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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斩周代的死刑有、斩和杀三种。其中的“斩”就是腰斩,而“杀”就是杀头,即后来所说的。“斩”字用“车”作部首,是指它的本意和车裂相同,都是使人的肢体分裂;偏旁为“斤”,即斧斤的斤,指行刑时用斧或钺。《·秋官·掌戮》篇的注解说:“斩以斧钺,若今要(腰的通假字,下同)斩也;杀以刀刃,若今也。”这已经把斩和杀的区别说得很清楚了。春秋、战国时的史籍中,写到将人处死,多是指腰斩。《·胠箧》篇:“昔者斩,剖。”这里的“斩”即“腰斩”。《·说疑篇》列举了关龙封、比干和春秋时随国的季梁、陈国的、楚国的申胥、吴国的等六人都是因为直言进谏而得罪了国君,或被杀,或自杀,“要领不属,”。又十年(公元前500年)鲁与齐两国之君在夹谷会盟时,和上前演戏,认为不合礼节,向齐国提出抗议,齐君不得不让有司依法惩治优人等,使他们“手足异处”。上两例所说的“手足异处”,显然是指腰斩。从春秋时起,腰斩的刑罚常被使用。时,曾明文规定对百姓实行,一家犯罪,邻家不告发者,要处以腰斩。当时究竟有多少人被腰斩而死,难以统计,据说在渭河边处决囚犯,死者的鲜血把渭水都染红了。秦末,诬陷谋反,李斯于是在二世二年(公元前208)被腰斩于咸阳。法律规定,大逆无道者腰斩。许多被判定为谋反或犯上等罪者,都要腰斩处死。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乐通侯蔡栾大因诬罔罪被腰斩。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司直田仁因失纵罪被腰斩。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六月,郭穰告丞相刘屈氂夫人用巫术诅咒皇帝及打算立昌邑王为帝等情节,有司劾奏说刘屈氂大逆不道,汉武帝大怒,降旨将刘屈氂腰斩于东市。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成方遂(一说)被卫太子诬告,也受了腰斩之刑。汉代以后,只有承袭汉律,法律明文规定有腰斩的条款。定律令,就写明:“大逆不道腰斩,诛其同籍。”其他朝代虽然法律条文不再规定有腰斩,但实际上仍然偶尔采用腰斩的刑罚。大和九年(835)时,指挥逮捕李训、王涯等人,把他们腰斩于子城西南隅独柳树下,并且让百官都到场观看,之后于兴安门外示众。时,史弘肇为大将,高祖死后他受命辅佐刘承祐,当时有一天,在白昼可以看见,人们惊异不安,史弘肇便下令,民众凡有仰视大白星者,就腰斩于市。仇士良专权时对与他为敌的朝臣非常仇恨,用法外的残酷手段进行报复,史弘肇在特殊情况下用严刑来安定人心,这都不奇怪,但在的太平盛世,朝廷惩治某些有罪的官员,也常常破例使用腰斩。太平兴国三年(978)正月,殿直官霍琼借征兵之机劫掠民财,被人揭发,腰斩处死。熙宁八年(1705),将作监张靖、武进士郝士宣都被腰斩。初高宗时,因谋立异姓、危害社稷等罪,腰斩于都市。也有腰斩之刑。应历十五年(965)二月,穆宗耶律璟因获鸭而产生的一时高兴,下诏废除腰斩之刑,但实际上并未真正废除。圣宗耶律隆绪时,近侍刘哥、乌古斯叛逃,遇赦免后又被人告发,结果都腰斩处死。明初,大兴,对不肯与他合作的知识分子施威,也在法令之外使用腰斩之刑。著名诗人高启在入明后对朝政有所不满,在擢升为户部右侍郎时辞官不就,回到原籍吴淞江畔的青丘隐居,以教书为生。有一次,他作了一首《宫女图》诗:“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小犬隔墙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诗中对宫廷生活寓有讽刺之意,朱元璋见到此诗非常生气,有心惩治他,一时未找到借口。后来,高启受苏州知府魏观知遇,把全家迁至郡城居住。魏观在府衙大兴土木,有一天高启为他作上梁文,文中对朝廷又进行讥讽。朱元璋得到密探报告,于是就下令把高启逮捕,腰斩于南京。未见腰斩之刑,但这种酷刑并未绝迹。在现在革命史上,反动地主武装对人进行报复,就又抬起古代统治者曾使用过的腰斩之刑。如著名革命英雄就是被还乡团用铡死的。
