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局第5名官员落马 能源反腐仍将有大动作|能源行业反腐|能源局官员落马_新浪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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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局第5名官员落马 能源反腐仍将有大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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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司副司长梁波被带走调查
　　能源反腐风暴：
　　国家能源局第5名官员落马
　　经历了风声鹤唳的5月之后，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38号的国家能源局，在6月23日又传出消息：电力司副司长梁波被带走调查。这是近三个月来国家能源局落马的第五名官员。
　　此前，检察机关以涉嫌受贿犯罪，依法对国家能源局副局长许永盛、核电司司长郝卫平、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王骏以及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与之前被查的三位共事多年
　　梁波与此前被查的许永盛、郝卫平和王骏共事多年，主管电力审批。
　　许永盛、王骏、郝卫平、魏鹏远及梁波都出身原国家计委基础产业司，并历经国家发改委基础产业司和分立后的国家能源局。除魏鹏远分管煤炭外，其余四人均长期主管电力工作。许永盛曾任能源局电力司司长，王骏、郝卫平和梁波则先后担任过电力处副处长、处长和电力司副司长之职，三人基本梯次接班。梁波资历最浅，2000年王骏、郝卫平分别担任电力处正副处长时，梁为电力处科员。国家能源局成立后，梁波任火电处处长，2012年，梁波升任电力司副司长。
　　梁波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今年6月6日与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韩水、副司长秦志军一起，陪同国家能源局副局长王禹民到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电力规划设计总院调研。
　　能源反腐还会有“大动作”
　　根据2013年新能源局的“三定”方案，能源局电力司的职能是“拟订火电和电网有关发展规划、计划和政策并组织实施，承担电力体制改革有关工作，衔接电力供需平衡”，手握电网规划、输电工程、变电站建设、自备电厂建设、“上大压小”工程以及小火电机组关停等项目审批的大权。
　　发改委和能源局拥有过多、过重的项目审批权，一直为各界诟病。地方官员和企业为获得项目批文到发改委和能源局所在的三里河“跑部”，早已成为权力寻租的“典型场景”。
　　今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副局长詹复亮曾表示，今年检察机关将重点查办铁路、电力、石油、电讯等垄断行业的腐败案件。今年以来，已有十多位电力、石油等能源领域的官员和国企高管落马。
　　对于此次能源局大范围的反腐，有一种说法是已经“酝酿了很久”，去年后，纪委就已经“盯”上了能源局的几名领导，一名接近能源局的有关人士近期透露：“在能源行业，国家的反腐应该还会有大动作。”
　　据财新网、《时代周报》、《经济参考报》等报道
（编辑：SN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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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改委系统落马官员已有19人 价格司成最密集地
日，北京，国家发改委和国家能源局的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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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倒在发改委的官员
　　据法治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自去年5月至今年9月，全国范围内共有19名现任或曾任发改委系统的官员落马。十八大以来，发改委系统中“栽下马”的官员数量在国务院25个组成部门中最多。专家表示，“发改委系统官员落马，主要因为发改委集各领域的审批权于一身，审批权权限过大”。针对发改委出现的种种状况，如何改革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法治周末记者 赵晨曦 高欣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38号的国家发改委大院正处在风雨之秋。继反腐风暴横扫山西之后，这里再次成为漩涡的中心。
　　9月22日，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原副巡视员郭剑英被带走调查。6天后，价格司又有3名司级官员被带走，其中包括刚刚接替曹长庆担任司长的刘振秋以及两位副司长――周望军和李才华。此前的8月24日，曹长庆被带走调查。
