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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锋刃&&赵延年的木刻人生
&艺术作品只有和时代脉搏紧紧相连，它才有它真正的生命力。&
&&赵延年 1999&&
考察和研究赵延年的艺术人生，就离不开二十世纪百年来的中国社会激变的时代图景，离不开他的丰富曲折的人生经历。
鸦片战争以西方的大炮轰开了中国大门为结局，强制中国改变自身运动方向，中国是以这样一种外力的作用下走上了近代舞台。鸦片战争没有起到催眠作用，反而起到了惊醒的作用，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随着捆绑在西方战车上的经济运行模式输入中国、西方的科技、文化和各种思潮也相继传入中国，中国的近代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形态发生了迅猛的变化。也许并非西方列强的本愿，伴随着西方科技、文化的传入，导致了中国近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启蒙和建立，从而对中国社会和中国近代新学的勃兴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西学东渐也导致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群的出现，导致了士林风气的变化。这就是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图景。
正如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不是自身矛盾运动的结果，而是外力的作用一样，中国的新兴木刻运动也并不是历时千余年的中国传统复制木刻印刷术的发展和延伸，而是随着西方现代美术教育体制的引入，西方创作木刻的推介及社会变革思想的激荡而发生的。
民国初年，中国历史上处在一个离乱动荡的剧变时代，此时，李叔同从日本留学回国执教于浙江二级师范（1911年），并于1916年执教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首次开设了木刻学习内容于&乐石社&，（1）将西方的创作木刻方法教给学生，以自画、自刻、自印方式出版了线装本《乐石集》、《木板画集》。时隔十余年后，中国第一个公立艺术学府杭州国立艺术院的部分学生在左联文艺创作思想和西欧创作木刻作品的影响下，开始了以现实生活为内容，特别是表现劳苦大众饥寒交迫的生活为主题，投身木刻创作实践并举办展览于上海、杭州等地，向危机四伏黑暗的旧社会发出了最强烈的呐喊和抨击。与时盛摹古，形式主义的小资情调的画风相抗衡。这种以唤醒民众，抨击时弊，反映社会现实斗争的木刻创作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期的杭州、上海等地汇集成一股强大的暗潮，至三十年代中期，形成一个高峰。全国各地的木刻版画团体如雨后春笋，相继建立。&它开辟了中国艺术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篇章，关注劳动群众的生活，并通过表现他们的生活苦难对旧社会提出控诉，这在过去是罕见的&。（2）从而使这样一种新的艺术创作态度和面貌得以对中国画坛的颓废之风产生一种强大的冲击，这就是我们熟知的以鲁迅先生为导师引领的新兴木刻运动。
赵延年先生正这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走上了木刻创作的道路，并矢志不渝，持刀向木，坚持艺术以真诚之心为社会、为人民，在版画领域耕耘近八十个春秋，取得了杰出的艺术成就，为国内外所称誉。
赵延年先生1924年出生于苏州。他的曾祖父赵景贤道光二年中为举人，官至盐运总管，赵延年的祖父赵濱彦历任江南制造局总办、山东巡抚，赵延年父亲赵之騵，曾任职财政部盐务署，河南潶河盐务分局局长等职。以这样一个家庭背景来看，他成长在一个家族殷实富足又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家庭环境。由于父亲工作经常变动，少年时期赵延年就随父亲辗转苏州、湖州、潶河、上海等地，这些经历对他的视野和个性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正如赵延年先生自己所言：&全家随父同去潶河，余时年七岁。在潶河半年有余，看到河南黄土地带的镇及农村的生活，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3）国家民族遭受凌辱的历史困境和离乱动荡社会中的普通民众贫困而艰辛生活在赵延年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刻记忆，也成为他日后木刻创作中关注社会底层贫苦百姓，表现劳动人民心声的动因之一。1938年，赵延年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高级艺术科学习，接受了严格的写实基本功训练，这为他日后创作的造型能力打下了坚实基础。入学第二年，赵延年先生偶然在学校里看到香港出版的刊物上刊有一幅表现抗日的黑白木刻版画，他被这幅&激扬之黑白&的木刻作品所表现的抗日斗争的精神所震憾。强烈的黑白对比和奔逸的刀触之美深深地感染了赵延年，在他的心灵产生了强烈的震憾和共鸣。自此，他就迷恋上黑白木刻创作，木刻竟成为他日后为之倾心而治学毕生的艺术课题。
