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比较和全球视野中的中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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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辉煌成就，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为此，我们组约了3篇文章，从全球视野和国际比较中解读“中国道路”，以飨读者。
　　在国际比较中解读中国道路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张维为
　　中国以西方不认可的道路迅速崛起，给世界带来了相当的震撼。
　　中国发展成就举世瞩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30多年，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高速增长，从2000年到2010年，中国超过西方七国中的6个国家，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如果以脱贫人数为指标，中国过去30多年所取得的成就超过了世界上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总和，世界上70％的脱贫是在中国实现的。如果以经济增长幅度为指标，中国的成就超过所有转型经济国家的总和，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扩大了约18倍，而转型经济国家总体上为1倍左右。如果以赶超发达国家为参照，中国已经形成了人口至少3亿（约等于美国的人口）的“发达板块”，这个板块在硬件和软件的许多方面可以和发达国家竞争。
　　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升。德国国际问题专家说：“中国在国际事务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没有北京的参与，任何全球性问题都是无法解决的。”美国学者认为：“全球化让世界变小，中国让西方――其价值观、原则和标准――变小。”
　　中国的发展超出唱衰中国的西方预言家的想象。北京政治风波、苏联解体、邓小平逝世、非典肆虐、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金融危机等，都是西方预测中国崩溃的时间节点。然而冷战后20多年，中国非但没有乱，反而综合国力与日俱增，“中国崩溃论”在事实面前崩溃了。曾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福山主动修正自己的看法：“‘中国模式’的有效性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人类思想宝库要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
　　与历史上其他大国的崛起一样，中国如此迅速的发展也伴随着社会利益调整带来的各种问题和阵痛，但中国发展的实践证明，中国有能力应对和处理崛起中的各种棘手问题。中国成功的关键是已经探索出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它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解读中国道路需要抓住4个重点，即思想、改革、开放、政党，具体说，就是中国所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国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国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战略，以民族复兴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思想就是力量，科学的思想在照亮人们精神世界的同时，也改造着人们生活的物质世界。从1978年底开始，中国正式把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确立为指导各项工作的思想路线，中国因此也摆脱了东西方各种教条主义的束缚，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
　　“实事求是”的理念使中国人经历了一个从相信“文革”时的乌托邦到相信理性和实践精神的转折。某种意义上，中国提倡的“实事求是”与欧洲启蒙运动提倡的“理性至上”有共通之处：双方都摆脱了僵化的意识形态束缚，突出了人的理性精神，并且都推动了各自划时代的工业革命。但两者也有很大的不同：“实事求是”是中国古老文化传统与现代文明互动的产物，它摆脱了西方理性主义包含的惟我独尊等历史局限。西方的理性主义在创造了伟大工业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欧洲中心主义、殖民主义等恶果。中国的实践表明，与西方理性主义指导下的西方崛起不一样，“实事求是”指导下的中国崛起，没有给世界带来战争，而是带来了持续的和平和大量的发展机遇。
　　“实事求是”提醒国人不要相信东西方的任何教条，而是要客观地观察和研究所有的事物和问题，并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比如，西方这么多年在世界各地不遗余力推动所谓“民主化”，看一看其实际效果，人们就不能不质疑：为什么移植了西方民主的国家和地区，不是崩溃就是解体，不是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进步，而是经济滑坡、社会分裂、持续动乱、贪腐更甚？为什么整个非西方世界都找不到一个通过“民主化”而变成现代化强国的例子？为什么“民主”的西方国家今天一个接一个陷入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乃至政治危机？
　　“实事求是”要求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中国人通过比较各国发展道路发现：在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方面，苏联集权模式没有成功，西方民主模式也没有成功，因而决定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改革束缚中国发展的一切制度和做法，逐步摸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并非完美无缺，但在消除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现代化方面，确实取得了其他道路难以比拟的成就。在“实事求是”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搞本本主义，推动大胆而又审慎的体制改革和创新，避免了照搬西方模式的政治浪漫主义和经济浪漫主义，为中国今天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良性互动
