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期间有广储司茶库吗_百度知道
民国期间有广储司茶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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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广储司茶库大致是上贡普茶，也是宫庭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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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前期的赋税
安徽省国家税务局
作者：宋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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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的统治，自顺治九年(公元1644年)入主中原至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被推翻，共二百六十七年。其中鸦片战争(公元1840年)以前的一百九十六年为清代前期，鸦片战争后的七十一年为清代后期。前期属于中国封建社会会的晚期，赋税制度虽与以前各代有所不同，但只是程度上的差异，并非本质上的区别。后期日渐形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赋税制度的性质随着发生变化，一方面保留着封建性质，另一方面具有殖民地的性质。本章专会清代前期的赋税。第一节 概论一、清前期政治经济概况明末，由于统治者横征暴敛，酿成农民大起义，结果，连年战争，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清军入关初，对无辜人民大肆屠杀和掠夺，使社会生产力遭到更为严重的破坏。清统治者为了消除反抗势力，完成全国统一，巩固自己的统治，顺治康熙年间，实行高压与收买相结合的政策。在军事上，清政府在全国各地驻八旗兵，以监视人民的活动，镇压人民的反抗。国家机构的设置，在中央，沿袭明代设内阁六部，都察院，大理寺等。又特设议政王大臣会议作为真正的掌权机构，雍正时又设军机处，皇权更为集中。地方行政机构分省、道、府、县四级，县以下实行保甲制度，以严密控制人民。为了满足满族贵族的土地贪欲，顺治元年，清廷下令圈地。名义上只圈近京各州无主荒地及前明皇室勋戚所遗留庄田，实际上很多农民的土地及其房屋也被圈占，弄得农民倾家荡产。虽有“拨补”规定，但往往不能兑现，或只拨离京不远的不毛之地。失去土地的农民，有的流亡外地，有的留下作满州贵族田上的农奴。圈地运动前后持续二十多年，共圈占土地十六万六千七百九十四顷。圈占的土地大部分给皇室、王公、八旗官员作庄田，部分给旗丁。皇庄和王庄实行的是一种落的一农奴制。所以圈地不仅是对农民土地的剥夺，在生产方式上也是一种严重的倒退。清朝统治者对江南已经发展起来的工商业也采取压制的政策。在纺织业发展的苏杭地区，设置织造衙门，强迫大批优秀的工匠进入官营机房服役，规定民营每户织机不得超过一百张，还要缴纳沉重的赋税。制陶业方面，清政府把大批民窑收归官营。为了防止沿海人民与明末退到海上的反清势力或外商接触，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对外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勒令沿海人户向界内后撤数十里，还提出“片板不准下海”。严格的禁海规定，阻碍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在实行上述高压政策的同时，特别是在他们的政权巩固以后，为了缓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也为了解决“赋税不充”造成的财政困难，清王朝也实行了一些缓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政策，提出了一系列有利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措施。(一)减免赋税清统治者入关之初，摄政王多尔衮即宣布自顺治元年始，所征赋税除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等尽行蠲免，实际上并未完全实行，地亩钱粮仍照明代《会计录》原额征解。凡军队经过的地方，免征正赋一年，归降州县虽非经过者，也免征本年正赋三分之一；工商业者的负担，也有减轻；关津抽税，准免一年，凡属时末增加的，并行免除。直省州县零星税目，也一概严禁。康熙年间蠲免赋役钱免以及区域性蠲免，重要的有三十余次。为了使佃户也得到免赋的好处，曾规定凡遇蠲免之年，免业主七分，佃户三分。乾隆时间，还先后四次普免钱粮，三次普免漕粮。(二)行“更名田”为了恢复农业生产，顺治初，制定了垦荒办法，奖励官员招民垦荒，对移居垦荒的人民实行优待，免征钱粮三年，以后又放宽到六年。规定数年无人耕种的土地，可以任人耕种。康熙八年，清政府下令停止圈地。