然妇女不能对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县官自然将审理和判决的重点转移到其丈夫、父亲、兄弟、抱告等男性身上。在这些男性受到相应的判罚之后，责令其将&无知&的女性&领回约束&，在家庭的范围内完成对女性的管束或惩罚。[18]
2、&妇人无耻&：县官眼中的下层妇女与风俗维治
女性案件的诉状（特别是出自男性的诉状）中多有&有乖风化&、&大伤风化&的提法，甚至常常是原告发起讼诉的原因或借口。如杨廷仪控告侄孙杨先贵先后将自己的数任妻子嫁卖，控诉理由就是&无故休卖、大乖风化&，请求县官予以惩处，&以正伦化&。[19]可见&正风化&、&儆刁风&是州县官员的职责所在。此类案件中，对伤风败俗者进行严厉的申戒惩处自然是一种有效的震慑方式。但是，既然案件多牵涉&无知&的妇女和贫困的&乡愚&，需要宽免，那么官员如何才能达到&正风化&、&儆刁风&的目的？通过对档案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严惩&与&教化&相结合是地方官&正风俗&的有效途径。
女性案件中有一类人往往遭到严惩，即那些靠转嫁妇女渔利、以此扰乱民风的投机之徒。如在前述陈国宝一案中，其他当事人，包括陈妻任氏的后两任丈夫，皆受轻罚（掌责），只有窝藏、转嫁妇女之敬朝成被处&重责枷示&。县官还对其两次转嫁陈妻的非法&做媒&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抨击：&尔将任氏窝留月余，暗用鲜于安等出名主婚，转嫁与罗洪书后复为媒，再嫁陈水匠，两处财礼俱系尔一人收用。其平日惯于贩卖妇女已可概见，重责枷示，尚不足以蔽辜，如再不知改过定即立毙杖下。&[20]&重责枷示&即在严厉的肉体惩罚之后，犯人带枷示众，在惩处罪犯的同时，让百姓明了此种罪行的耻辱和严重性，起到震慑作用，以收&正风化&、&儆刁风&之效。另一案中拐嫁已婚妇女的王德盛也受到同样的惩罚。[21]
在县官看来，拐卖妇女的行为打破了家庭和社会秩序，对风俗破坏极大，而风俗好坏又与妇女道德直接相关。既然下层妇女多系&无知&，缺乏独立的判断和行为能力，地方风俗往往成为妇女道德和行为的导向--风俗淳朴则妇女守己持家，风俗不好则妇人寡廉鲜耻。同治年间任广东南海县知县的杜凤治曾在其《望凫行馆宦粤日记》中就当地诱拐妇女一案，论述了对妇女道德和风俗之关系的看法，可代表县官的观点。如下：
&贫贱妇人何知，惟知有穿有吃就心向之。伊（妇女当事人）从焦亚赓（前夫）无非同作乞丐，而从王大货（拐带者）衣食无忧，固宜然矣。究之妇人无耻，即如拐带一事，如妇人不愿，伊定能牵之使走乎，藏之箧中乎，此亦风俗不美之一......令亚庚亚桂具结领去，衙门存案。另出票拿王大货惩办，以正风俗。&[22]
杜凤治与多数南部县县官一样，忽略或质疑妇女本人的供词，依靠自己的逻辑推断进行判决。他将拐带妇女问题的根源归咎于风俗，&风俗不美&则无知的&贫贱妇人&就会因追求衣食而&无耻&，使得拐带妇女得以成功。如果淳厚的风俗赋予妇女坚定的道德观念，&拐带一事&无从发生。也像南部县官员一样，杜凤治宽免妇女本人，而严惩拐带妇女的王大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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