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报道与纯新闻的区别专题是指以社会、文化、教育、艺术、科学、人物、事件等为表 现中心的专门的纪实性，具有深度且属于独家，也称为纪实报道。它 带有较强的时效性、 旗帜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文学性。 最能体现编译水 平的就在于此。它不仅能体现出一个编译者视角，而且也从字里行间 表现出文字表达水平、知识程度、文化素养和所持立场等等。 专题的新闻性为往往没有纯新闻强，但应属于社会
热点，报道频 率也慢于新闻，但有多种表现形式，评论式、采访式、或综合式。专 题报道较一般的文章来说更具有集中性， 专题对题材的选择和报道的 深入程度要求也更高。因此它不需要诸如前沿时间和地点，但可隐晦 的指出相关地点和时间以及相关机构。 纯新闻指以新闻材料为基础，加工制作而成的短文，新闻可包括 现场或预先录制的访问、专家的分析、民意调查结果，偶尔会包含社 论内容。新闻带有强烈的时效性、广泛性和指向性，今天是新闻，明 天就成历史。 新闻报道应该在开头部分列出时间地点和报道的媒体， 而专题报 道则更隐晦，不需要专门提出。 相互间的区别：新闻标题更直接表达，只有“外延” ，几乎没有 内涵。新闻一出现，几乎满天飞；专题标题更需要语言艺术，专题报 道一般是独家，具有版权，若文章好，随后可能被多家媒体转载。专 题报道内涵更深。新闻短，专题长。 相互间的共同点：同属社会热点；作为编译者，应该明白，专题报道的价值要远远高于一般的新闻报 道。Time to be honest 诚实需要时间1. 看后感觉这个科学实验很有意思，但并不全面，因为众所周知，撒谎实际上参杂了多 种因素，如人性、社会、文化和环境等等。 2. 本文只是从一方面来试验，因此具有片面性； 3. 但是结尾能适当添加突出主题是很好的。老板不会告诉你，但你需知的 5 件事 本文可以进一步深化这方面内容，感觉过于简洁。First gulf organ donation forum to start 海湾地区首届器官捐赠论坛启动（器官移植在海湾）1. 本文谈及中东地区的器官移植，感觉比较单调，能否加大内容增添的力度，深度挖掘题材； 2. 本文仍然存在一些小问题； 3. 注意题目的新颖性，当地人信奉伊斯兰教，对此事的看法； 4. 结合当地文化，过去和现在的异同等等，这样会使文章更有深度。科学家破译罂粟基因密码本文参考、增删都比较好，需要更简洁，葛兰素公司名称需要进一步简化；Williams out of French Open没有标题：应为“法国公开赛，威廉斯出局” 关于体育的报道；4G 业务带来的干扰将威胁到 200 万余免费收视家庭本文谈及很多关于 4G 手机的害处，若能通过其正面，然后反衬出负面则更好；Chick-lit readers keep out! 鸡仔文学读者请勿入内指明男性小说的崛起，尚处稚气阶段，引发争议，能不能把标题更为醒目直接，让人一看就明白；Men’s Offices Germier than Women’s, Says Study美国最新研究显示：男性办公室的细菌数量多于女性办公室提示性表明，男女工作间的卫生区别。本选题比较好，指明带菌区域和部位详细 地方，同时结尾提示很好：桌子上的细菌数量几乎是马桶盖的四百多倍，因此每 天从工作开始到结束，都要养成一个习惯，对办公桌、键盘、鼠标以及电话这些 物品进行清洁。可拓展标题为：吃猴子或导致感染新型艾滋病 可是没过多久， 食用过这只大猩猩肉的村名全都死了， 其中包括男性、 女性，还有小孩，一共有 25 人遇难。 ” 本文主题可拓展：食猴肉致死，艾滋病毒作怪。Fernando Torres ready to fight for his place at Chelsea 托雷斯为切尔西生涯而战关于体育新闻的编译，仍要以专题为主。体育明星的读者更甚于其他 方面的读者，但要求很不一样。本文感觉太简单，可以找到这位人物 的生事进行重新编译。晒晒更健康 注意：小标题竟与下文毫无关联：好莱坞晒黑上瘾了、喜欢晒黑的政治家需要较大的改变全国甜甜圈日，获取免费甜甜圈Doughnuts 中国人不跟你不熟悉所指，因此还是用麦圈为好！疑是广告，价值不大。Keep a Healthy Life 健康人生希望能看到有新意有特色有价值的内容。1.3 billion people rely on forests to survive 13 亿土著人依赖森林存活关于土著人，这篇文章很有新意，编译很好，但存在常识 性错误；Healthy Eating 健康饮食应改为 “最新饮食 概念”或“健康饮食法宝” ，体现新意，突 出发现，提升价值是编译的意义所在。Syria blames rebels for Houla massacre 叙利亚政府指责反政府军制造了胡拉惨 案题目改为“屠杀平民，制造惨案，谁是 祸首，叙政府与反政府军相互指责”The Joys of ParenthoodHaving children really does make a man more content with life为人父母之悦拥有子女使男性对生活的满意度提高 与生活息息相关，崇尚家庭价值的好文章，最后的添加有意义：所以，享受做父亲吧，享 受抚养孩子长大带给自己的乐趣。希望同学们能尽早学会提升编译价值的能力。凯特王妃衣着没个性？ 看是简单， 但中国家庭类、 女性类、 生活等类刊物青睐这类文章。《时代》(Time)周刊最近不但把剑桥公爵夫人、还把亚历山大?麦奎(Alexander McQueen)的 创意总监萨拉?伯顿（Sarah Burton，即凯特婚裙的设计 者） 选入全 球最具影响力的 100 名人榜。 他正是英国凯特王妃的御用设计师。 你可能觉得凯特也考虑到了这一点——她在大庭广众 很多麦奎品牌的服饰——但她又担心自己给人留下过 位设计师的印象，进而选择“脚踩几条船”的着装策略， 是减弱了自己选择的服饰所应有的影响力。 之下穿了 分偏袒某 到头来却毫无疑问，凯特王妃让某些设计师名利双收。当她堂而 皇之展示 某款服装（尤其是主流时尚风格）时，该款式就能风靡一时——许多受其启发而模仿的款式 也是如此。你可能会说凯特王妃影响了 市场走向，是否真这样，本人 还吃不准：若要证明“影响市 场走向” ，得看长期的消费模 式有无变化，事实上，这样的 结果并未真正出现。凯特王妃 穿了 Reiss 连衣裙后，该款裙 很快被消费者一抢而光（她穿 的 Issa 蓝色丝绸礼服也会如 此） ，但从长期看，Reiss 的消 费群体并未出现急剧变化。此 外，推出特定款式的服装与影响时尚风格不是一码事。况且就这件事本身而言，我觉得凯特 王妃让人大失所望，她白白浪费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毕竟， 作为待字闺中的王妃以及目前精选版的王室童话故事主角， 她的身份代表了这样的理 念：一切皆有可能（平民嫁入豪门！ ）以及现代气息（她既年轻又时尚） 。因为她不能公开发 表自己的见解， 她的职责就是用服装、 发型以及化妆等视觉形象向年轻人展示王室的价值取 向。虽说凯特王妃的服饰异常得体而且往往非常讲究，但它们也并 非就可以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她形象光彩照人，但并非不同凡响。 凯特王妃的身份如此特殊，所以指望她的着装引发争议无疑是错误 的想法，我并非建议她应该一直穿着非暴露款的巴尔曼(Balmain)超短裙（即便这是英国时装品牌，而且她也可以如此做） 。但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还是有可能 灵活变通，引领更具影响力的款式，就像在公众场合出现的搭配得体的其他名女人一样。 比如说，米歇尔?奥巴马(Michelle Obama)一点点打造出了自己的时尚风格，推出的时尚概念 包括了无袖款、 图案款以及交叉使用美国国内外年轻设计师的款式。 她的全部装扮都得到了 美国人民的认可， 此种情况在以前历任第一夫人身上都未曾见过， 更遑论靠她们去推动本地 时装产业了，从而成功地在当今窥阴癖与信息时代里占据了主动权。结婚一年来，她在这方面的影响力仍太过笼统，我们理应对 她有更多期待。议员威胁：如不放人，要切断对巴基斯坦的所有援助 突出这样的主题更好： 美国：帮助打死拉登错上加错？ 巴基斯坦：里通过外，成何体统 译文有误：但后者只是帮助美国逮捕了基地组织的头目。咖啡因益于思考应改为：常喝咖啡，益于思考。文中有新亮 点，但需要突出，比如文章最后最新研究表明，咖啡还能够延长寿命。适当的咖啡既能有助于思考，且还能延年益寿，何乐而不为？就很好！ 