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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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 中国寺庙网2004 - 2010灭门案的疑犯徐心联化身为杭州净慈寺监院十七年。灵魂上的救赎与刑罚上的逃匿在他身上纠缠在一块，难以辨认。被捕后他说，“当年的苦果由自己种下，如今当有此业报。”“离菩提心，一切所作，皆为魔业。”西子湖边、雷峰塔下，惟迪法师主编的净慈寺墙报上，《大方广佛华严经》的引语尚在，斯人却已深陷俗世牢笼。日夜，江西九江警方实施“清网行动”，意外揭示了杭州净慈寺监院惟迪法师的另一身份——江西九江一宗命案的嫌犯——徐心联。更多记者调查显示：从1994年到2011年的17年间，徐心联更换过多个姓名，游走于僧俗两界，由杀人嫌犯变身为名寺监院，内心在自首悔过和隐匿逃避之间挣扎。17载后，徐心联称：当年的苦果由自己种下，如今当有此业报，但自己向佛之心不会变。而与徐心联共住过的佛界人士，回忆所见所闻，有另一番感慨：“穿僧衣的未必都是和尚，和尚口念的未必是佛经，对菩萨顶礼膜拜的——未必是觉者。”徐心联在宗教界取得巨大成功，成为杭州市青年联合会委员，多次出国访问，并经常代表净慈寺接待各路宾客名流。农家少年父母对他性格的总结，只是两句话：“犟得死”、“太老实”。“我们一直当他已经死了”，直到今天，徐心联的母亲仍不相信，儿子会在逃亡多年后，成为一名寺庙的监院，更不愿相信，沉默老实的徐，会真的参与过杀人。徐心联家在江西九江县城郊、京九铁路线西侧农村，名为杨花村，祖辈皆在此务农。1973年出生的徐排行老二。虽然成绩考上高中问题不大，但因家境不好——徐父替人种地，一天收入仅4毛6分钱——他和姐姐一样，初中未毕业即从九江县三中辍学，回家务农。在家中，除了酷爱去邻居家看电视，徐并无特殊爱好。16岁那年，父亲给不满足“一辈子种田”的徐心联找到了一份工：在九江市区一家汽车修理铺当学徒工。学了两三年，尚未出师，徐便开始在社会上游荡，融入父母眼中终日“鬼混”的那个群体。父母对他性格的总结，只是两句话：“犟得死”、“太老实”。父母回忆，徐自小就有善心：上学路上，遇见老人挑水，会主动上去帮忙；遇见乞丐，会慷慨施舍；割谷回来，让父母休息，自己去做饭。农闲时去水边，钓回成筐的青蛙，但是徐对这种两栖动物十分畏惧，不敢杀，也不敢吃，只能让母亲背去集市卖掉。即便是已到社会上“鬼混”，每年夏天的农忙时节，徐心联仍然会主动从九江市区回家帮忙，以尽孝心。1994年夏天也不例外。那年7月底的一天，徐心联的母亲正在禾场上扬谷，一个“个子小小的、长得不怎么样的”年轻人，来家找徐心联。徐母忧心儿子跟社会青年学坏，谎称徐不在家。但来人不信，仍然很快找到了正在田里插秧的徐心联。当天傍晚4、5点钟，徐心联跟着这位年轻人一道，穿着一身夏天的单衣，空手离家，没有留下一句话。此一别后，徐和父母的再次相见，至少要等到17年之后了。灭门血案被害人徐敏身受56刀死亡，徐的妻子胡瑛也被砍死，其2岁的幼子被砍成重伤。离家翌日，连青蛙也不敢杀的徐心联，参与制造了一起灭门血案。九江市中级法院司法材料中，关于这起血案的记录，有如黑色青春期电影：日，24岁的九江县水泥厂职工王军民，在医院诊断出患有腰椎体结核，怀疑是读书时被同学徐敏踢打所致，遂埋下报复之心。两天后，恰逢徐心联邀集3名同伴，来到王军民在厂里的单身宿舍，与在宿舍的3人汇合，商讨去海南淘金的“大业”。此时，7人均为二十出头。议定去海南闯荡后，大家一致决定：行前，先惹出点事情，以使兄弟7人齐心不思归。