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党人_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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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党人，即Decembrist，是1825年发动反对度和专制制度武装起义的贵族革命家。起义发生在12月，领导这次起义的俄国贵族革命家在俄国历史上被称为十二月党人。外文名Decembrist起义时间1825年12月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随着关系的发展，农奴制日趋瓦解。在1812年反对战争中，一些俄国贵族军官参加了国外的远征，受到西欧民主思想的影响，对国内的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极为不满。回国后，他们成立秘密的革命组织，企图按照西方的方式来改造国家。1816年，第一个秘密革命团体——救国协会（后改称祖国忠诚子弟协会）成立，会员约30名。他们主张废除农奴制，实行。但由于人数少、力量单薄、缺乏明确的斗争方法，不久即自行解散。
1818年，成立了新的秘密团体——幸福协会。该会主张实行，探索了采取军事手段推翻专制制度的问题。
1821年，在成立了以P.I.捷利上校为首的南方协会，在成立了以N.M.穆拉维约夫上校为首的北方协会。这两个组织都拟定了自己的纲领。南方协会通过了佩斯捷利起草的《俄罗斯法典》主张废除农奴制和，建立共和国；公民应拥有一块不能买卖的土地以保证生活，同时允许拥有私有土地以使生活富裕；年满20岁男子按财产资格有选举权；国家最高立法机关为人民议会，最高行政权归五人组成的最高，国家监察机关为最高会议等。这是一个相当进步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北方协会有穆拉维约夫草拟的《》，主张废除农奴制和等级制，建立和国家；联邦的最高政权机关为的人民议会，行政权归皇帝。《》比《俄罗斯法典》保守得多，但仍有一定进步意义。
十二月党人试图只依靠军队的力量发动政变。日，突然去世，十二月党人决定提前在继位之日，由S.P.公爵领导起义。12月26日（俄历14日），起义军官率领3000多名士兵到达参政院广场，但特鲁别茨科伊临阵脱逃。尼古拉一世立即调动军队，用大炮轰击广场，血腥镇压起义，并杀害了不少聚集在广场周围的群众。彼得堡起义的消息传到南方后，南方协会会员于日发动驻的契尔尼哥夫兵团起义，不久也告失败。沙皇政府对十二月党人进行残酷的迫害，著名领袖佩斯捷利、S.I.穆拉维约夫-、M.P.别斯图热夫-留明、P.G.卡霍夫斯基和K.F.被判处绞刑，穆拉维约夫、特鲁别茨科伊等百余人被流放到服苦役或定居，大批士兵被判处夹鞭刑。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十二月党人作家的作品及其文学活动。十二月党人是俄国19世纪初期的贵族革命家，绝大多数属于贵族军官和知识分子，参加过反对的战争。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欧洲各国反专制的斗争，对他们的思想影响很大。十二月党人主要革命目标是推翻专制政体和农奴制度，纲领带有性质。1825年俄国旧历12月14日带领军队在彼得堡起义，因此被称为十二月党人。十二月党人的文学团体有“爱好者同人会”()和“绿灯社”()。主要刊物有《》(和主编)和《谟涅摩辛涅》(丘赫尔别凯和弗·主编)，曾团结当时优秀作家，包括和等。十二月党人的文学倾向及其政治观点是一致的，认为文学应反映时代精神，表现爱国的和革命的思想感情。诗人应关心人民命运，鼓舞战士斗志。十二月党人批评贵族社会崇拜外国，主张文学的民族独创性，反对单纯模仿英国和德国诗人；认为民间文学是诗歌的最好的源泉，赞成具有反抗精神和革命性的积极浪漫主义倾向。在文学语言问题上，要求文学作品能为全体人民所理解。十二月党人的文学活动为向现实主义发展作了准备。十二月党人的文学成就主要在诗歌方面。代表人物有、、丘赫尔别凯、亚·奥陀耶夫斯基、亚·别斯土舍夫等。拉耶夫斯基()著有《论农民奴役和俄国迅速变革的必要》和《论士兵》等文，认为农民起义不可避免，谴责官吏对士兵的侮辱。1822年被捕，被称为“第一个十二月党人”。他在狱中写有《狱中的诗人》等诗。丘赫尔别凯()也属于激进派，起义失败后死于流放地。他在流放中写有《雷列耶夫的魂影》、《怀念》等诗。晚期作品带有孤独悲观色彩。亚·奥陀耶夫斯基()起义失败后流放西伯利亚，在服苦役时期开始写诗。曾用他的名句“星星之火将燃成熊熊烈焰”作为《》刊头题词。奥陀耶夫斯基曾代表十二月党人写诗答赠。十分推崇他，写有《纪念奥陀耶夫斯基》一诗表示悼念。十二月党人中最优秀的诗人是。
在小说方面，十二月党人的代表作家是亚·()，笔名，属于十二月党人组织“北社”中的激进派。十二月党人中的费·()和柯尔尼洛维奇()著有历史小说。在谈到十二月党人的小说的历史意义时，曾说：“从本世纪20年代起，我们的小说开始了。”
十二月党人对戏剧发展也有一定贡献。丘赫尔别凯写有《阿尔吉维扬涅》、《伊若尔斯基》、《普罗科菲·利亚普诺夫》3部剧本，谴责暴政，讽刺迷信外国，表扬爱国英雄。卡捷宁()的悲剧《》曾受到普希金的好评。日，天气寒冷，白雪覆盖了首都彼得堡城。一清早，3000多名俄国官兵，从各自的营房出发，列队走向彼得堡市中心的。只见他们个个全副武装，表情严肃，刀剑出鞘，一路高呼“拒绝宣誓！”“反对宣誓！”“要求宪法！”“要求民主！”的口号。上午10时，陆海军官兵们在元老院广场彼得一世铜像旁布成战斗方阵，荷枪实弹，准备战斗。他们的枪口和一阵阵愤怒的口号声，直指正在准备登极为皇的。
他们是谁？这支由一批具有民主思想的贵族青年和知识分子领导的起义队伍，就是后来被列宁高度评价为“俄国第一代革命者”的十二月党人。
19世纪初的，仍是专制极权的封建帝国，保留着野蛮腐朽的农奴制度。政府对内横征暴敛，对外卷入争霸欧洲，充当欧洲宪兵的漩涡中，俄国人民的生活异常艰难。自发表《》开始，反对腐朽的农奴制，推翻专制制度的思想不断传播。1812年打败的取得胜利，更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一些正直的贵族青年军官，受到法国和欧洲的启发，对于国内政治现实日益不满，萌发了“改造祖国”的愿望。
1816年，贵族青年军官穆拉维约夫和彼斯特尔，在彼得堡建立了第一个秘密政治团体——救国协会。1818年，在莫斯科组成了有200人参加的第二个秘密团体——幸福协会。这两个秘密团体的成员，热情地宣传民主思想，反对专制，但却因在斗争方式上存在分歧而相继宣告解散。与此同时，上述两团体在南方的一些成员，却在彼斯特尔的领导下组成南方协会。他们经常秘密集会，阅读进步书刊，主张消灭皇族，废除农奴制度，建立统一的共和国。他们的主要纲领充分体现在彼斯特尔所写的《俄罗斯真理》之中，这是俄国革命运动史上第一部共和国宪法草案。
不久，彼得堡的军官尼·穆拉维约夫和特鲁别茨科等人组成了北方协会。著名诗人积极加入，由于他的出众才干和主张，很快当选为北方协会主席。北方协会也提倡废除农奴制，但力主建立，他们的行动纲领集中反映在尼·穆拉维约夫起草的“宪法草案”上。1822年，南北协会第一次建立了联系。第二年春天，经过彼斯特尔在彼得堡与商讨，双方就联合行动达成协议，一致同意必须采取暴力行动，发动各自控制的军队进行武装起义。任何一方开始行动，另一方应立即给予支持。起义定在去世之际。
日，沙皇突然去世，他没有后嗣，按照皇位继承法，他的二弟应继任皇位。但康斯坦丁却将皇位继承权让给了沙皇的三弟。不明真相的军队和居民，在亚历山大死后立即向康斯坦丁宣誓，而宫廷却指定12月14日向“再宣誓”，十二月党人所期待的时机来到了。北方协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利用皇位中断，发动武装起义。
日，当起义部队集结完毕，并打退了效忠皇室军队的多次进攻后，担任起义统帅的特鲁别茨科依却仍未露面，这就为尼古拉赢得了时间。他调集了9000名步兵和3000名骑兵，使用霰弹向起义部队进攻。起义者退到冰冻的上，冰面已被炮弹打穿了许多大洞，不少人掉了进去。元老院广场上累累，血迹斑斑，尸横遍地。
亚历山大去世的消息传到，南方协会马上准备起义，此时，彼斯特尔突遭逮捕。领导起义的责任落在谢尔盖·穆拉维约夫和别斯士舍夫的肩上。北方起义失败的消息传来，他们并未因此退缩。同年12月31日，南方协会举行起义，几百名起义军从科瓦廖夫卡出发，向进攻。途中因迷失了方向，六天后又转回原地，在空旷的草原上遭到军队骑兵和炮兵的猛烈攻击，被镇压了下去。
亲自主持了审讯，十二月党人乐观镇定，英勇不屈。日，彼斯特尔、、谢尔盖·穆拉维约夫、和卡霍夫斯基五人在彼得堡被处以绞刑。121名起义者被流放到。历史上第一次反对专制制度的失败了。但是，他们那种为了理想和事业英勇奋斗，不避生死，自觉地赴汤蹈火，以求唤醒新的一代的精神，为俄国历史谱写了光荣的篇章，为后来的革命运动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正如列宁所说：“这些革命者的圈子是狭小的。他们同人民的距离非常远。但是，他们的事业没有落空。”日，在的两大首都彼得堡和莫斯科以及南方的一些省份发生了一起声势浩大的以近卫军军官为主体的起义，起义的斗争目标是试图推翻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的和国家体制，这些起义者被称为十二月党人。
十二月党人大多数出身于贵族家庭并且在沙皇统治机构中担任一定的官职，但是他们并不愿意沉溺于贵族阶级醉生梦死的生活，盲目地为沙皇专制统治尽忠尽德，他们从爱国主义和的立场出发，努力探寻俄国社会的出路。他们从少年时代起大多接触过西方的文化和教育，有些人在学校读书时便开始钻研西方特别是法国家的著作，这些著作多半出自、、等人手笔。这些勤于思考的青年贵族军官在和军官学校读书时就已经广泛阅读了的《》。在1812年抗击大军入侵的战争中，他们曾经响应的号召英勇地进行战斗，直至把法国军队赶出俄国领土。在俄国军队远征西欧的过程中，所到之处大多已经进行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诞生了“自由”“民主”和“平等”思想的土地上，他们真正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感受了人类的尊严。他们便不由自主地将黑暗的俄国与自由的法国进行了比较，他们在现实面前感到困惑，他们感受到“不仅在俄国，在所有欧洲国家，都感到失望和受骗了”，感到自己为保卫祖国曾不惜流血牺牲，但“难道我们解放欧洲就是为了把锁链套在我们身上吗？难道我们给了法国一部宪法，反而自己不敢讨论它吗？难道我们用血汗换来的国际地位就是为了在国内让人们受侮辱吗？”十二月党人领袖彼斯特尔早年曾经主张在俄国实施改革，法国之行结束后，他表示：“我在心里变成了者，并且认识到任何统治形式也不会像共和主义统治形式那样，给俄国带来更大的幸福及更大的安乐。”他认为：“我从君主立宪思想方式转变为革命的思想方式，最主要的是由于下列论题和见解的影响，——德杜—德—的法文著作对我发生很强烈的影响。”因此，十二月党人自称是“1812年的产儿”，他们在民主思想的指引下，坚定地走上了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道路。“政府属于人民，它为给人民谋幸福而成立”
1821年在彼得堡成立了一个秘密团体——北方协会，它的领导人是尼基塔·穆拉维约夫，北方协会的基本政治主张是实行，它主要体现在由穆拉维约夫起草的宪法草案中。
同年在成立的南方协会是十二月党人最有影响的秘密团体，它的领导人是彼斯特尔，这个团体的政治主张是彻底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实行共和制。1824年，南方协会通过了由彼斯特尔起草的《俄罗斯法典》( 又名《伟大的俄罗斯人民不可侵犯的国家证书，它是改善政体的，是交给人民和临时最高权力机关的信守不渝的委托书》)，这是一部革命纲领，也是俄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 这部宪法是以法国1793年宪法和土地纲领为蓝本，集中地反映了十二月党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主张。按照彼斯特尔的设想：“《俄罗斯法典》是给临时最高政权机关的委托书或者说指令，同时又是给人民的告示：他们将得到哪些自由和可以重新获得哪些权利……《俄罗斯法典》规定了最高政权机关的义务，并且是对俄罗斯的一份保证书，保证临时政权机关将一心一意地为祖国的利益而工作。”
