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角穿越到晚清 成了光绪皇帝 把慈禧推下水淹死小说 还是个小孩子_百度宝宝知道若风瞬间爆炸ps图片手机观看-韩服lol怎么进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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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C) , All Rights Reserved.百年恍如梦：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的临终时刻　　　　文\金满楼　　　　（笔者按：光绪皇帝去世时为日，慈禧太后于次日去世，距今已是100年。100年的时间并不算长，但如今却早已是天翻地覆般的沧桑变化。）　　　　据清人野史《十叶野乘》中记载，1908年七月的一个傍晚，天色渐暗，有个名叫赵士敬的士人和一群朋友吃完了饭，大家正坐在一起谈天说地的时候，突然窗外有大光亮，同时空中还伴有隆隆霍霍的响声，似雷非雷，似鸟飞鸟。这时，院子外面的仆人大叫：“呀，这么大的一个流星啊！” 赵士敬等人听后，都急忙出屋观看。大家出来后，只见天上真有一颗大流星从西北掠过，声音如雷，尾长数十丈，极为耀眼，且速度很慢。伴着爆裂的声响，这颗大流星飞向东南方向陨落。由于持续时间长，当时看见这颗大流星的人很多，大家在一起议论纷纷，有人说这是紫微星堕落，恐怕这年要出大事了。　　　　果不其然，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日）的傍晚，年仅三十八岁的光绪在中南海瀛台涵元殿黯然离开人世。那天早晨，御医周景焘曾入内看脉，据他说，当时看见“光绪仰卧在床上，瞪目指口，大概是想吃东西，而那时身边一个太监都没有。就连寝宫里的器皿，也都被太监们盗窃殆尽，只剩下一个玉鼎”。颇为凄惨的是，光绪临终前，没有一名亲属及大臣在身旁，等到被人发现的时候，早已死去多时了。 　　　　而据《清光绪外传》中说，十月初十是慈禧太后的生日，身体虚弱的光绪前去给慈禧太后贺寿。进门前，有值班的太监窥见光绪正扶着近侍的肩膀，在做疏松筋骨的动作，大概他担心给慈禧太后跪拜的时候爬不起来了。但正要进去的时候，太监传来慈禧的懿旨说：“皇帝卧病在床，免率百官行礼，取消贺拜仪式。”　　　　原来，慈禧太后当时也快不行了，她当时患有痢疾，拉肚子已经有一两个月。慈禧太后毕竟年事已高，经这么一折腾，也已是日薄西山，奄奄一息。听到这个消息后，光绪便返回知己寝宫，心情似乎还不错。于是便有太监跑去密告慈禧太后说，皇上听说太后病重，脸有喜色。　　　　慈禧太后听后勃然大怒：“我不能死在你前头！”随后的几天，慈禧太后和光绪的病情都无任何好转的迹象，太监和宫女们个个脸色阴沉，整个皇宫一片悚然。七月十八日，庆亲王奕劻奉慈禧太后之命，前往普陀峪的陵区视察寿宫，也不知道当时是慈禧估计自己不行了，还是觉得光绪不行了，或者觉得两个人都不行了。　　　　七月十九日，皇宫禁门开始增加卫兵，凡是出入宫的人都要检查，当时都传慈禧太后和光绪都随时可能挂掉，宫中气氛非常紧张。二十一日，隆裕皇后去寝宫看光绪的时候，光绪早已死去多时，当时竟然无人知道。隆裕皇后心里害怕，大哭而出，奔到慈禧太后那里告知光绪已死。慈禧太后听后，也只是长叹一声---这次她又比光绪稍胜一筹。　　　　随后，光绪的遗体被早已准备好的吉祥轿抬到乾清宫，由于光绪死前没人在身边，当时也没有换寿衣，正当隆裕皇后指挥那些太监七手八脚的安顿光绪遗体时，一太监急匆匆的赶过来说，慈禧太后也已经不行了，隆裕皇后慌得不行，又丢下光绪的遗体，带着太监们急急忙忙往慈禧太后那里赶。当时太监李莲英看见光绪的遗体放在殿中无人看管，心有不忍，便对身边的小太监说：“我们先把皇上弄弄好吧？”最后在李莲英的指挥下，光绪的遗体这才被草草料理好放进梓宫。　　　　就在隆裕皇后为光绪遗体穿衣的时候，慈禧太后也撒手人寰，死在了中南海仪鸾殿内，终年七十四岁。慈禧的死亡时间是在光绪死去的第二天下午，两者相差不到一天。　　　　《清光绪外传》是清宫野史，不可全信，但也透露了部分的真相。戊戌政变之后，这两个大清帝国的权力象征者和实际掌握者一直是矛盾重重。光绪和慈禧太后姨甥血亲，据宫内太监称，光绪在宫中一直叫慈禧为“亲爸爸”。但是在政治上，他们又是竞争对手。在这场皇宫的权力斗争中，光绪从小就一直处于劣势，在最后的十年中更是郁郁寡欢，饱受打击。到最后，两人的竞争变成了身体和生命存续的竞争，体弱多病的光绪和年迈衰败的慈禧展开了一场时间上的持久战。　　　　1908年，两人都已经意识到自己不行了，但却盼着对方先死。十月十六日在西苑勤政殿，是慈禧太后和光绪最后一次召见大臣，据那天被召见的新任直隶提学使傅增湘说，“太后神态疲惫，据说几个月的痢疾腹泻不止。而皇上脸色晦暗，说话声音无力，靠座位中间垫了几个靠枕，才勉强支持”。看来，两人在这个马拉松式的争夺中都已经是筋疲力尽，随时都有可能会倒下其中的一个。　　　　很可惜，先倒下的却是光绪。光绪终生活在慈禧太后的阴影下，而死亡之日又恰在慈禧咽气的前一天。对此，朝野人士议论纷纷，猜测里面可能的隐情，而这或许又是一个千古难解的宫闱疑案了。当时被怀疑的对象，不仅仅包括慈禧，或许还有袁世凯、李莲英等都有可能。但是，这件事情查无对证，又旷隔多年，到底是怎么回事，也很难说清楚。　　　　据清宫太监的回忆录《清宫琐谈》中说：光绪在弥留之际，当时在瀛台侍疾者共六名，其中两人饿死，剩下几人食不果腹，“因饿失血者又凡三人”。光绪在死前曾在床上召唤医生周某，周某见光绪两眼瞪大，四次用手指口，知道光绪是饿急了，但环顾周围，实在是没有吃的。后来，光绪帝便渐无声息了。　　　　启功也曾谈及其曾祖溥良的一件往事：当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传出“快不行了”的消息后，时任礼部尚书的溥良和其它相当级别的官员也都昼夜守候在慈禧太后的寝宫之外，以防不测。大臣们都惶惶不可终日，就等着屋里一哭，外边就举哀发丧。当时由于慈禧太后得的是痢疾，从病危到弥留之际的时间拉得比较长，守候的大臣们时间长了，都有些体力不支，便也顾不得大臣的礼仪，或坐台阶上，或依靠在廊柱边，大家一副疲困不堪的狼狈相。就在宣布慈禧太后“驾崩”前，溥良见一太监端着一个盖碗从寝宫中出来，他便上前问这太监端的是什么，太监说：“这是老佛爷赏给万岁爷的塌喇（满语“酸奶”的意思）。”送后不久，就由隆裕皇后的太监小德张向太医院正堂宣布光绪帝驾崩了。而这边屋里的那位还捱了一段时间才算完，也不知道里面是真死了，还是密不发丧，非要等到宣布光绪死后才发丧。　　　　曾在宫中担任女官的德龄女士在《清宫二年记》、《瀛台泣血记》等书中，说是李莲英下毒害死了光绪。鉴于德龄走的是畅销书的模式，其作品往往拿清宫秘事哗众取宠，似不可信。况且，光绪从小就受李莲英看护，一直叫他“谙达”（师傅），并曾夸他“忠心事主”。光绪被囚瀛台后，其它太监慑于慈禧太后的淫威，不敢对光绪多有接近，唯有李莲英多方照顾，还经常到瀛台与光绪帝拆装钟表消遣。再有一事可以佐证，八国联军撤出北京后，慈禧一行人在回京途中，曾在保定驻跸。李莲英侍候慈禧太后睡下后，随后去光绪住处探望，只见光绪在灯前孤坐，无一太监值班。当时正是值隆冬季节，天寒地冻，光绪的房间竟然没有铺盖而无法入睡。李莲英见后抱着光绪的腿痛哭道：“奴才们罪该万死！”然后赶紧把自己的被褥抱过来给光绪。光绪后来回忆西逃的苦楚时也曾说：“若无李谙达，我活不到今天。”由此看来，说李莲英害死光绪似不可信。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则谈到，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时辜负了光绪的信任，在关键时刻出卖了皇上。袁世凯担心一旦慈禧死去，光绪帝决不会轻饶了他，所以就借进药的机会，暗中下毒，将光绪帝毒死。这种说法虽貌似事出有因，但以袁世凯当时的势力，毕竟还是难以接近宫廷，因而基本没有可信度。　　　　《花随人圣庵摭忆》里也为光绪喊冤，说光绪并非善终，但其怀疑的对象却指向了隆裕皇后和其宠信的太监小德张，而幕后的指使人可能暗指慈禧太后。隆裕皇后是慈禧的侄女，她和光绪的婚姻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作为当时后宫中的主要人物，隆裕皇后要搞点阴谋当然不是没有可能，但要说隆裕皇后能象她的那个姑妈那样心狠手辣，也不可信。　　　　最大的可能，光绪还应该是正常的病死。从历史记载来看，光绪的最后几年身患重病，郁郁寡欢，虽然有名医陈莲舫和施愚等人诊治，但当时已是病入膏肓，这些名医也大都束手无策。光绪本人对自己病情的恶化也极度焦虑，对那些御医们感到十分的失望。1908年五月二十六日，光绪见自己的病“屡易方药，仍属加重”，便斥责御医们说：“病势迁延，服药总觉无效，且一症未平，一症又起。”七月十七日，又说：“服药非但无功，而且转增，实系药与病两不相合，所以误事！”八月初七日，光绪更是大骂御医说：“每次看脉，忽忽顷刻之间，岂能将病详细推敲？不过敷衍了事而已。素号名医，何能如此草率！”光绪的焦躁和绝望，可见一斑。 　　　　据《死虎余腥录》中记载，1908年九月初的一天早上，慈禧太后与光绪在乾清宫临朝，召见了庆亲王奕劻、袁世凯等六位亲政大臣。光绪当时已经病得非常重，连听政的精力都没有，不多大一会，就表情痛苦，疲惫不堪的伏在桌上休息。　　　　慈禧太后见光绪这个样子，也有点于心不忍，便说：“皇帝久患重病，各大臣何不保荐些名医来给看看？”各大臣面面相觑，庆亲王奕劻首先奏道：“臣自六十九岁大病之后，袁世凯曾推荐过一个西医屈桂庭，效果不错，自此后我就不再吃中药了，也不知道有甚么好的中医。”　　　　慈禧太后听了很有兴趣，便问袁世凯推荐的那个人是谁。袁世凯便说：“屈桂庭是北洋医院出身，历任医官、院长，现在是医院总办，此人善用西医，医术也颇为高明。臣全家有事都请他来诊治，前北洋大臣李鸿章总督直隶时，一般也是请他来诊治的。　　　　随后张之洞与世续也说自己家人得病都请过屈某治病，医术确实不错。当时军机大臣六人中，只有鹿传霖与醇亲王载沣没有发表意见。慈禧太后便说：“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只要能治好病就行。既然大家保荐此人，那就请来看看。”　　　　屈桂庭的学生王仲芹当时是袁世凯的侍从医官，得到这个消息后赶紧发电报给自己的老师，向屈桂庭密告了这一消息。屈桂庭是当时的名医，中西医兼通，从清朝王公直到北洋要人，都经常找他看病。由于事情重大，屈桂庭接到电报后也是满怀忧虑，夜不成眠。没过几天，屈桂庭便接到朝廷命令，让他速速去京师为光绪看病。