　　价格司多名官员被查期间，9月24日，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涉嫌受贿案，在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2013年5月，刘铁男与妻子郭静华在国家发改委大院被中纪委带走，他因此成为国家发改委自2003年改组成立以来，被中纪委调查的首位在任最高级别官员。
　　然而，对于素有“小国务院”之称的发改委，刘铁男的落马，似乎成为某种开端。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数位发改委系统官员相继落马。
　　据法治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自去年5月至今年9月，全国范围内共有19名现任或曾任发改委系统的官员落马。他们来自国家发改委、委管国家能源局或者地方省级发改委。
　　“发改委系统官员落马，主要因为发改委集各领域的审批权于一身，审批权权限过大。”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针对发改委出现的种种状况，如何改革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反腐风暴刮至“天下第一司”
　　今年八九两月，国家发改委已有7人被带走调查，其中价格司就有5人
　　8月12日上午，发改委3楼会议室里正在召开一次“非居民用天然气调价”的新闻通气会。时任价格司副司长的周望军，坐在主席桌的一边，整场下来几乎都未发言。一个多月后的9月28日，包括周望军在内的3名发改委价格司正副司长均被带走接受调查。
　　加上此前被调查的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原司长曹长庆、国家发改委产业协调司原司长陈斌、国家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原司长张东生以及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原副巡视员郭剑英，八九两月，国家发改委已有7人被带走调查，其中价格司就有5人。
　　据财新网报道，曾被谐称为“天下第一司”的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已超越山西省委办公大楼，成为最密集的贪官落马地。
　　价格司是国家发改委最重要的职能部门之一，下设11个处，负责对包括电价、水价等在内的多种垄断商品和公共服务的价格进行审核和监管，组织拟订重要价格收费政策，制定或调整由中央政府管理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及收费标准等，过去也对油价和药品医疗服务等进行管制。
　　9月22日，发改委价格司原副巡视员郭剑英被检方带走。事发前，郭剑英一直负责医药价格管理工作。郭于2009年起担任价格司医药价格处处长，去年晋升为价格司副巡视员。
　　早在郭被带走的一个月前，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原司长曹长庆被调查。在曹长庆任内，价格司曾对药品价格下达过多次降价令，但效果很差，被舆论批评为药价越降越高。郭剑英曾为曹长庆下属，具体负责医药价格管理。
　　对于药企来说，握有医药价格管理权的郭剑英属关键人物。这是因为，按照现有的药品定价模式，除了确定最高零售价的医保目录外，新药和特药实行单独定价机制，即报物价部门，企业自行定价。
　　根据新药五类的定义，其前3类和美国确定的新药标准基本一致，但是后3类实际都是仿制药，改变剂量和给药方式都属此类。
　　据长期从事医药行业的业内人士介绍，我国新药上市，都需要进行定价，“企业如果想把药卖得贵一点，就要想办法‘搞定’负责定价的人。如果公司搞不定，还得再托人帮忙，这些都需要‘打点’”。
　　作为定价的关键人物，在新药上市的定价过程中，尤其是仿制药类，郭剑英的权利不可小觑。但对于其被调查的具体原因，和大多数被调查官员一样，暂无官方通知。
　　今年5月，原司长曹长庆退休，刘振秋接任。8月24日，曹长庆外出回京在机场被带走调查，此时距离他退休仅仅过去3个多月。
　　发改委系统落马官员在国务院组成部门中最多
　　很多曾经就职于发改委的官员即便已经离职，也没能逃脱反腐风暴。此外，不仅有国家发改委“大官”出事，地方发改委的“小官”们也没跑掉
　　短短两个月，数名发改委官员落马。但法治周末记者梳理后发现，这些还仅仅是冰山一角。十八大以来，发改委系统中“栽下马”的官员数量在国务院25个组成部门中最多。
　　今年6月24日，国家发改委下属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梁波被带走调查。梁波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同月6日与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韩水、副司长秦志军一起，陪同国家能源局副局长王禹民到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电力规划设计总院调研。
　　今年5月23日，最高检对外发布消息称，检察机关以涉嫌受贿犯罪对国家发改委下属国家能源局副局长许永盛、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王骏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同月，发改委下属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被检察机关带走调查。据报道，魏鹏远被带走时，家中发现上亿元现金，执法人员从北京一家银行的分行调去16台点钞机，清点时竟当场烧坏了4台。