传说中的腰斩狱最初,腰斩使用的刑具称为鈇质。鈇即是大斧,质或写作锧,或称、鍖锧等,即是用斧砍人时下面垫的木砧。《·昭公二十五年》有“君不忍加之以”一句,前人注解说:“鈇锧,要斩之罪。”《·秦策》中记说:“今臣之胸不足以当椹质,要不足以待斧钺。”此语之意是谓瘦削的胸不值得放在砧板上,纤细的腰经不住斧钺一砍,所指的是处死方式,分明是腰斩。又《·项籍传》的“孰与身伏斧质”一句后注解说:“质谓鍖也。古者斩人,加于鍖上而斫之也。”从这句话的意思可以看出,腰斩在行刑时,人伏在上,举斧砍断其腰,这斧与质是分离的两件东西。后来,这一套刑具发展为用轴连在一起,鈇演变成为铡刀,质则演变为铡床。所以,汉代的就将“鈇”释为“莝斫刀也”,即铡草的刀。《汉书·传》中的“不愿斧钺之诛”一句后也注解说:“鈇所以斫人,如今莝刀也。”更明确指出:“鈇,今谓之铡;铡床,古谓之椹质,又谓之蒿砧。” 鈇质演变为铡,这大概是汉代的事。秦汉之间、争霸,开始离楚归汉时,还不出名,有一次因犯军法当受“斩”刑,一同被处死的十三人先斩过之后,轮到韩信,《·淮阴侯列传》写道:“信乃仰视,适见滕公,曰:‘上不欲就天子乎?何为斩壮士!’”细观文意,韩信一定是躺在砧板上了,他才能有“仰视”这个动作,可见当时的“斩”是指腰斩。汉代还有两人与韩信有相似的遭遇。一个是,他曾因罪当斩,而且已经“解衣伏质”,王陵在旁看见他身材长大,皮肉白嫩,认为是一个罕见的美男子,就在刘邦面前讲情,没有斩他。另一个是王欣,他在任被阳县令时将被绣衣御史暴胜之处斩,“欣已解衣伏质”,仍然“仰言”一番,暴胜之听他言语豪壮,也赦免了他。从张苍、王欣的情形来看,那时的腰斩在行刑时,犯人必须脱光衣服,使腰部裸露出来。
腰斩最初腰斩行刑时用斧或钺,因为青铜毕竟要软些,不够锋利,必须做成斧钺,砍下去才有力度。待铁器普及后,刀渐渐在斩刑中唱起了主角。不过刀虽然锋利,却容易磨损,用起来更要求技巧,得像庖丁解牛一样,谙熟腰椎骨空隙,否则,一刀下去不能砍断,场面自然尴尬,会遭围观的人群嘲笑其手艺不精,有损刽子手的“职业操守”。不过随着“技术的进步”,腰斩开始启用更顺手的铡刀,不仅刃利背厚,不易磨损,而且对杀人技术要求比较低。包龙图那著名的三口铡刀,其实并非电视上演的那种用途:把人头塞进去,刀起头落,仿佛中国式的断头台,而是腰斩时用的,把人截成两段,“手足异处”。腰斩在行刑时,犯人必须脱光身上的衣服,使腰部裸露出来,伏在铡床或木、铁的砧板上,正是刀俎之间“我为鱼肉”的架势。人的主要器官都在上半身,因此犯人被从腰部砍作两截后,还会神志清醒,过好长一段时间才断气。犯人的家属往往会打点一下刽子手,让他行刑时从上面一点的部位动刀,可以使犯人死快点;如果有人想要犯人多受点罪,就贿赂刽子手从下面一点的部位动刀,甚至将被腰斩之人上半截移到一块桐油板上,使血不得出,可使犯人多延续两三个时辰不死,真是残忍至极。
腰斩这一刑法有人认为是在雍正朝被废,当时雍正皇帝对俞鸿图实行腰斩的刑罚,俞鸿图被腰斩后在地上用自己的血连写七个“惨”字方自气绝身亡,雍正听说之后便觉残忍,命令废除这一刑罚。但是根据《清史稿·世宗本纪》及《清史编年》等史籍记载,俞鸿图因纳贿营私被诛杀,时判斩立决而并非腰斩。而且也没有关于雍正皇帝废除腰斩的记载。关于俞鸿图腰斩的说法,有现代人林涛的历史通俗读物《正说清朝三百年》。书中声称,俞鸿图是中国最后一位处以腰斩的政府官员,由于行刑时形状甚为凄惨,雍正帝亦恻然不忍,遂宣布废除腰斩刑。但此事并无正史佐证。
