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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旦映画 宣纸图书新纪元[文档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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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关中丛书本16开宣纸线装铅印梁份 赵盛世&秦边纪略&全2厚册(西北边疆国防史地文献)
装&&&&&&帧：线装
尺&&&&&&寸：长27宽15高3(cm)
册&&&&&&数：2册
售&&&&&&价：2500.00元
品&&&&&&相：
运&&&&&&费：卖家承担运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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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梁份的生平梁份，字质人，江西南丰人。生于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卒于清雍正七年（1729年），终年89岁。〈2〉梁份出身寒微，其家世少读书人，但为人聪颖，自幼刻苦上进。15~16岁时受业于同县邵弘斋之门，当时邵氏弟子先后近百人，以他的成绩为最优。后因家中有人逃避赋税，他无辜受累，系狱九年，因而学业中辍。以家贫之故，在狱中时幸赖友人按时馈食，始得不死。出狱后，不为人所敬礼，独见知于同县谢进，31岁时与谢进之女结婚〈3〉。婚后家庭生活清苦，仍不得不依赖友人的资助。33岁时，他前往宁都，拜彭士望（字躬庵，年）、魏禧（字冰叔，年）为师，前后受业八年，当时魏禧等人以务实学为宗旨，在翠微峰下的易堂〈4〉著书立说，世称“易堂真气，天下无两”〈5〉。梁份在那里读书时，锐志奋发，如饥似渴，全身心地投入了对真知实学的探索，因而在学术上造诣甚深。他的老师彭躬庵对他锲而不舍、百折不挠的精神非常称赏，说“余门下生之患难、坎廪、艰危，谁有如梁生之甚？而生之则益坚，气益锐，持大义，虽百折九死曾不挫其毫末。此其人所易及哉！〈6〉中年之后的梁份，已经是一位学术造诣精深、社会影响巨大的布衣学者，当时的人说他“为文章得易堂秘钥，尚气节，有经济才，终身不乐仕进，而名动公卿者五十年”〈7〉，可约略见其为人。梁份读书易堂时，已在四申（1644年）易代之后。他是明朝遗民，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当时在清朝的统治下，面对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现实，胸中自不能无共轭之悲。于是中辍学业，辞别恩师，投人反抗清朝民族压迫的洪流中。康熙甲寅（1674年）以后，正是汉族人民和三藩反清斗争的高潮时期，他奔走四方，不遑喘息，过家门而不入达四五年之久〈8〉。反清斗争失败后，梁份已经年过40岁。他不渝初志，坚不出仕，表现了不与满族贵族合流的气节和决心。此后，他把自己的时间精力完全用在对西北地区地理实况的考察研究上。梁份对西北地区进行第一次实地考察，是在他41岁的时候。自明代中叶以后，西北地区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各族人民屡遭杀掠，直至清初仍然疮痍未复，满目凄凉。