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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与裁判文书 &
广元市昭化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李万富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全文】CLI.C.4717613
广元市昭化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李万富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人民法院
　　执行裁定书
(2015)昭化执保字第40号
　　申请执行人广元市昭化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法定代表人杨继元，理事长。
　　被执行人李万富。
　　被执行人赵翠蓉。
　　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广元市昭化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被执行人李万福、赵翠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5）昭化民保字第64号民事裁定书已发生法律效力。依照《》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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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人文中国五重奏
&&&&&&本期共收录文章19篇
　　公元1943年，平平常常的一年。 中国论文网 /5/view-2069214.htm　　在这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事方殷。意大利法西斯业已倾覆，中、美、英三国首脑举行开罗会谈。 　　而在中国，这一年，旷日持久的抗战仍在相持。日人继续征伐，国人奋力抵抗，胜利似是遥遥无期。久已习惯了战争的人们，以战时非正常的一切为正常。于是，本不平常的诸多物事，也显得平常了。 　　在这一年，素称繁盛的文化中心业已西移，文人墨客，各种媒体，院校机构，悉数转入内地。唯人气渐稀的“孤岛”上海，仿佛演绎着百年无已的“海上繁华梦”。而在与之遥遥相对的西部，则不然。国内最大的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已落户重庆，同在陪都的还有复旦大学；而在重庆以西的成都，则集中了燕京大学和金陵大学，这是中国最好的两所教会大学。当然还有齐鲁大学。而首屈一指的私立大学―――南开大学―――则已南迁滇境。一流的国立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已和南开大学合成了举世闻名的西南联大。在与昆明遥相对望的北中国，乃是红色的延安。在延安，为了应付最困难的处境，人们正在精兵简政、大开荒地。 　　有心人当会发现，北大出来的毛泽东在北国的延安领袖群伦，南开出身的周恩来在重庆纵横捭阖，清华出身却算是周恩来老师的梅贻琦正在昆明主政联大。 　　细心人还可能发现，在南方的昆明，那些联大人物正在学院中埋首于各自的事儿。冯友兰沉湎于他的“贞元六书”，沈从文仍旧过着乡下人的日子，闻一多时常叼着著名的大烟斗，朱自清在胃病中艰难度日。而在北国的延安，知识分子们在文艺座谈会之后开始了纵深的整风运动，整风、审干、抢救，一系列的运动正逐步重塑文化风貌，触及文化人的心魂。周扬所主掌的“鲁艺”被合并，丁玲与艾青、萧军等人过从甚密。在西部的重庆，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叶圣陶、冯乃超、邵荃麟、张恨水等，都在打拼着一方天地，文论界的要角胡风正在通过《七月》网罗青年，将其悉数收归麾下。而在三千里外的上海，郑振铎、傅雷、柯灵、李健吾、钱钟书、储安平正在蛰伏草莽，以俟来日，唯那位姓张名爱玲的小女子在和胡兰成演绎着“倾城之恋”。而远在北国的“边城”，苦雨斋主人却在悠然淡然地品鉴着他新添的那杯苦茶。 　　于是，在1943年的狼烟弥漫中，一阕五重奏在神州东西南北徐徐开启…… 　　 　　昆明：在乡下看云听雨 　　 　　1943年，昆明迎来了经年不见的寒春。 　　昆明原本是个骚人遍布的地方。仅在西南联大的外文系，就有冯至、穆旦、卞之琳、杜运燮等第一流的诗人。哪怕仅有这些人，昆明就堪称文化重镇。但这时的昆明，写诗之人已少些了。冰心到重庆去了；林徽音忙着养病，养病之余考察建筑，自然早已没了往日的心情和诗情；穆旦已赴南疆，在军中戎马纵横。陈寅恪、朱自清、闻一多、陈梦家、钱钟书、叶公超、萧公权、顾毓秀都很能写一手好诗，但他们早已无此余裕了。 　　1943年的闻一多已经不是诗人。其实，早在1930年闻氏北上青岛后，就再也没有写过几首新诗了。而那时，他的同事沈从文、梁实秋、杨振声、许地山等都在创作的高峰时期，闻即便在教务长的高位上，也不免心有寂寥。1932年，陈梦家落户青岛之后，与臧克家同时出入于闻氏家中，被称为“闻门二家”，但自来青岛后，这位“新月派”新秀也诗情枯萎，再无诗作。人在昆明的闻一多，已远离文学而专意学术，关于文学，他所做的主要是指导臧克家、吴伯箫等后生了。至此，《新月》中人，闻一多、陈梦家、潘光旦、罗隆基等都在联大，而胡适远在美国，梁实秋亦在重庆。人已散，物已非，所谓“新月”，实已是“残月”了。 　　然而，饶是如此，在这残月孤照下的昆明，仍汇聚着当世优秀的小说家、卓越的诗人和最杰出的学者。 　　前诗人闻一多，已是学者闻一多。而且在1943年，这位学者已不只是学者了。 　　他渐已不是那位“何妨一下楼主人”，而开始变得对政治感兴趣了。然而，那时的政治已由不得人感兴趣。这年三月，重庆的蒋委员长的“皇皇大作”《中国之命运》问世，次月便在昆发售。政府有令：凡中华民国国民，每人都必须阅读。闻一多读后“简直被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吗？”