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为什么工业革命在英国而不在西班牙发生？
杨小凯：为什么工业革命在英国而不在西班牙发生？
为什么工业革命在英国而不在西班牙发生？—- 纪念李慎之
最近美国有一场为什么工业革命在英国而不在西班牙发生的讨论,[1] 其核心
内容与李慎之先生的思想很接近，我就用介绍这一讨论来纪念慎之先生。
以诺斯 (Douglass C. North) 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史学家发现，公元 1500 年
开始的大西洋、地中海、黑海等海洋贸易，特别是跨大西洋长距离贸易，是
工业革命的关键条件之一。这其中，制度差异对经济增长特别是工业革命的
发展有着关键作用。
贸易带来的好处以及相关的经济增长可以用亚当﹒史密斯 (Adam Smith) 的
分工理论很精确地刻划其中的精髓。
亚当﹒史密斯认为，分工的发生将使得生产活动的专业化水平得以上升；专
业化水平的上升，则创造了供给与需求；于是，贸易随之出现。供给与需求
的增加，则意味着市场容量的变大；而市场的变大，将进一步将促进专业化
与分工水平的发展。这种分工与市场贸易互为因果的良性循环，正是亚当﹒
史密斯在《国富论》中最重要的思想，也是亚当﹒史密斯所认为经济发展的
起源。经济社会也就不断地从这种分工与市场扩大的良性循环中获得成长。
西欧的大西洋贸易正触发了上述经济成长的良性循环过程，同时造就了人类
历史上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杨小凯的新著“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中
文版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用很多模型分析了这个过程。
虽然自 1500 年以来，大西洋贸易对西欧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许多
在 16 至 19 世纪从事大西洋贸易获利的国家，以亚当﹒史密斯的思想足以
刻划经济增长的精髓。不过，同样进行大西洋贸易，工业革命却只发生在英
国与荷兰，但是却不在西班牙与葡萄牙发生。这又是什么道理？
最近，麻省理工学院的强森 (Simon Johnson)、阿西墨格鲁 (Daron
Acemoglu) 以及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罗宾森 (James Robinson) 等人，在
他们的新文章〈欧洲的兴起：大西洋贸易、制度转变与经济增长〉中对上述
问题做了深入研究，并提供大量经验证据。他们认为 16 至 19 世纪西欧的
经济增长，虽然只是长期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片段现象，但如能研究 16 至
19 世纪大西洋贸易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藉此管窥经济增长理论的样
貌，或能让人们进一步理解完整经济发展理论所应具备的原理原则。[2]
强森等人比较英国与西班牙在大西洋贸易上具备的条件。他们发现，与英国
相比，西班牙在大西洋贸易上不但比英国起步早，而且许多条件优于英国。
也就是说，从客观条件看，如果工业革命能发生在英国，工业革命也应该能
在西班牙发生。他们发现，西班牙大致在以下三个方面优于英国。
第一、西班牙、葡萄牙早于英国从事大西洋长距离航海探险，较早掌握并拥
有相对优良的航海技术和经验。可以说，这两国是整个大西洋贸易的先行
者，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主导甚至垄断了整个大西洋贸易。
第二、由于西，葡早于英国从事航海贸易，他们率先占领了自然条件优于北
美的南美洲，所以西葡比英国有更好的自然资源进行国际贸易。
第三、强森等人引用马克思主义以及新马克思主义的边缘理论，认为帝国主
义的发达应以剥削 (殖民地) 为手段，越对殖民地进行剥削的国家，该帝国
的国力应该越强。不过，英国与西班牙对待殖民地的方式有显著的不同。英
国对各殖民地的治理以自治为主。基本上，英国让各殖民地成立议会自治，
各殖民地拥有各自的宪法并有自主的税收权利。只有当英国本身遭遇战事，
英国才会透过各殖民地均有代表的英国国会，以决议的方式要求各殖民地缴
交特别税捐来支应战费。英国对前殖民地香港连这种战费要求都没有，所以
中国政府1997收回香港后也不敢向香港收税。而西班牙的殖民地均无议会，
西班牙在各殖民地拥有税收权，各殖民地所收缴的税收大部分被送回祖国。
也就是说，相对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对各殖民地的治理并非以剥削殖民
地而满足祖国为目的。但西班牙、葡萄牙的确对殖民地进行剥削。所以，依
照马克思以及边缘理论的说法，西班牙与葡萄牙的帝国主义发展，应该使工
业革命发生在西葡两国。
但历史却让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而不在西班牙发生。至今，原来分别为英国
与西班牙殖民地的北美与南美，北美的美国甚至已成为世界的超级强权，而
南美洲绝大多数国家仍为开发中国家，政局不安，经济动荡。
面对这种历史矛盾，强森等人提出了一套大西洋贸易影响制度转变，制度转
变再与长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良性循环理论，并以这个理论说明工业革命
为何会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在西班牙。
强森等人对上述的发展提出三个重要的假说。第一个假说是，大西洋贸易对
欧洲的经济发展有关键的影响。第二个假说是，大西洋贸易的利益能催化制
度转变。第三个假说是，制度转变的前提条件与国王和皇室专制权力的强弱
强森等人根据以上三个假说所建立的完整论述如下：大西洋的贸易机会，若
能与各国国内内在的制度转变发生良性循环，则从大西洋的贸易得到的好处
会引发经济成长与工业革命。 而各国在大西洋贸易发展初期所拥有的政治制
度，与各国在大西洋贸易后所进行的制度转变有密切的关系。
他们搜集历史资料证明他们的观点。他们以城市化程度以及平均每人国内生
产毛额两项指针作为贸易发展下分工高低的代理变量 (proxy)，他们收集了
15至20世纪的东欧、西欧与南欧的城市化数据。他们的经验研究发现：进行
大西洋贸易的城市均有长足的发展，而不进行大西洋贸易的城市，例如东
欧、中欧或地中海的城邦，如意大利的城市等，则发展迟缓。
另外，他们发展出制度指数(institution index)，用以刻划三种制度特征。
其一，为刻划各国或各城邦、皇室或其它特权阶级侵犯商业活动权利限制的
程度、其二，为对私有财产保护的程度，其三则为允许人们在有利可图的产
业中自由经商的程度。这些指数可以作为交易效率的代理变量 (proxy)。他
们发现，随着大西洋贸易的不断进展，进行大西洋贸易的各个城邦对财产权
的保护，对特权阶级权利的限制以及自由经商的权利等均明显地增加，而那
些不进行大西洋贸易的城邦则变化有限。他们对经验数据的回归分析证明,
除大西洋贸易对分工水平和城市化有正面影响外，一国的政治制度的专制程
度对分工水平和城市化有负面影响。
第三，他们也发现，英荷两国在大西洋贸易之初，对专制王权的限制明显多
英国的议会对皇权有相当的制衡能力，而西葡则为专制王权的国家，这个初
始条件对改进上述交易效率的制度变化有明显的影响。也就是说，在英国，
限制皇权、保护私有财产 (特别是对土地私有产权的保护) 以及人们可以自