到康熙初年，战乱又起，除王辅臣响应三藩的反清战争外，又先后出现“西番土回乘隙并起”〈9〉，噶尔丹部侵入河套的局面，杀戮之惨，给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梁份认为要解决西北地区这种不安定的局面，必须对该地区的风土、人情有详尽切实的了解，然后可以解决民族矛盾，稳定边疆。他看到前人“言边事绘方舆图者”，大多数是“抄袭臆拟”，不符事实，即使有所记述，也是“得一漏万，置重举轻，无裨实用”〈10〉；所以他决心在西北边区亲自进行大范围的实地考察，并着手写作他的边疆地理学专著《西陲今略》一书。在52岁和69岁时，他又分别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实地考察，并就考察所得最后完成《西陲今略》（后改称《秦边纪略》）这部极有价值的著作。　　梁份除上述三次考察之外，曾四游京师，并在游明陵后写成《十三陵图说》。他在给八大山人的信中说，此书“绘图列向，开方纪跬，图各有说＂〈11〉，这在古代同类著作中是少见的。可惜书己不存，可能是因犯清朝的忌讳而被销毁了〈12〉。除地理学著作外，他还有《怀葛堂文集》行世。据《清史稿》和《四库别集存目》说，全书计１５卷，前１４卷为杂文，末一卷为诗１２首及“漫游杂录”１１则，但现存《怀葛堂文集》仅八卷，收入《豫章丛书》，“漫游杂录”等已不复可见。杂文中也包含不少有关地理学的独到见解，是他年轻时潜心治学，壮年以后不畏艰苦亲历考察的结晶。　　２、梁份的学术思想　　在明朝中叶以前，中国学术界“往往言心言性，而茫然不得其解”，〈13〉学者伏案著书，往往流于空谈。明朝中叶以后，社会开始发生变革，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这时在地理学领域中，便涌现出一批先行的地理学家，提出了新的地理学思想，形成了当时中国地理学的若干特点。其中，梁份在确立地理学应立足于“经世致用”，为社会实践服务的原则，以及倡导走出书斋进行实地考察等方面，建树颇多，值得重视。　　梁份认为：“凡书可闭户而著，唯地舆必身至其地。否，虽虚心访求，详考核，其不为《水经》之河水经张掖，文庄之六卫所惑者几希。＂他孝察诸书所记，得出结论：“舆地不身历，徒听人言，往往自误。关于这一点，他还现身说法，以自已第一次亲历河西各地之后写成的《西陲今略》一书为例，指出：“向客河西，妄有记述。于四郡山川险阴，凡耳目所及即可无疑，其他得之伟闻，见于方策亦皆可信；然身未游历，所知非真。采摭旧闻，岂无踵讹增伪缘饰成书之病。此份十年中有不能自信者，至今益疑。更念河西时事，迩来变迁，向所未见，今有不同，非今昔参考，不足以知得失”〈14〉。诸如上述，梁份不仅指出了地理学著作不注意实地考察的危害，而且批判了采摭旧闻、以讹传讹的憋病，同时提出了注意地理事物变迁，进行今昔对比、寻求利憋得失的历史地理思想。这一学术思想现在看来似乎平谈无奇，然而在300年前，该是何等新鲜、何等先进！他这种思想已远远抛开沿革地理的境界，而接近于现代历史地理学的思想体系了。&&&&梁份在切中要害地分析了造成过去西北地区地理著作各种失误的原因之后，举例说：“西宁之四卫，敦煌之三卫，载在史册。弘治末，改沙州为罕东。左卫著于实录，皆非隐僻。丘文庄知西宁有罕东，不知左卫别为一处，忽略左字之增，遂以七卫为六。祖制藩服一旦陆沉，其为谬妄，岂浅小哉！因此他认为，“夫文献无征，足迹未及，执空文而肆其臆说，则书之不可尽信，类多如此”。在这里他肯定了地理考察的重要性从而奠定了他重视实地考察的思想基础。&&&&地理考察不仅是当时求索实学、经济天下的客观要求，而且也是地理学的重要工作方法。在徐霞客、顾炎武以前的百余年间，中国学术界闭户著书、伏案考据之风盛行，致使学问文章徒托空言，不能满足社会实践的要求。