下面是《读者》最新目录：永不忘怀 鲍伯· 伯克思 琴子摘自《海外文摘》2011年第12期文苑八岁，一个人 吴念真 去旅行 你走进了朦胧 泰戈尔 活在人类的心 鲁彥 里 似水年华 诗二首 彩裙记 秋瑾的孤独 聂鲁达 谷川俊太郎 木心 鲍尔吉· 原野 蒋勋 王开岭水观音摘自远流出版社 《台湾真少年》一书 琦琦摘自《青春美文》 2012年第1期 黎晖摘自百花文艺出版 社《鲁彦散文选集》一书 赵红星摘自豆瓣网星杰摘自《民族文学》 2012年第1期 阳子摘自《杂文月刊》 2012年第2期 原创原创精品 人 人 物 物光荣的父辈张灵甫的中国 式悲剧 楼梯不好走本文据《百家讲坛》 《看 历史》编写，摘自《新周 报》2012年第2期名人轶事“我只害怕托 张樯 尔斯泰”邓卉卉摘自《深圳特区报》日 月月鸟摘自《清远日报》 日细节中的鲁迅 唐宝民 社 会 中国制造的 桑德拉· 舒尔茨 “欧洲” 被遗忘的尊严 王晶晶 布拉格，面对 刘震云 坦克的英雄 明德与格物 相守 天边与身边 闾丘露薇 程玮 孙道荣杂谈随感西米露摘自《参考消息》 总第19296期 朝阳摘自《中国青年报》 日 张恒摘自《散文选刊》 2011年11月上 晴郞摘自 《知识窗》 2012 年第1期 刘鑫摘自《广州日报》 日 王伟琪摘自《广州日报》 日有些事情离我 王小妮 们非常远 话 题 中国大学的五 温儒敏 种“重病” 你是炒股那块 王庆 料吗三秋树 “忘不了”的故事 10年， 我们来变个魔 法 一个民工的数字化 生活 人 生 之 旅 粘嘴的苹果 散去的好日子 一件毛衣的温度 去向 婚 姻 家 庭 有关青春的演奏 共同的挚爱 人生若只如初见 两 代 之 间 父亲的大学 原创 黄昉苨 佚名 孙建勇 倪萍 老愚 徐芳芳 莫小米 策· 图门巴雅尔 雪冬 梁阁亭江明蔚摘自《散文· 海外 版》2012年第1期 刘振摘自《羊城晚报》 日社会之窗纯 手 工 爱情红景天摘自《青年参考》2011年12 月22日 辰峰摘自《现代女报》 日 林涛摘自《微型小说月报》2011年 第12期 王勇摘自《南方周末》2012年1月 12日 彭举摘自《新周刊》总第363期 沁思摘自《女士》2012年第1期 筷子摘自《新周报》2012年第2期 紫怡摘自《美文》2012年第2期 赵天奇摘自《世界文化》2012年第 1期 兰明芳摘自新浪网梁阁亭的博客无言之美张楑辅 父与女秦菲摘自《感动人生》2011年第11期 张秀亚 碧雪飘零摘自江苏文艺 出版社《种花记》一书 程琳摘自《婚姻与家庭》 2012年第1期 智慧哥摘自万卷出版公 司《蔡智恒文集：7-11 之恋》一书青年一代108 天 微 博 环 罗丹 游中国 暗恋 痞子蔡校园内外 生 活 心理人生别人是别人倪匡春春摘自《易友》2011 年第12期 萌萌摘自《东方文化周 刊》2012年第1期提升“幸感力” 范会勇 的五个方法理财理财格言 当下，不投资 就是最好的投 陈思进 资常胜摘自《第一财经周 刊》2012年第1期 原创 阿门摘自《当代青年· 我 赢》2012年第2期经营之道 乐活狗狗就是客户 睿雪 群 平民的快乐——成一个女人的失 徐少杰 踪沉香摘自《8小时以外》2012年第1期 章青立摘自《年轻人》 2011年第12期 秋秋摘自《博客天下》 2012年第1期 缃云摘自《看历史》2011 年第12期经济学家的乌 岑嵘 龙球 军事天地 历史一页 悦 读 验证 电脑的产生 言 论 言论 米哈依尔· 扎多尔诺夫 西梅 最后一名牺牲 胡英华 者 1987：去台老 毛剑杰 兵归来幽默小品一米阳光摘自《喜剧世 界》2012年第3期 书虫摘自《讽刺与幽默》 日世界上最幸福 庞彦 的事 点 意 林 滴 启程 胆气 形影不离 点 滴 语丝 方便 茶丐 朵拉 蔡澜 小荷摘自《新民晚报》 君玉摘自《中外文摘》 聂勇摘自《老年日报》 日 卡夫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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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经典语录：读后感热点读后感随机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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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语言艺术读后感（一）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教师的语言修养极大程度上决定着学生在课堂上脑力劳动的效率。&教学实践表明：&教师准确、生动、优美、富有感情和启发性的语言，往往能够营造出一种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由此可见语言对于教师尤为重要。作为一名教师，为了提高自己的语言水平，我阅读了《教师的语言艺术》这本书。这本书从精辟的理论和具体详实的事例向我们讲述了教师语言的艺术。下面我具体谈谈自己的读书心得。　　通过阅读这本书，我明白了教师的语言应该具有科学性、准确性。语言的科学性指的是语言的准确、严密和精练。这是对教师语言最基本的要求。课堂教学中，语言的科学性会让学生更容易接受新知识。所以，在以后的教学中，我会严格要求自己，不断锤炼自己的教学语言，争取让自己的语言更准确、更精练。　　其次，我明白了教师的语言应富有感情。古人云：&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教师只有在课堂上声情并茂，语调抑扬顿挫，才能感染学生，吸引学生，唤起学生的求知欲，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教学中，教师要根据文本的情感或喜或悲，或笑或怒，时而高亢激昂；时而低沉凝重；时而如滔天骇浪，震憾人心；时而如流水小桥流水，娓娓动听。　　教师的语言要具有鼓励性。教师语言的主要对象是学生，学生正处于成长时期，他们的自尊心很强，因此教师必须爱护他们，注意保护他们的自尊心，时时鼓励他们积极上进。　　教师的语言要具有教育性。作为一名教师不仅要教好书，还要育好人，平时要注意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也要讲究艺术：说服、疏导、鼓动、表扬、批评。可以针对教育对象的不同和教育内容的不同，选用不同的表达方式，就可以起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教师的语言应具有启发性。思维规律告诉我们，思维启动往往以惊奇和疑问开始。教学中，教师要善于激发学生主体意识，增强其学习的内动力，引导学生质疑问难，多为学生制造悬念和创设意境，使学生不单纯利用自己已有的知识去解决，这样就能激发学生思维的积极性和求知渴望，使他们融会贯通的掌握知识并发展智力。为此，教师课前要精心备课，设计好预习习题和课间提问习题，让学生带着问题去看书，去听课。课中要注意循循善诱，因势利导，深入浅出，多用疑问性提问，还要注意运用发散性提问、开拓性提问、疏导性提问、铺垫性提问，使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受到启迪，探求新知识，掌握新内容。　　教师语言应富有趣味性。兴趣在教学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古代杰出教育家孔子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要使学生觉得语文课&有趣&，关键在于教师讲授能设疑激趣，扣人心弦。教师的语言应当规范、鲜明、简练、准确、形象、生动、流畅、合乎逻辑，饶有情趣，寓庄于谐，能化抽象为具体，化深奥为浅显，化枯燥为风趣，使学生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受其感染，受美熏陶。而只有教师自己有较好的语言基本功和广阔的求知兴趣，才能通过多种途径影响和激起学生的求知欲，引发学习兴趣，强化学习动机，消除教学中师生的疲劳，改善课堂气氛，启发学生的心智活动，促使学生深入钻研问题，并使课堂气氛趣而不庸，活而不乱，严而不死。因此，教师要广采博闻，和教材密切联系的笑话、故事、游戏、佳联、格言、警句、成语、典故、诗词、顺口溜、民间谚语、俗语、当地方言、群众口语、歇后语、古语词、外来语、术语等均可引入课堂，随心所欲，调动自如，游刃有余，以塑造形象，创造气氛，让学生感到课堂新奇多趣，知识易于理解，从而吸引学生认真听讲。　　在教学中，教师的语言还必须富有艺术性。不同的教学环节要采用相应的语言艺术。如导语的设计，要凝练准确，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学生的心带到课堂。或从生活中闲聊入手，或采用笑话引起学生的兴趣，或用优美的语言感染学生，或利用疑问引起学生的好奇心。提问语也要恰到好处。在提问时，可以巧设悬念，激发学生的兴趣；也可以循循善诱，把学生逐步引入思考的情境；还可以鼓励学生发问，引导学生自己解决问题。作为老师，如果做到了提问有方，就会让提问变得更有价值，更有效果。　　教师的语言应有个性特征，或擅长形象描述，绘声绘色，让人听了情思涌动，沉侵在美的享受中；或是讲起话来从容不迫，风趣幽默，让人听了兴趣盎然，在轻松愉快的中不知不觉中学到知识。　　要使语言有个性，首先应学会含蓄。含蓄是一种美，是一种艺术，课堂教学的语言离不开含蓄。如教师在教学中用说半截话或一语双关的办法启发学生积极思考问题，勇于发表自己的意见。这种做法常有&千言说不透、一语破真谛&的妙用。有的教师为了激发学生情感上的波涛，不直接告诉学生答案，而是绕着弯子设问，层层深入，启人心智，让学生得到知识、明事理、受教益。有的教师为了使那些注意力不集中的学生受到教育，从不是挖苦讽刺，而是从尊重学生的人格出发，善意地予以提醒和启发，受到了较好的效果。　　要使语言有个性，还要学会幽默。如果教师能用恰当的使用幽默性的语言授课，往往能够调节教学气氛，改变教学情景，提高教学效果。