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二:《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
节庆的演进与对《诗经》象征性阐释的阐释：
《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的两条线索
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的《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一书是《现代人类学经典译丛》中的一本，这意味着这本书被定位为一本人类学著作，而葛兰言也被视为人类学家，但是我想葛兰言的学术旨趣也许使得他在人类学研究中处于边缘的地位。虽然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在研究复杂文明复杂社会，但在葛兰言生活的年，人类学更多地处于对同时代简单社会的研究之中，而我们从葛兰言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所研究的乃是中国社会的古代时期或说“封建时代”，而这里的古代时期、封建时代与我们平日所谓的古代和封建社会完全是两个概念，指代不同的时期，葛兰言的封建时代，应该是指我国先秦时期，尤其是“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周朝。
这部著作我读了三四遍，最初我以为书的内容正如书名所揭示的那样，探讨的是古代中国的节庆，而其使用的文献，则是《诗经》，尤其是诗经“国风”中的部分歌谣。但我为了准备今天的读书会而不得不写下若干文字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原来的理解也许并不正确。同样正如书名所揭示的，也许《诗经》中的歌谣并不能仅仅视为节庆研究的文献资料，它还应该是研究本身。当我这样理解时，我觉得自己也许离葛兰言又近了些。但只是我自己目前的理解，姑把这个理解定名为《节庆的演进与《诗经》的象征性阐释：〈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的两条线索》。
节庆的演进是一条重要的线索，沿着这条线索，葛兰言解释了民间仪式是如何转化为官方仪式、节庆是如何转换为节日的。当然，葛兰言首先在《诗经》的歌谣中读出了中国古代的节庆。并做出不同类型的划分。
《诗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由于孔子与他的密切关系，又由于孔子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地位，以及儒家在我国传统社会中的正统地位，使得《诗》成为经典。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曾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合《韶》《武》《雅》《颂》”之音，认为孔子将三千余篇诗，加以删改，仅剩下305篇。这是关于孔子删诗的最早记载，后来班固又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当然，也有学者如唐代的孔颖达就对司马迁的说法提出异议：“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认为孔子没有删诗。无论孔子有没有删过诗，都不影响他与诗三百的密切关系，《论语·子罕》：“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这是孔子的话，说明孔子对《诗》有编正之功。
