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力子_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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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力子（日—日），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教育家。杰出校友，早年加入，并与发起组织南社，提倡革新文学。1921年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其一直主张国共合作，曾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1949年国民党政府拒绝签定和平协定后，脱离国民党政府。解放后，留驻大陆，任多届全国人大常委、政协常委，民革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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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籍中国民&&&&族汉出生地浙江绍兴逝世日期日职&&&&业政治家，教育家毕业院校
邵力子（1882年—1967年），陶堰邵力子（1882.12 — 1967.12）邵家溇人，近代著名民主人士，社会活动家[1]，著名政治家、教育家。他从《后汉书》中“游子天所弃，力子天所富”之句，取“力子”一词为笔名，自称为“勤劳之人”，从此就有了“邵力子”之名。1902年乡试中举。1905年入上海震旦公学求学，后转入复旦公学，结识于右任，成莫逆之交。邵力子
1906年10月，邵力子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
1907年春回国，与等一起创办《神州日报》，宣传反清思想。
1909年5月，他在上海创办《民呼日报》，宣传革命思想，三个月就被反动当局查封。10月，又创办《民吁日报》，继续革命宣传，仅42天又遭查封。11月后，到陕西高等学堂任教，因宣传新思想被当局驱逐出境。
1910年夏末，重回上海，与于右任等人一起创办《民立报》，倡导国民独立精神，积极宣传北伐，成为当时同盟会的重要指挥所和革命党人进行光复活动的联络机关。1913年，《民立报》停刊后，到复旦公学任国文教员，后任私立中国文学科主任。1914年，参加革命文学团体——南社。7月，加入中华革命党。
1916年1月，与叶楚伦在上海创办《民国日报》，任经理兼编本埠新闻，报导“”和“”。1919年，《民国日报》辟《觉悟》副刊，积极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支持五四运动。10月，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0年5月，邵力子与等人在上海发起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转为中共党员并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邵以国民党员特别身份跨党参加）。
1922年10月与于右任等筹办国共两党共同创办之上海大学，1923年，历任副校长、代理校长。
1924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一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2月，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农部秘书，领导长江一带各省党务，宣传新三民主义，积极贯彻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1925年夏，因参加领导五卅运动，被上海护军使下令通缉，离上海去广州。5月起，历任秘书处长、秘书长、政治部主任，公开共产党员身份，参加组织生活。
1926年1月，任国民党二届中央监委。7月，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为国共两党合作的做了大量的政治、组织工作。8月，接受陈独秀、建议，脱离中共组织关系。11月，以国民党友好代表身份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会扩大会议。会后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任国民党常驻中山大学代表、校理事会成员。
1927年5月回国。
1928年2月起， 邵力子历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中国公学校长兼复旦实验中学主任、陆海空总司令部秘书长、国民党三届中央监委、甘肃省政府主席、陕西省政府主席等职。任职期间，主张停止内战，坚持国共合作，呼吁团结抗日，并为此奔波出力。
