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基督徒的说法,裕仁天皇怎么死的死了,是不是见耶稣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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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裕仁天皇到底是不是战争罪人?
日本裕仁天皇  如果不是美国麦克阿瑟将军的私人干预,裕仁险些被控为战犯。战后日本的军事统治者麦克阿瑟希望通过开脱裕仁天皇的方式,使日本战时紧张的神经得到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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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裕仁天皇  如果不是美国麦克阿瑟将军的私人干预,裕仁险些被控为战犯。战后日本的统治者麦克阿瑟希望通过开脱裕仁天皇的方式,使日本战时紧张的神经得到放松,好集中精力去重建家园,达到安抚一个动荡而敌意的国家的目的。这个决定出于好意,但贻害无穷。许多日本人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天皇是无罪的,他们也是。很久以来,日本一直坚持他们二战时的天皇裕仁是一位反战的仁慈国君,但美国历史学家赫伯特。P.比克斯在他的新传记中描述的裕仁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形象。
日本裕仁天皇骑马照  对于大多数日本人,裕仁天皇是一位终生和平主义者,他反对战争但不能阻止战争。他们仍对他十分尊重,他们可能会认为比克斯的传记有些荒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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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仁天皇到底是不是战争罪人?
日11:12  
跟德国完全相反的是,日本一直不愿意承认它在二战中的无耻行径―――1931年到1945年间,先是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接着横扫了整个太平洋地区。这种沉默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裕仁在战争中的角色一直都没有定性,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残酷战争中,这个男人统治着日本。
如果不是美国麦克阿瑟将军的私人干预,裕仁险些被控为战犯。战后日本的军事统治者麦克阿瑟希望通过开脱裕仁天皇的方式,使日本战时紧张的神经得到放松,好集中精力去重建家园,达到安抚一个动荡而敌意的国家的目的。这个决定出于好意,但贻害无穷。许多日本人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天皇是无罪的,他们也是。
很久以来,日本一直坚持他们二战时的天皇裕仁是一位反战的仁慈国君,但美国历史学家赫伯特.P.比克斯在他的新传记中描述的裕仁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形象。
对于大多数日本人,裕仁天皇是一位终生和平主义者,他反对战争但不能阻止战争。他们仍对他十分尊重,他们可能会认为比克斯的传记有些荒诞。比克斯的《裕仁及现代日本的形成》展示了一个“狂暴狡诈、野心勃勃”的君主,他推翻了民主政治,掌控着至高无上的权力,直至他那浸满鲜血的王朝崩溃。日本战败之后,裕仁设法转移了人们对他的指责。他还有一个帮凶:太平洋盟军最高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这位美国将军急于维持一个没有能力的君主制国家,他把君主包装成一个“军国主义者”的傀儡的形象,让裕仁摆脱困境使他的臣民隐藏了他们可耻的战争记录,为否认罪行的日本文化提供了保护。比克斯收集了裕仁的一些主要同伙的笔记、日志和私人信件,他还追踪了现代日本的奠基人明治天皇。
书中揭露裕仁真面目
天皇裕仁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仅仅是架在强有力的政府统治之上的一个傀儡、受到一帮军事强人控制的一个帝国木偶?还是一个掌握实权、号令三军的总司令,甚至就是日本的希特勒?