并明令把明末皇室、藩王所占田地给实际耕种的人为永业，号为“更名田”。第二年，又鉴于“更名田”输粮之外，又纳租银，重征为累，规定“与民田一例输粮，免其纳租”。从而减轻了对这一部分农民的负担，使他们完全处于自耕农的地位一例输粮，免其纳租”。从而减轻了对这一部分农民的负担，使他们完全处于自耕农的地位随着明末清初荒废的土地逐步得到开发和利用，据《清实录》记载，耕地面积逐步扩大。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为五百二十六万顷。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685年)达八百五十一万顷。雍正三年(1723年)达八百九十万顷。(三)发展生产清前期，统治者对农业生产比较重视。康熙年间大举治河，兴修水利，任命水利专家靳辅为河道总督。他组织民工用筑堤和疏导结合的办法，使原来被淹没的土地复得耕种。此外，还完成了永定河的修浚工程，开挖了一条二百多里长的新河道，旧河两岸不少地方斥卤变膏腴。由于水利条件的改善和精耕细作，粮食作物单位面积的产量有了显著提高；经济作物面积也扩大了，棉花、烟草种植普及全国，甘蔗种植普及沿海各省。清初的经济恢复措施，也促进了工商业的繁荣。康熙年间，明末清初受到摧残的工商业得到恢复和发展，纺织、矿冶、陶瓷、制糖、造船等手工业逐步发展起来。地方上还兴起许多市镇，最有名的是佛山、汉口、朱仙、景德四大名镇”史载这一些地方“远近商贩，肩摩踵接”，繁化超过明代。清代，封建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削弱。一部分佃户、雇工和奴婢在明末农民战争中得到了土地和一定程度人身自由，这得到了清朝的法律承认。清政府把佃户当作“良民”，还解除了明代留下的贱民籍，把徽州一带的伴当、世仆“开豁为良”。乾隆时，有些长工和雇主“共坐同食”。“平等相称”，并无主仆名分。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松驰，康熙年间，“滋生人丁，记不加赋”等政策的实施，都有力的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从康熙到乾隆时期，社会经济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历史上称为“康熙盛世”。但自乾隆之后，封建社会的痼疾，统治阶级日益益腐败，使国家由盛转衰，最后走了上半殖民地道路。二、清新期的赋税特征清前期的赋税，总的趋势是日益加重，虽然清军入关后的几年，曾多欠下诏蠲免明末加并禁止增派，但这是缓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减轻阻力的需要。实际上，当时的军费开支浩大，减免赋税只是个幌子，实际上是边免边增，明免暗增，特别是当清统治者的政权稳固之后，朝加派和地方浮征开始增多。这一方面是统治者穷奢极欲的需要，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又使赋税增加成为可能，再者，通过赋税制度的改革，特别是摊丁入亩，地丁合一之后，赋税收入建立在比较稳定可靠的基础上，从而更有利于统治阶级的剥削。总结清代前期赋税征收管理的情况，可看出其具如下几个特征：第一，税收中的民族压迫。清代前期，官员的设置，清贵族多于汉族，全国的税收征管大权，主要掌握在满贵族手中，汉族地主、官吏处于从属地位；而税收的负担主要落在汉族人民身上。入关初的圈地运动，直隶良田，多被圈占，所圈占的土地称旗地，不纳租，子孙世袭，不准卖给汉人(后来也有卖出的)，只可以租与佃农。可见，清初的赋税负担，具有明显的民族歧视性质。第二，实行摊丁入亩、地丁合一。清初沿用明万历年间的一条鞭法征收赋税，即把部分丁银摊向地亩征派，但不彻底，弊端较多。康熙年间，实行赋役制度改革，固定了丁银，宣布以后滋生人丁不加赋，其后又将丁银摊入田亩征收。最后完成了赋役合一的改革。在田赋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第三，消费税发达。随着工商业的发展，消费税系统也就发达起来。有盐税、关税、茶税、酒税、当税等，税目比以前历代多，税额也逐步增大。第四，加派苛重。清前期的赋税，正税规定较轻，但加派勒索苛重。康熙十九年，给事中许丞宣在《赋差关税四弊疏》中指出：“农有田则有赋，有赋则有差；商贾有货，则设关以稽之，立税以敛之，……而今日之农不苦于赋，而苦于赋外之赋，不苦于差，而苦于差外之差。”可见额外征收沉重。吏治腐败，是农民负担重的又一原因，清前期官吏贪污行贿，营私作弊是非常普遍的。例如，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以甘肃布政使王 望为首的贪污赈灾银两案中，贪污二万以上的地方官有二十多人。主持治河的官吏“皆利水患充斥，借以侵蚀国帑，而朝中诸贵要，无不视河帅为外府，至竭天下府库之力，尚不足充其用。”嘉庆年间，湖南布政使郑源 ，凡选授州县官到省，不给他纳贿，就不准上任。乾隆时执政二十余年的军机大臣和坤，嘉庆四年抄其家产，家财据推算总计约值白银八亿两，几乎相当于清廷当时二十年的财政收入。无论是上窃于国，还是下取于民，都是对社会经济的一种破坏。至于公一的作弊，即所谓“陋规”。则无时不有，无处不有。如征粮食时，加收“鼠耗”，“雀耗”；征银子时，加收“火耗”连征铜钱时，还要收取备绳费。下贪上取，雍正二年，规定“耗羡归公”，从这种附加税中抽出一部分发给官吏，“称为“养廉银”名义上是不让官吏利用陋夫继续随意贪污，实际上使这项贪污进一步合法化，而官使贪占多征始终未能禁止。