由经商的权利等等，在随着大西洋贸易的不断扩展下，改进的程度远优于西
也就是说，在理解大西洋贸易对西欧经济成长的影响后，人们对工业革命的
发生有了很不一样的图像。这个图像是以英国为背景而非以西班牙为背景。
英国在进行大西洋贸易之后，社会中出现新的富有商人。这些富商为了保护
既有的财富， 或为了创造更多的利益，便和原有的王室以及特权阶级发生冲
突。由于英国自始就有比较自由的代议政治制度，这种议会政治对制度改革
产生了正面的作用，因而出现了许多新的政治与经济制度。例如王室的财政
与国家财政分离，政党不能从事营利事业，企业成立不需政府批准而自动注
册，从事国际贸易不需要经过国家特许，也就是一般民众可以自由从事大西
洋贸易而获取利益等等有利于经济成长的制度因此出现。
这些制度的出现以英国大革命打破都铎王朝贸易特许垄断权为先导，其中詹
莫士二世复辟时期又打破革命后共和国执政克伦威尔的政治垄断，恢复议会
制。但詹莫士二世企图恢复王室各种垄断特权，又被议会从荷兰请来客籍国
王(威廉三世，其妻为英国公主，有英国王位继承权), 发动光荣革命，既避
免了第二次大革命可能导致的新政治独裁，以虚君共和制限制了王权，又以
威廉的武力革了詹莫士二世的命，避免了王室的各种垄断特权的复辟。
强森等人发现的大量历史证据说明，这一时期与英国王室有关系的大型贸易
公司不断减少，规模大多也相对变小，而大量与王室无关，没有特权的人民
从大西洋贸易中发财。在这个过程中，这些新的贸易机会造就了与王室特权
无关的新商人阶级，他们当中有人甚至富可敌国。这些新富正常交税，在国
会中有代表为他们发言，因此能在政治上发挥相当影响力，这使得整个新富
阶级在人数与影响力上比旧有的等级特权更强。另外，社会中的新富不再是
固定的等级，社会阶级有了很大的流动性，也就是说，大西洋贸易冲垮了英
国社会等级制度的藩篱，一般人均能分享大西洋贸易的利益，好处不被国家
垄断独占，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成功的企业家而进入上层阶级。这种高流动性
进一步深化了分工的演进与贸易的发展，引发了亚当史密斯所描述的经济成
长的良性循环，整个社会因而富裕起来，而工业革命也因此在英国发生。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从大西洋贸易创造出来的新富中，有许多人是拥有
地产的企业家。这些地主在产权能获得保护之后，利用土地取得资金，而这
些资金也就成为进一步促进投资与赚钱的资本来源。亦即，有效地保护包括
土地在内的私有财产权，让这些拥有土地的地主，不仅不会成为妨碍经济成
长的障碍，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助力。
而西班牙从事大西洋贸易却得到与英国相反的结果。由于西班牙王室垄断大
西洋贸易的好处，在当时除了皇室以及皇室本身特许的公司或等级拥有贸易
的权利外，他人均被禁止从事国际贸易。加上西班牙王室对殖民地有税收
权，这使得王室从大西洋贸易获得的好处益加助长王室权力与专制地位，造
成社会中不可跨越的等级越加坚强。与此同时，王室却将贸易所得到的好处
花费在奢侈品或炫耀性的财富之上，社会不能善用大西洋贸易获得的好处，
因此，社会中出现一种不能被逾越的等级，社会的流动性反而更僵固，贫富
差距亦越悬殊，大西洋贸易的好处不能被一般老百姓所共享，没有新的商人
阶级出现，最终社会也就没有新的制度创新，促进经济成长的良性循环就不
可能发生，工业革命也就不会在西班牙出现。
总结的说，强森等人的发现有以下几个含意。第一，让人们重新认识西欧经
济发展的历程，理解大西洋贸易在其中所具有的关键地位，及其如何引发第
一次工业革命以及相应而来的经济成长。第二、颠覆了马克思认为帝国主义
的发展必须以剥削为手段。事实上，工业革命或资本主义的出现反而发生在
限制专制王权的议会国家，这些国家内没有皇室的特权，没有固定的特权阶
级，社会的流动性高，并且保护私人从事商业的各项权利等等。也就是说，
英国与西班牙在制度上的差异正反映在商业活动是否开放，而商业活动的开
放与否则影响了社会是否存在不可跨越的阶级。第三，他们的发现与诺斯、
托马斯等制度经济学家的观点一致。他们发现制度的确在经济成长中扮演关
键角色。杨小凯和廖最近用一个超边际经济模型严格证明了这一猜想。
上述的故事对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特别有启发性。中国 1978 年的改革开放
就如同开放大西洋贸易一般地开放了太平洋贸易。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
济成长绝大多数也来自太平洋贸易。中国至今享有与美国极大的贸易顺差，
正足以证明中国正是从太平洋贸易中获得经济成长的好处。
很不幸的是，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还是建立在政府对商业活动的垄断与管制
之上。这种对商业活动的限制让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从太平洋贸易获得的好
处，不但无法为社会大众所共享，反而被垄断性的官商企业以及与官商勾结
的私人企业所独占。虽然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至今，中国政府仍然
维持自改革开放以来对商业活动的垄断与限制。中国政府不允许私人任意成
立企业，亦即成立企业需要政府批准，政府仍然垄断着银行业、保险业、电
信业、新闻媒体业、汽车制造业以及大部分的外贸经济活动。
事实上，只要成立企业须经政府批准，政府也就控制着所有产业的商业活
动。也因为成立企业无法自动注册，所以从事商业、贸易活动就须和政府建
立关系，行贿甚至收买政府官员，也正是政府对经商自由，贸易自由的限
制，因此就造就了今日在中国成功经商要靠关系，讲门路；造就了表面上是
私人企业的股份公司，本质上仍为官商企业的特许利益等级；以及最严重
的，造成社会流动性遭受阻碍，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社会动荡的可能性逐渐
严重的情形。
去年 16 大会议中通过开放资本家入党，16大中出现了很多官商及与官
方勾结的股份公司老总。这种作法其实更是将垄断利益制度化。其结果是让
中国更像 16 世纪的西班牙而非英国。这让中国政府与有商业活动的特许阶
级更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中国的太平洋贸易有让中国「西班牙
化」的倾向。
因此，如欲中国经济发展长久延续，关键中的关键就是打破政府对商业以及
贸易活动的垄断，限制政府对贸易的干预，限制政党不得从事营利事业，党
库不能通国库，允许政党自由竞争，建立公平合理的选举制度，允许政党轮
替，以及建立分权制衡、权责相符的的政府体制等等，好让中国能像 500 年
前的英国，让太平洋贸易带动制度与经济成长的良性循环，造就中国的长治
久安，而不是走向 500 年前的西班牙，兴盛一时，但终究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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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为 The Rise of Europe: Atlantic Trade,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 原载《南方周末》 (4/30/)英国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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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凯：后发劣势