1935年11月，任国民党五届中央监委。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一度遭拘禁，后参与中共谈判，极力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937年2月，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期间期间与、张冲组成国民党代表团，同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在，奠定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基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际反侵略同盟中国分会副主席，国民外交学会会长，中苏文化协会副主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理事，军事邵力子与战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委员。支持中共在南京创办《新华日报》，批准出版《鲁迅全集》，准予《毛泽东自传》在《文摘》上发表。
1940年5月，出任驻苏大使。1942年10月回国后任国民党参政会、宪法促进委员会秘书长。
1945年，作为国民党代表参加重庆谈判，与王世杰、张群、张治中作为国民党代表与共产党代表、、王若飞会谈，对促进签订《双十协定》起了积极作用。
1946年1月代表国民党参加中国政治协商会议，11月当选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次年，任国民政府委员、社会经济研究会委员、国民大会筹委会委员。邵力子
1949年2月以私人资格随组织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赴北平，在石家庄会见毛泽东、周恩来。4月参加以张治中为首之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在北平与周恩来为首之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谈判，通过《国内和平协定》细则草案。后因国民党拒绝在协定上签字，和谈失败，邵遂与张治中等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留在北平。
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常务委员，出席了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并先后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同时在全国文联、华侨事务委员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苏友好协会、世界和平理事会任各种重要职务，如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等。他积极参加新中国建设，力主节制生育、控制人口，更致力于第三次国共合作，争取和平解放台湾，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贡献了毕生精力，被誉为“和平老人”。
日卒于北京。1931年，，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举国上下，群情激愤，抗日怒潮涌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邵力子主张停止内战，唤起民众，准备抗战。
1933年春天，邵力子在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其时爱国将领杨虎城任陕西绥靖公署主任。他与杨将军实行军政分治，主要注意发展农林水利事业，开荒造林，兴修水利；并着力发展交通文化事业，力求造福民众，同杨虎城相处很好。后来张学良将军率东北军进驻陕西，他赞同张、杨两将军的抗日主张，对蒋介石的“剿共”做法，深感忧虑；对张、杨两将军同蒋介石的矛盾尽力缓和，以期和衷共济，并且，他还要求部属注意与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工作人员和睦相处，以团结合作、共同对敌为首要任务。
西安事变爆发，邵力子同其他在西安的国民党军政要员亦同蒋介石一起被拘禁。事变第二天，蒋介石要求同邵力子谈话，邵力子乘机劝导蒋介石说：“事已如此，委员长应经国家人民为重，他们（指、）的要求，似乎也可以考虑。”因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被软禁在奉化溪口时，邵力子和张同住在溪口，名义上为帮助张学良读书，实际上要邵力子力对西安事变补过，是一种变相处分。随后，他就被正式免去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
发生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通电号召全民团结抗日，接着又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了国共两党合作的三项基本政治纲领，主张国共合作，一对外。邵力子作为国民党代表参与国共两党庐山会谈，协商合作抗日。他认为国难日益深重，国家危在旦夕，必须大力赞助国共第二次合作，以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