而梁份不仅与徐霞客、顾炎武等先进的地理学家一样重视实地考察，而且为了根本克服前人舆地之作“抄袭臆拟”、“挂一漏万”的积弊，使之成为对社会实践有用的学问，不惜“只身游万里，西尽武威、张掖，南极黔、滇，遍历燕、赵、秦、晋、齐、魏之墟”，而且四游京师，三历河西，直到70岁高龄时，仍毅然作肃州之行。他的第二次西北之行，似以进一步修订《西陲今略》为目的，即他所谓的“览山川形势，访古今成败得失，遐荒轶事，一发于书”〈15〉。因此，梁份不仅从理论上充分论证了地理学实地考察的必要性，而且以极大的勇气和毅力付之实践了。梁份的德尚和学术思想，一方面与他一生艰苦奋斗的生活有关，一方面深受他的老师们的影响。彭躬庵少负大志，激昂慷慨，立义声于天下〈16〉。而梁份则“为人朴挚强毅，守穷约至老不少挫”〈17〉。他们师生间的德尚何其相似，魏冰叔是一位稳居不仕、治学严谨讲求实学的学者，他认为“读书不足经世，则虽外极博综，内析秋毫，与未尝读书同”〈18〉。而梁份之“学初以经世致用为主，因遭逢不偶，乃发为文章”〈19〉。当时人们就认为，能传魏氏之学者惟其高足梁份而已。他们师生在学术思想上又何其相似。3、三次实地考察梁份《秦边纪略》一书的完成，经历了三次西北实地考察，三次修订书稿的过程。第一次考察，受益于其友人王定山的〈20〉赞助。通过这次考察，梁份“悉其山川险要，部落游牧，及其强弱、多寡、离合之情，洞若观火矣。著为一书，凡数十卷，曰,《西陲今略》”〈21〉。但是，如上文所述，梁份本人对此并不满足，他为了解决这次人游历未能弄清的疑问，并进行今昔对比，以知得失，还要“重游”一次。第二次西北之行，他到陕西后结交了当地许多重要人物，并得到张观察〈22〉的资助。此次考察的路线，据其自述，“自河州、西宁、庄浪、凉州、兰州，折而东南至靖远、宁夏而止。合客岁所游，西秦之边尽矣。而在朱字绿的“梁质人西陲三书序”中，则更详尽地指出了梁份此行的踪迹：由西安而东北，至于榆林；北至于宁夏；西北至于西宁、河州；又西北至于凉、甘、肃；登嘉峪，望合黎之山；西绝嘉陵；南浮汉；又南到于兴安、东升、太华三峰；又东出潼关、函谷以归。回旋万里，穷西秦之疆境。“所至记其道里、山川、城堡、兵卫之形，藩部彝族之众，法制、战争、馈饷、屯牧、阨塞、风俗之宜。”“著《西陲玄步》二卷，《图说》四卷，《今略》八卷”〈23〉。梁份自已曾指出：“向在王定山所，寡闻渺见，未能成书。今观察鲁庵张公为成其美，以所著可信令传后，召梓人剞劂以传。”可见《西陲今略》一书的撰写发端于首次游历河西，垂成于再次考察河套与河西地区。梁朱老一代所述考察路线似颇不相同。其实梁氏本人所述，为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用五个月的时间考察河西地区的预定路线，出发后或尚有更改；而朱氏所述则是梁份第二次考察将近三年的实际行程。此外，梁氏本人所述是以时间先后为序，而朱氏则以方位为序，即以西安为中心，自东北的榆林开始，然后依次列举北、西北、西、南东各地。这样，就造成了似乎两人所述大不相同的假象。而第三次西北之行的目的地则是肃州，沿途所经大概包括秦州、巩昌、凉州、甘州等地。〈24〉此行的目的，如上文所述，当是对书中的某些细节再作核实订正。刘继庄说《西陲今略》“历六年之久，寒暑无间，其书始成”，〈25〉是指第一次考察后写出的尚未成书的初稿，可见梁份治学态度的严谨和所费功力的巨大。梁份三次游历、考察的西北地区，地理环境较为恶劣，生活条件较为艰苦，长期为少数民族杂处之区，语言互不相通。这些情况对生长在南方的梁份来说，无疑是他进行考察的障碍。但是他不畏艰险，毅然前行，表现了他求取真知的忘我精神。梁份在“答刘体元”的信中生动地记录了再次考察西北地区的情形：“七月沙，份已返西安。此行往返万里，以南方乘舟之人策马五月，登顿劳苦，髀肉尽消。且天雨绝塞，饮馔大异；进食又不以时，饥不得食，饱则罗列当前。夜卧土床多蚤，尤苦鳖虱，大于瓜子多至可掬一土床，藏可数升。