现执教于东京一桥大学的哈佛历史学家郝伯特.比克斯同意第二种更黑暗的观点,在新近出版的《裕仁及现代日本的形成》(HirohitoandtheMakingofModernJapan)一书中,他用大量详尽有力的叙述描述了天皇的个性和生平,这本书堪称是有关日本前任国王的最具争议性的一本书。
战后不久,裕仁天皇交给美国官员一本长篇独白,这篇独白只是在他于1989年死后才公之于众,直到1997年才发现了一本缩写的英文版本,一个个性复杂而强烈的领袖展现于世人面前,他所拥有的聪明才智绝不逊色于他手下的司令官,他无所不在地影响着战争的每个方面。
比克斯所描述的裕仁是一个全新的裕仁,跟日本官方的版本截然相反。战后的日本从一个传统的顺从的社会迅速转变为一个共和国,作为惟一的候选人,裕仁被重新定位为一副忧国忧民、慈祥的形象,权力被剥夺了,军衔没有了,除了一国之主的象征外一无所有。
这种无害的存在就是他留在战后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但比克斯揭示了历史上的裕仁绝不是这样一朵枯萎的荷花,他承袭了他祖父、独裁天皇明治的勃勃野心,身上全然没有他多病而软弱的父亲大正天皇的影子。他的学校生活即便是相对于日本的标准来说都算得上严厉,这位年幼内向的小男孩从小从军事将领那里接受教育,他们专门负责让他通晓小型武器、战壕战术和阅读地图,对诗书和王朝的神权也了如指掌。他们给他灌输成为伟大的军事领导者的思想―――这与他安静的性情并不适合。在裕仁天皇的鼎盛时期,他不断地考虑自己的传承问题,他常常沉思,认为自己“比一个纸玩偶强不了多少”。
20岁出头的时候,裕仁已经具备了独裁君主所具有的一切素质,极度崇尚军国主义和武士道精神。他通过大臣们“极其隐密地”进行着统治,大臣们在做重要决定前都要与他协商。裕仁支持日本的军国主义和领土扩张。日军在1931年入侵中国东北地区后,裕仁催促他们向前推进。1937年,日本在中国扩大战争时,这位君王向他的将领们建议:“在要塞地区集中大量兵力实施压倒性的打击不更好些吗?”几个月后,日本“皇军”攻陷南京,开始了疯狂的烧杀奸淫。
裕仁有能力挽回战争的灾难吗?比克斯相信他能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但他没有。当战争后来对日本转为不利的时候,为了保住君主地位、抓住权力做出最后的一搏,裕仁顽固抵抗拖延投降,无谓地牺牲了数以百万计的臣民和士兵的生命。最后两颗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的上空爆炸了,前苏联的参战更使裕仁不得不接受了战败的现实。
惟一令人费解的是,如果说裕仁崇尚武士道精神,那日本投降后他为什么不剖腹自杀,像他忠诚的首相、东条英机试图要做的一样呢?裕仁不需要麦克阿瑟、一个外国征服者来强迫他不要自杀。作为日本帝国的荣誉象征,自杀是正当的理由,但他选择了重新生活,当了一个宠爱孩子的父亲、一个善良的君主和热衷于收集海洋标本的怪老头。如果裕仁真的是日本的希特勒,那么德国的独裁者比他更有出息。
东京仍在试图掩饰历史。当被问到裕仁在战争年代时的作用时,日本外务部引述1988年的首相的说法,称这位君王“从心底祈求世界和平,力图避免那一次全面战争”。比克斯的传记应该能够唤起人们一些压抑已久的记忆。
书中典型一幕:
坐在皇宫宝座上,裕仁默默看着他的大臣们做战争计划。下面内务部领导和军方将领们也在估量他们的方案。于是首相说:“只要陛下您一声令下,我们都将努力为国效忠。”天皇点头表示同意。
那次会议之后,日本便进入“X日”(日本太平洋战争的代字)的倒计时。在接下来的一周里,裕仁不断地和参谋机构的首脑们会晤,不断地接到“关于部队在各个入侵前线进入阵地的报告”。日,日军轰炸了珍珠港并入侵新加坡。胜利的消息不断飞传回东京,天皇的一位助手在日记上写道:“天皇穿上了他的海军军服,他看上去心情特别好。”
裕仁天皇生于日,是大正天皇嘉仁的长子。1926年,患脑膜炎的大正天皇病逝以后裕仁继承皇位,改年号为“昭和”,成为日本第124代天皇。裕仁天皇在位63年,是日本历史上最长寿、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代天皇,也是世界上最后一位去世的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君主。
裕仁自幼受到陆军大将乃木希典和海军元帅东乡平八郎的熏陶,形成了强烈的武士道精神。他上台以后,在军国主义分子的策动下先后发动了一系列侵略战争:日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日又以“卢沟桥事变”为开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又偷袭美国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争,侵略亚洲许多国家。在“义勇奉公”、“发扬皇威”的口号下,许多日本人为侵略战争效劳,为天皇卖命。侵略战争不仅使亚洲各国人民遭受沉重的灾难,也使日本人民忍受痛苦,日本面临崩溃的边缘。日,裕仁天皇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宣布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历史上称之为“玉音放送”。