1938年，邵力子在其《望国民向前迈进》一文中，着重指出中国胜利之路，是“彻底抗战，终不屈服”，表明了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主张。同年初。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在汗口举行成立大会，他当选为理事会主席。在会上发表演说时，他针对国民党内的卖国投降活动，着力阐明，要将“和平运动”的译名改为“反侵略运动”，向全世界严正表明我国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以免少数别有用心之人的曲解。在邵力子的主持下，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为揭露日军暴行，进行反侵略宣传，争取国际上对我抗日战争的援助等，做了大量的工作。邵力子一向主张中苏友好。抗日战争时，他更力主和苏联结成联盟。1940年初，他抱着增强中苏邦交、促进国共合作、以利抗日战争的目的，出使苏联。在驻苏大使任期内，经过他的努力，苏联援华的军械物资源源运行国内。及苏德战发爆发后，邵力子坚持认为“中苏邦交应不断增进”。并通过做报告、写文章等各种方式、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介绍苏联情况，对推动中苏文化交流，加深中国人民对苏联的了解，加强人民外交起了积极作用。
邵力子在担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期间，他力主对国共争端应用政治方法解决，以期两党继续合作，一致对外，团结抗日。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和平。1945年8月至9月间，毛泽东、周恩来等到重庆开和平谈判。邵力子作为国民党代表之一，参与了和谈。他认为毛泽东到重庆来，“是最有诚意的表现”。他虽为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之一，但致力于《双十协定》的签订，因而获得“和平老人”的美称。
1946年初，在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第五次会议上，他发表演说，大力赞扬先生的联共政策，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中的重大作用，希望国共两党在和谐中解决问题。显然，他是谋求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继续团结合作，携手并进，建设祖国。可是蒋介石的种种做法，使他大失所望。因此，在南京单方面如开伪国大时，他拒绝担任大会秘书长的职务，拒绝参加伪国大的选举。
1949年初的国和共谈，邵力子一本初衷，和、等起了很大的的促进作用。1948年末，蒋介石眼见大势已去，于1949年元旦发出求和声明，1月21日宣告下野。次日，代总统李宗仁就任，即决定邵力子、张治中等5人为代表，并以邵力子为首席代表，准备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正式谈判之前，在邵力子的协助下，李宗仁组织“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以章士钊等3人为代表团成员前往北平，并要邵力子以私人资格一同前往，同中共先就有关和平问题交换意见。2月14日，邵力子与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抵平。在2月20日中共举行的招待会上，邵力子发表演说：“人民切盼和平，并且宁选北平式的和平，不选天津式的和平。”经过初步商谈，取得中共谅解，为正式谈判开辟了道路。3月中旬，南京政府和平谈代表团组成，原定以邵力子为首席代表，他一再坚辞，遂改派张治中为首席代表，飞往北平举行谈判。和谈中，南京方面代表大部分不愿接受“惩治战犯”这条，惟邵力子例外。谈判结果虽达成了《国内和平协定》，但国民党方面不肯签字，谈判遂告失败。邵力子毅然决定留北平。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开幕式上，他庄严地表示：誓以至诚为实现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和政协一切决议而努力。热爱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忠诚合作。一方面在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下，积极参加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方面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随时提出各种建议和意见，做中国共产党的诤友。早在1954年，他就及时地提出“计划生育”的主张，即为突出一例。
1956年，邵力子任民革中央社会联系工作委员会主任，联系晚清、北洋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上层人士，经过学习，启发自觉，并参加各种社会实践，为社会服务，很多人思想认识有了提高，爱国观念有了增强，精神面貌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
邵力子对台湾回归、祖国统一，始终特别关怀，一贯尽心尽力。不顾耄耋高年，衰弱之躯，经常撰写文章，发表谈话，通过电台广播、国内外报刊以及其他各种方式，对台湾当局与在台及海外的老朋友、老同志、老部下，进行争取工作和宣传工作，向他介绍祖国建设的伟大成就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为早日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邵力子的一生，为谋求祖国的独立、统一、繁荣、富强而奋斗不止，坚持到底，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为促进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而奔走折冲，不遣余力，几十年如一日；为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而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肝胆相照。大家之所以称他为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战士，坚持国共合作的“和平老人”；公认他是国民党中民主和进步人士表率，实在不是偶然的。邵力子热爱祖国，也热爱家乡，经常对亲友们说：“每个人应爱祖国，爱家乡。我们的祖国和家乡也实在太可爱。”不断勉励家乡人士要为祖国、为家乡增光，1933年3月上旬，他回故乡绍兴时，曾作过题为《从绍兴到世界》的演说。大意是：故乡是祖国的一部分，热爱祖国必然会热爱自己的家乡；如果你连故乡都不热爱，你还能谈到热爱祖国吗！他言行一致，既一贯热爱伟大的祖国，又始终关怀故乡的进步。
