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峰塔的千年盛衰
龙峰塔的千年盛衰
龙德寺塔，又名龙峰塔，建于北宋，频遭兵火之灾，历经千年，至今巍然屹立。其塔龄之久，在八婺各县市中独占鳌头，即使在全省范围内，也昂然于马首之列。多少年来，人们在塔下耕牧、戏耍、恋爱、占卦、留影，认为它的存在理所当然，除此之外似乎也没有生发什么特别的感觉。直到最近，因其具有重要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县文物部门将其申报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有望得到国务院的批准公布。此时，浦江老百姓才猛然认识到，原来默默矗立在自己身边的龙德寺塔竟是一件“国宝”！浦江的历史很长很长
　　浦江历史悠久，万年前，浦江先民已经告别茹毛饮血的时代，吃上了稻米，住进了木房。唐天宝十三年(公元754)，浦江建县，县邑所在地位于浦阳之滨。浦阳城北有仙华山、南有雷公山(百药尖)遥相呼应，东有龙峰山、西有伏蟾山(西山)左右围护，东西两溪自北向南汩汩流淌，千嶂万壑汇甘泉于南，浦阳大江横贯东西，犹如玉带合抱之势。浦阳确实是一个集山水之胜的“天地间秀绝之区”。
　　龙峰山为仙华山余脉，蜿蜒而下，至城东戛然而止。龙峰虽为山，但地势较低，从堪舆上来看，这里需要一样东西来提振地气。就像画龙灯，需要有点睛之笔。于是，就建了龙峰塔。玄朗与龙峰塔的关系不一般
　　古代的塔多为佛塔，有寺庙虽未必都建塔，但有塔高耸处，必有寺庙。与道教土生土长于中国不同，佛教从印度传播而入。佛法入中原，始于两汉以前，而兴于汉明帝永平年间，至于流传到江南，大致起始于三国时期。浦江在隋开皇九年至唐天宝间尚未复建制，地理位置偏僻，远离政治、经济中心，佛教的传入也比较晚。宝掌、玄朗两位高僧应该是佛教传入浦江的最炫目烛光。
　　左溪玄朗大师，为天台宗第八代祖师，至左溪时，以松云蔽身、山泉疗饥，结茅为庵，苦修“止观”法门，声名远播，曾有朝鲜的僧人跋山涉水向他求教。
　　龙峰塔建于北宋，玄朗大师为唐代高僧，相隔整整一个朝代近300年，似乎根本搭不上界，但两者的关系确非寻常。
　　据史料记载，唐天宝十三年九月九日，玄朗大师圆寂，享年82岁。唐天宝十三年是什么概念？那年刚好是浦江恢复县制的年份！当时义乌、兰溪、富阳三县部分境地置浦阳县(五代时改浦阳为浦江)，县治即今浦阳镇所在地。
　　门人将玄朗大师焚化后的舍利分成两份，一份在左溪的西源建塔，并由入室弟子清辨禅师请当时的散文大家检校吏部员外郎李华写塔铭；另一份，则“应城邑之人所请，在州城之东源建塔”(《李华碑记》)。由此可以推断，建于县城东源之玄朗大师舍利塔，应该就是龙德寺塔的前身—乾元塔。其二，龙德寺初名乾元寺，乾元为唐肃宗年号，为期两年(公元758年～759年)，离玄朗大师去世时间仅间隔三年。玄朗大师德高望重、道成行尊，可推知乾元寺的建造与左溪大师的舍利塔不无瓜葛。佛塔是佛教传播的翅膀
　　佛教的传播，一靠僧人以佛经向民众说教，二以形象化的实物或图画作宣传。佛塔为最形象化的传播媒介之一。
　　佛塔原为舍利塔，梵语浮屠，用于供奉大和尚死后焚化的残存尸骨，高七级，故称七级浮屠。舍利塔最初都是比较低矮的，因为它们本质上就是和尚的坟墓。出家之人生前不追逐浮名，死后更不需要显山露水。但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舍利塔也随之进入中国。中国具有悠久的文明史，具有强大的消化吸收与改造功能，而且国人历来爱面子，好排场，于是舍利塔越建越高大，并结合我国传统的楼阁，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楼式塔和亭式塔。同时塔的含义也逐渐脱离了和尚坟墓的概念，上升为寺院的标志性建筑——佛塔。
　　前面已经提到，龙德寺初名乾元寺，宋濂认为乾元(758年～759年)乃唐肃宗年号，由此推断乾元寺建于唐肃宗时期(宋濂《龙德教寺记》)。该寺庙供奉着观音大士，宋真宗咸平年，浦江大旱，百姓至寺庙祈雨，竟然十分灵验。南宋嘉定十四年(1221年)，宁宗赵扩亲自为该寺题写寺额“龙德”(《光绪县志》)。故后乾元寺更名为龙德寺。