战后,他仅是日本的一个“象征”,权力受到极大限制,直至其于日病死。
日本的战争遗忘艺术
茂夫佐佐木记得日本开始忘掉过去的时刻。那是在日,当时裕仁天皇下令他的臣民“忍受无法忍受的”,无条件地向驻太平洋的盟军投降,“老师们教我们撕掉我们课本里的部分书页,”他回忆道。
“头一天美国人还是洪水猛兽,第二天他们就变成了好人,”佐佐木当年14岁,但他的国家“180度的大转弯”以及随后对战争的简单描述至今仍令他记忆犹新。事实上,这位68岁的退休银行家已经着手重建日本的战争史,他打算以毕生的心血让这段历史重见天日。
上周,佐佐木的首次战后战争艺术展览悄无声息地在东京开张了,展览展出了1931年到1945年间日本美化其侵略行为的油画、海报、书籍和杂志,这些战时宣传画是日本领袖想隐瞒的东西,战争结束后,日本政府开始检查书籍、销毁了相关文件,企图抹掉日本最血腥的秘密,最初,官员们的理由是国民应当把精力都投入到国家的重建中,但他们的真实目的是转移注意力,把战争的责任推到少数几个将军的身上。“我们这代人是日本被洗脑的一代人,对战争的了解完全是错误的,我们决心揭示真相。”佐佐木说。
年轻一代的日本人对真相几乎一无所知,课本里只是把战争的责任推到几名法西斯分子的头上,丝毫都不问及为什么整个社会当时都是如此地军事化,佐佐木的展览揭示了一切,展示墙上的招贴画上,步兵侵占了香港、伞兵向东飘到了苏门答腊,画展中心的一张桌子上放着当年出版的一本“圣战图片集”,书中极力美化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那是把盖子盖在发臭的东西上,”上周参观展览的嘉明法师说,“年轻人对那场战争的印象等于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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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仁及现代日本的形成》一书的封面
  跟德国完全相反的是,日本一直不愿意承认它在二战中的无耻行径―――1931年到1945年间,先是发动对的侵略,接着横扫了整个太平洋地区。这种沉默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裕仁在战争中的角色一直都没有定性,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残酷战争中,这个男人统治着日本。
  如果不是美国麦克阿瑟将军的私人干预,裕仁险些被控为战犯。战后日本的统治者麦克阿瑟希望通过开脱裕仁天皇的方式,使日本战时紧张的神经得到放松,好集中精力去重建家园,达到安抚一个动荡而敌意的国家的目的。这个决定出于好意,但贻害无穷。许多日本人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天皇是无罪的,他们也是。
  很久以来,日本一直坚持他们二战时的天皇裕仁是一位反战的仁慈国君,但美国历史学家赫伯特.P.比克斯在他的新传记中描述的裕仁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形象。
  对于大多数日本人,裕仁天皇是一位终生和平主义者,他反对战争但不能阻止战争。他们仍对他十分尊重,他们可能会认为比克斯的传记有些荒诞。比克斯的《裕仁及现代日本的形成》展示了一个&狂暴狡诈、野心勃勃&的君主,他推翻了民主政治,掌控着至高无上的权力,直至他那浸满鲜血的王朝崩溃。日本战败之后,裕仁设法转移了人们对他的指责。他还有一个帮凶:太平洋盟军最高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这位美国将军急于维持一个没有能力的君主制国家,他把君主包装成一个&军国主义者&的傀儡的形象,让裕仁摆脱困境使他的臣民隐藏了他们可耻的战争记录,为否认罪行的日本文化提供了保护。比克斯收集了裕仁的一些主要同伙的笔记、日志和私人信件,他还追踪了现代日本的奠基人明治天皇。
  书中揭露裕仁真面目
  天皇裕仁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仅仅是架在强有力的政府统治之上的一个傀儡、受到一帮军事强人控制的一个帝国木偶?还是一个掌握实权、号令三军的总司令,甚至就是日本的希特勒?
