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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成为受欢迎的&中国好外企&
原标题：怎样才能成为受欢迎的&中国好外企&
1978年，松下电器成为首批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37年后松下关闭了中国的等离子电视工厂黯然离开中国。不仅仅是松下，近年来很多外企陆续撤离中国，美国商会日前发布报告称，在华外国企业日益感到在中国“受欢迎程度降低”了。 外企撤离中国，其原因多种多样，既有外企自身因素，也有经济环境因素、产业因素，还有产品因素等等。在改革开放之初，外企是地方政府眼中的财神爷和香饽饽，学习外企之风席卷大江南北，外企不仅成为众多莘莘学子首选的就业目标，诸多企业还纷纷改头换面以洋品牌注册，言必称外企如何。现如今为什么外企“受欢迎程度降低”了？ 不再受欢迎的原因 中国人历来是好客的，那首《北京欢迎您》将中国人的好客展现得淋漓尽致。对
1978年，松下电器成为首批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37年后松下关闭了中国的等离子电视工厂黯然离开中国。不仅仅是松下，近年来很多外企陆续撤离中国，美国商会日前发布报告称，在华外国企业日益感到在中国“受欢迎程度降低”了。
外企撤离中国，其原因多种多样，既有外企自身因素，也有经济环境因素、产业因素，还有产品因素等等。在改革开放之初，外企是地方政府眼中的财神爷和香饽饽，学习外企之风席卷大江南北，外企不仅成为众多莘莘学子首选的就业目标，诸多企业还纷纷改头换面以洋品牌注册，言必称外企如何。现如今为什么外企“受欢迎程度降低”了？
不再受欢迎的原因
中国人历来是好客的，那首《北京欢迎您》将中国人的好客展现得淋漓尽致。对于外企，我们同样也是欢迎，可为什么现在外企却感觉“受欢迎程度降低”了呢？
首先，在产品层面，国际品牌和国产品牌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以前为什么外企受欢迎？一个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外企的产品好，这也是外企在中国受欢迎的根本原因之一。但是时过境迁，随着中国企业的竞争力越来越强，外企产品的质量已经越来越不突出。例如常规的彩电行业，中国家电企业的崛起，尤其是中国互联网企业切入到家电市场之后，不光是日企，即使是国产老牌彩电企业同样也感受到巨大压力。中国消费者在面对有更高性价比产品的时候，有很多人会去选择性价比更高的，所以那些坚持走高价路线的外企在中国市场产品遇冷也是正常的。
其次，在售后服务层面，个别外企的售后政策歧视和懈怠，引发了国人反感。外企在进入我国之初，确实在很多方面起到了榜样的作用，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外企的这些服务也开始悄然发生变化。《XX笔记本保修期外维修为何这么难》、《浙工商部门抽检发现近六成进口抽检服装不合格》、《是谁给了丰田漠视中国消费者的底气和本钱》——这些我们现在经常见到的新闻标题早已不再耸人听闻，中国消费者在面对外企产品的时候，维权难，甚至遭遇歧视。就拿苹果来说，2013年苹果涉嫌歧视中国消费者，虽然最终以库克的道歉收场，但大家都心知肚明，高傲的苹果只打算在中国赚钱，其他都不重要。面对这样的企业，我不相信还有多少中国消费者会念他的好。
再者，有些外企没有尽到企业公民应尽之责。尽管外企进入中国，带来了大笔的投资、先进的技术，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技术就会留在中国。很多外企仅仅是看中了中国廉价的劳动力以及“超国民待遇”，而并没有将中国当作真正的发展之地。不仅如此，不少外企无法在本国设立那些高污染的工厂，但在中国却放开了手脚，其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视而不见，更别说去帮助社会、反馈社会了。这样的外企，怎么可能会受到欢迎？
上面所说的几点原因，很显然不是全部，但外企感觉“受欢迎程度降低”了，确是不争的事实。如今，外企的光环退去，中国消费者也更加理智，外企在中国的生存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用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Joerg Wuttke）的话说，那就是外企在中国的“黄金时代”已进入尾声。
怎样才能更受欢迎？
似乎一说到外企，大家想到的都是在中国的外国企业，然而随着我国经济水平飞速提高，国内的很多企业走出国门，这些中国企业其实在别的国家也是外企，在中国的一些外企渐渐不招人待见，中国的企业在国外也遭受到抵制和排斥。
比如华为在遭到美国威胁国家安全的指控，这背后其实有北美ICT企业在推波助澜，而中国的光伏和轮胎企业在欧美也遭受抵制，根本上也是让当地人觉得这些廉价的中国产品损害了他们的就业。所以换位思考，就可以更容易找到外国企业受到当地民众欢迎的路径。
能否让当地民众分享到外企发展带来的红利，这是外企能否获得当地民众的欢迎和支持最重要的衡量条件。而获得当地民众支持的跨国企业，通常来说也是利用分享技术的方式来带动当地产业升级和居民增收，或者用实际行动来积极参与公益活动，赢得当地居民的尊重。
在中国也有不少受到政府、民众普遍欢迎的外企优秀典型，比如三星、英特尔、宝马、宜家等在世界范围内业也广受欢迎的国际企业。这些企业虽然所处行业不同，但也有很鲜明的共性，那就是产品质量上乘，而且很注重企业社会责任，能够与当地民众共享经济成果。
就拿三星为例，三星手机是最早把时尚融入科技的企业之一，之前一直是大屏智能手机的领军者，三星手机几乎是当前在中国市场唯一能够和苹果分庭抗礼的品牌，其原因就在于它较为准确地把握了用户的需求，借助供应链优势做到了引领创新。
三星、英特尔等外企，不仅是将中国作为生产国，同时也将中国作为研发基地，这可以帮助中国相关的产业实现产业升级，所以受到政府和民众欢迎也是必然。2014年5月，三星在西安的半导体工厂正式量产，为支持三星半导体工厂的生产，三星电子及三星数据两个研发中心也落户西安。三星在中国不断加大科研投入，设置包括半导体、通讯、设计、体验中心等研究类机构，这为中国储备高级技术人才打下了坚实基础。英特尔在大连和成都设立封装工厂，也为中国的芯片加工产业培养了众多的高级人才。
优秀外企不仅注重经济效益，同时也非常注重社会效益。我们能够看到，雅安地震，三星捐赠6000万元，外企第一；云南鲁甸地震，三星捐赠3000万元，再次位列外企第一。三星从2005年起，已援建了148所希望小学。支援大学生支教的“西部阳光”活动也开展了12年。不仅如此，三星还与陕西省政府签署了五个合作项目，包括灾害救助、农村帮扶、教育支援、残疾儿童救助、环境保护等方面。2014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中，三星在所有企业中达到第13位（2013年为21位），再次蝉联外企第一。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苹果，苹果作为全球科技产业的巨头，在中国也获取了巨大的经济收益，但苹果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都鲜有公益行动，被誉为公益铁公鸡，所以尽管产品设计出众，但在企业公民建设上却乏善可陈，也很难让民众感到苹果的社会责任感。
秉承共赢理念才能做受欢迎的好外企
三星、英特尔等优秀企业能做到的，其实很多走出国门的企业都能做到，只要看这个企业有没有这份心，毕竟能够走出国门的企业，其实力也相对雄厚。在当前国家鼓励企业“走出去”的大背景下，中国企业不能急急忙忙只为赚钱，需要更多的精力去回馈当地社会。
”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契机，共赢理念是其顺利推行的重要保证，所以无论是身在中国的国外企业，还是想”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在海外业务拓展时都会遇到与当地居民争利等现实问题，现在来看，并非没有解决之道，关键看愿不愿意分享利益，共担社会责任。
在未来，外企想靠几款产品就打入中国市场基本上可能性很小，因为大多数科技产品现在更新迭代的频率都很快，一旦有功能相近、但价格便宜很多的类似产品，那么就离黯然离开不远了。只有扎根中国、投资中国的外企，才有可能聚合中外双方有时代的智力资源和产业资源，做到与中国市场共同成长。