第二节 田制、田赋和徭役一、田制与户政(一)田制清前期的田制，有民田、官田、官庄、屯田等区别。1?民田民田属于民有田地，根据占有方式又分为：(1)民赋田，即普通农户的私有土地；(2)更名田，指从明代各藩处没收来的、归农民垦种的土地；(3)退圈地，即圈赐给旗丁，其后退还归平民的土地；(4)归并卫所地，即明末为卫所管辖，其后归平民的土地；(5)灶地，即沿海产盐之地。此外，还有农桑地，苇课地、山地、草地、湖地等。清前期土地非常集中，“一邑之中，有田者什一，无田者什九”。民多为佃农，倍受剥削。2?官田官田系归清政府所有的土地。按其用途可分为：(1)牧地，使壮丁开垦附于牧场的荒地，以供马粮；(2)籍田，各省公田或天子亲耕之地；(3)学田，以其收入供贫士修学之用的土 ；(4)祭田，赐给所谓圣贤后裔作祭祀费用的土地。官田租给人民耕种，征收地租。3?官庄官庄多系皇室宗亲、八旗驻防官田，不隶属州县，而由内务府和王贝勒等设庄头收租。这些土地主要来源于“圈拨地”和清军入关时汉族地主“带地投充”所奉献的土地。4?屯田屯田为赡军田，本为官地，由兵卒商人屯垦，以减少军粮支出，清初屯田测明制。以地域划分，有直省屯田，新疆屯田，西路屯田，北路屯田。其后因军制的改革，税制征银，及海运的开通，屯田失去存在的价值，由国有变为民有。为了清除隐地，组织税原，顺治年间，令业主自行丈量田地，并定丈量规制。康熙、乾隆年间，为了杜绝逃税，有隐田罪例规定，清政府确信：欲清田额，法在清丈，欲清丁额，法在编审，果能彻底清楚，则钱粮自有定效。(二)户政1?户籍类别清代户籍，有普通籍与特别籍之分。特别籍指旗籍、藩籍两种。普通籍指一般民户的户籍。顺治三年分军、民、驿、灶、医、卜、工、乐八类。顺治五年，定编审之法，分籍为四：军、民、匠、灶。又各分上、中、下三等。凡民男十六至六十岁称丁。女称口，男未成丁也称口。丁口系于户。清初有编制户口牌甲之令。州县城乡十户立一牌长，十牌立一甲长，十甲立一保长。户给印牌，书其姓名丁口，出则注明其所往，入则稽其所来。届期人丁造册层层上报，达于户部。凡载籍于丁，六十以上开除，十六以上添注。增丁即增赋。2?户口编审为了征丁赋的需要，清廷于顺治十一年规定，三年编审一次人丁。造册上报时，详载原额、新增、开除、实在四个方面的数字。丁分民丁、站丁、土军丁、卫丁、屯丁。还载每名人丁征银若干。对隐匿捏造者治罪。顺治十五年，改为五年一次编审。摊丁入地、丁银固定后，编审无补实政。乾隆三十七年，宣布永停编审。但每年底向户部呈报人、谷细数的制度仍然贯彻执行。二、田赋及附加(一)清初期田赋制度清初田赋征收沿用明代的一条鞭法。因北京宫阙多毁于战火，明代的赋役册籍失散颇多，只有万历时的册籍还完整无缺；此时全国还未完全统一，无力新造册籍，只能以万历时旧册作为征收赋税的依据。田地依土壤的肥瘠，将田地分为上中下三则，即有三等九则的区别。但同一等则，各省各地相差很大。有的还不限于九则。如苏州省的昆山五十九则，元和县有五十三则。松江府不过四五则。“直省丁徭多寡不等，率沿明代之旧。有分三等九则者，有一条鞭征者，有丁随丁派者。”清初田赋征收的物品，粮、钱、银都有，以银为主。分夏秋两季征收，夏征在二至五月，称为上忙，秋征在八至十一月，称为下忙。清廷入主中原后，对田赋制度也进行一些整顿，一是整修赋役全书等册籍，掌握田地、人丁的变动情况；二是取缔豪户抗粮，想改变占隐、拖欠钱粮等积弊；三是改进征收方法，以防官吏贪污中饱。这些措施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不可能完全解决赋役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第一，征收的赋税主要是地税丁银，地丁经常变动，如编审不实，就影响税收。第二，人口的增长快于耕地面积的增加，而土地又日益集中在官僚豪绅手中，佃农人数日益扩大，丁银的负提沉重，迫使无地的农民逃隐。第三，官吏、乡绅、举贡等营私作弊，或巧设名目多征、重征、预征；或代民纳未纳之粮，以后强迫加倍偿还；或包揽代纳当地各户之税，借以索取不法之利；或诡寄飞酒，隐占蒙混以后强迫加倍偿还；或包揽代纳当地各户之税，借以索取不法之利；或诡寄飞酒，隐占蒙混第四，朝廷对编审溢一额直采取奖励办法，由于豪绅的隐匿和劳动人民的逃亡，户口册中显示的溢额越来越少。地方怕朝廷催迫，往往多留少报，使朝廷感到丁银难征，赋额不稳。鉴于上述情况，清廷在明代一条鞭法的基础上，又实行进一步的改革，即固定丁银，摊丁入地，地丁合一。(二)摊丁入地的推行1?摊丁入地摊行经过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2年)二月，康熙下诏：“海宇承平日久，户口日增，地未加广，应以现在丁册定为常额，自后所生人丁，不征收银粮，编审时，止将实数查明造报。”“户部议：‘缺额人丁，以本户新添者抵补，不足，以新戚丁多者补之，又不足，以同甲粮之丁补之。’”于是，清廷决定以康熙五十年丁册定为常额(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一千三百二十四丁)。人丁固定后，丁银(三百三十五万余两)就能固定。这就为摊丁入地、地丁合一造成了有利条件。康熙五十年，首先在广东省试行丁银摊入地亩征收。各省摊丁入地的时间和丁银摊入地亩的分配办法很不一致，见图表8-1图表8-1 全国全省(区)摊丁入亩表)次序 省名 时间 倡议者 每田赋银一两均摊丁银 特点 备考1 广东 康熙五十五年(钱 “丁随地起，见于明文者，自广东始”。2 直隶 雍正元年(1723) 李维钧 2?钱 通省计摊 “雍正六年，又以长芦灶丁摊入地亩”。