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汾陶寺遗址发现4100年前宫廷“神秘”石窟群_夏朝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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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汾陶寺遗址发现4100年前宫廷“神秘”石窟群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发掘出一座4100年前的石窑群。专家称，这座石窑群既不是一般的手工业作坊，也不是烧制石灰的窑群，很可能与帝王的宫廷生活有密切联系。这座窑群位于遗址宫殿区核心建筑群东南部，中烟道、过道、窑门、窑床、火膛、窑室等一应俱全，呈蜂窝状。专家初步认为，这些窑群大约有4100年的历史。遗址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陶寺村南，面积约300万平方米，是中国黄河中游地区以陶寺类型为主的遗址，其年代大约是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900年，这一遗址的发现对复原中国古代阶级、国家产生的历史及探索夏文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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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逗比的消息。自从五年前登上腾讯之后，就在也没有了下文。
这不就有了下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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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兴趣而生，贴吧更懂你。&或夏朝存在吗？
据说至今没有可靠的考古依据，而且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那些专家们，他们真的在断代还是在坑爹呢？ 对于夏朝是否存在的怀疑依然如故。这种怀疑来源于一个很简单的西方理论：没有考古学上的证据，就不能明确证明。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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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9日在这里补充一点甲骨文的意义，希望大家对所谓“出入文字内证”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甲骨文的出土，其意义不单单在于一个“殷”字，或几个商王的名字。最主要的是，我们能通过商王占卜的内容窥见商王朝的经济贸易、行政体制乃至与四周的关系，而这些东西又完全符合一个现代的国家标准，所以说殷墟为商王朝，是学界的共识。而夏的问题在于，即使二里头出土了“夏”字，即使夏王世系能与司马迁的记载相对应，但如果没有类似甲骨文这样辐射范围极广的化石“史书”，要从考古遗存本身出发争论夏究竟是不是国家这个方法论本身，就是很有局限性的。简单地说，考古材料需要依赖考古学家的解释，相比而言当时人的当时文则更具“真实性”。具体的将在日后展开论述。——————————————————————————————————————10月27日看到各位这么认真看这篇烂文，有点不胜惶恐的感觉，我决定抽时间再写一些东西，是关于殷墟的，也算是科普性质的了。这个东西主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殷墟与商代甚至是商朝能够对应的特殊性。写这个的原因是有很多同仁谈到“出土文字内证”的重要性，而殷墟能与商对应，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甲骨文的特殊性。由于我近几个月在做田野工作，比较繁忙，且经常遇到没网的情况，因此可能这一部分会拖的时间比较长。不过我相信，这一部分还是值得期待的。另外，如果有时间，我还想修改下本文的语言，让它的可读性更强些。感谢大家能有耐心地读完这一大段话。————————————————————————————————————————10.28日我又增加了一些考古学界对二里头文化的看法，主要是代表认为“夏王朝”和“夏都”与二里头文化、二里头遗址能够对应的那一派，供大家参考。再次对大家致谢。————————————————————————————————————————高能预警：此回答非常装逼且极长，建议对考古学不太了解的慎点（不太了解历史的亦同）纯考古，历史什么的略沾边。实际上，这个回答主要解决的是：在考古学范围内，为什么对夏的认定有所争论？排版略渣，有错字什么的见谅，黑体字是为了方便不喜欢长文的找重点。另外，此题目虽然在本人专业之外（呃，严格地说），夏文化探索的议题我还是比较关注的，在此献丑了。最后说一句，本文大量援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商周组主任许宏老师的资料，版权所有，你懂得。如果对夏商周考古有兴趣可以关注他的新浪微博@考古人许宏。此外，我的认识可能与许老师有所出入，关注此问题的可以多看看许老师的博客。——————————————————————————————————————华丽分割线要回答楼主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问两个问题：为什么有人怀疑夏？为什么要用考古学研究夏？这个问题是极其重要的。那么，答案来了（高中历史教科书式文风）。。。：
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初，伴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清王朝的侵略，新的思想，诸如科学、民主的思潮开始传入中国（嘿嘿，没错这是我脑补的）。随着这些新思想的涌入，我国传统历史学开始全面向现代科学体系转向，其结果是诞生了以顾颉刚等学者为代表的“疑古学派”。“疑古学派”认为，中国的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古史”，因此有必要怀疑《史记》中《五帝本纪》、《夏本纪》、[1]《殷本纪》等篇的记载。这动摇了自汉代以来的中国史学体系，在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从以司马迁《史记》为中心的古史体系中看，夏史作为信史似乎是不容置疑的，疑古学派对《史记》的怀疑使夏史的面貌扑朔迷离。除此之外，“疑古学派”通过对《古文尚书》的辨伪研究，发现其乃是晋人伪作，而《今文尚书》亦有真伪之别，其中与夏史相关较大的《禹贡》篇，实际上只是战国时候的作品，这无疑又给本来就模糊不清的夏史抹上了一层迷雾（知道为啥要解决夏史问题了吧）。争论中，有学者指出，古史辨学派最大的问题乃是“破而不立”。对此，“疑古派”代表人物顾颉刚说：“近来曾有人对我说，‘你们不要考古史了，给你们一考什么都没有了！’……我们除了抱歉之外，还有什么话说！好在夏代都邑在传说中不在少数，奉劝诸君，还是到这些遗址中做发掘的工作，检出真实的证据给我们瞧吧！[2]”可见，“疑古派”也对解决“破而不立”的问题有一些思考：顾颉刚先生就主张要用“对遗址的发掘工作”来检验古史的准确性（用考古学方法解决夏史问题不是我说的，是顾颉刚说的。你要觉得你比顾颉刚还厉害，当我没说）。可见，从理论上讲，夏史建构不应只着眼于以往的文献史学研究，同时需要更多地转向科学的考古学发掘中。可喜的是，在疑古思潮影响甚巨，古史即将面目全非的同时，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先生和其食客刘铁云发现了“龙骨”。所谓“龙骨”，后来被证实为是中国迄今为止最早的成体系文字——甲骨文，并由此牵连出了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发轫——对殷墟的发掘，而正是殷墟的发掘为夏文化探索奠定了基础。但不得不提出的是，在发掘之前，王国维先生已对甲骨文进行过释读，他证明了甲骨文中确实存在“殷”字，并且将甲骨文中的先公先王与《史记》中对商王朝世系的记载相比较，得出司马迁的记载基本一致的结论。这一发现大大鼓舞了学者们探索古史的勇气，王国维先生的一句“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3]”，也成为此后学者们探索夏文化的力量之源。————————————————————————————————————————分割线看完上面一段话，相信大家对“为什么有人怀疑夏？为什么要用考古学研究夏？”这两个问题算是有比较浅层次的认识了。然后，我们不妨梳理一下前人的研究成果（这个东西直接关系到为什么“外国学者”依然质疑夏朝的存在）。在这里，我姑且将前人的夏文化探索研究分为三个阶段：曙光、黎明和高潮（高潮时候戛然而止，你懂得）。一、曙光。