外企从中国撤离，这其实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一方面说明中国经济实力增强，中国可以对外企进行更严格的挑选，另一方面也为中国企业走出国门上了一课，怎么样才能做一个受欢迎的外企，说到底还是那句老话：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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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信息举报: (#改为@)　　一 丝绸之路与全球经济再平衡　　从世界经济历史的发展和现状来看，今天的中国正面临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在实现本身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带领发展中国家走出全球经济结构性失衡的困局，让全球经济在激发增量的过程中，平稳达到结构再平衡。长期而言，中国也有能力带领非西方国家，针对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体制失灵的问题进行改革，以建构一个更公正、包容、有序与可持续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这两方面的内容都是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责任。同时，在国际责任的构架内，中国能够避开西方和美国对中国的潜在围堵，正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从而实现长期的和平发展、民族复兴的目标。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丝绸之路才显现其不寻常的意义。　　为什么这样说？首先，现有国际经济秩序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失衡。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既是这些失衡的必然结果，也使得这些缺陷暴露无遗。西方国家过度消费，政府举债度日；美国滥用其铸币权，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动摇；全球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不断增高，热钱到处流窜，导致全球资产泡沫；国际自由贸易秩序，正被区域自贸板块逐步侵蚀。　　西方的结构性经济失衡，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崛起有关。当代新自由主义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流行于英美国家的撒切尔首相和里根总统时代。开始时焦点在于私有化和政府退出经济领域。1990年代初冷战结束之后，新自由主义很快就发展到世界经济领域，主要是对经济全球化的理想化，错误地认为全球化会形成完美的国际劳动分工，各国可以凭借其“比较优势”，来促进无限的经济发展和财富的积累。“看不见的手”和“比较优势”是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不过，这两者都促成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下，西方各国在不同程度上走上了经济结构失衡的道路，主要表现在国内产业格局的失衡、社会性投资与生产性投资的失衡、金融创新与投机的失衡等，而最终则表现为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失衡。全球化、资本外流、就业不足、过度福利、弱政府等等，所有这些问题是西方经济结构失衡、经济和政治失衡的结果。这表明西方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又到了一个改革和转型的新阶段。最近，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危机讨论很多，但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政治危机。到处蔓延的抗议浪潮，只是西方政治危机的其中一个表象。　　“金砖国家”缺乏足够实力　　对西方来说，问题的核心是如何重建国家权力秩序？西方花了很长的历史时间，确立了对产业资本主义的监管体制。现在需要多少年来确立对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资本主义和制造业资本主义的监管体制呢？建立政府对企业的规制，首先需要强大的政府，但是在大众民主下，又如何建立这样一个强大的政府呢？如果没有强大的政府，由谁来监管强大的资本力量呢？又有谁来制约民粹主义式的民主政治呢？也就是说，西方经济体要达到内部各自经济体的平衡很不容易，更何况说是国际经济的平衡了。　　西方没有能力实现世界经济的再平衡，非西方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呢？对西方的失望，使得很多人把目光转向发展中国家，包括“金砖国家”（巴西、俄国、印度、南非和中国）。但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能力，需要有客观、冷静和理性的认识。　　以“金砖国家”为主体的非西方国家的崛起，的确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一波全球化过程中，最显著的国际经济现象。在过去的20多年时间里，这些国家的经济取得了高速的发展，在世界经济的版图里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自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这些国家也成为了世界经济的新增长点。不难理解，人们开始把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希望放到了这些国家。　　不过，这些国家还远远没有能力来平衡世界经济。这里有很多原因。和西方相比，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规模和总量还是比较小。尽管在快速增长，但要平衡世界经济的实际能力，必然受到其客观经济规模的制约。除了中国，其他国家的经济规模远远小于西方主要国家。金砖国家中，其他四国经济的总量相加还没有中国一国大。金砖国家的总体经济规模在扩大，也在产生一些外部影响力，但这并不自然转化成为平衡世界经济的能力。要平衡世界经济，必须回到用什么方式来平衡这个主要问题上来。在这方面，所有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都一样：即使有实际能力，也缺失有效的工具来拯救世界经济。　　这些国家也都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它们各自的经济本身也同样避免不了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这些国家没有自己主导的“货币基金”、“世界银行”、“美元”或者“欧元”。西方的衰落并不表明非西方国家的自动崛起，因为它们还没有独立运作的体制能力和权力。　　尽管这些国家开始意识到，在西方主导下的国际经济体系内运作的局限性，并且也开始协调它们之间的政策，但是它们还远远没有能力成为一个类似目前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很难想象，这些国家很快能够发展出有效的协调机制，更不用说是建立类似西方所确立的体制了。不管它们怎样不满意现存的世界经济体系，它们还是要在体制内发生作用，而不可能另起炉灶。同样重要的是，因为这些国家还都是发展中国家，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间里，它们最关注的还是它们内部的发展。