邵力子与浦熙修、傅学文邵力子早年离乡，长期居外地，但一直十分热爱家乡。对有关家乡的文化教育、农田水利和其他公益事业，都非常关心，鼎力赞助。后，他在上海担任绍兴七邑同乡会的副议长，积极筹办“绍兴旅沪公学”，任副校董。他生活上俭朴，但对故乡的教育事业总是慷慨解囊。30年代初，远在兰州任甘肃省主席时，听到绍兴尚无一所完全中学，当即出银币1000元，派人与、等地方士绅商谈，于民国二十一年6月创办“私立绍兴中学”，并亲书“卧薪尝胆”四字作为校训，以培训爱乡报国之才。次年春回乡探亲，目睹乡村中迷信盛行，教育落后，又出资兴修绍兴陶家堰邵家楼的明强小学、白塔头的运川小学。三十三年冬，奉母灵柩回乡安葬富盛金家岭，当了解该村无一农家子弟入学时，则决定利用坟庄房屋，出资办起“棠阴小学”，还购置渡船，接送邻村农民孩子入学。1932年，他大力支持学生朱仲华等在绍兴创办完全制中学（后改名为稽山中学），担任设立人会主席。他把兴办教育事业看作是百年树人的大计，所以始终热情关怀，积极赞助。
邵力子对家乡的文化事业很关心，非常重视地方志的编纂工作，把做好这些工作视为热爱家乡的具体行动。1934年，同盟会员先生倡仪撰绍兴县志，邵力子竭力赞同，在县资料初稿编成后，主动出资汇款，协助付印。
他还提倡围湖、围海开垦，大力支持维修三江闸，并且私人出资疏浚陶家堰的贺家池，为家乡的农田水利事业作出了贡献。
拳拳之心，感人肺腑，深受家乡人民怀念。《》等有录。1933年3月，蒋介石为了削弱杨虎城将军的实力，以“军政分治”为名，免去了杨虎城的陕西省主席职务，专任陕西主任，主管军事。然后，调甘肃省主席邵力子任陕西省主席。
1933年春，邵力子携夫人傅学文自甘来陕任职。对于古都西安，他并不陌生，早在1907年他与于右任在上海创办《神州日报》时，就经常听到于右任介绍西安的文物古迹和风土人情，1910年，经于右任介绍，29岁的他应聘到陕西高等学堂任教，就住在菊花园的学校里（现西安高级中学），不久，因向学生宣传新思想、新文化而被地方当局驱逐出境。二十多年后，他以一省之长的身份重返西安，不禁感慨万分。
陕西的形势十分复杂，有杨虎城指挥的西北军，不久，又来了张学良指挥的东北军，军统和也在西安有很大的势力。作为一个文人省主席，他严守军政分治的方针，十分尊重张杨两位将军，但绝不过问军事，只是认真履行省主席职责，着手健全各地机构，整顿吏治，将主要精力放在陕西的经济建设上。
他聘请水利专家先生，完成了由杨虎城发起的、等水利工程，龙门闸、的工程也逐一完成。为了发展农业，他督促各县，共凿井十万眼，开荒造林，还创办了武功农林学校。还资助夫人傅学文创办了助产士学校，推动科学接生。很快赢得了三秦民众的爱戴。
当时上海有个以表演艳舞著称的梅花少女歌舞团想来西北淘金，以为落后的西北对这种时髦的演出肯定会大感兴趣的。便致函邵力子，请他大力关照，并答应到陕后，首先为省政府官员专演一场，务必赏光。可是邵力子早已风闻这个歌舞团的名声，认为这种袒胸露腿的演出会污染西安的纯朴民风，便叫秘书回函说：西北社会清苦，如来演出，恐将入不敷出，希慎重考虑。这个歌舞团只好作罢。当时许多报纸登出花边新闻：“邵力子婉拒粉腿入陕。”
1935年，邵力子的女儿邵伟志想从上海来西安看望父亲，邵力子复信告诉女儿，一路上勿向人说出自己身份，沿途要留心旅客民众的谈话，尤其是对陕西政府的意见。如果别人一旦知道你的身份，一定是满口赞扬，谁还敢大胆真言。
邵力子是清末举人，尤善书法，平时前来求字的人不少，他从不拒绝。当时西安东大街新开一经营的大华饭店请他题写店名，他也欣然题写了“大华饭店”四个正楷，并一笔一画地署上自己的名字。这个题字的牌匾至今仍还悬挂在店面。
日晚，西安全城突然枪声四起，邵力子从梦中惊醒，披衣到院中察看情况，却被一队士兵押走了。此时原住在解放路（原名）西京招待所内的国民党大员也被囚禁了。关押时，邵力子才知道张杨发动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抓了。第二天，邵力子就被杨虎城释放了，他前去看望蒋介石，蒋问他事先是否知道此事，他老实回答不知道，还乘机劝导蒋介石：“委座，事已如此，还是应以国家人民为重，他们的要求（指张、杨将军）似乎也可以考虑。”蒋介石听后一言不发。
西安事变解决后，张学良被软禁在浙江溪口，蒋介石要邵力子与张学良同住，帮助张学良读书。实际上是对邵力子的一种变相处分。从此，邵力子离开了他主政四年多的西安。不久，蒋介石发布命令，免去了邵力子陕西省主席一职。
邵力子先生一生经历十分复杂，他1921年加入共产党，属于共产党早期党员。但是，在国共合作还没有破裂的1926年，邵就转入了国民党，而且转之前还征求过瞿秋白的意见。所以，他不能算是叛徒。
解放以后，邵力子一直住在，为人低调，深居简出。不过，由于他在国共谈判中作了不少贡献，被称作“和平老人”，他生前的地位还是蛮高的。
东四居委会曾经多次请住在这一片的知名人士讲述自己的故事，比如住在四条的名士先生，嫁到中国的荷兰皇室之女米拉小姐，都参加过街道的座谈会。而邵力子先生因为自己背景复杂，很少肯亲自出面，实在逼得急了,也就是请家人出面抵挡一下。
邵力子与曹聚仁居委会如何能把邵先生逼急呢？一点儿也不奇怪，居委会也是一层组织啊。
唯一一次邵先生参加座谈会，却是语出惊人，回忆起了西安事变，说他差一点促成了西安事变的提前爆发。