王军民提出，将曾踢打过自己的徐敏“搞掉”，6人一致同意。司法材料显示，血案发生在当晚10点，九江南站铁路宿舍。按照预订的分工，徐心联敲开了被害人徐敏的门，并向徐的头部砍出了第一刀。此后，被害人曾拿起电扇试图抵抗，但最终仍被杀于阳台上，身中56刀。此外，徐心联等3人还将徐敏的妻子胡瑛砍死在客厅的沙发旁，并将其2岁的幼子砍成重伤。血案发生后两天，7人中有4人被抓捕归案，但徐心联等3名主谋者却了无踪迹。8月5日，徐心联和王军民在九江市区新桥头附近的汽车站出现，准备乘车前往南昌。警方接到线报，展开抓捕。其间，王军民猝然抄起路边汽水摊上的玻璃瓶，极力反抗。混乱中，王军民被制服，徐心联成功逃脱。随后的审讯中，几名被告人均丢弃了“兄弟齐心”的约定，供述了彼此的行为。不久，王军民等3人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另有两人分别被判死缓和15年。但原“7.27”案件的第二被告——徐心联，却长久地消失在了警方的视野。少年时的徐心联佛学天赋惟迪佛经唱念极佳、短时间内掌握了全套法器的用法。九江市区北靠长江，对岸即为湖北黄梅。与南岸的丘陵起伏不同，江北一马平川。往北奔驰50公里，抵达东山山麓下，方有僻静之所：中国禅宗史上著名的五祖寺。据警方调查，徐心联逃亡之旅，首站即为此处。但据南方周末记者与五祖寺常住老僧人反复核实，徐并未在此常住。寺内僧人分析：1994年，寺内僧人极少，若徐来此出家，众人必有印象，唯一的可能是，徐曾经来此短暂停留两三天，即行离开。黄梅五祖寺再往东130公里，安徽潜山县天柱山脚下，有一处更为幽静的寺庙：三祖寺，藏于群山之中，为禅宗第三祖僧璨昔日的道场，禅宗六大祖庭之一。三祖寺附近居民回忆：1994年夏天起，寺里新来了一位年轻居士：单瘦，面容清秀，普通话流利。初来寺里，他负责扫地、卖门票，较为沉默。半年考察期后，他拜三祖寺住持宏行法师为师，正式剃度出家，法号惟迪。1993年10月起施行的《全国汉传佛教寺院管理办法》规定：出家须本人自愿，父母许可，家庭同意。寺院对要求出家的人，需查明身份来历、认定符合出家条件，方可接受留寺。皈依的人，还需填表登记个人姓名、简历及介绍人等，交寺院保存。三祖寺方面表示，由于时间久远，寺内已无惟迪的任何档案资料，惟迪究竟以何种身份在三祖寺出家，公众已无从得知。曾与惟迪共住的居士回忆，正式剃度后，惟迪性格日渐开朗，人们陆续从他口中得知：他俗家姓杨，江西九江人，家中开汽车修理厂，因为“失恋”而看破红尘，毅然出家。据寺内居士和惟迪的一位师兄回忆，惟迪很快在佛学方面表现出极高的天赋：佛经唱念极佳、短时间内掌握了全套法器的用法。住持宏行法师大为欣赏，迅速提拔惟迪为三祖寺知客（负责接待宾客的僧职）。但不久，惟迪顽性渐露。三祖寺新购进一台车，供寺内公务所用。前修车工人惟迪以其专业技能，当仁不让地成为这台车的司机。利用职务之便，惟迪常常晚上开车下山，去县城游玩，迟迟不归，翌日早课也不出席。而寺内公务用车时，他却常以身体不适等原因，不愿出车。主持对惟迪的欣赏，逐步转为深深的失望。为杜绝其玩心，主持将车卖掉，同时对惟迪加以教诲。可惜，一切未能奏效。1995年的某天，上午10点多，寺内还未开午饭。惟迪拖着一只行李箱，负气离开了三祖寺。目击者回忆，此时的惟迪，脸上表情十分难看，像是经历了一场大的争执。等到2010年前后一次腊八节，三祖寺的僧众再次见到惟迪时，他已是名刹的高僧，前来参加已故宏行法师的纪念法会。这次，他是乘坐自己的小轿车来的。争议不断“也许是恶业难消、杀人的事时时还在折磨着他吧，发怒起来，就像阿修罗附身。”离开三祖寺的惟迪，开始云游。他去过安徽九华山，到过厦门的佛学院求学，参学过的寺庙还包括：福州西禅寺、普陀山普济寺、嵩山少林寺等。