　　建造低矮的舍利塔，并不需要多大的财力物力，而高大佛塔之建造，耗资巨大，工艺复杂，在没有现代化建筑设施辅助的情况下，谈何容易？因此乾元寺在建造之后的数百年间，一直没有高大佛塔“压阵”，而玄朗大师的舍利塔，经过长久的日晒雨淋，风雨侵袭，也许早已不复存在。这种状况直到宋代得以改变。
　　元代有个叫自闲的僧人在《修塔记》中写道：“宋天圣乙丑(1025年)，永康胡则，捐钱百万，陈公养施瓦千窑，建塔山巅。”龙德寺塔建成之时，七层六面，砖木结构，全高约40米。周遭栏循，金碧辉煌，檐角挂铃铛，随风震响，声闻数里之外，内设楼梯，游者可循级而上，山川城池尽收眼底。自此龙德寺塔成为浦江标志性建筑物，成为浦江的象征。古代的文人墨客如柳贯、吴莱、钱维善、宋濂、张应槐、曹开泰等都曾留下赞美龙德寺塔的诗文。龙峰塔有许多谜团
　　由于年代久远，朝代更替，未见塔碑，文字散佚，龙德寺塔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待解之谜。譬如开工时间就是其中之一。宋天圣乙丑为1025年，这应该是龙德寺塔修建完工的时间，开始修建的时间要往前推N年。至于这个N是个怎样的数字，一直众说纷纭，没有定论。同时胡则捐款的金额及缘由等，也是迷雾重重。
　　1979年，在修缮龙峰塔过程中，建筑工人在塔身第三、四层间，发现上刻“皇宋天禧元年(1017年)六月一日，蝗虫届邑，往来五天，不伤禾苗，因诉道场乃归”、“大中祥符丙辰(1016年)”、“皇宋天喜(禧)元年上旬弟子朱胜专到塔敬塔”等铭文砖。因此我们可以知道，从第三、四层到1025年第七层结顶，花了八九年时间。依此进度作为参照，从塔基、地宫到第四层，修建时间应该差不多长。这样算起来，龙德寺塔的总共修建时间在16年左右，始建年代大概在1009年。这一推论与一则民间传说不谋而合：修建龙峰塔花了16年，历经4代工匠，用了数千斤头发索成绳捆扎脚手架，因头发不会腐烂。
　　胡则的捐款金额，一说百万(自闲)，一说五十万(宋濂)。到底是百万还是五十万？捐的是银子还是铜钱？胡则进士出身，为国家公务员，但毕竟是领工资的，哪来那么多钱？他曾任主管漕运的官，如果这笔款是灰色收入或非法所得，他这样露富不担心吗？你看现在的贪官，谁敢轻易露富？在东窗事发前，即使家里木地板下面藏满了整捆的人民币，也宁愿脚穿布鞋，摆出一副两袖清风的样子。胡则此举，不是明摆着授人以柄，自寻死路吗？
　　此外，善士陈养施砖千窑，此之“千”是虚数还是实数？如果是实数，难道当时的砖窑产量这么小吗？这么一座佛塔需要用得上千窑砖块吗？
　　我个人的观点，胡则捐款百万(五十万)与陈养施砖千窑，均为虚数。因为中国古代的计量系统、时空概念从来都是玩虚的。譬如千军万马、瞬间、一柱香工夫、两个时辰、午时三刻、七七四十九天、午夜时分、很久很久以前……诸如此类，都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甚至中国的法律也没有明确的衡量标准，岳飞被处死清波门外的罪名是什么？莫须有！我们现在采用的精确计量系统、时空概念都是泊来品，主要来自英国。譬如格林尼治时间，精确到分秒；空间，精确到厘米、毫米；质量，精确到克；时速，精确到码(mile)。所以，胡则捐百万(五十万)也好，陈养施砖千窑也罢，都不代表具体的数字，换成另一句话就是：胡则捐了一大笔钱；陈养捐了很多的砖块。
　　并且，我认为，胡则的捐款并不足以完成整座塔的修建所需，而仅仅是一大笔启动资金。否则，龙峰塔固然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但如果资金不成问题的话，修建时间绝对不需要16年。因此，胡则在捐了启动资金后，以后的工程还是需要龙德寺僧人咸若走出山门、深入基层、走村串户化缘布施，得以断断续续完成。所以说，胡则所捐只是一笔数额较大的启动资金，这笔资金既不会让他伤筋动骨，如果来路不正，也不致于大到惊动纪检部门。历代龙德寺塔的修葺
