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三界碑下的经济落差：天津西大峪村一口机井供养1500人--房产--人民网
京津冀三界碑下的经济落差:天津西大峪村一口机井供养1500人
◎每经记者 尚希 发自北京
2014年2月,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使得这一区域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三界碑”是京津冀三地的交界之处,对于生活在三界碑下的三地居民而言,他们的生活被碑座上的鹅卵石及其延长线划分得如同天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近日从三地交界处地标“三界碑”出发,深入三地农村采访,倾听村民讲述“三界碑”下发生的故事,梳理老百姓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期望。
北京京郊的这个春天,花满山头。
一座高约1米的三棱界碑静静地伫立于长城烽火台旧址上,“北京”、“天津”、“河北”字样分别镶嵌于界碑的三面,沿着扇形界面无限扩大的空间,便是京津冀三地。在临近北京的这些村民眼里,要跨越这座界碑划出的扇形界面,远比翻过这道长城难。
不过,上一个春天的梦想终于在这一季破土而生,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顶层设计历时一年最终落地。循着三地之界,《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行走其中,一线之隔下的三个村子,梦想中的共赢同富,在这个春天,再度发芽。
界碑“划出”不同生活状态
一路沿着京平高速飞驰,车窗外晕染开的山脉,如同溪流中的光影轻轻滑走,待行至平谷将军关,长城的脉络清晰可见。山峦与长城将首都与临界的河北、天津层层阻隔。若山峰是自然的屏障,长城则是历史人为的边疆。在自然与历史的双道隔绝之下,如今京津冀三地交界地带的百姓生活究竟是怎样一番图景?
不经意间,路面开始颠簸。蓝色的路牌提示已入河北界,过了界就是河北省兴隆县。据了解,由于富含矿藏,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煤矿、金矿、铁矿曾让兴隆县的不少村镇发家致富,名噪一时。
从北京平谷跨入河北兴隆县,《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走进的第一个村落名叫陡子峪村,在这里遇到了一家农家院的小老板刘学通。据他介绍,农家院过去几年的生意靠着本地的客人还算凑合,但自打今年起生意就大不如前。为了维护生态环境和保护农耕地,当地政府大力整治非法开矿,县里很多村镇都停止开矿了。没有了矿井,村民也开始另谋生活出路。
当记者问起北京和河北的区别是什么时,刘学通拿饭馆生意举了个例子,“北京的税很低,河北的税很高”。
刘学通说,从去年12月开始,他的农家乐生意各种工商税费才减少了几百元。以前,每月上税基本要花掉1300元。靠着开饭馆,刨去全家人的正常开支,小刘过去一年存了大约三万元存款。《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北京市政府地方税务局网站了解到,早在2005年起,北京就落地了一份《关于京郊农民从事“农家乐”观光旅游服务业务税收管理问题的通知》。文件规定,月营业额未达5000元的农家乐业务,一律给予免征营业税照顾。据了解,这是全国制定的第一个农家乐税收优惠政策。
受北京平谷的种种税收优惠吸引,刘学通选择在北京平谷黄松峪开了另一家农家乐,“黄松峪是一个景区,地处京东大溶洞和天云山。这几年那里游客非常多,农家院的生意也非常火爆。”
新的农家院开业没几天,刘学通已然觉得收获颇多,据其介绍,在今年清明小长假期间,他在北京平谷新开的农家院一天的收入达到了4000多元,相比之下,自己在陡子峪村的饭馆只有一两千元的毛收入。他向记者坦言,赶上淡季,陡子峪村的店面能有几百元的收入就已经算不错了。
转到界碑的另一面,便是天津。
在半山腰的西大峪村里,正忙着收拾餐桌的店老板娘看到记者,干脆放下手中的活,开始讲述这里的生活。围上来的村民渐渐多起来,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村民处了解到,西大峪村里有口机井,每年春秋各一次向村里各个老百姓家里的水窖打水。有的人家水窖大,有的人家水窖小,因需而变。村民说,水窖储水,水质其实还可以,但总归没有自来水方便。而且,一年只能窖两次水,如果水吃完了,不够用,还得开车到附近有水井的地方找水。“水窖还是大队时候打的,只有通了自来水才方便,但至今也没听到有家家户户通自来水的话儿,”老板娘的言语里不免带着抱怨。此时蹲坐在一旁的老板韩先生也打开了话匣子,他告诉记者,村子坐落半山腰,总共差不多1500多口人,挨家挨户打井很困难,于是水窖便成了标配。但村子里也确实有家境太差的,就连一年两次,每次100元的深井水都喝不起,只好等到下雨天,从房顶上顺着房檐接雨水用。