　　中国稳健改革模式取得了成功。纵观世界社会主义国家过去的变革，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保守改革模式”，即政治体制完全不动，只对经济体制进行有限的改革。第二种是“激进改革模式”，如苏联和东欧，对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都进行激烈的变革。第三种是“稳健改革模式”，即中国模式，其特点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轴，辅之以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形成各项改革之间的良性互动。而政治改革的重点，是为经济改革和民生改善铺平道路。这三种模式中，中国模式无疑是最成功的。中国模式并非十全十美，但利远大于弊：中国避免了大的动乱，经济飞速发展，社会充满活力，人民生活水平空前提高。相比之下，“保守改革模式”的结果是经济和社会均缺乏活力。“激进改革模式”则代价巨大，甚至是灾难性的。苏联以政治改革为主轴，用经济改革来辅助政治改革，后果是国家迅速解体，经济全面崩溃，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人均寿命一度降到60岁以下。东欧国家的经济也都经历了10多年的衰退，现在又陷入金融危机的困境。
　　中国的迅速崛起离不开政治改革。这些改革的内容包括：彻底终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使人民可以追求正常的物质利益和精神文化生活；为历次政治运动扩大化的受害者平反，使他们的知识和才干得以发挥；废除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进行了村民自治为代表的多种基层民主试验；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建立了国家公务员制度；改革了社会管理体制，大规模城乡人口流动增强了社会经济活力；转变政府职能，大规模削减了各种行政审批；政府重大决策均进行广泛民主咨询，人民政治参与的渠道和形式逐步扩大和丰富；建立了基本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政管理体制等。
　　中国改革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不断解决政企不分、政经不分的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互动的过程。有些人认为，中国经济改革进步很大，但政治改革滞后，所以造成了今天的很多问题。其实，只要对中国政治略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走出旧的“政治挂帅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过程只能是一个政治变革的过程，因为旧体制的特点是政企不分、政经不分（如企业是党政企三权合一，农村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确实把许多政治改革的措施寓于经济改革之中，围绕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来推进。例如，废除人民公社是一场涉及中国大多数人切身利益的政治改革，但它的出发点是调动农民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的积极性，这种高度务实的政治改革给人民带来了巨大利益，同时也为中国农村引入了新的政治制度安排。同样，在国企改革、银行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等方面都包含了许多政治改革的内容。这种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良性互动展现了一种政治智慧，它化解了单向度推进政治改革可能带来的巨大政治风险，防止了西方在许多国家推动的空对空的政治改革，避免了许多国家因激进政改而造成的政治动荡乃至国家解体。中国的改革使中国模式可以与任何一个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竞争而胜出。下一步的改革当然不是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否定自己的制度，而是首先要自信地肯定中国成功的政治制度因素，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集思广益，不断改进和完善政治制度，最终真正实现对西方模式的超越。
　　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战略
　　中国从1979年开始实行对外开放，现在已经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大格局。这种“全方位”的开放，意味着既对发达国家开放，也对发展中国家开放。这种“多层次”的开放，意味着中国各地区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通过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沿海开放城市等不同程度的开放形式，形成整个国家的对外开放。这种“宽领域”的开放，意味着中国不仅在经济领域开放，也在社会、科技、卫生、体育、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推行对外开放。
　　历史经验证明，中国如果闭关自守，就会走向封闭落后；如果对外开放，就可以焕发活力。中国近300年落后于西方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在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中国坚定不移地推行了开放政策。从历史传统看，中国自秦汉一直到明代郑和下西洋都是相当开放的。开放、互动、交流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也向世界传播了中华文明。另外，与其他文化相比，中国文化具有一种超强的学习传统。中国人相信“三人行必有我师”，相信“寸有所长，尺有所短”，相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全面的对外开放已经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各种要素，促使中国成为世界上进步最快、活力最大的国家。
　　中国在对外开放中坚持独立自主。某种意义上，中国的对外开放是走了一步险棋，毕竟世界上很多国家在开放的过程中完全失去了自我，结果政治和经济命脉都被西方掌控，甚至成为西方政治和经济势力的附庸，而中国坚持独立自主，有选择地借鉴别人的经验，有选择地适应外部世界，同时也积极推动国际秩序的渐进改革。中国既学习别人之长，也汲取别人的教训，从而迅速壮大了自己，推动了中国方方面面的进步。在虚心学习别人长处的同时，对外开放也使我们更准确地了解了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制度本身存在的大量问题，使我们获得了一种更为清醒的政治自信和文化自觉，使我们认识到中国可以为人类发展和全球治理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善于用自己的眼光来进行判断和取舍。比方说，在金融改革方面，中国学习了很多西方的经验，但继续保持了国家对主要银行的控股，中国在开放资本市场问题上采取了谨慎的态度，结果是中国成功地进行了国有银行体制的改革，同时避免了金融海啸的浩劫。中国把加入世贸组织的进程变成了一个大规模的学习、适应和创新的过程，使中国的经济和贸易规模很快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相比之下，西方固步自封，以为自己的一切都代表了历史的终点，结果骄傲使人落后，特别是美国，连续8年国运直线下降，并陷入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欧洲多数国家也面临体制僵化、严重缺乏活力等难题。许多发展中国家也不具备学习和创新能力，只知道跟着西方话语走，结果导致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危机不断。