《俄罗斯法典》宣布农奴制度是一种野蛮的生产方式，因为“把别人当作自己私有财产，把人当作东西一样转让、抵押、赠送和继承，任凭自己的专横无道……乃是最可耻的、违背人性和自然规律，以及违背神圣的基督教义，并且还是违背天神的诫条与意志的丑恶事情”，“必须坚持废除，贵族必须永远放弃占有他人的卑鄙的优越地位。”因此“消灭奴隶制度和状态是临时最高政权机关最神圣和义不容辞的义务”，谁阻挠废除农奴制，谁就是“祖国的敌人”和“叛徒”。农民应该在取得的同时得到他们生活所必需的土地，使“他们将确信，在自己乡里随时能找到一块土地来养活自己。他可以从这块土地上得到食物，不靠别人的施舍，也不再依附于他人，而是靠耕耘所付出的劳动过活，他本人作为乡的一员和其他公民是平等的。”
《俄罗斯法典》宣布人人生来是平等的，“一切人都是为追求幸福而生，人人都是上帝所创造的，那种只把贵族等级的人物称为高贵，而称其他等级人下贱的行为是极不公正的。”因此必须废除，废除贵族阶级所享有的特权，使所有的俄罗斯人都成为“高贵的人”，建立一个“统一的公民等级”，凡年满20岁的成年男子都拥有选举权，选举权不受财产和教育资格的限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拥有自由择业权、迁徙权、言论和出版自由以及。《俄罗斯法典》对未来的新政权提出了要求，它应该保证每个人的人身公民权，因为“人身自由是每个公民首要的权利，是每个政府最神圣的职责。国家大厦的整个建筑以此为基础，没有人身自由，就没有安宁，就没有幸福。”
未来的国家政体将采取资产阶级共和制，国家最高立法机关为的人民议会，人民议会的选举分两级进行。国家的最高行政权力交给由5人组成的最高，其成员由人民议会选出，并且向人民议会负责，任期为5年。中央监察机关为最高会议，其职责是监督宪法和其他立法的执行情况，由120个人组成。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应该选举产生，任何国家立法和行政机构应该服务于人民，人民有权推翻不称职的政府和领导人，因为“人民不是属于某一个人或者某一家族的。恰恰相反，政府属于人民，它为给人民谋幸福而成立，人民不是为给政府谋幸福而生存的。”日（公历12月1日），在南方军港检阅军队的突然病逝，8天后这个消息传到彼得堡，宫廷内部出现了一片混乱。按照皇统世系，亚历山大一世去世后，皇位应该由他的大弟弟康斯坦丁继承，但康斯坦丁因为同一个与皇族没有血缘关系的波兰女子结婚，已宣布放弃皇位。亚历山大一世生前指定了第二个弟弟尼古拉为皇位继承人。但有关的诏书在亚历山大一世生前并未公布，而是密藏于教会、和国务会议。因此出现了尼古拉向远在的哥哥康斯坦丁效忠，而康斯坦丁坚决拒绝皇位，并根据亚历山大一世的密诏向在彼得堡的弟弟尼古拉效忠的场面。因华沙与彼得堡相距遥远，往返书信无法及时送达，因此在形成了十余天皇统中断的混乱局面。
十二月党人决定利用这样一种特殊的形势，赶在皇位继承人尼古拉举行再宣誓继位的日（公历12月26日）前发动军事行动，迫使新和枢密院宣布改制。他们选举了近卫军团长特鲁别茨科依担任起义军总指挥，并且拟定了《告俄国人民宣言》，宣布推翻沙皇政府，立即召开，成立临时政府，同时宣布废除农奴制，解放全国农奴。
日晨，由十二月党人军官带领的近卫军团体按照计划开进彼得堡的枢密院广场，在彼得一世的纪念像下近卫军排列好战斗方阵，到下午起义军人数增至3000余人，周围还有2万余名拥护起义的老百姓。然而早有防备，他在日凌晨就紧急召开国务会议宣布继位，又命令枢密院议员向他们举行效忠宣誓。然后又派出大量的军队将枢密院广场层层包围，这时原定担任起义军总指挥的特鲁别茨科依临阵脱逃而不见踪影，起义军和周围的老百姓处于的状态，因而延误了战机，而便于尼古拉一世调兵来镇压。在尼古拉一世数次下令开炮之后，广场上响起了激烈的炮声、枪声、人喊和马嘶声，起义最终被镇压，被打死的起义军官兵和老百姓共计1271人。
起义失败后，政府成立了“秘密审讯委员会”，对参加起义的人进行审判。十二月党人领袖彼斯特尔、、卡斯基、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别斯图热夫—以特等罪被处以极刑。有数千名起义参加者被处以重刑，有121人被流放到人烟稀少、寒冷荒芜的服苦役，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自愿抛弃优越富足的贵族生活，离开大都市，选择跟随自己的丈夫的长期流放的生活。是历史上对沙皇专制制度的一次巨大的冲击，它不同以往的以农民起义为主体的革命，十二月党人无论是在文化教育水平、政治素养和远见、政治斗争手段、组织能力等方面均远远胜于前者。列宁把十二月党人称为“贵族革命家”、“贵族中的优秀人物帮助唤醒了人民”，并且把这一时期称为贵族革命时期。
十二月党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不仅专注于理论建设和舆论宣传，而且更致力于革命实践。他们彻底地背叛了他们所出身的那个阶级，背叛了他们曾经捍卫的那个制度，自觉地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与自己联结在一起，不怕流血牺牲，英勇地发起了向俄国专制制度的第一次冲击，推进了俄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十二月党人身为贵族，却为废除自身的贵族特权，为社会的进步而斗争，彻底地背叛了他们所出身的那个阶级，背叛了他们曾经捍卫的那个制度，自觉地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与历史的趋势联结在一起，献出了自己的幸福甚至生命，这是令人十分钦佩的。然而，我这里要说：更令人钦佩的，是十二月党人妻子们的崇高行为。
十二月党人是自觉地献身于自己的政治信仰的，正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则是在把爱情献给自己丈夫的同时，又把青春、富贵、本应是幸福的一生，无怨无悔地献给了丈夫的苦难事业。也就是说，虽然她们没有直接参加十二月党人革命，但是由于她们对于丈夫事业的支持，也就间接地为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叶尤杰琳娜·伊万诺夫娜·特鲁别茨卡娅是十二月党人特鲁别茨基的妻子。当她的马车在饕风疟雪中奔驰了五个星期，来到的省时，省长大人奉沙皇的旨意，规劝她回到彼得堡去，她却坚定地说：“纵然我会死去，但并没有什么遗憾！我要去！我要去！我要死在丈夫的身边。”
亚历山大拉·格利戈里耶芙娜·穆拉维约娃是在整整斗争了一个月，才争取到流放机会的。当尼基塔·穆拉维约夫在监狱里会见从莫斯科赶来的妻子时，眼中的泪水夺眶而出：“我对不起你。你还是回莫斯科吧，我不愿你与我一同身受饥寒之苦。”穆拉维约娃回答说：“为了我们的爱情，我要永远跟随你。让我失去一切吧：名誉、地位、富贵甚至生命！”
法国姑娘唐狄在巴黎听说昔日的情人伊瓦谢夫被流放到的消息，立刻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并向当局要求批准她到西伯利亚去与情人结婚。她得到了许可，他们结了婚，几年后，在冰雪和疾病的折磨下，一对异国情侣终于倒在了西伯利亚的千古荒原。
严酷的环境，窒息的生活，一度使青年军官瓦西里·伊凡绍夫忧郁和绝望。此时，他的、法国姑娘尤米拉·列丹久给他写了一封求婚信，并且不久就来到了他的身旁……
我想，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未必能够完全理解丈夫事业的伟大历史意义，但是她们一定能够完全理解什么是爱情，什么是爱情的真谛。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舞台上的，英国舞台上的，无法同她们相比。前者只是为了一个纯粹的爱情而“殉道”，后者则是把爱情的意义升华到了时代的最高度，她们所“殉道”的不只是爱情，还有自由和解放。正是这样一个她们可以放弃，亲友规劝她们放弃，沙皇命令她们放弃，而她们没有放弃的苦难爱情，才把她们的形象彰显得高大而辉煌。这正是所说的“，，”啊！没有这群妻子的生死不离，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也许就不能够在冰天雪地里乐观地生活下去，也许就坚持不到30年后大赦的那一天。世界越世俗化、物欲化，她们的精神就越发显得超凡而脱俗，越发显得高贵而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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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
——日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
    国务委员、北京市市长 陈希同
    1989年春夏之交，从4月中旬到6月上旬，极少数人利用学潮，掀起了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在首都北京发展成了反革命暴乱。他们策动动乱和暴乱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和国内社会基础。正如邓小平同志说的：“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这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中，赵紫阳同志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严重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极其严峻的形势面前，党中央作出了正确的决策，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得到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为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坚决反对动乱和暴乱，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表现了很高的政治觉悟和主人翁责任感。现在，我受国务院委托，就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情况，主要是发生在北京的一些情况，以及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工作，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汇报。
    一、动乱的酝酿和预谋由来已久
    西方世界的一些政治势力，总是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包括中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这是他们长期的根本战略。这些年来，他们利用社会主义国家政策上的某些失误和经济上的暂时困难，更加紧了这个战略的实施。在我国，党内党外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和搞政治阴谋的人，同西方国家的这种战略相呼应，内外勾结，上下串通，为在中国制造动乱，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颠覆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进行了长达几年的思想、舆论和组织准备。正因为这样，在动乱的酝酿、预谋和发难的整个过程中，包括制造舆论、歪曲真相、造谣惑众等诸多手段的使用，都显示出了国内外、海内外相互策应、相互配合的鲜明特点。