适当说些富有哲理性、知识性和趣味性的笑话，会使学生兴趣倍增，形成愉快的教学氛围。　　会说话的老师不一定能成为优秀的老师，但优秀的老师一定是会说话的人。要想在普通的教师中脱颖而出，攀上你心中的顶峰，你就必须学会说话，这也就是要掌握教师的语言艺术。　　教师语言艺术读后感（二）　　放假时计划要写论文，于是在图书馆借了几本说，其中一本是《教师的语言艺术》，其中有几个章节吸引了我，就大概的看了一遍。以下是我的一点小体会：　　一、学会控制音量。　　本书的前两个章节都是讲的一些发音及语言修辞方面的内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要学会控制音量。教师上课，传授知识，是交流思想、传递信息的活动。为了提高教学效果，就要使坐在每个位置上的学生听清楚教师讲的每句话，发的每个音节，并且耳感舒适。　　这儿有两种情况是不可取的：第一种声音过响。弊端是讲者做多余的功，无谓的消耗能量和精力；影响其他班级师生上课；学生感到太受刺激，心神不宁，影响听着收取信息和及时反馈。第二种说话声音过低。弊端是教室中后排学生听不清，不能接受到老师的全部信息，影响学生的听课效率。　　我想在平时教学中我们应该尽量避免上面的两种情况，务必调整好音量，力求让教室中的每位学生能听清楚，这也是学生听讲的最起码保障。　　二、话要说到&心&坎上。　　教师的思想工作要从学生的&心&开始，而且在与其交流的过程中也始终是用&心&为之，而不是说空话。首先要让学生感受到&真诚&，前苏联教育家苏霍林斯基说：&真诚的关切，这是和谐发展的一般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的各个品质都会获得真正的意义。&其次是要以理服人，俗话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在师生交流过程中，教师也要充分发挥&理&的作用，把话说到&理&上，以理服人。通过文中很多有趣的故事，让我学习到原来&忠言&也可以不&逆耳&、&夸&人一定要&夸&到&点子&上&　　三、教师最好学点&幽默&。　　首先教师的幽默可以表达对学生的亲切友好的情感，从而培育和谐愉快的师生关系。其次幽默是教学的利器，既能活跃课堂气氛，又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书中还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细细得去品读，同时还有一些语言上沟通的好点子可以在平时的教学中加以运用。　　教师语言艺术读后感（三）　　读了《教师语言艺术》一书，感触颇深，受益非浅：本来以为老师上课只要把该讲的知识点告诉学生就可以了，其实一个优秀的教师要做的远非这些。　　语言是人类沟通的桥梁。教师与学生沟通是其中一种特殊的沟通关系。因为教师扮演不仅仅是单一的&知识传授者&的角色。教师还应该是一个组织者，引导者，评价者。但是这几个角色必须围绕一个中心&&&学生的发展&.　　语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在课堂教学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课堂是一个心理场，有不同的心理镜像在课堂中活动。教师不仅要关心学生的学习，更应关心学生的心理状态。这是教师更像一个心理医生。教师说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体现了你希望扮演的角色，是一个权威，引导者还是共同学习进步的研究者。　　课堂教学中语言的运用很关键。说什么，怎么说，有这样一个的例子，教学对象是一群小学生。在某节课上，有3个学生在底下作小动作。我没有正面批评他们，因为我试过无数次，对这几位学生都没有用。于是，我就让他们主动站起来。顿时教室鸦雀无声，所有学生都以为我要批评他们了。我相信那几位学生也在思考要不要站起来。30秒之后，有一个学生站起来了。我没有批评他，相反，我表扬了他的诚实和勇敢，相信他如果能改掉作小动作的坏习惯的话将来一定能做大事。我的话出乎学生的意料，我注意到没站起来的另两位学生的表情变化。一个脸已红得像红富士，另一个则低下了头。我的效果达到了，就继续上课。之后，这三位学生上课明显比以前认真了。我想，教师的语言艺术是在每次教学实践中磨砺出来的。同样是教育上课开小差的学生，怎么说才能达到应有的效果为什么我那样说没有效果呢我觉得这是需要我们平时注意思考和积累的。　　塑造一个成功的教师，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是语言美学，也就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一个人综合素养的体现。我想教师的语言艺术应该是靠自己平时一点一滴的积累培养，而不是追求华丽时髦的词汇。语言的艺术是形式与内容的和谐统一，是教师本人心灵美的反映。教师对学生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人生观价值观的方面的影响，这是潜移默化的，有时甚至连教师本人也没有察觉。如果想了解一个教师，一个学生心目中的教师，那么就去看看他的学生。　　原本以为教师是一个简单的职业，在简单的工作环境中，面对简单的学生，做简单的知识传授者。工作久了以后，我才知道自己这种想法有多幼稚。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真的需要自己不断地探索和尝试。上一篇：下一篇：【教师语言艺术读后感】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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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Rights Reserved.[转载]独家转帖：专制阴影下的当代旧体诗坛
　　此文为从某诗官处流出，作者石磊不知何人，但应该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阳江诗人石磊山人。我拿到的原件（）本来是中华诗词学会内部批判的材料，里面有很多诗官们的评语，我师妹击壤歌全文输入了该文，但并没有录入那些无聊的评语。现将原文贴在下面，供所有热爱诗词、热爱自由的人士欣赏。
　　专制阴影下的当代旧体诗坛
&　　石　磊
&　　[上& 篇]
&　　一、序言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反右”及“文革”中沉寂的旧体诗词开始复苏。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创办《当代诗词》，并成立广州诗社，编辑《诗词》半月报，向海内外发行。1987年农历五月端阳节，全国性群众文化团体中华诗词学会在北京宣告成立。随即组建中华诗词社，创办《中华诗词》，通过邮局发行，订户已达两万多，与专载新诗的《诗刊》同属中宣部、作协管辖下的国家级文学期刊。中华诗词学会成立的前后期间，各省、市、县的诗词社团纷纷涌现，各有诗词专刊，并开展各类诗词活动。据《中华诗词年鉴》的等有关资料统计，全国各地的诗词组织迄今已有一千多个，以各类形式印行的诗词期刊与作者专集、大型诗词总集与选本在千种以上，诗词写作队伍达百万之众。“诗词热”持久不衰，是新时期二十年来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化现象，本文拟重点对其中存在的负面因素进行剖析。
　　“五四”新文化运动健将高扬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旗帜，向包括诗词在内的旧文学发起猛烈的攻击，所向披靡，白话文与新诗从此取代文言文与旧体诗，占领文坛。但是新文化运动的狂飙扫荡的乃是旧文化中封建专制的思想毒素，诗词这种以文言为载体的艺术形式未曾毁弃，陈独秀、鲁迅、郁达夫、郭沫若、田汉、老舍等新文学家仍以旧体诗抒情言志，沈尹默、俞平伯、闻一多等亦“勒马回疆作旧诗”。“五四”后的民国期间，出现大批以专家学者为创作主题的诗人词家，其作品密切联系现实，反映时代思潮，境界焕然一新，取得重大成就，——对此下文还将叙述。而到新中国建立后的五十年代，政策开始左倾，对传统文化发动一波接一波的批判，至“文革”横扫“四旧”，达到高潮，百卉凋零，万马齐喑，一花独放，唯有毛诗而已。拨乱反正后，人们反思历史，向传统回归，诗词复兴，实为情理中事。但由于鄙弃传统的观念历时已久，积非成是，诗词仍不为体制权力话语所接纳，至今尚未进入学术殿堂，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与新诗相较，是一个“在朝”和“在野”的分别。不少有识见的学人为之著文呼吁，亦难以改变现状。
　　今天毕竟不是以诗赋取士的唐代，诗人无权无钱，诗词集难以出版，作品缺乏发表园地，便难于传播交流，产生社会影响。成立诗词社团，首先要申请报告，获得官方管理机构的批准；而后举办会议、开展活动、编辑出版刊物，都需要大笔经费。在此状况下，只能推举离退休官员及老干部为社团领袖（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等），依靠他们向财政部门要求拨款，或向商家、企业募捐，以保证诗词事业的运转，大大小小的“诗官”于是取得了主宰诗词的权力。