当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成为社会的正统思想，此后对于儒家经典，包括诗经的阐释就成为重要的学问。对诗经的阐释，在我国古代往往是以注、疏、传等方式实现的。记得费孝通先生曾经在《乡土中国·名实的分离》部分，说：“在中国的思想史中，除了社会变迁激速的春秋战国这一时期有过百家争鸣的思想争斗的场面外，自从定于一尊之后，也就在注释的方式中求和社会的变动谋适应。”并进一步指出“注释的变动方式可以引起名实之间发生极大的分离。在长老权力下，传统的形式是不准反对的，但是只要表面上承认这形式，内容却可以经注释而改变。”尽管在他的表述里，费孝通先生更多表达出了对名实距离的不满，但是在注释可以导致名实分离方面，他与葛兰言的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实际上，正是葛兰言认识到历代学者往往站在“象征主义”的立场上对于诗进行注释，使得“《国风》歌谣本身就与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用来说明道德哲学的准则和政治学的准则”，从而往往“具有历史的、道德的和象征的特点”，因此掩盖了诗的原意。葛兰言著作本书的目的之一，即在于“超越简单的文学解释和象征主义解释，去发现诗歌的原初含义。”而这也是他揭示古代中国的节庆的前提。
为了做到这一点，葛兰言提出在阅读《诗经》尤其是《国风》时，应该遵循的十六条规则，即1、无须关注经典的解释及其各种残留变体；2、忽略那些彰善诗歌与瘅恶诗歌之间的公认差别；3、编入《诗经》不同部分的诗歌可以毫无顾忌地进行比较；4、摒弃所有象征解释或暗示诗人“微言大义”的解释；5、仔细收集所有可能有助于证明象征解释之正确性的有关历史或习俗的信息，但只能看作是与象征解释毫不相干的资料；6、要注意对词语或句法的注释，但要区分那些竭力追求训诂精确性的注释和那些仅被拿出来证明其理论解释之正确性的注释。7、对诗歌的韵律给予最大关注；8、与类似的诗歌相比较，以确定每首诗的含义，或者确定一系列诗歌主题。9、要尽量以《诗经》解《诗经》，与其冒险将事实直接同那些与《诗经》既无渊源又无关联的观念或规则联系起来，还不如下决心只知道事实的原貌。10、可以谨慎地求助于外在依据；11、应该关注《诗经》的地方性差别和创作年代的先后差别；12、即使主题保留着最初的编排方式，但诗歌本身可能已经重新编排加工过了。13原初主题必然与当时的情感状态相联结，而这些主题可能会出现在表达类似情感的诗歌之中，而后来诗歌和原初主题所起源的事实之间没有任何关联。15、情歌及其主题尤其可能被赋予新的含义。16、某个主题或某首诗，即使没有经过重大的修改，也可能会用作忠告或暗讽。
随后，我们看到葛兰言严格遵循这些不可谓不复杂的规则开始了对于《诗经》若干歌谣的解读。他将选择的诗歌作了三种主题的划分，即田园主题、乡村爱情和山川歌谣，每一主题之下纳入了来自在诗经中处于不同位置的诗歌，以服务于他的目的。在处理每一首诗歌时，葛兰言都试图将附着于诗歌上的象征意义剥除掉，恢复其本来的意思；与此同时，他又将诸多诗歌视作一个整体，将它们联系起来，并大胆打乱它们的次序，靠他出色的想象力整合它们的描述，从而为我们呈现出一个完整的有逻辑的图景。这种图景在田园主题部分有，在乡村爱情中有，在山川歌谣中亦有。以乡村爱情为例，“青年男女在田野里相识，他们相会的场所是在城门之外——有时在桑林，有时在山谷，有时在山丘或者山泉边。他们沿着大路漫步，他们常常携手同行，并同车共乘。
“参加集体的人很多：有女如云：……”（P71）
不仅如此，他还大胆地将这三个主题联系在一起，在该书第118到119页有详细的表述，而联系的结果便是“在一定的时间和在一定的地方，一定有大规模乡村集会的习俗”，这个习俗当然就是指节庆。节庆举行的一定的时间是田园主题表明的，节庆举行的空间——一定的地方是山川歌谣表明的，大规模的乡村集会是乡村爱情主题表明的。