　　　　屈桂庭赶到北京后，心里还是惴惴不安，心想治好了倒也罢了，治不好恐怕会惹祸上身。古代因为治疗不好病而被杀的太医也不在少数，正如前辈所说的，太医往往都是“有抄家，无封诰”的可怜虫。　　　　由于屈桂庭经常帮庆亲王奕劻的家人看病，关系还算不错，到北京后他便先去见了奕劻，把自己的担忧给奕劻说了，奕劻说：“这次让你去给皇上看病，是军机大臣的共同保荐，不能不去。你只管去尽心看看，有无危险，可直言先告诉我，我再密奏太后。”
　　　　随后，奕劻便带着屈桂庭到正大光明殿去见慈禧太后和光绪。据屈桂庭的描述，当时光绪正面坐，慈禧太后坐在旁边，见屈桂庭到后，便问他如何诊法？屈桂庭说：“按西医规矩，皇上要宽衣露体，且听且看，然后才好诊治。”　　　　得到慈禧太后的许可后，屈桂庭便对光绪进行“望闻问切”的常规检查。检查完后，屈桂庭认为光绪的病征主要有：常患遗泄（不能自控的遗精，可能是慢性肾炎引起），头痛，发热，脊骨痛，无胃口，腰部显是有病；此外，肺部不佳，似有痨症；面色苍白无血色，脉搏弱，心房亦弱。　　　　屈桂庭的判断是，光绪的体质本来就不强壮，容易神经过敏，加以早年房事过度，腰病之生，由来已久。其身体禁不住刺激，神经稍受震动，或听到锣鼓响声，或受衣裤磨擦，或偶有性的刺激即行遗精，还不能经常吃补药，越吃遗精就越频繁。由此看来，光绪的病情是综合征，兼有肾炎、高血压、胃炎、肺痨等症，诸病齐发，极难救治。　　　　随后，屈桂庭请示见光绪的尿样带回化验，并当场先开了两张药方，一为外敷，一为内服，并向慈禧太后奏明所开之方都是西药，可去外国医院或西药房配制，个人不便进药。屈桂庭估计是怕自己进药的话，万一发生类似明代的“红丸”事件，到时就说不清楚了。此后，屈桂庭便每日早晨入宫到诊一次。那些宫女们一看是屈桂庭来了，往往嬉笑着说：“外国大夫来了！”　　　　光绪对中医并不信任，每次服中药前都要捧药详细检视。但是光绪对屈桂庭还不错，比较信任，对于屈桂庭食物营养选择的建议也大都遵行，用药也颇为有效。治疗数周后，光绪神志转清，呼吸渐入常态，病情也有所好转。据屈桂庭称，光绪临朝之后，甚至还能以书画自娱，屈桂庭见过光绪写字，还说皇上写字尤佳，相传是得力于帝师翁同龢之功云云。光绪病情的好转，当时内外相庆，人心渐安，宫中一时称为幸事。　　　　但没过多久，慈禧太后又跑去干涉内务府大臣关于皇帝的进食之事，光绪本听从屈桂庭的建议合理进食，这下又被气得不行，当场把枕头扔到地上以示抗议。光绪临终前的一段时间，虽在重病中，但仍旧要每天清早前往仪銮殿给慈禧太后请安，然后随同到勤政殿临朝，这种生活对于病魔缠身的光绪来说实在是一种莫大的折磨。虽然使用西医疗法后，光绪的腰痛减少，遗精也有所减少，但化验其尿样仍有少许蛋白质，估计其腰病还是一大隐患。 　　　　正当屈桂庭给光绪正常治病有一个月后，某天光绪突然连呼腹疼，汗如雨下，捂着肚子在床上乱滚，连喊：“肚子痛的了不得！”当时正是非常之时，慈禧太后也病得快不行了，宫廷无主，乱如散沙。光绪这里无人管事，也没有御医，只有屈桂庭一位西医在床前。　　　　屈桂庭当时对光绪病状的判断是：夜不能睡，便结，心急跳，神衰，面黑，舌黄黑，但最奇怪的则频呼肚痛，这和前期的病症似乎没有什么关系。屈桂庭当时也觉得心里打鼓，感觉里面有问题，但也不敢多言惹祸上身。当时他能做的，就是让让光绪躺在床上，以毛巾施行热敷而已。等到光绪疼痛稍缓，屈桂庭便匆匆辞去。这也是屈桂庭进宫最后一次为光绪看病，此后宫内情形和光绪病状，屈桂庭自称毫无所知，只听说庆亲王奕劻被召入宫，酌商择嗣继位的问题，没过多久，便听说光绪已在瀛台涵元殿驾崩了。屈桂庭后来自己也说，光绪之死实是个难解之迷，以至斧声烛影，人言人殊，至于怎么回事，他也说不清楚。他说的这些东西，也只能为研究者提供佐证而已。　　　　1980年清西陵文物管理处在清理崇陵地宫时，发现光绪的遗体完整，体长一点六四米，无刃器伤痕，后来通过化验颈椎和头发，也没有发现中毒现象。也就是说，光绪可能是属于正常死亡，一些清史档案专家和医学专家的分析结论可能是正确的。当然，这仍旧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光绪偏偏比慈禧早死一天，这种历史的巧合很难打消人们的疑问。　　　　
不过话说回来，慈禧太后对光绪的关系也未必是外间人所传的那样恶毒和刻薄。事实上，光绪进宫的时候只有四岁，便由既是姨妈又是伯母的慈禧太后照管，并亲自过问小皇帝穿衣、吃饭、洗澡、睡觉等生活琐事。但是，在教育孩子这方面，虽然慈禧太后很想做好，但由于其性格和耐性方面的缺陷，其表现实在算不上合格，就像她自己的亲生儿子同治，就是一个非常失败的案例。　　　　应该说，在最开始的时候，慈禧太后对光绪还是抱有很大期望的。光绪五岁的时候，慈禧太后为他精心挑选了师傅，包括书法和学问都闻名遐迩的翁同龢等人。但由于慈禧至高无上的威权，其对光绪的教育方法十分的粗暴性急，光绪稍微不合己意，便是讥讽、呵斥甚至责打，这对后来光绪的性格影响极大。小时候的光绪胆小怕事，听到打雷或者大点的声音往往都会颤抖哆嗦。慈禧太后过分的责罚，严重打击了光绪的自信心，以至于其性格既懦弱怕事，但在青少年的时候又会出现强烈的逆反，正如光绪在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中的表现一样。　　　　心理学理论认为，儿童每在被自己父母讥笑或者虐待的时候，往往会产生一种逆反心理，但在父母的威权下，这种逆反心理又诱发一种内疚感，从而否定自己的行为。长此以往，这种环境长大下的儿童往往患得患失，做事情犹豫不决，缺乏自信。与同治一样，慈禧对光绪造成了巨大的阴影，以至于影响到他的一生。在自卑的同时，光绪往往会不自觉地进行消极反抗，比如见慈禧太后时总是一脸死相，让慈禧太后扫兴，这种关系就象是噩梦一样。　　　　光绪亲政后逆反的表现，更是加重了慈禧太后对光绪的不信任，在她眼里，光绪始终是个懦弱自卑、犹豫不决、依赖性强、难以独当大任的孩子。她在光绪亲政后对朝政的不断干涉和把持，很大原因就是出于这种心态。但她从不去想的是，光绪之所以成为一个人格心理存在严重缺陷的人，正是因为她的粗暴教育所造成的。　　　　天道不违，岁月无情。光绪的这一生，短暂而悲惨。他没有好好的享受过母子之亲、夫妇之爱、昆季之谊，甚至连皇帝应有的臣下侍从宴游暇豫之乐也没有。他这一生大部分是作为慈禧太后的傀儡而存在。就连在后宫生活中，慈禧太后也要对光绪加以控制，比如众所周知的光绪选妃事件，结果造成光绪和隆裕皇后（慈禧太后的侄女）长期没有正常的夫妻生活，两人在一起也是默坐无言。而光绪后来喜欢的珍妃，却为慈禧太后所厌恶，最后在庚子之役中，竟然将之赐死井中，这极大的伤害了光绪的感情，以至于后来光绪的身体每况愈下，最终康复无望。　　　　人生苦短，血色残阳，光绪的最后十年，在慈禧太后的压制下，可谓是备受冷落，孤苦凄凉。也许是阴谋，也许是冥冥中的注定，光绪和慈禧太后一前一后的相继离开人世。也许只有死去，光绪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　　　　在人们的议论声中，慈禧太后风光大葬，其葬礼极为的隆重而豪华，让中外人士叹为观止。当时荷兰阿姆斯特丹《电讯报》的驻华记者对此做了一个详细报道：　　　　“送葬队伍中，打头的是一队穿着现代军装的长矛轻骑兵，装束齐整，举止得体；接下来是由仆役们用手牵着，成一列纵队的小矮马；再后面就是一大群身穿猩红色绸缎衣服，帽子上插着黄色羽毛的仆役，大约有几百人，他们轮换着抬灵柩。　　　　紧接着又是另一队长矛轻骑兵，在他们的长矛上飘扬着红色长条旗，后面跟着马枪骑兵。他们属于皇家禁卫军，身穿有红镶边的灰色军衣。后面又有一排排穿着红衣服的仆役，举着绿、红、紫、黄等各种颜色的旌旗和低垂的绸缎条幅。那些举着鲜艳旌旗的仆役行列没完没了，似乎他们把皇宫里的旌旗全都搬出来给已故太后送葬了。　　　　再往后是一个奇异而庄重的场景，三匹排成一列纵队的白色小矮马分别拖着三个装置在四轮轻便马车上的轿子。后面跟随的其他白马身上都有着黄色绸缎饰物。这个由小矮马组成的队列行进时缓慢而又悲怆，此情此境令人为之动容。　　　　接下来是来自戈壁滩的高大骆驼，满身绒毛，体格壮硕，它们成二列纵队，行走在道路的两旁。它们背负着用黄绸包裹的搭帐篷必需品，因为这个送葬行列在到达清东陵之前要走整整五天的路程。接着又有一群穿着红色衣服的仆役，杂乱无章经过。在一些穿黑衣服的官员走过去之后，之后还是杂乱无章的仆役队伍。接着突然出现了两顶用金黄色绸缎装饰，并由轿夫抬着的轿子，还有一些相当欧化的现代葬礼花圈。刚才被经过的马匹和骆驼粪便弄脏了的路面现在又由仆役们打扫干净了。所有这些似乎都表明前面的只是一种开路的仪仗队，因为后面的队伍一时还看不见。　　　　随后，在远处土丘之间的下坡路上很快就可以看到隐隐约约的旗帜。猎猎红旗映衬着天空，一排排的骑兵向我们走来；更多的黄色轿子自上而下地过来，在这些轿子的后面，闪烁着一团耀眼的金黄色火焰，体积大得吓人，而且离地面很高。慈禧太后的灵柩非常缓慢地向前挪动着，方形的灵柩上顶着一个偌大的金球，而且是用一块边幅很宽的织锦罩起来了。它被一百多个轿夫用长长的竹杠抬着，高高地耸立在他们的头顶上，以威严而庄重的方式向前移动。早在一个半小时之前，太阳就已经升起，使得那个灵柩上的黄色绸缎就像是天上的一道燃烧着火焰的金色河流。这种黄色是代表皇帝的颜色。那金色的灵柩前面有数百面黄色的旌旗作为先导，那些旗帜被人们用红色和金色的旗杆高高地举在空中。　　　　接着来了一大群身穿飘逸的长袍和帽子上插着黄色羽毛的仆役。他们的后面是一批身穿紫红色长袍，上面有象征长命百岁，用金线刺绣的“寿”字。这些人也手持黄旗。到处都是一片黄色的海洋，有无数方形或圆形，上面绣满了龙凤的黄、绿、红、蓝等各色旌旗。在其他浩瀚如云的轿子、小矮马、旌旗和丧旗的后面还跟着一大批身穿深黄色袈裟的喇嘛和尚，他们分别来自西藏和蒙古。　　　　最后一大批清朝的高官走上前来。他们身上只穿着黑色的丧服。他们的官帽上摘掉了表示官衔的饰物，即红珊瑚和蓝宝石顶子，以及孔雀羽毛。他们是大清王国最高层的官员，其中包括了亲王、御史和大臣。所有的人都带着哀悼的神情从我们面前经过，衣着质朴，就像老百姓那样，身边都未带随从。　　　　庞大的灵柩现在已经离我们很近，距离地面很高，这个用黄色织锦覆盖着的庞然大物像一团火似的燃烧、闪耀、发光，释放出明亮的金黄色。它由一百多个轿夫抬着，缓慢地向前移动。它前进的行程是如此的困难和复杂，恰似这黄澄澄的灵柩是一沉重的纯金块，其柩衣也好像是用金属，而非织锦制成。在阳光下，它显得像是一道金色的瀑布。在这个皇家的金黄色灵柩中居住着一个以蓝凤凰与红花为象征的造物。沿路的士兵们全都持枪致敬，外国公使的警卫们也都向灵柩敬礼。　　　　现场像死一般的寂静，站在土丘上那成千上万的人们也都静穆无语。就像一位女神正从他们面前被抬过，其灵柩一摇一晃，庄严地向前挪动。