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10个方面腐败问题不断以反腐倡廉建设新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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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是基层党的建设和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全局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要求和部署，大力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不断以反腐倡廉建设实际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
　　一、充分认识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腐败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近些年来，中央在继续加大力度查办大案要案特别是高中级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的同时，多次强调要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并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这主要是基于以下4个方面的考虑：首先，这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我们党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是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贯彻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要求的具体体现，是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举措。其次，这是由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党和国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基层党员干部是党在基层执政的骨干力量，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任务要靠广大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带领人民群众去落实，人民群众的意见、诉求和利益要靠广大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去反映和维护。只有坚持抓基层打基础，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才能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完成党的执政使命。其三，这是由当前我国改革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决定的。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关键期、发展的机遇期，同时也是各种社会矛盾的凸显期，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法制意识、维权意识不断增强，对涉及自身利益和社会公平的问题更加敏感、更加关注。近几年来一些地方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原因虽然十分复杂，但共同的一点就是当地干群关系紧张，群众权益受到损害。这更加提醒我们只有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进一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适应新形势、顺应新期待、应对新挑战，努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其四，这是由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的危害性决定的。对于消极腐败现象，人民群众看得最清、感受最深，也最有发言权。广大群众往往是通过身边党员干部的言行来评价党和政府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直接侵害群众切身利益，群众对此意见很大，这已成为影响党群干群关系、损害党和政府形象的一个重要因素。只有从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抓起、从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地方改起、从人民群众最盼望的事情做起，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才能不断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增强人民群众对反腐败斗争的信心，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支持和拥护。
　　党的十七大以来，我们把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作为纪检监察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每年的中央纪委全会都对此提出要求、作出部署，先后制定实施廉政准则及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等规定，在继续抓好治理教育乱收费、纠正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中的不正之风、减轻农民负担、治理公路“三乱”等工作的同时，深入开展公款出国（境）旅游问题、“小金库”问题、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公务用车问题以及庆典研讨会论坛过多过滥问题等专项治理，取得了积极进展和明显成效。当前，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总体上是好的、有战斗力的。广大基层干部立足岗位、默默无闻、艰苦奋斗、辛勤工作，为改革发展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模范践行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赞誉，涌现出沈浩、王瑛、李林森、潘作良等一大批先进典型。