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些国家的内部转型正在为各国政府产生越来越大的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承担起国际责任还有待时日。它们可以承担国际责任，但必须是通过帮助西方确立体制的途径，或者帮助西方的途径来完成。　　在这样一个复杂的世界经济环境中，相比较而言，只有中国有能力在求得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承担国际责任，去实现世界经济的再平衡。2008年以来，中国成功地避免了西方危机波及自身。在过去的几年，不仅自己维持了高速经济增长，在客观上也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不过，也不可否认，这一过程导致了一系列的经济结构失衡，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失衡、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失衡、生产性投资和社会性投资的失衡、投资和消费的失衡等等。中国需要很长一段历史时间，来重新实现经济结构的再平衡。丝绸之路的意义，就在于在帮助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同时，实现中国本身经济的再平衡。　　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选择再平衡的目标及如何实现再平衡。客观地说，西方也需要中国在平衡世界经济过程中扮演重要作用。在中国政府掌握了巨大财富（例如庞大的外汇）的情况下，西方政府都在盯着中国政府手中的钱。中国需要去帮助西方平衡经济吗？的确，2008年危机发生之后，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有人就提出要推行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对西方经济实行拯救。　　二战后，美国推出了庞大的马歇尔计划帮助欧洲，主要是出于其地缘政治考量，主要是和当时的苏联竞争。这个计划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经济项目，更多的是战略项目。相比之下，无论和今天的欧洲还是美国，中国并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关联，也不存在共同的敌人，中国和西方美国之间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又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可以和西方做生意，但要推行大规模的拯救计划，可能性趋于零。　　最大的战略失误　　中国拯救西方，即使有可能，也会是最大的战略失误。对西方实行马歇尔计划，只是那些对残酷的国际政治现实无知的人天真的想法。尽管西方需要中国，但是只要西方内心消除不了对中国崛起的恐惧，西方所需要的只是中国的支票。自从苏联解体之后，中国越来越成为西方所认定的“竞争者”，甚至“敌人”。虽然近年来俄国不断挑动西方的神经，但很难威胁到西方。随着俄国的复兴，它会收复一些在苏联解体之后所失掉的地缘政治利益，但很难像苏联时代那样，对西方构成真正的威胁。在西方眼中，能够构成真正威胁的是迅速崛起的中国。在今后很长历史时间里，随着中国的继续崛起，西方的这种认知不仅不会减弱，而且会越来越高。中国所面临的来自西方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　　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极其复杂。中国经济和西方经济一体化程度已经不低，西方经济形势不可避免要影响到中国。再者，国际和平仍然是中国内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能够对中国构成真正战略威胁的，也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而非其它国家。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在战略上要和西方尤其是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来维持和平的架构；在经济方面，中国也要尽可能帮助西方。不过，中国要清醒地意识到，中国不能依靠西方而崛起成为大国；相反，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国要“自力更生”，努力打拼自己的大国地位。　　大国地位既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更不会是人家送给你的，而是斗争出来的。中国需要实行自己版本的“马歇尔计划”，但这个计划绝对不是针对西方，而是针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这就是今天人们讨论丝绸之路的战略意义，因为它就是中国版本的“马歇尔计划”。当然，中国应当通过容许和鼓励西方国家和企业的参与等手段，比美国版本的做得更好，实现更包容和可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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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搞工程不好分。
　　二、丝绸之路与中国的可持续崛起　　丝绸之路的大目标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实现中国民族复兴和国家的“和平崛起”，成为一个真正有能力的责任大国。　　中国是否可以实现和平崛起，取决于是否能够满足至少如下三个条件，即一、实现内部的可持续发展；二、有效遏制发达的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中国有可能的围堵；和三、在发展中国家扮演领导角色。这三个条件是需要争取的，丝绸之路的战略意义，也可以从这三方面来阐述。　　丝绸之路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实现国内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通过丝绸之路，中国可以全面发掘与广大新兴市场国家之间潜在的互补互利机会。无论是陆地丝绸之路（即“一带”）还是海上丝绸之路（即“一路”），除了少数几个国家（例如新加坡）已经是发达经济体之外，其他的都是发展中国家，很多还是低度发展国家，都需要发展。丝绸之路通过资本和技术等外部经济要素的引入，和这些国家的内部要素如廉价劳动力和资源的整合，可以大大激发这些国家的潜在经济发展动力。　　这样做也可以为中国带来直接的经济与战略效益。今天，中国经济各方面面临失衡，经济结构调整举步维艰。内部的继续改革对经济结构调整很重要，但也可以引入外部经济要素，一方面促进内部的改革，另一方面减轻内部改革的一些压力。发达的西方国家在走向经济大国（从低收入到高收入经济体）的过程中，无一不使用外部经济要素。例如西方的经济发展过程，往往伴随着对外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政策。中国不能走西方的老路，但必须寻求一条和发展中国家尊重与发展、合作与共赢的道路。尊重与发展、合作与共赢应当是丝绸之路的主题。　　突破全球失衡困局　　可以从两方面来看这个问题。一方面，丝绸之路有助于中国内部的产业结构调整，将严重的产能过剩与不具经济效益的产业，有秩序地对外移转，通过丝绸之路将中国内部过程的产能，转化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要素。另一方面，这种产能转移更有助于中国的产业升级。