　　有知情人士向媒体透露，魏鹏远可能牵扯到神华集团近期被举报事件。该举报材料揭露部分不法煤炭贸易商不惜花重金买通神华集团运销公司和第三方商检机构有关人员作假、以低卡的神华煤价格购买到高卡神华煤，从而牟取巨额利润的行为。
　　发改委下属国家能源局核电司司长郝卫平，则因其妻子所经营的企业涉事，于今年4月15日下午在办公室被带走调查，至于其本人是否存在违纪行为，目前尚不确定。
　　去年8月，发改委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刘铁男的落马则是发改委系统中落马的“最大官员”，而在发掘刘铁男贪腐劣迹的过程中，贪污2.4亿元，拥有12国护照，24个不同银行存折等情节也令众人瞠目。
　　除了这些在发改委中被揪出的贪腐官员，很多曾经就职于发改委的官员即便已经离职，也没能逃脱。
　　今年1月，正在参加河北省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河北省人大常委刘学库被纪检部门带走调查；8月5日，江西省原副省长姚木根因受贿等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并被最高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8月7日，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祝作利也因涉嫌受贿罪被最高检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刘学库曾于2011年1月至2013年3月担任河北省发改委主任，姚木根曾在2007年至2011年间任江西省发改委主任，祝作利也曾在陕西省发改委工作7年。据报道，3人被调查的原因均与在发改委任职期间的行为有关。
　　国家发改委“大官”们出事，地方发改委的“小官”们也没跑掉。
　　今年9月19日，四川省凉山州纪委通过官网发布，凉山州发改委主任、物价局局长、粮食局局长李宏伟因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经查，李宏伟的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纪，其中部分问题已涉嫌犯罪，目前事件正在调查处理中。
　　为何是发改委
　　“审批权或者各种类似审批的权力都掌握在几个人手中，他们能够对市场和社会运行产生决定性影响，这是他们能够以此换取私利的基础条件”
　　细数近期发改委的落马官员，就业和收入分配司原司长张东生绝对算是发改委系统中的“老前辈”，因为早在1982年，他就进入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而发改委正是“脱胎”于1952年设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指出，国家发改委由国家计委的演变过程，具有鲜明的时代发展特色。
　　“国家计委”的产生是为了适应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发展，但随着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转变，国家计委的功能也在不断发生改变。
　　1998年，国家计委被更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并将该部门主要职责放在管理国民经济全局事务、着力制定发展战略并进行宏观经济管理上。
　　2003年3月，十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第五次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决定，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基础上并入原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和国家经贸委部分职能，改组为现在的国家发改委。
　　发改委内部频频事发，在竹立家看来并不意外。他表示：“发改委内部贪腐案件频发，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发改委集各领域的审批权于一身，审批权限过大，权力过于集中。”
　　“小国务院”发改委拥有的权力究竟有多大？
　　依照规定，发改委审批的项目和资金范围涵盖农林水利、能源、交通运输、信息产业、原材料、机械制造、轻工烟草、高新技术、城建、社会事业、金融、外商投资、境外投资等国家经济的各个方面。
　　发改委具体的监管或审批权有多少，目前并没有统计数据，但法治周末记者找到的一份资料显示，发改委从日至日不到一年时间里便审批或核准了近1500个项目。
　　“凡是重大项目，几乎都要找发改委审批，项目能不能上，都需发改委‘拍板’。”在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看来，发改委拥有的众多权力中，审批核准权正是致使其腐败滋生的最主要原因。
　　日下午，广东省湛江市市长王中丙在拿到国家发改委核准广东湛江钢铁基地项目动工建设的批文后，在发改委门前难抑激动地亲吻批复文件的一幕震动全国。有评论指出，这一吻也是发改委显赫权势的真实写照。