　　但是也要清醒地看到，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推进，基层党风廉政建设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损害群众利益的腐败问题时有发生。从近年来查处的基层违纪违法案件看，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量大面广。据统计，从2007年11月至今年2月，全国基层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51.85万件，占同期立案总数的88%；处分54.03万人，占同期处分人数的86.8%。二是基层权力相对集中、资金相对密集、监管相对薄弱的单位和领域腐败问题易发多发，群众反映强烈。比如，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后湖街岱山村原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邓大双违纪案，江西省樟树市福城街道办事处财政所原所长谢林林挪用公款案。另外，随着国家对民生领域和社会领域投入的增加，学校、医院等公共事业单位的腐败问题也有所上升。比如，浙江省永康市部分中小学校长受贿案，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第二人民医院原院长周军骗取医保基金案。三是涉案金额巨大。基层单位特别是村居“两委”“一把手”和关键岗位人员级别虽低、权力很大，利用职权“寻租”现象时有发生，有的涉案金额巨大，社会影响十分恶劣。比如，广东省近年来查处镇、村党员干部1792人，其中村居“两委”的“一把手”就有427人。再比如，辽宁省抚顺市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原副局长罗亚平贪污受贿案。四是手段多样。涉案人员单纯收受钱物与日趋多样化、复杂化、智能化的作案手法并存，“期权化”腐败增多，潜伏期延长。比如，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海棠街道藕塘社区原党总支书记刘怀寅贪污贿赂案。一些单位、部门集体腐败问题严重，窝案、串案明显增多，经常是查处一个、带出一串。比如，湖南省耒阳市矿产品税费征收管理办公室集体腐败案。五是危害严重。这些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直接侵害群众利益，极易引发激烈矛盾冲突，导致个人极端事件或者群体性事件。比如，广东省去年发生的乌坎事件。一些基层干部或司法执法人员与黑恶势力勾结，横行乡里，欺压群众，民愤极大。比如，山西省阳泉市城区公安分局巡警大队原大队长关建军刑事犯罪案。
　　以上情况说明，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我们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增强工作责任感和紧迫感，把这项工作摆在更重要的位置，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抓紧抓好抓出成效。
　　二、坚决查办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
　　党的十七大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始终保持查办案件工作的强劲势头，在坚决查办大案要案的同时，严肃查办了一大批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案件，得到中央的充分肯定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通过查办案件，严厉惩治了腐败分子，发挥了震慑、诫勉和警示作用，有力遏制了发生在群众身边腐败问题滋生蔓延的势头。各地区各部门要继续把查办发生在基层的违纪违法案件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突出重点、抓住关键，认真查找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切实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手软、决不姑息，坚决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根据调查了解和社情民意反映的情况，就全国来讲，我感到在查处面上各类案件的同时，要着力查处以下10个方面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
　　一是要严肃查处征地拆迁中的腐败问题。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加快，征地拆迁中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有所增多，一些地方甚至出现因暴力征地拆迁造成人员伤亡等恶性事件，社会影响十分恶劣。为此，去年中央纪委监察部下发了《关于加强监督检查进一步规范征地拆迁行为的通知》，严肃查处并公开曝光了一批强制拆迁致人伤亡案件。今后，要进一步规范征地拆迁行为，严肃查处以暴力、威胁和断水电等非法手段强制征地拆迁的案件，严肃查处违反国家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政策和标准以及贪污、截留、挪用征地拆迁补偿资金的案件，严肃查处征地拆迁中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案件，坚决遏制征地拆迁中腐败案件易发多发的势头。同时，要认真解决保障性住房建设、分配、运营、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坚决纠正骗购骗租、变相福利分房等行为。