中国产业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产业升级，丝绸之路可以为中国企业的成熟中阶产品，找到广大的海外新兴市场，为中国大量产能过剩的产业找到新的出路；同时，它也可以将中国的庞大外汇储蓄与丰沛国内游资，转化为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从而突破全球经济结构性失衡的困局，实现全球经济增量基础之上的再平衡。　　中国可持续的和平发展的第二个条件，就是遏制和化解西方、美国对中国的潜在围堵。对中国来说，要崛起成为大国，必须正视这个问题。作为大国，中国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大国的崛起从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历史上，大国的崛起经常造成西方学者所说的“大国的悲剧”，即现存的大国总是恐惧于新兴的大国；而新兴的大国也总要挑战现存的大国，从而构成了争霸战争。如何有效遏制发达的西方对中国可能的围堵？　　中国需要加快军事现代化。强大的军事力量可以对西方的围堵构成最有效的威慑。不过，中国军事的发展可以对西方产生最直接的影响，西方也必然会加快在军事上对中国的围堵。从国际关系的逻辑来看，无论中国本身还是西方，都存在着强大的推动力，驱动着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军事竞争。一旦造成冷战期间前苏联和西方之间那样的军事竞争，对中国就会大大不利。中国因此必须竭力避免类似的军事竞争；和西方的关系也因此必须超越军事层面。　　要避免前苏联和西方之间那样的军事竞争，中国和西方的经济关系变得极为重要。鉴于中国和西方经济的高度依赖性，西方一旦发生经济危机，必然要影响到中国。因此，即使西方对中国实行形式不同的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在一定程度上还必须帮助西方恢复经济。尽管中国帮助西方经济，改变不了西方的“中国威胁”认知和其围堵中国的企图，中国也必须继续和西方保持这种经济相关性。两者的经济相关性越大，西方就越没有能力实现其围堵中国的企图。这些也是中国在和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时候所需要考虑的。　　但是，无论是军事现代化，还是继续保持和扩展同西方的经济关系，最重要的还是国内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一直在支撑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不过，如果中国国内经济出现重大的问题，没有其他国家会来帮助中国。对这一点，人们应当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与西方不同，西方一直在寻找机会来“惩罚”中国。中国如果有危机，很难想象哪一个西方国家会来帮助中国？中国必须通过自力更生的方式，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实现可持续经济发展，中国经济“走出去”很重要。既然中国经济很难走向西方，就要寻找新出路，这个新出路就是通过丝绸之路，通往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更是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当履行的国际责任——丝绸之路是中国向发展中国家履行自己的国际责任的有效途径。　　如何理解中国要在发展中国家扮演领导角色这个问题？可以从如下四个方面来讨论。　　第一，这样做不是像西方一些人所说的，是中国要追求国际霸权；恰恰相反，中国这样做是为了实现中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双赢。一方面，丝绸之路可以帮助中国实现内部可持续的发展；另一方面，丝绸之路可以全面带动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中亚、非洲、阿拉伯、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伙伴关系的升级，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第二，这样做可以缓和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冲突与贸易摩擦。尽管中国和西方经济已经高度依赖，但欧美国家内部的贸易保护主义与激进排外思想也在增长。西方经济越是走不出结构失衡状态，越会把责任推到中国头上。更为严重的是，中国资本往往被西方国家利用“国家安全”等理由拒之门外。这种情况在今后很长时间里不会有很大的改变。这种情况当然不是说中国要放弃西方，中国仍然要努力和西方打交道。但同时，中国更需要在发展中国家寻求新的贸易投资空间。这方面，中国已经努力不少。丝绸之路的确立，必然会从整体上大大推动这方面的努力。一旦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发展出了新的投资和贸易空间，和西方的经济贸易摩擦必然会减少。　　瓦解对中国的包围　　第三，丝绸之路通过发展和强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可以有效瓦解美国对中国的新一轮战略围堵。美国的战略围堵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军事上的，二是经济上的，三是软力量方面的（包括意识形态、文化等）。随着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军事现代化也必然会加快和提升。但中国没有美国那样做世界警察的野心，军事现代化的主要目标还是国防。丝绸之路则可以从经济上和软力量方面瓦解美国的围堵。从经济上说，就是中国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在西方，一条腿在发展中国家。和西方的关系仍然很重要，不可放弃。在发展中国家，中国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和主导性。应当看到，这两条腿并不矛盾。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微弱的经济复苏，靠美国与欧洲央行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支撑，发达国家也普遍无力自行解决长期失业、产业流失与世代冲突等结构性问题。新兴市场国家尽管对西方不满，但仍过度倚赖欧美发达国家市场。实际上，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要脱离西方市场不现实。对这些国家来说，也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仍然留在西方，而需要寻找另一条腿，这另一条腿就是中国。现实地说，要恢复全球经济稳定增长动力，必须靠新兴市场国家全面激发其经济增长潜力，扩大内部需求，以及同步深化新兴市场国家彼此间的经济合作，带动跨国投资与贸易。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各个方面的优越条件，决定了其必须扮演领导角色。　　第四，丝绸之路可以把中国发展的一些宝贵经验，推广到发展中国家去，借此形成中国的国际软力量。在很大程度上说，中国的发展经验已经开始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途径。尽管中国发展过程也是有沉痛的教训，在一些方面甚至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到今天仍然面临很多问题，但毕竟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模式。中国的发展模式，并非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些西方人所炒作的“北京共识”论，也没有多少人相信这些人所总结的“北京共识”论。中国的发展经验，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仍然需要总结。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对中国经验表现出巨大的兴趣。　　也就是说，可以把丝绸之路视为是由中国自己创始的“软力量”建设项目。历史上，一个国家的崛起不仅仅是经济和军事的崛起，更重要的是软力量的崛起。软力量主要包含两个方面，即国际事务中的实际领导权和话语权。今天，中国的软力量建设一直是软肋。造成这种情形主要有三个原因，包括没有把中国本身发展经验总结好，过于注重于和西方的话语之争，不够注重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塑造自己的软力量。建设软力量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但丝绸之路是一个很现实和有效的契机。结合丝绸之路，中国至少可以实现软力量在发展中国家的崛起。