  现执教于东京一桥大学的哈佛历史学家郝伯特.比克斯同意第二种更黑暗的观点,在新近出版的《裕仁及现代日本的形成》(HirohitoandtheMakingofModernJapan)一书中,他用大量详尽有力的叙述描述了天皇的个性和生平,这本书堪称是有关日本前任国王的最具争议性的一本书。
  战后不久,裕仁天皇交给美国官员一本长篇独白,这篇独白只是在他于1989年死后才公之于众,直到1997年才发现了一本缩写的英文版本,一个个性复杂而强烈的领袖展现于世人面前,他所拥有的聪明才智绝不逊色于他手下的司令官,他无所不在地影响着战争的每个方面。
  比克斯所描述的裕仁是一个全新的裕仁,跟日本官方的版本截然相反。战后的日本从一个传统的顺从的社会迅速转变为一个共和国,作为惟一的候选人,裕仁被重新定位为一副忧国忧民、慈祥的形象,权力被剥夺了,军衔没有了,除了一国之主的象征外一无所有。
  这种无害的存在就是他留在战后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但比克斯揭示了历史上的裕仁绝不是这样一朵枯萎的荷花,他承袭了他祖父、独裁天皇明治的勃勃野心,身上全然没有他多病而软弱的父亲大正天皇的影子。他的学校即便是相对于日本的标准来说都算得上严厉,这位年幼内向的小男孩从小从军事将领那里接受教育,他们专门负责让他通晓小型武器、战壕战术和阅读地图,对诗书和王朝的神权也了如指掌。他们给他灌输成为伟大的军事领导者的思想―――这与他安静的性情并不适合。在裕仁天皇的鼎盛时期,他不断地考虑自己的传承问题,他常常沉思,认为自己&比一个纸玩偶强不了多少&。
   20岁出头的时候,裕仁已经具备了独裁君主所具有的一切素质,极度崇尚军国主义和武士道精神。他通过大臣们&极其隐密地&进行着统治,大臣们在做重要决定前都要与他协商。裕仁支持日本的军国主义和领土扩张。日军在1931年入侵中国东北地区后,裕仁催促他们向前推进。1937年,日本在中国扩大战争时,这位君王向他的将领们建议:&在要塞地区集中大量兵力实施压倒性的打击不更好些吗?&几个月后,日本&皇军&攻陷南京,开始了疯狂的烧杀奸淫。
责任编辑:雨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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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裕仁的早年,他受到了乃木希典大将的巨大影响。乃木希典是甲午战争的悍将、日俄战争的“英雄”。他教导年幼的裕仁,要求他勤俭、耐心,有男子汉气概,在困境中锻炼强大的自我控制能力。在乃木希典对理想君主的设想中,尽责与尚武同样重要。乃木对裕仁的训练非常严格:每天四个小时的晨练,接着用午餐--裕仁通常一个人吃西餐,喝一杯牛奶;下午再进行四个小时礼仪训练,接着进行身体锻炼和军事技能训练。
在乃木的教导下,裕仁很早就认识到他身体的孱弱,他需要通过勤奋的锻炼来克服它。尽管裕仁离乃木心中的理想君主形象相差很远,但他仍以巨大的热忱对待裕仁。1912年明治天皇驾崩,乃木在听到消息后和裕仁见面长谈了三个小时。乃木希典询问裕仁在自己担任校长的学校里都学到了哪些东西。在这次长时间的谈话中,裕仁始终不动声色地坐着,生怕产生烦躁情绪让他的老师失望。谈话结束后,乃木和他的妻子双双切腹自杀,为明治天皇殉葬。消息传出后,在裕仁天皇和他的两个兄弟中,唯独裕仁情绪失控,流下眼泪,不能说话,并且无法停止哭泣。而在他的训练中很重要的一点却是作为帝王不能表现出任何情绪。
乃木希典对裕仁天皇进行帝王之术的培养是因人制宜的,且极具实用性。与希特勒刺耳的声音,外向的、丰富有力的语言表达和善于表演的能力相反,裕仁给人的印象是羞涩的、局促的和内向的。在日本投降前,他几乎不公开露面和发表演说。他没有伟岸的仪表,他身材矮小,轻微驼背,声音尖利,没有出色的智力和想象力,以至于他的亲信时刻关心他的健康状况,怕他承受不了帝王的辛劳。他还不善社交,看起来缺乏安全感,以至于他1921年准备出国旅行的时候,诸多亲信都表示反对。