在蒋张矛盾激化之后，张学良和杨虎城谋划，将对蒋介石进行兵谏，但因为尚有部分准备工作，日期并未决定。然而，12月8日，当时担任陕西省省主席的邵力子，却和杨虎城作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谈话。一个是方面大员，一个是驻军首脑，邵杨二人关系不错，见了面谈几句话本来不算什么。杨虎城也顺便试探邵力子对于当时局势的看法。但是邵力子的回答让杨虎城胆战心惊。
邵力子对杨虎城说–我担心可能发生类似日本二二六事变的事情。
二二六事变，是日本少壮派军人发动的一次未遂政变，与西安事变的情况颇为相似。
这句话出来，杨虎城大吃一惊–难道有什么东西暴露了？他和张学良的谋划十分周密，连共产党方面也不知道（共方是日接到的电报才了解此事），应该不会有这种问题，然而，这个邵力子怎么会如此回答呢？
此事事关重大，杨虎城虽然刀客出身，胆大心细，也不禁吓得把手中的纸烟落在了地上。邵力子当时看到杨虎城色变，但并未深思。直到西安事变发生后，才对这一幕回忆起来，明白自己差点儿造成了大麻烦。
邵力子属于国民党中央派到陕西掺沙子的人物。杨虎城被他一吓，疑神疑鬼，第二天因为一个误会，认为东北军瞒着他已经动手，竟派警卫营将中央大员们看戏的励行社剧院团团包围，连张学良也围在里面。幸好误会迅速解除，杨的补救手段不错，赶紧自己也赶去看戏。励行社中的国民党大员们看完戏一看，周围都是实枪核弹的西北军官兵，还纷纷夸赞布置的警戒真是漂亮--废话，准备抓你的阵势，能不漂亮吗？
这样，西安事变最终还是按照张学良的安排，在日发生了。
那么，邵力子说这个话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邵力子担心的是东北军下层发动兵变。蒋介石此前曾到王曲东北军的军官训练班进行训话，蒋介石训话一向外行，有听完委员长讲话后崇拜顿消的说法，这次也是一样。尤其是蒋特别提到话题，所以东北军少壮派官兵当场就用集体在地上蹭脚的方式表示不满，以至于合影最后都没有作。第二天，东北军中有人扬言武装反抗。
而张学良对东北军的统驭，也的确有时候不那么可靠。1935年11月，张赴南京开会，临走一再交待军事上不要做任何行动。结果他一走，军长就调整前线部署，结果107师牛元峰所部被红军徐海峰部全歼，106师也遭到重创。急得张学良连夜飞回西安，因为中途大雾，一直降到200米高度飞行寻找地标，差点儿迷航丧命。
所以邵力子的意思是和杨虎城交换一下意见，如果东北军少壮派挟持或者绑架张学良，需要早作准备。
不料却是无心插柳，差点儿把杨虎城吓坏。
邵力子先生讲，西安事变后，由于他和都是支持张扬主张的，蒋介石一度怀疑他与张杨为同谋。还在被押期间，蒋就在接见邵的时候反复询问–“他们做得这事，你事先知道不知道？”
邵老实回答不知道。事后才知道蒋也同样问过杨虎城，杨答知道，从此陷入深渊。说来也是颇有些后怕的。邵力子，提倡计划生育第一人
许多人都知道，在我国制定计划生育国策时，绍兴籍人口学家马寅初功不可没，正是他坚持真理，才使控制人口最终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但他却不是最早的提出者。第一个提出计划生育的人是另一位绍兴乡贤、“和平老人”邵力子。早在20世纪20年代，邵力子就提出了中国要控制人口的观点。
在1921年邵力子任《民国日报》主编的时候，他就积极提倡节制生育，在自己主编的副刊上全文发表了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婚姻律》，把节制生育与妇女解放问题结合在一起宣传。[2]1922年5月，邵力子在向警予主编的《妇女评论》上发表了题为《生育节制释疑》一文，提出要加强节育技术的研究，“尽可用科学的功夫去发明”。
1951年邵力子回到故乡浙江探亲。见乡村满地奔跑的幼孩之众多，他陷入沉思，向陪同前往的工作人员说：“我们常说中国地大物博，实际上，中国的可耕地并不多，中国是地少人多。现在中国是四亿人口，已经是世界第一，如果人口不加控制，生产又跟不上的话，国家要在短期内摆脱贫困就不太可能。国家难以富强起来，人民就难以较快地富裕起来。”这对当时“多子多福”“人多好办事”等思想，是一次有力的冲击。
在1953年冬天召开的政务院会议上，他提出了计划生育的观点，这是第一次在政治决策场合提出计划生育观点。他说：“避孕要求不要限制，医生对生育已多的妇女应同意施行避孕手术。”日，邵力子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作主题发言，他又一次在重大政治会议上就计划生育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人多是好事，但在经济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困难很多的环境里，人口应该得到控制，不控制人口，后患无穷；要大力传播有关避孕的医学理论，指导并供给有关避孕的药物。同年12月19日，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关于传播避孕常识问题》的长文。[3]
邵力子所以能率先提出并多次呼吁计划生育，这与他切身感受到的多生育给妇女造成的痛苦和恐惧有很大的关系。邵力子的母亲30岁时嫁给了他的父亲，当年生了一个孩子，两年后又生了一个。由于经历了生产过程的痛苦，她决定不再生孩子，但当年又没有可行的避孕方法，因此从她32岁那年起就与丈夫分居，一直分居了10多年，直到绝经为止，这是非常折磨人的痛苦事。邵力子本人与前妻结婚后，隔两年就生一个孩子，在妻子怀上第六胎时，她的痛苦无以名状，苦苦要求邵力子想办法让她打胎。然而邵力子找遍了当时的各大医院，就是没有一个医生敢做这样的手术。后来，她就自己狂奔，想以此掉胎，结果胎是掉了，她也因为大出血而死了，这个悲剧让邵力子刻骨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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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十八大前后系列论述（一）