　　龙德寺塔为砖木结构，木头有一个天然的弱点，那就是怕火。中国的历史又是一部战乱频仍的历史，因此龙德寺塔频经兵火之灾也就不足为怪。虽然龙德寺塔现仅余砖结构塔身，但已经算是一桩幸事。唐宋以来，大江南北所建的佛塔应以千计，至今绝大多数已尸骨无存，现存的屈指可数。否则“国宝”之荣誉也轮不到龙峰塔。
　　据统计，龙德寺塔自建成以来，至今历经五次修葺。
　　北宋宣和三年(1121年)，龙德寺塔即遭“邻寇煸殃”，信士朱宠等修之。南宋宝佑二年(1254年)，寺僧子豪重修。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遭“大雨震电”，塔身“向东微倾”。僧人文启携弟子妙思、妙静，集善款修理，“固东而正其末”，“白金饰轮之表”，塔又“粲然一新”。至此龙峰塔经过三次修理。
　　元末兵乱，龙德寺“一夕皆为煨烬”，但塔似乎安然无恙。因为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宋濂写了一篇修龙德寺记，详尽记述了重修龙德寺的情况，但文中未提及龙峰塔。明正统年间(1436年～1449年)，龙峰塔又遭大火，原因未见记载。须之彦对烧后的龙峰塔作了描述：“煨烬烈焰，栏木盾楹桷，金碧丹垩，胥属乌有。岁久弗葺，风雨之剥落，鸟鼠之啮噬，樵牧之搏击毁画，基日就圮。”可见当时塔的毁坏情况相当严重，如果不进行修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倒塌了。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孟秋，观察使林一材过浦江，见龙峰塔破败不堪，摇摇欲坠，吩咐县令张而絅修建古塔，并以身作则，掏出十两银子，作为第一笔捐款。但张而絅性格软弱，挑选的六名修塔董事只知收刮民脂，不办实事。当时浦江又是连年水旱灾情不断，百姓根本无钱捐款，十三年时间，仅仅修了两级塔。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须之彦调任浦江县令。这个人有头脑，办事雷厉风行，他制订了一套修塔的规章制度，还拿出部分工资弥补不足。在此激励下，修塔工人也来了劲头，“铃其角以骤风，采其障以蔽日”，仅仅两年左右时间，龙峰塔又成一派气象。此为第四次修葺。
　　接下去，似乎应该具体讲述第五次修缮了，因为这是明万历后经三百七八十年时间的再次修缮，也是离目前最近，我们所掌握的第一手素材最全面的一次。但在展开第五次修缮前，得先分析一下这次古塔被烧毁的原因。因为事情确实有点蹊跷。这把火烧得不明不白
　　龙德寺塔清初又遭大火，扶梯、平座、塔刹、围栏、飞檐等均荡然无存，只留下一座光秃秃的塔身。但关于起火的具体时间、原因，是天灾雷击致火还是人为纵火，是兵火还是民火，均语焉不详，讳莫如深，仅在后世的志书中留下“火且百年”四字。而且清代历经数百年，有过康乾盛世，却一直未进行修葺。这不得不令人心生疑窦。按理说，清初距今仅三百余年，既然比清初之火要久远得多的几次毁塔事件都有文字记载，那么清初的火毁事件应有更详尽的记述，但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对这一事件均集体失声。龙德寺塔为标志性建筑物，用景濂先生的话说是“集一郡之萃”，其毁于火绝非小事，理应见诸文字。但这种“可以有”，却“真没有”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出现的呢？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三个问题：第一，龙峰塔什么时候烧的？第二，这是谁干的？第三，为什么要这么干？
　　断案是狄仁杰的拿手好戏。他是神探，我是码字的，没法比。但受到高人指点，看我能否剥茧抽丝，还原真相，断了这桩案子。