严格地说，直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夏文化探索才真正开始起步，这主要是指对结合文献史学的考古学研究开始展开。当时探索夏文化主要的研究方法是从文献史学的“地望考”出发，通过确定一定的地理范围，寻找早于殷墟商文化的考古学文化。在条件不够成熟的情况下，当时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仰韶文化是夏文化[4]。例如，徐中舒先生认为，仰韶文化中的某些遗物与夏史内容有关，以及这一文化分布出于夏文化范围之内，因此怀疑仰韶文化是夏文化[5]。翦伯赞先生也持相似观点，他依据渑池县有夏后皋墓等传说，认为“足证仰韶存所发现之史前遗物，属于夏族[6]”。到了五十年代，对夏文化的认识又发生了变化。当时有些学者开始提出，龙山文化是夏文化。如范文澜先生根据龙山文化存在大量黑陶，并且发现有城址，结合文献“夏后氏尚黑”，“禹作祭器，黑染其外，而朱画其内”的记载，推断龙山文化是夏文化[7]。这些发现都鼓舞了学者进一步探索夏文化的信念。在此情况下，李学勤先生（泰斗啊）指出，“根据周代文献和铜鼎题铭，商代以前肯定有夏代存在，殷代祀商先王或自上甲，或自大乙，也暗示着大乙（汤）代夏之事[8]”。有意思的是，在这一时期，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先后两次出版了《殷周考古》油印讲义[9]，在这两本讲义中，编著者认为“有比较可靠的文字记载，从商殷开始”；而“史记夏本纪所提到的夏代，也应该存在的，将来要靠发掘来证实[10]”，其中对夏文化是一种存而不证的态度。从当时的情况来讲，以上猜测都是颇有道理的，而对夏文化“存而不证”的态度，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众所周知，上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是中国考古学刚起步的年代，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由于当时学术界所确定的殷墟文化属于晚商文化，而比商文化更早的则是仰韶和龙山文化，至于五十年代早期发现的郑州二里冈则缺少科学研究，并不能构建出一个完整的商文化年代序列。而值得一提的是，到了五十年代中期，邹衡先生的《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遗址》（夏商周考古的里程碑，没看过的自觉面壁）一文刊发，其中确认了二里冈与殷墟的相对年代早晚关系，使得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与商文化之间的空缺越缩越近。然而因为当时对商文化的看法还不甚清楚，例如认识到“（洛达庙一类遗存）与龙山文化遗物接近，但仍属于商代文化范畴[11]”、“1956年在洛达庙又发掘到殷带文化遗存，它的陶器具有一些特点，时代可能比二里冈早期的还要早一些[12]”。可以看出在这一阶段内，寻找夏文化的根基并不稳固，合理的假设亦只能向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方面设想，但在三十至五十年代进行的夏文化探索，亦可以算是“黑暗当中的一抹曙光”。二、黎明。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初，夏文化探索进入了黎明时期。首先是中原地区关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研究出现了重要进展，而促成这一进展的则是洛阳王湾遗址的发现与研究，它使得洛阳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划分为仰韶期、过渡期和龙山期，“在相对最重要的中原地区初步树立了新石器时代文化分期标准，由此便可以把黄河中下游时期石器时代文化和青铜文化串联起来，排列成彼此衔接的文化发展序列[13]”。在这种情况下，徐旭生先生曾在1959年首创性地赴豫西地区调查“夏墟”，因而他的话或许更具代表性：“据古代传说，商代之前有一个夏代。近十年虽说一部分疑古派学者对于夏禹个人的人格问题发出若干疑问，可是对于夏代的存在问题并没有人怀疑过[14]”。然而当时徐先生不曾料想，他根据“伊洛竭而夏亡”发现的偃师二里头遗址会在今后的夏文化探索中扮演重要角色。徐先生在此次调查中颇具价值地提出，“用文化间的同异来做比较，就渐渐地可以找出来夏氏族或部落的文化特点[15]”（不要再问我为什么提到探索夏文化必然说徐先生是起点，动脑子想想这句话）。事实证明，徐旭生先生的这一方法在以后的夏文化探索中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时期得出的认识认为，龙山文化至洛达庙类型可能是夏文化。如“河南龙山文化”，与“有关夏代社会的传说颇为接近。至于洛达庙类型的文化遗存……在年代上可能与夏代晚期相当。因此，上述的两种文化在探索夏文化中是值得注意的[16]”，和“根据文献上记下来的传说，二里头可能为商灭夏后第一个帝王成汤的都城西亳。如果晚期是商汤时代的遗存，那么较早的中期（或包括早期）的遗存便应属于商代先公先王时代的商文化，因为三者文化性质是连续发展、前后相承的。如果事实上夏、商二文化并不像文献上所表示的那样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那么这里中期和早期便有属于夏文化的可能了[17]”均如此认为。而在此之后，“由于整个60年代考古发掘并不多，且已经获得的考古资料还来不及消化，因此研究仍不够深入，而这种情况到了70年代则有所改观[18]”。就发掘出的新材料而言，值得指出的是郑州商城、二里头遗址一号宫殿和晋南地区的东下冯和陶寺遗址。对此，邹衡先生指出，“（由于）现在讨论夏文化的条件已经基本上具备，主要依据是：一方面，从仰韶文化到殷墟文化的年代序列和发展线索已经比较清楚，基本上没有什么缺环；另一方面，在这个年代范围内的诸文化分布以及其文化性质已经大致有了眉目（因此讨论夏文化的时机已经成熟）[19]”。在这种情况下，学术界逐渐提出“龙山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早期是夏文化”的观点。如“商代早期的宫殿建筑，为汤都西亳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从而二里头遗址的性质问题也就清楚了[20]”、“王湾三期、二里头一期均相当于夏代[21]”。据此可以说，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是夏文化探索的黎明时期。三、高潮。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至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有关夏文化的讨论进入高潮。有趣的是，在邹衡先生认为探索夏文化的时机已经成熟后不久，由于登封八方遗址的发现，著名考古学家安金槐先生也在探索夏文化上跃跃欲试。在此之前，不得不提安金槐先生关于“二里头文化一部分是夏文化，一部分为商文化”的经典论述。他综合郑州洛达庙和偃师二里头的资料，认为夏文化下限应该位于二里头文化二期，而其上限则要到龙山文化中去寻找[22]。1977年，安金槐先生主持了“登封告成镇八方遗址[23]发掘现场会”，试图在本次会议上提出酝酿已久的“王城冈遗址即禹都阳城”并属于夏文化的观点；而邹衡先生却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二里头文化一到四期都是夏文化，且夏文化上限便是二里头文化一期”的论断，对夏文化探索的讨论就这样突然进入了白热化。在此次会议的闭幕式上，夏鼐先生说“我们讨论的夏王朝是历史上存在过的，不像有些疑古派认为可能没有夏王朝，这个夏文化一定有它自己的特点[24]”。这次会议大大推进了夏文化探索的进程，以往不见的对“夏文化”本身的讨论也开始增多。如“‘夏文化’应该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25]”、“夏文化，也就是夏王朝所属的考古学文化[26]”、“夏文化问题，是中国考古学以探索夏王朝时期在夏人活动范围内一列的物质文化遗存为目标的学术议题[27]”。在这次学术讨论之后，随着邹衡先生的定鼎之作《试论夏文化》的出版，对夏文化的观点可以总结为四种：其一，主张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到二里头文化四期都是夏文化；其二，主张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到二里头一、二期都是夏文化；其三，主张二里头一、二期文化是夏文化，三、四期是商文化；其四，主张二里头一到四期是夏文化。实际上，上述四种观点又可以概述为两派：一派认为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不能把二里头文化一分为二，分割成夏、商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另一派则将二里头文化从中断开，分成夏、商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正如陈旭先生所言，“上述两派对立的观点，在认识和确定夏文化时，都有相同的立足点，即对商汤国都亳的确定。很明显，前者将亳都定为郑州商城，而后者将其定为二里头遗址。虽然这几派仍然争论不休，但寻找夏文化的信念却越来越坚定:“目前在考古学上还不能确切判定哪些是夏代的遗迹和遗物，这个中国古代史上的重要问题，随着新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总是可以解决的[28]”、“由于近代在殷墟发现了商朝后期的甲骨卜辞，其中的有关记录已经基本上证实了《殷本纪》所列商王世系，可见《夏本纪》中的夏王世系，也绝不会出自司马迁的杜撰。总之，夏朝的存在是完全可以肯定的[29]”（嘿嘿）。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此时进行夏文化探索的基点落在了商汤亳都上，即是遵循“上下左右法”的逻辑顺序，认为探讨夏文化必须建立在确定商代最早都城亳都的基础上，这一方法明显有别于此前的“地望调查法”和“文化比较法”。在1979年出版的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教材《商周考古》中，对商周考古的定义为“指夏、商、西周、春秋这一历史阶段的考古”，且在“商代”以前专辟一章讲“二里头文化”，并且声明，“二里头文化大体相当于历史上的夏代[30]”。对此，有人评论说：“显然,邹衡在执笔《商周考古》时，已为其学术观点打下了伏笔。在集体编写的公共教材《商周考古》中，具有极强的个人风格的“夏”学说已经呼之欲出[31]”。以上几派在学术上激战正酣之际，1983年，偃师商城的发现震惊了学界。由于文献中所载“尸乡，殷汤所都”，不少人由原来的“西亳”说转到“偃师商城汤都亳说”，二里头文化作为夏文化一部分的文化性质似乎越来越明朗。同时，夏鼐先生负责编纂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中仍在“商周时代”中的“商殷时期”一节下设“关于夏文化的探索”专题，紧接其后的“偃师二里头的早商遗址”，显然仍然坚持二里头文化晚期属于商文化的观点。而“一九八三年新发现的偃师商城遗址……肯定其为汤都西亳似无可疑。早商都城遗址的确定，必将极大地促进夏文化问题的进一步解决，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够取得大家公认的正确结论[32]”，则肯定了偃师商城的价值，并且进一步加深了寻找夏文化的信心。不仅如此，“商代的世系已被安阳出土的甲骨文所证实，商代的历史被确认为信史，那么有理由认为《史记·夏本纪》所记的夏代世系也非虚指了。因此，夏代的存在为人们所公认，并且都希望用考古手段去证实和补充夏代的历史”，似乎跟王国维先生“料想……确实也[33]”有异曲同工之妙。凑巧的是，正当“偃亳说”和“郑亳说”争得焦头烂额之际，1985年，郑州小双桥遗址的发现又为嚣都所在提供了新的证据[34]。至此，大多数学者接受了“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的观点，但是对夏文化的上限，仍然有诸多疑问。在此情况下，“夏商周考古”的称呼也开始出现[35]。