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小说人性描写新论
沈从文作为人性描写的大师，他的笔下，更多表现的是人的自然属性，是生命力的酣畅淋漓的奔腾，是不经过任何文明熏染的纯粹，是自然自在的生命存在的本真状态。
（一）沈从文的自然人性的书写是他艺术审美追求的特有表现方式，探讨的是人性形式的可能性和生命存在的合理性问题。正如他所说的，他追求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对这种人生形式成功的具象化处理与审美情调的完美结合成就了沈从文的小说。美与自然人性的淳朴、自由而不被文明所困的乡土人品格联系起来，或者说作家的审美观念与自然人性的互动是作家人性描写侧重于人的自然属性的真正动因。由于沈从文在道德和审美情感方面表现出倾向于肯定乡村的质朴、原始和自然的生活方式，他受到了某种误解。人们认为他是一个顽固的文化守旧分子。其实，沈从文不过是在现代文明的氛围中，为乡村美好情感的消失而惋惜。正因为城市生活中人性的内容欠缺的更多，才把湘西故乡耳熟能详的人与事中那些能“补偿”这种人性缺失的东西来建构他对人生、人性甚至人类的生存理想的文学比拟。在沈从文所处的时代，这种探讨深藏着深刻的痛苦和不合主流的孤独，但是在情感和审美领域内，这些作品却产生了无比动人的艺术魅力，以至于越来越显现出文学在美的追求上其他任何方式豆无法比拟的优势。者正是沈从文小说人性描写向着美的方向努力而带来的巨大成功。
(二）沈从文小说的人性描写包含了丰富的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从而也就不存在文本意义上的农村与城市的二元对立，原始与文明的二元对立。他在湘西世界中写人性，他在城市小说中还是写人性。前者有前者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后者有后者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前者的自然属性和后者的社会属性比较时，人性就现出合理性与不合理性。所谓的二元对立只能在这种对照中才能成立。与其说是二元对立，不如说是沈从文在探求美的过程中对这二元的艺术综合。在探索人性形式的过程中，沈从文认为在现代文明社会，“生命或灵魂，都已破破碎碎，得重新用一种带胶性观念把它粘合起来”。相对于都市文明的虚伪做作，湘西的淳朴人性显得尤为可贵。相对于现代文化制度对人性自由的限制和束缚，野人的迎春节就由古老风俗中的纵欲烂交艺术的转化为自由人性的象征。《会明》中的会明作为一个始终保持着农人质朴品行的下等军人，十几年的征战生活耗去了他的生命，但他却保持了对战争性质与士兵职责的朴素感知，他善良、淳朴的天性和美好的理想更多的体现了人的一种自然性，而会明的行为、精神与时间严重脱节，显得大冒“傻气”。这里，如何理解会明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就成了关键问题。讽刺似乎是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但会明决非完全是一个讽刺对象，小说叙述的，也不只是一个关于呆子的故事，也不只是他对战争性质和士兵职责的朴素认知及其对理想的信守，小说的叙述是在会明的“呆”与其周围的“聪明人”的对照中进行的。这些“聪明人”能顺应现实，取得了成功，却完全阉割了战争的应有之义，丧失了做人的价值准则。他们越是聪明，便越是走向了事情的反面---在这种反讽中，会明的“呆”、“傻”反见出一种“堂吉诃德”式的神圣和庄严。这就是人性中的二元：崇高与庸俗的不同价值判断。一方面，会明是平凡庸俗的，由于无知无识，他无从发现战争本质的异化，不仅精神与现实脱离，而且为别人所利用。平时以人生琐屑为满足。但会明又是崇高的，抱定理想和嘱托矢志不移。一旦在艺术世界中被活现出来，他就由人们嘲笑的对象成为对某种真理甘愿承担种种艰难困苦准备牺牲自己生命的忠诚者和守卫者。如果由于时流所趋，人类原先拥有的某些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已经失落，而人生的假象又隐蔽着人类的目光的时候，会明现象就为人类敲响了警钟。这不正是沈从文所坚持的人性的永恒吗？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社会性也是内在于人而存在的，人为地将两者剥离而单独突出某一方面也并不太理智。但是作为艺术世界中的一种理想，我们还是可以理解的。生命力与创造力都是人性美的表现。沈从文的作品中表现的人性往往是生命力特别旺盛、却缺乏一定得主体性和创造力。我们不能因为沈从文小说张扬了人性的自然生命力部分而给与过高的不适当的评价。在沈从文对人的自然属性的描写上我们必须承认作品中有某些牧歌情调，这种情感倾向于肯定湘西人性美的形态。特别是在他的湘西小说与都市小说对照时，我们也很难抛开不谈沈从文对都市的过分厌恶情绪对其人性探讨形成的心理障碍，但不能因此就说沈从文的小说及其人性表现缺乏表现人的社会性，不可以用僵化的、机械的二分法标准来衡量。二者相互依存，偏重任何一方面都会造成认识上的偏颇。
对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做了辩证的分析后，我们可以看到，沈从文的小说中的人性描写，张扬的是人的强悍的生命力，肯定了人作为大自然的精灵所应该享受到的自然属性的欢乐，鞭挞的是人的虚伪、懦弱、自私、麻木。沈从文用他的生花妙笔创造出了一种世外桃源般的湘西圣境。在这里，处处都流露出人的勇敢、智慧、真诚和善良，给予了污浊现世一种具有补偿作用的诊疗和警醒，启示文学可以而且完全有必要以不为时流所动的艺术世界对这个世界作出回答。
二、美与健全人性的关系
沈从文小说的人性描写是怎样转化成他的审美表现的，现实材料是通过什么方式和观念选择进入他的艺术世界从而变成人性美的主要内容的？这是正确把握沈从文小说人性描写的另一个关键问题。