此书之问世，不啻是向五四宣战，作为五四之子的闻氏又如何消受得了！三纲五常四维八德，如五花大绑把人勒得紧紧的。“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以党治国”，其言下之意，又何消多说？ 　　这时国民党正要求大学所有院长以上教授入党，而一般名教授也被动员入党。闻一多早已名声在外，自然也在此列。一日，联大国民党党部书记陈雪屏找到闻一多说：你这两年喜欢公开讲话，加入了国民党，讲话就更自由了。闻犹豫不决，于五月的一天找到了朱自清，相邀一起入党。朱自清久已为贫病所苦，哪有这等心情。再说，前方的万千士兵的小命被拿去充炮灰，后方的百十位大老爷们却用专机千里送小狗，大兵不如小狗，这是什么世道？朱氏对所谓的“党”哪来的好感？虽是如此，话却又不能明着说，他只说：我没有接到邀请，不好入。于是二人作罢。 　　也正是在这时候，这样一帮对时事颇有想法的人物，经常走在一起，无意中竟成立了一个组织：“十一学会”。所谓“十一”，“士”之谓也。最初，参加的人都是名流巨公，如潘光旦、杨振声、雷海宗、朱自清、曾昭抡、吴晗、冯至、卞之琳、李广田、孙毓棠、沈从文、陈铨等。闻一多自然也少不了。后来，一帮年轻人也进来了，如王瑶、季镇淮、何炳棣、翁同文、丁则良、王乃梁、王佐良、吴征、李等。他们自己都没想到日后他们将成为各领域中的风云人物。 　　有一天，朱自清找到了闻一多，说：好几年没写新诗了，你看，新诗已经写的这样进步了。闻一多初时并不当真，结果一看，很是吃了一惊：咦，这不是出色的男高音么！这诗就是田间的诗《人民底舞》。也许身居重庆的胡风自己也没想到，自己当年推出来的这位青年居然会受到联大的闻一多的称赞。这位沉默已久的《死水》的作者，突然欣赏起田间来，他说：“抗战六年来，我生活在历史里，古书堆里，实在非常惭愧，但今天是鼓的时代，我现在才发现了田间，听到了鼓的声音，使我非常感动。……田间实在是这鼓的时代的鼓手！他的诗是这时代的鼓的声音！”闻氏还特地把此诗译成了英文，极力向西人推介。自此，闻一多开始关注田间和艾青等人。不多时，大家就见到一篇题为《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的文章，署名闻一多。多年以来埋首于古书的闻氏，开始对新诗重又感兴趣起来，他开始渴望谈诗，但近在身边的陈梦家的诗笔早已生锈有年，唯远在重庆的臧克家一如从前作诗不辍。于是闻氏修书一封，表白心曲，解释他为何关注田间、何以思想骤变。同时，在其新编选的《现代诗钞》中，闻一多一改此前倾向，大量地选取了艾青、何其芳、田间等人的诗歌，其比例之高、数量之大，前所未闻。 　　昆明的生活极其艰苦，闻氏子女很多，日子当然过得清苦。有一次，和冯友兰、朱自清等人在一起聊天的时候，闻说：“现在什么都值钱，就是钱不值钱。”众人苦笑。某日从街上经过，一位伤残的士兵拦住了闻，把一双黑乎乎的大手伸到他跟前。他的手在兜中摸了半天，却仍是毫无内容，只好很失望又很惭愧地走了。后来听到有人说“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前方士兵要啥没啥，后方大官要啥有啥”，闻一多深以为然。“这世道没天理了！”他愤愤地说。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援华人员增多，仅空军人员就达一万四千余人。因此需要大量征调学生充任译员。有人反对，而闻一多则反对反对者。开会时，他当堂说：“以前我们说话不管用，就是因为我们手中没有枪。现在人家给枪了，不管怎么说都是好事。谁要是对我们下手，我们就先对他不客气！”几经争论，大家终于一致同意毕业生参加征调。内中涉及许多人物，有梅贻琦的孩子、有冯友兰的孩子。著名诗人穆旦、杜运燮则早已参军，日后成为台湾自由主义旗手的殷海光则以研究生毕业的身份参加了抗战，成为国内参军人员中学历最高者。
　　这时候的闻一多不但不写新诗，连旧诗也久已不作了。唯一还能表现他诗人才性的，大抵只是篆刻艺术了。几经思虑，他终于决计以此贴补家用。为了帮助推销，联大名流梅贻琦、冯友兰、朱自清、蒋梦麟、沈从文等一齐为其做广告，说闻是“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源始，海内推崇”，有这等广告做底，兼之素负大名，他的篆刻自然很是值钱，至少比钱更值钱。 　　然而，闻一多不讲新诗、不作新诗，并不因此而没了诗人的脾性。他在讲“唐诗”“陶诗”时，就很能见出诗人本性。每次讲到六朝诗文，他要改用古人之话说：“名士不必需有奇才，但使闲来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为真名士。”众人闻之大喜，几经熏染，自觉也沾染了几分诗家仙气。在讲到唐人的《春江花月夜》时，闻氏盛赞此诗，誉之为“神品”，“孤篇压倒盛唐”。“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此诗于空灵中宛见岑寂，颇得闻氏心曲。 　　1943年，身为联大名牌教授的闻一多已不再疏于世事，且开始不安于位，他一直念想着到“那边”（延安）去。倒是从延安南下的卞之琳颇安居于昆明，不做他想。到联大解散前夕，闻一多对当局的意见越来越大，他说：“我被蒙骗了这许多年，现在才明白过来。我要向青年学习。要像青年那样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现在想说蒋是王八蛋，我就说蒋就是王八蛋，他就是王八蛋！”不日，闻一多就倒在了几颗流弹之下。 　　相对闻一多来说，沈从文这个湖南“乡下人”，倒更像个文人。 　　几年前，沈从文终于谋得了一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开始在联大讨生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沈氏以名作家的身份屈居于副教授的位子，这令他很是不悦。不过他也没话说，系内系外，多少人物的资历、学问和学位都在他之上，他又能如何？彼时的沈从文终归是小说之才，而不是做学问的料。直到1943年夏，事情才有了转机，他被聘为教授了。 　　“乡下人”初到城里是不适应的，到了文人学人云集的联大，他更是不适应。联大国文系的主任是朱自清，沈从文就在他手下做事。