　　让我们翻开《光绪县志》P50，《龙峰古塔》图后有释文：“浮屠火且百年，而突兀于龙峰如故”。意思是“龙峰塔遭火患已将近百年，仍然屹立在龙峰山上。”按《光绪县志》成书时间往上推百年，大致在乾隆晚期。查阅《乾隆县志》P38，其中也有一幅《龙峰古塔》图，释文竟然一模一样。《乾隆县志》成书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再往前推“百年”，有康熙十二年(1673年)成书的《康熙县志》。但该志中并无龙德寺塔火灾及“火且百年”的记载。可见，火毁时间可以限定在1673年至1776年之间。
　　其实《光绪县志》编写者对此有所暗示。《龙峰塔图》的释文，《光绪县志》和《乾隆县志》一模一样。后志抄前志，本来是有这样的先例的，但就这样不管青红皂白就照抄一通，似乎就说不过去了。编写志书的人都是当时浦江的文化名流，难道会这么照葫芦画瓢，草率行事？经比对，《乾隆县志》和《光绪县志》中的龙峰塔图虽然都只剩下光秃秃的塔身，但《光绪县志》的图中，龙峰塔顶上多了两株矮木。可见，光绪年间编志者并非没有注意到“火且百年”的问题，只是碍于某种原因，不能将火毁的原因说明白罢了，只好在塔顶添加矮木，说明塔身的木结构被烧已年深月久，与本朝无关。而《乾隆县志》的编写者虽心知肚明，但就是不能落笔，只能在图释文中写下“火且百年”的语句，把火毁的时间划定了一个圈子。
　　那么在1673年与1776年间发生了什么大事呢？
　　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平西王吴三桂在云南兵变，此后一些反清怀明之士群起响应，其中包括靖南王耿精忠起兵福建、平南王尚可喜起兵广东，史称“三藩之乱”。
　　浙江是耿精忠部的用兵之地。境内民众争相反清，队伍拉到10余万人，被朝廷贬为“土寇”。康熙皇帝十分惊恐，于是任命康亲王杰书为大将军赴浙江，一方面采取“抚剿并用”的策略向耿精忠招安，另一方面想办法瓦解“土寇”，破坏与耿精忠部的关系。也许就是在这场反叛乱的斗争中，龙德寺塔成为牺牲品。清政府命人纵火烧塔，然后嫁祸于耿精忠部，挑拨耿精忠部与浦江当地“土寇”的关系，致使耿精忠失去民心支撑，唯有接受招安的命运。因此，龙德寺塔被烧的时间就在1673年至1681年的“三藩之乱”，而幕后黑手就是清政府！
　　这种推断似乎有点骇人听闻。但不管你信不信，我是信了。因为只有大清政府，干了坏事，还能把犯罪现场收拾得这么干净，目击者还敢怒而不敢言，甚至此后的十四朝，也没有人敢提修复之事。文字狱的故事，你不会是第一次听说吧？修塔接力第五棒
　　龙峰塔毁于清初后，无论官方还是民间，一直未见动静。历史仿佛一位淡定的老人，在悄然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物色一个合适的人选，将修塔的接力棒传下去。
　　接下来，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
　　清末、民国这段时期，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艰难的时期之一，我以为可以用十六字作概括：外敌入侵、割地赔款、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凡是大工程的兴建，都是在国力鼎盛时期，从长城到京杭大运河，概莫能外。建造龙德寺塔时的北宋也是国家兴旺、百姓富足安定的时期。清末、民国，老百姓在吃了中饭不知道晚饭的米在哪里的情况下，还会有兴趣、能力修葺一座塔？
　　解放初期，中国的老百姓日子也不好过，经过多年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民力疲惫，物资匮乏，一穷二白。之后是抗美援朝、援越，三年饥荒，中苏交恶，再之后是“文革”，几乎没有消停的日子。一直到“文革”之后，拨乱反正，龙德寺塔才迎来曙光。