　　以民族复兴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中流砥柱。过去30多年，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现代化进程。在这个进程中，基本没有出现严重的社会对立与动荡，这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历史上，西方主要大国崛起的历程几乎就是一部社会剧烈动荡乃至战争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以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为己任，制定并执行了到本世纪中期把中国建设成现代化国家的宏伟战略。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的最大差别在于西方政党是代表不同利益集团进行相互竞争的政党，而中国共产党本质上是代表人民整体利益，追求民族复兴的政党。如果中国共产党也像西方政党那样，不是代表人民的整体利益，而是只代表部分人利益的话，它将会被人民所抛弃。
　　中国具有“民心向背”和“选贤任能”的理念和传统。中国执政党的历史传承从来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竞选政治，而更多是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统一的儒家执政集团。这种传承源于中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国家统一的特点，源于中国长期历史演变过程中所形成的“民心向背”和“选贤任能”的理念和传统。这种历史传承体现了中华民族治理一个超大型国家的政治智慧，这种理念和传统使得中国可以在自己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内明显领先于同时期的西方国家，并构成了中国今天超越西方模式的重要政治资源。法国汉学家西里尔?加瓦里曾这样说过：“中国两千多年来，被单一政党领导”，以前中国的领导层是通过选拔产生的“文人儒臣”，现在是通过选拔产生中共领导层。中国在政治改革的探索中已经把“选拔”和某种形式的“选举”结合起来。这个模式还在完善之中，但已可以和仅依赖选举的西方政治模式竞争。在过去30多年中，中国在整个体制内推行了以政绩合法性为基础的“选贤任能”制度，大致形成了能够致力于民族长远利益并领导民族复兴的政治精英团队。从总体上看，中国把扶贫、发展、环保等指标列为官员晋升的关键标准，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复兴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基于“民心向背”和“选贤任能”传统之上的中国共产党，展现了西方政治体制难以企及的政策长期稳定性。中国一个接一个五年发展规划的顺利制定和执行，体现了西方模式难以比拟的民主决策质量。中国历史中形成的中央威望和政府权威被用来推动现代化事业，用来组织落实各种改革措施，用来对改革中出现的各种矛盾进行协调，这使中国较好地处理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关系，使国家在稳定的前提下，大力推动改革和发展，迅速提高了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相比之下，采用西方模式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所说的“软政府”问题。“软政府”的特点是政府被各种既得利益绑架，政客们没完没了扯皮，政府的决策能力和执行能力都非常弱，最终导致国家现代化事业举步维艰，人民生活水平鲜有改善，赶超发达国家更成了难以想象的事情。
　　西方许多有识之士越来越意识到中国政治制度的相对优势。美国政治学者加德尔斯比较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财政破产与中国模式成功后这样写道：“大家都可以看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直接民主的极端例子――公众的支配力量，已经证明是毁灭性的”。“加州的管治失灵，只不过是美国整体政治问题暴露出的一角。在中国，当企业家的能量被自由市场解放出来时，统治者保持着极大的政治治理能力。他们借助新儒家政府强有力的手，以社会和谐和长远发展的名义，调节着发展所释出的利益。”美国学者福山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体制“最重要的优点就是能够迅速作出众多复杂的决定，并有效加以执行”。
　　中国道路成功具有国际意义
　　中国道路超越了“苏联模式”的弊端。中国道路不同于冷战结束前苏联的发展道路。必须承认，“苏联模式”作为人类历史上首次开创的一种国家制度和经济运行模式，曾创造过苏联经济奇迹，对上个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反危机起过重大的借鉴作用。中国建国初期曾一度沿袭过“苏联模式”，推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艰辛实践中，也清醒认识到“苏联模式”的弊端，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果断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成为中国道路最终突破并超越“苏联模式”的重要标志。
　　中国道路打破了对西方发展道路的迷思。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几百年来，西方把自己的制度和道路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认为世界上只有一条现代化道路，那就是西方的现代化道路，舍此别无他途。然而，中国道路的成功表明，独立自主地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可以走得通，而且比盲目追随西方道路走得更好，能够以较小的代价实现现代化。面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经济逆势增长，一枝独秀，充分证明了中国道路的正确性和巨大潜力。