对这份工作，沈自然很是珍惜。他小心做人，勤勉教书，教书之余还用功写作。然而，有一次在阅卷时，他不小心弄丢了几份学生试卷，结果遭到顶头上司的责备。在所有知识分子中，朱自清已是够厚道的了，待沈尚且如此，旁人就更不用说了。至于刘文典对他的羞辱，更使他心潮难平。刘氏敬重学者却极鄙薄作家，对朱自清很是不屑，对沈从文就更不消说。他居然说：像陈寅恪这样的该拿三千元（月薪），我这样的该拿三百元，像朱自清这样的只能拿三十元，至于他沈从文，拿三元就不错了。有一次大家在跑警报的时候，刘突然停住，对跟在后头跑的沈氏说：我死了就没有人能讲《庄子》了，我这是为了庄子在跑，你跑什么跑！沈先生脸面上很是过不去。 　　自然，在知识分子中，这时的沈从文很不得势，更多的时候，他不愿与所谓文化人为伍，他甘愿住在乡下，继续做他的“乡下人”。他唯一喜欢参加的活动就是“十一学会”，因为这活动多在冯至的家中进行，而冯至是文人、诗人，既有大才气，又有真性情。 　　这一年，沈从文正试图出版他的长篇新作《长河》。这本书于沈氏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如果说有了《边城》，他自信了，那么有了《长河》，他就安心了。不仅如此，这一年他还完成了《看虹录》、《摘星录》。这些都是小说，还有散文。在继《烛虚》之后，他又完成了《绿魇》，这是“意识流中国化的一个早期尝试”。只是他再也没有写新诗了，两年前的抒情诗《看虹》宣告了其新诗生涯的终结。 　　1934年左右，沈从文完成了他的《边城》和《湘行散记》。1943年前后，他则完成了《长河》、《湘西》和《烛虚》。《边城》是他最著名的中篇，《长河》则是他最自得的长篇；《湘行散记》是他散文的代表作，《烛虚》则是散文的又一高峰。从《边城》到《长河》，从《湘行散记》到《绿魇》，沈氏的创作风格完成了巨大的转型。无论如何，作为一个作家，他成熟了。有了这几本书，他就有了身后可以拿来当枕头的东西。 　　这一年，沈从文的书一本一本地接着出，总共十多本。真是丰收了！ 　　其时的沈从文早已驰名文坛近20年，却仍在不断探索着，尝试着用新的手笔书写着方块字，开拓着自己的园地。这一年他重写的小说《看虹录》与《摘星录》构成了姊妹篇。这都是他的用心之作。然而，作品甫一问世，即被批评，一是题材与抗战无关，二是描写有色情倾向，有人干脆就说沈氏此作无异于“用人生问题的讨论开头而后装入他那肉欲的追求”。 　　总的来说，这一年沈从文创作丰收，家庭和睦，而且身体康健。昆明城温润如春的气候让他不再像往年那样时常流鼻血。 　　这一年他还有个收获，他最得意的门生汪曾祺就快毕业了。而汪一旦毕业，日后就将和乃师一样，成为联大历史上最优秀的文章家。可以说，《长河》与汪曾祺，是沈从文在昆明最好的作品。 　　然而，人生的好光景总是有限的。沈从文的好光景从20年代到现在，快20年了。他的高峰期（30年代）虽已过去，但这40年代也算适意。人到中年的他，仍坚执着自己的梦想，埋了头一心一意地做文章，想着有朝一日能成为中国的托尔斯泰。他并不知道，他这一辈子的好光景差不多也就只有这20来年。随着抗战的胜利，他作为作家的好日子也快到头了。他更没有想到的是，五年后，他因为这部《看虹录》而被郭沫若目为“黄色文人”而遭到大加挞伐。 　　在沈从文辛勤耕耘的同时，一大批后生在崛起。1943年，国文系的汪曾祺、鹿桥（台湾《夜未央》的作者）先后出道；朱自清最得意的弟子―――王瑶―――考入其门下念研究生；而季镇淮则已从闻一多门下研究生毕业；已研究生毕业的哲学系奇才殷海光则去参了军；同时参军的，还有汪曾祺的中学同学（与朱自清也同为扬州中学校友）巫宁坤，在日后，巫将以翻译《了不起的盖茨比》名动天下，而他的正式身份则是前“新月诗人”陈梦家之妻赵萝蕤（燕京大学英文系主任）的下属（赵本人是艾略特《荒原》的汉译者）。与巫氏差不多同时的系友有王佐良、许国璋、周钰良、周绍良等人。当然，内中还有萧珊和王树藏，前者是巴金后来的妻子，后者是萧乾此前的女友。 　　 　　延安：北国风雨与晴日 　　 　　这一年，当沈从文在昆明讨生活的时候，他的老乡、昔日密友丁玲，则在北国的延安遭遇了“《三八节有感》事件”。自此之后，素称快手的丁玲已经不大执笔，外界不见她的作品久矣。丁玲在延安前期下笔极快，仅1941年就完成了《在医院中时》、《我在霞村的时候》等十余部作品，成为她延安十年创作生涯的最高峰。可在1942年，丁玲遭遇了文学生涯中的“滑铁卢”，旋即被调离《解放日报》。1942年成了她创作的分水岭。1942年萧红辞世，丁玲遂作《风雨中忆萧红》一文，这是她本年为数不多的作品之一，也是她那几年中最具性情的作品。 　　此后，在整个延安时期，丁玲的创作一直低迷不振。后来，丁玲为回应外界的种种说法，为了证明自己还在写、还能写，也还让写，她特地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香港的《万象》上。这是她1943年唯一的一篇文章―――《幽居书简》。 　　一年，一文，而且是书简。这就是作家丁玲的1943。 　　在此之后，丁玲对自己的言行更加谨慎，与原先的老朋友萧军、艾青来往得少些了。曾经颇为热闹的“延安文艺月会”也随之停歇，曾经盛极一时的“延安文抗”也消停于无形。
　　与丁玲不同的是，文艺座谈会之后，周扬的处境更加顺畅。尽管他所主政的“鲁艺”和丁玲主政的《解放日报》“文艺栏”看似同时发生了变化，但实则不然。周扬已然是延安文艺思想的权威阐释者，经常跟随在毛泽东的左右。这一年周扬35岁，身材笔挺，“相当潇洒”（夏衍语），他出现在大小会议上，也出现在《解放日报》上，与远在重庆的胡风等人遥相论辩，各不相让。周扬素来勤奋，然而，他终究不纯是文学中人，“述而不作”既是他性情使然，亦是其工作需要。因此，这一年丁玲只有一文问世，而周扬亦只有二文刊行―――《中苏英美文化交流》与《一位不识字的劳动诗人―――孙万福》。说来也巧，《中苏美英文化交流》发表三年后，他果然接到了美国的“交流”邀请，原拟与老舍、曹禺等一道赴美讲学，却终未果。至于《一位不识字的劳动诗人》，则纯粹是应时而作。这年12月9日，毛泽东参观生产展览会，并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办公厅邀请17位英雄交流生产经验。会上，孙万富激动地说：“没有你，我们这些穷汉趴在地上一辈子也站不起来。”于是，在当月26日的《解放日报》上，就刊出了社论《边区劳动英雄大会给我们指出了什么》。