    这里着重讲一讲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情况。去年9月，党中央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广大群众和青年学生对这个决策和采取的各项措施是支持和拥护的。整个社会秩序和政治形势是基本稳定的。今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绝对多数的赞成票（只两票反对、4票弃权），通过了李鹏同志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当然，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对于党和政府在工作中的一些失误，一些国家公职人员中的腐败现象，以及社会上的分配不公等问题，也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同时在推进民主、健全法制、深化改革、克服官僚主义等方面，还提出了不少的要求和建议，这些都是正常现象，也是党和政府正在采取措施加以解决的问题。但是，当时在党内和社会上的确有极少数人紧密勾结，明里暗里进行了大量极不正常的活动。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赵紫阳同志去年9月19日会见美国一位“极端自由派经济学家”以后，一些据称与赵紫阳“智囊团”有着密切联系的香港报刊，大肆进行宣传，透露出了“北京利用香港传媒倒邓保赵”的政治信息。反动杂志《九十年代》总编辑李怡（化名齐辛）在香港《信报》发表《大家长该退休了》的文章，叫嚣“排除超级老人政治的障碍”，“使赵紫阳有足够的权力”。《九十年代》的另一篇文章则呼吁赵成为“独裁者”。香港《解放》杂志也刊登长篇论文，说北京一些人同香港传播界某些人士有“或明或暗”、“有如鬼火高低明灭”的关系，这种微妙关系“有了一个最新的个案显示，那就是在最近一个月掀起的倒邓保赵风”，还说什么“就中国走资的希望言，他们看准了赵紫阳”。同这种“倒邓保赵”风相配合，北京《经济学周报》发表了同赵紫阳原秘书鲍彤联系密切的严家其（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与另一个人关于时局的对话，攻击“治理整顿”会导致“停滞”，提出中国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不能重蹈赫鲁晓夫、刘少奇那样非程序权力更迭的覆辙”，“中国不再允许像文革那样用非程序化的方式进行权力变动”。这个对话的核心问题，就是为掩盖赵紫阳的错误、保住他的权力地位、以便更加肆无忌惮地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制造舆论。这个对话曾经在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镜报》等海内外多种报刊全文或摘要刊登。
    去年末今年初，内外勾结进一步加紧，陆续出现了一些观点十分错误乃至反动的政治集会、联名上书、大小字报和其他活动。比如，去年12月7日，由《走向未来丛书》副主编金观涛担任顾问的“北京大学未来学会”，举办了“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大型讨论会，金观涛在发言中说：“社会主义的尝试及其失败，是二十世纪人类的两大遗产之一。”《新观察》主编戈扬立即以一个有几十年党龄的“年龄最大”者的身份站出来“作证”说：“金观涛对社会主义的否定不是太厉害了，而是客气了一点。”今年1月28日，苏绍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研究员）、方励之等人在北京的“都乐书屋”搞了一个所谓“新启蒙沙龙活动”，参加的除中国人之外，还有一些美国、法国、意大利的驻京记者，共100多人。方励之说，这类集会“对当局采取完全批判、彻底批判的态度”，“火药味很浓”，“现在需要行动”，“连开三次就要上街了”。2月初，方励之、陈军（反动组织“中国民联”成员）等人又在友谊宾馆举行了所谓的“名人名家迎春联谊会”，方励之主要就所谓“民主”和“人权”两大问题发表了演讲，陈军把“五四运动”同“西单民主墙”作了类比。方励之说：“希望企业家作为中国的新生力量，同先进的知识分子结合起来，为争民主而斗争。”2月16日，陈军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广为散发方励之致邓小平的信，以及陈军等33人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共中央的信，要求实行大赦，释放严重触犯刑律的魏京生等所谓“政治犯”。2月23日，台湾《联合报》发表《大运动的开端，大冲击！》的文章说：“纽约发宣言，北京公开信，神州春雷动，民主浪潮涌。”2月26日，张显扬（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研究员）、李洪林（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包遵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戈扬等42人，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也要求释放所谓的“政治犯”。此后，北京一些大学陆续出现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量大小字报和集会。比如，3月1日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同时出现《讨邓檄文 告全民书》的大字报，胡说什么“共产党的政治就是空谈、强权、独裁、武断”，公然要求“取消党派，解除四项原则”。3月2日北京大学贴出题为《为中国人悲哀》的小字报，叫喊打倒“专制”和“独裁”。3月3日清华大学等院校出现署名“中国民主青年爱国会筹委会”写的《致广大青年学生的一封信》，鼓动“在爱国主义民主战士方励之的领导下，参加到‘民主、自由、人权’的激流中去”。3月29日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广为张贴方励之给香港《明报》写的《中国的失望和希望》一文，宣称社会主义已经“彻底丧失了吸引力”，要组成政治上的“压力集团”，去实行“政治民主和经济自由的改革”。他所说的“改革”，实际上就是全盘西化的代名词。4月6日北京大学贴出一份题为《时代的召唤》的大字报，以完全否定的态度提出了“社会主义还有没有存在的合理性”以及“马列主义到底还适合不适合我国的国情”的问题。4月13日北京邮电学院等校收到署名“广西大学学生会”写的《告全国大学生书》，号召“高举胡耀邦的画像和‘民主、自由、尊严、法治’的大旗”，来纪念“五四”青年节。与此同时，在北京的一些高等院校，所谓的“民主沙龙”、“自由论坛”以及各式各样的“研究会”、“讨论会”、“演讲会”纷纷出现，仅北大学生王丹主持的“民主沙龙”一年就搞了17场讲座，活动十分频繁。他们曾经把原非法组织“人权同盟”的头头任畹町请去，围绕所谓“新权威主义与民主政治”，散布了许多谬论。他们曾在塞万提斯像前举办讨论会，公开宣称“要废除一党制，让共产党下台，推翻现政权”。他们还把方励之的妻子李淑娴请去，充当他们的“军师”。李淑娴煽动说：“要使民主沙龙合法化”，“要经常在这里集会”，“要取消北京市关于游行的十条规定”。所有这些，都为后来发生的动乱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香港《明报》载文评论说：“中国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争取人权而发起的串联与签名运动，已对学生产生极大影响，他们早已在酝酿于‘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纪念日采取大规模的行动表达对当局的不满。胡耀邦的猝然去世，则犹如装满火药的桶里扔了一根火柴。”总之，在极少数人的预谋、组织和策划下，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形势。
    二、学潮从一开始就被动乱的组织者所利用
    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使酝酿已久的学潮和动乱提前爆发。广大群众和青年学生悼念胡耀邦同志，表达了深切的哀思，各高校也为学生的悼念活动提供了条件。但是，极少数人却利用这个时机，以“悼念”为借口，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学潮从一开始就被极少数人所操纵和利用，具有了政治动乱的性质。
    这场动乱，首先表现在大量的大小字报、标语、口号、传单和挽联等，对党和政府进行了肆意的攻击和诋毁，公然号召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现政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院校的一些大小字报，有的谩骂共产党是“一代奸党”，“是个即将溃灭之组织”；有的攻击老一辈革命家是“朽翁听政”、“独裁集权”；有的指名道姓地逐个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胡说什么“不该去的去了，该死的却没死”；有的要求“撤换无能政府，推翻专制君主”；有的要求“取消共产党，实行多党制”，“取消各团体、军队、学校、单位的党支部和政工干部”；有的发表《私有制宣言》，号召“早日敲响公有制的丧钟，去迎接共和国新的明天”；有的还提出要“邀请国民党回大陆，建立两党政治”，等等。许多大小字报用不堪入耳的语言，诬蔑邓小平同志，叫嚷“打倒邓小平”。
    这场动乱，从一开始就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尖锐对立。动乱策划者们这个期间提出的纲领性口号，无论是通过非法学生组织的头头王丹在天安门广场首先提出的“九条要求”，还是后来提出的“七条”、“十条”等等，其中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是，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二是，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反自由化中所谓“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昭雪。这两条的实质，就是要在中国取得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实现资本主义化的绝对自由。同这种要求相配合，一些知识界的所谓“精英”分子，也就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极少数人，在此期间也组织种种座谈会，利用舆论阵地大肆宣传，其中最突出的是《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杂志社4月19日在北京召开的座谈会。这个座谈会由戈扬主持，参加的有严家其、苏绍智、陈子明（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刘锐绍（香港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等人。他们议论的中心也是两个，一是为胡耀邦“平反”，二是为反自由化“翻案”，并且明确表示支持学生的游行示威，说什么由此“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后来，当上海市委作出整顿《世界经济导报》的正确决定之后，一贯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赵紫阳同志不仅不予支持，反而指责上海市委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动了”。