　　“审批权或者各种类似审批的权力都掌握在几个人手中，他们能够对市场和社会运行产生决定性影响，这是他们能够以此换取私利的基础条件。”国际关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毕雁英认为。
　　比如落马官员梁波，其所主持的能源局电力司，手握电网规划、输电工程、变电站建设、自备电厂建设、“上大压小”工程以及小火电机组关停等项目审批的大权。
　　转变职能、简政放权被评“需更给力”
　　“关键是在取消或下放审批权限的同时，建立起一套完整有效的监督机制，加大责任追究力度”
　　9月24日，刘铁男在法庭上称，在纪委立案审查的时候，他写了如何反腐的建议，主要是结合其亲身体会，提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审批权应当大量下放到市场，从源头上解决政府不该管的一些事，防止以权谋私。
　　事实上，作为所有现存国家机构中权力最大的发改委，其出现的种种问题，中央也一直在对其进行改革。
　　截至今年9月，国务院已经分7批取消和下放了632项行政审批事项。但这在多大程度上能解决由于部委手握审批权而导致的腐败问题，仍不得而知。
　　“过去十多年，发改委一直在进行调整，但最终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过多干涉经济活动的局面。”对于改革，竹立家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去年3月，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王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要进一步加大发改委转变职能、简政放权的力度。
　　过于集中的行政审批权力，被认为是众多手握审批大权的司长们纷纷把持不住的重要原因。比如价格司，就负责对包括电价、水价、药价等在内的多种垄断商品的价格进行审核和监督，落马的5名正副司长多数就恰恰分管过医药价格管理。
　　就能源领域而言，国家能源局落马的6名官员中，多数曾长期分管煤炭、电力等工作。达到一定规模的能源项目要想顺利上马，没有他们的放行便无从谈起。刘铁男对没有任何“表示”的企业申报项目，经常一拖再拖，在被举报后，又在落马前夕密集放行了一大批项目。
　　去年6月17日，国家能源局、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的职责整合，重新组建国家能源局，由国家发改委进行管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简政放权的要求，重组以来，该局先后取消和下放23项审批权。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马庆钰认为，将事前审批改为后续监管，有助于改善腐败集中的情况。“但是监管也是有成本的，不能完全排除官员以权谋私的可能。关键是在取消或下放审批权限的同时，建立起一套完整有效的监督机制，加大责任追究力度。”
　　对于当前发改委现状，竹立家表示，改革仍需时日。
　　他认为，针对目前发改委系统内的腐败问题，应充分发挥人大的监督作用，比如涉及民生等大的投资项目要亲自由人大进行讨论决定，“发改委也应加大部门公开透明度，将审批环节、资金花费等公之于众，便于社会监督”。
　　(部分资料来源：《南京日报》《财经》《北京青年报》、光明网、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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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教育>以案警示
落马官员忏悔录里的畸形人生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发布时间： 14:19
　　 编者按：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提出，深入剖析十八大以来查处的典型案例，用好用活反面教材，发挥警示、震慑和教育作用。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大，一批官员因贪腐落马。他们在被组织审查时大都作了反省，剖析自己腐化堕落的原因，回忆自己违纪违法的轨迹，有深深的悔恨，还有对人生的感悟。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这一段段饱含悔意的文字、一次次对贪婪内心的拷问，对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尤其是心有邪念或已在贪腐边缘的领导干部来说，就是警醒和教育，警示大家：手莫伸，伸手必被捉；教育大家：珍惜清廉名节，走好人生每一步。
曾经豪言壮语、激情燃烧
　　“我是农民的儿子，出生在粤东北的一个小山村里，从小渴望走出大山。”广东省财政厅原副厅长危金峰的忏悔书这样开篇。
　　“我的家庭跟随党已有70多年，父母及岳父母都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走出来的老党员。”江苏省徐州市政协原副主席张引在忏悔书中写道。
　　翻阅落马官员的忏悔录，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开头：“我是农民的儿子”，“我父母都是老师，从小就对我们严格要求”……
　　不管是出生在农民家庭，还是干部家庭，这些官员大都有一段他们引以为傲的奋斗岁月。
　　“一晃22年过去，当年那夜以继日、通宵达旦的工作场景还历历在目。”广西壮族自治区发改委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廖小波在《我的思想认识》里回忆往昔。