在社论的一旁，则是周扬的文章。这一天，日，恰恰是毛泽东50岁的生日。 　　在文中，周扬说孙氏“用了‘蟠龙卧虎高山顶’这样的句子来歌颂领袖，但紧接了一句‘万丈高楼从地起’，就更明确地表示了人民领袖与群众的关系，写出了无产阶级领袖的特点”。所以，“他的每一句歌都唱得多么正确，他是地地道道的人民的观点”。对这位解放区最著名的农民诗人，周扬“祝福他健康，祝福他明年的更好的收成”，然而，很不幸，半年之后孙万富就过去了。 　　众人皆知，丁、周二人是延安文学界仅有的两位高级干部，享有以马代步的待遇，这是不少高级将领都没法比的。二人素来不睦，这也是人所共知的。然而，这两位个性极强的湖南人却一致地团结在另一个湖南人毛泽东身边。当然，相对来说，周要走得更近一些。大凡在文化性的场合，周扬都极自觉地紧跟在毛泽东后面。 　　丁、周虽不年长，但都已是“老资格”，延安真正的活力来自一大批年轻人的崛起，比如何其芳、欧阳山、刘白羽、周而复、周巍峙、黄钢、蔡其矫、冯牧、吴伯箫、严文井、陈荒煤、孔厥、朱寨、秦兆阳、康濯、马烽、杜鹏程、柳青、王汶石、林默涵、韦君宜、杨述、魏巍、陈学昭、贾芝、碧野、贺敬之、李季、方纪、闻捷、郭小川、田间、杨朔、公木、李纳、穆青、姚雪垠、骆文、于黑丁、雷加……这是一个极为庞大的队伍。若干年后，他们将接管北京的文艺界，成为五六十年代长篇作品的骨干作者；更多年后，他们将成为主导文坛的领导者。 　　正当丁玲的创作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谷时，解放区恰有一颗文坛明星冉冉升起。他就是赵树理。这一年，他先后推出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力作，并准备着他的《盘龙峪》，这是解放区文学的第一部长篇。至此，这个在最底层磨炼了30余年、在文学之路上踟蹰了20来年的人，这个曾经一度自寻绝路的山西汉子，终于迎来了自己文学生涯的第一个辉煌。赵氏身在山西，而陕西的边区政府仍对其褒奖极高，周扬也称之为“铁笔”。当然，赵没有想到，在13年后，当年在昆明的“乡下人”沈从文会说：“我每晚除看《三里湾》，也看《湘行散记》，觉得《湘行散记》作者究竟还是一个会写文章的作者。这么一只好手笔，听他隐姓埋名，真不是个办法。” 　　《小二黑结婚》恰好发表在文艺座谈会一周年之后。作品一发表，彭德怀夫妇看到后极其满意，激赏有加，彭还亲自为其题词：“像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随即，此书以飞快的速度在华北新华书店出版。作为解放区评论界权威，周扬则嘉赞赵是“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并介绍说：“他的第一篇为人民所知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在一九四三年发表后，立刻在群众中获得了大量读者，仅在太行一个区就销行了三四万册，群众并自动地将这故事改编成剧本，立刻搬上舞台。小二黑、小芹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恰在这年9月，赵又发表了《李有才板话》，远在重庆的郭沫若对此颇为重视，说：“我是完全被陶醉了，这儿有新颖、健康、简朴的内容和手法；这儿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作风，新的文化，谁读了我相信谁都会感着兴趣的。”茅盾则认为这部小说“是大众化的作品”，用快板描写背景与人物，简洁、有力、风趣。―――相对来说，郭氏之语更见出诗人性情，一如其平时惯于抒情之风。郭氏是否真的“陶醉”，旁人不得而知，但作为身份特殊的人物，他肯如是说，本身就已非比寻常。至少，他没有对解放区第二人作过如此评说。 　　因着一篇万余字的小说，赵树理由乡村底层一跃而入文坛上层。这一年，他37岁。37岁，恰是鲁迅以《狂人日记》轰动文坛的年岁，也是一代高僧李叔同了断尘缘出家为僧的年岁。相比之下，赵已不算年轻了。因着他的出现，一批山西籍的年轻人开始慢慢走拢，西戎、李束为、马烽、胡正、孙谦…… 　　而此时，另有一颗解放区文学的新星，与赵树理一样冉冉升起，他就是孙犁，与赵并为乡土文学中坚的文章高手。孙犁那时已完成《少年鲁迅读本》和《文艺学习》，当然也写小说，但不多。他比赵年轻几岁，一切还在准备中，准备调来延安“鲁艺”，准备在“鲁艺”完成他早年最有名的《荷花淀》。同时，他所有的努力也在无意中准备着日后与赵树理一样，自成一家，开宗立派。于此，“山药蛋派”和“荷花淀派”呼之欲出。 　　 　　重庆：山城雄霸望沧海 　　 　　周扬在延安顾盼自雄，而他当年在上海“左联”的“老朋友”胡风则在重庆成为文论界的领军人物。这位当年鲁迅身边的弟子，与沈从文同岁，其时年方四一，风华正茂，身材颀长，天庭饱满，微微歇顶，允为国统区首屈一指的文学评论家。 　　日，在香港避难多时的胡风回到重庆。自然，他见到了许多友人，向林冰、乔冠华、老舍、陈白尘，然后是茅盾、冯乃超、郑伯奇和他的上司郭沫若。当然，他不能不拜见另一个人，那就是周恩来。只是周公正忙，暂不能见。于是，胡要先“拜客”，也就是对国民党“慰问”的回礼，内中有冯玉祥、邵力子、张道藩、潘公展、刘百闵，都是实力派人物；而后才是晤见周公。在郭沫若家中，在自港返渝的文化人聚会上，性情中人的胡风忍不住谈了夏衍在香港的做法，对其颇有想法。而对夏同有意见的茅公则一声不做。 　　之后不久，张道藩就交来了一张来宾调查表，原来是重庆的“极峰”要接见了。胡风一行五人在张氏的带领下来到了“中宣部”。蒋氏出场，一一接见。轮到胡风时，张氏招呼他进去，轻声向蒋说了几句。胡风上前，握手，与蒋隔着小圆桌坐在沙发上。张氏就用半个屁股坐在蒋身边的沙发上，拿着一小本做记录。哪里人？懂何种外文？哪里留学？蒋氏一一问过。胡答：“在日本留学过。”“是帝大？”“是庆应。”“噢，”蒋氏应了一声，又顿了一下，说，“庆应是名牌大学啊！好的，好的。”在回答对日本的看法时，胡氏借题发挥，说：“在愚民教育下的国民，虽能被反动政治玩弄于一时，并不能使反动政治最终达到目的。”蒋氏一听，默然，只是略略点了点头。整个谈话至此结束，前后共几分钟。 　　其时，蒋氏“手书”《中国之命运》刚行世不久，在与茅盾谈话时，蒋氏还特地问到对此书的看法。 　　