在葛兰言看来，这时的节庆无论从时间角度还是空间角度还是从活动的角度来看，都在促成万物的和谐统一状态，都是生成一种人类社会的最高秩序。从时间角度来说，古代的节庆是具有季节性和乡村性的，节庆总是在中国农民有节律的生活中的转折时刻举行，这种在时间上的把握有助于人们意识到自己与自然环境的一体性，自然的行为与人类的行为是一致的；不仅如此，节庆在确保人与物有序的同时，也能够保障自然界的正常运行。从空间角度上讲，葛兰言认为节庆举行的场所不是随意的，而是有着特殊气质的山川，即“圣地”，而这些地方的神圣性，完全来自于“在山川附近集会的地方共同体使得由季节节庆所激发的神圣力量的原理在这些地方生效，这些共同体代代都在这些地方实现他们的重新团结。”“人们通过这些节庆祈求免遭疫病，确保雨水适时降落，也祈求子孙的繁衍。由于坚信集会圣地的恩惠能够保障他们现在和将来的生活，地方共同体的成员感到他们与圣地之间有着牢不可破的联系，正是这种关系能够赐予他们以福祉；这促使他们像诸侯效忠于天子那样依附于圣地，当他们集合起来举行这些让他们受益无穷的节庆时，每个人都因希望得到恩惠而将各种美德归于山岳、河川和森林……在他的眼里，圣地充满了这种力量，无论何时，他的共同体都能够从中满足自己的愿望。在这些庄严的节庆中，人们与圣地自由接触，在圣地中随处游玩，半裸着跳入河中，同时还采集圣地出产的花朵或树枝（圣地的力量就显示并蕴含在这些东西里面），每当这种时候，在他们心中就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敬畏之感，一种此生此土的乡土意识。”圣地传统上就是季节节庆的链接点，它们目睹并保护着社会的契约，在周期性的间断时刻，社会契约通过这些集会而得到更新。从节庆活动方面来说，每一种活动都采取了竞争的形式，都将节庆参与者引入面对面的对立状态之中，而恰恰是从对立之中，地方共同体的各成员集团重建了他们传统的友好关系。当作为民间仪式时，古代的节庆是最高秩序的生成者和维护者。
但是官方仪式从民间仪式中生成了。通过《诗经》中的情歌，葛兰言研究了四种地方节庆，即郑国的春季节庆、鲁国的春季节庆、陈国的节庆和王室的节庆。令人不得不佩服的是，葛兰言将四种节庆分作两种类型，一是民间仪式，如郑国和陈国的节庆，一是官方仪式如鲁国和王室的节庆，并且通过对它们的比较，得出了节庆从民间仪式向官方仪式演进的一般特征。即节期缩短并相对固定；节庆的场所越来越固定；节庆参与者的数量逐渐减少；综合性的庆典仪式越来越趋向单薄化和专门化，这也促成了民间崇拜变成了有组织的崇拜。
这是节庆演进的线索。
另一线索是关于《诗经》歌谣象征性阐释的。可以说，在整本著作中，葛兰言始终都没有忘却一个东西，即他试图在诗经歌谣本身与注释者们对其进行的历史的道德的象征的解释之间建立起某种关系，或者换句话说，尽管葛兰言努力剥除注释者们对诗经的阐释而寻找其原初意义，他却希望弄清楚一个事实，就是为什么那些注释者们会一再援引这些诗歌来作象征主义的解释并且能够作出象征主义的解释呢？并且为什么“曲解了这些诗歌的象征主义解释又何以能够，“具有如此大的力量”能够保证人们遵从社会习惯呢？举一个例子，比如《郑风·风雨》：“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胡云不夷？”本来说的是情人幽会的诗，而象征主义的解释却是“思君子也，乱世则也思君子，不改其度焉。”这种转换是如何可能的呢？什么力量促成这种转换呢？在葛兰言看来：转换并非全无凭据，他说“如果认为他们所运用的象征主义在其领域内完全没有依据，那也是过于武断了。”（P39
）。而力量
“恰恰起源于诗歌最初具有的神圣性质”。这些歌谣往往和舞蹈、爱情一起是节庆的产品，它们起源于人们即兴创作歌谣的集会中，这些歌谣本身就具有仪式的价值，是在仪式和庆典的场景中被创作和演唱的，其主题中铭刻着自然现象和人类惯行间实际存在的对应性，比如当关关睢鸠在河之洲时，就是君子追求窈窕淑女的时候。这种对应性表明了自然规则和社会规则的统一。而借助这种对应性，人们可以出于新的需要对它们加以解释，比如《关雎》，既可以释为恋歌，也可以像《毛序》那样释为：“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由此，他解释了对《诗经》若干歌谣作象征主义解释的可能性和合理性，而这让葛兰言显得与其他学者颇不相同。现今治诗经者多把国风里的歌谣作为情歌来看待，而把从前治经者的象征性解释指斥为虚妄和牵强附会，由此在他们那里歌谣以及对歌谣的象征性阐释之间是一种断裂关系，可是葛兰言却在其中看到了连续性。这是他的高明之处。