2000年10月，他来到有“东南佛国”之称的浙江杭州，开始了一段长达11年的安定生活。在西湖南岸的净慈寺，惟迪再次从扫地、敲钟的挂单和尚做起，逐步升到僧值、知客。他的天赋再一次被开掘：2003年，他在浙江大学土木系攻读成人再教育培训的土建施工员，获得国家二级建造师资质。不久，他升为净慈寺的副寺寮，负责基建规划、维护修缮等——“主要是修建后山的舍利殿”。不过，直到现在，净慈寺舍利殿内，仍是空空荡荡，一度被人举报有经济问题。2008年，杭州市开发古运河，恢复重建城北的香积寺，惟迪被任命为重建工作执行人。“据说是因为佛协和市里看重他建设方面的能力”，净慈寺一名僧人介绍：2010年2月，香积寺重建完毕，惟迪被任命为住持。之后，2011年，他再回到净慈寺，兼任监院一职，由此开始乘坐奥迪A6，来回奔波于两寺之间。“也许是恶业难消、杀人的事时时还在折磨着他吧。”一位净慈寺僧人回忆，10年间，众僧逐渐见识了惟迪的嗔怒心和戾气，“发怒起来，就像阿修罗附身”。净慈寺的昌智法师，曾在寺内广受好评，因生病，竟遭惟迪劝退，不得不离开净慈寺。僧人们至今仍感不平：“我们出家人以寺为家，他竟然说出叫人‘回家’的话，哪里还像个出家人？”杭州市宗教系统的一位知情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11年9月中旬，一度有人将惟迪举报到杭州市长公开电话，后由民族宗教局督促杭州佛教协会进行调查核实。“举报材料提到惟迪违反清规戒律，夜不归宿，喝酒、吃肉、赌博还吸烟，以及在舍利殿工程中严重超支等问题。”知情者说，但最终，佛协反馈的意见是，所有举报内容，除了配备奥迪A6外，均被指认为不属实。当时的结论是，“惟迪平时坚持与大众一起过堂，严格遵守中国佛教协会‘素食’的要求，……一直遵守佛教丛林制度和净慈寺管理制度，坚持做早课，并未发现夜不归宿的情况。”偿还苦果他参与杭州当地各类慈善活动，捐助云南大旱，带头参加无偿献血。在杭州的11年间，惟迪逐步达到了自己人生的巅峰：成为杭州市青年联合会委员、净慈寺香积寺两院的监院，多次出国访问，代表净慈寺接待各路宾客名流。据他自述，自2005年起，他便萌生自首的念头，但是迟迟“说服不了自己”。最终，他选择在广东韶关，套用他人信息，置办了新的二代身份证。他的俗家姓名变成了“罗明生”。置办完后，他将户口迁到杭州。利用新身份，他办理了护照，并多次出国。逃亡17年间，他曾努力体现佛家的慈悲心：参与杭州当地各类慈善活动，捐助云南大旱，带头参加无偿献血，甚至低调地参与过家乡九江某座佛像的捐建。他向众生开示佛法时，和声细语，全无暴戾之气。他常年抄写《金刚经》，已习得一手娟秀小楷。他没有利用出国的机会潜逃。在被捕前夕，他还在净慈寺接待来访的外宾。事实上，当警方去广东查询其身份信息时，他已获知消息，判断出警方已在调查自己。日晚，10点多，九江县公安局刑警在杭州警方的配合下，悄悄包围了徐心联在香积寺的卧室。管区民警将已就寝的徐叫出卧房，埋伏在外的刑警一拥而上，将身穿佛袍、表情自然的徐心联团团围住。徐心联只淡然问了一句：“你们是干什么的？”随即毫无抗拒地戴上手铐，不再言语。连夜审讯时，徐心联曾长时间静默。“多说无益，”他对提审人员说，“此刻，我只想往生极乐世界。”当年与徐心联一同作案的青年中，有3人被执行死刑，迄今已逾16年。迟到16年后，徐心联和他们一样，也被押入九江县看守所。“我自己种下的苦果，我知道我终须偿还。”看守所中的徐心联，仍然坚持食素，并日夜参禅。据警方转述，徐说：佛教已是其灵魂皈依之所，逃亡17年间，他每日均在为亡灵超度，并努力行善，以补救过错。面对南方周末记者的来访，徐通过看守所方面回复：“以后再说吧”。