　　三、中国实施丝绸之路的优势　　在实施丝绸之路方面，中国所具备的一些特殊优势，可以协助新兴市场国家有效克服其经济发展的瓶颈，激发其潜在成长动力。丝绸之路沿岸、沿边国家，大多数为发展中国家，甚至贫穷国家，都急需发展。尽管这些国家多半拥有丰沛的天然与人力资源，但普遍面临资金、人才、技术与基础建设不足、市场规模过小、治理能力不佳等瓶颈。正是在这些方面，中国具有很大的优势。中国和这些国家的要素呈现出很强的互补性，如果双方的优势得到有效的结合，就可以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　　中国经济规模已经空前庞大，在主要工业部门都拥有巨大的产能，并覆盖不同位阶的产品，有能力同时在五大洲上百个国家，承接水库、电厂、超高压电网、深水港、机场、工业区、传统铁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行动通讯网的兴建。中国也有能力协助整个地区架构跨国基础建设网路，让各国能有效克服其国内市场规模过小的障碍，能以整个区域为腹地，发展产业专业分工，以及形成跨国的产业聚集。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本身的发展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分不开。基础建设是任何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全面起飞的前提。中国在这方面已经拥有庞大的能力，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基础设施国家”。在这方面，中国也开始“走出去”，并且获得很多很好的经验。这些经验对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　　如果基础设施建设表现为“硬件”，中国在“软件”方面也同样存在丰富经验。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公共治理、经济发展、城市规划等领域的人才，并自行摸索出有效并用“市场”与“政府”两手的独特经济发展经验。中国也应该与发展中国家分享其发展过程中的“软件”经验，提供知识与管理技术支援，并协助培育人才。这里有两点很重要。第一，中国的发展是在开放过程中进行的，因此在发展这些方面的“软件”过程中，已经吸取了诸多国际经验。中国的“软件”建设不是闭门造车，而具有普遍性。第二，中国自己在这些方面也走过了很多的弯路。不过，中国在走过弯路之后，很快就调整政策，逐渐走出自己的社会治理道路。这些教训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有参考价值。今天，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些方面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中国可以和这些国家分享这些方面的经验。　　但是光有上述优势，还不足以支撑中国的丝绸之路战略，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所拥有的金融优势。历史地看，任何国家的硬力量和软力量的走出去，必须配之以强大的金融力量。没有足够的金融力量，各方面的力量很难走出去。中国拥有庞大的外汇存底，又有丰沛的国内储蓄，已经建立起独立的全球支付系统，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也日益普及，中国有条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元的低成本融资平台与信贷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对中国来说，就是要把大量的现金转化为资本；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就是通过中国资本，促动或加快国内建设。　　活络外汇储备　　在金融优势方面，非常必要把国家庞大的外汇储备的使用，和丝绸之路战略结合起来考量。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是外贸盈余和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即国际收支的双顺差所致。2008年之前，中国一直实行出口强制结售汇制度，出口企业自留的外汇较少，更多的外汇资金以中央银行外汇储备的形式表现出来。当央行买进外汇时，必须增发等值的国内基础货币，基础货币通过货币乘数的放大，导致流通中的货币供给量成倍增加，加剧通货膨胀。同时，为了实现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央行没有很多的选择，更多的是把外汇储备投资在美国国债和房地产抵押债券上。不过，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大量发行货币，导致美元贬值，加上美债利息本来就低，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大量的外汇储备成了中国的负担。中国处于两难处境：如果不囤积美元外汇储备，就有遭到挤兑引发金融危机的风险；如果囤积美元，收益率低下，造成资金的浪费。　　外汇储备和丝绸之路战略可以结合考量。对中国而言，最重要的是如何保值这笔巨额外汇储备，并在保值的基础上创造更多的价值（增值）。外汇储备来之不易，是中国老百姓尤其是农民工进入国际经济体系的结果。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和中国的开放政策，促成了中国经济进入西方世界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而中国是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廉价劳动力。中国成为世界的加工厂，农民工就是加工厂的主体。如果没有农民工廉价的劳动力，很难想象中国可以成为世界加工厂。廉价劳动力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而廉价劳动力并不是轻易取得的资源。发达国家已经耗尽，只有通过进口劳务获取有限的廉价劳动力。廉价劳动力一般存在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不过并非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拥有廉价劳动力。很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曾是殖民地的国家，劳工往往具有较高的权利和法律意识，并且这些国家尽管穷但社会保护机制（至少从理论上说）良好，资本很难压低劳工成本。例如印度理论上说拥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但资本很难进入印度。只有中国因为各种因素，廉价劳动力成为现实。中国可以说是当代资本主义最后一个边疆，中国之后很难出现这么庞大规模的廉价劳动力。不过，随着一些新因素的出现，包括人口结构的变化、劳动力成本和新农民工（第二代）权利意识的提高，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也所剩无几。这些年来中国的一些地区开始面临劳工荒的现象。中国今后很难再继续通过把廉价劳动力投入世界市场，获取巨量的外汇储备。　　