    这场动乱，还表现为在极少数人的挑唆和策划下，许多行为都是极其粗暴的，是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法律和法规的，是严重反民主反法制的。他们不顾宪法对“四大”的废除，不听劝阻，在校园内铺天盖地地张贴大字报；他们不顾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游行的十条规定，不经申请批准，连日不断地举行大游行；他们在4月18日和19日深夜接连冲击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新华门，并且呼喊“打倒共产党”的口号，这是“文化大革命”中都未曾发生过的事情；他们违反天安门广场的管理规定，多次强行占据广场，4月22日那一天几乎造成胡耀邦同志追悼会无法正常进行；他们无视北京市的有关法规，不经登记就成立了“团结学生会”（后改名为“高等院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等非法组织，并且向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合法的学生会和研究生会“夺权”；他们不顾法纪和校纪，抢占办公室，抢占广播站，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在校园里造成了严重的无政府状态。
    大量制造谣言，蛊惑人心，煽动群众，是极少数动乱组织者和策划者采用的另一个重要手法。学潮之初，他们就造谣说，“李鹏在政治局会议上大骂胡耀邦，胡是被气死的”，诱导人们把矛头指向李鹏同志。事实上，那次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是教育问题，当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同志正在就有关文件作说明时，胡耀邦同志突然心脏病暴发，立即就地进行抢救，缓解后被送进医院，根本没有什么生气的事。4月19日夜间，一位师大外语系的女学生在参加晚会后回校途中，被无轨电车撞伤，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有人就造谣说：“共产党的军警开车轧死了学生”，使一些不明真相的学生情绪激动。4月20日凌晨，我公安干警将冲击、围堵新华门的学生强行带离现场，用公共汽车送到北京大学，又有人造出了所谓“4·20血案”的谣言，说什么“警察在新华门打人，不光打学生，还打了工人、女人和小孩”，“一千多名科技工作者倒在血泊中”，搞得一些人的情绪更加激愤。4月22日，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结束，李鹏等中央领导同志离开人民大会堂之后，有的人为了制造攻击李鹏同志的口实，又精心策划了一场骗局。他们先是造谣说“李鹏总理答应12点45分出来接见广场上的同学”，接着就由3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台阶上跪递“请愿书”，然后又宣称“李鹏临时变卦，拒不接见，欺骗学生”，煽动起广场上数万学生的强烈不满，几乎造成冲击人民大会堂的严重事件。由于这些谣言的蛊惑和挑唆，大大激化了青年学生同政府的对立情绪。极少数人就利用这种情绪，提出了“和平请愿，政府不理，通电全国，统一罢课”的口号，造成北京6万高校学生罢课的严重局面，许多外地高校也相继罢课，使学潮升级，动乱扩大。
    这场动乱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已经不局限于高等学校，也不局限于北京地区而是向着全社会和全国各地扩散。胡耀邦同志追悼会结束后，一些人到中学、工厂、商店、农村串联，上街演讲，散发传单，贴标语，搞募捐，千方百计扩大事态。有的中学出现了“罢课罢考万岁”的大字报，有的工厂贴出了“联合工农，打倒暴政”的传单。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还提出了“南下北上，东来西走”的口号，企图发动全国性的大串联。南京、武汉、西安、长沙、上海、哈尔滨等地的高校都发现从北京去的学生，天津、河北、安徽、浙江等地的学生也到北京参加游行。在长沙、西安等地，发生了严重打、砸、抢、烧的违法犯罪活动。
    这场动乱一开始就有海外、国外各种政治势力插手。国民党豢养的反动组织“中国民主联盟”成员胡平、陈军、刘晓波等人，联名从美国纽约发出了《致中国大学生公开信》，要参加学潮的学生注意“巩固在这次活动中建立起来的组织联系，力求以一个坚强的群体进行有效的活动”，“应把彻底否定1987年反自由化运动作为突破口”，“加强与各种新闻媒介的联系”，“加强与社会其他各界的联系”，“在运动中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参与”。“中国民主联盟”的两个头头王炳章和汤光中还急急忙忙从纽约飞往东京，企图闯回北京，直接插手这场动乱。一些主张在中国实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海外华人知识分子，特邀方励之领衔，从哥伦比亚大学发回了《敦促中国大陆民主政治宣言》，鼓吹“人民必须拥有对执政党的选择权”，煽动人们推翻共产党。一个化名“红岩”的人从美国用传真电话发回“修改宪法的十条意见”，提出全国和各级人大代表以及各级法院的法官，都应“由无党派候选人中选举产生”，企图把共产党从国家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中彻底排除出去。一批身居美国的原“中国之春”成员，匆匆忙忙地组成了“中国民主党”，向北京一些大学发出了《告全国同胞书》，煽动学生“要求保守派的官僚们下台”，“促使中共结束其专制统治”。港台、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一些反动政治势力，也通过各种渠道，采用各种手段，纷纷介入。一些西方通讯社表现了异乎寻常的热心，特别是“美国之音”，每天用三种节目，花十多个小时，向中国大陆进行喋喋不休的报道，造谣惑众，煽风点火，为这场动乱推波助澜。
    以上大量事实说明，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学潮，而是抱有明确的政治目的，背离了民主和法制的轨道，运用卑劣的政治手段，煽动大批不明真相的群众和学生，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地挑起的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如果不是这样从本质上分析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会犯极大的错误，就会在斗争中陷于极大的被动。
    三、《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对动乱的定性是正确的
    从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到4月22日治丧结束，赵紫阳同志对悼念活动期间出现的日益明显的动乱迹象一直采取容忍和放纵的态度，助长了动乱的形成和发展。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中央和北京市许多同志都感到事情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多次向赵紫阳同志提出，中央应有明确的方针和对策，以便迅速制止事态的发展，但他始终回避对事情的性质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讨论。胡耀邦同志追悼会结束后，中央的同志再次建议在他4月23日出访朝鲜前开一次会，但他不仅拒不接受，反而若无其事地打高尔夫球去了。由于他采取这样的态度，使党和政府丧失了制止动乱的时机。
    4月24日下午，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向万里同志作了汇报。在万里同志的建议下，当天晚上由李鹏同志主持，政治局常委对事态的发展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会议一致认为，当时的种种事态表明，在极少数人的操纵和策动下，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会议决定在中央成立制止动乱小组，同时要求北京市委和市人民政府放手发动群众，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力争尽快平息动乱，稳定局势。次日上午，邓小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对中央常委的决定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对动乱的性质作了深刻分析。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不是一般的学潮，而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大大地提高了广大干部的认识，增强了大家平息动乱、稳定大局的信心和勇气。《人民日报》4月26日的社论，体现了政治局常委的决定和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指明了动乱的性质。同时，明确地把极少数动乱组织者和策划者同广大青年学生区别了开来。社论的发表，使绝大多数干部感到心里有了底，行动有了方向，可以旗帜鲜明地开展工作了。
    《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之后，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中共北京市委和市人民政府接连召开党内外各种会议，坚持原则，统一认识；运用各种形式澄清谣言，安定人心；支持学校领导、党团员和学生骨干大胆工作，对参加游行示威的学生进行劝阻和疏导；积极开展各种对话活动，努力争取群众。国务院发言人袁木等同志同学生的对话，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同学生的对话，中共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主要领导同志同学生的对话，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同时，认真做好工厂、农村、商店、中小学和街道的工作，稳住大局，防止动乱向社会蔓延。各省、市、自治区也按照社论精神，抓紧做好本地区的工作，防止北京事态的影响向外地扩散。