　　二是要严肃查处矿产资源开发等领域的腐败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资源能源的需求不断增加，矿产资源开发在保障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成为各类资本竞相进入的热门领域，以致这一领域腐败案件易发多发，严重破坏矿产资源开发秩序，导致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流失，生态环境遭到破坏，重大安全生产事故时有发生。我们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严肃查处违规审批探矿权、采矿权以及利用矿产资源开发整合谋取非法利益的案件，严肃查处矿产资源出让中违反有关规定和程序、低价出让或擅自变更开发规划的案件，严肃查处基层干部违规违纪参股办矿的案件，严肃查处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背后的腐败案件，坚决治理矿产资源开发等领域中的各种腐败问题。
　　三是要严肃查处各类学校办学中乱收费问题。近年来，我们会同有关部门对教育乱收费问题进行了清理规范，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一些地方和学校乱收费问题屡禁不止，并且手段更加隐蔽、形式不断翻新，给学生家长带来沉重负担，严重影响学校的形象和声誉。因此，要严肃查处各类学校特别是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以各种名目乱收费的案件，严肃查处学校在招生录取、基建招标投标、教学设备和教材教辅资料采购、后勤服务等环节以权谋私、收受贿赂等案件，确保校园成为教书育人的圣洁净土。我这里还要强调的是，去年开始中央财政每年拨款160多亿元用于农村学生改善营养，社会各界对此高度评价，并十分关注这笔钱能否管好用好。各相关部门、单位和工作人员要以党性和良知作保证，过细工作，严格监督，真正把党和政府的关爱落到实处，确保每一分钱都吃到孩子嘴里。
　　四是要严肃查处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中的腐败问题。近年来，医务人员收受病患“红包”、开“大处方”、吃“回扣”等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医院是救死扶伤、关爱生命的最后一道守护线，发生在医务人员身上的这些腐败问题，不仅败坏了医德医风和医院的声誉，而且造成医患关系紧张。今后要在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同时，严肃查处医务人员以各种名目开单提成、收受“红包”的案件，严肃查处药品和医疗器械采购、工程招标投标、项目合作等环节收受贿赂的案件，切实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维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和合法利益。
　　五是要严肃查处食品药品制假售假的腐败问题。食品药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近年来，我们会同有关部门严肃查处了问题奶粉、“瘦肉精”、地沟油等一批食品药品安全事件。最近媒体又披露了一些企业生产和使用有毒药用空心胶囊的问题，让人触目惊心、十分气愤。要进一步加大惩治力度，严肃查处制售假冒伪劣食品药品的案件，严肃查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中失职渎职、纵容放任制假售假并造成严重后果的案件，严肃查处制售假劣种子和农资、坑农害农的案件，确保广大群众吃的安全、用的放心。
　　六是要严肃查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侵占国家、集体利益和侵害职工群众权益的腐败问题。近年来，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贪污贿赂案件屡有发生，给国家资产造成重大损失，人民群众反响十分强烈。最近，一份材料反映了内蒙古一起“巨贪吃垮企业”案件。内蒙古乾坤金银精炼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总裁宋文代，涉嫌贪污5290多万元、黄金58.9公斤，挪用公款2100万元，使这家几度被评为“中国黄金行业之首”的大型国有企业濒临绝境。对此，我们要认真汲取教训，严格执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有关规定，严肃查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违反“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损害国有资产权益的案件，严肃查处在企业重组改制、资产评估、产权交易、资本运营和经营管理中隐匿、侵占、转移国有资产的案件，严肃查处搞同业经营、关联交易以及利用企业内幕消息、商业秘密等谋取非法利益的案件，严肃查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商业贿赂案件。
　　七是要严肃查处基层干部吃拿卡要、收受财物的腐败问题。当前，一些基层干部以权谋私、以职谋私、以业谋私，吃拿卡要、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等问题比较突出，人民群众对这方面问题的举报上访也比较集中。特别是近些年来，国家对民生领域投入很大，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监管，严肃查处贪污、挪用、挤占强农惠农富农资金、扶贫资金、救灾救济资金、住房公积金、社保基金的案件，同时要严肃查处基层干部以权谋私、索贿受贿、侵吞国家和集体财产的案件，严肃查处违规收受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等案件，切实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
　　八是要严肃查处执法不公、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腐败问题。近年来，少数地方基层干部和司法执法人员与黑恶势力相互勾结，欺行霸市、横行霸道的案件时有发生，严重损害社会公平正义、影响社会大局稳定。我们要严肃查处基层干部特别是司法执法人员执法不公、以案谋私、贪赃枉法的案件，严肃查处基层干部和司法执法人员收受贿赂和礼金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案件，切实维护党纪国法的尊严。