在八十到九十年代，虽然有学者零星提出“陶寺遗存是夏文化[36]”等类似观点，但影响不大，主流依然认为夏文化上限即为二里头文化一期。到了1996年，举世瞩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本次工程对夏文化探索做了许多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得出“一部分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是夏”的观点。工程结果认为，“目前学术界探索夏文化的主要对象是二里头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二里头文化可能只是夏代中晚期的夏文化，而早期夏文化则要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中寻找[37]”，这一结论颠覆了以往的认识，在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以李维明老师为代表的学者相继发文[38]，怀疑这一整体认识。而同时，“夏文化”的概念也有了更清晰的认定：“‘夏文化’是指夏代在其王朝统辖地内夏族（或以夏族为主体的人群）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遗存，核心内容是关于夏王朝（国家）的史迹。需要说明的是，夏文化、商文化与后来的宗周文化、秦文化、楚文化一样，是历史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名称。它们同以典型遗址或最初发现的遗址地名命名的诸史前文化或二里头文化、二里冈文化、小屯文化的命名原则不同，属于考古学与历史学整合层面上提出的命名[39]。”（这段话非常重要，可以一窥中国这一阶段原史时期考古学研究的特点）此后，由于对新砦期和王城岗遗址的看法不同(比如，王城岗是大禹所都阳城还是羊圈之类)，夏文化探索走出高潮，开始在上限年代的确定上陷入混乱。——————————————————————————————————高能预警华丽分割线扯了这么多淡，现在开始正面回答楼主的问题：夏朝存在吗？嘿嘿，你要问我，我还真的不知道（别骂我，且往下看）我先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花费巨大篇幅讲述前人在考古学上对夏文化探索的研究，这个问题和题主的提问是极其极其密切相关的。因为，我所列举的所有研究具有一个共性:即使对所谓“夏文化”的定义有所思考，但他们的研究范式就是将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狭义族属和国家与广义的考古学文化相对应，所谓对“夏文化”定义的思考也只不过是想弄清“怎样对应”的问题（说得通俗点，就是把一个或几个遗址群和一群相同民族或者相同国家的人相对应）。那么为什么，“夏朝”的存在会受到质疑呢？排除考古发掘和编写报告中存在的问题，是因为研究方法一直被质疑。好的，下面是一点私人的理解，也是重中之重：私以为，若想用考古学方法找到夏文化，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狭义族属和国家能否与广义的考古学文化相对应？如果能，怎么对应？（说得通俗一点，就是考古学的“夏文化”和历史学概念中的“夏朝”，能不能是一回事？怎么就是一回事了？）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答案，直接影响到对夏商周断代工程夏文化探索部分的认识。我在此举两个国内年轻学者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答案一：可以对应。认同这个答案的，聪明的朋友应该已经知道是谁了.但是私以为，结合科技测年、文献史学和考古学田野发掘甚至天文学方法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这一方法论指导下的研究所能达到的实践顶峰，翻开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报告，里面学者的名字也能算上是如雷贯耳了，你要强行觉得你比他们都厉害，我也没办法。不妨以国博的戴向明为例：他们并不认为”在没有发现文字的情况下就绝对不能证实某些历史事件或史迹。比如二里头作为夏王朝的都邑、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就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同，但这样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首先是殷墟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殷都和晚商文化的存在，后来郑州和偃师商城又陆续揭示了早期商都和早商文化。尽管考古学尚没有发现或识别出相当于夏朝的文字，但人们根据商史的确认也都认为史书关于夏史的记载也非虚言。那么在史籍所述夏民族的活动范围内，早于早商文化的便是二里头文化，而二里头文化又是占据中原的唯一强势文化共同体；同时，二里头作为该文化唯一特大型都邑聚落，也是中原同时期的聚落无法比拟的。这样史书所载就与考古发现相吻合，完全可以证实二里头作为夏都和二里头文化作为夏文化的问题。但二里头文化是全部的夏文化，抑或只是晚期的夏文化；二里头是唯一的夏都，抑或只是晚期的夏都，则是目前考古发现所难以给予肯定回答的“（从某个层面上来说，还是断代工程与邹衡的论战）[39]。答案二：不可对应，或还没有找到方法对应。嘿嘿，这一派就是没有公开承认夏朝与二里头等诸遗址存在对应关系的…在国内，社科院考古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许宏老师是出了名的，外国的学者一般持此态度。外国学者不承认这种研究范式的原因， 同学已经说得很详细了，这里以国内的许宏老师这种”理性疑古派“为代表，他们主张改变将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狭义族属和国家与广义的考古学文化相对应的研究范式，走考古学自己的道路，突出原史时期考古的特点（实际上是由历史时期向史前时期考古靠拢)。这一方法的要求大概是：从聚落考古、环境考古等视角出发，研究二里头、王城岗、新寨、陶寺等遗址。严格地说，这些遗址不会因为不是夏都而逊色的，因为考古遗址就是客观存在。以二里头为例，无论其是否为夏都，大型宫殿、道路、发达的手工业、覆盖极广的贸易体系，都说明这一遗址是中国历史的一次质的飞跃。私以为，这种研究不是逃避“夏”的认定，而是在为认定“夏”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自汉代以来几千年的史学传统，因顾颉刚的几篇文章就支离破碎，从某种层面讲，考古学者的任务并不是“走出疑古”，而是“迫近历史的真实”。用许老师自己的话说，就是：“受多种因素的制约，无论考古学文化谱系和编年，还是碳素测年、传世文献记载，以及整合各种手段的综合研究，都无法作为检核这一历史时段研究结论可靠性的绝对指标，无法彻底解决都邑的族属与王朝归属等狭义‘信史’范畴的问题。就考古学而言，除了可以依凭的材料仍显不足以外，我们一直也没有建立起有效地说明考古学文化和族属、考古学文化的变迁与社会政治变革之间相互关系的解释理论。这种学术背景，决定了这一课题的研究结论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推断和假说的性质，某些具体结论，尚有待于更多证据的支持和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40]实际上，花了这么多文字，就是为了让大家理解
会说“目前中国学者要在夏的问题上获得进展，并不在于寻找更多的原始材料和考古证据，而是迫切需要更新理论和方法，否则再多再好的遗址出土都是枉然”的原因，顺便为我的公众考古课加几分0 0。。。另外，私以为“夏朝探索”若想有所飞跃，绝非考古学本身努力就足够的，相应地，我们或许更需要社会学、人类学甚至是政治学有所突破。最后说一句，考古学的特点是“说有易，说无难”，你永远也不会知道考古发掘将来会发现什么。所以，国内考古圈基本没人认为“夏朝不存在”，他们只是在更加科学地思考和追问。——————————————————————————————————————————参考文献：[1] 为方便读者查阅，关键部分编者予以加粗处理。[2] 顾颉刚、童书业：《夏史三论》，第135页。《古史辨》第七册下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3]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4] 丁山：《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第一分期。[5] 徐中舒：《再论小屯与仰韶》，《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1年。[6] 翦伯赞：《诸夏的分布与鼎鬲文化》，《中国史论集》，文凤书局，1947年。 [7]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47年。[8] 李学勤：《今年考古发现与中国早期奴隶制社会》，《新建设》，1958年第8期。[9] 分别为1954年和1956年。[10]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的基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业务学习教材》第60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11]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第一队：《郑州洛达庙商代遗址试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0期。[12] 夏鼐：《建国十年来的中国考古新发现》，《考古》1959年第10期。[13] 邹衡：《关于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文物》，1979年第3期。[14] 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11期。[15] 同上。[16]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文物出版社，1961年。[17] 夏鼐：《我国近五年来考古的新收获》，《考古》，1964年第10期。[18] 邹衡：《夏文化研讨的回顾与展望》，《中原文物》，1990年第2期。