日21:24 　
《中国商业评论》　
著名经济学家 杨小凯（已故，此文为2002年作者的讲座发言）
这个题目也许不太适合很多人的口味，因为现在国内都在讲“后发优势”。我讲的后发劣势在西方研究的人也不多，有一位过世的经济学家叫沃森，他在财政联邦主义、政治经济学等领域很有建树，“后发劣势”概念就是他提出来的。他提出的英文名称叫“Curse To The Late Comer”，就是“对后来者的诅咒”。他的意思就是说，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所以可以在没有基础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为什么说“诅咒”呢？就是说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但是，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
英法制度差距
18~19世纪，当时的英国是发达国家，而法国是发展中国家，二者最根本的差距就是制度的差距。法国自大革命时期就实行专制制度，而英国1688年之后就实现了宪政制度。宪政制度在当时来说并不是一种民主的制度，而是一种共和的制度。所谓共和制度就是参加选举的主要是一些特权阶层，只有少数有钱人才有选举权，因此你很难说它是民主的。但它是“共和”的，就是说保护分权制度。共和实际是对民主的不信任，它害怕民主变成多数人压迫少数人，所以共和有一种保护少数的机制。比如美国参议院不管各个州的大小和人数多少都是一州两票，所以可以作为少数对抗多数的一个机制。美国另一个对抗民主的制度就是大法官制度。法官不是选举的，而是总统任命的，而且实行终身制。法官是可以对抗舆论的，所以有人说美国是言论自由，这不是绝对的。共和与民主是有很大差异的。
早期英国的成功就是一种共和制度、宪政制度的成功。有了这种制度才能限制当权者的机会主义。只有对政府的机会主义限制住了，经济才能发展起来。这是英国发展起来的一个根本原因。法国当时是一种专制制度，在政治上是人治的。比如说它是“薄赋轻徭”。“薄赋轻徭”是专制主义的一个特征，因为一个不是民选的政府不敢收太高的税，否则人民会造反的。而一个民主的政府反而会征很高的税。所以当时英国和法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英国政府平均税率比法国要高得多，但英国的税法很公平。在法国有很多人是可以不交税的，比如贵族。而在英国，任何人都要交税。正因为税法不公平，所以法国的平均税率比英国低很多，它没有能力搞大规模的公共事业。当时英国的官商关系叫做“建设性的冲突”，而法国就是官商勾结。所以英国当时的制度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宪政经济学、政治经济学里面的东西。其中第一个特征就是国王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是分开的。还有一个是当时英国执政党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是分开的，执政党在执政的时候不能从事赢利性事业。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不能直接去比赛，打个比方说，分饼的人绝对不能先拿饼，不能跟别人有利益冲突。
诺斯和温格尔在一篇论文中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现象，而是1688年光荣革命建立了上面说的这样一套宪政游戏规则。这样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就被限制住了，人民的机会主义也就跟着减少了，所以工业革命才会在英国发生。政策初一和十五不一样，就是国家机会主义。只有在宪政制度下，政府“分饼”才能尽可能公平。比如说专利制度，它没有公私之分，政府是完全中立的；还有普通法中规定了自动注册的制度，也就是保护私人企业剩余权的制度。这些使得技术发明可以赚钱，从而大大推动了技术商业化发展和技术进步。有了这些，才会有工业革命。而当时法国老是强调政府的科技奖励制度，就是由政府来判断奖励谁不奖励谁，这阻碍了它的技术的商业化。
对后来者的诅咒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在20世纪前，靠国有企业、专制制度和中央计划绝不可能实现成功的工业化。但是前苏联1930年代却用专制制度，国有企业和中央计划，通过模仿资本主义成功的工业化模式和技术实现了工业化。这种短期的成功，曾经使哈耶克和米塞斯等人受到很大的批评，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它同时也使俄国的宪政和法治的制度基础设施至今没稳固建立起来。俄国人民为此付出极高代价。不但长期经济发展受损，很多人更因此被迫害至死。这是一个后发劣势的例子。
还有南北美洲发展的对比。南美洲的资源很丰富，但一直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北美洲的资源贫乏，却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有人将此归结为三个方面原因。第一，北美地区各个国家中地方权力都很大；而南美洲只是把地方看作一个个税源，地方自治性很弱，所以就很难发展起来。第二，北美是一个新教国家，南美是一个天主教国家，文化的差异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同。最近哈佛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家通过一个回归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就是天主教及与此对应的普通法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负面的，而基督教及与此对应的大陆法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正面的。诺斯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第三，北美实行的是联邦制，而南美实行单一制。这也涉及到“好的资本主义”和“坏的资本主义”的区分。坏的资本主义除了官商勾结、政治垄断等之外，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收入分配不公。南美的基尼系数是世界上最高的，达到0.6~0.7。
最近很多史学家有这样一个公论，在18～19世纪的法国，生产是为少数贵族阶层服务的，其特点是一般的人买不起，这使得市场规模很狭小，从而生产成本很高，效率很低。而当时英国的生产是为大众服务的，所以市场规模大，成本低。所以收入分配不公是阻碍经济发展的。有人说收入分配不公是发展中国家的必然现象，这个观点是很值得反省的，因为这涉及到好的资本主义和坏的资本主义之分。同时收入分配和经济发展也是互为因果的，就是说收入分配公平使得经济发展快，经济发展快又使得收入分配公平。这也是好的资本主义的特点。而后发劣势跟坏的资本主义有很大关系。
正视中国的后发劣势