但实际上,在经过乃木希典的训练和裕仁自己的摸索后,裕仁将帝王之术运用得出神入化。他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应该说话,什么时候不应该说话。他实际上比绝大多数人认为的要聪明得多,精明得多,有精力得多。在他最初统治的22年(年)里,他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
裕仁行事的第一要务就是保住皇位和统治权,就这点而言,他绝对是一个成功者。
为了保护天皇不被攻击,将天皇塑造成不会犯罪,也不能犯罪的神,裕仁天皇的顾问们对他有诸多的“限制”,限制他用直率的方式表达观点,即使他在很多问题上有明确甚至强烈的观点。而裕仁天皇也几乎不向他的顾问以外的人透露任何信息。
控制自己的情绪,尽量少说话,总是做出最高领袖的姿态,总是把真实想法隐藏在不动声色中,让一切决策变得“模糊”,这其中自然包括参与战争的决策。但是,二战前,由于天皇拥有日本宪法赋予的无限权力,所以裕仁的任何一个心思,哪怕只是一点点小小的暗示,都将成为日本政府做出重要决定的依据。裕仁天皇一直在用微妙的方式使用权力,他可以用委婉的语言表达建议、警告、质疑,或者用意味深长的沉默表示反对。事实上,他的绝对权力使他可以通过很简单的一句疑问让他的内阁总辞职。比如他看似不经意的一句问话:首相,你认为总辞职会有什么影响吗?这一时刻,他的首相和内阁都会认为他们已经被解职了。毋庸置疑,首相回家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写辞呈。
这样说,是有实例的。日本军人在沈阳皇姑屯密谋杀害张作霖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两次面见裕仁天皇,由于前后说法不一致:田中一开始向裕仁报告皇姑屯事件经过时,说是日本军人干的,并拍着胸脯保证严惩河本大作等日本军队的凶手;第二次田中却因为受到日本陆军的压力,改变说法,说是中国的南方革命军干的。裕仁天皇对着田中的时候什么都没说,也没有表态,但在田中第二次见他离开后,他对自己的侍卫长铃木贯太郎随口说了一句,田中前言不搭后语,见着就烦。铃木把天皇的话原封不动地转给了田中,田中被吓傻了,立即内阁总辞职,很快就死了。日本人历来都有说法,说田中义一是被裕仁天皇吓死的。
第二个例子。在决定执行袭击珍珠港计划的御前会议中,裕仁没有明确表态,只是引用了他祖父明治天皇的一句著名的俳句,说:“我视四海为兄弟,为何波涛如此汹涌?”然后让他的官员和顾问们去思考他真正的想法。他忠诚的官员们,很快理解了他的明确意图,发动了对珍珠港的袭击。
不过,也有例外。太平洋战争初期的巨大军事胜利,让裕仁忘记了乃木希典的言传身教。从1938年1月到1941年12月,裕仁召集了八次御前会议讨论战争计划,这还不包括幕后无数次的小型会议。在掌玺大臣木户幸一的日记里这样描述裕仁得知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胜利时的喜悦:他笑得像一个孩子。他说, “战争果实过于迅速地吞进了我们嘴中,爪哇前线的敌人在万隆宣布投降,现在我们的军队与荷属东印度敌军部队正在进行投降谈判,泗水的敌人已经投降了,缅甸前线的敌人已经放弃了仰光。”这一次,裕仁忘了收敛,喜形于色了。
虽然二战之后,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在其占领日本后保留了天皇制,没有将裕仁天皇送上战争法庭,但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却是无法逃避的。
裕仁天皇当政后,一直是日本的最高统治者,他拥有绝对的权力,而且这种权力是日本宪法所赋予的。裕仁绝不是某些人宣称的那样是一个纯粹的傀儡首领。1889年日本国宪法宣称,天皇是万世一系的神圣的继承者,由男性继任,政府根据这个原则服从天皇的领导,天皇神圣不可侵犯,是帝国的领袖和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天皇有陆军和海军的最高领导权;天皇掌握帝国陆军和海军,确保和平;天皇有宣战权、媾和权和签署条约的权力;天皇还拥有召集和解散帝国议会、颁布天皇饬令取代法律、任免和罢免国家大臣和其他官员的权力;政府官员要发誓对天皇忠诚,必须服从和尊重天皇的意愿。日本发动战争和在二战中的重大决策,都是在御前会议上做出的,得到裕仁首肯的。所以,裕仁才是日本发动二战的最大战犯。对这一点裕仁天皇自己也承认。他在日拜见麦克阿瑟将军时说:“我对因为日本推行战争而发生的一切问题和事件,负有全部责任,我对所有的军事指挥官、军人、政治家以日本的名义做的事,负有直接责任……总之,我要负全部责任。”