3 福建 黄国材0.527-3.12钱 “屯田摊入”(每田银一两摊入0.083-1.448钱)4 山东 雍正元年(1723) 李世倌 1.15钱；其永利各场灶丁，于乾隆二年摊入，亩难0.104钱 关于实行年代，《清世宗实录》和《会典事例》作三年，《山东通志》作四年。5 河南 雍正四年(1726) 田文镜 0.117-2.07钱 各州县计摊 《清史稿》卷81本传称：“五年为始”。6 浙江 雍正四年(1726)李卫 1.045钱 《会典事例》称2.045(钱)。7 陕西 雍正四年(1726) 岳钟琪 1.53钱(遇闰加0.04钱) 《清史稿》卷83本传称：“五年始”。8 甘肃 雍正四年(1726) 李元英 河东 1.593钱河南0.106钱 通省计摊 《清史稿》卷83称：逾年(五年)疏言：“河东粮轻于多河西粮多丁少，故河东丁随粮办，河西粮照丁摊。”9 四川 雍正四年(1726) 每粮0.052石至1.96石不等算一丁，征6升。 以粮石计摊 《会典事例》作“六合”。10 云南 雍正四年(1726) 杨名时 科则缺；其屯军丁银一万五千两，每丁征2.8-6.2钱11 江苏 雍正五年(1727) 每亩摊0.011-0.629钱 以亩计难 “匠班银三千余两亦摊”。12 安徽 雍正五年(1727) 同上 以亩计摊13 江西 雍正五年(1727) 田赋一两摊丁银1.056钱。屯地摊0.291钱。14 湖南 雍正六年(1728) 地粮一石摊丁银0.001-8.61钱。以粮石计摊15 广西 雍正六年(1728) 田银一两摊入1.36钱。 以两计摊16 湖北 雍正七年(1729) 田银一两摊入1.29617 山西、乾隆元年(1736年) 缺 “山西丁归地粮，自是年始，散见于赋役全书各属下。直至道光十七年渐次全摊。”18 台湾 乾隆十二年(1747) 缺19 贵州 乾隆四十二年 (1777) 亩摊丁银0.054钱有奇。 以亩计摊摊丁入地是明代一条鞭法的继续与发展。二者的共同点是将丁税(丁役)并入土地税，不同的是摊丁入地较一条鞭法实行的范围大，条鞭法只在某些地区推行，各地情况相差很大，摊丁入地则是在全国推行。再者，摊丁入地在丁银固定之后实行，较一条鞭法彻底明确。2?摊丁入地的意义摊丁入地是我国赋役史上一次重大改革，它的进步意义在于：第一，完成了我国历史上赋役合并，即人头税归并于财产阁的过程。从原则上讲，无地的农民和工商业者不再负担丁银，相对减轻了困扰，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第二，人头税并入田亩以后，使税负与负担能力挂钩，田多则赋税多，而且无论豪绅富户，不分等则一例负担，较以前均平。地丁制实行初期，遭到豪绅富户的反对，说明对他们的兼并活动有一定的限制和约束作用。第三，纳地丁银的人，名义上不再服徭役。“官有兴作，悉出雇募”，从此，在正常情况下，基本上不再按丁派役，又取消了户丁编审，封建国家对劳动人民的人身束缚相对削弱了，雇佣关系有所发展，这是生产关系的一个重大变化，有利于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第四，将丁税确定为一个固定的数额，既有利于封建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又使征收手续简便。第五，宣布“滋生人丁，记不加赋”有利于人口的增长，人民的安居，生产的发展。有人说摊丁入地后，“保甲无藏、里户不逃亡，贫农免敲扑”。这虽是颂扬之词，但也多少反映了一些当时的情况。据《清实录》统计，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全国人丁数为一千九百一十三万，到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增为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乾隆以后，统计方法变了，总括大小男女数，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为一亿四千三万多万，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又增加到三亿一百多万。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更增长到四亿一千二百多万。人口的迅速增长，摊丁入地是主要原因之一。3?摊丁入地的局限性摊丁入地制度，毕竟是地主阶级的政策，有其阶级的局限性和欺骗性。第一，摊丁入地是出自统治者的利益需要而推行的。当时认为“天下有贫丁无贫地”因“恐民力不齐，贫户丁钱不能时输”，才“稍均于地”。可见，清廷实行摊丁入地并不是一种“德政，只是为了财政收入的稳定，改变一下征收方式而已。人丁是活动的，作为征税对象，收入并不确定，田亩是固定的，作为征税对象，是稳定可靠的。与其在征课中逼逃贫民，造成社会不安定，影响税收和封建秩序，不如利用荒地吸住流民，将丁税确定为一个固定的数字，随着垦田额的扩大，地丁收入还会不断增加。这对统治者来讲，是一举而数利。第二，“记不加赋”是欺骗，摊丁入地时不少地区丁银的实摊额超过了原额。比如直隶原额为四十二万零八百余两，但按户部奏准的每田赋银一两摊丁银二钱七厘多计算，则实摊四十二万一千二百二十三两，溢额四百多两。一省如此，全国溢额总数也就相当大了。摊丁入地后，地税随耕地的扩大而增加，丁银也随之“水张船高”当外国鸦片输入，白银大量外流后，银价上升，以银纳税，人民无形增加了负担。再者，由于征银时增征“耗羡”等，更是外额外的剥削。第三，无地贫民的负担也没真正减轻。