李斯二世二年七月(公元前208年7月),大秦帝国左丞相李斯被腰斩于首都咸阳。李斯相秦,厥功甚巨。灭诸侯,成霸业,一统天下,始皇帝的千古功绩,有一半得算到李斯的头上。但位极人臣又怎样?功烁古今又怎样?他堂堂大秦丞相率领百官向赵高小心赔笑,仍在进谏后逃不开被指鹿为马的小人诬陷,身被五刑(黥、劓、斩左右趾、断舌、腰斩),腰斩于市,夷灭三族!李斯,这位《大秦律》的制订者和执行者,掌管刑狱多年。如今,轮到他领教自己厘定的酷刑,在自己培养出来的刽子手的刀下,俯首就刑。在腰斩前,李斯对着一起奔赴黄泉的儿子,追忆起当年领着孩子们,牵着咻咻嘶叫的猎狗,出上蔡东门,在秋日衰草丛中,追逐成群狡兔的无忧岁月。“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这一句痛悔交加的呼喊,是这位河南汉子对其追逐权力的一生的彻底否定和决绝。晁错公元前157年,景帝即位,当时因为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诸侯王多骄横放肆。为了巩固大汉王朝的统治地位,时任御史大夫的晁错向景帝提出了酝酿已久的削藩政策,虽然晁错的见解非常正确。但"一刀切"似的强制削藩政策在当时的情况并不适合。且此事大大触动了各诸侯王的切身利益,使王庭与各诸侯王的斗争愈加白热化,晁错本人也因此让叛乱军队师出有名。景帝三年(前154年)正月,吴王刘濞首先在都城广陵(今江苏扬州市)起兵叛乱,并向各诸侯王国发出了宣言书,以“清君侧”为名,攻击晁错“侵夺诸侯封地,专以劾治污辱诸侯为事,不以诸侯人君之礼对待刘氏骨肉,所以要举兵诛之”等等。同月,胶西王刘印带头杀了朝廷派到王国的官吏;接着胶东王刘雄渠、苗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楚王刘戊、赵王刘遂,也都先后起兵,共同向西进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吴楚七国之乱”。吴楚等七国联兵反叛,以诛晁错为名,使晁错的处境十分危险。当此之时,晁错本人又有两件事处置失当,更增加了这种危险。一件是他向景帝提出建议,让景帝御驾亲征,而自己留守京城长安,使景帝产生了对他的怀疑,也给其他大臣提供了攻击他的借口。一件是追究袁盎知吴王刘濞阴谋反叛之罪。袁盎与窦婴本对晁错多有不满,在外诸侯王叛乱以诛晁错为名,在内景帝又被袁盎、窦婴等施加压力,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景帝不得不做出诛杀晁错的决定。公元前154年,景帝派中尉到晁错家,骗晁错说让他上朝议事。车马经过长安东市,中尉停车,忽然拿出诏书,向晁错宣读,这个忠心耿耿为汉家天下操劳的晁错,就这样被腰斩了。栾大汉武帝时期的方士,卫长公主第二任丈夫,汉武帝为求长生不老,派人到处寻访方士。栾大被封为五利将军、天道将军、地士将军、乐通侯,“赐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舆斥车马帷帐器物以充其家”,汉武帝还将最喜欢的女儿卫长公主嫁给了他,更卫长食邑所在地名称为当利,是以卫长又称当利公主,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武帝发现栾大是个骗子,怒火中烧,腰斩栾大,以泻心头之恨。栾大墓在莱州市大沙河与沙河镇南王家村之间(即古当利县)。墓成覆斗状,解放初长宽各61米,高13米。如今仍有直径约8米、高约6米的砖砌土茔。骊山春暖,鲜花一般的高阳公主带着一帮随从外出游猎。她因失意而郁闷,尽管是唐太宗最宠爱的女儿,她也不得不接受这样的命运——被作为至高的恩赐,赏给大功臣房玄龄的儿子。房家老二房遗爱不学无术,空有一身蛮力,气愤之余,高阳公主从结婚那天起就不接纳丈夫。在骊山的一间草庵里,她遇到了正在潜心研读佛经的年轻和尚辩机。辩机是玄奘的高足,长安城最负盛名的僧人之一。英俊饱学的辩机,成就了浪漫热烈的高阳公主的爱情梦想,他们的纠缠延续了七八年之久,有了两个儿子。后来,一直在自我情感中四处逃避挣扎的辩机,被选去译经,没有再见到高阳公主。但他藏匿的公主赠送的玉枕,被小偷偷了出来,在销赃时被官府逮获,公主与辩机的不伦之恋也就此大白于天下。唐太宗大怒,下诏将辩机处以腰斩极刑。据说当辩机横卧在铡刀之下时,发现刀刃上一只蚂蚁在爬动。