对日本细菌和毒气部队的发展,裕仁一直给予充足的经费保障。日,摄政的裕仁发布敕令:“兹决定给予对从事化学武器研究实验、生产、检查及使用,有直接受其危害之虞的陆海军军人、军工以所规定的化学武器津贴。”津贴发放对象包括陆海军的相关研究所、兵工厂、军医学校、兽医学校、医疗品厂、陆军习志野学校和海军相模工厂等机构当中从事“有毒气体或蒸汽或炸药类”的化学武器研制的军人、军属、职工以及委托者、雇员、佣人。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化学和细菌战部队)的建立、扩充和军事行动,都与裕仁密切相关。731部队是奉裕仁的敕令在1936年成立的(另外一支化学和细菌战部队100部队,也是由裕仁直接发布敕令成立的)。731部队的首领石井四郎曾得到日本政府颁发的带有裕仁印玺的高级勋章,裕仁还通令嘉奖整个731部队。1940年,裕仁又颁布新的敕令,责成石井将部队扩充到3000人,并将主要基地移到哈尔滨城南约30公里的平房地区。石井四郎在1930年代至少获得过裕仁的两次召见,还请裕仁喝过一杯由尿液过滤出来的饮用水。731部队的秘密经费不需要日本国会批准,每年获得大约万日元,甚至更多。这些都是裕仁给开的绿灯,裕仁对日本细菌战和化学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937年“八一三”事变发生后,裕仁天皇在8月15日任命松井石根为上海派遣军司令。17日,裕仁召见松井,并与他详细商谈上海作战计划。9月4日,裕仁出席第72届临时帝国议会,发表讲话,使日本国会追加了20亿日元的军费,这相当于当年日本政府年度总预算的75%。9月6日,裕仁以担心两个师团在上海陷入悲惨境地为名,增派三个师团和台湾守备队、四个后备步兵大队到上海。11月5日,按照裕仁御前会议的指示,日本由三个师团加一个旅团组成的第10军,以及第16师团增援上海战场,以打破上海胶着局面。日军于11月12日占领上海,裕仁非常高兴,发布敕语:上海作战部队将士同海军密切合作,英勇奋战,果断出击,杀伤大批敌军,使皇威宣扬于世界。12月1日,裕仁亲自签发“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应与海军协同攻克敌国首都南京”的命令。日军攻陷南京后,裕仁又发布敕语:我陆海军各部队继上海作战之后施行勇猛果敢之追击,迅速攻陷首都南京,朕对此深感满足,期将此旨传谕将士。裕仁还奖赏攻陷南京的日军官兵御酒一杯,香烟十根。南京大屠杀的三大罪魁松井石根、柳川平助和朝香宫鸠彦回到东京后,很快被裕仁召见。裕仁赐御宴,并奖赏松井银花瓶一对,日元1000元;柳川获得银杯一对,日元3000元。松井和柳川很快都升了官,找到肥缺。裕仁的这些举动,对南京大屠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裕仁天皇在战后没有受到审判,一方面是日本在投降前与美国秘密达成了保留日本天皇制的条件,另一方面是日本政府和军部高官的集体袒护。日本投降时的东久迩宫稔彦王内阁一上台就对国内外宣传“天皇陛下没有战争责任”。日本皇族高松宫策划将英美舆论中的首要战犯“墨索里尼、希特勒、裕仁”的说法改变为“墨索里尼、希特勒、东条英机”。于是东条英机成为了裕仁的替罪羊。此外,接受东京审判的日本战犯们,心照不宣地把战争责任往东条英机身上推,要么往自己身上揽,总之要使裕仁脱罪。
然而,历史不容忘却。日,国际和平人士在东京设立侵犯女性权利国际战犯法庭,裁决裕仁犯下了“反人道罪名”,必须对日军在二战期间的屠杀罪行负起责任。
(《环球视野》第535期,摘自2012年第22期《世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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