摊丁入地没有改变封建剥削关系，没有解决土地问题。正如孙中山对章太炎讲的，“兼并不塞，而言定赋，治其末而已”。无地贫民租种地主的土地，要交占产量百分之五十左右的地租，还要负担地主转嫁而来的各种临时加派的劳役。清政府对地主阶级向佃农转嫁地丁负担的行为，采取怂恿和公开支持的态度，公开宣称“租无所出，赋从何来?”有的地方政府甚至明令，佃户输租时，“每亩米加二升，银加二分，以助产主完丁之费。”随着时间的摊移，摊丁入地逐渐失去其进步作用，而成为统治者肆意剥削人民的工具。地丁收入地顺治时只约二千万两左右，康、雍时，便增至二千五、六百万两，乾隆至清末一直保持在三千三百万两以上。(三)田赋附加清初名义上“记不加赋”，实际上田赋加派甚多，并日益加重。1?耗羡，也称火耗。地丁征银，银的成色不同，而上解户部要求成色有定，熔成锭银，销熔之中不无损耗。税吏为补偿损耗，就多征一些。重者数钱，轻者钱余。“迨行之既久州县重敛于小民，上司苛索于州县，火耗之增日甚一日，因循瞻徇，视为应得之物，一遇公事，加派私征，皆取之民间”。耗羡成了朝廷默许的官吏掠夺人民财富的一种重要手段。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山西巡抚疏请耗羡提解存公，除留补无着亏空外，其余分给各官作养廉费和支应公费。耗羡归公后，输纳比于正供，官吏养而不廉，耗羡之外更添耗羡有增无减，人民负担逐步加重。2?平余。清代地方政府上缴正项钱粮时另给户部的部分。意即平色之余，后来由户部与地方政府瓜分。有的在耗羡内划扣。也有的另立名目加征。乾隆二年，四川巡抚硕色秦称：该省沿陋例，于火耗税羡外，每银百两，提六钱，名为平余，以充衙门杂事之用。乾隆谕内阁云：火耗之报官原以杜贪官污使之风，若耗外复听其提解，此非小民又添一交纳之项乎?一面如此，别项可知，一省如些，他省可知。可见，平余在火耗之外，虽乾隆下令革除，实际上明余暗存。乾隆三年的一则谕又说：“向来四川火耗较他省为重。……今闻该省耗银虽减，而不肖有司巧为营私之计，将戥头暗中加重，有每两至一钱余者。……倾销之银匠又从而侵渔之，则小民受剥削之累不小。川省如此，他省可知。”3?漕粮附加。漕粮是田赋的一种形式。系清政府规定由水道运往北京，供官、军食用的赋粮。清代承明代漕运之后，废民运，改为官收官兑。凡由州县直接运至京仓的，称为正兑。凡运到通州仓的，称为改兑。都另加损耗，随正粮入仓。漕粮的加征浮收名目很多。为补损耗的加征为正耗，旗丁运粮时，勒索帮费，不给不开船，州县唯恐有误，就浮收漕粮，以资缴纳。各级官吏都要“漕规”，衙门佐理人员也要“房费”，这又形成浮收。农民交粮时，吏胥百般挑剔，或说米是次米，或说米的成色不一，要打折扣，或用脚踢量器而多收。想尽办法剥削农民。嘉庆道光年间，各省漕粮准收折色，多以银钱完纳，当粮折银时，征收之银在粮价以上，所以漕粮由于漕逝而无形增赋。三、徭役制度清前期徭役混乱不均，各地制度不同，征派繁杂苛重。1?繁杂苛重摊丁入地，赋中本已有役，人民不应再服力役，官府无可奉告调用劳力时，应给劳务报酬。但各地官府仍然无偿征调，形成差外有差的现象。如，朝中官员经过州县，或新官到任，要送筵席，铺设器用，修理房屋，喂养马匹，有的官员还要索取规礼，等等。人民既要摊役、又要摊钱。2?征派不均清代的劳役负担，繁重而又不均，据记载，有按户出夫，折钱入官，有地十余顷者与无地者出钱相同；有按牌甲地段出钱；有按牲畜出钱，富有贿通乡长，往往以多报少，贫者照数实出，出役比富者还多。也有按地亩出，富者可以隐，贫者分厘必纠。有绅办三而民办七者，有绅不办而民独办者。小民终岁勤劳，而为缴差钱，有拆房荡业者，有因此卖妻鬻子者，有因此弃家而逃者，困苦流离，死而无告。可见，清代的徭役，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第三节 工商税清前期的工商税较前代有所发展。其中盐、茶、矿既征税又有专卖收入。一、盐课清前期盐税收入较多，盐法沿用明制，稍有改变，在不同地方，不同时期有所不同。清代盐法，主要采取官督商办、官运商销、商运商销、商运民销、民运民销、官督民销、官督商销等七种形式。各省盐政，多由总督巡抚兼任，还有都转运盐使，司运使，盐道，盐课提举司等，官制比较复杂。清前期的盐法种类虽多，但行之既广且久的是官督商销，即引岸制；也称纲法。纲法规定灶户纳税后，才允许制盐。所制之盐不能擅自销售。盐商纳税后，领得引票(政府批准贩盐的凭证)，取得贩运盐的专利权。税收管理机关将运商的姓名，所销引数、销区在纲册上注册登记。盐商原非世袭，为获厚利，贿赂官吏，成为世袭，并划分地盘，垄断经营。清盐引岸制本沿袭前代盐法，只是在清代更加成熟。所谓“引”，是盐商纳税后准许贩运的凭证。由户部颁发的称为部引。每引运盐斤数，多则八斤(两浙)，少则二百五十斤，一般为三百斤到四百斤。所谓“岸”，是指销盐区域，即引界、引地，是专卖地域之意。因盐商认引地时，曾费巨金，所以运商所认定的销区是独立的。故又叫“引窝”，或叫“根窝”。凡不领引或越境销售，都算违法，称做私盐。由于食盐被盐商专利独占，所以食盐价高利厚，给消费者带来沉重负担。清代盐税，初期较轻。顺治元年的一则诏书说：“运司盐法递年增加，有新饷、练饷杂项加派等银，深为厉商，尽行蠲免，本年仍免额引三分之一”。顺治八年皇帝又谕各盐运司：“只许征解额课，不许分外勒索余银”。盐税的税额后来有所增加，如淮南每引征银由六钱七分增至一两一钱七分，淮北由五钱五分增至一两五分。清代盐税，分灶课、引课、杂课、税课、包课。灶课是对盐的生产者所征的课。主要是对制盐人即灶人课人丁税，既按丁征银，又按丁征盐；对于晒盐的盐滩，按亩征土地税。引课是按盐引征的税，这是盐税的主要部分。杂课也叫附加税，是衙门官吏的浮征，形成陋规。