　　九是要严肃查处基层干部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等腐败问题。针对这两年地方各级党委集中换届的实际，我们严明换届纪律，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严肃查处并通报了一批违反换届纪律的案件，保证了地方换届工作顺利进行。今后，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要求，严肃查处基层选人用人和换届选举中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的案件，严肃查处利用宗教宗族家族势力、黑恶势力干扰、操纵、破坏基层选举的案件，严肃查处基层公务员考录、国有企事业单位招聘及大学生村官选聘中的违纪违规行为，坚决整治和匡正选人用人风气。
　　十是要严肃查处基层干部作风粗暴、欺压群众、奢侈浪费等腐败问题。针对当前存在的一些基层干部作风不正、办事不公、行为不廉等问题，要严肃查处基层干部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给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造成重大损失的案件，严肃查处基层干部作风粗暴、态度生硬、欺压群众并造成严重后果的案件，严肃查处基层干部奢靡享乐、生活腐化、奢侈浪费造成严重影响的案件。
　　三、建立健全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腐败问题的长效机制
　　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是一项长期、复杂的任务，既要注重治标，加大惩治力度，更要注重治本，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有效防治同类问题反复发生。
　　一是要加强对基层干部的教育。要针对新形势下基层干部队伍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切实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引导基层干部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教育引导基层干部增强党性观念和法治意识，自觉遵守党纪国法，严格按法律法规和政策办事，不断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本领，不断提高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能力；教育引导基层干部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自觉加强党性修养、树立和弘扬良好作风，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弄虚作假、心浮气躁等不良风气，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
　　二是要加强对基层干部的管理。要加强日常管理，健全群众民主评议和民主测评制度，完善基层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和干部退出机制，切实把从严管理的要求贯穿于基层干部的教育培养、选拔任用、监督管理的全过程和各个环节；要规范履职行为，特别是要认真清理基层执法项目，规范行政裁量权，坚决纠正在执法中态度粗暴、方法简单、办事不公、滥用职权、假公济私等行为；要加大问责力度，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问责制，认真落实岗位责任制、首问负责制、限时办结制、绩效管理制等制度，对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的，要追究领导干部和有关人员的责任。
　　三是要加强对基层干部的监督。要健全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严格执行述职述廉、诫勉谈话、函询等制度，强化对基层干部工作实绩考核和经济责任审计，深入开展民主评议基层站所、评议部门和行业风气等工作，总结推广一些地方通过建立村民监督委员会、健全村务监督机制的经验，促进基层权力规范运行。要推进基层事务公开透明，把实行党的基层组织党务公开和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厂务公开、村（居）务公开、公共事业单位办事公开结合起来，完善公开内容、提高公开实效，切实让基层各项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充分发挥群众监督作用，把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专门机关监督和群众监督等结合起来，拓宽群众监督渠道，健全群众监督机制，注重发挥舆论监督的积极作用，加强对反腐倡廉舆情特别是网络信息的收集、研判和处置，形成监督合力、增强监督实效。
　　四是要完善基层各项制度。要进一步完善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村居“两委”集体决策和村民议事等制度，促进村级民主管理和监督规范化、制度化；要进一步健全国有企业“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和权力运行制衡约束机制，完善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规范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薪酬管理、股权激励和职务消费；要进一步健全学校、医院等公共事业单位的管理制度，完善相关职业规范和权力制衡约束机制；要健全城市社区居民民主议事协商和重大事项民主决策等制度，提高社区管理和服务水平。在健全完善制度的同时，要严格执行各项制度，严肃处理违反制度的行为，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制度实效性。
　　五是要深入推进改革。要积极推进行政审批、干部人事、财政税收、投融资体制制度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深入推进和规范基层公共资产、资源交易市场建设，积极稳妥地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不断从源头上铲除基层滋生腐败现象的条件和土壤。
　　广大基层干部身处改革发展稳定第一线，工作责任大、任务重，十分辛苦。我们在对基层干部严格要求、教育、管理、监督的同时，要真正重视、真情关怀、真心爱护基层干部，理解基层工作的难处，体谅基层干部的艰辛，做到政治上关心、工作上支持、生活上照顾、精神上激励，充分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条件。