在我看来，节庆的演进、对《诗经》象征性阐释的阐释，成为葛兰言展开研究的两条线索，但是这两条线索并非各不相关，而是紧密缠绕在一起的。古老的歌谣被赋予新的意义，与节庆的从民间仪式向官方仪式的演进是相关的，因为他们都与社会形态的变迁相关。根据葛兰言的描述，远古时代中国的社会形态是这样的：“一个乡的居民形成一个共同体，而共同体这种基本的集体形式则根据劳动分工划分为两类基本的集团”。基于两性间的劳动分工和土地的地理分配，使得男性和女性形成两个团体，每个团体都在适当的时间里从事那些与他们相适合的工作，“在全年中，隔离是规则，小集团的单调生活严格限制在日常的私人领域中。”在这样的社会中，节庆提供了一个让男女两性突破日常界限的时机，“这就是全面集会的场合，只有到了这种时刻，共同体才能恢复它以前的统一状态。”这时候，节庆具有控制社会的力量，能够使社会秩序在节庆中得到维护和更新。但是当人口密度不断增加，社会形态随之发生变化，社会活动成为日常生活的特征时，节庆，在大的间隔内举行的节庆就难以担当起维持社会秩序的重任了，取而代之的是君主统治。当节庆曾经具备的基本功能被君主取代后，节庆就被简化成了仪礼，时间缩短，数量增加，活动内容专门，往往具有明确的目的性，而且被分散到不同的月份而成为节日。同样，也是因为社会形态发生变革，歌谣得以被赋予新的意义。
对节庆的演进和对歌谣阐释之阐释构成了葛兰言这本著作的核心内容，然而，葛兰言撰写本书的目的却不仅止于此，他最终要告诉我们的，我以为应是：中国文化的基因奠定于上古时代，在上古时代劳动分工原则下的男女两性的交往为后来时代的社会交往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模式，也成为后来时代的中国哲学核心主题的模式。
在广西师大版的扉页上，这本著作被视为“历史人类学”的代表作，尽管目前对于民俗学的研究更关注当下，但从本质上来讲民俗学是一门讲传承的学问，我们说这本著作是历史学著作没有问题，说是民俗学著作也没有问题，他对于诗歌的整体性阅读有天才的并不可谓不大胆的成分，但他的另一个提醒却是十分重要的：“习俗在任何时刻也会通过持续的更新而延续着。无论与以前的习俗是多么的相似，都不足以解释当前的习俗：充分解释必须能够在两者之间建立某种联系，来说明当前的习俗是一系列特定情境下的必然结果。”看似相同的东西也许并不具备真实的联系，尤其是源流关系。
目前关于节庆的研究，也包括自己的研究感觉到走到一种无法深入的地步，将节庆演进与社会变迁结合起来探讨应该是将节庆引向深入的一个可能途径。另外，葛兰言对圣地的关注。在当前的节日概念和节日研究中，都给予时间和节俗活动以更多的关注，但对于空间则缺乏应有的重视，我想在以后的节日研究中也是应该格外注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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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散文诗在发光的绿洲上天马行空(组图)
　　天山网讯 鲁迅说，“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散文诗，在中国大地上找到了一片发光的绿洲伊犁，在此生根、发芽，天马行空似的在天马所驰骋的大地上成长。中国散文诗天马奖的光芒也让伊犁的六月显得格外明亮。　　6月15日至18日，由中外散文诗学会新疆分会与伊犁晚报社共同举办的第六届中国散文诗天马奖颁奖会暨散文诗创新与发展座谈会使得韩作荣、王剑冰、谭五昌、李寂荡、陈亚军、谷禾、虞金星、宓月、毛国聪这些熟悉的名字凝聚在一起，也使得我们能有机会走近他们。颁奖活动间隙，本报记者分别对与会作家、学者进行了专访，记录下了他们对伊犁人文气息的感受、对伊犁文学发展的思考。韩作荣　　写作之根　　（韩作荣：《人民文学》原主编、诗人、评论家）　　差点成为新疆人的韩作荣说，伊犁是个来的再多也不会厌倦的地方。　　47年前，正是文化大革命全国各地搞大串联的时候，韩作荣因此到了石河子。有一天他走在大街上，听到广播里说“新疆出了个塞外江南”，那时候他就特别向往伊犁，甚至提出要入兵团不走了。“但那时候人家不要，就没能留下来。”韩作荣笑着说，也是因此，他对新疆的情感一直很深，只要有机会就想过来看看。　　对于西域来说，古有边塞诗歌。