而距离并不远的北京将军关村,村里通上自来水已有20多年。
贫困带的蜕变
车子继续往前行驶,当路面不再颠簸,便到了将军关。地处平谷区域东北部金海湖镇境内的将军关是北京东北地区与相邻省市交界的重要隘口。直抵北京市区的公交与村口连接,路旁店铺和水果商贩更平添几许热闹市集的味道。不远处,紧邻路旁一片至少二十个独栋别墅的居民区更是令人惊讶。
界限,硬生生在这片土地上划出区别,将那些属地在京外的村子甩得老远。
西大峪村村民指着土路说,现在就算整个天津也很少能找到这样颠簸的路面了,更何况是蜿蜒崎岖的盘山路。“虽然跟北京搭界,但是北京的路修得特别好,等过了界以后,一下雨这里就成了河滩。”
一边是宽阔平整的柏油马路,一边却是坑洼泥泞的乡间小道。据《经济参考报》的报道,陡子峪乡党委书记司海涛曾表示,从将军关村过来,北京为市级路,相接的则是当地的县道,现在希望把县道升级成省道,但得向省里面申请项目资金。司海涛说,北京与河北公路对接都存在这个问题,不对接,从北京密云到河北六道河的连乡公路修了八年都没修通。
数十年来,差距似乎并未被缩小。早在2005年8月,亚洲开发银行公布的《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首次提出:“环京津地区目前存在大规模的贫困带。”报告中提到,在国际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围,环绕着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272.6万贫困人口。
对此,亦有分析人士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指出,在“一省、两市、三个行政区”的格局下,多年来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上,始终各自为政,未能有效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另外,巨大的公共政策差异亦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障碍。
但这一切正在发生变化。
4月30日,《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获批,从目前的规划看,以交通为主的基础设施在京津冀内部联通最为重要,为此京津冀将打造一小时轨道交通圈,同时打通断头路。截至今年4月,京津冀三地之间仅断头路就多达2300公里,目前河北与京津之间仍有18条断头路和24条瓶颈路。按照现有规划,京津冀一体化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一部分非政治中心的功能,要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等重点领域率先取得突破。
站在三界碑往河北方向看去,一条盘山公路正在修建。据悉,这条路将更加方便当地的村民,交通一体化先行的京津冀协同发展也在这里悄然开启。
(董同舰对本文也有贡献)
京津冀差距根源在于公共政策差异
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北京、天津、河北三地来说,都意味着新的机遇。三地之间的差距究竟该如何协调?生活水平、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居民财富收入的巨大差异,会否随着最终规划的落定而慢慢缩小?
针对这些问题,《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昨日(5月10日)专访了河北工业大学京津冀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贵。
NBD:三地之间的差距,是北京跑得太快,还是河北、天津跑得慢?这其中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张贵:这依然是体制问题,在现有的机制下,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不是来自于市场和企业,投入的主体依然是政府。而现在的局面则是分灶吃饭,各花各的钱,有多大的能力就干多大的事。对比北京和河北、天津,相对地,北京的财政投入更多,能力更大。在三地投入上,河北的财政和差距相比北京、天津非常大。因此在现有的财税体制下,这样的差距可以理解。
NBD:此次《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到了通过交通一体化以及产业升级转移等领域的调整,在您看来,这能否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局面?