　　四、切实形成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腐败问题的整体合力
　　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涉及领域广、工作任务重，必须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密切协调配合，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一是要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担负起抓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的领导责任，把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纳入党委和政府的总体工作规划和基层党建工作部署，与基层改革发展稳定工作一同部署、一同检查、一同落实；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要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对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工作亲自部署，对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典型腐败案件亲自过问、亲自协调，推动问题尽快解决。党委、政府职能部门要坚持谁主管、谁负责，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认真抓好本部门本系统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同时要充分发挥职能优势，积极抓好所承担的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各项任务的落实。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认真履行职责，积极主动地协助党委、政府，把着力解决好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作为当前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的重点任务，制定专项工作方案，加强组织协调、分类指导和监督检查，推动各项任务落实。基层党组织作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要明确目标任务，细化工作责任，完善工作机制，狠抓工作落实。
　　二是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的各项任务说到底要靠基层党组织来落实。各级党组织要按照中央关于创先争优的要求，结合不同领域、不同行业基层党组织特点，着力解决基层党组织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创新活动内容和方式，扩大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
　　三是要加强基层纪检监察组织建设。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落实《关于加强地方县级纪检监察机关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纪检监察组织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强乡镇纪检组织建设的指导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健全组织机构，完善工作机制，选好配强班子，充实工作人员，提高队伍素质，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强、公正廉洁、纪律严明、业务精通、作风优良的基层纪检监察干部队伍，为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有力组织保证。
　　（本文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同志日在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时作了适当删改。 ）
&&网站编辑：　　建设初期的艰苦岁月 　　——原229指挥部规划设计组组长曹伯慰访谈录 　　口述：曹伯慰 　　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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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初期的艰苦岁月 中国论文网 /1/view-4858667.htm　　——原229指挥部规划设计组组长曹伯慰访谈录 　　口述：曹伯慰 　　采访：黄金平 　　整理：黄金平 邬晓敏 　　时间：日 　　地点：曹伯慰寓所 　　曹伯慰，男，1925年出生。1946年4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5月，任上海市民用建筑设计院副院长兼党总支书记。1966年2月，任229指挥部规划设计组组长。1982年6月，任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党委书记。1987年12月离休。 　　我当时是上海市规划建筑设计院（原民用设计院，1963年与规划设计院合并改名为规划设计院，1980年后两院又分设，恢复民用设计院原名）副院长，1965年11月，市里调我去229指挥部报到。为保密起见，对外不能用上海后方基地或上海小三线的名称，于是就将原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公用事业办公室副主任罗白桦办公室的房间号码229作为指挥部的名称，即229指挥部。指挥部成立了临时党总支（属市委组织部领导），书记罗白桦，副书记方希观。 　　罗白桦是安徽省贵池县（今安徽省池州市）人，新中国成立前在皖南打过游击，对皖南比较熟悉。指挥部下设办公室，主任是方希观，综合计划条件组组长是高玉庆，施工组组长是蔡振耀，水文地质组组长是顾颖，动力组组长是华东电业管理局副局长于康。我担任规划设计组组长。后来不久又增设政治处，主任马秀升。 　　上海小三线安置项目及其布点先后进行过多次规划和调整。