移衾袖卧地上，则从屋椽间自坠下，如雨雹密洒，历历有声。一为所嘬，则泡起半寸。搔爬急则痕破血流，一二日内身无完肤。”在边远地区，“马粪牛羊失所熏蒸，初至呕吐不能止。其人强半西羌，次土达，次回，次西彝，男女饮食卧起尽出人意料外。语言不相通，辗转翻译，多非本意。间为画地作字，百十人无一识者”。又说：“份不善骑马，手足不便捷，往往坠马。经河州漾卑川，为山椒林所触，仰坠马后，衣顿百结，而身体幸无伤。”梁份为求取真知而跋涉于广大荒凉的西北地区，其艰苦可以想见。他在进行野外考察时，还认真采用了“左图右书，见闻并记”的地理学工作方法。这在300的前从事地理学研究的学者中，可说极为罕见。正由于他作了这样艰苦卓绝、深入细致的实地考察，才为他的不朽之作《西陲三书》奠定了基础。4、《秦边纪略》的内容《秦边记略》初名《西陲今略》，是梁份《西陲三书》中惟一传世的著作。据刘继庄记载，他所见到的《西陲今略》初稿，“书凡五册，册各百余纸，共计五百余纸”分为数十卷，又说：“尚有一册，乃西域诸远国及筹边方略，皆质人未定稿也”〈26〉。因有第二次的西北考察，得纵览河套地区，“补辍向所不逮”，使《今略》一书接近完善，并增《西陲亥步》二卷，《图说》四卷，《今略》八卷，希望“传之其人，以俟来者”〈27〉。可见该书是在初稿的基础上，作了若干增删订正，增加了四卷《图说》，较原稿内容丰富翔实，图文并茂。刘继庄卒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梁份的第二次西北考察是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增订的《西陲三书》问世当在刘继庄逝世之后，故刘继庄不可能看到该书。而且对《西陲今略》极为推崇的刘继庄在介绍该书时，并未提及增加《图说》一事，证明刘继庄所见确是《西陲今略》尚未成书的初稿，大概也就是传世的《西陲今略》及《秦边纪略》最早的底本。可惜的是，一部几经陲炼的地理著作《西陲三书》未能完整地保存下来。今天所能看到的《西陲今略》抄本、《秦边纪略》抄本以及《秦边纪略》的刻本，多因辗转传抄，卷数不同，内容也有参差，给研究工作带来不便。因此，为了便于利用，对该书加以校核是必要的。&&&&传世《秦边纪略》的基本内容，“首载河州及西宁、庄浪、凉州、甘州、肃州、靖远、宁夏、延绥等卫形胜要害，次载西宁等卫南北边堡，次载西宁等近疆及河套，次载外疆、近疆西夷传、河套部落、蒙古四十八部考略、西域土地人物略，其论边鄙疆域及防守攻剿情形，一一详悉”〈28〉。例如作者在卷一中记载庄浪卫说庄浪卫乃“汉之允吾县，前凉之广武郡也。东距黄河，南环大通（河），西界乌鞘，北筑新边。其地狭，而出宽。其土癠，兵民而外，土司十万，熟番之户三千。其于河东、西为兰州门户，凉湟堂奥，甘肃之咽喉，靖夏之捷径。车马络绎，毂击肩摩，乃诸郡之统会九达之庄逵也”。卷五记宁夏卫说：“宁夏……惟北面则贺兰山，向所恃以为固者，山为我有；今则可危者，山为夷有也。山为夷有，何地不可侵，何隘不可入，岂独区区方策之山中为然哉？”在概括河西诸边卫形胜之地的重要地位之后，又多有真知灼见的建议。在卷一河州条下，作者献计说：“据险守塞，讲武务耕，加惠土民，扶恤属番，马入于厩可也，粮赉于夷不可也。苛守斯土者加之意丐，则河州庶其无患，而河西陇右亦籍篱之固矣。”因此《秦边纪略》一书可以说是以讨论西北地区军事为主要内容的国防地理著作。此外，作者对西北地区的农田水利、人口、畜牧等事也有不少记述、议论和谋划，表现了作者对这一地区经济开发和人民生计的关心。《秦边纪略》一书的体例，一如吴坤修序所说：“其说取河西各郡县，略载建置始末，而拳拳于形胜城守，每条以府卫为纲，山川城堡官司戎伍，件系其下；至道里程站，为正为间，即一墩一坞，必详着之。”“按籍而稽，嘹嘹数掌纹，其叙述之该赡可知也。”