儿子结束逃亡、被押解回九江之时，徐心联64岁的父亲，仍在乡间务农，其裤腿上，一个5厘米见方的破洞，清晰可见。警方曾询问徐，富贵之后，为何未给家中寄钱。徐答：我的钱都是信众供给佛祖的，非我所有。本文内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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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佛教》执行主编黄复彩：禅宗南迁的背景及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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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佛教》执行主编 黄复彩&&提要：这实在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这一片狭长的地带，它山林重重，天高水长，和平而安谧，既远离当时北方喧嚣的政治中心，而南方都市建康（今南京）盛行的玄学又被一道长江生生阻隔。这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曾培育了禅的最初种子。关键词：周武废佛&二祖慧可&三祖僧璨　皖公山&&&&一，慧可南迁的时代背景嵩山求法后，慧可师从达摩门下，前后大约五、六年时间。北魏废佛时，达摩还没有来到中国，而北周废佛，达摩已死去多年。因此，慧可的师事达摩，正是佛教处在兴盛时期。甚至一直到达摩死去以后的一段较长的时间，慧可都是处在他“言满天下”的辉煌时期。他先是在黄河岸边进行过一段时间的弘法活动，由于他以前在学识上的盛誉，再加上他师事过达摩，这时的慧可已然成为道俗追随的大师。一直到天平年间，由于国家迁都至邺城，他也就来到新建的都城，继续开始他的弘法活动。但是，这顺利的时间并不长久，因为在新都邺城早就有了一位名叫道恒的禅师，很显然，慧可当时大有后来居上的趋势，再加上他所宣扬的又是来自南方所译的《楞伽经》，于是，他的不被人所容便是很自然的事了。这位道恒禅师认为慧可所传是为“魔语”，几次加害于他，使其几乎死去。这是慧可承继达摩禅法以来所受到的一次较大的打击。“可乃从容顺俗，时惠清猷，乍托吟谣，或因情事，澄伏恒抱，写割烦芜。”（《续高僧传》）从这一段文字看，慧可受到这一次打击之后，弘法的风格有了很大的改变，即是：他知道达摩的大法不易弘通，不得不采取“顺俗”的态度，时用“吟谣”的方式来进行他的新的弘法活动。关于他的“顺俗”，除了此处的“乍托吟谣”外，《历代法宝记》还说他“佯狂”。《宝林传》还说他“而后变行，复异寻常……或为人所役使。”顺俗也好，佯狂也好，乃至为人所役使，替人为奴，都不应该看作是慧可在受了打击之后的一种消极。慧可所处的年代显然已经不是达摩的年代，而且，慧可现已重任在肩，他应该有一种比较清醒的出世意识，那就是要将达摩的禅法传开来，传下去。当受到打击之后，他开始意识到，必须改变方法，那么，顺俗而不流俗，佯狂而不露真相，这才是一个大智禅者在当时的环境下所处的正确的态度。说到中国禅宗，不能不提到发生在建德三年（公元年）的北周废佛。这就是中国佛教史上所称“三武一宗”之“北周废佛”。这一次废佛，虽然相比第一次（北魏太武帝）废佛温和得多，也少了许多暴戾和血腥之气，但这一次的废佛准备时间最长，且着眼于文化层面，展开于社会舆论。这要比史上所称第一次废佛即北魏太武帝的杀僧、焚寺来得更为彻底，招数更绝。