有一位喇嘛用小木鼓敲击出了轿夫们抬灵柩的步伐节奏，木球击打着羊皮，在令人抑郁的寂静中发出一种冰冷和阴沉的声音。　　　　看台上所有的西方人来宾都站起身来，脱掉了他们的帽子。那个庞大的灵柩就这样在我们的面前经过，那蓝色的凤凰在柩布上翱翔，红花在鲜艳的金黄色绸缎上怒放，交织出一种斑斓的色彩。灵柩顶上的金球像太阳一般放射出光芒，那黄色的绸缎流光溢彩，耀人眼目。　　人们把她抬出了北京的城门，并且穿越过灰色的土丘。这位一生充满了传奇、不顾及任何事物和任何人、其意志即是法律的女人，如今已成了一具冰冷和枯萎的尸体。”　　　　慈禧太后的去世意味着一个时代结束了。正如那位记者所评论的，“慈禧太后是神圣和古老理念的最后一位代表---当另一个新的黎明降临在这个已经成为世界未来一部分的奇妙王国时，上述理念就会已经随她一起死去了。”　　　　在送葬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个小意外。这个小意外的主角便是那位出洋考察、酷爱照相技术的端方大人。端方在两江总督任上做了三年，表现优异，后来调任了直隶总督。由于端方之前做过皇室婚丧庆典和陵墓工程的工作，所以清廷这次安排他督办慈禧太后的“梓宫移葬”一事。本来这种事情对端方来说是驾轻就熟的，但照相的爱好却坏了他的事。　　　　原来，在送葬过程中，端方为了记录下慈禧太后的下葬过程，便特意安排人手去全程拍摄，这本是为后来的研究者留下宝贵影像资料的好事。但在慈禧太后的葬礼一结束，便被保守派借机弹劾，说“当梓宫奉安之时，为臣子者抢地呼天，攀号莫及，而乃沿途拍照，毫无忌惮，岂惟不敬，实系全无心肝。”　　　　令人吃惊的是，这次弹劾者竟然是李鸿章的孙子李国杰，这就颇具讽刺了。事实上，即使是李鸿章再世，他恐怕也未必会如此不开明，而慈禧太后生前是颇为喜欢照相的。这次弹劾的目的，不过守旧派对改革派的一次政治斗争而已。　　　　附：光绪真的死于砒霜中毒吗？　　　　今年5月，《近代史研究》刊登了一篇《光绪死亡原因探析》的文章，该文通过相关数据得出了“光绪死于急性砒霜中毒”的结论。但随后《近代史研究》又刊登声明表示该文章“采取不正当手段获取数据……错误较多”，以至于作者包振远对《近代史研究》提起名誉权受损的诉讼。《近代史研究》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权威刊物，而《光绪死亡原因探析》一文的作者为北京市公安局多年从事刑侦工作的调研员，这起诉讼更是让光绪的死亡之谜更加扑朔迷离。　　　　包振远在文章中称，2003年到2006年期间，北京市公安局的侦查人员会同中国原子能科学院的科研人员运用中子活化实验，结合从河北易县光绪崇陵提取的光绪头发、衣物等重要检材，对光绪死因进行了反复的检验和缜密的分析。根据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对“光绪头发含砷量中子活化分析”等数据，光绪枕部、颈后部和发梢出现砷含量高倍超过致死量的情况，这是由“死后呕吐”造成的。所谓“死亡呕吐”，在刑侦学中是指“由于腐败气体使腹腔内压增高、胃肠受压迫而使胃内食物溢出口腔之外，或者进入喉头、气管之内”，尸体腐败过程中均会出现类似情况。由此作者认为，光绪头发出现砷含量高峰段位证实了“光绪头发中所含致命砷（砒霜）是由于光绪尸体腐败时‘死后呕吐’而形成的”。文章最后得出结论称，综合中子活化分析等实验、法医病理毒化检测结果以及运用侦查方式进行的分析判断，“光绪明显符合急性中毒死亡的特征”。　　　　　　文章发表后，随后便有专家提出质疑，指出文中存在大量错误。不久，北京市公安局法医鉴定中心也发来公函，称包振远的文章是篡改研究成果，并要求对错误进行澄清。这便有了《近代史研究》第4期刊登的声明，其落款单位是“北京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政治处及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他们声称“包振远撰写的文章是采取不正当手段获取数据，与原始数据及分析相较错误较多”，而且“包振远从未参加本项对光绪死因的研究”。　　　　对于北京市公安局法医鉴定中心“采取不正当手段获取数据”的指责，包振远称他是在2006年时应邀参加由北京市公安局法医鉴定中心主办的、有多名法医学专家参加的“光绪死因推断专家论证会”上获得的。在会议期间，主办方发给与会者一份有关光绪死因的报告。此后，他根据材料，经过两年三个月研究分析，撰写了《光绪死亡原因探析》一文并发表在《近代史研究》上。他认为会上散发的材料是公众信息，“可以随便采用”。　　　　
由此，《光绪死亡原因探析》一文中断定光绪死于砒霜的结论颇值得推敲，而媒体上大肆炒作“光绪死因已定、系被人用砒霜毒死”的说法更应当谨慎。事实上，刑侦学界早在80年代就介入光绪之死的调查，1980年清西陵管理处在清理崇陵地宫时，技术部门曾提取光绪遗骸的颈椎骨和毛发进行过检验，但没有得出结论。2003年有关部门又取样检测，依然没有得出确切的结论。　　　　如此看来，包振远一文贸然断定光绪为急性砷中毒死亡的结论未免言之过早，何况鉴定单位都对其文章提出“与原始数据及分析相较错误”的指责，媒体将此文结论作为定论实在是过于唐突。何况，砒霜中毒并不难分析，中国历史上对砒霜中毒也积累了大量丰富的经验，何至于前几次都不能定论，这次却言之凿凿呢？笔者认为，对这种历史的巧合或者历史的疑案，在没有十分确凿的证据及合理的推断之前，最好还是持存疑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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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煮酒十周年一发。
　　LZ,你好执着,我要是有你这么执着,也不会落魄到今天这个田地了　　　　LZ,你好执着,我要是有你这么执着,也不会落魄到今天这个田地了　　　　LZ,你好执着,我要是有你这么执着,也不会落魄到今天这个田地了　　　　LZ,你好执着,我要是有你这么执着,也不会落魄到今天这个田地了
　　LZ,你好执着,我要是有你这么执着,也不会落魄到今天这个田地了
　　溥良见一太监端着一个盖碗从寝宫中出来，他便上前问这太监端的是什么，太监说：“这是老佛爷赏给万岁爷的塌喇（满语“酸奶”的意思）。”送后不久，就由隆裕皇后的太监小德张向太医院正堂宣布光绪帝驾崩了。　　　　估计是蒙牛还是伊利
　　啥子？100年的历史不算远吧。
　　呵呵，现在事情已经出来了眉目了，就是前几天的事情，似乎是由清史会牵头，集合了一批人和仪器，通过光绪帝的几根头发（光绪帝陵被盗，残存头发，后被单独保存）化验，结论是“砷”中毒，也俗称“砒霜”，目前尚不知此结论是否为学界接受，但是我看到的消息恰好是在《近代史研究》的后台网站社科院近代所上看到的，真实性应该不成问题。　　由此可见，清末明初的野史虽然说法不一，但毕竟时隔不久，大方向还是正确的呵呵
　　作者：JYrabble　回复日期：　0:34:45　
　　　　溥良见一太监端着一个盖碗从寝宫中出来，他便上前问这太监端的是什么，太监说：“这是老佛爷赏给万岁爷的塌喇（满语“酸奶”的意思）。”送后不久，就由隆裕皇后的太监小德张向太医院正堂宣布光绪帝驾崩了。　　　　　　　　估计是蒙牛还是伊利　　　　============　　　　这哥哥有意思，污蔑我呢？　　 　　 　　
　　作者：blueice8　回复日期：　0:08:46　
　　　　文章发表后，随后便有专家提出质疑，指出文中存在大量错误。不久，北京市公安局法医鉴定中心也发来公函，称包振远的文章是篡改研究成果，并要求对错误进行澄清。这便有了《近代史研究》第4期刊登的声明，其落款单位是“北京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政治处及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他们声称“包振远撰写的文章是采取不正当手段获取数据，与原始数据及分析相较错误较多”，而且“包振远从未参加本项对光绪死因的研究”。　　　　----------------------------------------　　　　这个包振远获得了北京市公安局法医鉴定中心的鉴定数据和报告，就自己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出来。但是这时候北京市公安局法医鉴定中心还没发表正式结论，在他们看来，包振远的做法属于侵权，所以要去发表声明说包振远是不正当的，搞明白了没有你？根本不是这些数据和最终结论有什么问题。最后与诸多机构联合发表报告称光绪死于急性砒霜中毒不是包振远，就是北京市公安局法医鉴定中心本身。　　 　　　　作者：blueice8　回复日期：　0:18:46　
　　　　如此看来，包振远一文贸然断定光绪为急性砷中毒死亡的结论未免言之过早，何况鉴定单位都对其文章提出“与原始数据及分析相较错误”的指责，媒体将此文结论作为定论实在是过于唐突。何况，砒霜中毒并不难分析，中国历史上对砒霜中毒也积累了大量丰富的经验，何至于前几次都不能定论，这次却言之凿凿呢？笔者认为，对这种历史的巧合或者历史的疑案，在没有十分确凿的证据及合理的推断之前，最好还是持存疑的态度。　　　　--------------------------------------------　　　　包振远的文章是5月份发表的。最近媒体的报道依据的是11月北京市公安局法医鉴定中心等机构发表的报告，根本不是包振远的文章。因为包振远提前获得数据，就自己写了文章，北京市公安局法医鉴定中心才要去发表声明指责他。　　　　　　　　一个光绪怎么死，也不知道怎么就让有些人受了刺激。连最近半年多的事情都要搞偷梁换柱的把戏，还要自己去“推测”一百多年前的事，发烧吧。
　　结论应该是早就有了，至于那可怜的包某，想来只是违反了纪律，提前公布，抢了不少主办单位的风头吧呵呵
　　已发煮酒十周年推荐链接，呵呵。