例如卷三记甘州卫，首先是简略的沿革介绍，然后是详尽的地理形胜记录：“其地东有武威，西有酒泉，南有祁连之阴，北有合黎之环；南北相距仅可百里，如筑通道，中共中央办公厅通一线，通饷道而接声援耳。”“甘州在四郡之中，则又若阵之有中坚，磨之有枢纽，身之有腹心。甘之所以畸重者，岂偶然哉！”在强调甘州卫的军事地位之后，并注明了明代驻军的分配情况，然后逐一记录甘州北边、甘州南边、甘州北边近疆及南边近疆的城堡、山川、隘口及形胜之地，条分缕析，一目了然。记其他各卫亦皆如此。&&&&原书除文字记述之外，“凡用兵地，所至各绘图，图有说，两塞三边环七千里之地形势了然”,革除了以往地舆之作“芜秽虚文，展卷欲眯“的流憋。因此，梁份的《西陲三书》更是典型而实用的西北国防地理著作，具有图文并茂的特点，为后世舆地之作树立了可效法的范例。无疑这是17世纪中国地理学的一项重要成就。&&&&尽管《西陲三书》业已佚失，但从现存《秦边纪略》的内容看，其军事地理价值在当时是不容忽视的。朱字绿曾说：“夫安攘之计，不讲于西秦，则祸流天下。建瓴之势，自古为然也。”〈29〉而梁份的西北考察正值“近边诸部，往往窥窃，某些少数民族上层分子骚扰滋事的时期，“此书所述，皆是时之形势……可谓留心边政者矣”〈30〉。因此刘继庄誉之为“有用之奇书”，说“此书虽止西北一隅，然今日之要务，孰有更过于此者。”〈31〉审时度势，这种说法似非过誉。即时至今日，也不失为研究西北地理有用的参考书，而且是研究中国地理学史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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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旦映画:宣纸图书新纪元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手工生产就是中国宣纸图书的宿命吗？”面对记者，拥有十余年出版发行经验的李怀乾首先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当然，作为北京震旦映画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震旦映画）总经理的他，对这一问题是坚决持否定意见的。目前，一场名为“宣纸现代产业化”的革命正勃然兴起，李怀乾正是其中的一员主力。 中国论文网 /1/view-4892609.htm　　作为中国“文房四宝”之一，一千多年来，宣纸记录着历史的变迁，承载着文人墨客的情怀，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与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由于传统宣纸具有柔软、通透、润墨等特性，宣纸书籍的生产长期被排除在工业机械化生产之外，从而失去了一个“铅与火”的铅印时代，也错过了一个“光与电”的胶印时代。 　　所谓“宣纸现代产业化”，就是要通过宣纸的现代化生产、现代化印刷、现代化装帧等一系列研发、生产环节，使宣纸图书的生产在数字时代迎头赶上。 　　梦开始的地方 　　为什么李怀乾会对“宣纸”如此情有独钟？这还要从他的“中国传统文化情结”说起。 　　在李怀乾看来，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必须是中国传统哲学宇宙观指导下的“道统体系”，具体到图书方面则要做到“质、形、意”合一；而纵观中国现代的出版业，除了简化汉字外，书本身的材料、装帧方式、印刷方式和内容无处不是西方文化的身影。注重精神追求、也看重形神合一的他，在为中国传统书画之美所震撼的同时，也迫切希望能够在文化复兴的浪潮中有所作为。 　　