这一次的废佛的结果导致大量经卷被焚毁，四万所寺庙被分作贵族的宅第，三百万僧尼被勒令还俗。对于慧可来说，唯一所能采取的只有逃走这一条路了。于是他便与他的同学林法师一同，怀揣四卷本的《楞伽经》，走上逃难的征途。当时的情景可以想象，前面是一条莽荒的布满荆棘之路，后面是越演越烈的废佛的潮流。慧可此次南方之行所要寻找的，正是他曾经收纳的另一位弟子“璨法师”，在这佛法衰危的时刻，慧可正是要将这四卷本的《楞伽经》传承给这位远在南方的弟子“璨法师”。&而且，从道宣的传记中也可以知道，慧可与林法师一同护经南下的途中，二人同遭斫臂之难。斫臂之贼，可能是废佛的极端分子，也可能是欲夺取经像衣法的同道僧人。&二，慧可南迁的目的及意义慧可南迁的所在，即是以皖公山（即今天柱山）为中心的包括今太湖狮子山，岳西司空山的一大片山深林密地带。这里山林重重，河流曲折，已然一处世外桃源。而他的弟子僧璨早年即遵师嘱南下皖公山（今安徽潜山境内），虽慧可曾嘱其“未可行化”，但南方的自由天地以及皖公山一带的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还是促成了僧璨与皖山神定等禅师们的自由来往。再加上由于南方政局的变化，都市特点的“义学”、“玄谈”开始衰落，代之而起的是山林重行性质的禅风的重新开始。这为禅宗的发展开辟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北方大地上的废佛运动如火如荼，而在江淮之间的皖公山（现名天柱山，位于安徽省潜山县境内）一带，僧璨正与他的一帮道友们悠哉游哉地打发着他们的闲适生活。当时的这一带远离北方的都市，北方大地上正在发生的一切似乎并不能影响这里特有的宁静，而南方不断更新的文化浪潮却因为一江之隔而难以被传播到这里。处在南北夹缝之间的江淮之地的确具备了酝酿“禅”这样一种独特文化的条件和土壤。其实，当时活动在皖公山一带的禅僧们除了三祖僧璨，还有皖山神定以及居住在皖公山西麓的宝月禅师等人。他们相互往来，写诗作画，谈玄论道，他们的衣饰杂而不一，他们与猎者相处，他们吃着自己种植的粮食，所以没有人能知道他们真正的身份。也许这样的行为才符合真正的禅者风范，平常而朴实，一点也不显山露水。禅不属于任何附属物，禅只属于它自己，否则就不是禅了。当国家处在一个并不稳定的时期，当宗教完全掌握在统治者的手里，成为奴役人民的精神武器的时候，修道者们终于认识到，远离都市，在政治难以问津的山林里培育正在生长中的独特精神，是十分必要的。他们在静静地等待着，等待着一种时机的到来，就像蚕等待着破茧出壳，就像堆积的云等待响雷的震响。“夫参禅者，宜山栖穴处，则凿窟以为禅居”，“”这是达摩以来禅者的传统。地处大别山区的皖公山、狮子山及司空山一脉相连，其山形所共有的特点是峭壁入云，古木参天，山中古洞幽谷四布，飞瀑流泉叠出。这为禅的培育和发展提供了极好的山地环境。另一方面，达摩在南方的“不契”以及他在北方的“九年面壁”，说明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达摩禅的特质是禅与头陀行的合一，而这原始佛教中辟支佛行的禅法显然并不能被当时的僧俗所接受。若想将达摩以来的禅法真正弘布于中国大地，必须要找到一种切合中国实际的方式，以一种易于被当时的僧俗特别是士大夫们所认同的方式，将古老的禅法与当代中国的现实思想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找到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子。