沈从文认为，人性健全的极致就在于对自身生命价值的充分理解和肯定，在于人们努力向世界显示自己的力量，并坚决要求自由主宰自身命运的生命律动过程，代表着健全人性的最佳境界。沈从文向往这种健全人性的完善，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刻意要为民族形象的重塑和健全人性的建立提供合理的场所。因此只有符合他这种对人性健全的审美标准的对象才能进入他的艺术视野。而符合这一标准的莫过于他耳熟能详的故了:"我还得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种赞颂。在充满古典庄严的雅致的诗歌失去光辉和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他把湘西这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乡土世界与古典雅致的诗歌的光辉和意义结合起来时，实际上就决定了他要剔除湘西世界中不合他审美的因素，把湘西人性中、不受城市污染的现世熏染的原始自在和混沌的天然状态转化成了他理解的人性的“自然、健康和优美”，从而用湘西世界来供奉他心中的神。在沈从文那里，“神”即是人性，他总是将社会背景中的现实内容有意淡化虚化，而将人性置于作品表现的中心，这使得他的作品具有一种超凡脱俗的美，具有一定的神话色彩。
但是，对人性健全的审美观照是沈从文创作的追求。要在美与健全之间建立对应的联系，必须经过作家审慎的艺术处理和艺术再认识。我是在这里发现了沈从文小说人性描写在美与健全关系上的矛盾与缺陷。湘西世界的封闭性和原始自足性决定了对其中美好人性因素必须进行现代性艺术眼光的严格挑剔，否则将陷入对这种人性的独特偏好和审美偏僻中去。无庸讳言，沈从文对湘西人性美的挖掘和再现中，在那些人类无法规避的思想与精神课题的审视中，把自己的健全的人性理念不自觉的偏好上去，在文本表现上，造成了创作主体意念与创作对象的相互置换，部分的用题材的有限性代替了艺术阐释和表达的丰富性，对人性健全的纵向开掘变成了对湘西人性的横向铺展。结果是，这种铺展越多，对人性健全的纵向开掘就越受到局限。一个无限深入的的精神命题受到了带有局限性题材的限制，妨碍了创作主体的精神表达。对人性健全的理念表达成为对人性本来不健全的创作对象的美得因素的情感偏好，问题正是出现在这里。
三、人性在美与合理的关系中
美与合理有着复杂的哲学联系。美具有更多的情感性因素，而合理主要与理性相连，强调美的合理性，是沈从文小说人性描写中的又一关键问题。如果一种美、一种美的人性形式具有它的合理性，一个作家又写出了这种美、这种人性形式，那么这应该是这位作家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沈从文就是朝着这一方向努力的。
沈从文致力于人性的探索，他不甘于于看到人性在民族发展日益没落时而无能为力，他希冀人性的完美和复归，他的文学有借人性美的合理性以拯救民族的灵魂的潜在质素。他用自己的笔构筑出一个美好的湘西世界，向人们战士在这个独立自足的世界上那些平凡的人民值得称颂的人生方式。这种人生方式之所以值得称颂，是因为它们在它们的世界中具有他们的合理性。他站在历史和现实的交接处，站在湘西与城市的边缘，注视着湘西人的生命尊严和崇高。他肯定了在湘西这个平静而又单纯的世界里，淳厚古朴的人情，约定俗成的社会礼仪，重义轻利，守信自约，不论贫富，不讲地位，没有欺诈压迫，人与人之间友好相处，互帮互助，互敬互爱等生存方式的合理性，认为在这个世界里，受伤的精神能得到抚慰，污垢的观念会被涤荡，
凡胎之灵魂会经受洗礼而升华。在这里，即使是妓女和土匪的灵魂中也有美的闪光。虽然湘西人的生活也许是困苦不堪的，但他们的生命中不乏有坚韧不屈和反抗的火种。也许他们没有什么宏伟的理想，但却从不逃避生活赋予他们的艰辛和磨难。在走投无路时，他们会挺身而出，与丑恶势力进行殊死的搏斗，这种人性中的坚韧和顽强也是沈从文所称颂的。沈从文从他的人性观出发，一直肯定这样的人性是自然健康的，是合理的。因此在他建构的湘西世界里少不了有一些吸吮着山涧岚雾、沐浴着乡野古风的有情男女，让他们的生命本能尽情恣肆，导演生机勃勃的爱情场面。湘西人的爱情不畏权势、名利、金钱等物欲的污染，具有一种出乎自然的爱与美的情感，无论是带有原始民间传说色彩的青年男女，还是现实色彩较强的情侣，都不分尊卑贫富，不饰以任何假面，甚至不受一般性的道德和婚姻的拘禁，勇敢无畏的袒露出一颗真诚的爱心，虽然其中不乏野性和不可取之处，但是他们那种爱必须以爱为前提的“自然道德”却又是值得肯定和赞颂的。
人性向美的努力的顶峰比然表现为乌托邦的理想状态。沈从文的艺术乌托邦，正像曼海姆对乌托邦的定义(即往往产生改变现行秩序活动的那些思想体系)那样，时时冲决湘西与都市的题材限制，在精神领域尤其是在人性理想的领域“精鹜八极，心游万仞，”在一个漫长的至今尚未完成的社会转型期直逼人的心灵深处。他不懈的努力，已经使一个具有深度情感的意识模式初具雏形。这种意识模式体现的不是可以论证的真理，而是一种人类情感的向美、向善、向和理想的努力。从这个角度看，沈从文小说的人性描写就很难说是“贫困”和“简陋”，应该给予其充分的认识。
综观沈从文小说的人性描写，本文进入沈从文的艺术世界，归结沈从文文学创作观念和人性观念的意识高度，用沈从文自己的几段话说，就是：1、“文学是用生活作为依据，凭想象生着翅膀飞到另一个世界里去的事情，它不缺少最宽泛的自由，能容许感情到一切现象上去散步。什么人愿意飞到未来的世界里休息，还有什么人，有愿意安顿到目前的世界里，他不必为一个时代的趣味拘束到他的行动”。2、“今古相去那么远，世界面积那么宽，人心与人心的沟通和连接，原是依赖文学的。人性的种种纠纷，与人生向上的憧憬，原可以依赖文学来诠释启发的”。3、“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做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这是沈从文的创作目的和准则，可以说他毕生都用文学实践着这一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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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结合具体作品,比较评析沈从文写湘西与写都市这两副笔墨的文化内涵及其得失._百度知道
结合具体作品,比较评析沈从文写湘西与写都市这两副笔墨的文化内涵及其得失.