再者，如此庞大的外汇储备的产生，也是中国普通消费者在过去30多年间，承受了等值人民币额外增发所带来的通胀，所积累起来的硬通货财富。外汇储备实际所代表的，是中国大众已拥有的、对海外实物资产随时可以兑现的购买权，其未来的任何兑现即对海外产品或资产的购买，可以缓解中国现实的通货膨胀水平。　　庞大的外汇储备可以通过丝绸之路战略而转化成庞大的资本。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可以通过转化成资本而得到增值。在目前的情况下，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任何一项政策，都可以影响到人民币的价值，即使那些政策并没有明确针对中国。这就要求中国通过输出人民币或者人民币的国际化，来保障人民币的增值。输出人民币可以减少国内通胀压力，把国内积累的通货膨胀转移到国外。这是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有效保值手段。美国也是通过输出美元转移其国内的通货膨胀风险的。美元在国内流通的只有三分之一，三分之二都是在国外。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可以搞量化宽松，即QE。从理论上说，量化宽松会导致美国国内的通胀压力，但实际上则不然，美国没有通货膨胀的压力，主要是通过美元的国际化，把通胀的压力转移到其他国家，美国市场上很多商品，要比国际上包括出厂国的还要便宜。　　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不过，中国不是美国。美国输出美元是因为美元的国际主导地位。中国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还很难和美国竞争。但中国可以通过其他方法来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就目前来说，中国要尽可能推动国际买卖优先用人民币来结算。关于外汇储备保值的讨论，可以首先聚焦于如何扩大人民币在国际范围内的使用问题，而不是人民币资本市场的开放问题。　　一般认为，输出人民币的前提是中国放开资本管控。但这条道路风险很大，可以说是走不通的，因为这样做很可能有利于西方，尤其是美国所拥有的压倒性优势的金融业，促成这些国家加强对中国外汇储备的有效掌控。之前就已经有德国和日本的例子。这两国都是经济强国，但金融业则高度依赖于美国。主要原因是这两国被迫开放资本账户。美国金融业在二战后所拥有的、与美元地位相匹配的无与伦比竞争力，决定了德国和日本在金融资本市场必须依赖美国。中国过去30多年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发展成就，和中国能够有效管控自己的储蓄、确保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较低的资金成本，有很大的关联。　　中国政府已和许多国家包括一些西方国家央行，签订了人民币互换协议，为满足海外人民币需求创造了初步的条件。中国也可以对所有中国政府和国企参与的国际贸易或投资项目，提出尽可能即优先使用人民币的要求，以增加海外人民币的有效需求。人民币的国际化也可以通过到海外收购企业。现在看来，要到发达的西方收购大企业有很大的困难。西方国家恐惧于中国的崛起，往往诉诸于各种理由，例如国家安全搞贸易保护主义，制造贸易摩擦，实质上是要把中国的资本（人民币）挡在国门之外。但中国可以通过丝绸之路，把人民币输送到广大的亚、非、拉等地去。　　较之西方发达的市场，亚、非、拉市场风险比较大。尽管在那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法制不完善、既得利益往往和西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因素都会增加中国资本的风险。但是，这些国家大都是发展中国家，需要大量的资本，高风险也经常隐含着高回报。对中国来说，问题已经不再是要不要走到这些国家和地区去，而是如何有效、安全地走出去。再者，从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战略来说，中国也必须走到那些地方去。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对发展中国家，中国应当如何履行自己应当履行的国际责任？可以说，丝绸之路是中国走向国际、承担国际责任之路。
　　四、中国丝绸之路的政策工具　　2008年开始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既是全球性经济结构失衡的结果，也继续恶化着全球经济结构。全球经济到今天并没有恢复过来，很多经济体仍然处于低迷停滞的状态。另一方面，尽管中国经济也进入了“新常态”，即中速发展阶段，但这只是对中国自己过去的高速发展而言——和世界上其他经济体相比，中国的发展仍然是高速的。实际上，在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10万亿美元之后，很难再有过去那样的高速发展。保持中速增长，仍然可以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的发展经验及其发展能力，已经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历史机遇，来实行全球经济再平衡战略。可以预见，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丝绸之路会成为这一战略的主要推动力，也是中国可持续和平崛起战略的重要而可行的“抓手”。　　但是，丝绸之路不能仅仅停留在宏观的设想，口号式的政策更是不可行。丝绸之路要成功，中国既要搞清楚要做什么，更要搞清楚怎么做。没有一系列切实可行的策略和政策工具，丝绸之路很可能只是纸上谈兵。这方面，中国已经有很多经验教训了。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内部改革还是外交事务，很多政策都仅停留在口号阶段，从来就没有通过政策工具转变成为现实。　　丝绸之路的策略可以从多方面来探讨。从今天的情况来说，至少需要考虑如下这些方面的因素。　　第一，中国需要以丝绸之路为契机，全面发掘中国与广大新兴市场国家之间潜在的互补互利机会，全面深化与新兴市场国家及区域经济体之间经济贸易、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合作关系。　　第二，有效运用中国在资金、市场、技术、产能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全面分享中国在改革开放实践过程中，所积累的市场与政府两手并用的独特发展经验，为协助发展中国家克服在推进经济发展，以及区域经济整合过程中面临的结构性难题，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　　第三，全面提高中国企业的跨国营运能力，全面打造中国企业的海外经贸据点与生产基地，针对严重产能过剩与那些在国内市场已不具经济效益的产业，进行有秩序的“走出去”，实现对外移转。　　第四，在全面推进绿能产业、整治环保污染、建设低碳城市与智慧型城市的过程中，积极引导拥有先进技术的欧、美、日跨国企业参与投资与提供设备，让这些跨国企业有机会分享中国城镇建设及经济增长的红利，也刺激国内企业进行产业升级。　　第五，在“和平发展”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包容、尊重与发展”的新政策概念，系统整合中国传统的“和而不同”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代的“不干预政策”和西方的文化多元主义等理念，形成中国特有的普遍价值观，有别于大英帝国的“自由贸易”和美国的“自由民主”政策概念，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崛起，塑造国际文化软实力。　　多管齐下的政策手段　　同样，政策工具也是可以从多方面加以探讨的。目前来看，中国至少可以考虑如下手段。　　第一，设置规模大于“世界银行”资本额的“丝绸之路基金”，以及等量规模的“丝绸之路战略投资基金”为配套，前者为回收期长且具有明显外部经济效益的大型基础建设，或跨国基础建设网路项目，提供长期性低率融资；后者为大型基础建设所带动的产业投资、自然资源开发、公用事业投资、开发区或造镇计划、以及其他有投资效益的产业合作项目，进行风险投资与战略投资。