三十年代的中国，众多的青年艺术学子都是热切而执着地关注国家、民族和社会发展前景，处在这一时期的中国各领域的进步思想无疑对赵延年先生产生深刻影响。我们从赵延年先生1935年发表在上海《申报&自由谈》的第一张漫画创作《送殡》以及目前可以看到他
图1. 《抢米》木刻&& &&&&&&&&&赵延年 1947
最早的木刻版画《放大镜下的法西斯》（1943）可知，赵延年的创作态度和艺术取向是践履鲁迅先生艺术为人生的学术理想，面向中国现实生活中的劳苦大众，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他的一系列早期木刻作品如：《放大镜下的法西斯》（1943）、《负木者》（1944）、《抢米》（1947，图1）、《摊贩的悲哀》（1947）、《弃婴》（1948）等都是根置于那个时代的现实情境，深刻的揭示了劳动人民的苦难和昏庸反动的统治者压迫人民残酷现实，最鲜明地昭示了他的艺术态度和前进目标。赵延年先生尽管在少年时代没有与鲁迅先生有直接的接触，但事实上，生活并学习在上海的赵延年，他是如此&近&距离地感受到了鲁迅的气息，深刻地领会了鲁迅先生的文艺思想和学术主张。众所周知，在二、三十年代 的中国艺坛，的确存在两种不同的艺术态度和相应的作为。我们熟知的&一八艺社&就是1930年5月从原来成立于国立艺术院的&西湖一八艺社&（4）中分化而来，这些青年人正是受到鲁迅介绍的苏俄文艺理论及编印的欧洲近代木刻选集的影响，与&为艺术而艺术&的 &西湖一八艺社&的主张者们决裂。他们视民族兴亡为己任，以艺术创作为改良人生，改良社会的理想和担当，与中国社会的演进和变革紧紧相连，用艺术为武器去唤醒民众起来斗争成为广大进步青年共识。亦如赵延年先生撰文《再思、再想》所言：&这一切，归根结蒂要感谢鲁迅先生，若没有他的辛勤扶持与谆谆教导，木刻青年们不可能有如此清晰的头脑，明确的奋斗目标。&（5）
勿用讳言，中国三、四十年代的木刻版画在很大程度上是参照西方创作木刻式样发展起来的。西洋人的&长技&成为睁眼看世界的中国青人的学习、吸收和研究的对象。无疑，这些西方版画家的创作主题和木刻表现手法对当时的中国青年木刻家包括赵延年先生产生了深刻影响。在1946年就被中国版画界誉为&木刻界最年轻的奇才&（6）的赵延年先生对黑白木刻的表现有着独特而机敏的理解，那就是以刀代笔，捏刀向木直抒胸意的冲刻状态，这是艺术家真正以刻刀在木板上的激情创造。赵延年先生不仅非常出色的掌握了西方木刻的黑白处理与刀法技术，而且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语言，这些刀痕木味及由此塑造出的形象特征，依托他那特有的大黑、大白形式语言向观者呈现出他所表现的主题与思想内涵，并由此产生出强大的视觉震撼和精神力量，其面貌风格令人过目不忘。赵延年先生的木刻刀法，阔处大平刀铲、推有度，精细处小三角刀排线塑形极锐利稳健，犹如宋人刘道醇评价其时的优秀画家所言：&粗卤求笔，细巧求力&。他的宽刀阔斧以凌厉沉雄之势在中国版画界独树一帜，也最大程度的呈现了木刻版画语言的特有魅力，正是鲁迅先生&捏刀向木、放刀直干&的最好诠释。
七十年代初期赵延年的木刻语言也更加成熟并已形成独特面貌，佳作迭出，成为他的创作高峰期。这不仅仅是对文革牛棚里流失的时光的祢补，更是有压抑于胸臆间的感悟和激情要抒发。赵延年先生曾用一个很小的本子在牛棚里抄写了《道德经》，文革牛棚里的那段经历使他对人生有了更深刻地认知与理解，对鲁迅笔下的人物有了更形象生动的感受。观之愈多，察之弥深。他通过众多的鲁迅作品插图来揭示他所理解鲁迅笔下的人性与人的内心世界。正是这些丰富的人生阅历使他获得了丰富的造型表象，人物刻画入木三分。随着赵延年先生大量的木刻创作，他的大平刀推刻、斜刀挑刻及三角刀的排线组合形成&激扬之黑白&的独特面貌和中国气派刀法表现，开始呈现出中国人特有的笔意和写意感。细细品味赵延年先生七十年代以来的木刻版画，我们就会发现在他七十年代以后的木刻作品的造型、黑白处理以及刀法组织上都有很强的写意感和笔意感。如《孔乙已》（1975）、《药》（1977）等作品的造型、黑白处理以及刀法的使用上愈来愈多地呈现现出写意的&笔法&，并采用了晕刻法的印制效果。如《伤逝》、《征途》等都有背景上保留了晕刻的刀痕变化与组织。笔意、写意感及晕刻的手法的运用在后来历时十六年的木组连环画《阿Q正传》更是已臻炉火纯青的境界。《阿Q正传》之一（图2）的肖象即是一幅充满笔意感、写意感的木刻作品。平刀、斜刀的铲刻、推刻，大小的刀法组织已完全摆脱了西式木刻那种明暗素描排线式造型和运刀方式，取而代之的是以形写神， &&&&