    由于4月26日社论旗帜鲜明，使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被迫在策略上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社论发表前，大量的标语，口号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社论发表后，4月26日，非法组织北京“高自联”就发出了改变策略的“新学联一号令”，要求4月27日“在拥护共产党的旗帜下游行到天安门”，规定的口号包括“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维护宪法”等，并且在方励之的授意下，把“打倒官僚政府”、“打倒腐败政府”、“打倒独裁统治”等颠覆性的口号改成了“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权”等各界群众赞同的口号。日本时事社这时从北京发出一则题为《年轻官员结成支持民主化集团》的报道，把所谓“赵紫阳智囊团”里的一些人物称之为“中共中央和政府的年轻官员”，说他们“频繁地接触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等参加游行的北京市内的各大学的新自治会代表，给学生们出主意”，在27日的大游行中，学生们举着“‘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等标语，这也是遵照了这个集团的指示”。学潮的头头们原来打算要“百日游行，无限期罢课”，社论发表后，这个劲头没有了。5月4日同4月27日的游行相比，学生人数由3万多人减少到不足2万人，围观的群众也大为减少。“五四”游行之后，经过各高校党政领导做工作，80%的学生都复了课。全国各地在《人民日报》“4·26”社论发表后，局势也迅速趋向平稳。显然，再做一些工作，这场由极少数人利用学潮引起的动乱就有可能得到平息。大量事实说明，《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是正确的，它的确起到了稳定首都、安定全国的作用。
    四、赵紫阳同志“五四”讲话是动乱升级的转折点
    在动乱接近平息的时候，作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赵紫阳同志，却采取了出尔反尔、反复无常的态度。本来，在他出访朝鲜期间，政治局常委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就打回电报，明确表示“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4月30日回国之后，他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还再次表示，同意小平同志的讲话和4月26日社论对动乱的定性，认为前段对学潮的处理是好的。但是，没过几天，他却在5月4日下午接见亚洲银行年会代表时，发表了一通同政治局常委决定、邓小平同志讲话和社论精神完全对立的意见。第一，在已经出现明显动乱的情况下，他却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第二，在大量事实已经证明动乱的实质是否定共产党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他还坚持说“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第三，在已经有种种事实说明极少数人利用学潮策动动乱的情况下，他还只是说“难免”“有人企图利用”，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央关于极少数人已经在制造动乱的正确判断。赵紫阳同志的这番讲话，是鲍彤事先为他起草好的。鲍彤还要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当天下午就立即广播，并且要连播3天；又要求《人民日报》次日在头版显著地位发表，同时要大量刊登各方面的正面反映。而对不同的意见不仅扣住不发，甚至不许在内部参考读物上发表。赵紫阳同志的这番讲话，经过《人民日报》及某些报纸的大肆渲染，在广大干部、群众中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给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撑了腰，壮了胆，打了气。
    赵紫阳同志的讲话同中央的方针截然不同，这一点不仅在国内引起广泛议论，连国外的舆论都看得清清楚楚。路透社在一篇报道中说，赵的讲话“与一周前对学生们的严厉谴责形成了鲜明对照”，是对“上周的判断的一大修改”。法国《世界报》5月6日也载文指出，“这位党的首脑（指赵紫阳）似乎已出色地使形势的发展变得对他有利了”。这篇讲话抛出之后，各级领导干部、党团员和群众中的骨干，尤其是高校的同志，思想上感到迷惑不解，工作上感到无所适从，许多人都表示反对。有的人说：“中央出了两个声音，谁对谁错，以谁为准？”有的说：“要我们同中央保持一致，同哪个中央保持一致？”有的说：“紫阳在上边当好人，我们在下边当恶人。”学校干部和学生骨干普遍认为“被出卖了”，心情十分沉重，有的伤心得流下了眼泪，学校工作完全陷于被动。当时，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的处境非常困难，明知道中央的意见不一致，对下还要违心地说是一致的，只不过是“侧重点不同”。许多事情需要向中央请示，而作为总书记的赵紫阳同志却迟迟不召开会议。在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的强烈要求下，5月8日勉强开了一次会，但根本不听北京市的汇报。会上有的同志反映，赵紫阳同志5月4日的谈话与4月26日的社论精神不一致，他声色俱厉地说：“我讲错了我负责任。”在另一次会上，有的同志反映，第一线工作的同志都说“被出卖了”，赵紫阳同志生气地责问：“谁把你们出卖了？只有文化大革命才有人被出卖。”当时，上上下下有不少人同港台报纸相呼应，一而再再而三地攻击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等在第一线工作的同志，连游行的痞子也高呼口号：“北京市委，谎报军情，欺骗中央，罪责难逃。”大家眼看着事态越来越恶化，有些措施想办也办不了。
    同上述情况相反，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却从赵紫阳同志的谈话中受到了鼓舞。严家其、曹思源（四通公司发展研究所所长）等人说：“现在出现了转机，要发动知识界支持赵紫阳。”张显扬说：“不是说要利用学生吗，赵紫阳现在就是要利用一下了。”在赵紫阳同志的鼓动和少数人的策划下，北京大学和师范大学“自治会”的头头当晚就重新宣布罢课，许多学校也相继宣布继续罢课，并且组织了“纠察队”，禁止愿意复课的学生去教室上课。接着，游行示威的浪潮又重新掀起。5月9日，30多家新闻单位的数百名新闻工作者上街游行，递交请愿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师范大学、政法大学等十多所高校的上万名学生又上了街，示威游行，声援记者，散发传单，鼓动罢课绝食。从此，事态骤然逆转，动乱重新走向高潮。在北京的影响下，外地已经平稳下来的局势又重新紧张起来。赵紫阳同志讲话之后不久，5月9日、10日，山西太原就发生了大批游行示威的学生冲击省委、省政府，冲击当时正在举行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和民间艺术节的事件，在国内和国际上都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五、以绝食相要挟，使动乱更加扩大
    善良的人们提出，学生闹得这么凶，是不是政府对他们理解不够，体谅不够，让步不够？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从动乱一开始，党和政府就充分肯定了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忧国忧民之心，充分肯定了广大青年学生提出的促进民主、深化改革、惩治官倒、消除腐败的要求同党和政府的愿望是一致的，并且希望通过民主和法制的正常程序解决问题。但是，这种良好的愿望并没有得到积极的响应。政府提出，希望通过多渠道、多层次、多种形式的对话，来沟通思想，增进理解，而非法学生组织却对对话条件提出了很高的价码。他们要求，对话的对象“必须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以上的人员”，每次对话“必须出具联合公告，由双方共同签字”，对话要由“政府和学生代表分别指定地点轮流举行”。这哪里是什么对话，完全是摆出一副要同党和政府进行政治谈判的架势。特别是赵紫阳同志的“五四”讲话以后，极少数人更是利用这一时机，把党和政府的克制视为软弱可欺，要价更高，条件更苛刻，使动乱不断加温，步步升级。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党和政府仍然采取了十分容忍和克制的态度，希望继续保持对话的渠道，以利于教育群众和争取多数。5月13日凌晨2时，“高自联”的头头提出了对话的要求，凌晨4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就答复同意，但天明之后，他们又自食其言，取消了这次对话。5月13日上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信访局再次通知他们，决定于15日同学生进行对话。他们一方面表示同意，一方面又在参加人数上大作文章，先是提出了一个20人的名单，政府同意后，又要求增至200人，还没有等到充分商量，就指责“政府对话毫无诚意”，在接到对话通知仅4小时之后，就急急忙忙抛出早已准备好的《绝食宣言》，发动了一场历时7天、前后有3000多人参加的大绝食，从此长期占据了天安门广场。“高自联”的头头王丹说，选在13日开始绝食，“正好可以借戈尔巴乔夫访华压他们”。极少数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把绝食学生当“人质”，以他们的生命为赌注，采取极其恶劣的手段要挟政府，使动乱更加严重。
    在学生绝食过程中，党和政府继续保持了极其克制的态度，竭尽全力，在各方面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首先是学校工作人员、各级领导干部直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对他们进行思想疏导。其次是协助红十字会，先后调配了100多辆救护车，抽调了数百名医护人员，昼夜守护在绝食现场，并动员52家医院腾出近2000张病床，保证因绝食休克或致病的学生及时得到救护和治疗。三是提供各种物资，尽可能减少绝食学生的痛苦和保障他们的安全。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抽调干部、工人和车辆，通过红十字会，昼夜为绝食学生运送饮水，提供食盐和食糖；环卫局调出了洒水车，配备了脸盆、毛巾，供绝食学生洗漱；医药公司调来充足的防中暑、防感冒、防腹泻剂，交由红十字会分发；食品部门运来大量饮料、面包等，以备紧急抢救学生时使用；商业部门调运了6000顶草帽，北京军区应北京市要求送来1000条棉被，供绝食学生白天避暑，晚上御寒；为保持绝食现场的卫生，搭起了临时冲洗厕所，环卫工人还趁深夜进行了绝食现场的大清扫；18日大雨前，又从公共交通总公司抽调78辆大客车，从物资局调来400多块厚木板，供绝食学生避雨、隔潮。在长达7天的绝食期间，没有发生一起学生因绝食而死亡的事件。但是，所有这些，都没有得到任何积极的反响。事实一再教育人们，极少数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是执意同我们作对到底的，容忍一千遍，退让一万步，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事态急剧恶化的情况下，赵紫阳同志不仅没有做他应当做的工作，反而煽动新闻界，进行错误的舆论导向，把已经恶化的局面搞得更加难以收拾。5月6日，赵紫阳同志对当时中央主管宣传和思想工作的胡启立、芮杏文同志说，对学潮的报道“放开了一点，游行作了报道，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甚至还说：“面对国内人心所向，面对国际进步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在这里，他竟把反共反社会主义逆流称之为“国内人心所向”和“国际进步潮流”。他的这番指示，当天就向首都主要新闻单位作了传达，随后又作了多次部署。这样，《人民日报》等许多中央报刊便对游行、静坐、绝食等采取了充分肯定、积极支持的态度，进行了连篇累牍甚至言过其实的报道，连香港报纸也对这种奇特的现象表示惊讶。