　　平心而论，离退休老干部凭借其政治地位与社会影响，对于推动诗词事业的复兴，确实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也不乏思想开明、作风民主、尊重知识、爱惜人才、刻苦学习者。而另一部分人则与之相反，自己写不出几首像样的诗词，不了解诗词内在的艺术规律，理论、学术上所知甚少或一无所知，却以外行假充内行，进而指挥并压制内行。在建国五十年来的历史上，不学无术的官员往往凌驾于专家学者之上，所干的蠢事极多，不弄得劳民伤财，彻底失败，决不罢休。这种人离退休后，思想上处于僵化状态，极左路线留下的烙印极深，非但不接受历史教训，而且“发挥余热”，继续以长官意志控制诗词社团，决定所谓“前进方向”，其结果必然是阻碍了诗词的正常发展。
　　中华诗词学会名为群众文化团体，实则已类似官方的行政机构。“盟主”以官本位的心态，将官僚作风带进诗坛，发挥其专制作用。各省市诗词团体原无上下级的隶属关系，但前者却自觉自愿地接受并听从后者的领导，因为各路“诸侯”大多同样是离退休官员，“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已成思维定式。各地举办全国性诗词研讨会或笔会，需自行筹款，报请中华诗词学会批准，恭恳“总盟主”大驾光临。每次开会时，中华诗词学会正、副会长，《中华诗词》正、副主编等一大批重量级人物（有时还带有夫人）的火车软卧或飞机票，食宿与游览、娱乐费用全部由地方承担，一般与会人员则自掏腰包，车旅、食宿之外，还需交纳会务费。会议开幕、闭幕时，主席台上座位和发言次序要做严格安排，体现等级，与党代会、人大会议无任何差别。大会上的书面发言要经“盟主”审查，严把政治思想关，不能有丝毫“出格”。研讨期间出现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凡是与中华诗词学会提倡的宗旨、方向有违背者，或视为“异端”，或斥为“保守”，《中华诗词》不予报道，论文更不得刊登。口头上也说执行“双百”方针，“兼容并蓄”，实则内部控制十分严密，一百朵花，只许开出相同或相似的颜色；一百只鸟，只许叫出相同或相似的声音。
　　有如政府曾颁发《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和《公民道德建设纲要》一样，中华诗词学会“几经酝酿，经会长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在《中华诗词》2001年第2期正式推出《21世纪初期中华诗词发展纲要》。这期《中华诗词》的“卷首语”说：“《纲要》是明确方向、统一思想，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指导我们工作，使中华诗词能在新世纪达到新的繁荣的重要文献。它的中心思想是如何坚持改革创新，让中华诗词随着时代发展而前进。”在此之前，《纲要》的讨论稿曾印发给首都部分诗词专家、学者、评论家，并召开座谈会。会上有人提出：“‘改革’是政治语言。文化怎么‘改革’？《纲要》政治气味太浓”。对《纲要》中关于声韵改革和新诗体部分，意见分歧更大：“改革的条件和时机还很不成熟”，“必须慎之又慎”。“我们第一位的任务是保存它，用它去进行新的创作。现在，我们根本没有必要也根本不应该对中华诗词的形式本身进行改革，最多只能对其中的某些成分作适当的调整”。⑴
对部分专家的正确意见，“盟主”概不听从，以宣传政令的方式推行《纲要》，号召全国诗人遵照《纲要》的精神去“开创社会主义时代诗词新纪元”，“走向大众”，“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劳动者纵情歌唱”。以下针对《纲要》的主要内容，揭示其深涵的专制思想和诸多理论上的谬误。
　　二、决不能将诗词衰微的原因归罪于“五四”新文化运动
　　《纲要》全文由十八段论述组成。第三段仅用400字左右的篇幅，对“五四”后八十年来的现当代诗词史作简略的回顾。文字中说：“由于一些先驱者对于传统诗词采取了全盘否定乃至打倒的态度，中华诗词在长达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的时期，基本上处于生存、发展的极端困难的境地。”关于现当代诗词名家，只提到“
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鲁迅和“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而且还是伟大的诗人”毛泽东，结论为：“由于鲁迅、毛泽东和老一辈革命家诗词创作的影响，中华诗词尽管生存艰难，却从未断绝，并有不少的优秀作品出现。”
　　笔者认为，这种简单片面的论断，纯属混淆是非，歪曲历史。如前所述，“五四”新文化运动揭开现代文学大舞台的序幕，包括诗词在内的数千年传统文化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革新与守旧两大阵营展开激烈的论战，其结果是白话文与语体新诗夺帜摩垒，成为主流。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封建礼教地方被冲溃，自由、平等、民主、科学等思想观念深入人心，现代文坛出现生气勃勃的局面。然而诗词毕竟是深深植根于汉民族文化的艺术形式，需要更新的只是思想内容，连精美的语言、体式一并毁弃，当然是“五四”先賢未能明察的误区，实际上他们也未做到这一点。在“五四”之后，诗词并未像掌握话语霸权、善于掩盖历史真相者所描写的那样被彻底打垮，涤荡无余，而是经受了严峻的考验，顽强地生存下来，并在持续发展。以下一系列事实足资证明：
　　①
二、三十年代间，南北高等学府如南京中央大学、北平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广州中山大学、湖北武汉大学、开封河南大学、杭州浙江大学、之江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安庆安徽大学乃至抗战期间迁移重庆、成都的各大学中文院系，多开设诗学、词学课程，非但要求学生学习理论，而且必须创作，培养出一批批以诗词为研究专业的优秀人才；
　　②南北各大都市纷纷成立诗社、词社，定期集会，分题吟咏，结集刊行，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广州、香港各地风气尤胜；
　　③书局不断出版诗词集及诗学、词学理论专著，报刊也经常发表诗词，城乡千万个有传统文化教养的家庭，古典诗词是蒙童必读的课本。
　　④自1919年到1949年共30年间，不断涌现杰出的诗人词家，作品数量极为宏富，在抗日战争期间爱国诗词的创作达到高峰。除思想内容结合时世有重大革新外，在诗词的表现手法及由此形成的艺术风格、境界方面，同样有崭新的开拓创造。因诗词家的身份、职业、经历、个性和艺术宗尚、情趣的不同，从而构成异彩缤纷的流派。
　　⑤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国民党政府统治期间，从未以行政命令的方式禁止诗词，而是予以嘉奖。突出的例子，是诗人、教授邵祖平的《培风楼诗》获教育部一等奖；诗人、医学家唐玉虬的《国声集》《入蜀稿》获得民国三十一年度（1942）全国高等教育学术奖励文学类三等奖（当年文学类只设三等奖），同时获奖的有冯友兰、王力、曹禺、费孝通、华罗庚、周培源、苏步青等著名专家学者。
　　据上所述，可见“五四”后民国期间的诗词根本不存在“生存、发展的极端困难”，纲要的炮制者无视这一系列不容抹煞的事实，中华诗词学会成立至今已十六年，“盟主”从未组织过力量对极为丰富的民国诗词作搜集、整理、研究工作，非但对前辈已故名家的作品漠然置之，对健在名家亦罕有研讨。现当代诗词史一片空白，学术上处于昏昧无知的境地。
　　在“五四”以来规模宏大的诗词家群体中，真正对诗词能起到承传作用的，是从事国学研究和教育工作的专家学者。其中突出的作手，诸如马一浮、吴梅、谢无量、黄侃、汪辟疆、刘永济、汪东、陈寅恪、乔曾劬、陈匪石、胡先骕、唐玉虬、邵祖平、顾随、王蘧常、俞平伯、夏承焘、唐圭璋、詹安泰、龙榆生、陈家庆（女）、吴世昌、钱仲联、苏渊雷、沈祖棻（女）、李祁（女）、黄稚荃（女）、钱钟书、程千帆、孔凡章、饶宗颐、罗忼烈、苏文擢、霍松林、叶嘉莹（女）等，举不胜举。此外，旧民主革命者如廖仲恺、于右任、黄炎培、李叔同、柳亚子、林庚白等，书画家潘天寿、林散之、邓散木、沈尹默、张大千、沙孟海等，以及多位新文学兼写旧体诗者，皆同属高级知识分子，虽然有的兼有多种身份，绝大部分人仍可归入专家学者的队伍中。“他们既有深厚的国学基础，又有专门的研究时间与创作的余暇。有的人从海外归来，贯通中西古今。所以他们的诗既有传统的醇雅，又有现代生活气息”⑷。前辈学者珍护华夏民族五千年来的优秀文化传统，同时又直面人生，反映现实，诗词中表现出民主自由、反帝反封建的现代人文精神和深刻的忧患意识，亟待新一代知识分子发扬光大。概而言之，现当代诗词名家队伍中以专家学者为创作的主力军，是大量存在的客观事实，而因历史的战乱环境和知识分子的遭遇所限，长期以来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一部中国古典文学史，如果取消了屈原乃至黄遵宪等千百位士大夫的诗文，我国有何文学可言？何况辛亥革命后的知识分子，或教书育人，或著书立说，或献身艺术，都是用脑力劳动养活自己，与封建时代的士大夫“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有本质的不同，岂能任凭珠玉沉埋、光华隐匿！