　　中央党校校委在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过程中，对习近平总书记担任县、地（市）、省（市）主要领导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期间发表的一系列讲话和著述，组织力量进行集中学习研究。日，中央党校组织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暨《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理论实践研讨会。在深入研究基础上，中央党校校委要求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组织撰写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十八大之前讲话和著述的系列文章。日起《学习时报》开始连续刊发这组系列文章，第一篇为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何毅亭同志的文章，以下为全文：
追本溯源 融会贯通
&&系统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十八大前后重要讲话和著述
（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 何毅亭）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党和人民励精图治、攻坚克难，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事业呈现崭新局面，振奋了党心民心军心，赢得了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治党治国治军发表的系列重要讲话，充分反映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理念，体现了旗帜上的鲜明性、理论上的创新性、思想上的前瞻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指南。
　　中央党校校委在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过程中，组织力量对习近平总书记担任县、市、省主要领导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期间发表的讲话和著述进行了集中学习研究。我们深深感到，习近平总书记十八大之前的讲话和著述，记录了他在不同阶段、不同层面、不同领域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实践探索，展现了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的深邃思考，体现了他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定政治立场、价值追求和思想风范，给人以莫大教益。
　　一是习总书记十八大以来系列重要讲话中的绝大多数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在他这些讲话和著述中都能找到原点。
　　比如关于改革。在30多年前，时任河北省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专门讲到综合改革问题。他指出，我们的改革存在不系统、不配套的问题，突出表现是&中间梗阻&，&大婆婆&开明了，&二婆婆&又管紧了。他由此强调要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敢于撞击那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宁德工作时他提出，总体改革的设计必须是目标方案、过渡性方案和分步实施方案相互衔接配套，不求一步到位；在浙江担任省委书记时，他多次提出要善做善成，不断积小胜为大胜，强调改革要在&大胆设想&的同时，还要&小心求证&。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多次论及全面深化改革，其中不少内容就是对他之前认识的发展和深化。又比如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从他在正定提出&商品经济是一种开放性的经济&，到在宁德工作期间鲜明提出&我们很有必要树立&市场为主导&的战略思想&，到他在浙江多次强调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信用经济，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再到十八大以来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些循序递进的认识反映了习近平同志对市场经济规律不断探索、不断深化的过程。再比如在作风建设方面，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就曾制定&六项规定&，在宁德制定&十二项规定&，十八大以后中央政治局以作风建设开局起步，制定的&八项规定&中就贯穿和体现着习近平同志对以往做法的总结和提炼。此外，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曾大力推动&法治浙江&建设、&美丽乡村&建设，这些成功实践可以说是当前法治中国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的先声。