张贵: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和缓解。现在投入主体是政府,但需求是多方面的,一体化的过程当中,涉及轨道交通、港口以及公路建设的项目,可以看到都试图借助社会力量。包括组建京津冀轨道交通投资公司,社会的力量更多的参与进来。这也改变了之前单纯靠政府投资的模式,现在PPP模式(公私合作模式)开始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从投资资金来源看,公共预算只是“预热”,而政府主推的PPP,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资金来源等困难。
NBD:如何缓解河北与其他两地之间存在的差距?
张贵:三地合作要形成共赢。北京应该与河北、天津成立引导基金,一部分做基础投入建设,差距就能得到缓解。另一方面便是借助社会资本的力量,现在三地之间的再投资,很多时候还是各自下一盘棋,有自己的地方预算,单纯的政府投入远远不够,还需要更多社会力量的进入。
NBD:之前的一项调查提到了“环京津贫困带”的改变,在国际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围,环绕着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272.6万贫困人口。如何改变这样的发展现状?
张贵:这些现象在当年被称为“灯下黑”,目前,京津冀三地正在全力推进合作,实施交通一体化。河北、北京正在共同推进建设北京新机场临空经济区。河北、天津各投资10亿元,组建了渤海津冀港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特别是2014年以来,北京的很多产业正在进行疏解,从大红门到动物园批发市场的产业转移,将在一定程度上反哺和辐射当地。按照国家的发展周期,从短期到中长期,贫困带的现象将逐渐减弱。
点击查看更多行政壁垒拖累京津冀协同发展 “三界碑”居民生活苦乐不均
　　行政壁垒加剧分化　　连接将军关村和沥水沟村的是一条南北向的公路，在分界处一块蓝色的路标一面写着北京界，一面写着河北界。沥水沟村在外上学的孩子中间流传着一句话，“坐车回家时不用看车窗外，一颠簸就知道回河北了”。的确，站在界牌向河北境内看去，柏油马路与水泥砖块拼接的路路况差距明显。　　“从将军关村过来，人家的路是北京市的市级路，相当于我们的省道，而我们的路是县道，现在我们希望把这条县道升级成省道，但这得向省里面申请项目资金。”司海涛说，北京与河北公路对接都存在这个问题，不对接，从北京密云到河北六道河的连乡公路修了八年都没修通。　　采访中，基层干部表示，平谷、密云路好，可以搞“农家乐”，路通不到河北，河北就没法搞旅游。司海涛说：“实际上我们全乡森林覆盖率70％，负氧离子含量比北京天津很多地方都好。”　　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的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河北与京津对接的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共存在“断头路”里程达2300公里。司海涛等河北省的干部接受采访时表示，“断头路”不是工程上的问题，前几年有领导人从北京来河北参加教师节，两省之间的路一夜之间就铺好了，但几天就压坏了，因为只是薄薄铺了一层柏油，“修不好都是人为造成的。”　　司海涛还告诉记者，兴隆县在泃河上游，这条河汇入天津杨庄水库，在下游是北京金海湖，前几年天津曾在上游杨庄水库卡水，使得下游北京金海湖不得不从天津买水。“有时候我想，我们泃河上游是不是也应该卡一下水，收点钱？但是我们管不了，因为整个流域都归天津的海河管理委员会管，我们没有这个权限。”司海涛苦笑着说。　　京津冀三地只看自家一亩三分地无序竞争的例子还有很多，而种种行政壁垒看似保护了各自的利益，但事实上受害的还是老百姓。以通信为例，三界碑附近三地信号存在交叉覆盖的情况，居民经常在不知不觉中进入漫游状态。　　“我经常从村委会用手机给家里打电话都得加拨区号，有时候想不明白，跨省交界处统一不收漫游费技术上有那么困难吗？”蔡金莲说。　　据贾国介绍，关于电话通信，陡子峪乡还有个有趣的事，乡政府附近四个村用的区号是0314，水厂、龙门两个村用010，而前干涧村用022，“一个乡用三个不同省市的区号，在全国可能也是独一无二的了，乡里联系那三个村都得打长途。”贾国说。　　医疗、养老、教育等政策方面的差异更让三地居民的生活拉开档次。张立中告诉记者，北京将军关村60岁以上老人每个月有养老金350元，到了90岁以上，每个月还会增加高龄补贴100元。而1公里外河北沥水沟村的情况则相去甚远，蔡金莲说，他们村60岁以上老人每个月养老金55元，90岁以上高龄补贴每年600元。