陈思和《人格的发展---巴金》.其实只要有作品结合的就可以了；王安忆《走出凤凰》;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曼生《别了旧生活;汪曾祺《又读&lt!新生活万岁;凌宇《从边域走向世界》!》;边城&》具体作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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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中跃动着青年男女真挚；另一类是对作家。《月下小景》是直接改写的佛经故事。沈从文摄取人性美的镜头对准的都是农夫，贯穿了人类已有的纯真爱情，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quot、和谐而健康的生命，这些人无一不是正直热诚纯朴而善良的，写过去年代白耳族王子龙朱爱上了黄牛寨寨主女儿，作者则提出了都市的&quot，向自己的未婚妻撒了谎。在这篇小说中，所以，文化落后，《牛》里的大牛伯、以及家庭内部的乱伦等，勇于表现青年男女之间适当健康而又带有粗犷色彩的性爱和情欲，他所赞的爱和美在这些作品中都上升到了人性的极致，写民间的相貌顶美的英雄豹子和美人媚金约会，这是沈从文对中国文化批判的最有力的一点、教授等高级知识分子的嘲讽;在他那里不仅是对自己身份自谦性的体认，形成近于被阉过的侍宦观念、勇敢，自然，而这种健康，地处偏僻;的追求，他对人的原始生命力;优美，豹子因为给媚金寻找避邪的白羊迟到了一会，都特别运用了浪漫的手法来宣扬这种生命的哲学，涉及到了中国文化生命力萎缩这一广泛的文化现象，从这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普通百姓的心灵深处，与第二个男人结婚的习俗，也自杀殉情、人与人之间的无聊的交际，是土家。从一个具有乡下人眼光的都市知识者的身份出发、妓女，所以双双服毒而死，但是、诚实，媚金发生了误会，沈从文深切领悟了宗法农村自然经济在近代解体的历史过程，如《龙朱》、水手、商人。《八骏图》写作家达士先生在青岛的大学生活期间、翠翠，神性就是最高的人性，呼唤人性的复归，拔刀自尽。即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所发生的某种倒退，对湘西健全人性的讴歌与对城市的憎恶发生了鲜明的对比，故事中龙朱被赋予了高贵的品格。这些小说都是沈从文所写的最美的文字。他对都市一直没有太多的好感，发现周围的七个教授个个都患了性压抑、性变态;乡下&quot。《龙朱》写的是苗族的传说故事、文明病等违反人性的病象：一类是对上流社会和上层家庭的无聊甚至糜烂生活的鞭鞑、完善的人性在湘西人的身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经过他改写的佛经故事或民间传说、《月下小景》等、《夫妇》等;健全的人性&quot，在不能自禁中发生两性关系又无法在现实中和相爱者结婚。
《绅士的太太》描写的是几个城市上层家庭的日常生活状态，后者以《八骏图》为主要代表。&quot，里面的男女主人公为反抗女人只同第一个男人相恋。另外，具体表现为都市病，充当了现代中国文化的批判者角色、美感趣味和文学理想、《雨后》;也表示了极大的肯定、水手等，肯定了人的自然、热烈、士兵、苗.豹子。其都市题材的小说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类，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推迟了归期.与那羊》直接取材于一个民族神话；《媚金、虚伪的，到了结尾，成名后的沈从文常自称是乡下人、顺顺。
在沈从文的小说中、文化视野，热情;的问题，这个第八位教授也受到了海滩上一个神秘女子的魅惑，挖掘闪光的人性和优秀的品德，豹子匆忙中赶来。如小说《会明》中的会明，就在给未婚妻的信中一一刻划了他们的虚假之处，其全部著作所负载的内容就是对&quot、学者、知识病、《媚金。如夫妻间相互欺瞒，《边城》中的老船工，接受了五四启蒙思想。如《阿黑小史》，同时也象征着他的经验背景、&quot，因此、做作的文化，健康，把城市文化看作是一种扭曲人性的.豹子、侗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前者以《绅士的太太》为最有名;阉侍性&quot，追悔莫及.与那羊》。在沈从文的心目里。
沈从文说、纯洁性爱的种种表现：我只想造希腊小庙、流浪者等下层人民、活泼的生命情趣与活力凤凰县地处湘西沅水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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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沈从文《湘西》的民族志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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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沈从文的《湘西》具有鲜明的民族志书写特征，其书写目的在于把湘西视为一种异文化，描述湘西文化的“常”与“变”，使人认识湘西、理解湘西，不至于误读湘西，从而达成民族团结、一致抗战的需要。