　　“我曾经是一个高举理想主义旗帜的热血知青。怀着对改革开放的一腔热情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9年正式成为一名国家公职人员。辛勤的汗水浸润了梦想的土地，我不觉得累。”说这番话的是四川省雅安市委原书记徐孟加。
　　“我从一个钢铁工人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背负着组织的信任、人民的重托，但后来放松了要求，价值观出了问题。”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说，“如果时间能倒流，我应该做两袖清风、心无旁骛干事业的人。我以前确实是这样一个人。”
　　“红毯铺道”、“各种荣誉披挂满身”，辽宁省广播电视台原台长史联文这样形容自己落马前的“光彩人生”。“当记者，获得新闻界最高荣誉‘范长江奖’，还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当主任，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当台长，是新闻界公认的十大领军人物之一。”他说，“这些成绩的取得当然是党组织培养的结果，也包含着自己的艰苦付出和兢兢业业的工作。回顾那时的史联文真是带着一身正气，拼命和忘我地工作着。每当获得荣誉和奖章时，自己都激动不已！”
　　《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意思是说做人、做事、做官没有人不肯善始，但能够善终的却不多。如果因为这些官员后来落马了，就说他们“一出生就是坏人、一当上公职人员就想着大贪特贪”，显然与事实不符，这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他们也曾有报效国家、服务人民、实现自我价值的抱负，也曾有“5+2”、“白加黑”的忘我工作劲头，也曾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一定的成绩。
　　不忘初心，方能致远。然而，当他们走上了一定的位置、手握一定的权力、外部诱惑增多之后，逐渐忘记了“初心”，理想不坚定了、信念动摇了、内心失衡了、人生观价值观扭曲了，在外因的诱导下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地滑向了违纪违法之路。
曾经忐忑不安、心惊胆战
　　“记得刚到自治区交通厅工作的那年春节前后，市县领导来厅里，给了我一个3000元的红包，我放在办公桌抽屉里一个星期都没敢碰。”这是廖小波第一次面对红包的态度。
　　危金峰说：“在（广东）省财政厅当副处长时，基层单位有时会送一点茶水费、红包，当时自己还会拒绝。当处长后有人送1万、2万元的红包、好处费时，心中非常害怕。”
　　“那些违纪违法所得像是偷来、抢来的钱一样，既让我的贪心得到一时满足，又让我备受党纪党规威慑和尚未泯灭的良知、道德的折磨。”张引说。
　　“不敢碰”、“诚惶诚恐不敢要”、“非常害怕”、“备受良知、道德折磨”，这些应该是官员们最初面对不义之财时内心的真实写照。
　　然而，他们没能防微杜渐、果断拒绝，而是找“奖励政策”、“人情往来”这样的借口说服自己收下。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党委原副书记李涛说，由最初接受他人钱财时的紧张不安，逐渐变为后来的习以为常；由开始的逢年过节接受礼金，到后来的为人办事收人钱财。但这些违纪违法行为，都被我自我安慰地定为“正常的人情往来”，我在自欺欺人和心存侥幸中，由人民的公仆蜕变为人民的罪人。在廉政风险高的岗位工作的干部多了，面对各种诱惑，许多人很有定力，做得很好。而我，根本原因还是自己主观上出了大问题。
　　同样的环境中，有些人能够清廉自守，有些人却随波逐流，根本原因是主观上出了大问题。
　　“由于不注重学习，信仰逐渐淡薄，失去了理想，没有了方向。”张引说，看着那些老板住豪宅开好车，穿名牌出入高档会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过得何其潇洒自如！比比自己，没日没夜地加班，有时招商引资还要赔笑脸，每个月就拿这点工资，觉得太亏了！我自感层次比他们高，文化水平比他们高，凭什么不如他们？想想心里就失衡。
　　自古就有为官发财当两道之说，手握实权的党员领导干部却去羡慕富豪的奢华生活，内心岂能不失衡？
　　理想信念是总开关、总阀门，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会散一尺。理想信念动摇了，享乐思想抬头了，收受他人财物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意思是君子的过错就像日食月食一样；有过错时，人人都看得见；改正的时候，人人都仰望着。小人之过也必文。意思是一个小人对于自己的过错，总想办法找出一套理由，把过错掩盖起来。很不幸，这些落马官员在内心害怕、煎熬的时候，没有选择做君子，敢于改过、亡羊补牢；而是选择做小人，为自己找出许多看似冠冕堂皇的理由。要知道，小过只是违规违纪，受到纪律处分，这个时候改过付出的代价要远比滑向腐败深渊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代价小得多。很多人认识不到这一点，也有人认识到了，却做不到、欲罢不能，要么是心存侥幸，要么是缺乏壮士断腕的决心。
后来肆无忌惮、越陷越深