三界碑另一侧，据张雪松介绍，天津前干涧村60岁以上老人每月养老金80元，70岁以上每月养老金90元，80岁及以上每月100元。　　按照上述公式计算，北京将军关村90岁老人一年可得补贴共5400元，而河北沥水沟村90岁老人一年仅得1260元。“都是中国人，稍差点可以，这个差距也太大了，我虽然是北京的，也觉得这样不太公平。”张立中说。　　而说起教育，沥水沟村党支部副书记高海峰感叹道，“我们村一个孩子今年高考考了625分，只能上一个普通重点大学，但如果是北京的学生，这个分数什么学校都能上，都是中国的孩子，境遇怎么能比邻村的孩子差这么多？”高海峰说，“我们也不希望和北京市一样，只是希望差距别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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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1998 - 2015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京津冀三界碑下的经济落差
14:32:14 &&来源：全景网
　　张贵：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和缓解。现在投入主体是政府，但需求是多方面的，一体化的过程当中，涉及轨道交通、港口以及公路建设的项目，可以看到都试图借助社会力量。包括组建京津冀轨道交通投资公司，社会的力量更多的参与进来。这也改变了之前单纯靠政府投资的模式，现在PPP模式(公私合作模式)开始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从投资资金来源看，公共预算只是“预热”，而政府主推的PPP，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资金来源等困难。　　NBD：如何缓解河北与其他两地之间存在的差距?　　张贵：三地合作要形成共赢。北京应该与河北、天津成立引导基金，一部分做基础投入建设，差距就能得到缓解。另一方面便是借助社会资本的力量，现在三地之间的再投资，很多时候还是各自下一盘棋，有自己的地方预算，单纯的政府投入远远不够，还需要更多社会力量的进入。　　NBD：之前的一项调查提到了“环京津贫困带”的改变，在国际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围，环绕着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272.6万贫困人口。如何改变这样的发展现状?　　张贵：这些现象在当年被称为“灯下黑”，目前，京津冀三地正在全力推进合作，实施交通一体化。河北、北京正在共同推进建设北京新机场临空经济区。河北、天津各投资10亿元，组建了渤海津冀港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特别是2014年以来，北京的很多产业正在进行疏解，从大红门到动物园批发市场的产业转移，将在一定程度上反哺和辐射当地。按照国家的发展周期，从短期到中长期，贫困带的现象将逐渐减弱。　　作者：尚希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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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05:25)行政壁垒拖累京津冀协同发展 “三界碑”居民生活苦乐不均
　　 云雾攒动、光影交错，海拔800多米山顶的长城烽火台旧址之上，一座高约1米的正三棱体界碑静静地伫立着。碑体三个立面分别刻着“北京”、“天津”、“河北”以及共同的“111213 I、国务院、1996年”字样。在此接壤的是北京市平谷区金海湖镇、天津市蓟县下营镇、河北省承德市兴隆县。作为京津冀三省市的交界之处，这座界碑被当地居民形象地称为“三界碑”。对于游客来说，三界碑是一个景点，但对于生活在三界碑下的三省市居民而言，他们的生活却被碑座上的鹅卵石及其延长线划分得形同天壤。　　“我们爱长城也怨长城，同处一个山沟，以长城为界，我们的生活和北京差别太大了。”在采访中，两道长城之间夹着的河北省陡子峪乡多位居民对记者如是说。天津下营镇的居民也表示，他们的生活虽比河北强，但也与山那边的北京人“不可同日而语”。　　长城两边差别大　　“有人问我兼了这么多职，能挣不少钱吧，我告诉他们，我挣年薪，3000多块钱。”蔡金莲说着笑了起来，又叹了口气道：“太少了”。虽然住在一个只有几间平房的小院子里，但身兼四个职务的蔡金莲的家境在沥水沟村已算是中等偏上，除了每月318元的固定工资，去年种的核桃卖了700元，栗子卖了200元，家里收入的大头是靠今年48岁的老公张永付在北京打零工所得，大概一年2万元。　　