《湘西》高度体现了沈从文对湘西文化的理解和阐释的内外部视域的融合以及文化思想上的相对观与文化整体观的结合。沈从文《湘西》的民族志书写对于文学创作和人类学民族志书写具有双重启示。 中国论文网 /5/view-4448497.htm　　关键词：沈从文 《湘西》 民族志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享有世界声誉的杰出作家之一。成就其伟大的重要原因在于其文化思想上的文化相对观与文化整体观的统一，文化理解和阐释上的内外部视域的融合，创作风格上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沈从文创作的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成为了人类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湘西》是其中之一。《湘西》描述了湘西的各种文化事象，包括物质、精神、制度等各方面文化样式，如湘西水域中的各种船、各类人，人性、心理、民间习俗、宗教信仰、历史和现实状况等等，如实反映与深入分析了湘西的民族问题，具有很重要的文学价值和人类学价值。沈从文《湘西》把湘西视为一种和现代都市文化不一样的异文化，深度描述湘西文化的“常”与“变”的各种表现样式，从而达到对湘西文化的全面理解和阐释。沈从文的《湘西》具有鲜明的民族志书写特征，其书写目的在于，让湘西之外的社会各界人士通过对作品的阅读，达成对湘西文化的理性思考，使人认识湘西，理解湘西，不至于误读湘西，从而达成民族团结、一致抗战的需要。对湘西本土人士来说也能够正确认识本土文化以及自身之不足，然后能够不断调整自己，以符合民族抗战的需要以及社会发展的整体需要。《湘西》高度体现了沈从文对湘西文化理解和阐释的内外部视域的融合以及文化思想上的相对观与文化整体观的结合。沈从文《湘西》的民族志书写对文学创作和人类学民族志书写具有双重启示：在地域文学和民族文学创作时，应该重视其民族志书写方式；在民族志书写中应该重视诗性表达方式及其表达效果。 　　《湘西》的文体模糊问题：游走在散文和民族志之间 　　沈从文文化书写活动有很多样式，有文学创作、书信、调查报告与物质文化史研究论文等，其中还有民族志书写。沈从文的文化书写不仅仅只有文学文本，还有很多的文化文本，这些文化文本更是其文化思考的产物。整体而言，他的文本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文化属性很强的文学文本，二是用文学手段写成的文化文本。在沈从文的文化书写活动中，其文学的文化特征非常突出，同时其文化书写的文学性特别明显。基于沈从文文本的丰富性，沈从文研究本身已经超出了审美和艺术理论本身的视野；对沈从文的研究，单一的文学视角或者文化视角是行不通的，应该在文学、文化人类学与文化理论等多重视域之中。沈从文的文本是多样的，这种文本的多样性也导致了沈从文文本的迷糊性，这是沈从文在文化书写实践过程中文体实验的结果。《湘西》是散文还是民族志，或者两种文体要素兼而有之？游走在散文和民族志之间，是《湘西》的文体存在事实。文体的模糊性，是思想表达时存在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在思想表达时，思想本身并没有对其表达的文体进行硬性要求。文体的模糊问题，不仅仅只有沈从文才有，古今中外的文化书写史上已经有很多的例子。如司马迁《史记》有书八，表十，本纪十二，世家三十，列传七十，文体形式多种多样；古希腊柏拉图的哲学作品中的对话体等等。对于思想表达来说，文体这个概念本身就是模糊的。 　　而事实上，沈从文从一走向文学创作，就一直在进行文体的实验，在寻找思想表达的合理方式。不受限于任何一种文本的理论约束，这是沈从文高度的文体自觉意识的体现，他的文体选择和表达方式直接为文化思考和思想表达的效果服务，这是沈从文的文体实验的最高原则。历来对沈从文文学作品的分类，大多是按照文学体裁分类，包括北岳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全集》把沈从文文学作品分为小说、散文、诗歌、戏曲、书信等。这种分类标准遮盖了其文化书写文本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把沈从文的那些民族志书写文本都纳入到其文学作品类。笔者认为，沈从文散文作品有大量的篇幅是不能用文学体裁或者民族志的分类方法来进行严格区分与分类的，比如《湘西》《夜的空间》《大小事情》等，无论是写作的目的动机，还是写作内容，或者文化思考的视域特征，或者这些文本的表达方式等等，有鲜明的民族志书写特征，至少也可以被理解为宽泛的民族志作品。 　　《湘西》的民族志书写动机与目的 　　沈从文《湘西》的民族志特征首先表现在其写作目的上。何谓民族志，民族志是人类学者通过田野调查，对特定的田野调查对象进行系统性描述，然后形成的文本。民族志在人类学学科里，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方法。相对于民族志写作者本身的文化而言，民族志对异文化的描述的根本目的在于让人了解、理解该异文化，从而全面认识该异文化。沈从文的湘西文化书写正承担了该任务。撰写于1938年春天的《湘西》，主要是为了当时民族团结抗战的需要，使政府以及外人能对湘西文化有全面的了解，从而在认识层面上能够正确理解湘西，在政策层面上正确对待湘西。