　　世界罕见的陨石雨　　　　日下午，在吉林省吉林市附近地区的上空，突然发出一阵巨响，同时天空中出现三个耀眼的大火球。每个火球的周围都有一圈蓝色的光环，后面拖着一束光带。这些火球由东北朝西南方向飞行，最后陆续降落，其中最大一个火球落地时，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并掀起一股高达50多米的蘑菇状烟尘——这就是陨石雨。　　事后人们发现这个大火球（陨石）穿透地面1.7米的冻土层，又扎进地层4.8米（共扎入6.5米），砸开了一个直径达2.1米的大深坑。它重达1170公斤，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陨石。人们共收集到100多块陨石。这场陨石雨规模之大，重量之巨，数量之多，实属罕见，被称为 “世界科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世界上最大的陨石雨　　　　日下午，在吉林省吉林市附近地区的上空，突然发出一阵巨响，同时天空中出现三个耀眼的大火球。每个火球的周围都有一圈蓝色的光环，后面拖着一束光带。这些火球由东北朝西南方向飞行，最后陆续降落，其中最大一个火球落地时，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并掀起一股高达50多米的蘑菇状烟尘——这就是陨石雨。　　事后人们发现这个大火球（陨石）穿透地面1.7米的冻土层，又扎进地层4.8米（共扎入6.5米），砸开了一个直径达2.1米的大深坑。它重达1170公斤，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陨石。人们共收集到100多块陨石。这场陨石雨规模之大，重量之巨，数量之多，实属罕见，被称为 “世界科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看来 光绪 慈禧的死 对楼主打击很大，，要成祥林嫂了，，发了至少3个帖子了
　　才100年啊，感觉好遥远。。。
　　100年并不遥远。
　　说真的，不值得纪念。
　　100年的时间真的不长
　　楼主科学是不断进步的，我想法医学也包括在内。
　　1980年清西陵管理处在清理崇陵地宫时，技术部门曾提取光绪遗骸的颈椎骨和毛发进行过检验，但没有得出结论。2003年有关部门又取样检测，依然没有得出确切的结论。　　**********************************************************　　失败乃成功之母，这次的发现应该有前几次的经验做铺垫。
　　不过很显然楼主无法接受光绪被毒死的定论，不过光绪的尸骸还在那里摆着，随时都可澄清谜团。
　　当故事看
　　这倒也是
　　光绪挺冤的
　　　　原来光绪是喝毒奶而死。
　　这不是有定论了嘛？还怀疑什么？
　　光绪是喝了蒙牛奶，中了三聚箐胺的毒　　　　
　　　光绪是喝了蒙牛奶，中了三聚箐胺的毒　　===========　　　　还有三元、伊利的
　　100年的进步还真不多。除了电视机多了点
　　　　　　作者：zhaojing0416　回复日期：　22:38:32　
　　　　光绪是喝了蒙牛奶，中了三聚箐胺的毒　　　　===========　　　　呵呵　　　　　　
　　可怜的光绪
　　所谓百年如梦。
　　50年啊，慈禧太后搞了50来了
　　慈禧50年，随后又是100年，中国现在在哪里？》
　　作者：金满楼　回复日期：　23:52:24　
　　　　100年的进步还真不多。除了电视机多了点　　***********************************************　　啥？
　　楼主深爱清朝的叶赫那拉，极力否定光绪被毒死，也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啊。
　　不是毒死也是饿死的啊，楼主文中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太监都饿死了几个。
　　我来灌点水。　　清末立宪百周年祭　　中国新闻周刊　　（一）宪政改革最终转变成革命　　　　立宪的时机　　　　在晚清的一系列改革中，中国不仅发展出了纯商办的民族资本主义，传统体制内士绅阶层和官绅阶层的一部分，也发展成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绅商阶层。　　　　然而，带有一定急剧特质的改革，最终必须塑造一个面向未来的基本秩序。这一基本秩序的建构就是一个宪政运动过程。100年前(1908年)，晚清政府颁布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首次规定公民权利。　　　　最后的改革，虽不必然导致骚乱和革命，但晚清的宪政改革最终转变成了革命。怎样的宪政改革不引起骚乱和革命呢？或者即使导致主事者自身的“毁灭”，也不引起社会的骚乱呢？这是从晚清立宪中不能不提出的问题。　　　　以袁世凯、张之洞等为代表的富有行政治国经验的审慎立宪派，以张謇等为代表的具有实业诉求和富有实业经验的务实立宪派，以梁启超、杨度等为代表的充满观念理想的激进立宪派，构成了晚清的立宪势力。另外还有中央权力集团中那些为了争夺和扩张权力的立宪派。　　　　清末立宪的目的，一般被表述为“开国会、设议院、颁宪法”。其实这些只是宪政运动最后的表现形式。我们必须把目光投射到更广阔的社会运动中去，从地方宪政到社会宪政，从议会宪政到中央宪政……　　　　而晚清立宪的时机最终被错过。今天我们祭奠这段历史，也祭奠这个被错失的时机。
　　绅商的崛起与预备立宪公会的推力　　　　绅商是从晚清体制里产生出来的新社会阶层。他们为了救国和促进实业，组织了各种民间立宪团体，成为晚清宪政最务实的推动力量　　　　对于清末立宪派，1906年是一个政治小阳春。　　　　9月1日，危机重重的清廷宣布“预备仿行宪政”，预备期为9年，理由是需要首先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广兴教育，清理财务，整顿军备，使绅民悉明国政。　　　　“使绅民悉明国政”的政策，默许了民间宪政团体的存在。民间参与政治的星星之火，自此直逼燎原。　　　　绅商的崛起与离心　　　　在晚清的改革中，传统体制内士绅阶层和官绅阶层的一部分，发展成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绅商阶层　　　　为着保障和促进实业而进行限制和规范政府权力的晚清立宪，首要的条件是有势力的实业阶层获得一定规模的有序增长。这在晚清就是从清政府体制里走出来并崛起的绅商阶层。　　　　1894年，在慈禧60寿辰的恩科会试上，经历20多年科举生涯的江苏南通人张謇，以41岁高龄得中头甲(状元)。他没有表现出得偿夙愿的喜悦，因为几千年来的传统体制正在发生变化。　　　　由此上推312年(1582)，利玛窦来到中国，惊呼科举制实现了柏拉图“哲人治国”的乌托邦。除了官员外，科举制还产生一个为数庞大的士绅阶层，这个阶层以家长、族长、乡望、耆宿等身份在各地区施加影响。他们不是官员，却承担了政府部分管理和动员的职能，并由此享受一些荣誉和特权。　　　　这个局面随着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而瓦解。“士绅叩官无门，绅权开始抛弃皇权。”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徐爽说。　　　　利用手中的经济、人际资源从事商业活动，成为这些士绅的一个流向。但士子从商，并不是科举废除之后的事情。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通商口岸逐渐增加。西方的商业因此溯江而上，直接刺激了长三角地带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同时清政府部分中央官员和封疆大吏，特别是直接负责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开始认识到改善军队战备的必要性，先后由湘淮军阀官僚、各省督抚创办了19个军火厂。这些军火厂全属于官办。　　　　清政府创办军事工业，马上面临相关的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问题。19世纪70年代中叶清政府不得不在“官办”之外，增加“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民用工业，即由商人出资，政府官僚来管理。这些企业包括采矿业、冶炼业、交通运输业、纺织工业等，都享有种种特权，与官办企业一起，被后人视为“官僚资本主义”。二三十年后，这些企业大部分失败了。中国早期的启蒙主义者王韬批评它们“只能为民祸，而不能为民富；能为民害，而不能为民利。”　　　　同时，纯粹商办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也开始发展起来。年，一共出现了100多个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它们大多集中在上海，其次是广州，其他的也是建立在通商口岸或靠近通商口岸的地方。　　　　部分官商合办企业渐渐发生微妙变化。在大部分新公司失败的同时，一些公司由于其督办采取企业家式的经营方法而成为极成功的事业。许多在任和退休的官员开始在现代企业中为自己或子女准备后路。这也被称为官商合办企业的商办化。　　　　因此，传统政治体制内的士绅阶层和官绅阶层一部分走上工商业，发展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绅商阶层，成为中国工商业阶层最有政治经验和政治势力的一部分。据统计，到1912年，当时的商人群体约为150～200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千分之五。　　　　这个巨大的绅商-商人群体，以江浙东南一代最为集中。据华中师范大学前校长章开沅教授的研究，从1895年到1913年全国华商缫丝厂共97家，其中江浙有40家，资本额占全国缫丝厂资本总额将近90%。　　　　这些具有政治和行政经验的绅商，将自身的利益诉求和国家的危机结合起来，逐渐产生现代立宪的冲动。立宪派两大领袖张謇与汤寿潜就来自工商业最为发达的江浙地区。