“我坚信宣纸的制造和印刷装订技术一定能够实现现代产业化，我就是要证明这一点，同时证明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适应性、鲜活性、先进性和强大生命力。”李怀乾如是说。 　　肩负着这样的使命感，李怀乾于2010年成立了如今的震旦映画。 三年多的摸爬滚打中，震旦映画赢得了“宣纸产业化”的良好开端。如今，一个宣纸生产的“全能工厂”真正由理论变为现实。 　　“‘全能工厂’是针对宣纸产品加工的整体能力而言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生产流程的‘全能’，印前、印刷和印后全生产流程在一个厂内实现；第二是印刷介质的‘全能’，对于中国传统的印刷介质具有普适性；第三则是装帧形制的‘全能’，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全部装帧形制，公司都可以进行加工制作。”李怀乾不无兴奋地说，“客户只要提出要求，在‘全能工厂’内就可以迅速实现。” 　　震旦映画的“全能工厂”确实并非徒有虚名。2011年，公司在山东日照设立生产基地，主营宣纸生产、数字化影棚、数字水印和艺术微喷、装帧加工等，产品体系也涵盖包括龙鳞装、旋风装、卷轴装、经折装、蝴蝶装、贝叶装、笺、框装等在内的中国宣纸图书全部十四种装帧形制。“客户在见到这么多中国传统书籍装的精美装帧形式后，总是惊叹不已，心生喜爱。” 　　如果说技术方面的突破为公司的发展注入了硬实力，那么，理论指导体系等软实力的构建则让震旦映画在短短三年的时间内逐步站稳脚步。 　　李怀乾以一套形象的比喻阐释了公司的宣纸图书设计指导体系——“图书潢饬体系”和“图书装藏体系”。他将图书产品比作“少女”，少女的性格和内在气质，是“内饬”需要体现的部分；她的容貌、外在气质与装扮，则是‘外潢’需要展现的；因此，令内外协调统一的方案就是“潢饬”。与此同时，书函或盒子被视为少女的闺房，也就是所谓的“归”；而少女要嫁给什么样的人，就是“藏”，即放在什么样的书柜、书架、藏书室、图书馆内；结合在一起也就是所说的“归藏”。 　　的确，经受过这样“调教”的“少女”，气质非凡、宜室宜家，谁见到会不喜欢呢？ 　　“开放式”构想 　　不过，这些还不是震旦映画发展规划中的全部。 　　“我的理想是，公司最终成为一家围绕宣纸产品和服务、提供数字资产的运营商。未来，我们只提供数据文件、设计协助、培训，产品生产则完全交给分布全国的加盟工厂。” 　　为实现这一终极目标，李怀乾积极与北大方正合作，致力于功能强大的数据库体系的建设。 　　虽然数据库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但在这一方面，震旦映画还是希望能够做到别具一格。或许是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秉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李怀乾正积极打造一个基于互联网的全新开放式数据库体系。 　　“这一数据库具有上传、下达、客户自主管理、订单生成和结算等功能。它将对全社会开放，全社会范围内的数据文件都可以上传到数据库，数据库的文件也可以为全社会服务。比如，一个画家可以委托我们或我们的加盟厂，将其全部作品扫描成数据文件存储在数据库内；画家本人可以通过授权码远程管理自己作品的数据文件或网上下单，我们的系统也可以对其进行线上线下推介宣传等。若日后技术成熟，也许我们的数据库会成为基于云计算的‘云数据库’”。 　　以“数据”为核心资产，致力于“不做有形产品，只做数字资产运营”的震旦映画正积极探索一套适合自身的商业模式。