而在上世纪80年代，也产生了以周涛、杨牧为代表的著名诗人所写的西北新边塞诗，这在中国新诗历史上也占据着一席之地。韩作荣说，当下，新疆也有很多不错的诗人，比如沈苇、南子、刘亮程、亚楠。他说，亚楠这几年比以前写得更好了，有明显的进展，这个地方有一种在文学上锲而不舍的劲头。　　“一种地域文化会渗透到一个诗人的创作中，这是他们的写作之根。”韩作荣说。一个人生在哪里，在哪里长大，这个地方会对他有一种根的作用。这个地方的风俗、习惯会在一个人的血液里流动，呈现出来，化作诗文，就很自然地成为他们写作的特征。　　“我还有个感觉，我觉得伊犁这个地方的马也好、骆驼也好、马鹿也好，都比较大，都长得那么好。这是块得天独厚、滋养生命的地方，生命在这里繁衍，更强壮。那么对于文学也一样，这里是文学的是富矿。开采得好，也会真正养育出一些有艺术感觉、写得好的作家和诗人。”韩作荣许下美好的愿望。当下信息如此发达，即便偏居一隅，也能把世界看得清清楚楚。伊犁地处祖国西北边陲，但只要个人有天分，有积累，能够墨守坚持，在这样一个有特色、像天堂一样的地方孕育大诗人、大作家不会是奇迹。　　对于连续举办六届的《伊犁晚报·天马散文诗专页》颁奖活动，韩作荣说，文化的发展对于一个地方是极其重要的。因为这个时代，物质消费的膨胀性力量已经把人都带坏了，真正在精神世界上有追寻的人已经不多。这种状态之下，为社会增加一点美学，增加点诗意栖居的东西，是这个地区文化建设的重要一点。（文/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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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王新鑫）陈亚军　　让厚重的伊犁文化大放光彩　　（陈亚军：《中国作家》主编助理、诗人）　　提到新疆，陈亚军也只是10年前在南疆待了半个月，匆匆忙忙在北疆石河子待了半天，来不及去体验和感悟北疆的风土人情，又踏上了匆忙回家的旅途。很早就有来伊犁的念想，10年都没实现，在心中是一个遗憾。今天，终于踏上了伊犁的这片热土，伊犁给人一种休闲、安逸、和善、好客的感觉。伊犁有大片大片的绿洲，水土丰美，充满了青翠和绿意，让人心情无比舒畅，内心十分安宁。　　伊犁有着浓厚的文学氛围，尤其是十分成熟的散文诗创作。另外小说、散文等文体创作队伍也不断崛起，文学创作是多元化的。每次读伊犁作家、诗人写的散文、散文诗，非常美，就像伊犁的自然风光一样，处处充满了诱惑力，让人无比向往。伊犁的作家、诗人把地域特色写得栩栩如生，读了一遍还想再读一遍。　　伊犁远在祖国的西北边陲，生活着许多民族，有着各种各样的文化交织，再加上优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伊犁是一片文学的土壤。作家、诗人在文学创作中，要抓特色，尤其是地域特点，要立足本土、地方，不断挖掘新的东西。另外还要有突破性，突破背景，通过朴实的审美，深入生活，写出心灵深处最为真实、人性的东西。另外，作家、诗人还要关注人的生活状况，这样文章才有亮点、耐读。　　报纸副刊逐渐被边缘化，少去了许多文化色彩。《伊犁晚报》的“天马散文诗专页”连续走过了许多年，目前已经举行了六届中国散文诗天马奖颁奖。《伊犁晚报》坚守和坚持发展纯文学这非常好，“天马散文诗专页”在全国都有较大影响。因为这些，这份报纸已经有着浓浓的文化味道。　　陈亚军说，到了伊犁，就恋上了这里的阳光，伊犁喀赞其民俗旅游区的热闹和独特风情，小巷中孩子们的笑脸以及门前老人的幸福表情，可以看出他们生活的无忧和美满，从他们眼中读到了善良。伊犁作家、诗人的创作，一定要立足本土，以独特的风情把伊犁特有的符号放大、扩宽，乃至深度挖掘。（文/摄影 记者张进峰）谷禾　　写诗是自我对灵魂的提问　　（谷禾：《十月》编辑、诗人）　　谷禾说，写诗是自我对灵魂的提问。他说写作，不管是写小说、散文还是散文诗，都一定要首先回答一个问题，即“我们的写作是为了什么？”就他个人而言，他认为写作其实是为了回答“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这个纠缠了整个人类命运的问题。