上世纪80~90年代的中国，用国有制(官办)、合资企业(官商合办)、承包制(官督商办)，通过模仿香港和台湾的劳力密集产品出口导向新工业化模式及大量模仿西方新技术来实现工业化，却相当成功。从俄国的教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短期的成功，可能又是“对后来者的诅咒”。它可能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改革，产生很高的长期代价。
我国家电行业的例子也很能说明问题。上世纪80年代中国家电产业的发展基本是国有企业占主导，这个发展过程是个典型的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改革的过程。成套设备的进口是技术模仿，不搞私有化就是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改革。政府垄断银行业、保险业、汽车制造业、电信业，并用模仿新技术和资本主义的管理方法来代替制度改革，也是中国的后发劣势。这种后发劣势的最重要弊病并不是国营企业效率低，而是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政府既当裁判，又当球员。在这种制度下，国营企业效率越高，越不利长期经济发展。
中国的另几个后发劣势的例子是电子商务、股市和期货市场。中国股市的硬件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香港，但它严格限制私人公司上市，也不给私人公司开证券公司的许可证，因此股市成为向股东吸血来补助低效的国有公司的工具。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吃了财政吃银行，吃完银行吃股东”。这却被有些人说成是“制度创新”。关于期货市场，大家已看到了国有公司垄断的条件下，期货市场买卖就是坑蒙拐骗，不可能成功。对于电子商务，有不少人相信中国在网络经济上有后发优势，但我却相信电子商务方面中国也有后发劣势，只要看看绝大多数网络公司都是国有公司或合资的，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一点。合资在洋务运动时期叫做“官商合办”，也就是说政府控制，而最近韩国的教训告诉我们政府控制是要坏事的。而且中国因为政府垄断银行业，信用卡和私人支票都无法普及，而这二者是电子商务付款的主要方式，没有它们电子商务怎能发展?所以今天中国想在政府垄断银行业和资信业的情况下获得电子商务的后发优势是绝不可能的。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也自认在电子工业中有后发优势，结果超英赶美的豪言壮语成了历史笑话。当年在电子工业方面与中国差不多的日本，反而靠老老实实学资本主义制度成了工业大国。二战后，美国军事占领当局为日本起草了一部宪政主义(而不是将政府的无限权力制度化的苏联式)的宪法(由公民投票通过)，国会又通过公平竞争法，解散了垄断性私人财阀(在美国压力下)，形成经济中的战国纷争局面。宪法中的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及专利制度成为日本成功的动力。
我参观浦东时，对中国的后发劣势深有所感。浦东的加工出口区，85%的企业是“官商合办”(中国国营公司占50%以上的股份)，基本上是政府以地头蛇的身份，利用其对土地和其它资源的垄断权，与外国和中国私人企业直接争利。大多数自由经济中的政府在加工出口区只是租地，提供服务，通常不经营企业。在自由经济中，私人企业很少会自愿与政府合资，而浦东政府在加工出口区又是用“官商合办”，模仿技术和资本主义管理方法来延缓制度改革。表面上颇有成效，实际上留下制度隐患。
我了解到韩国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对私人银行的控股和指派董事长的特权。金融危机后的改革也主要针对这一落后的制度,即废止政府控股和指派大私人公司董事长的特权。但是，我从不少中国人那里听到的，却是他们欣赏韩国的大公司制度，说是中国的国有企业也要搞公司集团。但我在韩国所了解的事实是，韩国的大公司绝大部分是私人公司，连大部分银行也是类似中国的民生银行的私人银行。改革前，这些银行也像民生银行一样由政府指定董事长。政府的特权正是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我在浦东还听到政府办高科技风险投资公司的事，更是大吃一惊，连风险投资这种最不宜政府做的事都偏要政府来做，而且以此推行政府的产业政策(英国成功的经济发展之特点就是没有产业政策)，可见中国的后发劣势有多么严重。现在大家都在讲进WTO后，民族工业会如何受到打击。正如张维迎所言，如果打击的是国有企业，有可能对中国经济就是好消息。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汽车工业没有竞争力，他们却没搞清，没有竞争力的是中国的国有汽车工业，而不是中国的私人汽车工业。我相信，如果限制私人经营银行和汽车工业的规例被废止，中国在10年内会有世界上最大的本国私人汽车制造商。看看私人公司“远大”的经验很多人也会同意我的看法。中国到处都有“科教兴国”，“教育兴国”的口号，这都是后发劣势的表现，真正要利用后发优势应该提倡“制度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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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1998 - 2015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陈平：劳动分工和宪政问题——和杨小凯关于方法论的对话
研究经济的物理学家，别号“眉山剑客”
关键字:&陈平杨小凯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方法论劳动分工宪政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杨小凯逝世10周年
【日，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去世，昨天是其逝世十周年。本文为陈平教授为日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纪念杨小凯研讨会而作，赐稿观察者网全文首发。
杨小凯，原名杨曦光，华人经济学家，最突出的贡献是提出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方法和理论。曾经被两次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由于其在经济学上的巨大成就，杨小凯被誉为&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华人&。2004年在澳大利亚去世，享年56岁。】
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曾两次被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