　　然而《纲要》中仅提鲁迅、毛泽东两位，再加上一句“和老一辈革命家”（按：大概指董必武、朱德、陈毅、叶剑英等），似乎这不足十人的一小群作者就足以代表八十年来旧体诗词的创作成就。在《纲要》座谈会上，有人指出：“说鲁迅‘一直坚持诗词创作，并取得了骄人的实绩’，不合实际，鲁迅的最大成就是杂文，他的诗词是很次要的。”⑸（按：这一说法也欠准确，鲁迅有诗无词）。至于毛泽东，众所周知，现存的诗词不过五十多首，创作影响与其特殊的政治地位是分不开的，造成家弦户诵的效果，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有生之年，从未发动大众来写诗词，仅仅是把它当作一种个人爱好而已，而且说”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⑹最高指示，谁敢不遵？建国后的高校中文系废除了民国间就有的诗词写作课程，迄今未曾恢复，新文学史家对当代诗词不屑一顾，皆与此不无关系。五十年代初期，除了报刊上偶尔发表一些名流歌功颂德的作品外，许多诗词家都辍笔弗为；而在“反右”运动和“文革”中，知识分子作诗词稍有不慎，便有文字狱之虞，实在想写也只能将作品深藏暗匿，不见天日。说鲁、毛二人的创作是诗词“尽管生存艰难，却从未断绝”的原因，真不知从何说起！
　　更为关键的是，《纲要》将诗词“在长达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时期，基本上处于生存、发展的极端困难的境地”完成归罪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建国后批判传统、“文革”中毁灭文化只字不提，其目的正在于将十年浩劫的滔天罪恶一笔勾销，要人们淡忘“文革”，永做愚民。
　　三、借“人民”、“爱国”之名，行专制、欺骗之实
　　《纲要》第六段是全文的核心部分，提出“开创社会主义时代诗词新纪元”的口号以及“适应时代，深入生活，走向大众”的方针，实行“由旧时代向新时代的转变，由少数人向多数人的转变”的举措，认为中华诗词要振兴，要发展，必须与时代同步，进行必要的改革。”并对此作进一步的解释：“作为上层建筑的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中华诗词必须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满足国家主人—人民大众的文化需求，从而成为社会主义文艺的组成部分、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不然，它就会背离时代要求，同社会主义和人民大众格格不入，必将陷入被时代所淘汰的危机。”要求诗人们“自觉做到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歌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劳动者纵情歌唱。”
　　上引酷似报纸社论的文字，可谓堂皇正大，然而透过表象，便不难发现其中的本质。
　　“人民大众”或单称“大众”，是一个看似极熟悉清晰、却又极易令人模糊视线的概念。《辞源》释“人民”一词之义为：“①人类；②平民、百姓。“第二义使用较为广泛。《现代汉语词典》则释为：“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人员”，定义较为明确。在旧社会，“人民”应指统治阶级（皇帝、诸侯及其所属官吏）以外的平民百姓；在今天，当指政府官员、各种国营企事业单位负领导责任者以外的普通职工、劳动群众，应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商贩以及从事各行各业工作的大多数社会成员。
　　在封建专制时代，诗词是文人、士大夫即上层知识分子的专利品。读书人通过科举考试做官后，成为统治阶级的成员，当然也就脱离了“人民”的范畴。凡诗史上著名的诗人，极少不在仕途者，故诗词连同文言文有“庙堂文学、贵族文学”之称，颇含贬意。但在辛亥革命后，随着社会制度的变更，现代教育、科研体系的形成，大批知识分子进入高等院校、科研与医疗机构、出版部门、报刊杂志社等单位，以教学、研究、著述、编纂为职业，成为脑力劳动者，属于人民大众。更主要的是，古代读书人自幼接受的是服务与皇权的儒家教育，“爱国”与“忠君”纠结不分，其思想立场，与劳动人民有根本上的不同，写作诗词，自然谈不上“走向大众
”（但大量作品中有民本意识，或称之为“人民性”）。而现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较一般民众尤为惨痛：战乱时饱颠沛流离之苦，支持革命者屡遭国民党当局迫害；新中国成立后又成为思想改造、群众专政的对象，在“反右”、“文革”中忍辱蒙垢，九死一生，直到浩劫消除才逐渐恢复名誉，过上正常的生活。知识分子中的诗人，继承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而意识更新，在军阀统治时期以笔为枪，抨击外来侵略者和反动政府，同情劳苦大众，向往民主自由，这正是代表了亿万人民的心声！建国后的知识分子，在讴歌国家新建设、新成就的同时，鞭笞腐朽事物，批判不良风气，呼唤清明的政治环境，同样是抒人民之志，言人民之情。当今社会有几位诗人是贪官污吏、大款富商？诗人何尝“背离时代要求，同社会主义和人民大众格格不入”，何劳《纲要》来谆谆教诲呢？
　　《现代汉语词典》释“知识分子”一词的含义：“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记者、工程师等。”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据“文革”后政府文件的解释，“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工人既是人民大众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知识分子则是从事着高级劳动的职工，并非旧时的士大夫。当今的诗词作者，一部分人为知识分子，即使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农民，或离退休老干部，能写诗词，其先决条件是必须具备相当的文化知识，绝无文盲、半文盲能成为诗人。知识分子、工人、农民、离退休老干部能作诗者都属于人民的一部分，诗词早已在大众之中，何须“走向大众”？而《纲要》还在如此号召、要求，岂非把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诗词作者看成是一个脱离大众、单独存在的阶级，或者是要求一部分“人民”走向另一部分“人民”，这在逻辑上如何解释得通呢？
　　纵观我国三千年来的古典诗歌发展史，从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陆游、辛弃疾乃至黄遵宪，没有一位是专业诗人。现当代知识分子同样是余事为诗，没有一个是靠创作旧体诗词来养活自己。诗词家从事各项职业，本身就是劳动者，就在“生活”之中，何须“深入生活”？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同为民众，地位是平等的，前者居然成了后者豢养的“画眉鸟、夜莺”，要“亲近人民大众，了解他们，歌唱他们”，可谓奇妙无比的“理论”。真正的诗人自然会忧国忧民，反映现实，表达民众的心声；即使诗人抒“小我”之情，与“大众”无关，也无可厚非，因为诗人首先是“人”，有自由表达思想的权利。靠人民血汗供养的诗人是有的，那是以写新诗为专业的作家，《纲要》应该号召他们“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劳动者纵情歌唱”，为教师、医生、科研工作者、工程师歌唱，切勿做“宫廷诗人、御用诗人”。
　　新社会、新时期的政府官员中，无论是一乡之长还是国家主席，既是社会的管理者，又是“人民的公仆”，思想情感理应与人民大众息息相通，并非脱离人民、高高在上的特权阶级。他们离职下岗后，便是普通公民。政府官员如果作诗填词，自然应该率先垂范，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来言志抒情，又何劳《纲要》来“提倡、指导”呢？
　　除官员以外，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士兵、商贩、离退休老干部中的诗人都是“大众”，组成当代诗词的百万大军。“百万大军”与十三亿人口相比，约占千分之一还不到，就这一比例而言，便成了“小众”。然而“大众”从来就没有如康梁之发动“公车上书”“伏阙请愿”，要求“小众”为其“歌唱”，“盟主”也从未对十三亿人搞民意测验。假借“人民”的名义来喊口号，提要求，不过是摆出一个压制诗人、蒙骗诗人的“无物之阵”而已。