　　“官有干涉，謇独当之，必不苦商”的实业精神　　　　以张謇为代表的绅商，初步有了“必不苦商”的现代企业诉求，这为晚清务实的立宪运动打下坚实基础　　　　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正在北京的江苏籍新科状元张謇，义愤填膺，单独奏疏弹劾李鸿章。不久，父亲病逝，张謇根据惯例回乡尽孝。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请张謇出来主办团练。他毅然应命。　　　　中日《马关条约》规定日本人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建工厂。张之洞决定抢先在苏州和南通建立纱厂，南通集资兴办事宜请张謇来担任。张謇知道自己是一个没有资金的穷书生，权衡再三，接受了这一重任。从此走上实业之路，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状元实业家”。　　　　通过当地两位棉商的介绍，张謇组成上海董事会和南通董事会负责筹措款项。张謇没有自己的资本，并不是董事。他只是官方创办人并负责全部与政府的沟通。尽管如此，他表现出了独立企业家的责任意识和魄力——当上海董事会的人担心政府干预而想放弃时，张謇当即表示：“官有干涉，謇独当之，必不苦商。”尽管清末10年，私人企业的创办者大多是地方有功名的绅士，很多是现任或退休官员，但是以张謇为代表的绅商，初步有了“必不苦商”的现代企业精神，这为中国务实的立宪诉求打下坚实基础。　　　　维新变法期间，对政治念念不忘、赶回北京的张謇，很快意识到朝局将大变，又避居南通，建成大生纱厂。1901年慈禧上谕“新政”，张謇认为又有了希望。在时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的建议下，张謇著成《变法评议》，提出42项政治体制改革主张。遭到慈禧的拒绝，张謇再次回到南通。此时，大生纱厂每年以15%的净盈利在增长。后来成立的预备立宪公会会员王同愈、尤先甲等，都在此前后涉足商界。　　　　张謇在年间，共创办18个企业，参加9个公司的投资。他创办的企业资本总额(合股)达5483200元，经营范围广泛，既有工业也有农业，既有轻工业也有重工业，还有农牧业和渔业，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企业集团。以此为开端，江苏民族资本主义开始形成。　　　　同时，在确立宪政改革方向之前，政府和绅商就已经开始寻找保障实业的新途径。华中师范大学前校长章开沅教授发现，从1904年上海首先创设商会开始，苏州、杭州随后相继成立商务总会。到1911年，江浙地区商会已达130余所。通过商会团聚起来的东南精英，影响所及，已经到了上海等一些大中城市的工程局、自治公所等市政机构。江浙绅商势力还迅速伸入医学会、教育会、书画会、救火联合会、体育会、商品协会等各种社会团体，赢得很高的社会声誉。　　
　　（二）参与立宪：取代科举的参政渠道　　这些立宪团体，无形中就成了官员、绅商和留日“海归”的政治俱乐部　　　　东南绅商精英通过各种渗透，成为很有社会势力的新阶层。　　　　日，上海愚园路，预备立宪公会成立。会长，后来的保皇党分子郑孝胥在演讲中痛批中国数千年来的“家天下”制度，号召同仁“从事于预备立宪之盛事”。　　　　参与立宪取代科举，成为绅商阶层新的参政渠道。在一份358人的《预备立宪公会会员题名录》中，不算普通士绅，仅当过知县以上的官绅就有77人。据统计，清廷成立的第一届国会性质的资政院，仅进士和举人合起来就高达63%。　　　　之后，汤化龙、谭延、丘逢甲分别建起湖北宪政筹备会、湖南宪政公会、广东自治会等团体，梁启超等人也在日本东京建立政闻社。　　　　在预备立宪公会中，江浙两省(含上海)会员占了三分之二，其中很多骨干成员被史学家归入“江浙立宪派”。　　　　这个团体，无形中就成了官员、绅商和留日“海归”的政治俱乐部。除了张謇、郑观应这样与官员关系密切的绅商，一些边缘化的有志书生和能干的热血青年也参与进来，比如与谭嗣同、唐才常等交好的小说家曾朴，再比如当时还是浦东中学教员的黄炎培。　　　　他们的领袖人物，理所当然是张謇和浙江萧山人汤寿潜()。　　　　明清时期的10大商帮，在中国商业史上曾留下辉煌的一笔。但是晚清时期随着外国商业势力的侵入，不论徽商、晋商，都相继衰败，而浙江商帮却接续原有实力，注重金融资本和实业资本结合，发展为最有实力的近代工商业地区势力。他们不仅在企业所有和经营上，而且在铁路建设上，都追求“商办化”。　　　　1905年7月，汤寿潜被浙江绅商组建的浙江铁路公司推为总理，主持拒款自助的工作，发动民间集资，建造商办铁路。次年就动工修建沪杭段。1907年，汤、张共同抵制英国强行借款的压力，召开浙江铁路公司股东大会，反对清廷屈服外力、借款卖路行为。1909年8月，全部商办自助的沪杭路在汤寿潜等的坚持努力下全线通车。　　　　汤寿潜是现代宪政比较早的主张者。早在1890年，在比郑观应《盛世危言》早4年写就的著作《危言》里，34岁的汤寿潜就提出精减冗员、改革科举、推广学校、开发矿藏、修筑铁路、兴修水利、加强海军防务等改良主张。他甚至提出“开议会”的主张。1904年，汤寿潜致书自己的恩师、军机大臣瞿鸿，请求他说服慈禧实行立宪。　　　　除了为两江总督魏光焘拟请立宪奏稿，并写信给湖广总督张之洞，张謇还主动两次致信绝交20年的学生、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希望他劝说慈禧实行立宪。台湾史学家萧一山评价说，“袁世凯对清廷之决行宪政，颇有促成之功，而其原则亦由张謇之怂恿也。”　　
　　　公民“意见”的力量　　　　在立宪团体发动的舆论风潮下，公民的“意见”第一次成为掣肘行政权力的力量　　　　为了把“专制政体无责任之民”改造成“立宪国之公民”，预备立宪公会尤其注意把国会理论演绎成白话，力求让那些女人和小孩都晓得。　　　　“我想我们天天把这话说上去，政府必然欢喜，说：好了，他们的程度真个够了。这就是百姓的造化。倘然一两次要求不到，就灰了心，说这个国家横竖不是我们的，不开国会，我就不管，这却断断使不得，到了危险的时候，仍旧是百姓受苦，我们大家想想罢。”曾任预备立宪公会《宪政日志》主编的孟昭常这样写道。　　　　该会留日学生的思想资源，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官员和民众的政治知识饥渴。孟昭常的《公民必读初编》，河南抚台一次就订购1万册；广西抚台甚至于1908 年11月一次性订购《公民必读初编》《公民必读二编》达10万册。有些书因畅销风行，曾多次再版，至1909年6月，《公民必读初编》已印至27版，《地方自治纲要》印至15版。　　　　与此对应的，是该会的《预备立宪公会报》对政府的敦促。清政府的每一个法令，每一个步骤，该报都给以多半是否定的批评。清政府为立宪而定的每一个时限，都招致该报的不满。在报纸的“疏解法令”栏目中，对政府出台的《各省谘议局章程》《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及《逐年筹备事宜清单》，该报援引各国法理、学说，加以疏解剖析。　　　　为了扩大会报发行量，预备立宪公会除在上海设立总发行所外，还在全国50 多个城市设立销售点，并将传播的触角伸向海外，在日本东京、南洋华侨聚集地成立销售处。除了自办刊物，在当时的主流媒体中，英商创办的《申报》，1907年被该会会员席裕福买下；《时报》主人狄葆贤、主要撰稿人雷奋都是该会的骨干；《东方杂志》的实际主持者、任职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家张元济是该会的会董。　　　　很难估量这次全民政治启蒙的思想震级。在其他立宪团体的云集呼应下，全国在1908年出现的一次请开国会的请愿活动，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湖南10000多人，广东11000多人，江苏13000多人，浙江18000多人。各省签名总数近10万人。　　　　在这样的舆论风潮下，公民的“意见”第一次成为掣肘行政权力的力量。1910年国会请愿期间，请愿代表要求面见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匡力被拒。10月14日，《国民公报》发表社论《诘问庆王》，次日，庆亲王被迫接见请愿代表。　　
　　国会请愿运动　　　　在他们看来，没有国会，不能制定完备的法律，不能制定正确的商业政策　　　　1907年，清廷谕令设立资政院，作为正式议院的基础，令各省筹设咨议局并预筹设立州县理事会。预备立宪公会中的活跃人物，便积极投身到咨议局的筹备工作中。　　　　1908年张謇筹办江苏咨议局，并当选为该局第一任议长。汤寿潜当选为浙江咨议局的议长。预备立宪公会许多会员成为各省咨议局的议员。这意味着立宪派主要活动阵地的转移——如果说刚成立的预备立宪公会，是一个云集立宪派人物和上层绅商的立宪团体，那么随着各省咨议局的设立，这些人纷纷转向到官方机构，预备立宪公会随之也成为一个较为单纯的立宪派互通风气的相互联系之处。在立宪派所发起的几次国会请愿运动中，它发挥了相当重要的联络作用。　　　　1909年11月，汤寿潜得到被摄政王载沣召见的机会。汤将张謇和预备立宪公会另两位成员请到杭州，商讨如何“陈国会及内阁之要”。这是以预备立宪公会为代表的民间立宪团体与清廷最高权力的首次接触。汤将自己的主张写成数万言的奏折。他关于速开国会的主张没有被采纳。　　　　此时，民间对于开国会的热情已经无法阻挡。　　　　对君主立宪制有所了解的杨度认为，如果想要实现“责任政府”，就必须设立相应的监督机构，而监督机构的设置，除了开国会，没有其他道路。　　　　相比之下，东南绅商精英开国会的出发点要务实一些。在他们看来，没有国会，不能制定完备的法律，不能制定正确的商业政策；税收不合理，进口税有利于洋商而不利于华商。　　　　身兼预备立宪公会会长和江苏咨议局议长二任的张謇，到杭州的另一个动作是说服浙江地方政府，江浙联手再次发起请开国会运动。经过各地的频繁活动，到11月7日已有7省咨议局代表到达上海，当即决定每天在预备立宪公会开会一次。　　　　1909年12月，16省谘议局代表50多人，聚集上海预备立宪公会，组成国会请愿代表团。第二年1月，国会请愿代表团到达北京，向都察院呈递请愿书，要求清政府在一年之内召开国会，组成责任内阁。清廷借口筹备工作来不及、国民知识程度低下，拒绝提前召开国会。　　　　请愿代表团致电预备立宪公会求援。预备立宪公会接电后，发表《致各界书》，通过江苏教育总会、上海总商会向全国教育界、商界发出参与国会请愿的倡导。　　　　6月16日，请愿代表80余人前往都察院，按照不同的群体，递上10份请愿书。但清廷以财政艰难、地方偏灾、匪徒滋扰为由拒绝，并严令不得再行请愿。　　　　10月的第三次国会请愿开始时，带有国会性质的资政院已经成立。10月3日，预备立宪公会会员和其他立宪派代表，在资政院第一届常年会上结成与钦定议员相对抗的阵营，甚至公开鼓动民众：“民选议院之设立，非有国民之活动足以胁迫政府必不可得。”　　　　10月26日，资政院一致通过奏请速开国会的折稿，请求清廷在1911年召开国会。这一次，连日本和美国华侨也参与进来。　　　　清廷终于不胜压力，答应成立内阁，将开国会时间由9年缩至5年。张謇对此表示满意。据估计，1910年间的三次请愿活动，第一次约有20万人参加，第二次为30万人，第三次更多。　　　　但被点燃的国民意志，已非轻易所能消磨。日，张謇在武昌庆祝新纱厂开工，兴致勃勃地参加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等人举行的午宴。晚间和湖广总督端方谈到深夜。次日上午过江，在汉口等船，晚八时登轮返回上海。船开动时，他看见长江对岸起火——那是辛亥革命的烽火。