图2. 《阿Q正传》之一&&& 1974&&&&&&&&& 图3. 《逐日》木刻&&&& &&&&&&&&&&&&&&&&&&&&赵延年 1992
心领笔随，根据光线层次和形象特征捏刀顺势而下，刀下有轻重起伏，推铲章法变幻莫测，刀刀生发，绝非描摹。这只有东方的中国人深蕴笔法墨韵之奥妙加之几十年的木刻实践方能创造出的独特境界。其图像生成模式一方面与他深厚的民族审美修养息息相关，另一方面或许与他早年用毛笔作漫画，以及后来一直习惯于用毛笔画素描和人物速写有深层的关联。这种中国特有的工具材料所追求的审美趣味与表现方式自然浅移默化地影响到他的造型特点，随着艺术修养的提升，这种笔墨感同样影响到他使用炭铅笔所做的人物素描、速写，乃至他的木刻版画的语言风格。笔墨的高度概括与重点深入刻划的笔法意趣，在他的木刻语言上得到一种转换，那就是以刀代笔，大胆下刀, 由形生意, 因势利导, 刀刀相生，法无定法，大黑大白，行气如虹而气势撼人。由此而形成独特鲜明的&赵家样&。
赵延年先生在八、九十年代的创作如《移山》（1983）、《台风过后三二》（1988）、《噩梦系列之一》（1989），《逐日》（1992，图3），《新叶》（1996）等都是体现其笔意、大写意韵味的最具代表性作品。特别难得的是他一直以人物为表现对象，各种性格、身份及年龄差异的个性人物在他的大黑大白，大刀阔斧的塑造中丝毫不减的细腻的神态的刻画与丰富精神世界的呈现。大黑大白、刀锋笔意、直抒胸意的写意木刻风格使他成为现代浙派版画的标志和旗帜性人物，也最充分地体现了赵延年先生对社会，对人生、对艺术的态度和追求。正如赵延年先生所言：&经过近八十年的探索和追求，（虽然）今天仍应参酌西方的版画艺术作品，但根本上是走中国的路&。（7）
赵延年先生毕生坚守现实主义的创作理想和表现人民的情感与精神，
综观他近八十年的木刻人生，他始终把自己的创作，自身的价值与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命运紧紧的维系在一起。正是因为这样的缘由，我们从赵延年先生描绘的众多人物的图像中能够鲜明地感受到他与人民大众内心一致的真诚，感受到他那洋溢着炽热激情作品语言所呈现的精神内涵而迸发生极大的张力。我们即使在不同的时期看到这些作品时，都会深深地感动。这些作品是时代最耀眼的光华，是时代最犀利的锋刃。
2010年7月 于杭州中大文锦苑
（本文为浙江省文史馆主编的《赵延年艺术研究文献集》约稿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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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16年由李叔同与经亨颐、夏丐尊共同发起，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创办了乐石社和漫画会，李叔同任社长。由李叔同向学员指导、传授西方木刻技法。自画、自刻、自印木刻作品，编印《乐石集》、《木刻版画集》。《乐石集》每期编印后寄回李叔同留学日本的母校东京艺术大学图书馆一本，寄往母校《乐石集》共7本，另文集《乐石社社友小传》一本。《乐石集》除大部分篆刻作品外，其中有李叔同、夏丐尊等人的木刻作品。这些木刻作品是中国最早的现代木刻版画。
（2）李树生，《现代社会的魂魄&&试论国统区的木刻版画艺术》，《美术》2001年第9期，p.31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
（3）.赵延年提供给安濱的访问资料，2006年，该资料现存安濱处。
（4）&西湖一八艺社&由杭州国立艺术院的研究部、预科部和本科中部分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于1929年1月（民国18年），&一八&这个名称由此而来。&西湖一八艺社&在当时有校方领导人鼓励和指导下成立的。成立之初曾开过展览会并出版一本画册，封面由蔡元培先生题字，李金发、孙俍工等教师写介绍文章。
（5）赵延年，《再思、再想》，《纪念鲁迅诞辰120周年& 新兴木刻运动70周年》，浙江西湖博物馆2001，p.1
（6） 叶圣陶序言，《抗战八年木刻选集》，书后作者简介。p.10 上海开明书店印行，1946
（7） 赵延年提供给安濱的访问资料，2006年，该资料现存安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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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头皮，延年益寿防脱发
中医学中称“头为精明之府”，“五脏六腑精气”皆上升于头部。
头皮是大脑的保护层，分布着许多穴位，人体十二经脉中，手、足三阳经均起经头面部，故又说“头为诸阳之会”。如手、足阳明经分布前头部及面部，手足少阳经分布侧头部，足太阳经分布后头及头项背部等。