随着北周武帝的驾崩以及新一轮兴佛浪潮的掀起，地处江淮之地的皖公山一带的禅僧们开始走出隐居的山野，他们皖公山一带开辟道场，开始了他们公开的弘化生活。而此时的南方，玄学开始兴起，在北禅南玄的影响下，地处江淮之地的禅僧们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禅学理论。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被称作禅宗三祖的僧璨写出了禅玄合一的诗偈《信心铭》。&三，僧璨的生平及时代&&&&&关于三祖僧璨，可见的历史资料不多，而所有者，多语焉不详。唐代智炬所撰《宝林传》（又称《曹溪宝林传》）中，却可以寻到一点关于僧璨的踪迹：“可（慧可）大师下，除在三祖自有一支，而有七人：第一者岘山神定（当是皖山神定），第二者宝月禅师，第三者花闲居士，第四者大士化公，第五者向居士，第六者弟子和公，第七者廖居士。”《历代法宝记》也说到：“有岘（皖）禅师，月禅师，定禅师，岩禅师，来璨大师所。”唐道宣在《续僧传．辩义传》中提到了所谓璨禅师：“仁寿四年春末，（辩义）又奉敕于庐州独山梁静寺起塔。………处既高敞，而恨水少，僧众汲难。本有一泉，乃是璨师烧香求水，因即奔注。到璨亡后，泉涸积年。”庐州独山（即今独秀山），在皖公山东（今安徽怀宁境内），与皖公山一脉相连。以上资料至少可以得出两点结论，所谓璨禅师即是三祖僧璨禅师；三祖僧璨曾经在皖公山一代居住过相当一段时期。僧璨的生年　　关于僧璨的生年，史上各有说法，莫衷一是。但是，我们可以从其他的一些资料中测知一二。如《景德传灯录·慧可传》中附带说到僧璨的一些情况：“大师继阐玄风，博求法嗣。至北齐天平二年，有一居士，年逾四十，不言名氏，聿来投礼而问师曰……”北齐并无“天平二年”这一年号，这里的所谓“北齐天平二年”极可能是“东魏天平二年（５３５）”。如果这一年（东魏天平二年）叩于慧可门下的僧璨是四十岁的话，那么，以此前推，僧璨当出生于公元４９５年，这是南齐建武二年，北魏太和十九年。僧璨受法的年代至于僧璨受法年代，前节也曾作简要阐述，可靠的时间应是在慧可南逃皖公山之后。　在那种废佛的声浪中，慧可与林法师的避难南逃应该是不显僧相的，但是，随身所携，却难免会露出蛛丝马迹，“贼”所看准的，当然是两位法师的随身所携了。由此可见，在慧可南下之前，慧可并没有将衣法传给僧璨。僧璨之所谓三祖，那是在慧可南下以后的事情。僧璨是何时来皖公山的？他从慧可手中得受衣法，究竟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景德传灯录》卷三记载：“至北齐天平二年，有一居士年逾四十，不言名氏，聿来设礼，而问师曰，弟子身缠风恙，请和尚忏罪。师曰，将罪来与汝忏。居士良久云，觅罪不可得。师曰，我与汝忏罪竟……其年三月十八日于光福寺受具，孰侍二载，……（慧可曰）吾今授汝并达摩信衣，汝当守护，无令断绝……又曰，汝受吾教，宜处深山，未及行化，当有国难。”慧可完成了这些之后，即去邺都随宜说法，“一音演畅，四海皈依”。前节所述，北齐无天平年号，显然，这里所说的天平二年是指东魏的天平二年（５３５年），而北周废佛是在建德三年，即公元５７４年。由此而知，僧璨皈在慧可门下是在北周废佛之前，而且是在慧可“一音演畅，四海皈依”的鼎盛时期。这一年，距离北周的废佛尚有四十余年，但是，慧可却从佛教表面的繁荣背后看到了即将引发的危机，于是，他嘱咐“孰侍二载”的弟子僧璨“宜处深山，未可行化”。这实在是智者的先见和安排。僧璨的卒年　　道信一生的事迹，最早见于道宣的《续僧传》卷二十“道信传”，其次是《传法宝记》、《历代法宝记》、《神会语录》、《传灯录》等大致相同。