　　“当代诗人要热爱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继承中国诗史中的爱国主义传统，热烈歌颂祖国的建设成就、国际威望和促进祖国统一”。⑺这是与“爱人民、为人民歌唱”同样庄严崇高的口号。
　　热爱祖国、忧患苍生是古典诗词中延续千年的传统，自屈原、杜甫、白居易、陆游、岳飞、辛弃疾、元好问、顾炎武、王夫之、屈大均至黄遵宪、丘逢甲等，代代承传。但古人爱国往往即是“忠君”，这恰恰是现代诗人需要仔细分析、批判对待的思想糟粕。身为炎黄子孙，我们珍惜和护持优秀的民族文化，热爱的是以中华民族为主人、为整体的祖国，而不是效忠君临天下的一姓一家，或是盲目顺从于行使权力的统治集团和国家机器。如果人民成为专制下的奴隶，这个“国家”有何可爱？立国必先立人，苟无人，何以为国？梁启超、鲁迅等先贤早就阐明这一道理。
　　具有忧患意识的诗人，揭露社会的阴暗面，抨击假恶丑，对普通民众进行思想启蒙，同样是爱国。但诗人批判的不仅仅是落后、腐败的“现象”，而要深入追问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腐败来自于不受约束的权力、缺乏监督的体制。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完善健全的法制，有了法制得不到切实的执行，人民就不能真正的当家作主，腐败现象就永远不能根除，国家富强只能是空想。
　　试观青年学者王开岭对“人民”、“爱国主义”的深刻剖析吧：
　　“人民”又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它仅仅是一个模糊的数字集合——由所谓“大多数”组成的粗糙的“人丁象征物”吗？在政治舆论家那里，它常常被授予一种可怕的至高无上的俯视一切君临一切审判一切的权力，被谄媚的语言描塑成一副无可指摘浑圆完美“全不坏”的“万岁”幻身——其权威和不容违抗的意志永远被说成是先验的，无需任何设问和讨论，谁一不留神得罪了它，或被说成是“得罪了它”，谁即死无葬身之地（那些被冠以“人民公敌”的含冤者就是如此遭殃的）。
　　一旦“人民”“祖国”仅仅被作为一个政治（政党）权力“虎符”而不再是一个理性和文化范畴的语汇来滥使，那么独裁专制的灾难和斗争霍乱就会接踵而至。“人民”“祖国”这些硕大的词就会沦作“刀俎”“砧板”之用，从法兰西大革命晚期到纳粹德国、苏联及旧中国，都流行过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癫狂。
　　恰达耶夫在《疯人的辩护》中表达过一种“否定方式”的爱国行为，他说：“对祖国的爱，是一种美好的感情，但是，还有一种比这更美好的感情，就是对真理的爱。”只有这种建立在“批判”意义上的爱——才是一种长远和永恒的爱，不功利不自私的爱，真正精神与灵魂意义上的忘我的深爱。
　　“人民”，应该是一个永远前进中不断自我完善和检省的“能指”，——而非一座早就退休大功告成的“纪念碑”。他应该有一副允许揭露与批评的谦虚和涵养的知识者面孔，而不是一个骄横无礼、被溜须拍马宠坏了的胖子官僚模样。⑻
　　王文指出“政治舆论家”利用“人民”“祖国”这些硕大的词语来实行独裁专制，以致祸国殃民；为“人民”的化身画像，惟妙惟肖。而笔者论述的角度稍有不同：诗人就在民众之中，是人民的一员、一部分，“理论家”们岂能任意盗用人民的名义！
　　1949年后，原属人民的知识分子被纳于体制，经济上失去自主权，被看成“充满资产阶级思想”的敌对阶级。一次又一次的“洗脑”和触及灵魂的批斗，使他们丧失了尊严和人格，丧失了自觉与清醒，放弃了怀疑与批判的天职，沦为权力重压下俯首帖耳的奴隶。“在那些暗无天日的时期，知识分子的遭遇实在尴尬。要想保全人格，就必须付出身家性命的代价；要想生存，就必须放弃作为启蒙者的使命和尊严。”⑼摩罗、余杰、朱健国、杨竞、王开岭等青年一代思想者的笔锋血淋淋地揭示了知识分子心灵耻辱的伤疤，解剖了知识分子经千年封建文化陶冶的劣根性，这是全民族的悲剧。
　　不幸之中大幸，是知识分子中毕竟有几位风骨铮铮的前辈，马寅初、陈寅恪、顾准的自由思想与独立精神，为后起者树立了崇高的典范。但时至今日，极左路线的信徒仍是视诗人中的知识分子为异己、为奴隶，是要在“人民”监督下继续改造的对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骨子里是为“我”为专制服务。“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知识分子自食其力，劳者自歌，政府官员原是大众养活的，——包括知识分子的纳税，《纲要》却要“国家的主人”为“人民的公仆”大唱赞歌，岂非荒谬之极！遗憾的是经过“文革”洗礼的知识分子，再也不会上当受骗了。
　　学者刘锋杰对“人民文学”和“人的文学”这两个仅一字之差、最易混淆的概念，作了精辟的论断：
　　20世纪中国文论史最能代表文学现代性的，应是“人的文学”。它出现在五四时期，这与中国现代性的发生及形成一致。“人的文学“有四个主要观点：主张从个人出发进行文学创作，但却表现出共同人性；强调文学是一种审美现象，区别于政治、经济和科学活动；坚持文学发展的多元主义，与人的多样存在相适应，为文学提供了充分的发展空间；认定文学的作用在于涵养人性达到生命的充盈，从而使人诗意地生存。“人的文学”充分而自觉地体现了个人独立性与文学独立性的统一，显示了中国现代文学与文论不同于传统文学与文论的截然不同的性质，它是中国文学进入现代发展时期的现代标志，也是唯一标志。只有“人的文学”在确立、设计与追求现代人的目标与现代文学的目标上，才满足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舍“人的文学”而他求，中国现代文学建立不了它的现代轴心。
　　……当“人的文学“不能真正代表人民与代表文学时，“人民文学”可能会霉变，不再具有人民与文学的真正内涵。此种“人民文学”正是反人民与反文学的。这在中国近几十年的文学实践中可以说是比比皆是。而“人民文学”若真的代表人民与代表文学，它只有回到“人的文学”的创作理念上来，才是合适的、充盈的、自由的。我赞同这种观点，不是“人民文学”超越了“人的文学”，而是“人的文学”包含与指导“人民文学”，“人民文学”只有首先是“人的文学”，才有利于人的发展与文学的发展，做到人的发展与文学发展的双推进，当“人民文学”不再具有“人”的特性和“文学”的特性时，它还能够被称作人所创造的文学吗？用“
人民”的概念去取代“人”的概念，并将“人民”抽象化，预设它的本质，掏空它的作为“人”的真实内涵，“人民”就不能显示任何新意，在“人民文学”的名义创造出来的也未必就是“新人”。倒是“人的文学”由于重视个体，重视日常，重感觉经验，它就在本质上排除了对其掏空的理论预设，远比走样的“人民文学”更加具有活力与真实性。⑽
　　知识分子属于人民的一部分，是现代意义的公民，不是封建时期任由王权压制、愚弄的众庶。诗人首先是人，而不是无灵魂、无个性、被奴役驱使的工具。只有真正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创作出富有生命力的诗篇，成为真正的现代化诗人！
&　 ⑴陈群《为诗词事业献计献策》，载《中华诗词》2001第2期。
　　⑵《培风楼诗.邵祖平教授传略》，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版
　　⑶《珊若精选玉虬诗.唐玉虬先生简介》，南京江城诗社影印本
　　⑷胡迎建《试论中华诗词在民国期间的发展》，载《全国第十三届中华诗词研讨论文集》，2000年
　　⑸同注1
　　⑹《致臧克家等》，《诗刊》创刊号，1957年1月
　　⑺孙轶青《走向大众与改革创新》，载《中华诗词》2001年第2期
　　⑻《激动的舌头》，第189-190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1月版
　　⑼杨竞《林中响箭》，第83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1月版
　　⑽《从革命的合法性到文化的合法性—论回到原典的〈讲话〉》，载《文艺理论研究》，2002年
&　　[下篇]
　　四、贬“雅”崇“俗”的荒谬
　　《纲要》之后，刊出论文《走向大众与改革创新》。除了重复《纲要》的论调外，文中第五部分着重讲“语言的通俗”。作者以李白的《静夜思》、孟浩然的《春晓》、刘禹锡的《竹枝词》、杜甫的“三吏”与“三别”为例，说明这些诗以及词曲的“大量用语，都明白晓畅通俗易懂。”而“遗憾的是，现在有的诗人以口语入诗为耻，把它斥之为浅薄、庸俗、无味。他们的诗作则往往力求文字深奥，晦涩难懂，并热衷于使用僻典，好象越深奥越难懂越有水平似的。……这样的诗风有悖于我们的时代，有悖于人民大众，不会收到好的效果。”　
　　诗词是在古汉语基础上提炼而成的艺术形式，是数千年华夏民族文化精华凝结而成的硕果之一。经过历代无数诗人词家的加工冶炼，起源于民间歌谣的诗词，已形成多样化的体式和精严的格律。诗词作品的风格变化万千，但诗词语言最突出、最基本的特征即是“典雅”二字。正是用这种语言写成的诗词，如同中华文化金字塔上的明珠，在世界文学殿堂上闪光着夺目的光芒。而用通俗的语言，只是诗词创作的途径之一，既不可能要求所有的诗人都奔趋于此，更不可以此否定已经存在、而且还在产生的无数“雅化”的诗词。