　　隆裕在慈禧、光绪先后死去后的一个举动颇可玩味，她下令永远关闭颐和园，宣称终身不再临幸。这一期间发生了颐和园宝云阁铜窗失窃事件，宝云阁的几十扇铜窗被太监私自拆下盗卖到国外，直到几十年后外国友人送回中国才引起注意。隆裕此举并非清心寡欲为丈夫婆婆守节的表现，如是，则无可非议；可是她的举动实在不像。她后来在宫中大兴土木，起建西洋建筑“灵沼轩”，当时还是大丧期间，引起诸多非议，后来工程因为辛亥革命夭折。可见其人的昏聩，隆裕享受的欲念是有的，仿效姑母的念头也是有的，之所以关闭颐和园，是因为颐和园是她的伤心地，宜芸馆和玉澜堂之间建起了厚厚的砖墙，慈禧禁锢了光绪，也斩断了他们夫妇之情，传统社会夫贵方可妻荣，光绪毫无实权，连人身自由都没有，也带累了隆裕，使之不仅守活寡，且毫无威严尊荣可言。或许她本指望婆婆死后丈夫复位，她也可以风光几年，就没有想到丈夫死在婆婆之前。　　　　隆裕和光绪之间虽然没有什么夫妻之情，但互相体谅之情还是有的。　　
　　楼主这回要失算了,光绪死于急性砒霜中毒,是前几天中国最权威的报纸《人民日报》刊登的报道，现在大家议论的己是要不要将此结论写进教科书！看来慈禧与光绪之间，权力与亲情，最后胜利的还是权力！大概这就是政治的本质吧。
　　继续灌水　　（三）晚清的湖南 “代表”　　　　老百姓投票选出本地议员，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破天荒头一遭。选举的过程平淡，而一旦当选，这些议员们后发的力量惊人　　　　一个鸦片烟客，偶然在烟馆里听到选举议员的消息，以为议员就是官，赶紧去购置田产，以符合选举条件，即在本省有五千元以上的营业资本或者不动产。　　　　这是光绪三十二年，在《月月小说》上发表的一则以 “预备立宪”为题的讽刺小说。　　　　日，朝廷下令各省筹办咨议局，选举议员。当时全国上下，除了极少数的知识分子，很少有人知道何谓“选举”？更谈不上操作。在朝廷的再三催促下，各省开始缓慢行动。　　　　湖南咨议局的步伐要快些，但筹办情况也很不理想。1908年12月，湖南咨议局筹办处才成立。湖南巡抚岑春萱上奏道，湖南风气开通不久，选举议员又是初创，头绪繁多，所以特将清廷宪政编查馆拟定的章程等仿印很多本，“先行切实研究。”　　　　历朝历代都没有过的议员选举，开始在中国各省摸索着前行，采取的是无记名投票。关于选民的资格，全国统一规定，除了5000元财产额的限制，需要年满25岁、一定级别的官职以及中学文凭等。如果要当选议员，则需年满30岁以上。妇女、巡警、军人、和尚和道士没有选举权。有趣的是小学堂教员，因为责任重大，不能为当选议员而延误工作，所以有选举权，但没有被选举权。晚清湖南人口达2400万人口，而选民不过10万多人。其他各省的情况大同小异。　　　　磕磕碰碰一票　　　　湖南历史上第一次议员选举，有地区出现了没有一个人投票的尴尬　　　　“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做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将做普鲁士；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这是立宪派的积极鼓动者杨度所写的《湖南少年歌》。　　　　受甲午战争中国落败、民族危机空前的强烈刺激，湖南绅商开始产生分化，不甘落后的湖南人希望重新振作。更多年轻的仕绅群体成为叛逆和激进的力量。　　　　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以杨度为首的立宪派积极活动，请愿“速开国会”。身为长沙修业学校校董兼教师的徐特立，甚至用小刀剁下手指，蘸血写下“断指送行，请开国会”8字。毛泽东后来说，“这给了我对革命的第一次感性认识。”　　　　尽管湖南政治人才辈出，但“当时湖南人对选举的概念不是很明确，在选举的过程中，投票的人数比较少。”长期从事湖南近代史研究的湖南省委党校教授许顺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湖南咨议局从筹办到落实选举人名单，绝大部分州县都不到2个月。官府还无暇顾及对选民的宣传和教育。　　　　包括湖南选民在内，大部分中国人对这场从天而降的选举都回应冷淡。在湖南，由于当时交通不便，投票点少，彼此距离遥远，严重影响了投票率，比如湖南慈利县，共有25个乡，却只设立7个投票点，有的投票点居然相隔百里。天气也会影响人们投票的热情，当时的《申报》报道湖南湘潭县初选，恰逢那两天大雨如注，加上各乡风气未开，一大半人都放弃去投票。湖南也有地区出现没有一个人投票的尴尬。　　　　当时湖南大城市的选举状况相对好些，而越是偏僻的乡村，投票的人就越少，有人把选举当成好玩的事情，也有人借机发泄不满。选举的丑闻，被当时京沪的报纸披露，称它们为湖南选举投票的“怪现状”。比如长沙县初选，“外间谣传有投妓女周宝钗者”(这在当代西方，已经不是选举丑闻)。　　　　徇私舞弊也偶有发生。湖南武陵县第四区管理投票员黄朝俊，将投票箱私自拆开，自己加盖封条放在家里，两天后才送交到县府。前期为选举做选民调查者不乏混水摸鱼。在选民调查中，有人询问选举投票的手续。调查员竟然说，只要写上我的名字，投到投票箱里就可以。在初选中获票数超过50的人，大多就是调查员。　　　　“总的来说，当时湖南的选举还是坚持公开公正的。”许顺富说。比如1902年中举的钟才宏，当时所在的州按规定可选3名议员。他与竞争者并列第三，按理应当抽签决定，但对方考虑到自己所在地区已有两名议员，就自动退出。钟才宏认为这是一次谦谦君子的选举。　　　　民国后，钟才宏又历任广州国会众议院议员、湖南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看到人们为夺取议员位置相互倾轧、公然行贿的做法，对于清末民初风俗的醇厚，“追念不已”。
　　舞台与擂台　　　　湖南巡抚交给咨议局20项议案，结果抽取房铺捐作为警察费用的提案被咨议局否决。　　　　晚清时期，湖南桃源县知县章锡光表示：“议员如果选定，我们做官的，也不值钱了；如果还要做官，是一个痞子。”这句话当时被传为笑柄。　　　　1909年10月，湖南咨议局在长沙正式成立。曾与陈三立、谭嗣同并称“湖湘三公子”、31岁的谭延，当选咨议局议长。旧派保守的湖南绅士对当选为议员没有太大兴趣，或者不参与，或者拒绝接受省咨议局的席位，比如当时有足够权力和威信的湖南地方绅士王先谦、王运、叶德辉等。受过维新思潮启迪或者直接有留洋经历的年轻新派绅士，在湖南咨议局中占据主动。　　　　选举的过程平淡，而一旦当选，这些民选议员们后发的力量惊人。82名议员中，有留日学生7名，咨议局的活跃分子粟堪时30岁，左学谦30岁，钟才宏30岁，派往资政院的议员罗杰也不过40岁。　　　　湖南咨议局的第一届会议原定会期30天，但是要讨论的议案太多，一直延长到50天才闭幕。湖南巡抚交给咨议局20项议案，结果建设食品市场、普及简易小学并筹措经费、拓宽街道的提议都通过了，但是抽取房铺捐作为警察费用的提案被咨议局否决。咨议局自己的16项提案则全部通过，包括改良监狱、培植审判司法人才、扩充图书馆以及整顿州县衙门诉讼积弊等。　　　　在第二届会议上，议员们讨论最热烈的话题还是如何解决地方财源。但是他们想到的不是自掏腰包多纳税，而是向清廷争取地方税收的比例。在当时的制度下，所有税收理论上全部属于中央，地方有需要，可向中央请拨。湖南咨议局要求三分之二的税收划归地方，否则地方没有分文预算，自然也谈不上地方建设。　　　　此外，咨议局还进行一系列反映民意、监督地方行政权力的斗争。比如根据当地绅士提供的情况，对安福县两位贪赃枉法的县令提出弹劾。湖南巡抚在咨议局压力下，不得不将这两人撤职，听候查办，并通令各级官吏以此为鉴。这给湖南地方官场造成极大的震动。　　　　水火不相容　　　　湖南议员们将“公债案”从地方推向中央，发展到弹劾中央权臣　　　　咨议局及议员选举章程明确提出“其所谓民权者，不过言之权而非行之权也”。但议员们渐渐地敢于冒犯天威。“湖南公债案”就将议员与官府之间监督与被监督的矛盾，从地方推向中央。　　　　1910年，新任湖南巡抚杨文鼎，决定发行120万地方公债，以解决财政赤字。他没有提交咨议局议决，便开始发行。以咨议局议长谭延为首，议员们纷纷反对，认为“显系侵权违法，万难承认”，特电资政院核办。　　　　资政院与各省咨议局有“母子”议会的关系，除了钦定议员，即由皇帝指派的宗室王公世爵，资政院的部分议员是由各省咨议局的议员选举产生。关于“湖南公债案”，由资政院出面奏请，从清廷得到的答复是系工作“疏漏”。资政院十分不满，要求军机大臣到资政院接受质询，其热闹程度不亚于今日台湾地区的“立法会”。　　　　由于清廷庇护，结果不了了之，资政院议员也因此受到舆论的痛骂嘲讽，但资政院一再要求军机大臣到会听候质询，甚至发展到弹劾权臣，这在清帝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湖南公债案，成为中国民选议员直接向清王朝当权者争取权益的标志性事件。　　　　议员们的抗争不断。全国性的立宪团体——各省咨议局联合会成立，并以此为核心，发动大规模的拒债“保路运动”及立宪请愿活动，湖南咨议局均积极参与。　　　　1911年，随着清王朝的完结，各地咨议局不复存在，或直接改称“省议会”。自成立起，湖南咨议局共开过两次正式会议，而第三届尚未集会，辛亥革命已经爆发。　　　　中国第一批民选议员们各有出路。有的又担任了民国的议员，比如钟才宏，而湖南咨议局议长谭延，则由地方官至中央大员，曾担任过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成为跨越新旧政府的政坛不倒翁。