把湘西文化作为一种异文化来描述与推介，以达成对湘西文化的全面了解和正确理解，这契合了人类学的民族志书写的根本目的。 　　1938年前后，随着全国抗战形势的发展，湘西地理位置越发重要，其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由于湘西特殊的地理位置，湘西成为了通往当时的陪都重庆和西南大后方的咽喉之地，包括湘西在内的武陵山区已经成为了抵抗日军的天然屏障。其二，在1937年下半年开始，湘西已经成为了一条南撤通道，保持通道的顺畅对于国家民族抗战意义重大。因此沈从文在《湘西·题记》中写道：“湘西虽号称偏僻，在千年前的《桃花源记》被形容为与世隔绝的区域，可是到如今，它的地位也完全不同了。西南公路由此通过，贯串了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的交通。并且战争已经到了长江中部，有逐渐向内地转移可能。湘西的咽喉为常德，地当洞庭湖口，形势重要，在沿湖各县数第一。敌如有心冒险西犯，这咽喉之地势所必争，将来或许会以常德为据点，作攻川攻黔准备。我军战略若系将主力离开铁路线，诱敌人山地，则湘西沅水流域必成为一个大战场，——个战场，换一句话，也就是一片瓦砾场！‘未来’湘西的重要，显而易见。”
　　在民族抗战危难之际，湘西作为战略要地如此重要，所以从国家政策层面到知识分子再到普通民众都应对湘西有一个比较理性的认识。而事实上，外人对湘西依旧抱有很多的误解，甚至存有妖魔化的理解和解释。沈从文认为这些误解具体表现四个方面：“（一）湘西是个苗区，同时又是个匪区。妇人多会放蛊，男子特别欢喜杀人。（二）公路极坏，地极险，人极蛮，因此旅行者通过，实在冒两重危险，若想住下，那简直是探险了。（三）地方险有险的好处，车过武陵，就是《桃花源记》上所说的渔人本家。武陵上面是桃源县，就是‘桃花源’，说不定还有避秦的遗民，可以招侍客人。经过辰州，那地方出辰州符，出辰砂。且有人会赶尸。若眼福好，必有机会见到一群死尸在公路上行走，汽车近身时，还知道避让路旁，完全同活人一样！（四）地方文化水准极低，土地极贫瘠，人民蛮悍而又十分愚蠢。”这些误解对当时国家政治与军事形势来说，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尤其造成了当时途经湘西向西南大后方转移的难民的心理上的冲击。沈从文认为，湘西被歧视的两个原因，一是政治原因，历代统治者的政策上存在误区，认为控制湘西必须贬斥苗族。二是对湘西的认识存在盲点，“被歧视也极自然，它有两种原因，一是政治的策略，统治一省的负责者，在习惯上的错误，照例认为必抑此扬彼，方能控制这个民苗混处的区域。一是缺少认识，负责者对于湘西茫然无知，既从不作过当前社会各方面的调查，也从不作过历史上民族性的分析，只凭一群毫无知识诈伪贪污的小官小吏来到湘西所得的印象，决定所谓应付湘西的政治策略。认识既差，结果是政策一时小有成功，地方几乎整个糜烂。” 　　误读湘西如此严重，自然需要有人为湘西辩护，来如实反映和推介湘西，以便使人全面了解湘西和理解湘西。这份责任和担当，沈从文主动地挑了起来，没有过丝毫的犹豫和退却。沈从文在日写的《（沈从文散文选）题记》中再三解释了自己《湘西》的书写目的，他认为有必要通过自己的文化书写，真实地反映湘西文化事象，再现湘西的社会状况，地理、物产、生产生活、人性、道德、宗教信仰等，当然也包括民族矛盾。沈从文在《湘西》中对湘西文化的推介，促成了外人对湘西的正确了解和理解，从而能够正确地对待湘西，有利于当时的全民抗战的政治形势，也有利于国家民族文化和社会整体的长远发展。他在《湘西·题记》中也明确地表达了他的这部作品的基本意图，“任何部门的专家，或是一个较细心谨慎的新闻记者，用‘湘西’作题材，写成他的著作，不问这作品性质是特殊的或一般的，我相信，都重要而有价值。因为一种比较客观的记载，纵简略而多缺点，依然无害于事，它多多少少可以帮助他人对于湘西的认识。” 　　同时，沈从文的出发点背后还有一个潜隐的目的，那就是告诉当局者，对湘西要抱有一种客观的认识，在处理湘西问题的时候多一点理性，这样才能实现民族之间的和谐，才能稳定湘西，不至于引起湘西的激变，才有利于抗战大局。 　　《湘西》的民族志书写内容 　　《湘西》的民族志特征还表现在书写内容上。《湘西》的书写内容在于对湘西文化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客观描述和记录，使得湘西超越了一个行政区域概念，而成为了一个地理文化概念。沈从文一直在描述湘西的文化表现形式，在构建一个独特的湘西世界，在思考湘西的历史与现实、未来与命运。对于这一点，金介甫有深刻的理解，“按照沈从文的阐释，这片边远地区至今仍然是一个汇合点，各种生活方式可以在这里互相掺和、融合，而又互相排斥，而且还在按照沈从文表述的方式进行。对沈从文来说，湘西不但活生生地再现中国的伟大历史，还再现了在有历史以前的、为历史做基础的更大的原始力量，这股力量将再度推动历史前进。” 　　沈从文在《湘西》的基本篇目《常德的船》《沅陵的人》《白河流域几个码头》《泸西·浦市·箱子岩》《辰溪的煤》《沅水上游几个县分》《凤凰》《苗民问题》中，对湘西的具有代表性的地理、文化、人性、道德、宗教信仰、民族问题等进行了详细描述和介绍，这些作品具有明显的民族志特征。在对湘西文化的描述与思考上，沈从文的《湘西》是对石启贵等人类学学者所撰写的湘西文化民族志作品强而有力的补充。 　　例如，对湘西各水域中的船的描述。在湘西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下，当时唯一的可靠的交通就是水运，船对于湘西来说，就不仅仅只是交通工具，更是一种意义重大的文化样式，甚至是一种文化的象征。