　　当时龙峰塔由于长年风化、人为破坏，已残破不堪，塔身也略有倾斜，如果不及时修复，将面临倒塌的危险。日，浦江县文管会向县委宣传部打报告，建议修葺龙德寺塔。当时的宣传部长张必中，收到报告后十分重视，经县领导研究后同意修复砖结构塔身。在此之前的1963年，省人民政府已将其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文物局接到报告后，对此也十分重视，将之作为全省古建筑修复的试点，以积累经验。于是拨专款修塔，并派分管古建筑的文博专家黄仕伦任技术指导。
　　县里经研究后决定，修复工作由浦江县建筑工程公司负责，砖块由设在金店的浦江砖瓦厂负责。开工前，修建小组根据修理古建筑不坍不漏、保持原貌的原则，制定修理方案，请水电局测量塔的倾斜度，并组织参与修缮的技术人员、木工、泥工到苏州虎跑塔、上海龙华寺塔等地参观取经，历时八九天时间。为严防阶级敌人破坏和民众搞迷信活动，浦江县革命委员会发布《关于维修龙峰塔的通告》，禁止游人进入施工区。
　　毛竹脚手架搭成后，泥水匠从塔上部拆下各种规格形状的砖块观察分析，丈量尺寸。除长方体的普通砖块外，还整理出十五六种特种砖块，画成图纸，木工根据图纸制造出砖块模具，再由砖瓦厂烧砖。修理工程从下往上实施。由于塔脚部分风化破损非常严重，已无法修复。经商量后，在塔基箍地梁箍，六角处以角钢加固，塔四周用毛石、混凝土灌注成1.2米高、六角形的台基，以固其本，同时在面上铺砌卵石，饰以图案。塔身修复不改动结构，取出残砖，放入新砖，缝隙用铁皮砧压紧，再用竹片将石灰沙浆慢慢渗入。炭化的木头换上新的木料。塔顶部分按原样修复，不封顶。为了避免水的渗透，在塔顶部分向外做成一个斜面，以便泛水。
　　修复过程中，技术人员在第三四层间塔洞两侧发现了铭文砖，确定了塔的大致建造时间，经拓印后，铭文砖重新砌回塔身。有一天，一名小工见有麻雀飞入塔身洞穴中，于是爬上脚手架捉鸟，意外地从洞中掏出银盘、银钵等珍贵文物及铜钱若干。
　　从1978年7月动工至1979年9月，历经一年零二个月，龙德寺塔修建工程全面完工，基本恢复了北宋时期的原貌，共计修理费27988元，省里拨款4.1万元，余款用于建造文管办办公室。龙德寺塔和塔山公园
　　1932年，陈肇英从南京赴福建时路过家乡，与钟绿洲谈到宋景濂先生，认为文章、道德堪称师表，值得纪念，于是与县长方扬商议筹建景濂公园。根据规划，景濂公园以龙德寺塔为主体，将周边的节孝祠、东山亭、甘雨亭、婺星宫及楼、洪等姓氏部分田地与附近一带公地划归公园范围。同时在龙峰山顶建造了望仙亭和挹汭亭。
　　景濂公园建成后，花木扶疏、曲径通幽，亭台楼阁，掩映其间，千年古樟、古楮与龙德寺塔交相辉映。龙德寺塔下有塔下寺，寺院设置有岁收会、点灯会、摆祭会等分工明确的管理组织，会下分别置有田产，其收成作为维护、修建塔下寺和开展祭祀活动的资金来源。公园北面有婺星宫，供奉着掌管金华府星宿的星君娘娘，所以又称星君殿，香火旺盛。每年农历三月十五，为婺星宫朝圣之日，也是浦阳镇传统庙会。晚上，从塔山至东街玉案楼角的街道两边，灯火通明，人来人往，十分热闹。婺星宫平时作为保存古书文献资料的地方，1936年、1938年，县有关部门还在这里举行过书画展览和农副产品展览。
　　1936年，望仙亭被龙卷风摧毁。1942年浦江沦陷后，挹汭亭、婺星宫均被日寇捣毁。
　　1981年，县政府建设塔山公园，占地面积22644平方米。舒同、顾廷龙、王遐举、陈从周等名家为公园大门、亭楼题字。浦江籍著名语言学家张世禄为塔山公园题写对联：“登上山巅一境江山收眼底，游居塔下四方风物入帘来。”1988年，龙峰山东南部建塔影园，姜东舒书徐元撰联：“幸有龙峰留塔影，惜无水榭听钟声”。
　　今年上半年，浦江籍画家金跃进以龙峰塔、塔山公园为主题创作了书画作品《龙峰塔千岁》；朱祖功先生创作诗歌一首《龙峰古塔咏千年》：巍巍千载立苍茫，毓秀钟灵泽浦阳。拔地长龙留壮史，擎天巨笔写华章。风骚引领月泉社，文采飞扬书画乡。继往开来多志士，腾蛟起凤创辉煌。