我参与了第二次规划，规划的指导思想是：“从备战的需要出发，按照保存精华的原则，将本市有关‘四新’和尖端技术研究工作中的精华部分以及基础工业安置在上海后方，以上海现有企业一分为二，以老带新；项目的规模力求小而精，先设立足点，然后由小到大，逐步发展。” 　　1966年5月，上海市后方建设领导小组向市委的报告中对上海后方的区域范围和布局提出如下意见：上海市后方的区域范围，初步规划在屯溪为中心的皖南山区，包括浙江、江西的一部分，东起浙江天目山，西自安徽的东至到江西的景德镇，南至浙江开化和江西婺源，北至安徽宁国、青阳贵池一带，所牵涉的行政区域包括安徽徽州专区全部、芜湖专区、池州专区，浙江的昌化、开化地区，江西的景德镇和婺源地区等。对后方的布局、设想：以黄山为中心，包括冈村、汤口、茶林场、谭家桥一带，作为后方机关地区，设置机关、医院、学校、文化、档案等部门；屯溪、祁门一带，包括休宁、上溪口、渔亭、黟县等处，设置科研部门和有关的配套协作工厂；宁国、绩溪一带，包括浙江昌化、开化地区，布置机械工业及军工；泾县至旌德、绩溪一带布置无线电、仪表工业和轻工业；冶金工业运输量大，用水量多，占地面积广，又需接近原料产地，因此可布置在青阳、贵池一带；旌德、绩溪、鸿门、岛石这三角地带作为物资储备地区，并保留天目山南北地区和江西婺源地区为发展备用地。 　　1965年春节后不久，我们即随罗白桦到皖南开展工作。我们是先头部队，规划设计、勘查、测量人员、建厂等人员在当地县区干部向导下，分几路到有关各县去踏勘，每路五六人。每天一大早，大家一人带一根竹竿、一壶水就进山了。在大山里，竹林很多，大树前几年被砍得所剩无几，小树灌木漫山遍野，荒无人烟。皖南的山不是太高，但无路爬山时也很费力，下山时往往要攀着树干或竹竿顺势快下，一不注意就会摔跤。一路上，经常会遇到蛇，大多是毒蛇。这样手里的竹竿起了作用，每天都能打死好几条。在踏勘期间，有一组人员翻过一座山来到山脚下，遇到几个民兵。因为那里从来没有外人来过，当地民兵看他们的衣着、听口音，竟怀疑是空降特务，便将他们押到公社里，直到县里干部赶去才消除这一场误会。 　　建设初期生活比较艰苦，设施也十分简陋。我们规划设计小分队起初近20人，住房也少，只有两间，泥地，一张厨房用的工作台。屋面漏雨，外面雨停了，里面还在滴水。睡觉、工作、吃饭都在里面。一个冬天，买不到新鲜菜，一天三顿，就是咸菜和霉豆腐。以后，我们搬到屯溪湖边干校，这才分了宿舍、设计室、食堂。但洗衣被还是要到新安江边，夏天洗澡也在那里，厕所一直是茅房。 　　一位上海籍安徽县长经历的上海小三线建设 　　——安徽省贵池县原县长顾国籁访谈录 　　口述：顾国籁 　　采访：徐有威 胡 静 　　整理：胡 静 杨华国 　　时间：日 　　地点：顾国籁办公室 　　顾国籁，男，1946年出生，1976年入党。1964年-1970年就读于同济大学。1970年-1987年在安徽省贵池县工作，历任工人、技术员、工程师，科员、副股长、股长、副局长、县委副书记、县长。1987年-1993年历任安徽省安庆行署经委主任、安庆市交通委主任、安庆市副市长，高级工程师，1993年-1996年任上海浦东新区建设局副局长，1996年-2003年任上海浦东城区党工委书记，2003年-2006年任上海浦东新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我属于老五届，1964年进入同济大学城市建设系学习。为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大学生分配时要“四个面向”，即“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的号召，1970年我毕业被分配到安徽省贵池县，成为一名基层工人。后来逐渐成为单位里的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和工程师。接着又转为行政岗位，当上了副股长、股长和副局长。1984年我直接被任命为贵池县县长，那年我36岁。 　　我1970年到贵池，直到1987年才离开，应该说对小三线比较熟悉。当时中央确定大三线和小三线，大三线在四川、广西、贵州，小三线在福建、浙江、安徽和山东。小三线选厂选址，深入皖南山区的很多地方，挑选场地，按照“山散洞”原则，俗称叫“羊拉屎”。当时的上海市国防工办和南京军区派人组织筹建班子，在贵池确定了包括胜利机械厂、前进机械厂、永红机械厂、五洲电机厂和火炬电器厂等5个机械厂，以及八五钢厂、325电厂、长江医院、683两个车队、703供电所、物资仓库、通信站和507码头等14家小三线企事业单位。
　　当时的指导思想是小三线企事业单位越隐蔽越好，因此它们选址在潘桥、梅街到棠溪一带的山区。那时，建厂条件很艰苦，基础设施如水、电、路都不通。小三线首先在上海地区选调工人，要求年轻，还要求出身背景好，很多人家庭三代都是“红五代”。刚开始的指导思想是先生产后生活，先建厂区后建生活设施。前期工作人员吃、住、办公都在工棚里，厂内建筑由上海市第二建筑公司施工，我们则组织贵池民工参加外围施工，高峰时民工达几千人。 　　小三线厂区的建设是保密的，厂里自己建设内部工程，厂外的道路、供电线路等基建项目则与地方共同进行。我们在厂区外围负责炸山、平地、修水沟、修马路、架高压线等。民工实行计件工资，一个立方土几毛钱，他们自己搭锅搭工棚解决吃住问题。那时工作条件艰苦，用的工具都不是机械化的，靠人扛肩挑、板车运输，但有钱挣，当地民工还是很开心的。民工只能在厂区外干活，并不知道厂里是做什么的。当时的建厂速度很快，而且房子造得很扎实。县里很重视，材料用的是当地的沙石材料叫“干打垒”，很便宜，一立方的石料只要2.58元，但很结实，冬暖夏凉。贵池的几个厂大概建了一两年，就先后投产了。 　　这些厂都在山区，建设的成本很高。在担任贵池县长以前，我已经在县建设局工作了，当时还组织民兵团和民工参与建设，包括码头、公路的建设。我到现在还记得一条小三线公路，长3700米，从南门到507码头，25万元就造好了，是砂石结构。其中包括农民的征地、动迁、青苗补偿，勘察设计施工以及材料，6万多块钱1公里。民工都是比较熟悉的、信得过的人，当时用枞阳人较多。砂石材料都是地方供应，齐山当时是贵池的主要石头供应基地。直到1984年我当县长时，才开始综合考虑，考虑生态保护，不再开山炸山。后来，我们还让附近地区的水泥厂搬迁，退田还湖，以保护环境。 　　我们贵池的各级领导干部、当地的工人、农民为建设小三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在建造507公路时，征用土地拆迁，涉及青苗赔偿，当时一亩也就赔偿农民几百块钱，农民们也没什么意见。但从另一个方面讲，当时的小三线对当地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文化发展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原来没有公路的通公路了，原来没电的有电了，原来没看见过汽车的也看见汽车了。上海工人阶级的先进模范作用，带动了工农城乡的交融，带动了工人和农民直接的接触，推动了当地经济社会的进步。