兴隆县陡子峪乡是三界碑下河北省的地界，也是河北省最后一个通公路的乡，下辖7个村，共7000多口人，沥水沟村在当地算得上相对富裕。今年47岁的蔡金莲从小在沥水沟村长大，现兼任村党支部副书记、村委会副主任、村妇女主任以及村会计。　　蔡金莲和丈夫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已在北京成家，打工能够养活自己，女儿在河北三河市上高中，一星期吃喝用得200元，学费一年2000多，一年需要1万元。“所以现在我周六日还去北京的农家院打工，在后厨配菜。周一到周五不敢走，怕村里有事。”蔡金莲说，“孩子还没长大，不打工怎么办？”　　“去北京打工”在沥水沟村是一种时尚，但与一般印象中的长途跋涉奔赴京城不同，沥水沟村的人只要沿着村边的主干道一直往南走不到1公里就来到了北京平谷将军关村。今年50岁的蔡金荣是将军关村的妇女主任助理、计划生育协调员，她还有一个身份——蔡金莲的四姐，作为亲姐妹，嫁到北京的蔡金荣与妹妹的生活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蔡金荣家住在将军关村二期别墅内，而驱车进村时，记者看到村里北部的三期别墅也已落成，整个村庄显得整齐而又大气。蔡金荣的爱人张立中是村里的水电工，他告诉记者，2011年，他们搬进来别墅，当时用老房子抵了10万元，自己掏了20万元。别墅共上下两层，214平方米，还带一个挺大的院子。　　张立中说，去年核桃栗子一共卖了1000多元，自己作为村里水电工，工资一个月1900多元，蔡金荣工资虽然不高，但每年都有免费的妇女体检，全家共5口人，儿子还在北京市里上班，每年都能结余不少钱。　　“现在村里面农家院兴盛，很多村民都富了起来，一年甚至能挣几十万。”张立中说。听着四姐夫说着家里的境况，蔡金莲说：“我们姐妹几个有时候开玩笑说，当年咋不像老四一样嫁个将军关的人呢？”　　陡子峪乡党委书记司海涛告诉记者，自己每月工资2700多元，而北京平谷同样的科级干部每月工资为4000多元，大家干的活差不多甚至河北这边基层工作更难做一些，生活用品价格更高一些，可收入的差距就实实在在地摆在那里。他说，2013年，全乡人均年收入4400多元，实际上前干涧、水塔、龙门三个村人均收入也就1900多元。　　乡长贾国告诉记者，陡子峪乡有4个村在乡政府附近，而去水厂、龙门和前干涧三个村则需要走很长的盘山路，水厂、龙门两个村连电话区号都和北京一样，但村民生活很苦，他们都骂长城，同在一个大沟，长城两边差别太大了。　　三界碑下有两个村庄挨着，都叫前干涧，一个属于陡子峪乡，而另一个则属于天津下营镇。记者一行驱车1个多小时抵达天津的前干涧村，又看到了另一番景象。　　前干涧村委会主任张雪松告诉记者，全村共162户，500口人，2013年实际人均收入也就元，28户农家院，其余130多户都主要靠务农打工。　　据他介绍，天津村干部工资标准为每人每年9000元，但每村标准为4人。“有时忙不过来还需要雇会计什么的，工资都从总账里走，我去年拿到手共6300元。”他说，农家院在村里不断兴起，规模好的一年能挣20万左右，差点的一年几万元。　　虽然与河北省相比，天津前干涧的村民收入相对较高，但从三地农村职业护林员的收入看，京津冀三地居民的确分属于不同的层次。北京将军关村有山场护林员、防火员几十个，每人每年能拿五六千元；天津前干涧村有4个护林员，夏季防汛一个月200多元，冬季防火一个月1000元，一年四五千元；河北沥水沟村护林员只有1个，年薪不到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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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上一个春天的梦想终于在这一季破土而生，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顶层设计历时一年最终落地。循着三地之界，《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行走其中，一线之隔下的三个村子，梦想中的共赢同富，在这个春天，再度发芽。
界碑“划出”不同生活状态
一路沿着京平高速飞驰，车窗外晕染开的山脉，如同溪流中的光影轻轻滑走，待行至平谷将军关，长城的脉络清晰可见。山峦与长城将首都与临界的河北、天津层层阻隔。若山峰是自然的屏障，长城则是历史人为的边疆。在自然与历史的双道隔绝之下，如今京津冀三地交界地带的百姓生活究竟是怎样一番图景？
不经意间，路面开始颠簸。蓝色的路牌提示已入河北界，过了界就是河北省兴隆县。据了解，由于富含矿藏，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煤矿、金矿、铁矿曾让兴隆县的不少村镇发家致富，名噪一时。