谷禾说，写作关注的是人自身的存在我们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这种价值和意义更多地指向精神层面。　　为什么说写诗是自我对灵魂的提问？谷禾说，写诗本身就是写作者对这个世界有话要说。但这些话首先要说给自己听，然后是说给这个世界和读者。“如果你自己就没有耐心听你自己诉说，别人为什么要拿出宝贵的时间来听你讲？”谷禾的眼里，写诗是一场与自己、与世界的对话。它首先得面对自我，而且一定是个真实的自我。因为“我们阅读文学作品，实际上是了解两点，一是我们自身的存在，二是我们未知的存在。”谷禾说，读者读你的作品，他是想了解你。所以如果诗人所描写的自我不是真实的，那么别人也就无需看你的作品了。　　谷禾第一次来伊犁是2009年。他说伊犁真好，天是真正的蓝天，云是真正的白云，甚至风也是真正的自然风。对于这么一个广阔美丽的，充满了传说、历史文化底蕴的地方，伊犁的作家有责任也有义务把这些呈现出来。伊犁本土作家的写作，需要从蓝天回到大地，从云端回到尘埃里，扎根于这片土地，写出有血有肉、有欢乐有疼痛的、反映出这个时代的大众的真正生活他们的欢乐痛楚，他们的向往孤独。谷禾说，也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真正打动读者，真正能够从伊犁走向新疆，走向全国，甚至走向世界。　　对于散文诗创作，谷禾认为，它是更自由的、写起来更放得开的诗歌。和诗歌相比，它更通俗易懂一些，优美的语言和意境更容易为大家所接受。但目前必须正视的一个现实是，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哪个重要作家是因为散文诗而著名。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个文体还比较年轻，而诞生一个大家需要时间的积淀。对于现代的散文诗作家们，散文诗历史的积淀和作家自身的阅历还不足以支撑他们长成一棵棵参天大树，他们需要走的路还很长。谷禾说，对于这样一个含苞待放的年轻文体来说，我们要给它时间，让它去做探索，甚至允许它失败，关键是要坚持，一步步朝前走。（文/摄影 记者李剑）　　手机天山网　　iPhone客户端　　手机天山网　　Android客户端　　天山网官方微信　　（微信扫描关注）虞金星　　带着发现的眼睛来伊犁　　（虞金星：《人民日报》文艺部主编、作家）　　“伊犁的天空从那拉提草原升起，黄昏从午夜开始。”虞金星来到伊犁写下这样的诗句。他说，大概自己认识伊犁也就是从午夜开始的吧，从北京到伊犁的时差对虞金星来说不是时间问题，而是一种个人经验的差异。他说，这种经验的差异就会体现在文学作品中，本土作者写伊犁与外地作者写伊犁就会有很大的差异。　　《人民日报》副刊面向的范围广，作为编辑的虞金星说自己是带着发现的眼睛来伊犁的，他说：“希望能在伊犁发现一些作者。具有鲜活的生活经验的文字是最受欢迎，也是最难发现的作品。”在本地与外地作者写伊犁的作品中，虞金星读到的风物类的散文比较多，他说：“本土作者写伊犁需要有突破，从更开阔的视野与题材、生活状态、个人的精神风貌方面。多关注生活，深入生活，最深入的体验弥足重要，但其经验本身就在生活其中，需要写作者去挖掘。”　　虞金星打着比方说：“如果说伊犁的作者写不了北京、写不了上海，或许也写不了乌鲁木齐，那就写伊犁吧。”是的，足下的大地就是个人经验最丰富、感受最直接的所在，这种最深层的部分也恰恰是最难挖掘的部分，正如“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关注点在本土，但又要有走出去的视野，写伊犁但并不一定就只是伊犁。他还着重强调：文学作品至少要有正能量，作者自身要有正确的价值观念。这也是虞金星认为文学作品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要求。（文/摄影 记者王新鑫）宓月　　伊犁一样可以成为文学关注的焦点　　（宓月：《散文诗世界》主编、散文诗作家）　　宓月不是第一次来伊犁，2009年她就来过。但她说每一次来感受都不一样，一开始是新鲜，现在则有点沉迷。她说伊犁就是一个富有诗情画意的地方，在这样的地方，要想不写诗，要想不产生诗人都很难。　　