平时经常以手指挠头。不仅能疏通脑部气血，且对全身脏腑的功能也有协调作用。
　　常挠挠头，防病治病
　　头皮上有很多穴位，像上星、百会、脑户、前顶、玉枕等，针灸这些穴位，能够防治疾病。按摩这些穴位，虽不像针灸那样强烈，但是按摩的面积较大，动作轻柔，同样能够通经活络，起到防治神经衰弱、头痛、失眠、老年性痴呆、健忘的作用，所以没事经常挠挠头，尤其是脑力工作者。
　　按摩头皮，延年益寿防脱发
　　现代科学研究证明：经常按摩头皮能刺激头皮上的毛细血管，使它们扩张变粗，血液循环旺盛，供给大脑组织更多的养料和氧气。头皮血液循环改善了，还有利于头发的生长发育，防止头发脱落和变白，老年人经常按摩头皮，能够延年益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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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头皮的按摩方法简便易行，随时随地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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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让历史文化遗存“延年益寿”而非“返老还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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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历史文化遗存“延年益寿”而非“返老还童”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学术委员会2013年学术讨论会倡导正确的古城保护理念
　　光明网北京11月1日电（记者董山峰）日，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学术委员会2013年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市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召开。会议由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名城所承办。讨论会主题为“什么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正确道路”，名城学委会的50名委员参加了会议。
　　2011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完成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工作检查后，对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和存在问题进行了认真总结分析。在2012年末住房城乡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发布《关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检查情况的通报》中，特别指出名城保护的突出问题仍表现在“认识不够，保护意识不强”，拆旧建新，复古造假现象屡禁不止。特别是2008年以来，一些城市的大规模古城复建工程以及其他见诸媒体的“造城”计划，大规模复古，塑造古城“完整”古代风貌的做法，在全国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也对学术界长期倡导的保护古城历史真实性、完整性和生活延续性等原则造成冲击。针对上述现象与问题，名城学术委员会决定召开学术讨论会，邀请学委会委员就此问题进行讨论，澄清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目的，提倡正确的古城保护理念和方法。