沈从文在《常德的船》里面明确提出“要欣赏湘西地方民族特殊性，船户是最有价值材料之一种。” 　　沈从文的《湘西》通过对船这种生产工具、交通工具的描述来达成对船户和码头、湘西各条河流水域各种生活的记录，来达成对湘西文化的深度理解和诠释，这完全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资料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老路产物和意识形态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 　　沈从文在《常德的船》中记录了沅水流域的各种船，明确提出船是了解湘西文化的一个窗口，通过对湘西的船的记录和描绘，介绍湘西的文化的独特性，也包括了以水讨生活的各种人的性格和精神面貌。沈从文对湘西的船的描述并没有停留在物质这个层面，而是更加深入地对船背后的文化属性进行了深度描述。在沈从文看来，船就是一种文化样式，每种船都有不一样的性格，包括使唤这不同船的人，“长河两岸浮泊的大小船只，外行人一眼看去，只觉得大同小异。事实上形制复杂不一，各有个性，代表了各个地方的个性。”沈从文的记录与描述，和科学民族志的写作者那种冷静与客观的语气不一样，沈从文的记录生动形象，感情态度明显，更具有生活场景性。 　　湘西各水域船的种类和样式多，而船上的人的性格也有许多的差异。例如，“洪江油船”船主一般有一双大手，手上满是黄毛和青筋。会喝酒，打牌，且豪爽大方，吃花酒应酬时，大把银元钞票从抱肚掏出，毫不吝啬。水手多强壮勇敢，眉目精悍，善唱歌、泅水、打架、骂野话。下水时如一尾鱼那么灵活而有生气，上岸接近妇人时像一只小公猪那样精力充沛、充满野性。白天弄船，晚上玩牌，同样做得极有兴致。船上人虽多，却各有所事，从不紊乱。舱面永远整洁如新。拔锚开头时，必擂鼓敲锣，在船头烧纸烧香，煮白肉祭神，燃放千子头鞭炮，表示人神和乐，共同帮忙，一路福星。在开船仪式与行船歌声中，使人想起两千年前《楚辞》发生的原因，现在还好好的保留下来，今古如一。“白河船”行驶于沅水由常德到沅陵一段，酉水由沅陵到保靖一段。白河即酉水，滩流极险，船只必经得起磕撞。酉水河床窄，滩流多，为应付自然，弄船人所需要的勇敢能耐也较多。行船时常用相互诅骂代替共同唱歌，为的是受自然限制较多，脾气比较坏一点。“辰溪船”，又名“广舶子”。该船材料脆薄而缺少个性。船身多是浅黑色，形状如土布机上的梭子，款式都不怎么高明。下行多满载这些不值钱的货物，上行因无回头货便时常放空。船身脏，所运货物又少时间性，满载下驶，危险性多，搭客不欢迎，因之弄船人对于清洁就不甚关心。这种船上的席篷照例是不大完整的，布帆是破破碎碎的，给人印象如一个破落户。弄船人因闲而懒，精神多显得萎靡不振。“洞河船”河源由苗乡梨林地方两个洞穴中流出，河床是乱石底子，所以水质特别清，水性特别猛。船身必须从撞磕中挣扎，河身既小，船身也较轻巧。船舷低而平，船头窄窄的。在这种船上水手中，我们可以发现苗人。不过见着他时我们不会对他有何惊奇，他也不会对我们有何惊奇。这种人一切和别的水上人都差不多，所不同处，不过是他那点老实、忠厚、纯朴、戆直性情——原人的性情，因为住在山中，比城市人保存得多点罢了。
　　又例如，对湘西的人观的深度理解与诠释。沈从文《湘西》各篇目中对湘西各种文化事象所进行的客观实录与再现描写的一个核心是“人观”。何谓“人观”？“描述异文化之间根本差异的最有效的方式，也许是围绕人观（personhood）概念进行的考察。人观是指人的能力和行动的基础、自我的观念以及人的情感的表达方式。在当前传统逐步趋于毁灭的情况下，研究不同文化对人的洞识，特别有助于揭示现代生活的自黩形式显著同质化的现象。”人观中很重要的内容是行为实践本身，或者是个人化的行动。对于某种文化的描述，行为本身是最可能观察到的经验单位。文化差异根植于情感以及情感表达的行为之中，也根植于不同文化样式所体现出来的各种事象之中。人观中很重要的内容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与文化精神。沈从文在《湘西》中通过对湘西巫婆、蛊婆和落洞女子的心理分析，探讨了湘西区域文化中独特的文化意识和文化精神，“湘西女性在三种阶段的年龄中，产生蛊婆女巫和落洞女子。三种女性的歇思底里亚，就形成湘西的神秘之一部。这神秘背后隐藏了动人的悲剧，同时也隐藏了动人的诗。”沈从文认为，巫婆、蛊婆和落洞女子的形成，有非常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三者同源而异流，都源于人神错综，一种情绪被压抑后变态的发展。沈从文的这种分析是很有理论深度的，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的应用。同时，沈从文也关注到了三者的年龄、社会地位和其他分别：穷而年老的易成为蛊婆；三十岁左右的，易成为巫；十六岁到二十二三岁，美丽而婚姻不遂的，易落洞致死。沈从文对这三种女子形成背后的文化心理进行了探讨并且做了理论上的归纳，三者都以神为对象，产生一种变质女性神经病。年老而穷，怨愤郁结，取报复形式方能排泄情感，故蛊婆所作所为，即近于报复；三十岁左右，对神力极端敬信，民间传说如“七仙姐下凡”之类故事又多，结合宗教情绪与浪漫情绪而为一，因此总觉得神对她特别关心，发狂，呓语，天上地下，无往不至，必须作巫，执行人神传递愿望与意见工作，经众人承认其为神之子后，中和其情绪，狂病方不再发；年青貌美的女子，一面为戏文才子佳人故事所启发，一面由于美貌而有才情，婚姻不谐，当地武人出身中产者规矩又严，由压抑转而成为人神错综，以为被神所爱，因此死去。 　　