她说，中外散文诗学会一共有7个分会，新疆分会就设在伊犁。在7个分会中，新疆分会和广东分会的工作是开展得最好的，活动是搞得最多的，影响是最大的。　　她说新疆分会之所以能取得这样好的成绩与领导的重视分不开。新疆分会主席亚楠不仅常有散文诗佳作问世，还在他主编的《伊犁晚报》上开辟“天马散文诗专页”，举办散文诗大赛和颁奖活动，而且连续举办了六届，规模和影响力都越来越大，成为中国散文诗界一个响当当的品牌。　　宓月说她20岁出头就在《伊犁河》杂志上发表过作品，因此，她对伊犁很亲切，对伊犁的文学队伍很亲切。这些年，她编《散文诗世界》，特别关注伊犁的散文诗作者群，有意识编发他们的作品，她承认，这多多少少是因为“伊犁情结”。　　她说她感觉“天马散文诗”颁奖活动组织工作做得越来越好，越来越规范。给她印象最深的是当天的活动现场来了不少伊犁师范学院的大学生。这些大学生的参与，让活动现场有了更多青春的气息，让散文诗的种子在他们的心中慢慢发芽、开花、结果。　　提问环节设计得很棒，让普通作者与名家、大家交流是一种很好的形式，既活跃了气氛，又拉近了距离，还增长了见识。　　针对学生的提问，宓月认为写作首先考虑的不应该是文体，不被文体所约束，而应该考虑的是怎么把自己最想表达的情感表达出来，写好了再来看是什么文体。创作重在创造而不是纠结于像不像。　　宓月认为，在这个全球一体化的时代，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世界的中心，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一样可以产生出莫言这样的作家、大文豪，伊犁也不例外。　　对伊犁的文学未来，宓月说她很有信心。（文/摄影 记者蒲雪野）　　手机天山网　　iPhone客户端　　手机天山网　　Android客户端　　天山网官方微信　　（微信扫描关注）毛国聪　　伊犁的散文诗如伊犁河水般迷人　　（毛国聪：成都双流文联主席、散文诗作家）　　提到伊犁，首先想到的是伊犁河水，然后不得不想到伊犁的散文诗，伊犁的散文诗像伊犁河、那拉提草原那样富饶、美丽。　　毛国聪是一位带有思考性的散文诗作家。10多年前，他去过喀什、吐鲁番、阜康等地方，来伊犁还是第一次。南疆给人的印象是一片一片的沙漠，伊犁给人的印象是一种辽阔、富饶之美，充满了宁静、纯洁，少去了大都市的繁华喧嚣和嘈杂，置身其中，十分宜居，给人一种无比轻松、人和自然相处非常和谐的感觉。　　来到伊犁，看到天空中朵朵像棉花一样的白云，天很蓝很干净，晚上推开窗户，见到了月亮和星星，非常清澈、纯净，这久违的感觉让他很兴奋。他认为蓝天、白云、星星、月亮、树叶也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充满了灵性的美。　　在大多数报刊副刊娱乐化的同时，远在西北边陲的《伊犁晚报》仍坚持副刊的纯洁性，并且还开辟了“天马散文诗专页”，目前在全国报业界还是首次，它不仅为散文诗作家提供了交流的平台，而且还担负起了培养新人的义务和责任。这是伊犁晚报人对文学的坚守，对散文诗的坚守，内心深处保持着一份纯洁性的东西，这非常好。　　毛国聪认为边疆文学这种提法不好，因为文学是不分地域、民族的，作家、诗人更是要有一颗包容心，有国际、全球化的胸襟。文学是不受时间、地域等因素限制的，因此文学要发展多元化。通过对新疆伊犁的初步了解，感觉到伊犁是一个充满友善、各民族互相团结、和谐相处，带有一种包容性，具有多元文化、价值的地方，这是伊犁人生活最为幸福、幸运之处。　　毛国聪最早了解的是伊犁源远的历史文化，然后是伊犁的散文诗。通过报纸等媒体，他也读到了许多新作者优美的诗作。伊犁是一个作家、诗人汇聚，诗人成长的好地方。这一次来，他特别向往草原，草原给人以开阔、无拘无束的美和自由感，无时无刻不在散发着一种诱人的魅力。（文/摄影 记者张进峰）南子　　伊犁的文学氛围很淳厚　　（南子：《新疆经济报》编辑、青年女作家）　　新疆青年女作家南子，近几年在文坛非常活跃，不仅出版了个人诗集《走散的人》，散文集《奎依巴格记忆》，随笔集《洪荒之花》及《西域的美人时代》，还有长篇小说《楼兰》《惊玉记》等，4月底，其新作《游牧时光》已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可谓佳作不断，成果丰硕。