    在舆论的错误引导下，从5月15日开始，上街游行声援学生的群众一天比一天多，声势一天比一天大，从几万人、十几万人发展到几十万人，全国各地还有20多万学生赶来声援。一时间，似乎不参加游行就是“不爱国”，不表示声援就是“不关心学生的死活”。在这种情况下，绝食的学生骑虎难下，欲罢不能。许多教师和学生家长给领导机关和新闻单位写信、打电话，要求报社、电台、电视台不要把绝食的学生逼上死路，要求发发善心，救救孩子，停止这种“杀人舆论”，但没有得到什么效果。由于学生绝食和市民游行，首都北京的社会秩序陷于一片混乱，举世瞩目的中苏高级会晤受到严重干扰，一些活动日程被变更，有的被取消。与此同时，全国各大城市乃至所有省会城市游行的人数急剧增加，一些中小城市也出现了游行，波及面如此之广，骚扰如此之严重，是建国以来没有过的。
    为了给学生撑腰打气，给动乱火上浇油，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所谓“精英”，纷纷赤膊上阵，走上前台。5月13日晚，严家其、苏绍智、包遵信等人在北京大学贴出《我们再也不能沉默了》的大字报，动员知识分子参加他们发起的声援学生绝食的大游行。5月14日，严家其、包遵信、李洪林、戴晴（《光明日报》记者）、于浩成（原群众出版社社长）、李泽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苏晓康（北京广播学院讲师）、温元凯（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刘再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等12人又发出《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要求宣布这次动乱是“爱国民主运动”，要求宣布非法的学生组织为合法，说如果不能实现要求，他们也将参加绝食。这个呼吁，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在中央电视台公开播出。这些人还多次到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说，进行煽动，诬蔑我们的政府是“无能的政府”，说什么由学生绝食“看到了中国的光辉前程”。接着，又组成了非法的“首都知识界联合会”，发表了《5·16声明》，倒打一耙地威胁说，政府如果不接受极少数人的政治要求，“将极可能把一个很有希望的中国引向真正动乱的深渊”。
    在事态一天比一天严重的情况下，赵紫阳同志利用5月16日会见戈尔巴乔夫的机会，有意识地把斗争矛头引向邓小平同志，更使局势进一步恶化。他在会见时，一开头就说：“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他还说，这是他“第一次”公开透露了中国党的这个“决定”。第二天，严家其、包遵信等人就发表了极其猖狂恶毒的《5·17宣言》。他们咒骂说：“由于独裁者掌握了无限权力，政府丧失了自己的责任，丧失了人性”，“清王朝已经死亡76年了，但是，中国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他们毫无掩饰地说，“昨天下午，赵紫阳总书记公开宣布，中国的一切决策，都必须经过这位老朽的独裁者”。他们声嘶力竭地叫嚷：“老人政治必须结束！独裁者必须辞职！”对于这种极其反动的叫嚣，港台的一些报刊也遥相呼应。香港的《快报》于5月18日发表《倒邓倒李不倒赵》的文章，说什么“赵紫阳的讲话充满暗示，现时国内的乌烟瘴气，全因邓小平掌舵而起”，“现今群情汹涌要倒邓倒李，而赵紫阳所扮演的角色，可以说是呼之欲出了”。还说，“倘若倒邓成功，而中国的改革确能走上开明法治之途和实现民主，对香港来说，是一则喜讯”。在这一派呼啸声中，咒骂邓小平同志、攻击李鹏同志的标语、口号铺天盖地，有的要求“邓小平滚下台”，有的提出“李鹏下台，谢国安民”。在这同时，“拥护赵紫阳”、“赵紫阳万岁”、“赵紫阳荣升军委主席”等标语口号充斥于游行队伍和天安门广场。动乱策划者们企图借混乱之机，乱中夺权。他们散发传单，宣称成立“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筹委会”，要取代市人民代表大会，并鼓吹成立“北京区政府”，取代合法的北京市人民政府。他们攻击依法选举产生的国务院是“伪政府”，造谣说已有外交部等十几个部“宣布独立”，脱离国务院，世界上已有30多个国家同我国断交。他们还造谣说，“邓小平已下台”，于是就有人抬着棺材游行，烧毁邓小平同志的模拟像，在天安门广场燃放鞭炮庆祝他们的“胜利”。
    首都的局势越来越严重，无政府主义恶性泛滥，许多地方已陷入一片混乱和白色恐怖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党和政府如果还不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那么，就会再度严重贻误时机，进一步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这是广大人民群众绝对不会允许的。
    六、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正确措施
    为了保证北京市的社会安宁，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障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政府正常执行公务，在北京市警力严重不足，已无法维持正常的生产、工作和生活秩序的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9条第16项授予的权力，国务院决定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这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也是果断的、正确的决策。
    5月19日，中央召开首都党政军机关干部大会，宣布了进一步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的决策。赵紫阳同志顽固坚持同中央正确决策相对立的错误立场，既不同意和李鹏同志一道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也不同意主持大会，甚至连出席一下大会都不同意，把他同党闹分裂的态度公开暴露于全党全国和全世界面前。
    在这之前，5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了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问题，极少数掌握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出于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当天就泄露了戒严的机密。一名在赵紫阳同志身边工作的人对非法学生组织的头头说，现在军队要“镇压”你们，别人都同意，就是赵紫阳反对，你们要做好准备。17日晚，鲍彤召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部分人员，在泄露了即将戒严的机密之后，发表了“告别演说”，警告与会者不得把会上密谋策划的情况透露给别人，否则就是“叛徒”，就是“犹大”。5月19日，就是这个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副局长高山，赶到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向正在开会的人传达了所谓“上边”的指示。随后由陈一谘（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主持，用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等4家的名义，起草了《关于时局的6点声明》，在天安门广场进行了广播，并广为散发。《声明》要求，“公开高层领导的决策内幕和分歧”，要求“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召开中国共产党特别代表大会”，并且授意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要尽快结束绝食”，暗示政府将“采取极端举动（军管）”。接着，自称来自“体改委”的一些人窜到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讲，说什么“怀着极为悲痛极为愤慨的心情，公布一个绝对真实的消息，赵紫阳总书记已经被罢免”，呼吁全国罢工、罢课、罢市，煽动群众“立即行动起来，进行决死的斗争”。这个演讲，很快就被印成《人民日报号外》广为散发。当晚，在北京站广场等公共场所还发现题为《关于学运策略的几点建议》的传单，指示“目前绝食对话已不是我们的手段和要求，应当改为和平静坐，并旗帜鲜明地提出新的政治要求和口号，即：（一）紫阳同志不能走；（二）立即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特别会议；（三）立即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还说“对军队的到来不应采取惶惶不安、如惊弓之鸟的态度”，“这种对待军队的态度及方式，要在他们到来之前反复向同学们解释宣传”。最近一些已经被逮捕归案的“高自联”和“工自联”的头头也交代，5月19日下午4时许，有人自称中央某机关工作人员，拿着条子到“天安门广场指挥部”，透露了即将实行戒严的消息。正是极少数掌握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同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紧密结合，使他们得以及时调整策略，在当天晚上抢在中央召开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之前45分钟宣布把绝食变成静坐，造成既然学生已经停止绝食政府就没有必要戒严的假象，以迷惑群众；得以及时组织力量，裹胁不明真象的人，在各主要路口设置路障，堵截军车；得以继续组织舆论，混淆视听，扰乱人心。他们一面恶毒咒骂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说什么“我们不要邓小平的智慧和经验”，一方面大肆吹捧赵紫阳同志，说什么“党无紫阳，国无指望”，呼唤“还我紫阳”。他们还阴谋集结力量，搞更大的动乱，宣称要动员20万人占领天安门，要在5月20日组织全市性的总罢工，并且同19日赵紫阳同志称病请假3天相配合，扬言3天之后就要成立“新政府”。
    在极端紧急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国务院断然决定于20日上午10时起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以防止事态更加恶化，掌握制止动乱的主动权，给广大反对动乱、渴求安定的人民群众撑腰。但是，由于我们的决策事先被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所掌握，部队进城仍然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和阻挠。戒严的前夕和戒严后的头两天，所有的主要交通路口都被堵塞，220多辆公共汽车被劫持，当作路障，交通陷于瘫痪，各路戒严部队不能及时按计划进入指定地点。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驻地继续被围堵，街头煽动的演讲随处可见，制造谣言的传单比比皆是，数万人的游行示威接连不断，首都北京处于一片混乱和恐怖之中。随后几天，戒严部队采取不同的方式陆续进入城内，广大武警、公安干警排除万难坚持执勤，各城区和近郊区把工人、市民、机关干部组织起来，建立了约12万人的首都群众维持秩序工作队，各远郊县也出动了民兵，依靠军、警、民的协同努力，使首都交通运输和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有所好转，人心逐渐趋于安定。但是，极少数人制造动乱的活动一天也没有停止，推翻共产党领导的目标丝毫也没有改变，事态正在一天一天地向着反革命暴乱的方向发展。