如乾隆五十九年的一则上谕中提到，两淮盐政衙门，“每日商人供应饭食银五十两，又幕友修笔墨纸一切杂税银七十两，每日供应一百二十两，是该盐政一切用度，皆取于商人。”税课和包银，施行于偏僻地方的产盐地。对这些地区，许民间自制自用，国家课以税银。有的还把盐税摊入田赋，或由包商交纳一定数额的税，然后自行收纳。清代的盐税收入，初期约二百万两，中叶为五百五十万两，清末为一千三百余万两。清乾隆嘉庆两朝，是盐商势力极盛的时期，每遇国家有重大的军事行动，或大灾大赈，或河防工需，盐商就损输巨款。如两淮盐商捐输额高达三千八百二十六万六千两。美其名曰“报效”，实则为取得皇帝的恩遇，“召对赐宴，时颁珠典”。不仅能得到世袭垄断权、长获厚利，还可以少纳税或延期纳税，并可自定盐价。有的盐商甚至能干预朝政。二、茶税清代初期，沿用明代茶法，有官茶，用于储边易马；商茶，给引征课；贡茶，供皇室用。官茶征收实物，大小引均按十分之五征纳，在陕西，甘肃一带交换马匹，设专员办理，称为巡视茶马御史。交换比例是：上马给茶十二篦(十斤为篦，十篦为一引)，中马给九篦，下马给七篦，所换的牧马给边兵，牝马付所司牧孽。康熙年间，停止巡视茶马专员，归巡抚兼管，因清统一后，马已足用，于是，官茶的需要减少，而茶税的征收渐有定制。雍正八年，定茶税征收例，由户部颁发茶引与各地方官，茶商纳课领引才能往产茶处购茶，无引者称为私茶，有的州县承引无商可给，只是发种茶户经纪人。直省预期领引，年办年销，茶百斤为一引，不及百斤，称为畸零，另给户帖。凡伪造茶引，或贩卖假茶，以及私自同外国人买卖的，皆按律科罪。陕西商运官茶按旧例，每百斤淮带十四斤，再加耗茶十四斤。乾隆元年，令甘肃官茶改征折色，每篦输钱五钱。其他各省纳课轻重不一，四川起实旭以茶园为单位，按茶树株数定税额，因茶树有多少，茶园有大小，税负不均平，改照斤两收缴，旧便每斤征课二厘五毫，后征四丝九忽，雍正八年定为一厘二毫五丝，令商人于茶价内扣存，随引赴地方官照数完解。湖北咸宁、通域等种茶的七州县领引发种茶户经纪坐销，建始县给商行销。对坐销，每引征银一两，行销，征税二钱五分，课一钱二分五厘。浙江每引征税钱一钱，北新关征税银二分九厘二毫八丝。江苏、江西、安徽三省发引，但课税均经过各关按则征收。也有省分不行茶引制度。如直隶、河南、山东、山西、广东、广西等省，只于茶商过境是课税，或略收落地税，附于关税报销，或附于其他税报部。广义的茶税包括课与税两项，有茶引称茶课，无茶引称茶税。面茶系皇室用茶，每年一百余篓，由办引委员于所收茶引买价内办解。三、矿税清初，朝廷禁止开矿。顺治四年，甘肃巡抚张尚奏言：“凉州上古城堡，旧有小矿，历朝开采，以资本赏贵之需，后……封闭，今复开采，……计获税银三百余两，成效足稽，仍清伤部酌议定额，以充军饷”。清廷下旨：“开采重务，未经奏闻，何得擅自举行?”清廷入关安装所以如此是鉴于明末广收矿利，弊端丛生，担心开矿会聚众生事，危及统治。也不合当时重本抑末的原则。但民间却不断偷采，迫于形势，康熙年间清廷不得不放宽限制，许民开采，由政府派官吏监督。矿产品大部分上缴政府或由政府统销。允许由商人买卖的数限定在百分之四十之内。在云南把冶铜和煮盐均改为私营或官督商办，几斤以下的铜、铅允许自由买卖，并停止税收。湖广山西等地，商人王纲等雇土人开官吏想禁止，康熙下讼“姑免禁止”，提出“天地自然之利，当与民主之!”并不许豪强霸占。以缓和阶级矛盾，防止地方生事。禁令一开，以铜矿而言，公元年仅云南就有场坊十八处，有工人七十至一百万人之多。清廷对开矿之禁放，完全以是否会聚众生事来定。“揆情度势，必不至聚众生事，庶几可行，若招商开厂，设官收税，传闻远近，以致聚众藏奸，则断不可行也”。乾隆年间，大力开矿，当时云南、贵州、广东、广西、四川、湖南、浙江、福建、山西等省有金、银、铜、铁、铅矿约二百余处，嘉庆道光年间，又令禁止开采金矿，银矿也禁一部分，至咸丰时方开禁。由于在采矿问题上，时禁时开，矿税的征收，在不同时间，不同地方轻重不同。康熙十九年，各省开采的金银，四分解部，六分抵还工本。二十一年，定云南银矿官收四分，给民六分。五十二年，定湖南郴州黑铅矿，取出母银，官收半税。五十九年，贵州银铅矿，实行“二八”收税(税百分之二十)。雍正以后，大半按二八定例收，即官税十分之二，其余四分发价官收，另四分听其贩运。四、酒税清前期禁止酿酒贩卖。歉收之年，禁酿更严。但丰收年稍有放宽。边区地寒，借酒御寒，不在禁列。乾隆二年，直隶、河南、山东、山西、陕西五省禁造烧酒。违禁烧酒，照律杖一百在禁列。乾隆二年，直隶、河南、山东、山西、陕西五省禁造烧酒。违禁烧酒，照律杖一百清初因禁酒，故不对酒征税。许可酿造时，酒税收入也不列入国家财政收入。自雍正五年后，对通州酒铺每月征营业税。上户征银一钱五分，中户一钱，下户八分。乾隆二十二年下旨，令地方官发执照，征酤税，乾隆四十五年，奏准杭州照北新关收税旧列，酒十坛，约计二百斤，税银二分。可见，清前期的酒税是很轻的。五、关税(一)内地关税清代鸦片战争以前的内地关税，即后世所谓常关税，包括正税、商税、船料三种。正税在产地征收，属货物税；商税从价征收，属货物征通过税。船料沿袭明代的钞关，按船的梁头大小征税。清前期常关，分设户、工两关。户关由户部主管，如京师的崇文门，直隶的天津关，山西的杀虎口，安徽的凤阳关，江西九江关，湖北的武昌关等四十多个关(乾隆时数)。工关主要收竹木税，工关由工部主管，关税收入供建造粮船及战船、修缮费之需。但有的关，如盛京浑河、直隶的大河口、山西杀虎口等关，由户关兼办。清初，地方常关组织，有特设监督的，有以外官兼管的，也有由督抚巡道监收的。内地关税隶属关系不甚统一。税制方面，清初比较严谨，如罢抽税溢额之利，以减轻税负；议准刊刻关税条例，竖立木榜于直省关口孔道，晓谕商民；还屡次制定各关征收税则，划定税率标准。