由此，本土诗人松龄盛赞南子是新疆文坛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初见南子，首先跳出来的就是安静、淡定诸如此类的词汇，但一打开话匣，你就会发现南子其实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大侠”，去过阿勒泰、那拉提、喀拉峻等地的草原、牧区，她的新作《游牧时光》正是她这些年特立独行的最大收获，是她“对边疆游牧文化一种挽歌式的记录”，其中，《那拉提的两面》等篇章就浓缩了她对伊犁草原文化的体验与思考。　　在南子看来，伊犁的文学氛围很淳厚，人情味很浓郁，以亚楠为领军人物的伊犁作家群对文化的热爱、对文学的坚守、对初学写作者的扶持让她很感动，他们不仅团结了一大批本土写作者，还吸引了一批又一批国内的知名作家、诗人来这里采风。她说之所以几乎每年都要来一次伊犁，某种意义上就是因为有这样一帮热心的文学朋友。　　南子说，伊犁本土作家的创作实力也让她刮目相看。据她了解，近20年来，伊犁州作家共出版哈萨克、汉、维吾尔等不同文字的长篇小说60余部，中篇小说200余部，散文集20余部，诗集150余部，其数量和质量都居全疆各地州前列。诞生出像乌拉孜汗·阿合买提、居马拜·比拉力、吐尔逊·艾里、郭从远、顾丁昆、阿拉提·阿斯木、亚楠、松龄等优秀作家。最近，阿拉提·阿斯木的一部长篇小说在《当代》杂志头题刊发。诗人松龄的三首组诗发表于《人民文学》。在《当代》《人民文学》这样的大型期刊发表长篇小说和诗作，在咱们全疆也极为罕见，这足见伊犁的文学实力。　　当然，南子也坦言，伊犁的文学如果要上一个更大的台阶，伊犁作家在歌咏伊犁迷人的自然风光的同时，还要更多地关注现实生活，关注人之流变、社会之流变，让自己的笔触尽可能深入到社会变革的深水区，真实反映由于社会变革给人们带来的生产、生活和思想、感情的变化，从而写出更多、更厚重的作品，更好地体现文学的担当、作家的担当。（文/摄影 记者蒲雪野）李东海　　伊犁有望成为新疆的文学重镇　　（李东海：新疆作协通联部主任、诗人）　　李东海说他最早知道伊犁河是一条由东向西流淌的国际河流，后来才知道伊犁还有一本文学杂志也叫《伊犁河》，也正是通过《伊犁河》杂志，他了解了伊犁的文学动态，认识了一批伊犁的诗人、作家。　　谈起伊犁的诗人、作家，李东海如数家珍。他说到王蒙，说到王蒙的作品，认为王蒙是伊犁的一笔财富，是伊犁的骄傲。他说到郭从远，他们的相识常常是在同一本杂志上。他说到亚楠，他知道亚楠是因为他和亚楠的散文诗经常同时发表在《新疆日报》“宝地”副刊上，他发现亚楠的散文诗文字很美，意境也很美，从此就记住了“亚楠”这个名字。他还谈到阿拉提·阿斯木，谈到陈予，谈到程静，谈到马康健、曾秀华、毕亮、西洲。谈到这些人的时候，李东海用了“文学势力”来表述伊犁的文学生态。他认为伊犁的文学生态很好，已经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结合，多民族共同繁荣，诗歌、散文诗、小说、散文多种文体齐头并进的可喜局面。　　而这种局面的形成与各级领导对文化、文学的重视分不开，同时也得益于《伊犁晚报》长期以来对文学副刊的辛勤耕耘。在新疆各地州，伊犁的文学事件是最多的，伊犁州直的新疆作协会员数量是靠前的。　　谈到伊犁文学的未来，李东海说他很期待。他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新疆的文学重镇在石河子，那里汇聚了一批在全国都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家、诗人。但近年来，伊犁河谷的文学力量异军突起，成为新疆文坛的一道独特风景。可以想见，要不了几年，伊犁河谷将取代石河子而成为新疆的又一文学重镇，为新疆文学注入一股新鲜的血液。（文/摄影 记者蒲雪野）　　手机天山网　　iPhone客户端　　手机天山网　　Android客户端　　天山网官方微信　　（微信扫描关注）来源伊犁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