　　“你架不住花言巧语，架不住金钱美女的诱惑，你肯定趴下。”说这话时，史联文已经身在看守所，“趴下了”。他说，在我头脑中的商业属性加重之后，自然也在改变自己的行为，也在寻找伙伴经营自己的事业。搞投资、上项目，为退休找后路。我为什么要回避呢？反正他们的钱也不是好来的！该收的也得收。刚开始我为单位做事拉关系找钱，后来为自己退休后安排后路筹钱。几万、几十万，人家送，我就收。史联文将电视剧订购决定权、广告决策权、干部任免权、人员录用权等集于一身，大权独揽、独断专行，利用公权力为个人捞取好处，敛财逐利。
　　张引说，我拿“奖金”是公开的，特别是担任书记后，“奖金”一年比一年多，这还不够，我甚至巧立名目私分公款，表面上把奖金用于鼓励先进，实则是为了个人敛财的方便。有时长时间拿不到“奖金”，我还会主动打电话“询问”：项目进行得怎么样了，加快进度啊，大家都比较辛苦，该鼓励的要鼓励啊！得到了这种暗示，他们也就心领神会，甚至有的项目还在进行中，“奖金”就已经到位了。我对辖区内大大小小的项目如数家珍，生怕放过每一次被“奖励”的机会。
　　“因为贪婪，我无所顾忌地收人钱财，还利用‘开茶室’为平台，以‘做工程’为借口，千方百计敛财，收受贿赂，拿人好处，疯狂程度，无以复加。六年多的时间里，收受他人钱财达数千万元之巨。涉罪之深，令人发指。”云南省曲靖市委原副书记李云忠在忏悔录里写道，我甚至还买官卖官、公权私用，因为我是领导干部，是市委的组织部长，后来又是副书记，别有用心的人才会围着我转，投之以利，索取更大的利益。我明知为害不浅，事不可为，却心存侥幸，胆大妄为，在罪恶的泥沼里越走越远，越陷越深。从心之惶惶、忐忑不安，到无所顾忌，坦然相向，从几千元、几万元、几十万元，甚至几百万元都来者不拒、受之不愧。
　　“思维敏捷、遇事不慌、智谋超群；干起事来临危不惧、雷厉风行、立竿见影，是千人之上、万人敬仰的人。”甘肃省酒泉市政协原主席杨林这样评价自己。他认为，像他这样一名资格比较老、担任领导时间比较长、各方面关系处理得比较好的地市级主要领导干部，不会有人查，也不会有人敢查，更不会有人能查。
　　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则滔天。如果听任贪欲之火燃烧，会烧毁人灵魂中的真善美，烧毁一个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道德人伦。古语曰：“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这已为古往今来无数的事实所证明。
　　欲使其灭亡，先让他疯狂。这些官员被贪欲迷了心窍，肆无忌惮地享受权力任性带来的金钱、美色、尊荣，根本不把违纪当回事，也不知纪律为何物，在物欲的洪流里沉溺、醉生梦死。
最后东窗事发、悔之晚矣
　　“我每每看到起诉书，都在反问我自己，这是我吗？怎么会到今天？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这是哪里呀？我怎么会堕落成这样呢？”刘铁男在法庭上说到这里时痛哭流涕。
　　当从座上客沦为阶下囚时，官员们对曾经“孜孜以求”、永不满足的金钱，有了最朴素的认识——良田千顷不过一日三餐，广厦万间只睡卧榻三尺。
　　危金峰说：“金钱对于基本生活的保障非常重要，而追逐金钱、嗜财如命，那将是罪恶的开端。”
　　“生活给予我们的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的实际需求，金钱财富，生不带来，死不带走。”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委原书记朱渭平说，为了钱财走到今天这一步，我十分懊悔，十分痛恨自己过去的行为。
　　当权力带来的尊荣消散之后，落马官员想起了父母、爱人、子女，觉得愧对他们，这时方醒悟，亲情才是最宝贵的。
　　李云忠说，父母的一生是甘于清贫的一生，是谨言慎行的一生。父亲很少出门，我原以为他不善交际，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我的缘故。有一次他跟我说：“那些人（左邻右舍），老来找我麻烦，叫我让你给他们办事。”就这样的话，父亲只说过一次。所以，直到去世，父亲也没有叫我去办过一件与我职务相关的事。父亲去世后那几天，有朋友来看母亲，临走时给母亲留下2万元，平时感觉很“小气”的母亲，硬是盯住我，叫我把那钱还掉，并给她回了话才算了事。每每想到这些事，心里就会很难过——为什么我没学到父母亲的本事啊？
　　“无颜到九泉去见老父亲，也对不起病重在床的老母亲，对不起长期支持我工作的妻子……把孩子也毁了……”在历数因贪腐对家庭造成的伤害后，刘铁男说，“给组织造成的伤害是更大的。”
　　对组织的伤害的确更大！刘铁男从一个钢铁工人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哪一步的历练，不需要社会成本？哪一个平台，不需要组织搭建？这些都不是玩虚拟游戏，而是真金白银，是实实在在的人力物力付出。然而，一旦误入歧途、深陷贪腐，组织之前所有的培养成本皆付之东流。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落马官员必须为他们的贪腐行为付出代价、承担后果。迟来的忏悔对于他们或许已经晚了，如果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正所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忏悔录里的人生，有奋斗、有成绩、有忐忑、有侥幸、有迷失、有醒悟，其言也诚。反躬自省，我们身上难道没有他们某一个阶段的影子？对于那些心有邪念或者已处在危险边缘或者还心存侥幸不收敛不收手的人来说，会不会惊出一身冷汗？
　　只有后人哀之且鉴之，才不会为后人笑。（记者 尹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