[19] 邹衡：《对当前夏文化讨论的一些看法》，《夏史论丛》，1985年，齐鲁书社。[20]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4期。[21] 佟柱臣：《从二里头类型文化试谈中国的国家起源问题》，《文物》，1975年第6期。[22] 安金槐：《豫西颖河上游在探索夏文化遗存中的重要地位》，《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3期。[23] 后来改称为“王城岗遗址”。[24] 夏鼐：《谈谈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在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1期。[25] 同上。[26] 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27] 殷玮璋：《夏文化问题》，《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28]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第3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29] 同【26】。[30]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第6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31] 许宏：《在“夏商周方国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暨“三代文明”专栏开栏语》，《南方文物》，2014年第1期。 [3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考古》1984年第10期。[33] 见【3】。[34] 陈旭：《商代嚣都探寻》，《郑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35] 《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文物出版社，1988年。[36]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教研室商周组等：《晋鄂豫三省考古调查简报》，《文物》，1982年第7期。[37]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38] 李维明：《郑州青铜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13年10月。[39]戴向明：《中原龙山到二里头时期文化与社会发展阶段的两个问题》，《庆祝张忠培先生八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4年。[4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绪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41] 同【3】。
夏不夏的，其实纠结于一个名称，已经意义不大了，题目不如换成“最早的中国是怎么形成的”。如果不耐烦翻专家著作，原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许宏有一篇文章叫《“连续”中的“断裂”——关于中国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过程的思考》，基本上把最早的中国前后的文化流变说清楚了。文章地址：
今天不断看到这个问题，实在忍不住了。以下是许宏老师从考古角度对这个问题所作的解释。我认为他是国内对这个问题最有发言权的几位考古学家之一。原文的地址，我怕只po地址没人看，所以作了全文引用，并稍做了截图和排版。您要是觉得许老师说的有道理，不需要给我点赞，请直接去他的博客好了。“夏王朝”考古：学术史·新动向·新思考——在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演讲提要（ ）2003：日本夏王朝肯定论的转型年2010年3月，驹泽大学饭岛武次教授，在敝所做了一场题为《二里頭文化と夏王朝の年代》的讲座。其中他谈到：关于这一问题，我在『中国考古学概論』第8章 第2节 中国古代文明」中指出：“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夏王朝时代的文化应是合理的”。是年，冈村秀典氏也写了基本上肯定夏王朝存在的文章，并出版了『夏王朝————王権誕生の考古学』，从书名看就是明确提出“夏王朝肯定论”的著作。2003年以前，日本没有学者肯定夏王朝的存在，这一年可以说是日本关于夏文化考古学的转型年。除了饭岛、冈村两位先生之外，其他日本学者也有开始持“夏王朝肯定论”者，如宫本一夫教授等。众所周知，在中国大陆，坚信夏王朝的存在是数十年来学界的主流认识。“证经补史”情结与研究取向，使得中国学者在数十年夏文化与夏商分界探索上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其参与人数和发表学说之多，历时日之长，讨论之热烈，都远超其他学术课题，围绕某大遗址是夏都还是商都的“郑亳说”、“西亳说”等论战构成奇特景观。但自新世纪前后，一些中青年学者开始反思，逐渐接受20世纪上半叶以《古史辨》为核心的反思传统，以及海外学界相对保守严谨的态度和观点，“超脱”出原有的话语系统，出现了质疑传统的“夏王朝可知论”的声音，提倡“有条件的不可知论”（即主张没有当时的有足够历史信息的文书类资料出土，不可能解决族属和王朝归属问题），形成两大话语系统并存的局面。这与日本学者开始认可夏王朝的存在（当然每个人的考虑不同）形成对照。本人就是“有条件的不可知论”的代表人物之一。我看冈村教授的《夏王朝》冈村教授新书出版不久的2004年年初，我正在日本做学术访问，第一时间获赠冈村先生的大作，一气读完，非常兴奋。在这部书中，冈村先生对中国考古学界某些思维方式的评价入木三分，正是我们这一代中国学者在反思的。同时，他又最大限度地给中国考古学界的不懈努力以肯定的评价。按我的理解，尽管书名上醒目地用了“夏王朝”，冈村先生的理念不同于中国学者的主流认识，他们往往积极地将文献与考古资料作简单的比附。作者是把这一问题从文献和考古两个方面来解析的，他首先系统地梳理了传世文献，指出这些文献所载“夏”的史迹，只能让我们了解战国秦汉人眼中的“夏王朝”是什么样，而不能当作信史来看待。可以说，这部书是融谨严的考古学分析与对文献中所遗留史影的总体把握于一身的。冈村教授对“夏王朝”的认定，是建立在考古学分析的基础上的。他指出“夏王朝”的上限还不能确定，只是认可了中国学者关于二里头与偃师商城时空和族群关系的推理，认为这应当就是夏商分界的考古学证据，即找到了“夏王朝”的下限，从而确认二里头为夏王朝的遗存，由是提出“夏王朝存在论”。如果我们认可考古学属于广义的历史学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就该承认考古学能够做的更多是解释而非实证。尤其在早期历史的探索中，“真相”是无从验证的，所以“正确”与“错误”之类的断语并不合适。从这个意义上讲，冈村先生的“夏王朝存在论”也是一种推断而非实证。但到目前为止，二里头与偃师商城的兴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王朝更替——夏商革命的说法，不能不说仍是最能“自圆其说”的假说。对中国学界“夏文化”概念的剖析包括夏鼐先生在内的众多学者对“夏文化”的定义，都有从考古学局限性的角度反思的必要。作为年代中国考古学的领军人物，夏鼐的态度和言论在这段学术史的每一个时期，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夏鼐在1962年发表的综述性文章中，在与夏商相关的文化的定性上非常谨慎：“1952年在郑州二里岗发现了比安阳小屯为早的殷商遗存，后来在郑州洛达庙和偃师二里头等地，又发现了比二里岗更早的文化遗存。”这相当确切地给出了当时考古学在夏商文化探索中所能得出的最大限度的结论。由于考古学的局限性和出土资料的限制，到目前为止，这一结论仍未被突破。显然，就早期王朝与族属的研究而言，早于殷墟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已进入未知的领域。但在随后的夏商时期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夏鼐关于在文化命名上要慎用族名的叮嘱并没有被很好的贯彻。即便是怀有上述清醒认识的夏鼐，在主政考古所时，还是认可考古所的发掘简报中对二里头宫室建筑给予明确的朝代定性。1977年11月，夏鼐在“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上，指出关于“夏文化问题”的论证前提是两个“假定”：“首先应假定：①我们探讨的夏王朝是历史上存在过的，不像有些疑古派认为可能没有夏王朝。②这个夏文化有它一定的特点。发言的同志虽然没有说明这二点，看来大家想的是差不多的。”上面这段引文应当包含如下几层意思：一、“夏文化”讨论的前提是承认文献记载中的夏王朝为信史；二、“夏文化”能够在没有当时文字材料的情况下，从考古学中辨识出来。此外，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夏王朝存在说”与“夏文化可定说”这两个前提已不被认为是“假定”，而成为深入人心的共识。这样的自信显然源于甲骨文和殷墟的发现：“由于近代在殷墟发现了商朝后期的甲骨卜辞，其中的有关记录已经基本上证实了《殷本纪》所列商王世系，可见《夏本纪》中的夏王世系，也决不会出自史迁的杜撰。总之，夏朝的存在是完全可以肯定的。”“既然商代历史和《史记·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已为安阳殷墟发掘和甲骨文所证实，人们就有理由相信《史记·夏本纪》中夏代世系也非虚构。事实上，这已成为王国维以来熟谙中国历史、文化的国学研究者的共同信念。”这种对夏文化探索的信心与共识显然已偏离了殷墟晚商王朝得以确认的根本前提，即地下文字材料与古典文献的互证。这样的共识与其说是实证的结果，勿宁说是一种情结。或像上引文所言，是一种“共同信念”。夏鼐在1977年登封现场会上的发言中，正式对“夏文化”的概念作了界定，即：“‘夏文化’应该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可以说，这一界定决定了相关讨论的路向。其中包含了狭义史学中的政治实体、确切的时段（“夏王朝”）和具体的族属（“夏民族”）概念，而这些恰恰都不是考古学所擅长解决的问题，甚至是无法解决的问题。此后，多数学者接受这一说法或仅对这一界定有所修正。