后来，在向周恩来提及此时，胡风印象无多，单是说了一句：“我觉得蒋介石的表情像个老太婆。”至于别的情况则再不曾说。胡氏当然不知道，这一细节已为他十余年后的遭逢埋下了伏笔。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到重庆后，相关人士大都参与学习，各方面的头面人物都与身其中。胡风是重庆文论界翘楚，当然不可能不读此文。他是作为一种文艺观点来体会的，而不是作为党内文件来学习的。在一次座谈会上，胡风另有见地，说：在国民党统治下面，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应该是怎样和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和反动文艺以及反动社会实际作斗争，还不是，也不可能是培养工农兵作家。此说引起了蔡仪的驳斥，于是，讨论不了了之。 　　这年秋，适逢重庆文化界头面人物郭沫若五十二寿辰。文工会为此祝寿。胡氏为此赋诗一首，“有天何必问？屈子枉行吟”二句，将郭老与屈原并提。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胡风认识了另一个人―――舒芜。如果说路翎是一种类型的话，那么舒芜就是另一类型了。舒是“桐城派”的后人，以极深的古文修养和出众的才华赢得了胡氏的信任，岂止是信任，简直还大有好感。年方二十有三的舒精研哲学，对大名鼎鼎的郭沫若论墨子的文章颇有商榷意见，其文令胡氏耳目一新。后来他又有《论体系》、《论因果》、《文法哲学引论》，让胡氏颇有启发。这样一来，在中央政治学校工作的舒很快就和胡风、乔冠华、陈家康、徐冰等人走在了一起。胡风也很快称其为“管兄”，与之交心甚密。二人书信不断，切磋不止，指点江山，月旦人物，把酒临风，粪土当今万户侯，其快意为何如！甚至对延安、昆明有关人士的想法，胡风也直言不讳。在谈到延安时，胡说：“通俗工作，目前还大有做的必要，一本《大众哲学》，早就非有代他的东西不可，而竟还没有。”而在臧否昆明人物时，他则说：“闻一多当然是投机，但他投中了，只好奉承他。”而这时，那引起风波的著名的《论主观》一文，也差不多要问世了。 　　当然，远在北平的周作人此时恁是没想到，这位年纪轻轻的桐城后学在10余年后，也将和他一样陷入人格的是非争议中，而30余年后又将以研究他周氏的文章而叱咤学界。 　　当然，对胡风更重要的还是路翎，路翎是胡风平生最为自得的“发现”。这一年，这位20来岁的青年已取得堪称罕见的成绩。其实，路氏之出道早矣。这位早慧的文学奇才，15岁初习文学，16岁就深得胡风嘉许，而17岁则已着手写他的传世之作《财主底儿女们》。可以说，他与年少成名的曹禺、萧红、端木蕻良、张爱玲一样，有着自身独特的文学素质。路氏不唯有才，且极勤奋，在年短短几年间，就完成了为数甚巨的作品，其中有《饥饿的郭素娥》、《蜗牛在荆棘上》、《罗大斗的一生》、《两个流浪汉》、《王兴汉夫妇》、《在铁链中》，还有四幕话剧《云雀》等百余万字的作品。《财主底儿女们》一经完成，路翎就将初稿送交胡风指正。但不幸的是，胡风在香港时竟将此稿遗失了。路氏对此唯重写一途。路翎毕竟是路翎，重写就重写！很快，他就写出来了，上下册，80万字。他不仅写了，写完了，而且越写越好。最后，胡风终于为这部“传世之作”而惊呼，并筹备着为他出版。而在上一年，胡风亲自帮路翎出版了《饥饿的郭素娥》和《青春的祝福》。 　　近40年后，饱经沧桑的胡氏在经历炼狱之苦后，仍一如当年，以为1955年前的路翎在世界文学史上有其地位。同时，他一方面与他当年提携起来的牛汉保持联系，另一方面又对牛汉主编的《新文学史料》颇有意见。我们知道，《新文学史料》负责人牛汉，就是胡氏当年的弟子；而郭、茅二位则是他当年的上司。 　　这些年，重庆最高产的作家是老舍和巴金。胡风和巴金是老朋友了，当年在上海就熟，而且有着一起抬鲁迅灵柩的交情。这时的巴金，正埋头写他的“抗战三部曲”之《火》，同时在筹备他与萧珊的婚礼。而老舍则完成了文坛上第一部抗战长篇《火葬》。郭沫若的《棠棣之花》还正在热演中。吴组缃与陈白尘则各自推出了《山洪》和《升官图》。20岁出头的年轻才子吴祖光则以《风雪夜归人》一举成名，名动国中。胡风也不甘人后，自有他的作为。 　　这个湖北汉子有着颇高的个子，但在名手济济的文坛上他愿意仰了头去看的人似乎不多。老舍早已文名在外，胡风却不愿仰了头来看，有时候甚至很不喜欢老舍。 　　―――同在重庆的梁实秋说老舍身上最显示出“中国人会过日子的劲头”，胡风之所以不愿仰了头来看老舍，恐怕和老舍这股“劲头”不无关系。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道不同不相为谋”是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胡、老二人便干戈相见。在次年，文坛举行老舍创作20周年纪念会，胡风不但与会，还做了《我与老舍》的发言，对后者赞扬不已。及至“文革”前夕，久居京中的胡风即将远赴四川“监外服刑”时，仍然没忘写信给他这位老友，“舍予公席下：共患之情不能忘，相隔之境不必通”。而这时，“舍予”先生早已贵为文艺界的劳模了。 　　然而，同样是很会过日子的人，沈从文的弟子汪曾祺就深得胡的青睐。汪与路翎一样，是胡最为看重的小说新锐。 　　正如胡风不喜欢有些人一样，联大人物也大多对胡风不太感冒。在重庆的“左翼”体制中，胡风并不享有像乔冠华、陈家康、郭沫若、胡绳、夏衍、邵荃麟那样高的党内地位。但这无损于胡氏在国统区的声望。他自有一帮弟兄。早在30年代初，胡风即已把田间、艾青等人推上了文坛，田、艾诸位对此知遇之恩自然没齿难忘；而到了30年代后期，在鲁迅逝世后的“左翼”阵营中，胡风已然是一员悍将，尤其是因着《七月》的创刊，胡风更是领导着好一批青年。《七月》之下，有《七月诗丛》、《七月文丛》，后来还有《希望》。每一本书出来，就是一位新秀诞生，就是胡氏多了一位弟子。很快，胡风麾下兵马日众，有诗人，有小说家，有评论家，路翎、阿垅、贾植芳、冀?、舒芜、绿原、化铁、何家槐、曾卓、牛汉、曹白、彭燕郊、杜宣、芦甸、荒煤……甚至西南联大的沈从文、闻一多、朱自清等人门下的吕荧、何孝达、朱谷怀、方敬也被胡风收归旗下。远在延安的艾青、周而复、鲁藜、晋驼、田间、天蓝也隐然推许胡氏。―――文坛中人，人脉如此之盛，势力如此之众，在国统区，除了胡风，再无第二人。在其时的文坛上，被尊为巨公的，除了“郭老（沫若）”、“茅公（盾）”，大概就只有这位“胡公”了。