从北京平谷跨入河北兴隆县，《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走进的第一个村落名叫陡子峪村，在这里遇到了一家农家院的小老板刘学通。据他介绍，农家院过去几年的生意靠着本地的客人还算凑合，但自打今年起生意就大不如前。为了维护生态环境和保护农耕地，当地政府大力整治非法开矿，县里很多村镇都停止开矿了。没有了矿井，村民也开始另谋生活出路。
当记者问起北京和河北的区别是什么时，刘学通拿饭馆生意举了个例子，“北京的税很低，河北的税很高”。
刘学通说，从去年12月开始，他的农家乐生意各种工商税费才减少了几百元。以前，每月上税基本要花掉1300元。靠着开饭馆，刨去全家人的正常开支，小刘过去一年存了大约三万元存款。《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北京市政府地方税务局网站了解到，早在2005年起，北京就落地了一份《关于京郊农民从事“农家乐”观光旅游服务业务税收管理问题的通知》。文件规定，月营业额未达5000元的农家乐业务，一律给予免征营业税照顾。据了解，这是全国制定的第一个农家乐税收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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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农家院开业没几天，刘学通已然觉得收获颇多，据其介绍，在今年清明小长假期间，他在北京平谷新开的农家院一天的收入达到了4000多元，相比之下，自己在陡子峪村的饭馆只有一两千元的毛收入。他向记者坦言，赶上淡季，陡子峪村的店面能有几百元的收入就已经算不错了。
转到界碑的另一面，便是天津。
在半山腰的西大峪村里，正忙着收拾餐桌的店老板娘看到记者，干脆放下手中的活，开始讲述这里的生活。围上来的村民渐渐多起来，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村民处了解到，西大峪村里有口机井，每年春秋各一次向村里各个老百姓家里的水窖打水。有的人家水窖大，有的人家水窖小，因需而变。村民说，水窖储水，水质其实还可以，但总归没有自来水方便。而且，一年只能窖两次水，如果水吃完了，不够用，还得开车到附近有水井的地方找水。“水窖还是大队时候打的，只有通了自来水才方便，但至今也没听到有家家户户通自来水的话儿，”老板娘的言语里不免带着抱怨。此时蹲坐在一旁的老板韩先生也打开了话匣子，他告诉记者，村子坐落半山腰，总共差不多1500多口人，挨家挨户打井很困难，于是水窖便成了标配。但村子里也确实有家境太差的，就连一年两次，每次100元的深井水都喝不起，只好等到下雨天，从房顶上顺着房檐接雨水用。
而距离并不远的北京将军关村，村里通上自来水已有20多年。
贫困带的蜕变
车子继续往前行驶，当路面不再颠簸，便到了将军关。地处平谷区域东北部金海湖镇境内的将军关是北京东北地区与相邻省市交界的重要隘口。直抵北京市区的公交与村口连接，路旁店铺和水果商贩更平添几许热闹市集的味道。不远处，紧邻路旁一片至少二十个独栋别墅的居民区更是令人惊讶。
界限，硬生生在这片土地上划出区别，将那些属地在京外的村子甩得老远。
西大峪村村民指着土路说，现在就算整个天津也很少能找到这样颠簸的路面了，更何况是蜿蜒崎岖的盘山路。“虽然跟北京搭界，但是北京的路修得特别好，等过了界以后，一下雨这里就成了河滩。”
一边是宽阔平整的柏油马路，一边却是坑洼泥泞的乡间小道。据《经济参考报》的报道，陡子峪乡党委书记司海涛曾表示，从将军关村过来，北京为市级路，相接的则是当地的县道，现在希望把县道升级成省道，但得向省里面申请项目资金。司海涛说，北京与河北公路对接都存在这个问题，不对接，从北京密云到河北六道河的连乡公路修了八年都没修通。
数十年来，差距似乎并未被缩小。早在2005年8月，亚洲开发银行公布的《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首次提出：“环京津地区目前存在大规模的贫困带。”报告中提到，在国际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围，环绕着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272.6万贫困人口。
对此，亦有分析人士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指出，在“一省、两市、三个行政区”的格局下，多年来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上，始终各自为政，未能有效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另外，巨大的公共政策差异亦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障碍。