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促进物质交换的形式，并且密切了和贵池当地农民的关系，加强了工农的融合，也潜移默化地推动了当地干部和群众素质的提高。 　　当时是计划供应，香烟、白糖、洗衣粉、肥皂等都是要凭票的，本地基本买不到。当地农民就拿农副产品跟小三线工人去换，小三线的工人用从上海运来的飞马牌香烟、肥皂等轻工业品去换农民的农副产品。当时贵池的农副产品很便宜，1元钱买4斤花生，1元钱买4斤螃蟹，鸡蛋1毛钱买3个。上海小三线工人们来了以后，这些产品遭到哄抢。其实，上海小三线工人生活很单调，除了白天上班，晚上就喝酒，在当地买鸡蛋、鸡、水产品，以此消磨业余时间。一星期放一两次电影，几个月甚至一年才能回一次上海。 　　小三线的建设根据当地的需要，吸收了不少劳动力。如果一些劳动力有文化基础，小三线企业就对他们进行培训。培训出来后，让他们从事操作工或后勤市政养护工作。这些当地民工融入上海的工人队伍中，同吃同住，久而久之，很多人甚至上海话都说得很好。有的上海工人还与当地人结了婚。 　　作为地方上的干部，我跟小三线打交道比较多。1986年，贵池县政府跟小三线签约，我作为贵池县的接收人员和小三线几个单位进行交接。1987年，我调到安庆行署出任经委主任，主管工业和经济。在小三线交接中我也全程参与。 　　贵池为什么那几年发展得比较好呢？除了政策好以外，我认为小三线起了很大的作用，另外还有上海的知青也是起到很大作用的，因为到贵池的知青有两三千人，各个乡镇都有，村、队都有，对当地的思想观念和文化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县政府与小三线联系得挺密切，关系也很融洽，我们成立了协作办公室，县里会请求他们支持我们地方上的工业和商品供应。当时是计划经济，很多物资都要计划和凭票，上面曾经讲到，小三线会供应我们机器设备、钢材、水泥、自行车、彩电、缝纫机、洗衣粉和肥皂等指标，这些东西在当地都是很少能买到的。他们还帮助我们培训人才。当地干部、群众有急难病危，也可以到长江医院或者转上海进行治疗。 　　贵池县与小三线交往频繁融洽。除了县层面外，乡镇之间也有来往，过年过节相互拜访，相互征求意见和要求。后来为了加大与上海的交往、联系、协作，我们县在上海成立了办事处。当时，贵池是皖南地区第一个在上海成立县级办事处的。县里不容易，财政很困难，但还是拿出一部分资金，在上海买房子做办事处，给工作人员买宿舍。后来，我们和徐汇区结成了友好区县，徐汇区的区委书记和区长还去过贵池访问。 　　1986年，我们作为贵池方面的接收人员，代表县里跟小三线签约，将他们的几个单位全部转接过来。交接前，原则问题应该都定过了，包括固定资产不动、小三线要全部交给地方。但在实际交接中还是有些具体问题的。上海方面很早就得到消息，我们得到消息肯定比他们迟，他们是有备而来的。比如八五钢厂和胜利机械厂等在上海都有母厂的，他们有的机器、设备、资金就不再进来安徽。这就和我们产生了矛盾。 　　当时，我们只能讲交接开始了，你们不能转移固定资产，不能转移资金。这个原则只是说说而已。他们说我们不会的，都是共产党的干部。其实，或多或少都是有的。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他们从自身的考虑去上海要安置，而我们则考虑接收得越多越好。325电厂起初是不想留给地方的，因为当时这家电厂划归华东电管局，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想移交得越少越好。 　　贵池的14家小三线单位是一个接一个地交接的，先易后难，因为隶属关系不一样。另外一个原因是，企业要正常经营，但我们贵池没有这个能力一下子就把它消化吸收掉。
　　最先交接的是325电厂，电厂交接要好些，我们无非要特别注意几个关键的岗位，诸如锅炉和设备维修等。5家机械厂作为第二批交的，总体上还比较顺利。我们派人去看了，这些厂的设备都还在。另外，我们当时考虑如何盘活这些固定资产。但当时是很困难的，不能让这些资产设备被人抢走、偷走了，保护还是保护了，但流失也有一部分。不过，总的来说，上海和贵池的交接过程还是比较融洽顺利的。1988年交接完后，作为我的后任贵池县县长张渭德带了一班子人来上海慰问。当时关系搞得很好。我们在贵池南湖烟柳园搞了个“贵申情”，是贵池和上海小三线友好的象征。 　　地区组组长眼中的上海和安徽两地关系 　　——原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地区组组长徐国光访谈录 　　口述：徐国光 　　采访：崔海霞 吴 静 　　整理：崔海霞 吴 静 　　时间：日 　　地点：上海南泉路397号随缘茶室 　　徐国光，男，1931年出生。1953年3月-1966年10月，历任上海建工局系统工地技术员、工地主任，局计划科科长、技术科科长。1966年10月-1985年4月，任上海小三线基建处副处长、处长。1986年5月-1991年2月，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基建处长。 　　我是1966年10月去小三线，1985年4月回到上海的，在那里待了近20年。为了做好带头工作，1973年，我把上海户口迁了过去，到1988年才迁回来。我原来在上海市建筑工程局工作，当时刚搞“文化大革命”，机关里的人基本是稳定的，不能动的，因工作需要就把我抽去。去小三线的人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要党员，二是要科级干部。我当时是科长，去了之后那边提了一级，成为副处级，从安徽撤回时是正处级。 　　当时由于小三线建设需要，上海建工局去的人很多，如果没有建工局干部去，很难开展工作。但是，刚刚去的时候，市建工局机关就我一个人。上海建工局下属的市建四公司的队伍基本上都在小三线。后来，由于小三线建设的需要，施工力量还不够，结果市建二公司和安装公司相当部分人也都去了。 　　我考虑从以下三个方面介绍情况：小三线建设的组织领导机构、小三线的建设规模、小三线建设和地方的关系。 　　小三线建设的组织领导机构 　　上海对小三线建设的领导机构配备名义是局级单位，实际相当于委办一级，因为它是独立作战的。当时小三线建设领导机构，有过5次变化。 　　第一次是1965年11月，叫229工程指挥部。据我了解，229工程指挥部这个名称的来源是当时总指挥罗白桦的办公室，因为他当时在上海市建委的办公室位于市府大楼229号房间，所以起名为229工程指挥部。第二次是1967年3月，由安徽徽州军分区和121部队联合实行军管。1968年8月由上海警备区实行军管。军管之后，指挥部下属各大单位均派驻军代表。第三次是1968年8月改成812指挥部。812指挥部的由来是根据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7字方针发表的日期。第四次是在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为了加强组织领导加速军工生产，由原812指挥部一分为二，徽州地区沿用812指挥部，池州地区成立507工程指挥部。