(本文在采写过程中，张文德、楼永江两位先生提供了相关史料及传说，黄伯忍、洪信铜、金丁悟等参与第五次龙峰塔修建的同志介绍了当时的情况。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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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浦江新闻网& 作者：吴益文 江东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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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天宝十三年还是十三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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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版《义乌县志》第2页的《大事记》中，载云：“玄宗天宝元年（742），改婺州为东阳郡。十三年，划县北及兰溪、富阳地置浦阳县，即今之浦江。”
《大事记》中叙述的“玄宗天宝元年（742）改婺州为东阳郡”这句是对的，但接着的下一句“十三年”就不对了。我所指出其误，并非指划县北地置浦阳县的年代有误，而是指“十三年”这个“年”字误也，应该以十三载为正。
查[嘉庆]《义乌县志》刻本卷一·建置：“天宝十三载，又分县北地并割兰溪、富阳地置浦阳县，即今之浦江也。”这段叙述是正确的，那为什么在1987版《义乌县志》的《大事记》中变成“十三年”了？这个“年”与“载”字形不相近，且读音也各异，因此当年纂编县志时，打字排版失误的可能性甚微，再则，1987版《义乌县志》中另外还有两处同样出现此误，一是在第一篇《建置·历史沿革》第1页倒数第3行：“天宝十三年（754），又分县北面一部分加兰溪、富阳各一部分设浦阳县，即今浦江县。”其二在同一篇第4页《续表》唐代栏目中：“天宝十三年，析义乌、兰溪及杭州之富阳置浦阳。”据此揣测，有可能是当年纂编县志之人，误以为嘉庆《义乌县志》卷一之《建置》中“十三载”错误，故将其改成“十三年”了。这样一改，倒反而把原来正确的记述改成错误的记述了。
唐代自高祖李渊始，到哀帝李■亡国，二百九十年中，惟天宝、至德两个年号用“载”纪年，这个“天宝”年号是玄宗李隆基在位时所用的年号，“至德”是其子李亨即位后所用之年号，但是天宝年号不是全部用“载”记年，乃以天宝三年改“年”为“载”，所以天宝三年开始用“载”记年，而天宝元年和天宝二年还是用“年”记年。故1987版《义乌县志》第2页之《大事记》中，“玄宗天宝元年（742），改婺州为东阳郡”的叙述是正确的，但接着的“十三年”就不对了，当称“十三载，划县北及兰溪、富阳地置浦阳县，即今之浦江。”
唐玄宗李隆基是一位有德政的皇帝，他在即皇帝位后改元先天，翌年即改元开元，任用姚崇、张说、张九龄等贤相，改革弊政，宵衣旰食，励精图治，使大唐国力达到鼎盛状态，史称“开元之治”。开元年号使用二十九年，开元二十九年是公元741年，次年（742）春正月丁未（初一日），下诏大赦天下，改元天宝，所以公元742年为天宝元年，第三年甲申年（744），李隆基又搞了一个新花样，春正月丙申（初一日），下诏改“年”为“载”，把天宝三年改为天宝三载（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唐纪三十一），一直到天宝十四载（755），节度使安禄山叛乱，安禄山系胡人，原名轧荦山，本姓康，随母嫁突厥人安延偃，遂改姓安，更名为禄山。安禄山于天宝十四载（755）冬十一月，在范阳起兵，以讨杨国忠为名。南下攻占洛阳，翌年（756）率军直指长安，京城告急，玄宗李隆基仓惶逃离长安，往蜀中（今四川）避难。六月，安禄山叛军破潼关，攻占长安。这就是历史上的“安史之乱”。