邹衡的表述是：“夏文化，也就是夏王朝所属的考古学文化。”《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夏文化问题”条的定义是：“中国考古学以探索夏王朝时期在夏人活动地域内遗留的物质文化遗存为目标的学术课题。”直到近年出版的《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对“夏文化”的定义仍是：“‘夏文化’是指夏代在其王朝统辖地域内夏族（或以夏族为主体的人群）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遗存，核心内容是关于夏王朝（国家）的史迹。”需要说明的是，夏文化、商文化同后来的宗周文化、秦文化、楚文化一样，是历史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名称。”值得注意的是，夏鼐曾明确指出“历史时期中的‘殷周文化’、‘秦汉文化’，或‘隋唐文化’，这里所用的‘文化’一辞……与考古学上含有特定意义的‘文化’，严格说来，是要加以区别的。”但在后来的具体研究实践中，学者们更倾向于把以族属命名的文化看作是考古学文化。显然，夏鼐关于“夏文化”的界定奠定了日后夏文化讨论的基础，与此同时，它的提出也就决定了这一讨论的结局。回顾研究史，问题不言自明。夏鼐在上引登封会议发言的总结中作了乐观的预测：“虽然这次会上没有能够作出结论，但可以肯定，离做结论的日期是一天比一天近了。”然而，纵观数十年的论战，二里头文化究竟属夏属商仍在争议中，主流观点摇来摆去，无法认为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这些论题，可以认为都是在无从验证的假说的层面上进行的，已超出了考古学所能解决问题的范围。“初期王朝”与“前王朝时代”关于夏商文化的定性问题，我个人的观点偏于保守，倾向于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认为考古学、文献史学两大话语系统能够契合的上限，是殷墟文化——商王朝晚期的遗存。再往前，就是所谓的“原史时代”。在当时的有足够的历史信息的文书发现之前，文献上的族群、国（王朝）、都邑等，都无法与具体的考古遗存“对号入座”，无法得到确认。因而在我个人的话语系统中，暂时只用考古学的定名。我非常赞赏冈村教授在《夏王朝》中的称谓：“郑州城”而非“郑州商城”；“偃师城”而非“偃师商城”。至于二里头，本人只知有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而不敢断言其即为夏都和夏文化。因为我们排除不了它属于商都和商文化（甚至其他国族？）的可能。因而，对于二里头文化至二里冈文化期的广域王权国家遗存，日本学者首倡的“初期王朝”的提法是妥当的。年代上进入了文献所载夏王朝纪年的龙山时代晚期，在考古学上并没有发现与二里头都邑和二里头文化规模相近、属于同一发展阶段的“核心文化”遗存。在中原腹地，我们见到的仍是不相统属的小的地域集团及其中心聚落林立。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新密古城寨、新砦等遗址（群），都属于这类遗存。由于在所谓的王朝诞生传说地、时值“夏王朝”早期尚未发现与“王朝”相称的气象，所以我们倾向于把它们归为“前王朝时代”。新世纪以来，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始建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的主干道路网、前后多院落的大型宫室建筑，带有围垣设施的“国家高科技产业基地”（含青铜器和绿松石器制造作坊），这些在整个东亚地区都是最早的。新近发掘的5号基址就属于二里头文化二期，与同时期的3号基址东西并列。后者以院内发现成组贵族墓，其中一墓出有大型绿松石龙形器（龙杖或龙旗？）而著称。两座大型建筑都是至少三进院落，5号基址在发掘区内的面积已超过2000平方米，向南伸出发掘区。鉴于3号基址被二里头文化晚期的2号、4号等基址所叠压，具体面貌不详，5号基址是迄今所知保存最好的二里头文化早期的大型宫室建筑。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宫室建筑群以北的巨型坑中用幼猪祭祀的遗存也始见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或为偃师商城宫城内发现的国家级祭祀场的源头。依最新的动物牙釉质的锶同位素比值分析研究，二里头聚落中以猪的饲养最具规模，黄牛和羊（以绵羊为主，也有部分山羊）有外地来源的迹象，但在晚期都有本地饲养增强的趋势。虽然在二里头文化二期遗存中，还没有发现如二里头文化晚期那样的宫城、以酒器为中心的青铜礼容器群（已有陶、漆礼容器群）等，但从上述迹象看，中原初期王朝的都邑制度、宫廷礼制产生的时间可能上溯至二里头文化第二期。碳素测年上的新进展与问题目前中国大陆的测年技术，已进入高精度系列方法测年的新阶段。由于在有直接层位关系的遗存单位中采集成组的样品，产生系列数据，可以给以往的单个样品过于宽泛的年代数据加以限制，所以精确度有所提高。据测年专家说，从这样的视点看，以往基于单个数据对二里头文化年代所做的讨论，就略显粗疏了。到目前为止，与初期王朝时代相关的测年数值，有两个难以动摇的支点。一是郑州出土二里冈文化晚期（二里冈上层）一段的水井木料（保存状况极好）所测数值，为公元前1400±8年；一是新砦遗址第二期遗存（简称“新砦期”）标本的数值，约当公元前1870～前1720年（由北大、社科院考古所、奥地利维也纳有关机构三方测出并加以比照）。但具体问题还有讨论的余地。关于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依最新系列测年的结果，是公元前1750～前1530年之间。但这一测年结果，是以“新砦期”绝对早于二里头文化一期为前提的。鉴于新砦遗址和二里头遗址都没有发现“新砦期”晚段和二里头文化一期早段的遗存单位的直接叠压打破关系，加上文化面貌上的共性，包括本人在内的若干学者认为“新砦期”晚段和二里头一期早段同时存在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如是，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上限可能会达到公元前1800年左右。至于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与二里冈文化早期（二里冈下层）一段的关系，也因为二者没有直接的叠压打破关系，而不能断定为绝对的早晚关系。在即将完成的《二里头：年田野考古报告》中，我们就把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与二里冈文化早期一段在分期上归为一个段别。大体相当于郑州商城的二里冈下层一期和偃师商城第一期的这类遗存中，含有浓厚的二里头文化第四期的文化因素，很难从二里头文化四期遗存中划分出来。从二里头遗址新的发掘材料看，“偃师商城第一期的年代，大致同郑州以C1H9为代表的二里岗下层一期相当，又同二里头遗址V区H53和III区H23为代表的二里头四期（晚段）相当”的论断是合适的。由于二里头文化下限年代的确定也是以二里冈文化早期为参照系的，与上述“新砦期”的情况相同，其年代下限也可能稍晚，达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如是，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早期（二里冈下层）就被卡定在公元前1800～前1400年这一时间段内。约400年的这段时间被划分为五期9段，它们的相互关系可图示如下。如果您认可《竹书纪年》等文献中的夏商纪年，那么，二里头文化的主体究竟在夏纪年范畴内还是商纪年范畴内？（从五花八门的数据中总可以找到契合者）如果您认可二里岗文化和殷墟文化这两个不同考古学文化同属于商王朝的文化，那么为什么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不可能是同一个人们共同体（商王朝）的文化？中国人、日本人从晚清、江户时代到今日在文化面貌上的变化已面目全非，但中国人仍是中国人，日本人仍是日本人，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间的差异比这要小许多，为什么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不可能是同一个人们共同体（商王朝）的文化？一言以蔽之，到目前为止，在有关“夏王朝”的研究中，我们还没有证据可以排除任何一种假说提示的可能性。最后，请允许我引用在座的冈村教授的意见作为今天演讲的要旨：尽管日本学界的风向有所转变，但并非夏王朝的实际存在已有了确实的证据。我们现在要直面的问题，不是夏王朝的实际存在与否，而是要搞清在已被甲骨文证明了的殷王朝之前，是否存在可称为王朝的王权和政体；如是，它是否可以称为中国最早的王朝，其政体具有怎样的社会、经济、文化的特质。考古学可以充分发挥其特长之处，舍此无他。 飯島武次：《中国考古学概論》，同成社（東京），2003年。 岡村秀典：《夏王朝————王権誕生の考古学》，講談社（東京），2003年。 宫本一夫：《神話から歴史へ——神話時代　夏王朝——》，講談社（東京），2005年。 许宏：《方法论视角下的夏商分界研究》，《三代考古》（三），科学出版社，2009年。 许宏：《高度与情结——夏鼐关于夏商文化问题的思想轨迹》，《南方文物》2010年第2期。 夏鼐：《新中国的考古学》，《红旗》1962年第17期；《考古》1962年第9期。 例如，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4期。 夏鼐：《谈谈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在〈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1期。 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同注8。 同注9。 殷玮璋：《夏文化问题》，《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同注10。 夏鼐：《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考古》1959年第4期。 同注8。 西江清高：《1987年の動向：中国──初期王朝時代》，《考古学ジャーナル》第291號，1988年。小澤正人、谷豐信、西江清高：《中国の考古学》，同成社（東京），1999年。 许宏：《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年。 赵海涛、许宏、陈国梁：《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年度勘探与发掘新收获》，《中国文物报》日。 赵春燕、李志鹏、袁靖、赵海涛、陈国梁、许宏：《二里头遗址出土动物来源初探——根据牙釉质的锶同位素比值分析》，《考古》2011年第7期。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张雪莲、仇士华、蔡莲珍、薄官成、王金霞、钟建：《新砦－二里头－二里冈文化考古年代序列的建立与完善》，《考古》2007年第8期。 同注22。 同注10。 岡村秀典：《夏王朝──中国文明の原像》“补论”，講談社学術文庫版，2007年。