以船、人观等为切入点来理解湘西文化，需要对湘西生活世界有切身的体验，同样也需要对湘西区域文化有客观冷静的思考，需要有作为湘西文化持有者和文化反思者的双重文化身份的结合。 　　《湘西》民族志书写中的文化理解、阐释视域与文化思想 　　沈从文《湘西》的民族志特征还体现在其文化理解、阐释上视域的融合以及其文化思想上的相对观与文化整体观的结合上。 　　1.《湘西》民族志书写中的文化理解、阐释的内外部视域的融合 　　异文化的描述与研究、民族志的撰写，都要求在文化理解和阐释视域上达成作为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视域和研究者的外部视域的融合。任何对文化的单一的理解和阐释视域都会导致对该文化的误读。文化内外部视域的融合对应的就是文化的主位和客位方法的结合。沈从文在30年代之后，在历史理性趋使下，突破了前期用湘西文化反观都市文明的视域单一性，而逐步形成了视域的融合。也可以说，沈从文对湘西文化既有持有者的内部视域同时也具有对文化反思与批评的外部视域，只有这两者的结合才能真正认识到湘西的美丽，也才能真正发现到湘西的文化弱点。 　　沈从文的文化理解和阐释视域是在长期跨文化生活经历中形成的。首先是他对湘西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视角的形成，这是他在《湘西》中的民族志写作能够对湘西各种文化事象进行深度描述的根本原因。沈从文在《湘西题记》中通过追溯自己青少年成长的历程来表述自己对湘西文化的内部视角的形成原因，“我生长于凤凰县，十四岁后在沅水流域上下千里各个地方大约住过七年，我的青年人生教育恰如在这条水上毕的业。我对于湘西的认识，自然较偏于人事方面。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老幼贵贱，生死哀乐种种状况，我因性之所近，注意较多。”而沈从文从湘西走向北京的各种跨文化生活经历中，他经受了文化冲撞、文化的不适应，又慢慢接触到了西方文化思想、现代都市文化，也更进一步接触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思想，所以沈从文的跨文化经历使得他的文化思想已经具备了高度的融合性和复杂性。沈从文的这种思想的丰富性、复杂性和融合性也成就了沈从文对湘西本土文化的深度理解，使得他能够站在更高的视野上去看待湘西文化，去探讨湘西文化的各种表象背后的文化实质，使他能从本土阐释视域中超越出来，具备了更多的历史理性。 　　沈从文文化理解和阐释的历史理性在《湘西》中有很明显的体现。例如对湘西人的性格弱点有很到位的描述和分析。沈从文认为，湘西人由于地域的封闭性以及长期遭受的民族压迫使得年轻人很容易产生一种自卑或者负气任性。我们知道，直到现在不管是外地人还是湘西本地人，都一直认为湘西全面落后，通常用“地瘠民贫”来总结对湘西的认识。沈从文认为这种认识实际上错误的，如果是老一辈的这种认识还可以理解，可以理解成为一种自我解嘲或者是心理的一种安慰。如果年轻人依旧抱有此心理态度，那就是不能够谅解的，因为年轻人是湘西的未来，不能够用这种“地瘠民贫”来推脱自己应该负担的责任，要认识到这种不敢担当背后的文化性格所然。沈从文总结出了湘西文化性格的特征就是“负气与自弃”，也分析了这种“负气与自弃”的文化性格的来源、表现与后果。首先，沈从文认为这种“负气与自弃”的文化性格来自于负气与自弃本来不应该的结合，负气是出自于湘西山民的强悍的本性所然，是地理环境中所形成的一种对抗恶劣的自然环境和险恶的社会环境的必然，如果没有了这种强悍的民族性格，湘西人也不能够几千年来在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和朝廷进行无数次的抗争。另外就是自弃的性格，这有历史的原因，湘西在汉族统治阶级看来，是蛮夷之地，不服王化之地，特别是苗族人，被理解为野蛮彪悍，没有教化等。这两种文化性格的形成都有地理原因，也有历史原因，我们不可把二者视为文化性格中的丑陋处，而是要理解为地理与历史的产物。但是二者结合起来就起了很大的变化，“两种弱点合而为一，于是产生一种极顽固的拒他性，不仅仅对一切进步的理想加以拒绝，便是一切进步的事实，也不大放在眼里。”
　　在这种拒他性的文化性格的驱使下，很容易在经济、生产和政治上造成极大的影响。比如在经济上，不重视经济中有关人的生计大事；其次，湘西人在外发展，强调个体奋斗之精神，但是缺乏团队集体协作，缺失变通，“负气与自弃影响到政治方面，则容易有‘马上得天下，马上治之’观念，少弹性，少膨胀性，少黏附团结性，少随时代应有的变通性。”湘西的文化性格的种种弱点会使湘西社会走向保守和顽固，缺少对改革的热情，缺乏对社会变革的应变能力，所以在外部的挤压下又会强化自己盲目自保、走向封闭，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对于湘西文化性格的这种深入理解和诠释，如果沈从文没有湘西文化的内外部视域的融合，是无法完成的。 　　2.《湘西》民族志书写中的文化相对观与文化整体观的结合 　　沈从文《湘西》所体现的文化理解、阐释视域的融合，是基于文化思想上的相对观与文化整体观的结合，即，我们既要尊重地域文化和各少数民族文化的丰富性、复杂性以及文化的多元性，同时又要强调国家民族文化的统一性和整体性。 　　文化相对主义强调了各种文化之间的平等关系。沈从文的《湘西》对湘西各种事象的真实描述，其目的在于通过现象性的文化事项的描述，告诉世人，湘西文化是多样文化的融合，这些复杂的文化形态的融合，形成了对人性、宗教信仰、艺术、审美等独特的表达形式。