可是，到乾隆初年，已出现私增口岸，滥设税房之事。又有铺户代客完税、包揽居奇积习。常关积弊又出现。常关税率，依雍乾年间户部则例，以从价百分之五为标准，但未能贯彻。各关自定税率，一般说来，都以货物通过税为主，还有附加及手续费。(二)国境税清初，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顺治时，为了防范以郑成功为首的东南沿海汉族人民的抗清斗争，采取严的海禁政策，严禁国内人民出海，并不准外国商船前来贸易，对外通商口岸只限在澳门一地。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台湾与大陆重告统一。第二年清廷开放了海禁，准许外商到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今江苏连云港)四个口岸进行贸易。由于西方海盗商人的违法行为，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75年)，清朝决定取消其他几个通商口岸，只许在广州一口通商，直到中英《南京条约》签订，情况才发生变化。清初的对外贸易，沿袭明代的随项贸易制度。康熙令开放“海禁”后到鸦片战争以前，来中国贸易的国家主要有英、法、荷兰、丹麦、瑞典等，其中英国占主要地位。英国为打开中国贸易大门，在通过外交手段，军事恫吓仍未达到目的后，就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这一着果然使英国获得厚利，中国的白银因此大量外流。海关征税，分货税和船钞两部分。货税征收无一定税则，除正税之外，另征各项规银及附加，一般说来，正税较轻，但外加部分有时竟倍于正额。康熙二十八年颁行的海关征收则例分衣物、食物、用物、杂物四类课税，进口税率为百分之四、出口税为百分之一点六，均系从价，按物课税外，每船征银二千两，此为吨税之始。雍正六年又定洋船出入期及带米粮货物之数，司关榷者对于外商入口所携货物现银，另抽一分，名叫缴送。乾隆二十二年，西洋船到定海，为抵制外货，浙江海洋船税加增一倍。清前期，海关主权完整，但征税假手于行商。外商来关贸易须经官方核准的行商间接代售。行商借以居中牟利，于售价每两征银三分作为行用。此外，还有陋规，勒索荷重。于是外商以公开行贿的手段，进行大规模走私，使国家关税损失严重。第四节 杂税一、落地税落地税是商人购得货物到店发卖时所征的税，清前期，商品经济较前代有所发展，以商品流通为基础货物税也随之发达。清前期落地税，全国没有统一税法，由地方官随时酌收，无定地、定额。一般来说在各市集乡镇，附于关税征收。其收入之款交由地方留作公费，不入国税正项。实际上，留作地方公费不过是虚有其名，其收入为官吏贪占殆尽。史载：“各地方官征收落地税银，交公者甚少，所有盈余，皆入私囊，雍正三年，……广西梧州一年收税银四、五万两不等，止解正项银一万一千八百两，浔州一年收税银二万两，止解正项银二千六百两。”落地税的课税品种非常广泛，“凡 锄，箕帚、鱼虾、蔬菜之属，其值无几，必查明上税，方许交易。且贩于东市既已纳课，货于西市又复征，至于乡村僻远之地，有司耳目所不及，或差役征收，或令牙行总缴。”雍正十三年，为了缓和民愤，清廷规定落地税只在府州县城内人烟凑集，贸易众多，且官员易于稽查之处照旧征收。乡镇村落，则尽行禁革，其弊稍改，但变相的征收是仍然存在的。二、牙税牙税是牙行或牙商征收的税。牙行和牙商是当时城乡市场中为买卖双方说合交易或代客买卖货物抽取佣金的中间商人。清初，由藩司颁发牙贴，报户部存案，不许州县滥发。要求选择市民中的良者，为牙侩，将牙帖交他，命他辨物平价，沟通买卖双方。官府在发给牙帖时，则对芽帖收费，叫牙税。后来，州县衙门出于某种需要，任意增发牙帖。一些市井无赖、地痞分子自称经纪，到州县衙门领取牙帖，每纸仅费二三钱，而持帖至市，把持抽分，强制从事任何大小粗细货物的买卖者交纳牙帖税。从而，市场多一牙户，商民多一苦累。雍正十一年，令各藩司因地制宜，著为定额，报户部存案，不许有司任意增发。其后又规定牙帖由户部颁发，各省按所领多寡，以其税解户部。牙帖税率，因地区而异，一般依资本或营业额分为数级，如江西规定上级纳银三两。中级纳银二两，下级一丙，湖北规定上级纳银二两，中级一两，下级五钱。偏僻村镇，上级一两，中级五钱，下级三钱，纳银多少因负担能力而异。除牙帖税外。还要交年捐，即牙行开业之后，每年分两期，依营业额大小分等，税银约五十至一千两之间。三、当税当税为清初所创，系当铺营业税，当税由当帖而生。当帖与牙帖一样，均为营业许可证。一般当铺或小抵押铺，于领取当帖获得营业许可权时，需缴当税，每年一次。顺治九年，制定当铺税例，各当铺每年课银五两。康熙三年，规定依照营业规模大小年纳银五两，三两、二两五钱不等。雍正六年，清廷制定了当帖规则，凡营业铺业者，须呈明县知事，转呈藩司请帖(执照)按年纳税，其税率较康熙时约高一倍。其后，正税之外，因海防筹款，责令当商另捐银饷，称为帖捐。捐率各地不同。此外领当帖时，各衙署层递核改，规费也很重。四、契税契税也称为田房契税，是对买卖典押土地房屋等不动产所课的税。清初，只课买契，不课典契，后来，渐及典契。顺治四年规定，民间买卖土地房屋者，由买主依卖价每一两课税银三分，官于契尾钤盖官印为证。雍正七年，规定契税每两纳三分以外，加征一分，作为科场经费。由于最初契尾盖印后，交与业主，官方没有存据，不法者模仿捏造，其后改为契纸契根法。由布政司造备，发给州县，发给州县，验契纳税后，将契纸与业主，契根保存于官，以防伪造。但此法实行后也有弊端，官吏“夤缘为奸，需索之费数倍干从前。”至雍正十三年，停用此法，买卖田房，许由人民自作契据而纳税。