　　以唐诗为例，李白最有分量、最能体现其创作特色的是《古风五十九首》、《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等五、七古大篇；杜甫则有《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洗兵马》、《丹青引》等大量五、七古体和七律《秋兴》八首、《诸将》五首、《咏怀古迹》五首等，这一类诗境界之深广，决不是“床前明月光”、“两个黄鹂鸣翠柳”之类的绝句所能企及。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长恨歌》，也绝非“老妪能解”。宋词中大家名手如苏轼、周邦彦、辛弃疾、姜夔、吴文英、王沂孙、周密、张炎等，其集中力作大多品位高雅，艺术精美，难于“通俗”。连当今众所推崇的毛泽东诗词，也非“通俗”二字就能定性，如果人人一读就懂，也用不着专家们注释、评析，版本不下数十种之多。诚如“理论家”所言，那么毛氏诗风正是“有悖于我们的时代，有悖于人民大众，不会收到好的效果
　　著名学者马一浮、刘永济、陈寅恪、夏承焘、钱钟联、钱钟书、沈祖棻、饶宗颐等人的诗词，广博精深，语言的总体风格都是高度典雅的，是现当代诗词中的精品。如果用“通俗、走向大众”这把标尺来衡量，这些诗词将远远达不到要求，不值得“提倡”，连同古代名家的典雅之作一齐打入冷宫，倘有如此结论，岂非荒谬可笑吗？
　　隶事用典，是诗词中最常见的修辞手法，运用恰当，使诗词的韵味丰厚，意境深远，这是诗词高度雅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故称“典雅”。此外多用传统的文言词藻，结合曲折含蓄的创作方式，表现文人学者特有的情致，也使诗词趋于雅化。而读书太少的人，一遇用典较多之诗，便觉处处障目，其实在通儒的眼里，并非“晦涩、深奥”。这种情形，在接受美学上叫“不合形式性”：“当读者不具备足以观赏作品的特定形式这份素养时，必然地，他也就消化不了这作品，于是作品也就不能变成他的审美对象；相应地，面对此作品，他也就失去了审美主体资格。显然，此隔之责任不在作者而在读者。”⑾例如钱钟书的小说《围城》用现代语写作，拥有极多的读者，但其学术巨著《管锥编》、《谈艺录》纯用典雅的文言，缺乏相当素养的读者就难于通解，读者只能惭愧自己知识的不足，决不可以《围城》之“俗
”贬低《管锥编》《谈艺录》之“雅”。
　　诗人作诗，是凭着自己的审美旨趣，在作品中表现个性，而不是首先考虑读者的素养如何，能否看懂作品，再去迎合、取悦于读者。如果读者在难以欣赏典雅深奥之作时，不是扪心自问为何不懂，不是老老实实地钻研或向行家请教，却以傲慢的态度横加指责，殊不知自己已失去了“审美主体资格”。为了掩盖自己的无知，便借“大众”之名来压制诗人，要求诗人不能“有悖于大众”，实质上是“强人从我”，——强迫诗人服从“我”的主张，降低到“我”的水平，这正是专制心态的表现。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要求“少数人向多数人转变”的做法，实际上已经扭曲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间和谐一致的关系。随着经济的发展、高等教育的普及，国民的文化素质必然会不断提高，不能老是停留在欣赏“下里巴人”的水平上。而《纲要》炮制者却把“人民大众”看作是一个静止不变的概念，永远保持着旧时代“不识字，无文化”的特征，不能“与时俱进”。这是一种僵化的思维方式，也是一种愚民策略，根本不是什么“辩证法”、“唯物主义”。其真实目的，仍然是迫使包括诗词在内的文学屈从于政治意志，起到统一思想的作用，“大众”不过是烟幕罢了。
　　当今诗词创作队伍基本上由两部分人组成：以专家学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和文化水平不高的离退休老干部。由于建国后至“文革”间批判传统，导致文化断层，当时的青年学生和广大工农兵出身的干部未曾接受全面系统的诗教和扎扎实实的写作训练，到年迈退休，精力已衰，很难重新补课，思维也远不及青壮年时代之灵敏，而诗词偏偏是高雅的艺术，格律要求甚严，语言中常有典故，既难于理解诗中的内涵，又难于驾驭形式，若非读书积学，苦下深功，写出来的作品必然是情调庸俗、格律错谬、语言直白无味，老干部中一部分人自我感觉却特别良好，以为这种似诗非诗的东西才是“改革创新”，才能“走向大众”，进而以自己为“大众”的代言人，颐指气使，要求水平高于自己的诗人屈从于“我”，愚昧荒唐，莫过于此。
　　童明伦先生说：“别有一种奇谈怪论，就是高喊诗词大众化、通俗化，必须‘化’到全用口语，人人都解，要使诗词语言和口语完全一致。殊不知言（口语）和文（文章）之间，文和诗之间，有一个语言艺术的提高，表现方式的不同，其区别显然易见。……不重视提高的所谓普及，势必让高水平的文艺降低标准去迁就和适应低水平。照此逻辑推论，在方今全国文盲大量存在，普及教育仅六年，大小学生文史知识极度浅薄的情况下，不应该积极着手提高全国文化素质、文学修养、美学欣赏水平，而应抛弃本已较高雅的东西，使之沦为低俗，由乔木返幽谷，化兰芷为草蔓。事实上，任何一门科学技术，任何一种文学体裁，任何一类艺术形式，都不可能做到尽人皆知，全民都懂。相对论、剩余价值论、形象思维论、声韵学、训诂学、交响乐、京剧，甚至白话诗，都无法‘化’到那样一种程度。这类‘左’的理论正如要强迫教授下工地抬石头，要专家住牛棚学种田一样荒诞无稽，哪里还谈得什么社会进步！”⑿
　　淋漓痛快，针针见血，言我之所欲言。对上述现象，笔者还要沿波讨源，作进一步的剖析。如本文第二章所述，《纲要》只字不提“五四”以来大量专家学者的诗词，更勿论组织人员搜集、研究；中华诗词学会成立十多年间，多位前辈诗词大家均在世，从未请他们参与研讨会并讲学，“敬而远之”，其故安在？友人更有洞察肺腑的妙论，照录于下：究其一，是由于主事者素质低下，对古代及近现代名家诗词专集与论著从未下苦功研读，《千家诗》《唐人绝句》等几种启蒙选本、《毛泽东诗词》与红宝书便是其全部“修养”；对丰富多彩的诗词体式同样未曾掌握，作几首绝句经常出现格律错误，语句生硬不通，以如此水平，自然视典雅若寇仇；究其二，具有专制心态最忌惮之人正是知识分子，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读书人不似普通民众之易于愚弄，惟有使用高压手段，箝其口舌，禁其笔墨。而专制来源于一己之私欲，私欲者何？充当诗坛霸主，混一四海，树丰碑于诗史是也。倘若大量推介专家学者之诗词，则珠玉之光与鱼目之色对照，立见真伪，诗霸之地位岌岌可危矣。是以诗词刊物庸滥之作充斥版面，少量名家精品仅作点缀，以示“兼容”，缺乏鉴赏眼光之“大众”殊难分辨高低，精品寥寥，终将被垃圾湮没。但古代诗词典雅之作早已公诸于世，无法掩盖，乃一边言“继承”实则淡化继承，同时仅取其通俗易懂之作为“我”之“理论”张目，实现“大众化”之宏图，“我”之功绩亦永垂不朽。如此用心，一经窥破，诚可悲可笑之至也。
　　用典决非词的弊病，而是几千年来传统文化积累浑融于诗词中的自然结果。在精炼的语言、短小的篇幅中包含着丰富的意蕴，隐藏着博大深远的历史背景，学诗词者多读书、勤于考索，自能领悟。以现代汉语写作的新诗是极少用典、未曾“雅化”的，但大量“象征派”“朦胧体”新诗，语言生硬晦涩，意象怪诞离奇，不要说人民大众难以卒读，就连专家学者也无法解释。由此可见，诗之难于通俗，不在于体裁之新旧及是否用典。即使是这一类诗，在诗坛也还有一席之地，并未消亡，不断有人仿作。
　　以古汉语为主要载体的诗词，并未排斥口语新词，古今名家专集中不乏用典极少、明白易懂的作品。当代诗词当然要吸收现代语汇，融铸新词，但在吸收的过程中，要加以选择、锤炼，使之与传统语汇保持和谐，并非所有粗俗的口语都可入诗。一味主张“通俗”，无视诗词的基本特征和艺术规律，其结果是以一种风格压制并取代另一种风格，这是极不科学、也是极不民主的。
　　“通俗”当然不同于庸俗。这种写作风格不用典或极少用典，但同样要讲求情趣的高尚，字句的精美。在不降低品位的前提下，将诗词写得清新明畅，雅俗共赏，是极不容易的，需要具备深湛的学养和工力。目前大多数诗词爱好者水平普遍低下，所作粗俗浅薄，《纲要》的炮制者不是指导他们如何读书积学、提高修养，不是强调在充分继承的基础上才能创新，却把使用口语新词作为当务之急，大肆鼓吹，实为轻视继承，抹煞传统。企图在沙漠上挖出清泉，虚空中构造楼阁，无异痴人说梦。