战略投资基金，同时可以为中国企业取得关键技术与市场通路的国外并购融资，为中国企业整厂输出，与产业供应链整体输出，提供多元融资配套服务。战略性投资基金要扮演政府投资基金的领头羊作用，发挥杠杆作用，带动民间资本与国际游资的汇合，让市场与政府两手都发挥作用。这方面，中国已经设立了一个400亿美元的“丝绸之路基金”，走出了重要的一步。正在启动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可以是这个工具的有机部分。　　第二，可考虑设置中国主导的全球发展智库，并协助各区域的领头羊国家设置协作智库，建立完整的智库跨国合作网络。这些智库协助本国政府，为全球多边体制与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区域多边合作体制的设计，进行顶层设计，并为加速丝绸经济带区域整合与双边经济合作，提供政策规划与方案评估。智库也可设置附属咨询顾问机构，为各国政府、融资机构或战略投资人，提供项目评估与可行性评估咨询服务。改革中国国内体制内智库，以便克服所面临的制度制约，也可以考虑利用和强化国内的民间智库的功能。更为重要的是，智库也需要随着丝绸之路走出去。所有国内智库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缺乏和国外智库的全面交流，进入不了国际的“政策市场”。因此，可以考量在那些作为世界信息集散地和交流中心的关键国家，设立一些能够发挥重大国际影响力的智库。这方面，可以学习二战之后美国的做法。通过各种途径，美国能够对欧洲等国的智库发挥重大的影响力，同时美国本身的智库（例如兰德公司）也走向了世界。　　第三，可考虑建立一个面向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跨国人才培训机制”，为各国训练与培育公共治理、经济规划、城市规划等领域的人才，内容包括留学培训、海外培训与挂职培训等，让各国政策精英有机会全面与深入理解中国改革开放实践过程中所积累的“市场”与“政府”两手并用的独特发展经验。培训机构必须具备归纳与提炼中国发展模式的学术研究能力，并发挥跨国发展经验交流平台的作用，让各国有实务经验的政策精英与专家相互切磋，彼此借镜值得推广的政策与体制试验经验，在因地制宜、与时俱进、集思广益的指导思想下，共同探索最适合各国国情的改革策略与政策选择。这方面，包括上海浦东干部管理学院在内的机构，可以扮演主导角色。这些机构不仅应当培养国内的干部，其功能应当扩展到培养发展中国家的官员。实际上，它们已经在履行这方面的功能，只不过需要更加系统化地扩展功能。　　第四，可考虑设置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国社会精英为对象的“新丝路传媒集团”，以财经、旅游、环境、城市及文化议题为主轴，为各国提供一个超越西方视野的跨国资讯与观念传播与分享管道。跨国传媒总部应设置于海外，大量聘用跨国专业人士，同时运作多种主要语言的卫星频道与网路新闻平台，也可配套在海外成立跨国传媒学院，培育具备超越西方视野的传媒人才，摆脱西方中心主义思维与西方话语权的宰制。　　配套的体制建设　　此外，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也必须考虑丝绸之路的机构设置问题。政策的有效实施，依赖于政策机构的设置。这方面，可以考虑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丝绸之路战略应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主导，在深改小组下设置直接向最高领导人负责的高级别“办公室”，建立类似美国“国际开发机构”那样的权力协调机构，负责统筹政策规划与资源分配，协调各部委与各省市，打破现有涉外经济部委各自为政的地盘割据现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的对外开发已经得到很快的发展，但机构设置呈现出过于“内部多元化”的局面，外交部、商务部、卫生部、地方政府、大型国有企业等等，都承担了不同方面的功能，但它们之间没有协调好，造成效率低下、大量浪费和国际形象差。这种情况必须改变。这个机构设置在深改小组下，要比设置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有效得多。国安会关切的是国家的安全，如果这个机构设置在国安会下面，自然会凸现出其安全战略含义，其他国家就会产生战略上的疑虑。深改小组关切的是改革和发展的问题，更有利于中国塑造和平崛起的国际形象。　　第二，要处理好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沿边、沿岸省份一直争取在丝绸之路领域扮演重要作用，这不可避免，也具有必要性。但必须明确的是，这些省份是丝绸之路战略的执行工具，而不可以有自己所谓的“丝绸之路战略”。过去几年，一些省份制定了自己的对外战略，例如“桥头堡战略”“西南战略大通道战略”“西进战略”等等。这些政策用语隐含有过多的军事战略意味，往往对周边国家产生“威胁感”。丝绸之路战略必须由中央深改小组全面负责，而地方必须去除这些不恰当的战略用语。即使地方有其本身的丝绸之路战略，但不可和中央的发生严重冲突。　　第三，执行“全球经济增量再平衡战略”需要有风险管理机制，必须动态考量全球地缘政治风险，各国主权风险，政治互信基础，并务实评估中国影响力的投射范围，以及中国政府的海外护产、护侨的能力极限。在初期，经济资源投入仍应以欧亚大陆周边国家为起点，并以已经建立稳固经济合作基础的亚洲、拉丁美洲与非洲国家为重心。从现阶段来说，投资方和被投资方的权利风险问题非常突出。在中国资本所及的地方，都出现了劳资、环保、人权等等方面的纠纷。尽管“一路”和“一带”国家大都贫穷，但老百姓的权利意识很强。很多地区的政治也经常出现不稳定局面，政权变更频繁。这些事实往往被中国的企业所忽视。因此，风险评估的功能可以和智库设置结合起来，光有企业和政府本身的评估远远不够，还必须依赖智库的客观、中立的评估。
　　续上　　第四，可考虑把目前所确定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正在进行中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早先所提出的“中国－中亚国家发展银行”等，统筹到“丝绸之路开发基金”的构架内，协调它们之间的行动，以避免不必要的、大量的浪费。　　像丝绸之路那样大规模的对外项目，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构想一个完美的方案，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完全根据规划来实施方案。这样的项目都是一边做、一边学的过程。但是如果要少交学费，避免重大失误，就必须储备足够的政策知识，准备好足够的政策手段。如果没有这些，急急忙忙地去推行，就会犯很多错误。尽管中国已经开始了丝绸之路项目，但在这些方面，中国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09:03:54　　续上　　第四，可考虑把目前所确定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正在进行中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早先所提出的“中国－中亚国家发展银行”等，统筹到“丝绸之路开发基金”的构架内，协调它们之间的行动，以避免不必要的、大量的浪费。　　像丝绸之路那样大规模的对外项目，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构想一个完美的方案，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完全根据规划来实施方案。这样的项目都是一边做、一边学的过程。但是如果......　　------------------　　--------你忽略了马歇尔计划之所以成功的根本前提是，美国和欧洲同文、同种，中国两路计划最大的问题是周边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尤其是YSL的离心离德，即使两路成功，最终壮大了YSL，百年后,YSL会反过来吞灭中国，你去查查同治回乱，就知道到时多么凶险，中华尤其非YSL民族几乎在陕西、甘肃、宁夏、新疆等地灭绝，并丢失这些土地，如果这样，中国面临的处境远比宋还险恶。别天真了，两路一带，注定不会成功，对中华而言，成功是最大的危险。