乾隆十四年，又定税契之法，由布政司发给契尾，于契尾附以连续号次，其前半部记载买卖者的姓名买卖田房的数目、价格、并税银额，后半部为空白。纳税时，以大写数字填写买卖价格及税银，加盖官印，将前半部给买方作契据，后半部同期者集为一册，送布政司。对不纳税，无契尾者，照漏税论罪。此法税率，买契为百分之九，典契为百分之四点五。五、牲畜税清初规定，凡买卖牲畜，按价征收百分之三。乾隆嘉庆以后，各省先后征牲畜税，但仅对贸易开征；尚未对屠宰牲畜征税。清末始有屠宰税。六、其他杂税清初，地方杂税大兴宛平两县的铺面行税；有的地方有间架房税；江宁有布廛输钞；京师有琉璃、亮瓦两厂计檩输税。这些都类似房捐，至乾隆年间，逐渐废止。此外，还有其他临时加征的杂税，如车税、花捐、灯捐、妓捐等。各省新设立的名目大致相同，此类杂税，没有定制，故苛扰之弊，在所不免。　第五节 赋税管理一、征管机构清前期国家税务征管机构，在中央主要是户部。户部掌天下户口，土田之籍，一切经费出入的统理。户部尚书为长官，左右侍郎(满、汉各一人)为副长官，其下有十四清吏司，按各省分，职掌该省的民赋及八旗诸司廪禄、军士饷糈、各仓盐课，钞关杂税。除户部管理外，有部分关税(竹木)属工部管理。皇室掌财用出入的是内务府。下有广储、会计等七司。其中广储司管理六库，即银库、裘库、锻库、衣库、磁闸、茶库。会计司，掌内务府帑项、庄园、地亩，启口徭役之事。皇室财源包括：内务府所征钱物，户部支拨、各地进献等。地方省、道、府、县行政机构也就是税务征管机构。各省均设承宣布政司掌钱谷出纳，督抚行使督察考成之责。道由分守道专管钱谷。府、县长官亲理钱谷等民事。对于重要的税务工作、中央委派专门的官吏管理，如：漕运总督专掌漕政，巡视盐政专掌盐政。二、库 藏(一)户部库藏：1?银库：为国家财赋总汇。各省岁输田赋、漕赋、盐课、关税、杂赋，除存留本省支用外，凡起运至京的，都入此库。2?缎匹库：凡各省所输绸缎、绢布、丝棉、棉麻之类、都入此库。3?颜料库：凡各省所输铜、铁、铅、 砂、黄丹、沉香、黄茶、白蜡、桐油、并花等，均入此库。(二)地方库藏：1?盛亦的户部银库：收贮金银、币帛、颜料诸物。2?直省布政使司库：为一省财赋总汇，各州县的田赋、杂赋，除存留支用外，其余都输入此库。3?粮储道督道库：储漕赋银，由州县征输此库。4?盐运使司盐法道库：贮盐课。5?各税务由部差者(监督库)：贮关钞，分四季输部。由地方官兼者：贮于兼理官库，岁终输户部。6?州县卫所库：贮本色正杂赋银；存留者照数坐支，运输者输布政使司库。三、管理制度和方法(一)管理体制清前期财政赋税管理之权完全集中于中央。地方虽然也征赋计入，开支动帑，但必须照户部的规定或得到户部的允许。当然地方有加征的陋规，而朝廷一般是发官样文件禁止的。地方存留经费须按实奏销，每年要上报赋税的原额、新增或减少，实征的收入数字和起运、存留、支给、协拨的数字，由巡抚达于户部户部核对汇总后向皇帝汇报。有的省入不敷出，户部从邻省拨助。(二)赋税册籍顺治年间，清廷在万历旧籍的基础上，编纂了《赋役全书》。内容包括有：地亩、人丁原额；逃亡人丁及抛荒地亩数；开荒地亩及招募人丁数；赋税的实征、起运、存留数等。每州县发二本，一存有司，一存学宫。还有丈量册和黄册作为《赋役全书》的附件。丈量册又称鱼鳞册，详载上中下田则，也记载田地所有者的姓名。黄册以记载户口为主，也记载各户的田亩数。黄册与鱼鳞册互为经纬，都作为征收赋税的依据。康熙二十四年，修订《赋役全书》，只记切要项目，改名为《简明赋役全书》。为了加强赋役管理，清前期除编订赋役全书外，还颁行有赤历册、流水簿、会计册、奏销册等。赤历册：是省级财政机关稽核各地官府钱粮的册籍。每年由官府颁发空白册籍，令百姓自登所纳钱粮数字，编订成册，交布政司。留备检查。赤历册经核对无误后，发县追征。康熙十八年，使用流水簿，停用赤历册。流水簿：始用于康熙十八年，是州县记载日收钱粮的簿籍，每岁送司磨对。会计册：是备载州县正项本折钱粮数和钱粮起解到部日期的册籍。康熙七年，并入奏销册。奏销册：是各省详列钱粮起运存留、拨充兵饷，办买颜料等数字上报户部核销的册子。始于康熙七年。(三)征收办法清前期田赋的征收方法较前有所改进，曾颁行过下列几种方法。1?易知由单法：由单之式，每州县开列上中下田亩，人丁、正杂本折钱粮，起运存留各项总数，还开列各户人丁田亩数和应纳税额，在开征前一月发给各纳税户，令其按期缴纳。此法始于顺六年，此于康熙二十六年。2?截票法：截票也称“串票”。始于顺治十年。票上开列地丁钱粮实数，分为十限，月完一分，完则截法。票中盖印，从印字中分为两半，一半存官府，一半给纳税户。康熙二十八年，改为三联串票。一联存官府，一联给差役，一联交纳税户。雍正三年。实行四联串票，至雍正八年，又改为三联。形式上常有变动。3?滚单法：此法行于康熙三十九年。每里之中或五户或十户共用一单，于纳户名下注明田地若干、银米若干、春秋各应完若干，分为十限，发给甲首，依次滚催，自封投柜。不交或迟交者，予以严惩。4?顺庄编里法：是防止漏税而设立的一种方法。始于雍正六年。其法是据田地定户，从户而征税。例如某人在几甲儿县有田，立为数户者，应归为一户；原为一户而实系数人所有者，则应各户分立：有人未卖田亩，而移居于他处者，于收粮时令其改正；人居本县田地他县者，依本籍之名，另立限单催输。5?张贴榜示法：雍正年间，诏令各总督、巡抚，布政使饬州县官每年将各乡里完欠之数，呈送总督，张贴本里，让民周知。如有中饱，许人民执串票具控。其分年带征之项，也将每年应完之数详列榜示，使官吏不得额外溢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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