　　诗词属于中国文化大传统中的高雅文化，或称精英文化。相对于实用性和功利性的大众文化而言，精英文化是指知识人士所创造、在知识阶层中流行的文化，思想上具有前瞻性和超越性，艺术风格表现为高华典雅，有着永恒的美学价值。由于精英文化显著的高品位、高格调，责无旁贷地负有提高大众文化的品位、并由此而促进整个民族文化素质提高的任务。然而1949年后的多次政治运动，使包括诗词在内的精英文化受到根本性的打击，几近毁灭：“文革”后二十多年来，虽努力重建文化工程，但仍以大众文化为主体，精英文化的建设则远远滞后，未曾形成独立的体系。其深层原因，“除了有关方面在指导思想上的认识偏差外，还与建国后用政治建设等同文化建设，把一切工作意识形态化，唯政治化思维泛滥的情况有关”，“唯政治化思维泛滥成灾的结果，极为严重地妨碍甚至扼杀精英文化的产生和成长。”⒀非独如此，改革开放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商业气息弥漫全社会，加重了文化产品的功利性，使精英文化在发展更添阻力。王元化先生指出：“通俗性、娱乐性的文化如果在高层文化创造的文化空气、文化环境中生活，才会得到健康的发展。倘使有助于人们素质提高的高层次文化日趋萎缩、衰落，就会形成文化生态环境的破坏，结果整个文化素质低下，道德趣味败坏。”⒁余英时先生论述“文化危机”是现代的一种普遍现象，从西方到东方都可以看到，由于工商业社会的兴起，一切文化成品都变成了消费物品。“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的古典文化和价值系统经不起现代力量的推排、侵蚀，逐渐地解体了。而另一个方面一个可以代替古典传统的新文化却并没有出现”，“更严重的是严肃的文化工作者，包括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音乐家、建筑家等，在现代社会中普遍地不受尊重甚至还受到摧残。”⒂他与王元化先生的观点类似：“高级文化在今天确已面临门庭冷落的危机。高级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有质与量之别。大众文化是通俗性的，可以老幼咸宜，雅俗共赏。但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真、善、美——的追求与提高，则不能寄望于大众文化。求真、求善、求美从来便是高级文化的领域。高级文化的不断创新与提升虽然是少数人的事，但高级文化的成果最后仍是为全社会所共享。所以把高级文化误认作上层阶级的专用品，是一个严重的危险的错误。”⒃当今诗词界一味强调作品要“通俗”，要“走向大众”，殊不知“大凡通俗的东西都是数量多的，价值贱的”；⒄“大众文化可以为高级文化提供源头活水，但不能直接有助于高级文化的发展与提升。”⒅要求诗人降低品位，去迎合大众文化的低级趣味，恰恰是颠倒引导者和被引导者的关系，其结果是使诗词退化到原始阶段。再看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的严厉批评：
　　纵观现在发表在大小报刊上的旧体诗词，多是淡乎寡味，无病呻吟之作，更有阿谀奉承、自充风雅者肉麻于其间。形式上合于韵律与否，尚为细枝末节问题。重要的是，这样的创作，是在爱护传统还是在亵渎传统。在当今整个世界的诗歌面临艺术危机的严酷环境下，旧体诗不但不反躬自思，反而“为老不尊”，这不但加剧了整个诗坛的病状，而且对古典文学教育也产生了极大的破坏。
　　当代旧体诗第一个缺点是毫无意境。……第二个缺点是滥用新词。……第三个更核心的缺点是缺乏真情实感。
　　大多数报刊上的作品，“思想格调”蛮高，仔细一看，却不过是押了韵的口号，减了字的韵文，甚至是换成文言的顺口溜。能生搬硬套地用上几个典故的，就已经算是高手了。……文不文，白不白，毫无审美价值，令人由啼笑皆非而生极大的反感。纵容和鼓励这种创作的倾向，使得味同嚼蜡之作不断泛滥，它摧残和瓦解着读者的审美能力，最终使诗词艺术丧失真元，走向绝境。……决不能对这种信笔胡凑的“老干部体”姑息养奸。
　　在根本没有人要它摇尾乞怜的日子里，它自己肩负了严肃的风化使命，从根本上加剧着民族文化的腐败。⒆
　　“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当今旧体诗除了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便是模山范水，吟风弄月，没有灵魂与个性，没有胆魄与锋芒。“诗官”们死抱着封建僵尸不放，最忌讳的是对“反右”和“文革”罪行的清算，对帝王独裁专制的批判，对贪污腐败深层原因的追问，而对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现代理念则视若洪水猛兽。《纲要》打着“走向大众”“改革创新”的旗号，破坏诗词固有的精美艺术形式和典雅的语言特色，极力传播愚弄与奴化人民的思想毒素，这才真正是“有悖于我们的时代”！
　　“五四”后的诗词长期“在野”，没有谁来提倡它，没有谁来要求它“通俗、走向大众”，但诗词仍在默默地生存发展。其根本原因，便是诗词深深植根于积累几千年的、灿烂辉煌的传统文化，并在保留其艺术形式的前提下吸收现代人文精神，形成新的传统。只要汉民族不会灭亡，包括诗词在内的高层文化就不会消亡。有前人大量的诗词精品为典范，就会有热爱它的后人来继承、拓展。即使用“焚书坑儒”的政治暴力，也只能使它隐晦于一时，而不能根绝其生命。
　　“阳春白雪，和者必寡”。诗词本来就是隶属于一群有较高传统文化和较强创作能力的人士的，过去是这样，现在仍是这样。诗词是难于普及的，正如西洋古典交响乐和芭蕾舞难于被素养低的群众欣赏一样。即使将来普及了大学教育，诗词的作者、读者也不会太多。但它能一脉延传千秋不灭，永远是中华民族文化塔顶上的明珠之一。而大量的伪劣产品，终将被时间所淘汰。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承传，有赖于知识精英，文化水平不高的大众，担荷不起这样的重任，放眼千秋万国，莫不如此。当今诗词创作上卓有成就的老一辈名家和中青年，极少主动向劣作充斥的刊物投稿，他们或自吟自赏，或在友人之间交流，诗词集能出则出（多为自费刊行），否则藏于斗室，留付子孙。他们坚守传统，决不趋时媚俗，耻与名利之徒为伍，是真正的诗人。与所谓“大众”相较，这样的诗人当然是少数，但诗词的命脉正寄托在他们身上。而“无知者无畏”，暴君民贼出于一己之私欲，利用民众的愚昧，煽动暴力毁灭文明，使历史倒退，国势颓危，事例甚多，史册昭昭可鉴。诗词屡经劫难，元气凋丧，至今仍处于艰窘之境，有待于志士奋起，共挽沦亡。
　　六、结语
&　　综上所述，《21世纪中华诗词发展纲要》谬误殊多，是一个体现长官意志和专制思想、极左气味极浓的文件。它要大家“明确方向、统一思想”，实质上是设置枷锁，束缚诗人的个性和创作自由，在违背艺术规律的状况下去“改革创新”，以毁灭传统为代价，换来伪劣产品。这样的文件，有独立品格的诗人不会遵从，“
理论”无法付诸实践，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在“盟主”统领下，各路“诸侯”表面顺从，勉强附议，实则貌合神离，各怀异志，“盟主”一统诗坛的宏图，必然化作镜花水月，“繁荣”云乎哉！
　　近二十年来的政治、文化环境，应该算是比较宽容的，经常能听到与“主流”话语不同的声音，看到个性鲜明的文字。“思想者随笔”丛书在不断出版，报刊如《南方周末》、《随笔》、《杂文选刊》、《文艺理论研究》、《博览群书》、《书屋》、《炎黄春秋》等多有反思历史、批判现实的文章。老一辈学者如于光远、王若水、李慎之、王元化等，青年学者如摩罗、余杰、祝勇、王开岭、杨竞等，虽然文章的观点不尽相同，但反对封建专制、呼唤民主自由，鞭挞奴性，其总体倾向是一致的。这是“五四”精神的延续，是对民族愚昧的启蒙。而包括新诗在内的新文学界，也早已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尽管还存在一些“禁区
”。各种题材内容和各种风格流派的作品纷纷涌现，各种迥然有异的学术观点激烈交锋，已故和健在的名家们被质疑、“拷问“，从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艾青到舒芜、金庸、贾平凹、王朔、余秋雨，概不例外。新文学界和学术界已无神圣、无权威可言，从“解构”到“建构”，在探索中不停地前进，唯独旧体讲坛充满封建保皇气息，禁锢思想，定于一尊，容不得不合“大众”的作品，容不得观点不同的学术批评，假“改革创新”之名，行斩绝传统、扼杀诗魂之实，这是极可悲的现象。然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席卷全球的民主大潮不可抗拒，专制乌云笼罩的阴影必将驱除。真正的诗词，葆有其典雅精美的艺术，充溢着现代人文精神，定当放射出剑跃龙渊的光焰！
&二00三年六月二十一日成初稿
　　⑾夏中义《世纪初的苦魂》，第3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⑿童明伦《论中华诗词之用韵》，载向喜英《无欲斋吟稿》第十七辑，2001年
　　⒀李宗桂《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第310页，陕西人民出版社
　　⒁《集外旧文钞.谈谈通俗文化》，第26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⒂《论士衡史.文化危机》，第33-3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⒃《论士衡史.高级文化与大众文化》，第35-3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⒄《钱钟书散文.论俗气》，第60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⒅同注16
　　⒆《47楼207—北大醉侠的浪漫宣言》，第285-287页，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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