辩机无比爱怜地拈起蚂蚁,轻轻放到一边,然后从容地躺下,在市井小儿幸灾乐祸的围观中,以最污浊和最惨烈的方式终结了生命。悲恸几至发疯的高阳公主,从辩机被腰斩的那一刻起,就发誓要报复。半年后,最疼爱她的父亲去世了,她一滴眼泪也没有掉,一点都不难过。她开始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荒淫无耻的生活,甚至勾结他人谋反。“辩机是我的骄傲,房遗爱才是我的耻辱。”高阳公主这么说过。辩机已死,她所有的骄傲也被腰斩了。明洪武三十五年(1402年),燕王朱棣打着“清君侧”的旗号,率师南下。军师道衍送至城外,在马前向他跪拜:“臣有秘事一件相托。”朱棣问他何事。道衍说:“文学博士方孝孺,素有学行,城破之日,必不肯降。殿下万万不可杀他。杀了方孝孺,天下的读书种子就绝了。”当时方孝孺已经是名闻天下的第一大儒,其学识品德为四海所称颂,朱棣也有意借用他的威信来收揽人心,所以答应下来。当燕军攻破南京后,惠帝自焚宫中,文武百官多见风转舵,投降燕王,方孝孺果然拒不投降。朱棣派人强行押解方孝孺上殿,方孝孺披麻戴孝而入,悲恸至极,哭声响彻大殿。朱棣劝他辅助自己即位,就像周公辅助成王一样。方孝孺厉声质问朱棣,那为何不立惠帝的儿子或弟弟为君呢?朱棣无可奈何,只好命人把笔墨摆在方孝孺面前,强迫他撰写新皇即位的诏书。方孝孺接过笔,狂草四字:“燕贼篡位。”掷笔于地,边哭边骂道:“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朱棣见方孝孺宁死不屈,威胁他说:“你不怕被诛九族吗?”方孝孺义无反顾地回答:“即使诛我十族又怎样!”朱棣怒不可遏,命人把方孝孺从嘴角直割到耳朵,方孝孺满脸是血,仍忍痛怒骂不绝。明成祖一怒之下,把方孝孺的门生和朋友算作第十族,连同其九族在方孝孺面前一一诛尽,被杀者共达873人,谪戍荒者更逾数千。方孝孺始终没有屈服,被腰斩于南京聚宝门外。传说腰斩后,方孝孺还以肘撑地爬行,以手蘸血连书十二个半“篡”字才断气。俞鸿图历史上最后一次腰斩判给了清代河南学政俞鸿图。雍正年间,俞鸿图督学闽中(今福州市),科考防范颇严,操守亦称严谨。未料他的小妾与仆人串通,收取贿赂,其妾把考试材料贴在俞鸿图官服背后补褂之上,俞鸿图穿出去,仆人轻轻地揭去授给应试者,而他一点也没觉察到。事发后,雍正皇帝将俞鸿图处以腰斩极刑。俞鸿图仓促受刑,及赴刑场方才知道身受腰斩,要求死得痛快爽利一点也来不及了。原来刽子手对于腰斩犯人,一向索取规费,得了钱则刀斧锋利快下,可令其速死,以免长受痛苦;不得钱则故意缓缓而下使其迟死,血肉之躯寸寸受割,其痛楚可想而知了。俞鸿图被腰斩后在地上连写七个“惨”字方自断气。腰斩之酷烈,连性格刚戾的雍正皇帝也动了恻隐之心,遂命封刀。如果记载不误的话,从周代到雍正年间止,施行了约两千多年的腰斩刑罚,算是寿终正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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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秦国刑罚具有独特的个性。这种独特性既体现在秦国的刑罚体系上,又
体现在刑罚的宏观执行上,还体现在刑罚对社会的影响上。秦国刑罚体系庞杂,种类
繁多。死刑和肉刑构成了秦国刑罚体系的主体。自商鞅主政时起,秦国上下颇能依法
判处刑罚和依法执行刑罚。但是,到了秦国后期,秦国刑罚的执行出现了由“刑重而
必得”到“刑重而滥”的转变。秦国的刑罚对秦国的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首先,
秦国刑罚给秦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尤其是在秦国“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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