于是，他在“左翼”阵营中就扛着一面大旗，一直扛到了1949年的北京。 　　这个和周扬一样有着近一米八高度的男子，也和周扬一样有着棱角分明的脸。这张棱角分明的脸，显然暗示着主人棱角分明的个性。这二人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喜欢并且擅长当众演讲，且极富口才。1943年3月，一度避难香港的胡风回到他所熟悉的重庆后，就在名流云集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当众演讲。而在这一年的10月19日，当延安在举行纪念鲁迅逝世七周年的时候，重庆也在隆重地纪念鲁迅。延安的周扬在讲述鲁迅的同时，重庆的胡风也在追悼鲁迅。有趣的是，同样是鲁迅，周眼中的鲁迅和胡心中的鲁迅，却远不是一般模样。 　　也正是在10月19日，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重头文章，那就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此文虽在上一年五月业已成型，但真正行世却自本日始。对于这样的大文，作为党的喉舌的机关报自然不能等闲视之，为此，《解放日报》特地配了编者前言：“今天是鲁迅先生逝世七周年纪念。我们特发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二年五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纪念这位中国文化革命的最伟大与最英勇的旗手。”这一切，在延安是深具特殊意义的。然而，远在重庆的胡风，当时又岂能知晓这许多？ 　　 　　上海：孤岛围城海上花
　　 　　日寇侵占下的上海已然成为一座孤岛，自我封闭而繁华依旧。众人虽已西迁，但仍有文化人在此。其中，既有壮怀激烈的进步人士，亦不乏花鸟虫鱼的“鸳鸯蝴蝶派”和“礼拜六”，比如郑振铎、唐?、关露、周瘦鹃、郑逸梅、钱钟书、王辛笛、许等。还有与赵树理同年同乡的李健吾在这里，与李健吾同庚的傅雷在这里，与傅雷同龄的胡兰成亦在这里。 　　胡兰成平素多半在南京，这一年出现在上海，多半是因了张爱玲。 　　1943年5月，当丁玲处于低谷的时候，当赵树理发表成名之作的时候，在遥远的上海，一个比赵年轻十多岁的小女子，则以廿三稚龄异军突起。她就是张爱玲。 　　一个在西北的黄土高原，一个在东南的十里洋场，同时崛起，横空出世，震动文坛。带有山药蛋气息的赵树理当然和香衣美食的张爱玲有着绝大的不同，但他们都一样的“俗”。俗到极处便是雅，于是，二人就亦俗亦雅，大俗大雅了。 　　1943年5月的一天，一个身长体宽而言语寡淡的女子敲开了一扇尘封多时的大门。她把一个信封交到一位长者手中，说了三两句客套的话就告辞了。长者打开信封，看到的是几行娟秀的字迹：《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初看这几行字时，长者不以为异，这位文坛的老手，早已是经多涉广，有什么能他在心海中凭空掀起波澜呢！他毫不诧异，只是有意无意地看将起来。这一看不打紧，他立即触电似的挺直了身板：一颗新星诞生了！ 　　果然，这二炉《沉香屑》一经问世，就在鱼龙混杂的沪上文坛引起强烈地震。上至名流政要，下至仆役走卒。凡识字者，几乎都知道了“张爱玲”三字。新作即出，议论如潮，是者誉之为巨作，非者贬之为下作，然而无论是者非者，都少不了要读这女子的文字。有人对张大骂不止，然而，看了骂，骂完了，还是要接着看，终是放不下（这与人们此前对张恨水、此后对金庸的情状如出一辙）。 　　自5月之后，在两年的时间内，这位张姓女子几乎月月小说问世，篇篇震动文坛。有奇人必有奇文，这位奇人的奇文，几乎是只见结果，没有过程，一出手就达到了灿烂的高峰，就像十年前的曹禺一样，一开笔就直奔云霄，天女散花，宛若高手出招，直指七寸。许多人终生孜求而难以企及的境界，她一下子就达到了，而且似乎毫不费力，令人羡煞。自此之后，张氏佳作频频，文坛震动连连：《茉莉香片》、《倾城之恋》、《封锁》、《金锁记》、《连环套》、《红玫瑰与白玫瑰》……一篇篇小说以古典的文笔杂以现代的内涵冲击文坛，令人为之神往，为之眩晕。 　　张爱玲还有另一手：她左手写小说，右手写散文，第三只手绘画。小说世界中的她冷漠绝情，而散文世界中的她理趣盎然：《到底是上海人》、《更衣记》、《公寓生活记趣》、《论写作》、《童言无忌》、《私语》、《自己的文章》、《等》、《中国人的宗教》……连同此前《我的天才梦》，还有大量自建风格的绘画作品，一起构成了张氏笔底绮丽多姿的别样世界。 　　1943年，上海知识界是“张爱玲年”。 　　当初的那位长者，以《紫罗兰》这样的充满脂粉气的刊物推出了张爱玲这样的不世天才，于刊物是有些“高攀”，而于张氏实在是有“下嫁”之嫌了。自然，张氏一经成名，《紫罗兰》就留不住她了。上海滩上有名的《万象》、《天地》、《古今》、《杂志》等就成了张氏经常露面的星空。很自然地，这位小女子就走入了郑振铎、柯灵等名流的圈子。 　　1943年的张爱玲，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怀抱着“出名要趁早”的念想奋力地写着，为着第一本小说集《传奇》而努力，为着第一本散文集《流言》而加油。1943年的张爱玲，有自由，有盛名，更有漂亮的外表，正处在一生中最好的年岁上。这时的她，尚未引发文坛前辈傅雷那篇《论张爱玲的小说》的批评，她还没有为着江郎才尽的那天而预支忧愁。 　　在这个大时代里，满世界的人都在忙着追求奇拔人生中飞扬的一面，唯此小女子苟安于庸常人生中安稳的一面。“生活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虱子。”她说。其言一若其人，淡漠，灰颓。于淡漠中见灰颓，于灰颓中有苍凉。生命在她，更多的是苍凉，苍凉的手势。“如果说我最爱用的字是‘苍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惘惘然的威胁。”她说。 　　红遍沪上的张氏自然有着极高的眼界，在她看来，评论家把她和冰心、丁玲相比并不是她的荣幸，唯有和苏青并论才合她意。确实，1943年是张氏的高峰年，却并不是冰心、丁玲创作上的丰年。二者不可并论。