道信卒于永徽二年（６５１），春秋七十二，所以，道信是生于陈太建十二年（５８０）。　　道信七岁（５８６）而出家，如果说他是于隋开皇十二年投于僧璨门下（５９２），那一年，他是十三岁。大约在他二十四岁的时候，僧璨去了罗浮山。临行前，他将衣法传于道信，是有可能的。僧璨在罗浮山大约住了三年，也即是公元６０３年，他再次回到了皖公山，此时他已是一位１００岁出头的老人了。禅师们一般都是长寿的。　　从罗浮山回来的僧璨大约是意识到自己世寿将尽，而此时正是隋文帝大兴佛法之时，于是，僧璨于皖公山山谷寺大设坛供，开坛演法，为四众弟子们广宣心要。炀帝大业六年（６０６）十月十五，僧璨于寺前法会的一棵大树下为僧众说法时合掌立化。今皖公山（天柱山）三祖寺内立化塔遗迹尚存。　　以上是关于僧璨卒年的比较公认的一些说法。但是，近年来也有不同意见者，即认为，僧璨卒于隋开皇十二年（５９２）七月。持此意见者，源出于两块新发现的塔砖拓片。　　据《天柱山志》（作者乌以风）载：“今合肥袭氏藏有僧璨皖公山塔记拓本砖一块。砖高四寸九分，广三寸六分，厚一寸二分。正面塔记五行，行六字，字径五分，有棋格，左侧记年一行八字，字径六分，阳文正书。砖顶刻五五泉二及回纹焦纹，右侧所刻属犍椎道具之类，不甚清晰，不可识。”但是，乌先生在他的书中却说，阳文正书则清晰地记录了以下的文字：　　“大隋开皇十二年七月僧璨大士隐化于舒之皖公山岫结塔供养道信为记大隋开皇十二年作”　　无独有偶，１９５９年，乌以风先生（著名学者，《天柱山志》一书的作者）于浙江苏氏处得三祖寺四祖道信供养三祖僧璨塔塔砖拓片一纸。此纸所记内容经乌老先生证实即为合肥龚氏所藏塔砖的拓片。到１９８２年，乌老先生正在编写《天柱山志》时，从浙江又传来一个消息，杭州市考古工作者新近出土一块铭文砖，砖长约１５厘米，宽１１厘米，厚约３厘米，字间有棋格。而此砖大小规模约于合肥龚氏所藏塔砖无异，文字内容也完全相同。从而证明，两砖（加上拓片）所载内容应该属实，那么，也从而证明，在隋开皇十二年七月，道信确曾为其师僧璨建造供养塔一座。　　那么，这一年是否就是僧璨的卒年呢？　　乌以风先生分析此塔内容而得出如下结论：１，大隋开皇十二年（５９２），僧璨隐化于舒州皖公山一带。“隐化”者，乌先生解释为“隐居山岫化导众生”之意；２，这一年，十三岁（或应是十四岁）的少年沙弥道信前来皖公山礼投僧璨为师，学修禅法；３，为表达对老师的敬仰之情，少年沙弥道信为僧璨建造供养塔一座。乌先生为说明“隐化”二字非“寂灭”之意，故对字义及其所处背景作了较为详细的说明。乌先生说，（僧璨）“初以白衣谒二祖，既受度传法，隐于舒州之皖公山，属后周武帝破灭佛法，祖往来太湖县司空山，居无常处，积十余年，时人无能知者。”据此，“隐化”二字，当作“隐居行化”解无疑。乌先生在分析“隐化”的背景时说：“是时隋革周命，苛禁甫除，宗风未荡，佛教尚寂，本不求显，曰隐化者，殆承三祖之微旨欤。”乌先生又说，根据塔文，略无伤痛意，说结塔供养，决不是藏三祖灵骸之塔。乌先生是以严谨而著称的学者，虽从此段文字分析出此塔造于三祖生前而非灭后，但佛制是否允许在祖师生前即为他而立塔呢？为此，乌先生又检阅佛典。按佛制，塔有二种，一曰塔婆，二曰支提。《法华义疏》云：“依僧祗律，有舍利者名塔婆，无舍利者名支提。”又据《法苑珠林》：“诸法于四处立支提，一生处，二得道处，三新转法轮处，四涅磐处。”乌先生认为，三祖僧璨于大隋开皇年间隐居于皖公山岫，导化众生，而开皇十四年（应是十二年），正是道信来谒悟道之年，即所谓转法轮处。四祖道信在此立塔，于义无悖。　　道信临终前曾有二事向后人交待，一是法统的传承问题，二是嘱弟子们为其预先造塔。塔成之后道信即逝，并保留肉身。后来，嘱弟子预先造塔并保留肉身，也成为后来的传承者，弘忍和慧能所共同的特有的家风。　　