　　二是习总书记十八大之前的讲话和著述内容丰富，有不少专题逐渐为人所知，有必要进一步挖掘和研究。
　　比如，习近平同志曾对&贫困&有精彩论述。在宁德工作期间，提出我们不担心说错什么，只是担心&意识贫困&，没有更加大胆的改革开放的新意；也不担心做错什么，只是担心&思路贫困&，没有更有力度的改革开放举措。&摆脱贫困&，其意义首先在于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只有首先&摆脱&了我们头脑中的&贫困&，才能使我们所主管的区域&摆脱贫困&，才能使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摆脱贫困&，走上繁荣富裕之路。他把脱贫工作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紧密联系在一起，深刻指出，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有些方面落伍了。落伍原因历史学家们可以慢慢探究；但对于更多的人来说，励精图治，发奋图强，以中国的繁荣昌盛为己任，尽短时间使整个国家&脱贫&，尽短时间使中国立于发达国家之林，才是更为紧迫、更为切实的思想和行动。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唯有全民把经济建设当作最大的政治！他在宁德大力提倡&滴水穿石&精神，给人启迪。他提出，滴水穿石的自然景观&喻之于人，是一种前仆后继，勇于牺牲的人格的完美体现。在整个历史发展进程，在一个经济落后地区谋发展，都应该不追慕自身的显赫，应寻求一点一滴的进取，甘于成为总体成功的铺垫&。他动情地说：&我推崇滴水穿石的景观，实在是推崇一种前仆后继，甘于为总体成功牺牲的完美人格；推崇一种胸有宏图，扎扎实实，持之以恒，至死不渝的精神。&在浙江，习近平同志对&困难&的诠释也极富新意。他指出，时代进步总是在解决时代难题的基础上实现的。困难之&困&，围住的是失去生命的&木&而不是充满活力的&树&；困难之&难&，动动&点&子、用用脑子就可能迎来&又&一&佳&境。
　　三是习总书记十八大前后的讲话和著述有不少一以贯之的思想观点。
　　比如学习，就是习近平同志长期以来一贯重视和倡导的问题。他在正定工作时就强调：我国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转变过程中，全党上下都面临一个重新学习的任务。在宁德，他提倡虚心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要有一种雷锋的&钉子&精神，挤时间学习，争分夺秒地学习。在浙江，他呼吁要强化活到老、学到老的思想，主动来一场&学习的革命&，切实把外在的要求转化为内在的自觉，成为自己的一种兴趣、一种习惯、一种精神需要、一种生活方式。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又在中央党校先后发表《关于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领导干部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领导干部要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谈谈党校学员的学习》等重要讲话，在广大党员和干部中产生了广泛长远的影响。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多次强调学习问题，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上对全党的学习作了专门论述，强调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我们的干部要上进，我们的党要上进，我们的国家要上进，我们的民族要上进，就必须大兴学习之风，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坚持实践、实践、再实践。
　　又比如人才，是习近平同志从政以来始终高度重视、长期思考的重要问题。在正定，习近平同志曾主持搞过三次人才大普查，建立&人才&账，大讲&知、举、用、待、育&的人才经。正定县委日在《河北日报》头版头条位置刊发广纳贤士的&九条规定&，引起强烈震撼。此后到厦门、宁德、浙江直至在中央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人才问题发表了不少精彩论述。十八大以后他多次强调，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寻觅人才求贤若渴，发现人才如获至宝，举荐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各尽其能。
　　再比如&功成不必在我&的政绩观，也是习近平同志一贯大力弘扬、身体力行的思想和做法。他在正定就开始讲&功成不必在我&。在宁德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应时刻牢记&欲速则不达&&过犹不及&的道理，克服经济建设中急躁情绪和短期行为，做长期艰苦的努力。在浙江时他多次指出，领导干部要以正确的政绩观为指导，&功成不必在我&，要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他深入阐述&潜绩&和&显绩&的关系，大力提倡&接力赛&的意识，指出成功之道在于锲而不舍，要像接力赛跑那样一棒一棒地接下去，在前任的基础上添砖加瓦。他强调这样的政绩观是一种政治品格，领导干部应当牢固树立并持久践行。
　　四是习总书记十八大前后的讲话和著述，体现了志存高远、勇于担当、内敛厚重的政治品格和精神世界。