　　（四）袁世凯：在新政与宪政之间　　　　人们一直认为袁世凯是1898年戊戌维新的“叛徒”，但可能并不知道戊戌维新没能实现的大多数改革内容，后来是在袁世凯的手中实现的。　　　　袁世凯并不止于此，他还和其他力量一起推动改革升级　　　　1901年，经历1840年以来又一个不幸的庚子年后，大清帝国迎来辛丑年。　　　　9月7日，78岁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完成他最后的使命——继6年前出使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再次代表清廷与11国签订《辛丑条约》。　　　　两个月后，这位被美国《纽约时报》称为“远远走在他这个时代的前面”的老人，病逝于北京贤良寺。临终前，已经穿上寿衣卧于病榻上的李鸿章，忽然睁大眼睛，嘴唇喃喃颤动，两行清泪缓缓滚出。他的双目，是由他的老部下周馥合上的。　　　　10天过去，他的另一位老部下、山东巡抚袁世凯，接替他的职位。《纽约时报》把袁视为“改革家”李鸿章的最佳接替者，“袁当然不是大清改革运动之父，但他能让改革持续下去。”　　　　此年，在官方话语中，“改革”再次成为主流意识。从1月到8月，“西狩”(因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而向西安逃难)途中的慈禧太后，连发3道“变法”上谕，要求大臣们参酌中西政要，就如何改革各抒己见。此前的3年里，受戊戌维新失败的影响，朝野上下对于西方政治西方学问，“不敢有一字涉及”。　　　　“首创之功”：新政与帝国的余晖　　　　袁世凯的地方“新政”，无疑是整个清末新政中一个最典型的范例　　　　日，光绪帝召见袁世凯，命他提交改革方案。8月20日，袁递上一份13000字的改革建议，分为储才9条、理财9条、练兵12条、交涉4条，主张学习外国、变更旧法，并提出具体的变法策略，比如理财9 条，包括铸银钱、设银行、造纸币、振商务、修铁路、开矿藏、办邮政、造机器、饬厘税等。“储才”中的设立馆院，与维新变法所开办的京师大学堂相类似。　　　　袁世凯虽然提出了一揽子改革计划，但并没有足够的权力来实施。1901年，他一当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就开始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积极推行地方新政，使直隶地区成为“新政权舆之地，各行省咸派员考察，藉为取法之资”。　　　　派遣官员出国学习考察，了解国外新事物，是袁世凯整顿直隶吏治的一项重要内容。他认为所有官吏都应该懂得“一切西政、西史”，而“派令出洋游历”就是一个重要途径。他命令直隶州县实缺官员必须赴日学习3个月，经考察确有所得后才能赴任。　　　　比如保定府派员访问日本。他们在总结考察心得的基础上，向袁世凯提出“州县改良事宜六条、筹款事宜两条”的建议。尤其是仿照日本税法，改良直隶税法一项,袁世凯批示“大致可采”。　　　　更大的改革来自经济领域。袁世凯推动创立官办、官督商办经济机构和新式经济社团。1902年8月，袁世凯按山东商务局成例设立天津商务局，任命天津汇丰银行买办吴惫鼎、道胜银行买办王铭槐为总办和帮办,旨在“官商联为一体”,重振天津市面。但该局买办色彩浓郁, 难以起到联络众商、疏通市面的作用。袁世凯于次年5月命令改组商务局为商务公所,复任命绅商人为公所董事,会同吴惫鼎等妥筹办理,并委派天津知府凌福彭“督办一切”。　　　　两广总督周馥之子周学熙，从日本考察归来，按照日本的模式,开办直隶工艺局、实习工厂、劝业铁工厂及图算学堂、考工厂、高等工业学堂等官办事业；开办启新洋灰公司、开滦煤矿等民营企业,最终创办了北洋实业。　　　　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天津成为整个华北的金融中心和商贸集散中心，大大促进了华北地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形成。　　　　此时，“即使一些当初对于新政曾经责难的人，至此也不能不叹服袁氏为首的北洋集团首创之功了。各项有关新政的政策先由直隶创设，再经中央及各省转相仿效，在全国范围内次第推广。”中共中央党校副编审楚双志说。
　　地方自治：“他日宪政之先声”　　　　袁世凯在直隶推行地方宪政运动，以日本官治、自治相结合为蓝本　　　　1904年7月，实业家张謇主动给自己曾痛骂过的学生、绝交20年的袁世凯写信，希望他效法日本伊藤、坂垣主持立宪。袁世凯一如既往，表现出政治家的审慎，回复是，“尚须缓以俟时。”　　　　据袁世凯的幕僚张一回忆：张謇来信后，他曾劝说袁世凯，但袁顾虑重重，不为所动。可是第二天，袁又叫他准备一份准备预备立宪的说帖，以便随时进呈西太后。仅隔一天，“似出两人”。　　　　1905年日俄战争被解读为“立宪国”(日本)对“专制国”(俄国)，以及朝野上下越来越多的立宪呼声，给了袁世凯最后的决心。1905年7月，他联合张之洞、周馥奏请12年后实行立宪政体，并请派大臣出洋考察国外政体。　　　　同时，袁世凯在直隶推行地方宪政运动。　　　　1907年，天津《大公报》的创始人英敛之，考察北京的立宪，发现多数报纸内容猥琐，赌场生意兴隆，饭馆藏污纳垢，官员只知吃喝玩乐，处处靡靡之音。这让他大失所望。但他所在的天津，却是一派新气象。　　　　晚清地方自治以日本官治、自治相结合为蓝本,而由直隶等省先行试办，被称为“他日宪政之先声”。1906年，袁世凯委派天津知府凌福彭等筹设天津自治总局，作为直隶城乡最高的自治领导机关。8月，天津自治总局成立，下设法制、调查、文书、庶务四科。他命令每州县选派“举、贡、生员或中学堂以上毕业者，家道殷实、勤于公益之绅商”，分批进入总局附设的自治研究所，学习地方自治制度、选举法、户籍法、经济学、法学、财政学、政治学等管理国家必备的知识，培养自治人才。　　　　为了让民众加深对地方自治的认识，袁世凯委派学习过法政又深谙土风的直隶人高振望、赵宇航、步以韶为宣讲员，分赴天津属府城乡，进行宣传，宣讲近代地方自治基础知识，并编译《法政官话》《自治讲义》，每月各一次，分发到各属张贴，要求切实达到“家喻户晓、振聋发聩”的功效。　　　　经过一年多的宣传、组织与筹备，1907年6月，天津开始按照选举规章选举议员。当时天津人口总计418215人。16日，开始正式选举，通过初选、复选、分拣、合拣方式，在2572名候选人中，选出30名议事会议员。　　　　8月18日，天津议事会及议长、副议长等被隆重选出。　　　　这个议事会是中国第一次“普选制”试运行。袁世凯派专人入会，代表自己祝贺，“近日天津议事会成立之日，可为天津贺，并可为直隶全省贺，不但为直隶一省贺，可为我中国前途贺。”　　　　这个样板被层层复制。1911年，天津的州县大体都成立议事会。　　　　不是尾声　　　　袁世凯想把地方宪政运动升级为中央立宪，更加艰难而充满风险　　　　然而，1907年进入军机处的袁世凯，并不能将天津样板复制到全国的其他地方。　　　　台湾学者张玉法把袁世凯称为当时地方官僚中“最为激进”的立宪势力，但显而易见的是，袁世凯想把地方宪政升级为中央宪政，更加艰难而充满风险。　　　　袁世凯的势力，并未像《纽约时报》记者汤玛斯•米拉德半年前所预计的那样，随着慈禧之死有所增长，反而被摄政的醇亲王载沣——在讨论立宪会议上曾欲拿枪射杀他的人——以足疾为由开缺回籍。　　　　3年后，无力填补慈禧和袁世凯留下的权力真空的载沣，万般无奈下请袁世凯出山。　　　　载沣导演的“皇族内阁”已将君主立宪之路堵死，袁世凯不得不投入“走向共和”的历史潮流。
　　（五）中央权力的立宪博弈：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危机时代的立宪怎样才不会引起骚乱呢？晚清满盘皆输的命运，似乎一直在安静地等待，一步错，步步错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俄国舰队全军覆没。这个消息震动大清朝野。中国官员们得出一个结论，这是“立宪国”(日本)对“专制国”(俄国)的胜利。　　　　1906年8月，一年前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回京，认为应该仿效日本实行立宪。　　　　这引起一些朝廷官员的怀疑。军机大臣荣庆、铁良明确反对立宪，理由是容易引起骚乱。从事后来看，荣庆、铁良的判断也许并没有错，因为后来不仅发生了骚乱，而且发生了革命。但是后来的骚乱确实是由立宪引起的吗？怎样的立宪才不会引起骚乱呢？这无疑是后人不能不思考的问题。也许正因为如此，审慎的张之洞也犹豫了，他赞成变法，但是宣布立宪的时机是否合适，他还看不准。　　　　当时赞成立宪的，是军机大臣奕匡力、袁世凯、徐世昌等人。袁世凯对立宪采取“投机”或者说“审慎”的态度。他起初是支持立宪的，还奏请朝廷“考求各国宪法，变通施行”。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袁世凯还积极从直隶拿出白银十万两，作为出洋考察经费。五大臣遭遇革命党炸弹，出洋考察被迫延期，袁世凯的态度变得有些暧昧，掂量各方力量，认为“可有立宪之实，不可有立宪之名”。　　　　五大臣考察归来，合力奏请立宪。袁世凯见立宪将成事实，提出预备立宪先在一省试办，并主动提出将直隶作为试点。他逢人便宣称：“官不可不做，法不可不改。”袁世凯的谋划是能够与庆王奕匡力共同组阁，拥其做总理大臣，自己做副总理大臣。　　　　五大臣之一的载泽上了一份奏折，说立宪有三大利益，“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弥”，这恰恰是慈禧眼下面临的最棘手的三大难题。这三大难题又何尝不是一切在位者在危机时代主动改革所要面临的问题呢？　　　　日，张之洞北上觐见慈禧。慈禧问：“出洋学生，排满闹得凶，如何得了？”一向审慎的张之洞应答道：“只需速行立宪，此等风潮自然平息。立宪实行，愈速愈妙。”　　　　慈禧做了最后的裁决，朝廷先是发布预备仿行宪政的上谕，定下立宪的基调：“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一些寄希望于通过君主立宪来解救国家危机的人们为此鼓舞。　　　　1908年9月，即将走到人生尽头的慈禧，做了最后一件挽救清廷命运的事情，宣布九年立宪期限，颁布预示国家政治体制重要变更的《钦定宪法大纲》。关于“君上大权”部分有：“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关于臣民权利义务部分，则是“臣民于法律范围之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等。　　　　她随后也做了一项风险性极大的人事安排，让3岁的溥仪继承大宝，以及任命溥仪的父亲，时年25岁的载沣监国。“‘老佛爷’的这项任命是她一生中最后的也是最大的失策。” 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英文教师庄士敦曾写道。　　　　慈禧和光绪离奇地在两日内逝去。摄政王载沣履新。据说他的房中，悬挂着一幅对联：“有书大富贵，无事小神仙。”　　　　这个原本无忧无虑的满族年轻人，含着金匙出生，一生下来就是皇孙、王子、御弟。18岁就出洋，根据获胜的八国联军迫使中国朝廷接受的屈辱条件之一，他奔赴德国，替“天子”向德皇悔过谢罪。他在德国皇陵前敬献花圈，德皇授予他红鹰大十字宝星。他参观德国的军事检阅，得出的主要结论是，皇室要抓军队，皇族子弟要当军官，要牢牢地把军权掌握在皇家手中。　　　　如今，因为慈禧的一句话，他年纪轻轻便攀上帝国权力的巅峰，成为动荡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他进入紫禁城，曾向同僚们说，如果有两个方案同时摆在那儿，他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一会儿是这，一会儿又是那。　　　　摄政王四周危机四伏。革命党人汪精卫试图刺杀载沣，失败入狱。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亲自到狱中去看他。肃亲王善耆是清廷中的新派人物，同立宪派、革命党人都有联系，他想借这两股势力，登上内阁总理的宝座。　　　　各省咨议局代表请愿提前立宪，清廷各大员都避之不及，善耆独树一帜，在民政部大堂迎见各代表。谈话至紧要处，忽然掷冠于地，说：先帝光绪若在，立宪早已实行；如果我不是出生在王族，早就参加革命党反叛朝廷了。　　　　同时，立宪运动正在不断取得进展，其速度之快使得任何企图阻止它进一步发展的行动都变得十分危险。