杨小凯是中国留美学经济学的学生中，最有原创力的学者。我在1986年留美经济学会在哈佛举行的第2届年会上认识杨小凯，一同参与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制度建设。1987年在密西根大学举行的第3届年会上，杨小凯和于大海来动员我去竞选第3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1989年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普里戈金统计力学与复杂系统研究中心举办了《非线性动力学和演化经济学》的国际研讨会，来了各学科的大家，杨小凯也来报告了他的成果，就是后来成名的新兴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模型：劳动分工的角点优化解。杨小凯关注两个问题：学术问题是劳动分工的起源，政治问题是中国的宪政。我也关心这两个问题。每次开会遇见杨小凯，我们都有许多讨论。这次，借着纪念杨小凯的学术会议之机，我把我们讨论的问题和方法论的争论，和大家分享，以进一步推进杨小凯关心的问题的研究。
中国文化传统，对死者的纪念，往往友人们来回忆许多动人的往事。西方学术的传统，对学者的纪念，是研讨他提出和留下的问题。和中国文化的&述而不作&的观念相反，西方学术争论越大的问题，学术贡献越大，因为启发的后来者越多。著名的例子，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至今生物学和经济学都没有定论：究竟人口增长是好事还是坏事？人口增长有无极限？马尔萨斯对社会科学的影响，究竟是客观还是主观的理论？但是，谁都不能否认，马尔萨斯刺激了达尔文的演化论，达尔文又激发了马克思。当然，希特勒和种族主义也可以利用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来为其恶行辩护，但那不是什么科学研究。作为物理学家出身的经济学研究者，我对问题的讨论，关心的是历史的事实和方法论的优劣，同时对问题的答案取开放的态度，因为任何科学问题，只有更好的答案，没有最终的答案。
杨小凯在普林斯顿大学念经济学博士期间，注意到英国经济学家阿伦-杨提出的劳动分工问题隐含的规模效应（Young 1928），无法纳入新古典经济学的价格理论。对这一没有解决的基本问题，他提出用角点解的模型来解释劳动分工的多样性，再引入科斯的交易成本，以讨论经济结构的演化（Yang and Borland 1991，Borland and Yang 1992）。他称之为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neo-classical economics）。他的工作受到芝加哥大学教授Rosen，诺奖经济学家布坎南和阿罗的欣赏（Arrow，Ng，& Yang 2000）。这是中国新一代经济学人首次进入主流经济学的创新论坛。杨小凯的过早去世，是中国经济学界的重大损失。
从左至右：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著名经济学家黄有光
下面，我重点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讨论杨小凯提出的问题，以及他的工作对未来经济学发展的启示。以下的内容，除了和杨小凯本人的当面对话外，以前从未正式发表过。这次应陈禹老师郑重邀请，决定把我们的对话与大家分享，并接受大家的批评，以推进中国经济学家对经济学基本问题的研究。我想说明的是，个人学术研究的路线和局限，受个人师承和个人经历的影响。这是我自己经常提醒自己必须注意的问题。不同学派之间的对话，有助于扩展研究的视野。
一. 解释劳动分工的两种思路：优化论与演化论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创的古典经济学，是从一个制针厂劳动分工提高效率的案例观察开始的。然后他在第3章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斯密定理：&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马歇尔以供求曲线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的是价格形成机制，而非劳动分工的演化。以萨缪尔森和阿罗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综合，把资源配置而非劳动分工列为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并引入预算约束条件下的优化模型，作为微观经济学的基础。显然，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与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和当代西方的新古典综合，存在经济学规范的整合问题。问题在于如何整合？
1.1 劳动分工引发的问题
Young首先提出规模递增和劳动分工之间存在互动关系（1928）。但是新古典经济学没有给出具体的解释。
Stigler注意到亚当-斯密的两个论题是互相矛盾的（1951）。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描写的是完全竞争，这意味着大量企业共存。但是斯密定理&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必然导致垄断竞争。两者在现实中如何共存？在逻辑上似乎自相矛盾。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对理解社会形态的演化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著名的李约瑟问题是：为何资本主义和科学产生于西欧而非中国（Needham 1954）？我认为这个问题关联到另一个基本问题：即中西文明的分岔为何表现为中国发展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抑制国际劳动分工，而西方打破自给自足经济，鼓励国际劳动分工（陈平 ）。
更大的问题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合理性的挑战。劳动分工的协调如何能通过&看不见的手&进行。如果市场的价格机制能够完全协调劳动分工，为何存在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和经济危机？亚当-斯密本人认为殖民主义是不必要的浪费，然而大英帝国和美国霸权的出现，清楚显现了不平等的国际劳动分工秩序。华勒斯坦指出劳动分工的核心区剥削边缘区是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机制（Wallerstein 1974）。这些问题基本上被排除在新古典经济学之外。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主要有两条不同的路线: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优化就是演化（Alchian 1950，Coase 1958）。换言之，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的发展是一个趋于均衡的制度收敛过程，这是西方价值普世观的理论基础。但是，以普里戈金为代表的非平衡态物理学认为生命和社会的演化是一个非平衡的多样发散过程（Prigogine ）。多数生物学家、人类学家而非经济学家支持普里戈金的观点。