　　在十八大之前的讲话和著述中，有不少文字真实反映习近平同志的家国情怀和政治品格，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革命传统和革命理想始终是习近平同志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对人民，他始终保持敬仰热爱之心。上山下乡的经历，更使他形成了一种深厚的黄土地情结、为民情结。他曾充满深情地说，回想起陕北7年的劳动锻炼，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在一度被剥夺一切权利的情况下，我还能为人民群众做事，现在情况好了，为什么不能更好地为人民群众多做实事呢？
　　如何认识自己，如何看待成绩，习近平同志始终保持虚怀若谷、谦虚谨慎的态度。在正定，他曾多次拒绝采访宣传。他清醒地指出，对领导干部不是不可以宣传，但不能多，并要把握好宣传分寸。世界上没有至善至美的东西，你把一个人说得完美了，人们就不相信了。后来在浙江他也说，天下无尽善尽美之事，世上无十全十美之人。问题在于往往自病不知，识己更难。因此他提醒领导干部用&欣赏&的眼光看别人，用&挑剔&的心理看自己。在工作中，他特别注意维护团结、与人为善，提出要正确对待自己和别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与人为善，常怀善念。当然，工作和生活中也难免产生一些意见、隔阂、矛盾，对原则问题要理直气壮地坚持正确立场，但在具体生活中许多矛盾都不是因原则问题而引发的，对此则应讲风格，讲胸怀，不去斤斤计较，多想着人家的好处。
　　五是习总书记十八大前后的讲话和著述具有共同的文风特色。
　　习近平同志特别重视改进文风。在浙江他曾尖锐指出，现在存在一种很不好的文风，喜欢写长文章，讲长话，但是思想内涵却匮乏得很，把那些又长又臭的裹脚扔到垃圾桶里去，其实诀窍很简单，可用郑板桥的对联概括为&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在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期间，他针对新的情况专门论述文风问题，强调要努力克服长、空、假的不良文风，积极倡导短、实、新的优良文风。
　　习总书记本人的讲话具有独特的语言风格魅力，形象生动，语言犀利，直抒胸臆，充满哲思，文情并茂，既反映了他深厚的文化底蕴，也使得他的讲话和著述言之有物，文采斐然。
　　如他在正定批评那些怕担风险的同志是&还没抬脚就怕摔跟头，那就寸步难行，什么事也干不成&；在宁德，他引用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访华归国之际的名言&什么都没丢，就是留下了一颗心&，来表达自己离开闽东的依依惜别之情；在浙江，他直言&在推杯换盏中放松了警惕，在小恩小惠面前丢掉了原则，在轻歌曼舞中丧失了人格，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小事当慎，小节当拘，这是对领导干部的金玉良言&，等等。
　　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在国内外不同场合多次发表重要讲话，语言朴实生动，平中见奇，早已广为人知，深入人心。比如：用&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这样朴实的语言，来阐明每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用&雄关漫道真如铁&&人间正道是沧桑&&长风破浪会有时&三句诗词，高度凝炼中华民族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用&打铁还需自身硬&，说明加强党建的重要性；用&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概括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总要求；用&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来阐述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的道理，等等。这些已为人民大众耳熟能详、津津乐道的经典语句，和他担任总书记之前的文风特色是完全一致的。
　　总起来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八大前后的讲话和著述是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在实践基础、理论渊源、思想内涵、语言风格等方面具有内在的继承性和一致性，共同构成了一个科学的思想理论整体。我们认为，对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和著述，既要及时学、跟进学，第一时间学习习总书记最新发表的重要讲话，做到&学新用新&；又要深入学、系统学，深化对十八大前讲话和著述的学习研究，做到&温故知新&。唯有追本溯源，才能探寻历史轨迹，把握思想脉络，更好地从发展的角度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把握总书记十八大前后讲话和著述的内在联系，进而在理解讲话精神上形成丰富的、立体的、历史的认识，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有效地不断向深度和广度拓展。
责任编辑：许俊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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