啊！！！哈哈哈 ，今天放假，这个题目就让我来吧。反正我是闲的蛋疼。而且关注的人蛮多的。`(*∩_∩*)′。（知乎的文字编辑功能好单调啊。）下面内容是根据两篇文章整理而来，为了便于理解，会加入我的一些真（hu）知（shuo）灼（ba）见（dao）。长文费流量，点开需谨慎。为了严谨，参考文献列于前面：张国硕：《试析“夏王朝否定说”形成的原因》，《华夏考古》2010年第4期；陈淳、龚辛：《二里头、夏与中国早期国家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向他们致敬！
夏朝否定论的由来
随着20世纪“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在中国史学界萌生了”疑古思潮“，古史辨派也随着应运而生。古史辨派呢对以司马迁《史记》为代表所记载的夏商周三代历史以及五帝时代历史提出诸多质疑。后来，胡适先生提倡”整理国故“提出了东周以上无史的论断。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提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之观点，从怀疑古代典籍到历史人物，以及到怀疑整个古史体系，而且杨宽先生在其《中国上古史导论》中明确指出，夏史大部为周人依据东西神化转述而成。陈梦家先生认为：夏史乃全从商史中分出。顾颉刚先生也断然否认夏禹的存在，禹之为虫，认为禹是一种动物，或者禹是南方民族神话中的人物。20世纪后期至今，国内外一些历史著作或教科书据此认为中国文明是从商王朝开始的，更有甚者认为：夏是西周统治者杜撰的朝代。疑古思潮的流行和古史辨派的形成，对中国古代历史文献的辨别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是后面就有点过度了，有一些人为了博名，提出各种稀奇古怪经不起推敲的论断。关于疑古思潮的不妥之处，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言：疑古思潮、、、、、对于古史，对于古代文化，在某些方面否定过度了，以致造成了古代历史文化的空白。
虽然文献中有关夏的记载夹杂一些所谓的神话传说色彩，但不能就此得出文献有关夏史的记载全不可信的结论。从世界文明发展史来看，一个民族早期的历史总是要和神话传说不可分割地纠结在一起。传说，是人们对过去一种模糊的记忆。正如王国维先生所云：上古之事，传说与失实，相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如司马迁《史记o殷本纪》所记载包括商王世系在内的商代历史也带有一定的神话色彩和传说性质，在甲骨文发现之前，许多人怀疑其真实性。而甲骨文商王世系卜辞的发现以及考古学上殷墟文化的确认，证明《史记o殷本纪》有关商史的记载尤其是商王和先公世系的内容基本上是可信的，剔除其神话部分，主体内容是可靠的。时至今日，没有人再对商王朝的存在持怀疑态度。据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司马迁同样包含有神话色彩的《夏本纪》的记载主体也是可信的，夏王朝的存在也应是理所当然的。连现在的朝鲜人民都认为伟大的领袖是宇宙之神，何况古人。难免在追述英雄人物的时候会加入各种科幻的夸大内容在里面。历代史家工作实践表明，后人在整理前代的历史资料时，使用了当时的文字与语法，渗入了当时人的思想观点，这是完全正常的现象，不能就此否定文献材料基本框架的可靠性。综上所述，夏朝存在与否不敢轻易否定。
夏朝存在的考证
与文献记载其他王朝不同，有关夏代历史的文献资料相对要简略一些。有关夏史较为可靠的文献记载，大多零散见诸于《尚书》、《诗经》、《左传》、《竹书纪年》等典籍中，缺乏全面、系统的述论。相对来说，《史记o夏本纪》是唯一的专论夏史的典籍，但其内容仍是十分疏略，且与《尚书o禹贡》有较多的重复。即便是如此有限的史料，也多是西周以后甚至东周秦汉时期史家追记补述的。先秦诸子中提到夏史的部分，许多是为了发挥自己理论或主张时才提及夏；有的文献材料还存在后代传抄错误、篡改的现象或可能性；一些文献材料还夹杂大量神话传说的成分。因此，在夏代史研究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难怪早在2000多年前的孔子就已发出夏史研究困难重重、有关材料“不足征也”《论语o八佾》的感叹。
尽管考古学为研究夏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但在夏代文字发现与研究上还未有突破性的进展。目前，考古发现一些关于夏代文字的实物资料，包括陶文和骨刻文字。如二里头遗址陶器之上发现的数十例刻划文字符号，这些陶符结构复杂、简繁并存，许多可以与甲骨文、金文相对应，有学者考证其，基本上都是夏代文字。陕西商县紫荆遗址发现有包括交字在内的4个二里头文化陶文，其风格与殷墟甲骨文一脉相承。河南渑池郑窑遗址也曾出土一些属于二里头文化的骨刻符号。二里头遗址Ⅳ区曾出土一片年代属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契刻有一条鱼形的骨片，有学者根据：说文，鲧，鱼也，从鱼，系声。认为此骨刻鱼形可能就是鲧字。此外，新密市黄寨遗址还发现一片属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的卜骨，上有两个刻辞文字，有学者考证认为后一字，可能与夏字有关，或可假说为夏字初形。尽管有如此发现，但这些文字符号多是简单的字符，未见到明确标出某某遗存就是夏代文物的实证。两个刻辞文字，有学者考证认为后一字，可能与夏字有关，或可假说为夏字初形。尽管有如此发现，但这些文字符号多是简单的字符，未见到明确标出某某遗存就是夏代文物的实证。迄今为止,我们还未见到夏代的青铜铭文，更未出土像商代殷墟甲骨文那样内容较为丰富的文字系统，也未见到当时的竹书、木简、石刻等文字实物；而能够看到的出土文献材料则是西周以后的青铜铭文、竹书以及商代卜辞和青铜铭文中有关夏的少量记载，证据力度相对薄弱。这些缺陷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夏王朝否定说的流传。文章学术风味太重，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读下去呢。当然，下面就说一说题主谈到的夏商周断代工程。
夏商周断代工程以及早期国家探源
在中国早期国家探源中，夏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自从商代的史实因殷墟发掘而被确立为信史之后，论证夏的真实性自然被提上议事日程。早在20世纪中叶，范文澜根据《竹书记年》中的传说和《史记》的记载，将夏列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徐旭生先从文献资料考证“夏氏族或者部落所活动的区域”，指出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和山西西南部汾河下游为两片可能的区域。并亲赴河南进行考古调查，在偃师二里头发现早商遗存后，进一步提出在河南偏西、山西西南进行调查和发掘的建议。同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队对二里头进行试掘，发现了从龙山晚期到早商的三层文化堆积。
之后，有不少学者陆续发表文章提出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的见解。比如，佟柱臣以《国语o周语上》“昔伊洛竭而夏亡”的记载圈定夏的地理位置，将《竹书纪年o夏记》“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的记载来对应二里头遗址的两个碳十四年龄，从时空上锁定二里头应该就是夏代的都邑，然后将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宫殿遗迹、青铜器、墓葬作为奴隶制国家的特征来讨论。尽管存在争议，但是在一些权威学者的坚持下，不同声音渐渐变小。比如，邹衡就力排众议，赞同“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这种学术界的共识，使得疑古辨伪成为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古代传说和记载又被不加检视地应用，有人乐观地声称，对于疑古派极力否定的夏朝，经过数十年历史学家们的艰苦工作，目前史学界中明确否定的人已经很少了。
1995年以后，受到埃及、两河流域考古纪年成就的激励，国务院决定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结合天文学、考古学、历史学、古文字学等多门学科，应用较先进的断代技术，将包括夏在内的三代研究推向了高潮。1999年《夏商周断代工程》通过结项验收，被评为当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其总目标是通过了9个课题和44个专题的多学科联合攻关，制定一份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三代年表。该项目的成果发表后在国内受到一致好评，但是在国际上却遭遇尖锐批评（这与这点，文字后面会有提到，除了学术传统方法之外，更多的是我们所站的立场不同），凸显了中外学术界在学术规范和研究方法上存在的显著差异。《夏商周断代工程》不仅确信夏的存在，而且列出了夏代各王的世系表。坚持这一论断的学者以四条理由来支持自己的观点：(1)豫西和晋南是周代文献中提到的夏人活动区域，其中二里头文化最有可能是夏文化的代表。(2)二里头发现了宫殿遗迹,表明国家的存在。(3)碳十四测年结果证明二里头在夏的纪年内。(4)既然司马迁所记载的商朝被证明为信史，那么夏的存在也应该是可信的。但是在持不同意见的中外学者看来，这些理由显然是不够令人信服的，这项研究不应该预设夏的存在，而应该证明它存在。夏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周代，而时间上离夏最近的商代甲骨中却未见有关夏的片言只语，因此，夏有后人杜撰的嫌疑。由于目前还没有发现任何夏代的文字，因此这个问题不能预设任何带有倾向性的前提，必须从考古学上来进行独立的探究。但是目前考古学者并没有充分消化考古材料，利用所含的信息潜力来破解这个问题，而仅仅局限于比较出土文物的异同来界定夏文化的内涵，并坚信不疑地用考古资料来印证文献。