　　学术讨论会分别由张兵秘书长、阮仪三副主任委员、汪志明副主任委员、赵中枢副主任委员主持。委员们首先缅怀了今年1月3日逝去的学委会主任委员王景慧教授。阮仪三教授说，我和景慧同志从相识、相知到共同为名城奋斗，景慧同志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事业的开创者、发展成长的开拓者和辛勤的园丁，从确定第一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名单到参与制定国务院的有关文件，直至第二批、第三批历史文化名城确定，做了大量具体工作。他在其位谋其职，在黄山会议上提出历史文化名城历史街区的保护，后又提出历史文化名城、历史街区、历史建筑保护三个层次的名城概念，确定了名城保护比较完整的保护体系和概念，引导了中国名城保护的实践，在名城的保护事业上做出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实际的贡献。汪志明指出，王景慧同志对历史文化名城和遗产的保护执着追求，坚持不懈地努力，他善于把理论、规划设计和实践管理结合起来，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王景慧同志把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学术委员会的工作发扬光大，走向一个新的阶段。赵士绮、杨律信、朱自煊、王瑞珠等许多委员都表达了深切的怀念。委员们纷纷表示，要发扬景慧同志的精神，全力以赴做好名城保护事业。
[责任编辑:杨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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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网版权所有　　摘 要：本文主要以宗教信仰和政治制度为轴，对中国历史中几个典型时代的人名作一简要分析，找出其与当时社会文化的契合之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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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命名的时代文化特色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摘 要：本文主要以宗教信仰和政治制度为轴，对中国历史中几个典型时代的人名作一简要分析，找出其与当时社会文化的契合之处，并说明人名的取用在很大程度上都提现了其对宗教信仰、宗法崇拜以及政治意义的寄托。由此反映出文化和政治对人名命名的影响，以及汉语命名的文化特色。 中国论文网 /6/view-4779998.htm　　关键词：人名；命名；宗教信仰；宗法思想；政治制度；政治用意 　　1.引言 　　名字是一个人或一个事物区别于他人他物的外在符号。孔子曰：“命者，名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尽管在中国古代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只有贵族才会有名字，但平民百姓还是会用各种各样的符号来指称自己和他人。文化是“历史上创造的所有生活样式……它们在某一时期作为人们行为的潜在指南而存在。”既然文化是一种行为指南，那么它会从方方面面影响人们的生活，这其中就包括了一项很基本的生活内容：起名字。名字包含着人们对其所命名的事物的种种感情。人们用命名的方式，表达了深层的民族心理积淀和民族文化特色。本文主要从宗教信仰的影响和政治制度两方面出发，选取中国历史中几个典型时代的人名为例作一分析，找出它们和当时社会文化的契合之处。由此反映出文化和政治对人名取用的影响，以及人名命名的文化特色。 　　2.宗教信仰及宗法崇拜的影响 　　宗教信仰和宗法崇拜作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可谓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力。人们的命名习惯、方式、用字等都会表现出其信仰的倾向性，而在中国历史中那些盛行某种宗教信仰的时代里，这就更加明显了。 　　西汉时期，尤其是武昭宣三朝，对于生命永恒的追求，使得以“寿”“延年”“千秋”等字眼为名的人大量出现。如“陈寿”“许延寿”“韩千秋”等。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下的人名，很多都带有儒家的文化色彩。到了东汉、三国时期，尊儒读经的社会传统使儒家思想深入人心。所以很多反映儒家思想的字，如“孝、德、仁、文”等出现频率极高。魏晋时期，老庄玄学风行于世，许多体现其思想的词也就用于人名中，如郭象字子玄，著名文学家左思字太冲等。南北朝时期人们对佛教崇奉，因而不少人以“佛、僧、法、智”等入名，甚至在南齐也有很多皇室成员以佛语为名。唐代皇帝姓李，为提高宗族地位，大张旗鼓地倡导道家思想，确定三教的地位次序为：道第一，儒第二，佛第三。由此很多人开始以道家语作为名字，如苏味玄、裴守真，以及诗人贺知章字季真。但是有唐一代，还是儒家的实际作用最大，所以在人名用字取义上，儒家思想还是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如薛仁贵、李义府等。而且唐人还喜欢直接用经文或概括经义为名。如李敬业（出自《礼记·学记》）、韦待价（出自《论语·子罕》）等。在唐代之后，此依然是文人雅士取名的主流特色。