由于不同的师承关系，杨小凯的工作，主要受新古典经济学的训练，所以他的方法论明确遵循优化路线，即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的框架（Yang2001）。而我的工作走的是非线性动力学的路线，即理论生物学的人口动力学和生态动力学模型（陈平 2004，Chen 2010）。我们力图解释的现象也不同。杨小凯试图解释国际贸易中出现劳动分工的机制，他的解释来自于张五常的猜测：降低交易成本。我的工作试图回答李约瑟问题：为什么中国和西方文明的演化路径出现分岔，以及如何理解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产业和大国的兴衰（Chen ）。
我和杨小凯对话的结果，是回答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优化规范和演化规范各自适用的范围在哪里？两者的交界在哪里？下面我来分别讨论。
1.2 杨小凯的角点解和劳动分工的多样性
优化解是效用函数或生产函数曲线上的一个极值点，这就无法解释劳动分工产生的多样性和历史发展。杨小凯的思路是：能否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讨论本质上是演化论的劳动分工问题呢？杨小凯给出的是一个技术性的解答，即设计一个特殊的生产函数，使他的优化解是两个角点解，以&二&代表&多&。从而可以演绎劳动分工的演化故事。杨小凯的数学模型在定性上可以描写不少经济学的复杂现象，但其本质仍然是新古典的优化模型。
1989年秋杨小凯把他的文章带到了奥斯汀举行的《非线性动力学与演化经济学》国际研讨会上报告。会后由南加州大学教授理查德-戴依（Richard Day）和我主编的，1993 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会议文集《非线性动力学与演化经济学》（Day and Chen 1993），没有收录杨小凯的文章，原因是技术性的。因为当时物理学、化学与生物学是&混沌热&。戴依是经济混沌模型的先驱，我是经济混沌经验观察的先驱。杨小凯的文章没有涉及非线性动力学。戴依否决他的文章，认为和研讨会的主题无关，我也无法辩护。
有趣的是，数学模型的技术性分歧，在经济学中带来哲学的含义。当时诺奖经济学家中，只有西蒙和萨缪尔森对混沌有兴趣。萨缪尔森不但喜欢我们的工作，自己也做了一个混沌模型，在非线性动力学的会议上发表（陈平 2010）。但是多数主流经济学家对经济混沌非常抵制。因为新古典经济学断言市场是自稳定的系统，无需政府干预，市场波动的根源是外来的噪声驱动。如果存在混沌，就意味着内生不稳定性。&自由放任&政策就没有根据了（Chen 2008，陈平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没有不稳定性就没有多样性，也就没有创新。这是熊彼特的演化与创新经济学，无法用新古典经济学的优化框架描写的原因。
但是，杨小凯坚持不懈。他找了一个西方的合作者Borland，把文章改写后投到芝加哥大学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杂志》，得到编辑Sherwin Rosen的赏识得以发表，从此打开在主流经济学的发表渠道（Yang and Borland 1991）。此后发表了一系列结果，包括国际贸易，增长，货币，和经济周期理论等等。他把角点解的模型分析方法取了两个不同的名字：超边际分析（inframarginal analysis）和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
杨小凯去世前给出了一个文献综述（Cheng & Yang 2004）。杨小凯的雄心是调和两个互相矛盾的经济学范式：亚当-斯密关于劳动分工是经济增长之源的思想和新古典经济学建立在边际定价和一般均衡假设上的优化框架。两者的共同之处在相信市场无需政府干预，这就是&古典&一词在经济学的含义。
杨小凯的方法论特点是从数学表象上拓展了新古典经济学现有的优化模型，但没有从经验观察和基础理论的角度质疑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所以，杨小凯的工作是发展或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但是没有发动对新古典经济学的革命。这和他在普林斯顿大学所受的训练有关。普林斯顿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大本营，但不是演化经济学的重镇。所以，杨小凯没有注意当代科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挑战。
科斯本人不相信数学模型。杨小凯把交易成本的概念引进劳动分工模型，得到了批评科斯理论的布坎南的欣赏。杨小凯注意交易成本的概念，是受了张五常和阿尔钦的影响。因为阿尔钦提出产权理论的动机，是要解决监督懒人的问题。监督费用可以看成一种交易费用。张五常解释中国改革成功的理论猜测是降低交易成本。但是，阿尔钦和张五常都没有数学模型，因而是一种规范论（normative theory），不是实证论（positive theory）。杨小凯的工作，在技术层面上超过了阿尔钦和张五常的经济学解释，把新古典优化模型引入制度经济学，并模拟了劳动分工得演化可能。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规范来看，杨小凯的工作有突破的进展。
1.3 我们对劳动分工条件的经验观察和理论探讨
我是物理学出身，没有受过新古典经济学的系统训练。我对劳动分工问题的兴趣，来自于文革期间对太原重机厂的实地调查。太原重机厂是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援建的中国第一个现代化的重型机器厂，有苏联式的完整的托拉斯结构，包括附属的技校、大学、和中心实验室。1968年春，我徒步长征从北京走到太原，得以有机会调查重机厂的历史和现状。令我惊奇的是，如此先进的工厂，建成十几年，工人数增加了几倍，但是产量只达到设计能力的三分之一。
什么原因呢？我翻遍了有关经济学的资料，也作了基层调查，都没有明确答案。最后，我问总工程师：什么是工厂的设计能力？回答是，定型产品的大规模批量生产。我立即发现问题所在：一个大型重机厂的设计能力是年产几十台重机，才能使销售额大于生产成本。但是，中国虽大，重型机械的市场却很小。研制一种新的重型机械，虽然技术先进，却只能卖出2-3台，达不到生产规模的阈值，企业必然亏本。要使新产品赢利，除非面向世界市场，才能达到设计能力的生产规模。但是，中国当时受西方和苏联的双重封锁，没有进入世界市场的可能。中国从国防需要出发，必须不断研究新技术。但是，研究新技术的企业都赔本，不愿生产。所以，新技术的研发必须以军工名义下指标，为国防不惜代价才能推进。
中国指令经济产生的根源，不是什么经济利润，而是国家安全。我观察到的毛泽东时代现代化国企效率低下的原因，既非技术落后，也非阶级斗争或产权不清导致积极性低落，而是中国在西方和苏联的双重封锁下，没有加入国际劳动分工体系，导致国内市场狭小，没有规模效应。中国从唐代开始，历代政府强调自给自足，而非发展国际劳动分工，主要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因为开放经济受外敌制约的风险，远大于相对封闭的自给自足经济。