而在历代的汉语言文化系统中，存在有太多的对湘西的妖魔化的描述和理解，把湘西视为荒蛮之地甚至是匪区，把湘西人等同于野蛮人，认为这些人野蛮落后。沈从文认为，湘西的人并非外人误解的那种野蛮，由于古楚文化的孕育和少数民族文化要素共同影响，使湘西文化整体上充满了神秘，人之间也表现出了更多的温情，“几件事都是人的事情。与人生活不可分，却又杂糅神性和魔性。湘西的传说与神话，无不古艳动人。同这样差不多的还很多。湘西的神秘，和民族性的特殊大有关系。历史上楚人的幻想情绪，必然孕育在这种环境中，方能滋长成为动人的诗歌。想保存它，同样需要这种环境。”沈从文《湘西》对于湘西各种文化事象的客观实录与描述，让外人能够深入理解湘西这种异，把湘西文化作为反观自身的文化他者，运用这种文化他者的眼光，发现和揭示自身文化弱点和局限性所在，从认识论上，在情感上、心态上真正消除我族中心主义，超越本土视域的束缚，获得对自身文化的反思能力，这是沈从文《湘西》中的相对主义思想的出发点所在。 　　在文化理解和阐释的内外部视域融合之下，沈从文的这种文化相对主义已经从感性层面走向了理性层面，已经超越了湘西地域，上升到从国家民族整体的利益上去思考文化差异性问题。例如沈从文对苗族问题的思考，其文化书写的目的在于让当局能够加强理性认识，从以往历史的误解中走出来，这样对整个中国的抗战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说，沈从文《湘西》的出发点还是基于两个方面，一个是从全中国全局出发，一方面是为了湘西的发展，这也是沈从文的内外部视域结合的反映，也是沈从文的文化整体观的体现，这也反映了沈从文已经完全突破了湘西文化持有者的单一视域，站在中国国家主体民族立场去审视中国当时所面临的民族矛盾和社会现实问题，“有关苗民问题，负责当局更必须重新考虑，应当有个新认识，纠正过去把集中在凤凰、乾城、永绥三县的苗族同胞当成被征服者的错误看法。必须把湘西当成中国的湘西，才不至于出问题。至于湘西人民，也应当有一种新的认识，充满热情勇气，怀着信心自重，才可望支持抗战到底，为将来当家作主建设国家作准备。只有这样，才可望改变社会面貌。” 　　《湘西》民族志书写对文学与人类学的双重启示 　　沈从文文化书写包括了文学创作和民族志书写，其文本分为两类，其一是有明显人类学文化志特征的文学作品，例如《阿丽思中国游记》《凤子》《湘西散记》《湘西书简》《长河》等；其二，是有强烈文学属性的人类学文化志作品，比如《大小事情》《夜的空间》《湘西》等。面对着同一湘西生活世界，这些作品共同的特征在于用文学的手段在描述湘西，在介绍湘西、向外界还原其真实面貌。这些文本都具有比较鲜明的民族志特征。同样是对湘西各种文化事象的描述，二者之间的表达方式是有区别的，在文学文本中，充满了诗性的想象与浪漫。而在像《湘西》这样的民族志书写之中，则在诗性手段的基础上，更有了对湘西各种文化事象的客观描述与分析，体现了沈从文作为湘西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视角和文化研究者的外部视角的高度统一，表现了沈从文文化相对主义思想与国家民族文化整体观的结合，表达了沈从文的诗性智慧和历史理性的融合。沈从文《湘西》的民族志书写对于文学创作特别是民族文学、地域文学创作以及人类学有双重启示：对于民族文学和地域文学而言，应该强化文学的文化属性以及历史理性，这是文学的思想深度和文化内核之所在；对于人类学民族志书写而言，应该注意民族志书写的诗性手段的利用，要注意民族志书写的文学性，这是对文化事象的深入理解与阐释的根本保证。 　　同时，沈从文《湘西》的民族志书写为民族志实验文本拓展也提供了参考。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学学科一直在反思民族志文本如何表达文化差异的问题以及如何拓展民族志文本的表达能力的问题。人类学学者总是希望在文化整体观的指导下，尽力开拓对异文化表达的文本样式，展开民族志写作的文本实验。这些实验的基本意图在于采取各种不同的文本策略向读者传达他们对被研究者的经验的丰富而精致的理解，这就需要突破科学民族志的科学与规范的基本范式。所以在科学民族志的文本写作之外，还大量出现了人类学诗学作品或小说作品。这些人类学诗学作品和小说的出现使得民族志文本实验表现出了巨大的张力，使民族志文本的拓展成为了可能。而这正好弥补了自然科学实证范式下的社会科学的缺失。自然科学抽象与实证逻辑之下的社会科学也强调客观求实而反对主观经验，并没有将充分描述经验当做自己的主要任务，相反，把这些对经验的充分描述留给了艺术，特别是文学艺术，所以导致科学民族志对文化经验描述手段的缺失。科学民族志所强调的那种客观和真实，只是一种表面的真实并不能代表一种文化的内涵的真实。因为在对文化的理解和阐释中，只有用文学艺术的形式，文学的表达手段，才能将文化中经验性的东西充分地描述与表达出来。针对这种缺失，民族志实验就是要返回到文学性的描述手段，使对异文化的描述更为精确具体，当然也就更加地生动，“实验民族志的任务就在于：跨越现存的民族志文体的局限，描绘出更为全面、更丰富的异文化经验图景。”在实验民族志写作文学性回归的背景下，沈从文的《湘西》的民族志书写越发凸显其对文学和人类学的双重价值和意义。 　　（何小平，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周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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