在夏文化研究和断代工程所显现出来的问题中，令人担忧的不只是观点的异同，而是这项研究的价值取向和学术规范。比如，论证夏的存在明显与确立华夏5000年文明史、宏扬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民族自豪感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夏商周断代工程又被列为“凝聚力工程”这种带有预设倾向的研究，很难保证科学家在做判断时的中立性。曾有国外学者指出:进行考古研究总有政治的存在，总有政治的共鸣。解释过去总是现在的一种政治行为，如果科学的中立性得不到保证，那么我们对过去的解释决非是从真实世界中获得的冷静的客观判断，而总会与今天的政治和道德判断混在一起。正是受这种价值观影响，使得本属正常的学术讨论夹杂了反常的情绪。比如,一些西方学者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批评被视为“帝国主义”和“敌对势力”言论严加痛斥（知乎上有句名言可以用来加以反驳，对你不了解的世界尽量保持缄默）。有的学者则采取抵制心态“至于说个别外国学者认为夏文化不过是一个传说，那也只好由她去，是无碍于我们对中国古史的研究的，我们用不着因为她来确定中国古史中的年代问题”。这种态度和言论显然不是正常科学讨论所应有的。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文明和国家探源研究是世界文明和早期国家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能为世界社会科学做贡献的最有潜力的一个领域。任何一个不抱偏见的学者，对中国的学术成就应当会深表激赏并深受鼓舞。但另一方面,就像奥运会零的突破一样，我们的成就若要获得世界的公认，也必须通晓和遵循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由于对国际同类研究现状所知甚少，国内学者的视野过于狭窄，研究方法过于陈旧，论证程序存在不少问题，这好比用国内自己认定的过时标准来申报世界记录，自然难以获得国际学术界的认同。
中国学者在早期国家探源的研究上无论是学术规范还是研究方法都与国际同类研究存在显著的差距。究其原因既有学术传统的问题，也与长期以来缺乏国际学术交流有关。张光直指出,中国学者长期以来便作茧自缚，以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外国有的，中国都有，只要研究中国就行了。于是在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的舞台上，中国学者自己选择了边缘化的位置,自甘被弃于主流之外。如果对国际学术进展一无所知,这种闭门造车、方法陈旧的研究一旦要与国际接轨就难免招来尖锐的批评和质疑。我们应当虚心聆听这一告诫：目前中国学者要在夏的问题上获得进展，并不在于寻找更多的原始材料和考古证据，而是迫切需要更新理论和方法，否则再多再好的遗址出土都是枉然。
确实没有考古证据证明夏的存在，从作学问的角度出发，应该认为它是一个传说中的王朝。但是，以前商朝也没有考古证据，后来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根据甲骨文上破译出的内容总结的商朝世系表，（根据我的记忆）和史记只有一处不同。史记上也记载了明确的夏世系，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有理由相信司马迁。 -----------------------分割线后是2014年加到。没想到这个回答三年以后还有人评论。我小小到修改一下。本人是理工科出身，程序猿一枚。多年到理工科教育让我接触到了科学到方法，和思维方式。虽然对考古学和历史并不十分了解，但是在思考相关问题时，还是会遵循科学对逻辑对。本人之前对答案并没有确定司马迁肯定是对的，只是认为“我们有理由相信司马迁”。这种态度有点儿类似于无神论者对于神是否存在的态度（本人就是无神论者），既，神是否存在是我们不知道的，可预见等将来也是无法证明的，但是我本人假设神不存在，并依照这种假设来指导实践活动（比如不去教堂，不祈祷，不相信命运，有病上医院而不是去求签等）。回到夏朝这个问题上。和上面类似，夏朝是否存在我们不知道，可预见等将来恐怕也无法证明。而我（由于信任司马迁在夏朝问题上等相关记录）假设夏朝存在，并以此指导我自己的实践活动。比如，（好像也没什么好比如的，反正我个人就是相信，别人不信，我也不能反驳，因为我举不出考古证据啊。）
现在考古学界争论很大，之前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也饱受诟病。考古学上一般不说夏、商之类的，而是以文化和几个代表性的城址代替，疑惑考古界内都没有搞清楚到底有没有，有的话如何划分，现在争议仍然非常大，典型的代表有二里岗二里头文化，还有几座商城和所谓的亳、慠都之分。有兴趣不如去找点资料看看
两行字就想问一个能出一本书的问题。
现在普遍认为二里头的1-4期都属于夏文化，并且与早期的龙山文化以及后期的商文化都有地层叠压。其中比较引人注意的地方是，从夏到商，存在文化上的突变，因此容易推导出是由于大规模战争造成的，一些专家们认为此次战争即商汤灭夏桀的鸣条之战。而二里头是否为夏朝的起点，还是众说纷纭。二里头文化同早期的龙山文化同样存在一个突变，一些专家认为这也是战争造成的，对应历史上的记载，则可能是“后羿代夏”。
对于夏文化的起源，比较引人注意的是王城岗遗址，由于大城的发现，以及时间上的吻合，使很多人开始逐渐认可其“禹都阳城”的地位。确切的结论还要看未来几年的研究成果。
最后补充一下，怕误导大家，以上考古证据同历史记载的对应也仅是一种猜测，夏世系和夏王朝是否存在，目前还无定论，古史辩派的学术根基还是很扎实的。——————————————————————————————————————————3年前写的东西，最近突然有了赞。以前发这个是为了和大家讨论的（有猎奇的东西），现在这么多赞很怕产生误导，关于这个问题，我推荐大家去看许宏博士的Blog。这么多年，我一直都能从他的Blog上学到东西，在他有限的玩过问答社区的一段时间，我也向他请教过问题，并得到了理性的答复。大家搜索“考古人许宏”应该能够搜到。
1，古史辨派影响很大，将传说和历史作了划分，夏是传说或历史无定论。2，考古学讲实证，器物等考古学文化的证据不能证真也不能证伪==夏是否存在。3，传统文献史学不能解决传说和历史的区分界限，也就是不能确定夏是否为传说或历史。4，以上三条，夏的问题永无法解决。原因在于严谨治学，讲求实证和学科本身的局限。5，解决之道：运气好发现商代文献谈论夏代，或直接发现夏代文献。6，归根结底，这是一个文献史学问题，不是一个纯粹考古学问题。故考古学不能直接解决。
简单说目前考古发掘出了时间上为夏时代/夏文化的遗址，目前存在的问题是：1、这些遗址是不是就是“夏”2、如果这些遗址就是“夏”，那么“夏”能不能算是一个国家，进而夏朝存在不存在证明夏朝存在还需时间；但现在就急急忙忙否认夏朝存在的，一般是没有逻辑的。某答案自己显得很专业，怒斥其他有民族主义情绪的为知乎er为傻逼，那么看看他的理由沿用了很久的国际上的“文明”标准：1、城市 2、文字 3、金属冶炼二里头至今还未发现成熟的文字体系。先不谈这个国际标准到底是不是国际标准，那么先看2个案例吧：玛雅文明属于石器文明，玛雅人未发明使用青铜器，更不用说铁器。哪里来的 “3、金属冶炼”// 好歹商朝已经是成熟的青铜器了，那么商朝之前必然有个探索的过程。玛雅文明TMD还是个石器文明都那么有劲。印加帝国到公元1533年灭亡时，还处于青铜时代，别说成熟的文字出现，他丫连初步文字都没出现，还用的结绳。哪来的 “2、文字”
//好歹商朝已经是有成熟的甲骨文了，商朝之前必然有个还不太成熟的文字过渡过程，二里头等遗迹只是未发现成熟的文字体系，文字还是有的。结论就是，对于欧美人，已经消失的文明才是好的文明。现在还存在的文明一定要打压好，双重标准不要玩得太high。玛雅文明算文明，印加帝国算文明，夏tmd竟然不算文明了，外国人这样认为可以理解，但此答主也认同，实在不可理喻。按西方标准考察中国历史，夏朝存在待考证，没有证据证明不存在；当然要是按中国现代前的历史记载水平作为标准，考察西方的历史，那才是惨不忍睹啊。。。
夏立国未几代就被篡国，后勉强复国也没多大势力，更多算一个诸侯的象征共主，再考虑到当时的生产力之落后，历经漫长岁月没多少可证文物也正常
从文献上来说，夏国是存在的，不可被推翻的。虽然顾颉刚等疑古学派的同学很努力，但是只要一个证据，就可以把他们的所有空想都统统打翻了。那就是春秋杞国的特殊存在。杞国人是上古夏国的后裔 ，存有夏礼。孔子曾为考察夏朝之礼而到访杞国。但是由于杞国文献大多散失，因此孔子感慨道：“夏朝的礼，我能说出来，但是夏朝的后代杞国不足以证明我的话；殷朝的礼，我能说出来，但殷朝的后代宋国不足以证明我的话。这都是由于文字资料和熟悉夏礼、殷礼的人不足的缘故。如果足够的话，我就可以得到证明。”孔子的意思是，他看到夏礼在杞国真实的存在了，所以他能说能形容，但是夏王朝没文献留下来，他没法征引说明。但夏礼是在杞国君臣上下间真实奉行的。古人传递知识成本很高，学在王官，无用知识，尽可能淘汰。至少杞国在春秋是明明记载着，建一个国家千年骗你有个夏朝，成本是不是高了点。至于杞国那有别于商礼周礼的特殊礼法——夏礼呢，重新发明一套有多难知道吗？而且这么独特礼法传承千年，对于一个小国家，不去和周边国家接轨，成本有多高，大家更不妨想象一下。总之，断言所谓的夏礼的礼法，只是一个传说。至少在孔子的眼里是不成立了。一大堆先秦文献在，总不能说我们老祖宗个个都是骗子，诚心造假，而且还组成造假联盟统一战线。礼法是一整套和国家政治制度紧密结合的东西，这么大的工程也伪造，那我只能哈哈了。礼法和祭祀相关。古代人最重祭祀，最重视祖宗之血食，杞国不可能去尊崇一个虚无缥缈的祖先。所以推测周人为了灭商而创造出商人曾经灭了夏的这种政治动机，是不可能立的住的。同学们也注意到，根据孔子的观察和学习，夏礼、殷礼和周礼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杞国一个国家，一个小国家，虽然没能将夏礼的文献保存下来，但却在国家制度上礼法传承上坚持了近一千年之久了。就证明夏国肯定是存在过的。同时，细心的同学也注意到了，我一直在说夏国，不说夏王朝，又是为什么呢？从目前出土的甲骨文还有结合文献来看，商王朝作为一个国家，他的政治制度设计还是有很多的随意性的，比如文官和武官之间还没有分开。比如对外战争组建最大军团很少超过万人以上。那么假如在商王朝之前有一个夏国的话，这个国家恐怕未必有能够成为商周那样的天下共主，更可能的是和其他国家组建一个松散的军事联盟共同体。这样的国家适合称之为王朝吗？这样的国家到底有多强大。是不是真的如文献上所说的，已经牢牢的控制中原河洛之地，都是非常有疑问的。是以，我们大可以断言，在商王朝之前，肯定存在着一个夏国。杞国的存在即是证明了。但是这个夏国存在的同时，是不是中原并立着很多的大国，二里头的文化很可能并不是夏国而是其他国家的国都，都是非常可能的。所以，轻易把一个长达四五百年的时间段，定义为夏朝，还是需要更多出土文物的支持的。但没有之前，我们不妨存而不论。当然，我写的《中国上古史》里头将夏王朝的历史写了两本书40万字，但是这主要是根据先秦诸子的文献整理出来的文献史观念史，并不是说夏王朝就一定真正存在。至少，在目前，在整理先秦文献已经不能提供更多的进展之前，只能有赖于考古学上的推进了。至于有人说夏商两大王朝同时并存。这个说法嘛？在我的《中国上古史》里头也有详见的说明，这里就不浪费大家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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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放弃对“夏”这个名词的执念吧～神木石峁，二里头。一个无法争辩的事实是，如果我们否认商代以前存在另一个成型的文明的话，那我们的文明也未免过于早熟、早期发展的太迅猛了。