苏青有句名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很得张氏欣赏。但以《结婚十年》名家的苏青，终不过是一位略具资才的女子而已。 　　闺中密友毕竟不是女人生活的全部，她终要面临自己的那一朵“玫瑰”。至于是“红玫瑰”还是“白玫瑰”，也由不得她了。 　　1943年的一个冬日的午后，一个有着江南小生模样的白面书生，踏着温软的阳光来到了公共租界静安寺路口的公寓前。得得得，很温绵的声音。他敲开了张氏的家门。初时，张氏是不以为意的。没想到，这位男子在敲开她家门的同时，也敲开了她的心门。 　　这个男子姓胡，名兰成。 　　此人和著名的马寅初前辈同出自浙江嵊县，却有着相反的性情。彼时，他正在汪精卫手下讨生活，以笔政为主业，以猎艳为副业。 　　令此风月老手吃惊的是，房子的主人居然有着很高的个子和很宽的肩膀。走在这位个头与自己相仿的女子面前，胡某人不禁自言自语了一句：“你个子这么高，怎么可以呢！”然而世事又有什么不可以的？ 　　总之，是在不久之后，二人即已是出双入对。恋爱中的女子，早已把一贯的冷漠抛之云外，唯把所有温爱都一股脑儿塞给对方。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深深地烙在了胡氏心坎，令这久擅风月的老猎人面对了女子的秋波也不禁春心再动。有一次，胡氏用尽所有褒义词夸这个女子，对方只轻轻回了一句：“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再有一次，女子送给他一张照片，他在照片中看到的是一个冷艳却喜盈盈的女子，翻过来，照片背后是一行拙气的字：“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喜欢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至此，二人关系似乎大局已定。这个素来冷漠寡淡，素来只仰头看天而不低头看地的女子，今番终是动了真情。她很快成了一个已婚多次的男子的“玫瑰”。胡氏抚着女子滑腻清凉的脸，说：“你的脸盘饱满，像是十五的满月。又像是平原面貌，山河浩荡。”不多久，胡兰成一俟离婚，就和张氏结了婚。在婚约上，张氏写道：“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这位女子所求的，不外是现世的安稳。然而，她没想到，这个男子，这个世道，已不容她安稳了。 　　1943年，十里洋场，上海滩上，这位张姓小女子，正在过着最入世最俗气最物质的平常小日子，为名为利为钱，努力着，忧愁着，欢喜着，爱恋着。在市井的俗气中，她登上了沪上文坛的顶峰。她正得意地处在她转瞬即逝的“黄金时代”。 　　其实，在上海的繁华之外，万千的国人在铁与血、生和死之间抗争着、挣扎着。但对这一切，她并不关心，甚至不曾留意。 　　这时，出身清华的李健吾、郑朝宗、许国璋等也不在昆明，而在1943年的上海。钱钟书由昆明而来，正在为次年开写《围城》而酝酿着。钱氏家学渊深，才学淹博，外语深湛，写小说是一把好手，令世人倾倒。与此同时，他那娇小的夫人杨绛则以《称心如意》叫响了整个上海滩。 　　差不多在这个时候，这位著名的中书君邂逅了那个比他小九岁零三个月的叫夏志清的后生，而这后生也邂逅了与之年龄相当的张爱玲。那时候恁是谁也不曾想到，在数十年后，张氏和钱氏，以及曾在昆明的沈从文，都将被远在美国的夏志清重新“发现”，成为世人皆知的文坛恒星。
　　 　　北平：人鬼杂居饰升平 　　 　　与“海派”南北相望的是“京派”。 　　与“南玲”并称的是“北梅”。“南玲”者，沪上之张爱玲也；“北梅”者，梅娘是也。 　　其时，北平知识界差不多都蜷缩在辅仁大学、中国大学、伪北大等校园中。内中的文坛老手几乎为清一色的男子，著名作家周作人、俞平伯、台静农、废名、钟敬文、张中行、张我军都已沉寂，著名学者陈垣、余嘉锡、高名凯、邓以蛰、钱稻孙、沈兼士、吴承仕、张东荪、顾随、郭绍虞、孙楷第、张岱年、沈启无、周祖谟、吴兴华亦已蛰伏，而素为巨公的孟森、钱玄同则已病临绝境，生气了无。倒是一帮娘子军出来压阵了。除梅娘外，还有张秀亚、林海音等。整个北平文坛，是典型的阴盛阳衰，阴气很重。这时候，林海音在城南的小巷子中把玩着每一寸光阴，捕捉生活的种种细节。她没想到，这一切会在日后的《城南旧事》中派上用场。 　　整体说来，这座当年的“京城”，已是“边城”甚至“空城”。如果说重庆有着当世第一流的剧作家，昆明有着当世第一流的小说家，而延安有着杰出的诗人，那么，当世第一流的散文家却在北平。此公，非周作人莫属。 　　虽然全国知识界反复动员，但周作人依然滞留北平，此举实是亲者痛而仇者快，令文坛群雄大为气短。这下可好，北平的文化精英后脚刚走（1937年11月），东洋的一帮文化人物前脚就过来了。年轻的日本汉学家竹内好（）初来中国就拜谒了北平城内硕果仅存的周作人。到了1943年，曾令世人以一睹其音容为幸的周氏，早已成了人人切齿的“汉奸”。这位毛泽东、沈从文、丁玲、胡风、郑振铎、朱自清、李健吾等多少名流曾经宗仰过的文坛大佬，此刻正安然地住在著名的八道湾（这曾是鲁迅所置办的居所，而为周氏所独占）。天气晴好的时候，他会坐在空静的庭院中，仰头望着瓦蓝瓦蓝的天穹，甚或学着乃兄的样子点上一根烟，有一搭没一搭地吸着。 　　周氏逆流，显然有失大节，然而，即便是在千夫所指、万众唾弃之下，周氏仍安然、恬然，一派孤高。读书，写字，与日人相往来。在这年4月间，日本著名作家武者小路实笃来平，作家张我军等出面相见，想来周氏作为头面人物也断无不见之理。 　　周氏向来暮气极重，多城府，少生趣。但他有一个保持终生的小小的癖好，那就是磨墨。磨墨磨的是心性、心境和心气，然而，有时也不免“非人磨墨墨磨人”。 　　周氏所想磨的岂止是一块小墨?怕是某块“大墨”吧！然而，很不幸，他反被“大墨”给“磨”了。 　　周氏城府极深，外人断难窥其一二，而同在北平的弟子俞平伯却似乎很能理解这位药堂主人的心境。在此之前，俞曾修书一封问候：“知堂师座右：承示《七夕》新什寄慨遥深……”结末是“生平顿首”。“生平”颇为简截，“学生”“平伯”凝成二字，其风神不让圣手。毕竟是俞平伯，即便是在如此逼仄处，信笔书之，亦是大家手笔。 　　然而，这样的文笔，写给这时的周作人，终归是有些浪费了。 　　1943年的元旦这天，周氏往华北政务委员会参加元旦团拜，然后去了北京饭店参加中日贺年会。在会上，身为当地文坛殿军的周接受了《晨报》记者的采访，他说：“大东亚战争最后胜利之获得已无待于蓍卜。