我在1979年写过一篇文章，被中央有关部门决定同时发表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上，以推动对毛泽东以粮为纲思想的批评（陈平 1979）。我从生态学的角度指出中国种粮为主的简单小农经济在结构上比西方牛吃草、人喝奶或人吃牛的牧业结构更稳定。西欧得以发展外向型的国际劳动分工，是因为牧业无法自给自主。因为肉的保存要用香料，欧洲不产，必须发展到东方的印尼和印度的&香料贸易&。这不但回答了李约瑟问题，而且指出工业革命的挑战，必须发展开放型的劳动分工，以鼓励农业的多样发展。文章首次从国际和历史的视野，提倡开放经济和多种经营。并从中国的土地战争与西方的商业战争模式的比较，指出经济转型和战略转变的关系，为后来松动人民公社的指令性屯田机制，和发展家庭生产责任制铺平了道路。
当时，国内经过战争的老将军和老干部对我的文章从战略转变来理解邓小平的开放政策很喜欢，国外喜欢我的学者包括李约瑟、费正清、白鲁恂、裴宜理、和黄宗智，他们认为我的历史观属于文化人类学的范畴，即用生态技术的基础来解释东西方经济结构和战争政治模式的差异，鼓励我继续著书立说。
我1981年到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普里戈金热力学与统计力学研究中心做研究生时，发现普里戈金在布鲁塞尔的弟子发展了蚂蚁的劳动分工模型，其基础是人口模型的逻辑斯蒂方程，可以描写马尔萨斯指出的资源规模对人口规模的约束（Nicolis and Prigogine 1977）。我注意到中国集体主义的文化需要的人均土地资源比西方个人主义文化少的多。我引入资源开发竞争中不同文化的学习竞争，用来回答李约瑟问题，即为何资本主义起源于西欧而非中国。基础模型1987年在国际会议报告后发表（Chen 1987）。当时美国舆论关心的问题是日本是否会取代美国的地位？我给出大国和产业兴衰的规律，引起军备竞赛专家们的兴趣。1990 年代休克疗法使苏东转型经济造成严重损失，使普里戈金重新评价我的劳动分工研究，认为其重要性超过我后来做的混沌研究。
我2000年读到Stigler 1951年的文章，才注意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包含重大的矛盾（Stigler 1951）。我发现类似的矛盾在复杂系统科学也存在。对一个复杂系统而言，结构复杂性增加，究竟是增加还是降低了系统的稳定性呢？生物学家相信复杂性应当增加稳定性，物理学家的数学模拟得到的结果相反。究竟谁对呢？我用我的劳动分工模型回答了这一问题：复杂性和稳定性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trade-off）消长关系。我的模型可以用复杂科学的语言重新表述李约瑟问题：为何西方发展劳动分工，而中国难以发展劳动分工。
我的发现是：劳动分工的发展有三个条件：第一，资源种类不断增加，使劳动分工的范围经济（多样性和复杂性）不断增加；第二，每种资源的上限没有饱和，使规模经济有成长空间（表现为生态学中典型的逻辑斯蒂S形曲线）；第三，环境冲击的幅度有一定限制（包括生态或战争的波动幅度）。
在2012年7月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行的国际熊彼特学会的特邀发言中，我还进一步质疑新古典经济学的内生增长理论，批评阿罗&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的知识积累理论，只能导致富者永富，穷者永穷，而非后来居上，大国兴衰。我提出&代谢增长理论&（Chen 2013），指出知识的本质不是积累的，而是新陈代谢的。新产业的出现会增加社会资源，同时降低或取代老产业的生存空间，形成逻辑斯蒂小波，以此理解产业兴衰和&创造性的毁灭&。逻辑斯蒂小波的不同阶段（研发期，起飞期，饱和期，衰落期）可以观察到产权演变的生命周期，和政府角色的转变（Chen 2008，陈平 2010）。
可以看出，优化理论主要关注企业的短期行为和稳定结构，而演化理论主要关注文明、国家、和产业的长期行为和历史范式。
1.4. 从复杂科学和非平衡物理学看经济学优化理论的局限
我在和杨小凯的对话中，系统解释了为什么非平衡物理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存在范式冲突（Chen ，2010，陈平 2011）。我的分析如下：
新古典经济学的优化框架是模仿古典力学保守系统的哈密顿体系，这只对能量守恒的封闭系统成立，例如行星运动。但是，生命和社会系统是开放系统。开放系统的动态结构是耗散结构，靠连续不断的物质流，信息流，和负熵流维持，属于远离平衡的非线性动力学。普里戈金已经证明（Prigogine ），热力学函数在远离平衡的条件下不存在，优化就不可能进行。但是流体动力学和热力学照样可以描写系统的动态演化。天气预报就不是哈密顿力学，而是流体力学加热力学的状态方程，会有不稳定性，混沌，和湍流。从宏观和金融经济学的真实数据中，我们也观察到类似的混沌和复杂现象，这都超越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规范。
新古典经济学的凸性假设隐含资源无限、人的享受能力也不受生理学有限生命的限制，这是有问题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函数是Cobb-Douglass形式的幂函数，没有饱和上限，意味着不考虑环境的资源限制，也就否认了马尔萨斯的资源限制和亚当-斯密定理，即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这就无法理解当代的生态危机和全球暖化。
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也是难以解释社会演化的动力的（Chen 2007）。在物理学的视角看来，所谓交易成本就是物理学的摩擦力。劳动分工的演化和生物学的物种演化一样，都是从简单到复杂的演化过程。生命系统越复杂，消耗的能量和信息（负熵）越多。认为交易成本降低或摩擦力降低是劳动分工发展的动力，这一假设违背了热力学第二定律，科斯理论的零交易成本世界本质上是永动机理论，对理解现实没有意义，也就难以解释劳动分工的形成机制。诺斯也观察到，美国GDP中交易成本的比例从1870年的25%增长到1970年的高于50%（Wallis & North 1986）。
这使他对科斯理论产生困惑，转而去研究意识形态和风俗的作用。他的观察却支持了我们从热力学出发的观点。因为历史发展是时间对称的破缺过程，是不可逆的。而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模型都是对称的：生产者同时是消费者，但现实的劳动分工企业的数量远远少于消费者的个数，企业和产业的投资和生产周期也远远大于个体或家庭的消费周期，实际观察到的经济波动，有长期、中期、和短期的非线性波动。用生命有限的小波模型，比古典力学的周期波模型或新古典经济学的噪声模型要好得多。
换言之，如果不考虑开放条件下的国际竞争，不考虑产业和技术的新陈代谢，杨小凯的模型在直觉上是清晰的：简单的交易成本（例如运输和通讯成本）降低使企业决策愿意从市场上购买组件，而非全部自己生产。但是，日益增加的网络复杂性，将大大增加系统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协调成本（广义的交易成本）会增加的更快，这会限制劳动分工的规模，产生危机，拆分，或重组。不会单向持续扩展。假如杨小凯能活到金融危机之后，我猜他一定会有新的观察和想法。
二. 理解宪政的两种思路：理性设计还是历史演化？
我和杨小凯都关心中国的前途。我们在宪政问题上的分歧可能来源于不同的经历和方法论的差异。希望我们的讨论对下一代青年的思考有所帮助。
2.1 文革与留学的不同经历