不请自答一个。我认为，仅依据《史记》等文献、哪怕正史记载的所谓“夏”，是不能证明的。有答者说国际学术界不承认中国历史从”夏“开始，而是认为从秦开始，这其实是从朝代的角度，而不是文化的角度。国际上往往认为“中国”是从秦开始的，秦以前的商、周还不能算国家意义上的“中国”，而不是否认这些朝代的存在。（个人认为国外史学界对中国古代史的理解和研究远不如大陆和台湾学界）一般认为文化上的”夏“、”商“是存在的，但”夏“是否就是中国古代的一个朝代，至少目前，还拿不出有力的证据。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之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史学界基本上都不认可夏、商两朝的存在。当然，某种程度上说都是秦始皇干的好事，在造纸术发明之前我相信写在竹简上的相当一部分文献都是孤本，而秦始皇基本上烧光了，相信即便不是孤本也存不下来了，退言之，竹简也不是那么容易保存的，因此可靠的对先秦历史的文字记载少之又少。但此后的考古发掘确实逐渐为夏、商文化、世系（注意，不是朝代）的存在提供了很多证明。据我所知，除了早先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址等，近年来在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涂山（传说为大禹治水大会诸侯之地）发现了所谓“禹墟”（注：总感觉是刻意与“殷墟”对应），最近看新闻，说有专家确认此地确实为大禹会诸侯之处，见。我对考古不是很了解，但大概知道“二里头”系列文化遗址被认定为属于夏文化是基于以下几点：1、碳十四测年确定与”商“文化时间界限（但是碳十四测年貌似存在一些误差）。商朝的一些甲骨文曾经被国学大师王国维解读出来过。2、少量青铜器的发掘，陶器的出土。3、疑似人祭的遗迹。4、宫殿、道路的遗迹。文献上，首先我认为比较详实记载先秦历史的《史记》并不总是靠谱的，因为靠谱的部分能被考古所证明，也确实证明了一部分。但譬如陈涉世家那段对白”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尼玛，那么有觉悟，那么惟妙惟肖，太史公难道当时就在旁边听着？显然不可能，那能给出这句话的出处？找不到头。所以我一直严重怀疑陈涉世家这部分大量运用了春秋笔法，因此《史记》不愧被称之为”无韵之离骚“，但是...这是以牺牲史学价值为代价的好么。文史不分家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一大特点，无论是先秦的诗歌、两汉的乐府、魏晋的志怪、隋唐的演义、明清的小说都是这样，和真实历史纠缠不清。文学的浪漫主义（这写历史就是背离事实的啊！）也在正史随处可见，比如”流血漂橹“，多少血才能把“橹”漂起来啊ORZ...再者，《史记》把三皇五帝这种严重混杂神话传说的故事也不加斟酌的编了进来，传说可能是当时社会状况的一种反映，不是没有历史价值，但是这显然不是事实啊，所以单看一两部文献，不靠谱！有的童鞋为了证明“神话传说”是真的甚至不惜牵强附会说上古之神是传播文明的外星人ORZ...多看看书少打打星际好么（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扯远了，回来。读过民国史学大家吕思勉先生的《中国通史》，里面谨慎地只提到了夏的一些事迹，这些事迹多不是孤证，而是在《左传》、《春秋》、《楚辞》、《墨子》、《周书》等多有直接或间接记载的。最著名的事件包括太康（启的儿子）失国，之后有穷氏（即传说中射日的后羿）窃国。以及“少康中兴”等零散的事件。因此，认为从部落上，夏后氏的存在是没多大疑问的，但是否算作一个叫“夏”的朝代，还有争议：1、中国史学界广泛认为夏朝存在是因为《竹书纪年》、《史记》上关于夏的世系记载，但这些世系记载受到广泛质疑。2、史料给出了与夏后氏并存的其他“方国”的存在，包括东夷、亳（商部落）等，一般认为夏是这些部落的“盟主”，但能否因此算一个朝代还是争论不休。3、从历史记载和考古发掘来看，还不能清晰地勾勒出“夏朝”的正式建立、灭亡时间，政权机关，社会组织等。夏后氏是否算一个郭嘉，额，是国家，有争议。4、即使从文化上说，也不能完全确定夏属于青铜文化（国际上比较重视这个，被认为是文明的标志），二里头文化总体上还是有一些石器时代特点的。个人认为，无论夏文化、夏后氏都不能被认为是中国的源头。中国文明是多源头的，夏后氏、商、周都是更迭关系，而是长期并存，后相互吞并的。即使到了秦统一六国以后，也不断有其他血统、文化加入并改造我们的文明。我曾看过一种假说，认为先秦时期就存在的羌人很可能活动范围到达西域甚至更西边的地方，他们作为媒介使得中国文明很早就与印度文明、雅利安人有间接交流了。中国文明就是在一次次与周边文明碰撞、交流的过程中形成的。
矮油，这个问题我喜欢，扯两句。-----------------------------------------------------------------------------
夏商周断代工程在我国已经浩浩荡荡的进行了好多年了，我们总说自己“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历史”，这个牛逼到底吹的硬不硬实？说出去之后又没有人信？关乎我们的民族尊严，而夏朝正是这个牛逼的起点，所以对于夏朝的探索尤为重要。
但是目前呢，从文献中很难确定夏朝开始的确切年代，断代仅仅是大约数，即我们一直所说的：夏朝开始于2070BC，结束于商（1600BC）。在考古界呢，我们也没能确定可以标志夏代开始的遗存，只能以二里头作为夏的上限。（此外，豫西龙山末期和新砦期虽然归入了新石器文化的范畴，但是我们也将它们作为探寻夏王朝早期遗存的主要目标。）
为什么我们总是说夏朝是我们国家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呢？之前的黄帝、炎帝等不算吗？之间如何界定呢？我们有以下评判标准。就是在夏时期，考古发现，我们的社会制度正在从原始公社向奴隶制度转变；城市等大型建筑兴起；农业和手工业有了分工；青铜礼器出现；占卜盛行，杀人祭祀现象存在。这些是人类迈入早期国家的标志。也是我们之所以坚信夏朝是一个朝代的原因。-----------------------------------------------------------------------------
好，以上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废话，现在仔细说一说“夏”。
夏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史记》记录，夏朝共有14世17王，这一说法根据殷卜辞来看，应该是可信的。我们所说的夏文华，应该指的是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这一点看似是废话，其实很重要！夏之前之后或者与之并存的，都不能叫夏文化！
目前考古发现的夏代遗存主要有这么三个：偃师二里头；郑州大师姑；新郑望京楼。
其中二里头最为重要，考古发现也最为丰富，它一共分为四期。遗址内发现了很多夯土基址，这不得了，有夯土基址就说明有大型建筑啊，搞不好就是宫殿等行政场所，这可以很好地说明夏代已经有利国家机器和集权制政体。此外二里头遗址已经有了分区，富人居住地、手工作坊、祭祀等等都有不同的区域。
现在学界对于二里头的定位还不一致，有的说四期都是夏文华，有的说包含夏商两种啥的，但是总之大家对于“二里头包含夏文化”这一论点应该是有共识的，结合夏族的活动区域等因素分析，这地方应该是太康建立的夏都斟鄩。------------------------------------------------------------------------------
所以啊，证据目前看虽然还不足以断定精确的夏代起止时间，但是判定夏朝存在过是不成问题的。夏代之所以众说纷纭，那是因为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加上它的建立过程很玄，总和各种神话扯在一起，所以很多问题不好说。但是我们换个角度想，夏朝没有文字这个事不是在我们考古时候才没有的啊，而是它本来就没有！司马迁时候没有、孔子时候没有、周公时候没有、帝辛时候没有、成汤时候还是没有，就因为几千年来一直找不到明确记载，所以人们才一直口口相传，把很多事情变成了神话。比如司马迁是西汉人，他距离夏朝存在也有足足两千年了，所以他听说的关于夏的历史，也是人们口述了两千年的历史，难免不会走样。不过如果我们用排除法，先确定新石器晚期的龙山文化大概时间，再把商的存亡时间加进去，再用地域以及后世文字等方法排除其它选项，历史最终就会只留给我们一个选择，那夹在龙山文化和商文化中间的中原地区考古发现你说是啥？那还能是啥？
首先确认一个问题：尧舜禹是否存在；第二，商朝已经存在。第三，根据前面的两个前提，如果尧舜禹存在，那么，尧舜禹和商朝之前的时间必定存在一个东西（姑且说是个东西）确认一个朝代是否存在，是需要文献和考古证据两相确认的。因此，在没有具体考古证据出现之前，我以为夏朝姑且是个传说。看过夏商周断代工程。对它的结论存在一点怀疑。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
史记中的《夏本纪》间接证明夏朝曾经存在，众多文献中也经常会赞美夏朝的贤明君王。但考古学作为一门严谨的科学需要很多强有力的证据。仅仅靠文献不足以说服世界，如果有夏朝文物出土，甚至与文献对应的文物出土，那么夏朝便可以在历史学者的心中成为中国最早的历史。
就想知道，所谓“沿用已久的文明认定标准为：文字系统，金属冶炼，城市”，其提出者是谁?这个标准的确立者及组织是有丰富的古文明考古经验的吗？他所在的时代背景及国家是在考证一个文明是否存在方面有发言权确定权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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