    戒严之后，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继续占据天安门广场不走。他们要把广场作为所谓“学运乃至全民族的一个中枢”，一旦政府作出什么决定，就准备在广场上“作出强烈的反应”，“组成一个反政府的统一战线”。他们早就策划在广场挑起流血事件，认为“只要不撤离广场，政府就会进行镇压”，“鲜血可以促使人民觉醒，使政府分化瓦解”。为了支撑广场的局面，他们依靠海内外反动势力提供的资金，不断改善设施，装备先进的通讯工具，每日耗资10万余元，而且开始非法采购武器。他们依靠香港声援团提供的帐篷，在广场建立了所谓“自由村”，开办了所谓“民主大学”，声称要使它成为“新时代的黄埔军校”。他们还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树立了一个什么女神像，原来叫“自由女神”，后来又改名为“民主之神”，把美国的民主、自由作为他们的精神支柱。刘晓波等幕后策划者担心静坐请愿的学生难以坚持，就亲自走到前台，搞了一个4人参加的48小时至72小时的绝食闹剧，为青年学生加油打气。他们说：“只要广场的旗子不倒，就可以坚持斗争，辐射全国，直到政府垮台。”
    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利用政府和部队在戒严之后仍然采取的克制态度，继续组织各种非法活动。他们继“高自联”、“工自联”、“绝食团”、“天安门广场指挥部”、“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等非法组织之后，又相继建立了“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北京市民自治联合会”等非法组织。他们用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的名义，明目张胆地打电报给一些部队，挑拨离间，进行策反。他们组织专门的舆论班子，筹办地下报纸，从事颠覆政府的地下活动。他们结成死党，集体进行地下宣誓，声称“绝不出卖自己的良知，绝不向专制屈服，绝不向八十年代中国的皇帝称臣”。四通公司总经理万润南在国际饭店召集“高自联”的部分头头开会，提出了退出天安门广场的6个条件，即“军队回去，戒严取消，李鹏下台，邓小平、杨尚昆退休，赵紫阳复出”，并且准备组织所谓“凯旋在子夜的大进军”。特别严重的是，他们认为赵紫阳同志请病假离开总书记的岗位之后，从党内解决问题的希望已经渺茫，转而寄希望于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紧急会议。严家其、包遵信等致电人大常委会领导人，说什么“目前宪法受到少数人的粗暴践踏，我们紧急建议，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解决当前面临的严重问题”。在某位人大常委委员的支持和授意下，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发出《提议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紧急会议》的征询意见函，征集了部分人大常委的签名，并且向外地部分人大常委发了加急电报。他们采取阴谋手段，向一些人大常委发函、发电时，只讲建议开会，而不讲他们真正的主张，企图欺骗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志，甚至盗用他们的名义，强加于人，以售其奸。在办了这些事情之后，严家其、包遵信就在香港的《明报》上，发表了《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当前中国的问题——兼告李鹏书》，呼吁“每一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每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投下神圣的一票，废除戒严令，罢免李鹏总理职务”。
    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还肆无忌惮地挑动和组织暴力行动。他们纠集本地的流氓地痞、外地的流窜犯以及未改造好的刑满释放分子，网罗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刻骨仇恨的人，拼凑所谓“敢死队”、“飞虎队”、“义勇军”等恐怖组织，扬言要软禁、绑架党和国家领导人，要用“攻打巴士底狱”的方式夺取政权。他们散发煽动反革命武装暴乱的传单，鼓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号召组织“可能被称为人民军的武装力量”，“团结包括台湾国民党在内的各种力量”，“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旗帜鲜明地反对共产党和它的政府”。他们扬言，“秋后算账，非算不可”，要算党的帐，算政府的账，并且准备了要镇压的干部名单。香港《明报》还刊登了动乱组织者和策划者之一的刘晓波6月2日同一个所谓“大陆民运领袖”的“对谈”，公然叫嚷“期望赵紫阳复出，我们就必须在人民中组织武装部队”。
    动乱策动者的种种活动，都有雄厚的财力作后盾。除四通公司等单位给予几十万元的物质支援外，还得到海外敌对势力和一些组织与个人的财力物力支援。美国、英国和香港的一些人，给了上百万美元和数千万港币。这笔钱中的一部分，被用于破坏戒严活动，每一个参加设路障、堵军车的人，每天都可以得到30元的报酬。同时，他们还许下高价，收买暴徒，去烧军车和打解放军，许诺烧一辆军车给3000元，抓住或打死一个军人也给几千元。台湾一位军政要员发起了“送爱心到天安门”的运动，带头捐款10万元台币。国民党一个中委发起募捐1亿元台币，设立所谓“支援大陆民主运动基金”。台湾艺术文化界一些人发起“血脉相连声援大陆民主运动”。北京“高自联”致函“台湾艺文界朋友”，说什么“在此关键时刻，得悉台湾艺文界挺身而出”，“给予我们急需的物资和精神支持，我们对此表示由衷的感谢和敬意”。
    所有这些说明，极少数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制造的动乱，绝不象善良的人们想象的那样，只要政府做点让步就可以平息，或者只发布一个戒严令就可以解决问题。他们是横下一条心，要和海外、国外敌对势力联合起来，同我们死战到底的。一切一厢情愿的善良愿望，只会使他们更加放肆地向我们发动进攻。时间拖得越久，付出的代价越大。
    七、极少数人是怎样挑起反革命暴乱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担负着“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的神圣职责，而且担负着“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努力为人民服务”的崇高义务，这是宪法第29条明文规定了的。部队进城维护社会治安，正是执行宪法赋予的任务。
    5月20日宣布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之后，尽管遇到重重阻拦，部队仍然按照既定计划，采取不同的方式，陆续进入城内，到达一部分警戒部位。极少数暴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深知，如果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全部按计划到位，那么，他们正在从事的种种非法活动和反革命活动就无法再进行下去，他们的全部阴谋就将很快以失败而告终。于是，他们窥测时机，蓄意挑起事端，竭力使动乱加剧，最终发展成为一场反革命暴乱。6月1日，我公安机关收审了非法组织“工自联”的几个头头，他们就借机煽动一些人，包围和冲击了北京市公安局、市委、市政府机关和公安部。6月2日晚，中央电视台借用了10个月的武警部队的一辆吉普车，在返回原单位途中，由于车速过快，路面有水打滑，造成翻车事故，撞死了人，但没有一个是学生。这本来是一起交通事故，有关部门正在处理，而极少数人却有意把它同戒严部队按计划进城的行动联系起来，大造谣言，说是戒严部队的开道车故意轧死学生，鼓动不明真相的人，要抢夺尸体，举行抬棺大游行。一时间，人心浮动，气氛紧张。经过这样的煽动和鼓噪，暴乱的火就被他们点了起来。
    6月3日凌晨，当部分戒严部队按计划进入警戒目标的过程中，就有人有组织地煽动一些人在建国门、南河沿、西单、木樨地等路口阻拦大小车辆，设置路障，拦截军车、殴打战士，抢夺军用物资。曹各庄附近12辆军车被拦。从燕京饭店门前经过的战士被强行搜身。电报大楼前的军车轮胎被扎穿，并被隔离墩围住。
    拂晓前后，永定门桥头的军车被推翻。木樨地军车车胎被扎穿。朝阳门的400多名进城战士被歹徒用石块乱砸。六部口、横二条一带军车被拦截，战士被围困。
    早上7时左右，在六部口，有的歹徒钻进被围困的军车内，抢夺装有子弹的机枪。从建国门到东单，以及天桥附近，进城部队被零星隔断，遭到围攻、殴打。在建国门立交桥上，有些战士的衣服被扒光，有的战士被打得遍体鳞伤。
    上午，虎坊桥一带的进城部队被冲，战士遭痛打，有的被打瞎了眼睛。一些被打伤的战士在送往医院途中遭拦截，急救车车胎被放气，伤员被绑架。虎坊路至陶然亭21辆军车被围，在战士转移弹药时，前往护卫的民警被打伤。
    中午，被拦阻在府右街南口、正义路北口、宣武门、虎坊桥、木樨地、东四等路口的解放军战士，有的被打伤，有的钢盔、军帽、雨衣、水壶、挎包被抢。六部口一伙人截了一辆载有枪支弹药的军车，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多次解围均未成功。车上的枪支弹药如被抢走或发生爆炸，后果不堪设想。为了保护首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武警部队施放了催泪弹，驱散了人群，抢回了弹药车。
    在拦截、砸抢军车的同时，一伙暴徒围堵和冲击国家机关和重要部门。他们冲人民大会堂、冲中宣部、冲广播电视部，冲中南海的西门和南门。保卫这些机关的武警战士和公安干警数十人负伤。
    随着事态的急剧恶化，暴乱的挑动者更加猖狂。下午5时许，非法组织“高自联”和“工自联”的头头，在天安门广场分发了菜刀、匕首、铁棍、铁链子和带尖的竹竿，声言“抓住军警就要往死里打”。“工自联”大广播中大肆叫嚣，要“拿起武器推翻政府”。还有一伙暴徒纠集了上千人，推倒西单附近一个建筑工地的围墙，抢走大批施工工具和钢筋、砖块等，准备打巷战。他们的广播站不断播放如何制造和使用燃烧瓶、如何堵烧军车之类的“知识”，进行教唆和挑动。他们策划利用第二天是星期天的时机，煽动更多的人上街，发动更大规模的打、砸、抢、烧，造成一个群众暴动的态势，一举推翻政府，夺取政权。
    正是在这万分紧急的关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不得不下定决心，命令驻守在首都周围的戒严部队，强行开进，平息反革命暴乱。
    八、反革命暴徒是怎样残害解放军的