宋代时期，“老、叟、翁”等字被大量用于人名，明清时代的“斋、庵、轩、楼”等建筑物名进入人名用字，其深层的心理原因还是儒家文化中对先贤的敬仰，对名人雅士风采的羡慕，这跟历朝历代对儒家文化的提倡分不开。自汉武帝罢独尊儒术之后，孔子在很多朝代中都被追封，如东汉和帝是被封为褒尊侯，唐太宗时尊为先圣。 　　在中国其他朝代时期中，有不同信仰的人在取名时，也同样会将信仰融入其中。如近代著名近代作家苏曼殊，他为自己取的笔名印禅，就带有佛教色彩。可见当人受到宗教宗法或文化的影响时，起名字的取用更改也会受到相应的影响，从一定角度体现着信仰影响和文化特色。 　　3.不同政治制度和政治因素的影响 　　姓名服务于人们的社会生活，而政治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不同时代的政治制度对人名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在封建专制统治时期，上层统治者甚至会强行干预下层人名的取用，君王更是有权用“赐名”方式对朝臣百姓的名字进行更改，并以此视为对其的恩宠。在有些时期，统治者还会用“名禁”这样的行政手段干预百姓的取名自由。如先秦时代，人们多为单名，如“孔丘、韩非、李耳”等。汉代以后，随着人口的增多，单名易于跟人混淆的麻烦开始出现，加上双名更易表达起名者的意愿，双名就越来越多了。而到东汉末年王莽掌握政权，这种取双名的趋势就被横加阻止了。王莽引用《春秋公羊传》中的“讥二名”之论，颁布法令禁止双名。他甚至把自己孙子的名字从“王会宗”改为“王宗”。这就是政权对人名取用的典型干预。历朝历代，尽管没有如此大张旗鼓地干涉人名的取用，然而，每一个朝代中的皇帝为臣属改姓、取名的例子不一而足。例如郑成功被南明隆武帝赐姓朱，成为“国姓爷”。然而明亡于清之后，姓朱不再被人羡慕，反而可能有了性命之虞。于是，很多朱姓人都改了自己的姓。到康熙年间，皇帝为表现自己政治开明，争取民心，遂下诏赐朱姓还原。 　　解放初期，广大人民翻身做主之后，取用姓名方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资料显示，建国后17年，人名常用字的前六位是：“华、英、玉、明、秀、国”，具体表现在姓名上，如出现了很多以“建国”、“解放”等词语作为名字的人。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人名常用字的前六位则为：“红、华、军、文、英、明”。其中有关“红”字的取名就很具有典型性，例如新中国成立之前，国民党政权视红军为眼中钉，拼死围剿，“红”字的人名使用频率仅为0.136%。而文化大革命期间，红色变成了对党对国家对毛主席忠心的最好表达，于是“红”字的人名使用频率增长了近20倍，达到2.151%，跃居为中国人名用字的首位。可见，政治制度的变化和国家政权的变更，会导致社会风气、文化的改变，进而影响到人名的取用，充分说明了政治制度的改变对一个时代人名有着潜在影响。 　　另一方面，细数历代有名朝政要人名字的取改，也无不暗藏用名之人的政治意识和朝野之心。以周代君王为先将政治意识取用于姓名后，含有政治用意的名字便频繁出现于往后的各朝各代。例如西汉末年王莽为政，民间怨恨不满便传开“刘秀发兵捕不道”的传言，意指“刘秀将当天子”。此时国师刘歆自改名为秀，暴露了其不臣之举的政治野心。此类事例不胜枚举。总之，政治制度和国家政权对人名取用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使人名承载着浓浓的政治寓意和鲜明的政治印记。 　　4.总结 　　综上所述，无论在中国哪个朝代，都会有深受宗教信仰和宗法思想影响的名字被使用，同样政治制度和政治因素也影响着很多名字的取改。但无论如何，这样的现象都说明了名字作为一个人的象征符号，不仅有着丰富的含义，也寄托了个人的祈愿、信仰和用意，更是提现了整个时代大背景下的文化特色。（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 　　参考文献： 　　[1] 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9 　　[2] 杨颉慧.从两汉人名看汉代的神仙信仰[J]西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 　　[3] 赵文坦.议孔子尊号“大成至圣文宣王”[C]儒学与东南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06 　　[4] 何晓明.姓名与中国文化[M]人民出版社 2001.7 　　[5] 覃光广等.文化学辞典[M]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 　　[6] 黄修明.中国古代人名文化的政治烙印[J]喀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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