文革开始时我是中国科技大学四年级的学生，正在参加农村四清。杨小凯是中学生，他的父母都是中共做地下工作出身的干部，涉及党内的路线斗争。所以，杨小凯1966年的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要实现巴黎公社式的大民主，比毛泽东还要激进。他为此入狱十年之后，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阴暗面体会很深，写了很多狱中见闻。他留美的普林斯顿大学，是环境优美的学府。所以，杨小凯见到西方文明的优越面，主张中国的改革向西方模式的宪政靠拢是不奇怪的。他得病之后，信仰转为基督教，用基督教的自然理性来论证宪政的普世性，可以说是完全接受了西方主流的历史观。
我对杨小凯的许多主张，都报同情和理解的态度。例如，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对避免专制君主和多数暴政显然是历史的进步，也给多数人带来利益。我的问题是，主张宪政的人，可能只有善良的愿望，但是没有可操作的办法。这有点像老鼠要给猫脖子上挂铃铛的问题，老鼠如何能说服猫自愿挂铃铛呢？
我父亲在抗战时先参加卫立煌的国民党军队做军医抗日，在中条山战役失败后，游过黄河，回到大后方，加入重庆地下党卢绪章领导的广大药房重庆分行做经理。他亲身见证了国民党军队与八路军的巨大差异。母亲是抗战期间从新加坡归国的华侨，对英国殖民主义在海外对中国人的歧视和压迫极为愤慨。虽然他们在文革期间也遭受冲击，但是始终认为中国革命改变了中国的贫弱地位，期待我们这一代能建设富强的新中国。
我在四清期间，观察到中国农村的主要矛盾是宗族矛盾，中国农村很难实行西方移民社会的民主制度。文革期间我观察到群众自发组织很难达成任何共识，破坏性有余，建设性不足。
我1980年留美的第一年，因签证误期先到德克萨斯州的休士顿大学留学一年，学校就在黑人区的边缘。我惊异地发现，美国社会贫富差距之大超过中国的边远乡村，犯罪率也远高于中国。我第二年转学到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美国的中等城市和大城市比，几乎是两个世界。后来多次到欧洲访问，并到东欧和俄国直接观察苏东经济的转型。我发现东欧和前苏联的基础建设、教育和福利实际上远远高于中国，平均而言也高于西方。但是休克疗法的结果，使跨国公司和金融寡头分别控制了东欧和俄国的经济，民众的生活和国家地位大幅下降。这进一步使我看到西方所谓民主法治和程序正义的局限。中国的改革开放离不开邓小平那一代人的远见，单靠民主程序难以避免苏东转型的覆辙。再好的法律没有人执行只是表面文章。中国的志士仁人前仆后继，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即使走了不少弯路，也比崇尚个人主义的国家走得远。
我的劳动分工理论，明确考虑技术革命中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两种文化不同的学习竞争策略，我证明在资源饱和和环境不利的条件下，集体主义文化比个人主义文化有更大的生存能力；而个人主义只有在环境涨落小，新资源不断开发的条件下，才能在创新竞争中领先（陈平 2001，Chen ，，2013）。我的工作在欧洲的演化经济学家中引起很大的兴趣。原来以熊彼特为首的创新经济学派和海耶克为首的奥地利学派，都重视历史和哲学的分析，但是认为社会现象太复杂，难以用数学描写。现在他们认识到，历史的多样性可以用非线性的数学模型描写。结果发生了方法论的逆转。新古典经济学坚持用本质是线性的优化模型和计量经济学的回归分析，而演化经济学家们日益努力地采用复杂系统科学发展的新工具，包括混沌、分岔、小波、网络等等。
2.2. 宪政谈判的二体和三体问题
我和杨小凯在宪政问题上的争论，在方法论上等价于力学中二体和三体问题的争论。大家知道，新古典经济学的所谓微观基础论，实质是一个理性人（鲁滨孙经济）的代表者模型，物理学叫一体或单体问题。天文学起源于托勒密的地心系，就是个一体问题。哥白尼和开普勒的日心系，可以做个质心系的坐标变换，地球绕太阳的运动这个二体问题，就可以变换为一个一体问题。在天体力学里，一体和二体问题都有解析解，也就可以预测行星轨道。但是庞加勒早在1900年就发现，月亮、地球、和太阳，或者两个行星加太阳的运动是三体问题。三体问题不可积，也就没有解析解。这是最早知道牛顿力学预测能力的局限，也是研究混沌现象的开始。
制度经济学的科斯交易成本理论，把社会冲突的化解等价于二人讨价还价的交易，博弈论的囚徒困境的实质也是二体问题。但是社会问题的本质是多体问题，最简单的多体问题是三体问题。老子说&三生万物&，数学上周期三是混沌的先兆。如果宪政问题是多人博弈，就取决于历史的偶然因素，不可能有唯一确定的稳态解。历史上，希腊城邦和罗马共和国的稳定性比中国和拜占庭短得多。战后亚非拉的民主国家经常被大家族或军人政变绑架。西方的民主政治被利益集团左右，应付危机和战争的能力不如社会主义国家，只是在和平创新时期有一度领先的表现。这些观察都说明社会历史现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我们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纪念杨小凯关于劳动分工和宪政的工作与思考，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我在这里，详细介绍复杂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观点，不是为了自夸，而是为了普及物理学的最新知识及其在社会科学的应用，因为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忽视科学对经济学的冲击。劳动分工理论和宪政都是西方思想史上的基本问题，但是最近几十年来，东亚和中国的崛起，使人们对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基本问题有了新的看法，丰富了人类知识的宝库。中国知识分子从到西方取经的启蒙运动，到参与当代国际社会的改造，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知识分子的对话和交融，提高了人们对人类社会的认识。这一进程才刚刚开始。
从经济思想史来看，新古典经济学把数学方法引入经济数据的分析和经济政策的决策，无疑是一个进步。但是，市场经济周期性的波动和危机，又使大家认识到市场经济的不稳定性和社会演化的复杂性。这对复杂科学与演化经济学的结合，起了推动作用。要走出美国起源的金融危机，超越西方劳动分工模式引发的生态危机，我们有必要整合东方整体论的智慧和西方分析科学的工具，来更好地解决我们面对的问题，探讨可持续发展的新社会。
要是杨小凯能有幸见到金融危机后各个国家的不同表现，我相信他一定会与时俱进，提出新的观察和理论。因为他的一生是思考的一生，也是探索的一生。
愿历史见证我们这一代人的探索对下一代的发展是有益的。
让我们共同努力，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好，把经济学推进到更高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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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责任编辑:张苗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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