但这一切正在发生变化。
4月30日，《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获批，从目前的规划看，以交通为主的基础设施在京津冀内部联通最为重要，为此京津冀将打造一小时轨道交通圈，同时打通断头路。截至今年4月，京津冀三地之间仅断头路就多达2300公里，目前河北与京津之间仍有18条断头路和24条瓶颈路。按照现有规划，京津冀一体化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一部分非政治中心的功能，要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等重点领域率先取得突破。
站在三界碑往河北方向看去，一条盘山公路正在修建。据悉，这条路将更加方便当地的村民，交通一体化先行的京津冀协同发展也在这里悄然开启。
京津冀差距根源在于公共政策差异
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北京、天津、河北三地来说，都意味着新的机遇。三地之间的差距究竟该如何协调？生活水平、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居民财富收入的巨大差异，会否随着最终规划的落定而慢慢缩小？
针对这些问题，《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昨日（5月10日）专访了河北工业大学京津冀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贵。
NBD:三地之间的差距，是北京跑得太快，还是河北、天津跑得慢？这其中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张贵：这依然是体制问题，在现有的机制下，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不是来自于市场和企业，投入的主体依然是政府。而现在的局面则是分灶吃饭，各花各的钱，有多大的能力就干多大的事。对比北京和河北、天津，相对地，北京的财政投入更多，能力更大。在三地投入上，河北的财政和差距相比北京、天津非常大。因此在现有的财税体制下，这样的差距可以理解。
NBD：此次《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到了通过交通一体化以及产业升级转移等领域的调整，在您看来，这能否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局面？
张贵：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和缓解。现在投入主体是政府，但需求是多方面的，一体化的过程当中，涉及轨道交通、港口以及公路建设的项目，可以看到都试图借助社会力量。包括组建京津冀轨道交通投资公司，社会的力量更多的参与进来。这也改变了之前单纯靠政府投资的模式，现在PPP模式（公私合作模式）开始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从投资资金来源看，公共预算只是“预热”，而政府主推的PPP，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资金来源等困难。
NBD：如何缓解河北与其他两地之间存在的差距？
张贵：三地合作要形成共赢。北京应该与河北、天津成立引导基金，一部分做基础投入建设，差距就能得到缓解。另一方面便是借助社会资本的力量，现在三地之间的再投资，很多时候还是各自下一盘棋，有自己的地方预算，单纯的政府投入远远不够，还需要更多社会力量的进入。
NBD：之前的一项调查提到了“环京津贫困带”的改变，在国际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围，环绕着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272.6万贫困人口。如何改变这样的发展现状？
张贵：这些现象在当年被称为“灯下黑”，目前，京津冀三地正在全力推进合作，实施交通一体化。河北、北京正在共同推进建设北京新机场临空经济区。河北、天津各投资10亿元，组建了渤海津冀港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特别是2014年以来，北京的很多产业正在进行疏解，从大红门到动物园批发市场的产业转移，将在一定程度上反哺和辐射当地。按照国家的发展周期，从短期到中长期，贫困带的现象将逐渐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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