换言之，如果隋开皇十二年是僧璨的卒期，这一年来皖公山礼谒三祖的道信又何来“服劳九载”？　　《景德传灯录》说：“唐河南尹李常，素仰宗风，深和玄旨。天宝乙酉岁（７４５）遇荷泽神会，问曰，三祖大师葬在何处？或闻入罗浮不回，或说终于山谷，未知孰是？会曰，僧璨大师自罗浮山归山谷得月余方款灭，今舒州见有三祖墓。常未知信也。”　　应该说，荷泽神会的时代与三祖僧璨的时代相差不过百十年，作为僧人，应该说荷泽神会对僧璨的了解较之李常当然更切近得多。在上段对话中，荷泽神会肯定了三祖的墓是在舒州山谷（即今三祖寺），当不应是一句想当然的妄语。　　后来李常被谪为舒州（今潜山）别驾，因他素仰三祖宗风，任职舒州后不久，即到山谷寺探三祖之墓，竟得五色舍利三百多粒，从而证实了荷泽神会的说法。据说李将其中的一百粒送往朝廷，一百粒送老家赵郡（今河北省赵县境内）供奉，一百粒塑入僧璨塑像内，并捐出俸禄为三祖建造舍利塔一座。而将僧璨塑像置于舍利塔之底层南向的洞窟内。这一过程据说曾由当时的相国刑部尚书房官记入《山谷寺璨大师碑铭》中，惜此碑于会昌废佛时被毁。　　至唐代宗大历七年，御史张廷赏为请于朝廷，塔得赐“觉寂”，代宗李豫赐僧璨“鉴智禅师”。会昌废佛，三祖寺遭到建寺三百年以来第一次毁灭性的大破坏，觉寂塔及寺同时被毁。直至唐宣宗大中李忱即位后，大兴佛法，于大中元年（８４７）三祖寺与觉塔同时得到恢复。塔至今完好，现存于三祖寺（古山谷寺内）。&　　结语慧可一开始“兼奉头陀行”，即闲云野鹤，四海为家，无有固定的弘法道场，这应该是达摩遗风的再现。但是，北方的屡遭伤害，尤其是周武的废佛，也许在慧可的思想深处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于周武废佛前早约四十年即嘱弟子僧璨远避皖公山，也许正是他“头陀行”的思想变化的萌芽。而当周武废佛开始以后，慧可终于也奔皖公山而来。自北周建德三年（５７４）慧可来到地处现安徽潜山境内的皖公山（天柱山），至隋开皇二年（５８２）再回邺都“偿债”，前后达九年之久，慧可在这相对稳定的九年当中，于皖公山一带逐渐建立了比较稳固的弘化道场，即后人所称“二祖道场”。“二祖道场”最早开设于司空山上的一个天然石洞内（今人称作“二祖洞”）。慧可在此参禅，为信士们解说法语。后来，追随者渐多，便又于洞前巨石上传经说法，后人便在此建立禅刹。《太湖县志》：“慧可受衣钵为释门二祖，后建刹司空山。”此刹便是今日保存完好的“二祖禅刹”（亦称“祖师殿”）。若干年前发现的《建刹碑记》这样记载：原建筑始建于唐，“衣后殿宇、楼阁无不备检峥嵘。奈山高雾重，难以耐久，屡建屡废，唯二祖禅刹，天选佳景，殿接石龛……”到了明代天启元年（１６２１），由山下店前河程姓约同族人共同将其改建为“全用石造，以希永久。”继二祖建立道场之后，禅宗历代，皆一改“头陀”。三祖僧璨于皖公山（今天柱山）建三祖道场，四祖道信于皖公山接法后先去黄梅破头山，又至东山传法于五祖弘忍，六祖慧能自建立曹溪道场之后，几乎终身在此演法。而此风气，为二祖首开。历代道场的建立，对于弘化学众，对于禅宗门庭的光大，无疑都营造了极为有利的学术气氛和人才环境。慧可于隋开皇二年（５７９）北周静帝即位佛教重兴之后，再次回到南方，而在此之前，他将自达摩处而得的衣法传于三祖僧璨。这次衣钵的传承，使达摩开创的禅宗祖风在南方延续并发扬开来。嗣后，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弘忍传慧能。而自慧能之后，几经分化，以致中国禅宗南北二宗弘扬八荒，流传四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