第五次是粉碎“四人帮”后，上海市委重新整顿了领导班子，1979年3月，成立了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及党委。为了更好地为中央第五机械工业部（简称“五机部”）对口服务，它还有块牌子叫上海市第五机械工业局，两块牌子一个班子。 　　我到小三线在施工组工作，由指挥部直接管理。那时候，229工程指挥部下面有个施工组，组长是陈昌吉，我是副组长。这里我们讲的组就是处，我的副组长就相当于副处长。“文革”的时候比较乱，徽州军分区就来实行军管了，陈汉运就是军管会主任。当时229指挥部的领导都是四面八方来的，在市里都是有点影响的。罗白桦是上海市府公用事业办公室主任，孙更舵是财办主任，黎崇勋是科委主任，张子嘉是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副院长。那里的级别比局高一点，相当于部委一级。 　　我去的时候，上海市委组织部告诉我，最多去2年，1968年就可以回来了。但“文革”后期实行军管，那2年的说法就不存在了，军管会头头告诉我1968年不能回上海了。结果一去就是近20年。 　　军管，开始时是地方军管，由属于安徽的徽州军分区与上海的121部队联合军管。1967年3月，联合军管的领导一个是陈汉运，属于徽州军分区；一个是吴国余，属于121部队。1968年8月，上海警备区接替军管，领导是张克宽。同样是军管，上海警备区去军管上海小三线，听上去顺理成章。 　　1979年3月，我担任后方基地管理局党委委员，同年7月，担任基建处处长，负责基建物资。小三线的物资都是上海各包建单位负责供应，我们主要是协调。我下面有位同志叫万松文，专门管物资这块的。基建物资这块工作做完了之后，我就一直做基本建设工作。基建的概念，一个是房子，另外一个就是设备。房子造好了，生产设备也有好多事情要管。 　　小三线的建设规模 　　小三线的建设规模到底有多大？简单地说，就是2个省，3个专区，13个县市。2个省是安徽省和浙江省，安徽省下面有3个专区：徽州专区、池州专区和宣城专区，浙江省就是临安专区的昌化县。小三线的规模应该说是相当大的。 　　刚去小三线的时候，选点还没完全选好。在边选点边建设阶段，各个厂施工建设，我要到处跑，去看看进展情况，看有什么矛盾需要解决。由于山路崎岖，我曾经遭遇两次翻车，至今想起来还后怕。建设中如果建筑材料不到位，就要跟当地协调，沙石材料都是用当地的。为了小三线建设，上海专门去建了个胜利水泥厂。记得有一次，我到协作厂选点，晚上睡在一座祠堂里。外面下大雪，我睡在里面，雪花飘了进来，落在我的被子上。真是室内飞雪袭面，彻夜难眠。 　　医疗方面刚开始是借助地方力量，医疗条件没有保证。1968年4月，我们办公室的秘书科科长朱伯奇遇到车祸，那次是他陪同上海卫生系统一些同志去看医院选点。朱伯奇受了重伤，不省人事，之后，马上被送去安徽当地的徽州专区医院，上海也紧急派医生去，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于是，我们向市里提出来，上海应抓紧在皖南建设医院，后来建设了小三线的瑞金医院、古田医院、天山医院和长江医院。其实，当时已经开始要建医院了，因为这次车祸就加紧了建设速度。 　　小三线建设和地方的关系 　　小三线和地方的关系是“三结合”，即上海、安徽地方和南京军区。没有这三结合的组织形式，小三线搞不起来。三结合具体是这样的：上海是全包，从建设到生产；地方是全力支持，你定点在什么地方，这个地方就给你搞工厂，安徽当地主要出劳动力参与建设；南京军区是参与，但是这是核心，定什么地方，上什么项目都是南京军区定的。 　　上海怎么全包呢？比如各建设单位选址、定点、规划、设计、施工、安装、调试、投产，到工厂全部建成。光有工厂还不行，还有为生产服务配套的行业，比如交通运输，于是上海自己成立一个系统：电力供应、通信设施、物资仓库、学校、幼儿园、公安、法院、专线班车、生活供应等。小三线就这样在安徽自成一个社会体系。 　　地方和南京军区支持是这样的：安徽每个专区下设小三线建设办公室，专区下面的县里也设有管小三线的办公室。没有安徽地方的支持，小三线根本搞不起来。南京军区参与则是根据小三线建设的项目和产品的要求，定点之后，南京军区来拍板的，不管大项目还是小项目。专区里的军分区，都为小三线建设配合一起搞，县里也有武装部支持。 　　我们去了之后，安徽地方和上海有些矛盾。农民是靠土地吃饭的。征地后，农民进厂也有的，但只是少数，多数是农民自己找出路。有没有补偿他们钱的问题我不清楚。从我经手的，没有听说过补偿当地人什么的，不存在这个问题的。征地是由县里跟村里协调，我们是协调解决不了的。但是，当时毛主席威信高得不得了，要哪个地方弄下来就哪个地方弄下来，没什么讨价还价的。你看了什么地方要搞工厂了，就通过县和专区两级小三线建设办公室报到省里，再通过南京军区拍板定下来。 　　南京军区叫参与，但是它是核心，搞57高炮、手榴弹项目等都是由南京军区定的。越是深山老林，南京军区越是觉得是好地方。我们的意见、建议只能给他们参考，我们跟他们去主要是熟悉地方，最后拍板还是南京军区。 　　1973年，上海后方基地成立了一个地区组，我担任这个组的组长。因为后方基地领导考虑我去小三线比较早，和安徽地方关系比较好。从1973年开始到1976年，这个组的工作就是协调解决上海和安徽地方的矛盾。上海有的时候支援地方，比如农业机械包括拖拉机等，也通过地区组操作。我们给他们拖拉机的指标，他们自己去上海提货。后方基地提倡干部周四下去劳动，也有去帮地方农民秋收，但是次数不多。 　　我们主要是和专区或者县级的小三线建设办公室打交道，协调关系，和村级组织不打交道。管得没有这么具体，也管不了。主要是争取得到县级的支持和帮助。其中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位于绩溪的万里锻压厂事件，这件事情两个星期左右才得以解决。 　　那是在日，万里锻压厂的工人和当地农民发生冲突，此事主要是因为征地引起的，农民的地没有了，就没了生产资料，地方上没有做好工作，农民就把路拦断了，不许厂里的人进出。 　　这件事被反映上来后，我们地区组所有人都全力以赴，好几天没睡觉，去那做工作，做地方工作。我们不可能找老百姓做工作的，就做地区和厂里的工作。做他们的思想工作，没有给他们什么利益。说实在的，我们做这个工作，还是要依靠地方上面，我们做工作，农民不听的。（待续） 　　（以上资料取材于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著《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徐有威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 　　（责任编辑：吴 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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