是年（公元756年）玄宗太子李亨，在灵武即皇帝位，是为肃宗，号令三军，率郭子仪等抗击安禄山叛军，把玄宗尊为太上皇，改元至德，按旧规仍用“载”纪年，这一年（公元756年）就是至德元载。至德二载（757），安禄山在洛阳被其子庆绪所杀，九、十月，唐军先后收复长安、洛阳，翌年（758）二月丁未（初五），肃宗下诏大赦天下，改元乾元，改“载”为“年”（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唐纪三十六）。公元758年，就是乾元元年，不再称为“载”了。从玄宗李隆基于天宝三载改“年”为“载”开始，到肃宗至德二载结束。以载纪年历时十四年，整个唐王朝二百九十年就是李隆基及其子李亨用过“载”纪年，此后一直到清末封建时代结束，均以“年”字纪年，未有改变。
有关唐玄宗以“载”纪年的史事，《新唐书·玄宗纪》载云：“[天宝]三载正月丙申，改‘年’为‘载’”。至于因何原因要改‘载’纪年却没有说明。
另外在《唐大诏令集》中的《改天宝三年为载制》载云：“历观载籍，祥求前制，而唐虞焕乎可述，是用钦若旧典，以叶惟新，可改天宝三年为三载。”
“年”改“载”是唐代历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了解这种特殊现象，有助于我们不要任意乱用，并且有助于读者，特别是文史工作者能辨别古籍文献与现代书刊中的有关疏误，例如《辞海》李白条：“……天宝三载（公元744年），在洛阳与杜甫结交……”这则记述“天宝三载”是正确的。还有《辞海》安禄山条：“……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冬，以讨杨国忠为名，在范阳起兵……”，“至德二载（757年）春，子庆绪夺帝位，将其杀死。”这条所记述的“天宝十四载”与“至德二载”都是正确的，它就不以“年”用。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的《唐诗三百首》中，第114页在杜甫的《丽人行》诗下面作简要说明：“这首诗也是杜甫自创的乐府新题。唐玄宗天宝十一载（752年）杨国忠为左相，杨贵妃的三个姐姐受封国夫人。这首诗作于次年春天，是一首政治讽刺诗……。”这段简要说明中所述的“唐玄宗天宝十一载（752年）”也是正确的。
但在周边县的某县志《建置沿革》、《史略》、《历史大事记》中，多处出现“唐天宝十三年”之句，这条文句的记述是不正确的，当以“唐天宝十三载”为妥。（方锦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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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浦江的家长里短
求浦江有多少人口，多少年历史？等浦江详细资料
&那位坛友& 有这方面的资料& 先在这谢谢了
&浦江县地处浙江省中部、金华市北部，县域面积920平方公里，全县辖7镇5乡3街道，总人 口38万。? 浦江于东汉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建县，古称丰安，至今已有1800多年历史。唐天宝十三年（754）置浦阳县，以境内浦阳江得名。五代 吴越天宝三年（910）改浦阳为浦江，一直沿用至今。1960年1月撤销浦江县建制并入义乌县，1966年12月恢复浦江县。? 1993年，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剪纸）之乡；2000年，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书画）之乡；2001年，被中国日用五金技术开发中心命名为&中国挂锁中心&；2003年，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授于&中国水晶玻璃之都&荣誉称号；，中国纺织工业协会授予&中国绗缝家纺名城&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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