    自戒严以来，陆续进城的戒严部队根据中央的指示，始终保持高度克制的态度，尽量避免发生冲突。6月3日暴乱发生后，在部队进城前，为了避免伤害群众，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于晚6时半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全体市民要提高警惕，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上街去，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广大职工要坚守岗位，市民要留在家里，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这个《通告》，通过电台、电视台和各种广播器，进行了反复广播。
    6月3日晚10时前后，奉命向城内开进的各路戒严部队先后进入市区。但在各主要路口，都受到严重阻拦。即便在这种情况下，部队仍然采取了极其克制的态度。而反革命暴徒怀着对解放军的刻骨仇恨，却利用这种克制，发动了骇人听闻的打、砸、抢、烧、杀。
    22点至23点，从翠微路、公主坟、木樨地到西单一线，有12辆军车被烧。有些人用卡车运来砖头，向战士猛砸。一些暴徒把无轨电车推到路口，放火焚烧，阻断了道路。有的消防车赶去灭火，也被砸烂、烧毁。
    23点前后，虎坊桥3辆军车被砸，1辆吉普车被推翻。安定门立交桥军车被围堵。崇文门大街一个团的战士被围堵。建国门立交桥30辆军车被围堵。北京煤炭工业学校以西300多辆军车被围堵。为保证军车前进，有的战士和指挥员下车做疏导工作，被围攻殴打，有些被强行绑架，不知去向。被打伤的，有尉官、校官和将军。在南苑三营门受阻的军车，为避免冲突，往东绕行，至天坛南门再次被堵，许多军车被砸、被烧。珠市口一辆军车被堵后，一帮人爬到车上，下边有个干部模样的人劝他们下来，当即被痛打，生死不明。
    6月4日凌晨以后，焚烧军车的暴行愈演愈烈。在天坛东侧路、天坛北门、前门地铁西口、前门东路、府右街、六部口、西单、复兴门、南礼士路、木樨地、莲花池、车公庄、东华门、东直门，以及朝阳区的大北窑、呼家楼、北豆各庄，大兴县旧宫乡等地，数十个路口的数百辆军车，被暴徒用汽油、燃烧瓶和土制喷火器引燃，火光冲天，有的战士在车内被活活烧死，有的跳下车后被活活打死。有的地方，几辆、十几辆，甚至二三十辆军车同时被烧，一片火海。在双井路口，有70余辆装甲车被围，其中20余辆车上的机枪被暴徒拆掉。京原路口至老山骨灰堂以西，30多辆军车被暴徒付之一炬，现场浓烟冲天。有的暴徒手持铁棍，推着汽油桶，在路口堵截，见车就烧。多辆部队运粮车、被服车被暴徒抢劫，不知去向。有几名暴徒在复兴门立交桥一带，开着抢来的装甲车，边行进边开枪。非法组织“工自联”还在广播上宣称，他们缴获了一部军用电台和密码本。
    在砸毁、焚烧军车的同时，一些暴徒对民用设施和公共建筑物发动了攻击。西城区的燕山等商店的橱窗被砸。天安门前和毛主席纪念堂西侧的松树墙被点燃。一些公共电汽车、消防车、救护车、出租汽车被砸毁和烧毁。特别恶毒的是，一伙人驾驶一辆装满汽油的公共汽车驶向天安门城楼，企图放火烧毁城楼，在金水桥南被戒严部队及时截获。
    尤其不能令人容忍的是，暴徒们不仅疯狂攻击军车，大搞打砸抢烧。而且，对解放军战士发动了灭绝人性的残杀，手段极其凶暴野蛮。
    6月4日凌晨，东单路口一伙暴徒用酒瓶、砖头、自行车砸砍战士，许多战士血流满面。复兴门一辆军车被截，车上的某部管理科长、管理员、炊事员等12人被拉下车来，强行搜身，然后痛打，多人受重伤。六部口4名战士被围攻殴打，有的当场死亡。广渠门附近3名战士被痛打，只有一名被群众救出，两名下落不明。在西城区西兴盛胡同，有20余名武警战士被一伙歹徒毒打，有的被打成重伤，有的下落不明。护国寺一辆军车被截，战士被拉下来痛打后当作人质，一批冲锋枪被抢走。一辆装满砖头的汽车，由东交民巷开往天安门广场，车上的人高喊：“是中国人的上来，砸解放军去。”
    拂晓之后，残害解放军战士的暴行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武警一支队的一辆救护车，拉了8名受伤的战士送往附近医院时，被一伙暴徒拦住，当场就打死一名，还叫嚷要把其余的7名一齐打死。在前门大街的一家自行车店门前，有3名解放军战士被打成重伤，暴徒们围住狂叫：“谁敢救他们就打死谁。”在长安街上，一辆军车熄火，一二百名暴徒一拥而上，猛砸驾驶室，将司机活活砸死。西单十字路口以东30米处，一名战士被打死，又在尸体上浇汽油焚烧。在阜成门，一名战士被暴徒残害后，尸体被悬挂在立交桥的栏杆上。在崇文门，一名战士被一伙暴徒从过街天桥上扔下，浇上汽油，活活烧死，暴徒们狂叫，这是“点天灯”。在西长安街首都电影院附近，一名解放军军官被暴徒打死后，剖腹挖眼，把尸体挂在一辆正在燃烧的公共汽车上。
    在几天的暴乱中，被暴徒砸毁、烧毁、损坏的军车、警车和公共电汽车等车辆达1280多辆，其中军用汽车1000多辆，装甲车60多辆，警车30多辆，公共电汽车120多辆，其它机动车70多辆。一批武器、弹药被抢。戒严部队战士、武警战士、公安干警负伤6000多人，死亡数十人。他们为保卫祖国，保卫宪法，保卫人民，付出了鲜血甚至宝贵的生命。对他们的功绩，人民将永远铭记。
    如此惨重的代价，最有力地说明了戒严部队所采取的极大的容忍和克制态度。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军队。这支军队对敌人狠，对人民和，历来如此，他们在战争年代能够打败美帝国主义武装起来的国民党800万军队，打败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能够有效地保卫我们国家的神圣领土、领海和领空，为什么在平息反革命暴乱中却造成这么大的伤亡呢？为什么他们手中有武器，反而挨了打，甚至被打死呢？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是因为好人和坏人混杂在一起，使我们有些应该采取的断然措施难于出手”。这也正说明了人民解放军是热爱人民的，是不愿意误伤群众的。他们忍辱负重，从容赴死，正是人民军队本质的充分体现。否则，怎么可能造成这么大的伤亡和损失呢？这不正说明我们的军队为了保护人民而不惜牺牲自己吗？而最终为了平息反革命暴乱，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戒严部队在伤亡严重、忍无可忍、让无可让而又很难前进的情况下，经过一再警告，迫不得已奉命对空鸣枪开道，进行反击，击毙了一些肆虐的暴徒。由于围观的人很多，有的被车撞、人挤，有的被流弹误伤，有的被持枪歹徒击伤击毙。据现在掌握的情况，暴乱中有3000多名非军人受伤，200余人死亡，包括36名大学生。这当中，有罪有应得的暴徒，有被误伤的群众，还有正在现场执行任务的医护人员、联防人员和维护秩序工作队员等。对于被误伤的群众和执行任务中受伤害的人员，政府要认真地做好善后工作。
    由于“美国之音”造谣和一些人有意传谣，社会上一度盛传，戒严部队进城之后，“血洗天安门广场”，“有数千人甚至上万人倒在血泊之中”。真实情况是，戒严部队进入广场之后，凌晨1时半，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紧急通告：“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该立即离开，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这个紧急通告用高音喇叭，进行了反复播放，时间长达3个多钟头。这时，停留在广场上静坐的青年学生集中在广场南端人民英雄纪念碑一带。3时左右，他们经过内部磋商，派出代表向戒严部队表示，愿意自动撤出广场，戒严部队当即表示同意。凌晨4时半，广场上广播了戒严部队指挥部的通知：“现在开始清场，同意同学们撤离广场的呼吁。”同时，广播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关于迅速恢复天安门广场正常秩序的通告。停留在广场上的数千名青年学生听到通告后，打着各自的旗子和横幅等，两边布置了手拉手的纠察队，于5时左右离开广场。为了保证学生们的安全撤离，戒严部队在广场东侧南口开出了一条宽阔的通道，保证学生顺利、平安地离开。这时，还有一些坚持不走的学生，戒严部队按照“通告”要求，强制他们离开了广场。到5时半，清场任务全部完成。广场静坐的学生，包括最后被强制离开的，没有死一个人。有人造谣说，广场“血流成河”，自己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完全是胡说八道。
    以天安门广场重新回到人民手中和戒严部队全部到位为标志，首都反革命暴乱被一举粉碎。在平息反革命暴乱的过程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不怕牺牲，英勇战斗，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人民群众救护伤员、解救被围困的战士、积极配合和支援戒严部队，涌现出许多动人心弦的好人好事。由于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北京市的经济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其他方面的损失更难以用金钱来计算。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正在为挽回遭受的损失，进行艰苦的劳动。现在，首都各项秩序基本恢复正常，全国局势也较快地趋于平稳，这反映了中央的正确决策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但是，动乱和暴乱尚未彻底平息，极少数反革命暴乱分子不甘心灭亡，仍在进行种种破坏活动，甚至梦想卷土重来。
    为了取得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彻底胜利，我们要放手发动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清查反革命暴乱分子的工作进行到底。要彻底揭露动乱和暴乱的阴谋，依法惩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即那些长期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和搞政治阴谋的人，同海外、国外敌对势力相勾结的人，向非法组织提供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以及制造打、砸、抢、烧、杀等种种暴行的刑事犯罪分子。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通过坚决果断、艰苦细致的工作，集中打击极少数首恶分子和拒不改悔的顽固分子，尽力扩大教育面和团结面。在此基础上，依靠广大群众，努力增产，厉行节约，艰苦奋斗，尽快把动乱和反革命暴乱造成的损失全部夺回来。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和委员：
    我国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正义斗争，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政府和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但是，在国际上也有一些国家，主要是美国和西欧某些国家，歪曲事实真相，进行造谣中伤，甚至对我实行种种的所谓谴责和制裁，掀起反华浪潮，粗暴干涉我国内政。对此，我们深表遗憾。对于一切外来压力，我国政府和人民过去没有屈服过，现在不会屈服，永远也不会屈服。谣言必将破产，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我国将毫不动摇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我国将一如既往地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世界发展继续作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