而吾人此时所应注意者当为今后之建设工作。古人谓‘风雨同舟’，今后之东亚的局面，即是如此，合则均利，分则均伤，与期为人所乘，不若自力更生，共登解放之途，这才是千秋不易之业。”2月，华北当局授意周氏出任北大校长，事实上即是含蓄地说已接受他的辞呈，使之不再担任教育总署督办一职。周氏很是不满，这种不满却只敢发泄在日记中：“汪翊唐（即汪时?）来，述朱三爷意，令长北大，谢笑之。手段亦仍如髯公（即王揖唐），思之不快良久。”其实，周氏虽不善于动作，却显然不是没有想法。一次，“新民会”要求北平的大学生到天安门参加庆祝日本侵华军的某次胜利，教育总署接到这个通知，请示“督办”。周氏以为学生应该远离政治，参加与否，无关宏旨。署中就根据这个交谕，转告市政府教育局，和直辖各大学知照。日军的安滕少将闻之震怒，要亲自去逮捕周氏，后经人力劝乃止。周噤若寒蝉，再不敢多管这个事了。及至后来，许多爱国青年被日人关在北大沙滩大楼，夜半挨打嚎哭之声，惨不忍闻，而周氏竟装聋作哑，视若不见。身为周氏密友的沈兼士，每说到此，都不由泪满襟怀。 　　这个深懂人情世故的老者很识时务地保持了“默而生”，作为回馈，他在当局内的名利和地位稳中有升。阳春三月，周氏门生沈启无带来了汪精卫手书，追认周氏为伪国府委员，因着这一弟子的出面，周氏又念想起他另一位高徒废名来。于是奋笔直书，草成一文《怀废名》。不日，周氏又出任新办《艺文杂志》主编，稍后，为了安慰刚从华北教育总督办高位上退下来的周作人氏，南京的汪精卫又邀请其赴南京讲学，首选汪氏所长的最高学府“中央大学”（伪中大）。在南京，周氏重游水师学堂，想当年，彼不过一毛头小子，步乃兄之后在此求学，今次身居高位，荣归故地，自是感触良深。有人顺势邀周氏来上海一行，周氏却极为斩截地说：余绝不足履上海一步！言外之意，上海是乃兄蛰居十年之地，我周作人是再不涉足半步了；至于绍兴，也似与此公了无干系。果然，此后的几十年中，周氏除了被囚于南京就是长居于北京，绍兴是再未回去了。究其实，是有自知之明，还是无自信之心？外人就不得而知了。 　　赶巧的是，就在周氏赶回北平后没几天，他的母亲鲁瑞就去世了。太夫人再也不必为他们周家“老二”而操心了。于此，周家数口都已不在绍兴了，周氏不回故乡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有丧事，也有喜事。喜事是他很快收到了汪精卫的电令，令其任伪中央大学校长，面对此等“好事”，周氏不敢应承，笑谢之。周氏可以谢绝一时一事，但不可回绝一生一世。他可以选择自己的回避，“有关方面”却容不得他的缺席（这与胡适所谓“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是一个理儿）。此后的各项活动，周作人能不参加的尽量不参加，饶是如此，他所参加的活动仍然不少。这一年，伪华北作家协会设立文艺奖金，其中自有散文方面的奖项，主审委员就是周氏（诗歌方面是俞平伯）。除了他，还能是谁？于散文一途，舍周其谁？ 　　周氏成了两头受气的老鼠。对其行止，国人深以为憾，日人亦深以为恨。这年8月在东京举行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上，日本作家片冈铁兵猛烈地斥责中国的“反动老作家”，他说：在中国“和平地区内”（指沦陷区），“有一特殊的文学敌人存在”，“即目前正在和平地区内之蠢动的文坛老作家”，“而此敌人虽在和平地区之内，尚与诸君的热情的文学活动相对立，而以有力的文学家资格站立于中国文坛。关于此人的姓名，余尚不愿明言，总之彼常以极度消极的反动思想之表现与动作，对于驻军及吾人之思想表示敌对。……彼已为驻军与吾人前进之障碍……”。 　　日人所说要扫荡的“老作家”究竟指何人？当然可以玩味。但是，此时距新文化运动已近30年，当年的实力派作家，除了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冰心等，大概就不多了。而那些人物或已故去，或已西迁，剩下的“老作家”还能是谁？似乎再不用说了。这话不挑明则已，一挑明，就很不是一回事了。 　　然而，胡兰成却硬是把这话挑明了。“第一个就是指周作人。”他说。周氏大怒。立即写信要日本方面给个说法。日人立即派出小说家专程来华抚慰周氏。然而，这已是1944年的事了，与1943年无关。 　　1943年的周作人，忙于“政事”，笔耕方面似有荒疏，但荒疏之余也有几篇文章。即便深陷政治，周氏似仍以文人自勉，尽量一若平常地兼顾创作和翻译，其中，在创作上，业已完成转型的他，大致完成了《药堂杂文》、《风雨后谈》《秉烛后谈》、《书房一角》和《苦口甘口》等书。周作人毕竟是周作人，不写则已，写则必佳。其中最值得关注者有二：一是《先母行述》，一是《苦口甘口》。后者乃周氏为文学青年所写，“第一件想说的是，不可以文学作职业”，“若是想以学问文章谋生，唯有给大官富贾去做门客，呼来喝去，与奴仆相去无几，不唯辱甚，生活亦不安定也”。“第二，弄文学也不难，却也很不容易”，“须略了解中国文学的传统”，“还有外国的文艺思想，也要知道大概才好。”这确乎是周氏经验之谈，只不知是正面经验还是反面经验。聪明如周氏者，口口声声“不要以文学作职业”，其实，他自己又何尝不然？ 　　在《先母行述》中，暮气已沉的周氏也不由动了感情，以“笔锋满带感情”之语说到先母“性弘毅，有定识”，“关心时事安危，时与儿辈谈论，深以不能再见太平为恨”。都说“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处乱世而念太平，人之常情也。倒是苟安于八道湾中玩古墨、饮苦茶的知堂主人，这时仍知道“不能再见太平为恨”，这就足可玩味了…… 　　1949年，所有的人都注定要带着旧时代的余荫迈入新社会，所有人都各有自己的境遇和出路。沈从文到了北京，周扬到了北京，胡风到了北京，周作人由南京回北京，俞平伯留在北京，唯张秀亚、林海音这一帮小女子做了逃兵，泛海而去，到了彼岸。张爱玲这个小女子也做了大时代的逃兵，从夏衍的麾下逃去了香港…… 　　一切似已结束，一切又刚刚开始。1943年终究已定格成沧桑黄卷中那一行淡淡的残痕。 　　 　　（选自《大学人文?第7辑》/夏中义 谢泳 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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