　　在众人各有打算的年代，已经极度恐惧的载沣，只得紧紧抓住权力不放。载沣在自己短暂的统治生涯中，一心坚持到底的，至少有三件大事：一是在实行皇族集权的大前提下，由他自己直接掌握军权；二是在立宪问题上毫不含糊地固执到最后；三是听信盛宣怀的意见，坚决要把铁路收归国有。　　　　这成为压倒大清帝国的最后三根稻草。1909年10月，各省咨议局成立，由之发起的国会请愿运动轰轰烈烈。以载沣为首的清廷迫不得已，决定提前三年召开国会，但奉天、直隶各省仍要求再次缩短期限。清廷下令将在北京的东三省请愿代表押送回籍，将天津学界请愿活动的组织者温世霖遣戍新疆。各省立宪派代表失望而归。　　　　日，新内阁名单一出，舆论哗然。所谓宪政的责任内阁，13人中只有汉人4名，蒙人1名，满人却占了8名。其中又有5人是皇族。以奕匡力为首，只不过是首席军机大臣摇身一变而成为总理大臣，军机大臣摇身一变成为协理大臣。　　　　铁路收归国有的政策，后来更被证明是一场引大火烧身的错误决定。保路运动在四川等省轰轰烈烈地开展，革命的烽火已经遥遥在望。　　　　1911年武昌起义，清廷危在旦夕之际，载沣以宣统皇帝的名义连发四道上谕：实行宪政；迅速起草宪法革除亲贵秉政，成立内阁不再以亲贵充国务大臣；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　　这些亡羊补牢的措施已然无效。与革命党谈判好条件的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摄政王载沣卸去他原本不称职的“岗位”，如释重负。历史在翻转，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走过军阀混战、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活到67岁，于1951年3月去世，葬于北京西郊福田公墓。
　　（六）立宪派与革命党：牵手还是分手？　　对于那些为保障和促进实业而主张立宪的人，从君主立宪到革命立宪最终不是很难逾越的　　　　1911年春天，18岁的毛泽东将他所描绘的未来中国政治蓝图，贴在湖南长沙一所学校的墙上：孙中山成为新中国的总统，康有为担任首相，梁启超是外交部长。　　　　这个当时看起来美好的构想，其实永远无法实现。　　　　清朝末年，革命派、立宪派和清政府成为主要的三种政治势力。革命派与清政府势不两立，立宪派则处于两者间，与两者都有联系，但又都不获信赖。立宪派的骨干张謇感慨：“主革命者目为助清，清又上疑而下沮，甲唯而乙否，阳是而阴非。”　　　　立宪派梁启超起初和革命党往来很密。他流亡日本，孙中山曾多次到访，二人大谈革命。　　　　但是孙中山是倒满主义者，梁启超认为勤王的旗号最为合宜。两派争论的焦点之一是要不要排满。革命党当时认为满洲入主中国为亡国，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海外立宪派则坚持满洲人掌权，是与明朝朱家易主，而不是亡国。　　　　与海外两派之间的针锋相对不同，当时国内的立宪派和革命党之间常常互通声援。比如湖南立宪派龙璋是革命党领袖黄兴的密友，凡反清革命的，都引为同志，大力资助革命经费，不惜出卖家产，还利用自己的汽船为革命党购运枪械。　　　　“一个国家发展，肯定有不同意见。一个走激烈路线，一个走温和路线。其实革命与君主立宪都是从西方来的东西。革命受法国影响，君主立宪受英国、日本影响，都是想建立一个民主形态的国家而已。”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台湾82岁的学者张朋园电话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张朋园一直致力于对立宪运动的研究，曾经出版专著《立宪派与辛亥革命》《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等。他反对将立宪派看作是落后保守势力。　　　　复杂的历史情境下，对清廷无比失望的立宪派，特别是抱有实业立宪情怀的立宪派，开始倾向于同情革命，甚至推动革命。比如山西代表、曾任山西总商会副会长的渠本澄宣布，“三次请愿国会不成，当急取葡萄牙革命主义”，因为对于那些为着保护和促进实业而主张立宪的人，从君主立宪到共和立宪并不是很难逾越的。　　　　武昌起义时，革命党的力量不足以推翻清廷的统治。革命是在多方推动下进行的，立宪派的力量举足轻重。袁世凯的幕僚张一评论：“辛亥革命，皆以咨议局为发端。”一些原咨议局大员后来干脆直接成为新政府的都督。　　　　辛亥革命后，立宪派牵手革命党人，开始短暂的合作期。除了数省始终如一的合作外，合作有的不过十天半月，最长的也不过三数月而已。这和“革命的蜜月时期”相像，即当革命发生后，专制政权被推翻，革命成功的气氛出现了，这时出来掌握政权的人大多是有声望而较为温和的人，张朋园如是说。　　　　立宪派卷进革命，“该破坏的未能破坏，该建设的未能建设。”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的传统开始衰退，而社会与政治都没有得到快速改革。为着自己的理想目标而激烈的革命者不满意于这种温和与稳健，以至于出现激烈的行动，产生恐怖和屠杀，将掌权者推倒。立宪派中的佼佼者，四川的蒲殿俊和湖北的汤化龙，都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执掌革命政府，但又很快被迫下台。　　民国初年，第一届国会选举，“大众人民在这次空前的大选中是茫然的，对政治有兴趣的只有极少数的精英分子。他们有求变的观念，但自身的利益优先。那茫然的群众是孤苦无依的。”张朋园评价道。
　　大清朝呀大清朝！何时归来！！！！！！！！！！！！！！！！！！！！！！！！！！！！！！！！！！！！！！！！！！！！！！！！！！！！！！！！！！！！！！！！！！！！！！！！！！！！！！！！！1
　　暮日西山倦鸟还 双双连理枝上眠 瀛台玉井咫尺间
已隔世间一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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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宗皇帝到底是否死于人为投毒？
　　明末，朝纲混乱，宦官专权，官员腐(和)败，民不聊生，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革(和)命，推翻了明朝的统治，但由于李自成等人贪图享乐，好大喜功，没能改变中国人(和)民受苦受难的悲惨境遇。在此关键时刻，关外已建立政权的满清政府，毅然决然地担负起改变中国命运的历史使命，领导中国人(和)民的重任历史得落到清政府的肩上，清政府领导全国各族人(和)民，进行了多年坚忍不拔的斗争，扫清了各地军阀残余势力，结束了混乱的国内秩序，建立起强大统一的中国，开创起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可见，清政府领导地位的确定，不是自封的，是由其自身条件决定的，是在长期坚苦卓绝的斗争中形成的，是中国人(和)民在历史的进程中经过比较、鉴别后做出的正确选择。　　在清政府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出现了‘康乾盛世’，尤其是在以慈禧为代表的中坚力量取得后，我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在政治上，统一了朝廷的认识，培养和起用了一大批年轻有为的干部，在全球殖民化的浪潮中领导全国各族人(和)民进行了反侵略的斗争。　　在经济上，全面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坚持以“国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洋务方针，努力发展民族工业，使国民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非凡成就。在外交上，创立性的设立了总理衙门，和世界各主要强国建交，以平等自主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以上各项成就，足以说明慈禧太后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更能证明慈禧太后的领导才能和卓越才干，戊戌那年，以康、梁为首地反朝庭暴乱，企图用实行君主立宪来削弱朝廷的领导、来分裂祖国分裂朝廷，慈禧太后清醒的认识到：如果没有朝廷的绝对领导，没有朝廷在长期斗争中同人(和)民群众形成的血肉联系，没有朝廷在人(和)民中间所进行的艰苦细致的有效工作和由此而享有的崇高威性，那么，我们国家就必然由于种种原因而四分五裂，我们民族和人(和)民的前途只能被断送。因此，她老人家果断的制止了这一场政变，这更显示了她老人家在突发危机面前的大智大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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