李怀乾称之为“开放式商业模式”。 　　这一商业模式中主要包含价值主张、消费者目标群体、核心能力、合作伙伴网络等基本元素。震旦映画清醒地认识到不可能有一家公司在各个层面都是顶尖的，因此应该掌握关键能力——服务，让核心部分尽可能轻盈。在未来，公司将以加盟工厂的形式进行市场拓展，鉴于现有的印刷厂比较熟悉印刷业务，同时承受着薄利甚至亏损的煎熬，震旦映画将更多地从他们中进行选择、合作。 　　“公司虽然经营有形产品，但库存为零，而无形的数字资产虽庞大却轻盈，数字的流动犹如活水；公司将以最低成本，承制可无限发展的未来。”对于开放式商业模式的前景，李怀乾信心满满。 　　“交以道，接以礼” 　　当然，如何激发潜在市场，将市场容量释放、变成现实增量，则是震旦映画开放式商业模式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
　　“对于震旦映画而言，目标消费群主要来源于原本没有打算做宣纸产品的政府机构、企业和个人，因此我们便不存在与传统企业抢夺客户的情况。”这些，通过日照生产基地的情况便可见一斑。山东冠华集团在经人介绍后来到生产基地参观，当场选定龙鳞装《金刚经》等7个常备品种的龙鳞卷各100个，六种线装书书法拓本各50套，总额70万元；北京的一个画家兼艺术经纪人，将自己的一百多幅作品分别复制6套，并以经折装册页和卷轴装手卷的形式复制20套，在五个城市同时举办画展，取得非常好的效果。 　　虽然来到这里的很多人都是“慕名而来”，但李怀乾从来不敢忽视客户的作用。“必须满足客户的需求，彻底做到‘不辱使命’。”与此同时，在与客户的交往过程中，他正试图以一种“饮茶”的方式代替传统的“喝酒”，努力形成一种“交以道，接以礼”的氛围。 　　李怀乾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曾经有一位大学图书馆的负责人，业务能力很强，个性也很强，初到震旦映画之时，对于这种全新的生产模式略显挑剔。但在“饮茶”的过程中，二人很自然地便聊到中国文化体系在图书馆方面的体现，在了解李怀乾对于数据库建设的构想后，他很受触动，认为复制馆藏古籍迫在眉睫，态度随即柔和了许多。“现在我们已经是很好的朋友了，公司有好几个客户都是他介绍来的。” 　　“饮茶”的结果是使李怀乾与客户成为朋友。在这种深层次的沟通中，客户的文化守望情怀得到了慰藉，震旦映画也获得了客户的认可。 　　目前，“市场开发体系”的建设已被纳入公司今后工作的重点，在未来，震旦映画将在了解客户需求的前提下，对其分级、分类，全体员工将采用客户可接受的方式和手段协调一致地为其提供服务；震旦映画也将在2014年建立起集会所、展示、客户服务为一体的体验中心，更贴心地为客户提供服务。“客户可以在这里一面欣赏宣纸作品，一面‘饮茶’交流，怎一个‘惬意’了得？” 　　事实上，震旦映画的宣纸现代产业化才刚刚起步，李怀乾深知很多工作还有待继续，其中人才短缺更是公司不可回避的难题。“别的行业只要通过‘挖人’或者‘选人’就能解决人才问题。”李怀乾不无感慨地说，“但我们所需要的、对中国传统文化能够正确且深入理解的人才实在是太少了。”他希望通过“培养”能慢慢缓解这一供需矛盾。 　　“有时候我觉得我快成编制教材的了。”李怀乾调侃道。不过，技术层面的操作虽易掌握，可深入到宣纸图书产品的版式、装帧、包装等所蕴含的中国独特的宇宙观、哲学观、审美观，对于现代受西方文化浸淫的人来说则相当陌生，转变仍然十分困难。 　　但无论怎样，有付出便有希望。坚信宣纸产业化的后续效应会更加凸显的李怀乾，正带领着他的震旦映画团队一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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