09:03:54　　续上　　第四，可考虑把目前所确定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正在进行中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早先所提出的“中国－中亚国家发展银行”等，统筹到“丝绸之路开发基金”的构架内，协调它们之间的行动，以避免不必要的、大量的浪费。　　像丝绸之路那样大规模的对外项目，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构想一个完美的方案，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完全根据规划来实施方案。这样的项目都是一边做、一边学的过程。但是如果......　　-----------------------------　　希望能反映到决策层，你忽略了马歇尔计划之所以成功的根本前提是，美国和欧洲同文、同种，中国一路一带计划最大的问题是周边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尤其是YSL的离心离德，即使两路成功，最终壮大了YSL，百年后,YSL会反过来吞灭中国，你去查查同治回乱，就知道到时多么凶险，中华尤其非YSL民族几乎在陕西、甘肃、宁夏、新疆等地灭绝，并丢失这些土地，如果这样，中国面临的处境远比宋还险恶。别天真了，一路一带，注定不会成功，对中华而言，成功是最大的危险。希望决策层不要好大喜功，危机百年后中国的安危，要学英美（崇商文化，决策层很多是商人或与商人有关联），他们一般不会做赔本买卖。
09:03:54　　续上　　第四，可考虑把目前所确定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正在进行中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早先所提出的“中国－中亚国家发展银行”等，统筹到“丝绸之路开发基金”的构架内，协调它们之间的行动，以避免不必要的、大量的浪费。　　像丝绸之路那样大规模的对外项目，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构想一个完美的方案，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完全根据规划来实施方案。这样的项目都是一边做、一边学的过程。但是如果......　　-----------------------------　　@jiangjl-03 20:01:46　　希望能反映到决策层，你忽略了马歇尔计划之所以成功的根本前提是，美国和欧洲同文、同种，中国一路一带计划最大的问题是周边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尤其是YSL的离心离德，即使两路成功，最终壮大了YSL，百年后,YSL会反过来吞灭中国，你去查查同治回乱，就知道到时多么凶险，中华尤其非YSL民族几乎在陕西、甘肃、宁夏、新疆等地灭绝，并丢失这些土地，如果这样，中国面临的处境远比宋还险恶。别天真了，一路一带，注定不会成功......　　-----------------------------　　谢谢参与讨论
　　中美如果真开战，美国第五舰队就在巴林！油船连波斯湾都出不了！所以搞出个一路一代可以看出我们的体制有好垃圾！能提拔到庙堂之上的竟然全部是白痴！没有一个是有正常智商的人！就更不要说精英了！　　极权制度就是这样的，只提拔善于迎接奉的奴才白痴！淘汰有尊严，有原则有底线的人才的逆向淘汰制度！所以只会招来国耻和亡国的厄运！　　缅甸是友好盟邦？是中国重要战略布局？　　和一个国力在世界上垫底的国家也值得你去战略布局？如果中美真开战，老美一个航母编队开孟加拉湾去，就能“说服”缅甸加入美国联军，你信不信？弱国有外交吗？值得去外交吗？还阴谋？美国佬值得操这份闲心？美国人跑去见素鸡，是美国人对民主政治制度发自内心的认可，如果中国民主自由了，美国人跑中国来会跑得更快，你信不信？　　国策？中国有过国策吗？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在中国最孱弱的满清末期都弄不走的中国国土，反为张一钱不值的仅填了个友谊的空头支票就可以贱卖给世界上最孱弱的国家？卖把整个北部湾都卖成了越南的内海的白龙尾岛的那张填着友谊的空头支票兑现了吗？　　缅甸人屠杀华人的时候想过中缅友谊吗？缅甸人屠杀中国公民的时候，想过中缅是友好国家吗？友谊是相互的，如果别人先是屠杀你的亲戚，然后发展到屠杀你的家人，你还在那友谊友谊，除了精神分裂症患者，这天下不会有这么蠢的白痴！一个国力给世界垫底的国家有无耻的去巴结的必要吗？　　小国就是墙头草，哪边有奶哪边倒。希拉里访缅，日本安培接着来，中国大把撒钱，中国的管线就一定安全吗？　　世界上，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仇敌，只有永恒的利益。这是国与国关系的定律。我不知道中国政府每天叫着我们是友好邻邦这句话，又有什么意义呢？　　几十万国土可以赠与外人，钓鱼岛可是声嘶力竭的要夺回，为什么争远在天边无人居住的钓鱼岛，而近在眼前的有大量汉人居住的果敢却不争？　　这么浅显的道理都不懂，还奢谈什么外交政策？　　现政府深受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白痴外交方针毒害， 如果主权大于人权,希特勒就可以冠冕堂皇的灭绝犹太人.而不用担心有任何报应.把主权看得高于人权的白痴华人政权,就可以放任印尼上世纪六十年代，九十年代两次惨无人道的灭绝华人,袖手旁观,露出一付尊重别国主权,事不关己的卑劣并且白痴的嘴脸!人类的公理本来就大于主权.任何敢于践踏人类尊严的政权,都是整个人类共同的敌人!　　面对反人类的罪恶，不作为只会为人所不齿！丢尽中国人的脸面！还希望中国再像印尼上世纪六十年代九十年代两次屠华那样再在全世界面前秀一次自己的无耻和智商？　　有杀父夺位的儿子，有兄弟相残争皇位的弟兄，有拐卖自己亲表姊妹的大姐，你就能完全否认父子兄妹子女这样一脉相承的血缘联系的价值？　　中国人和华人是有区别的，中国人可以不是华人，现在有很多非华裔移民中国成为了中国公民。但华人必须是华夏儿女，龙的传人，一脉相承。已经发起过多次杀中国人运动的回回，藏人，疆人可以是中国人，广州能非法安排滞留黑人50万人，缅甸5万穆斯林罗兴亚人可以留在中国！果敢汉人20万，成了可以任其自生自灭的异族？　　缅北的事绝对不是缅甸内政，中国是利益相关者。缅族不断向缅北少数民族地区拓展生存空间，是缅北战乱的根源。前几年驱逐了5万罗星亚难民到中国。来了就不让回去了。中国吃多大的亏。这次果敢又是几万难民。如果放任不管，以后还有克钦，掸邦等等，后患无穷。生存空间，势力范围，缓冲地带这些东西，是不能用油管交互的。那是鼠目寸光，见利忘义的行为！　　而且缅北的事，已经不仅仅是杀华人的事了，是已经杀到中国公民头上来了！　　中国政府负有保护中国公民的人生安全的法定义务！侵犯中国公民比侵犯中国国土性质还恶劣，后果还严重，养那么多军队仅仅只是给一家一姓看门的家丁？　　还战略布局，一个根本就没有国力自保的垃圾国家，还去挖空心思的战略布局？白痴吗？　　而且一个只讲利益，完全不讲道义和良知的国家，只会失尽民心为人所不耻！　　国家不捍卫他的人民，人民就绝对不会捍卫这样的国家！
　　@t1a3n5
17:31:49　　中美如果真开战，美国第五舰队就在巴林！油船连波斯湾都出不了！所以搞出个一路一代可以看出我们的体制有好垃圾！能提拔到庙堂之上的竟然全部是白痴！没有一个是有正常智商的人！就更不要说精英了！　　极权制度就是这样的，只提拔善于迎接奉的奴才白痴！淘汰有尊严，有原则有底线的人才的逆向淘汰制度！所以只会招来国耻和亡国的厄运！　　缅甸是友好盟邦？是中国重要战略布局？　　和一个国力在世界上垫底的国家也值得......　　-----------------------------　　真心谢谢！不过提醒你一下，什么意见都可以发表，但请不要代表“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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