　　中国道路在全球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借鉴意义。中国自己探索出来的发展道路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并将影响整个世界未来的走向。中国道路的成功丰富和拓展了世界政治和国家发展模式，具有巨大的国际意义。中国的实践证明，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不仅解决了本国的发展道路问题，而且也为全世界树立了一个具有一定借鉴意义的榜样。对发展中国家来讲，中国道路意味着在“西化”和“被孤立”之间还存在着其他选择。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中国已为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发展模式无论对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都具有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牛京辉 王 寅
　　中国道路的历史超越和国际解读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黄仁伟
　　中国道路正在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研究重点，其中出现两个“终结论”的代表。一个是“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福山，在中国发展的事实面前开始改变其“美国制度无法超越”的观点，认为中国制度正在崛起，世界应有更加多元的制度选择。另一个是伊恩?布雷默在《自由市场之终结》一书中，把中国模式归结于“极权政府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国家资本主义”，认为这条道路在新兴国家中形成广泛影响，将终结西方的自由市场制度。
　　面对各种肯定或否定中国道路的思潮和议论，我们需要从本质上揭示这条道路的必然性，在纵向发展中认识这条道路的生命力，在横向比较中认识这条道路的优越性，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解读中国道路，以提升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觉和自信，在国际上促进各国对中国道路的理解和认同，进而击退反华势力炮制的“中国制度威胁论”和“中国前景不确定论”。
　　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道路坚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国家资本主义”。二者的区别就在于中国道路是为全体中国人民而不是为少数人谋利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使命就是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30多年的经济增长，使绝大多数中国人摆脱贫困，是世界上涉及人口最多、成效最显著的减贫事业。快速的城镇化使数亿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居民，是世界上规模最大、进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98%的中国青少年享受免费的九年制义务教育，是世界上最大范围的教育普及，中国的大学教育也迅速大众化。中国用了不到10年时间进行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建成了世界上覆盖人口最多的社会保障网络，中国人预期寿命近75岁，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中国城乡人均的住房面积和家庭住房拥有率得到显著改善。无数事实证明，中国人民不仅摆脱贫困，拥有温饱，而且实实在在地走向小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激发的人民创造力，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真正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归根结底靠的是人民群众的创造和劳动；中国要实现全面小康的发展目标，要缩短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同样必须依靠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勤劳。试问，世界上有多少国家的人民对自己的未来有如此乐观的信心和如此坚定的信念，有多少国家的人民保持与政府如此一致的奋斗目标和如此持久的同心协力？这是因为中国坚持的是社会主义，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发展的最终成果由全体人民所共享。
　　国际社会的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意义。大量国际评论指出，中国道路从起点上就同“多党制+私有化”的西方制度模式划清界限；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的前苏联模式分道扬镳。中国“最重要的成就是实现自身的稳定和发展”，是“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道路“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中国的成功不仅仅具有经济意义，也丰富和拓展了世界政治模式，“不了解中国，就无法了解世界政治”。可以说，西方乃至全球思想界正在重新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新认识中国道路。
　　二、坚持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政治制度
　　对中国道路持怀疑态度的西方舆论往往集中于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怀疑，他们在肯定中国经济发展巨大成就的同时，否定中国的政治制度。这就形成一个所谓“成功的经济发展与失败的政治体制并存”的悖论。但是，回避或者否认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力量的政治制度的有效性和优越性，就无法真正认识中国道路的历史成因。
　　中国发展道路成功的真正秘诀，也是最重要的条件，就在于坚持这条道路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首先，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发展道路具有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中国共产党从建党起，就以实现中国的独立富强、民主自由为奋斗目标。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探索和奋斗，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人的每一步行动都和这条道路的远大目标紧紧相连。其次，中国共产党站在时代前沿，谋划长远全局。国际人士对中共的战略规划能力给予高度赞许：“中国共产党一旦制定了明确的目标，就能为实现这些目标调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他们意识到，尽管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战略智库，但是在战略规划方面已经落后于中国。最后，中国共产党的决策层不仅目光长远，而且能够制定切实的发展战略并付诸实施。西方决策过程被各种利益集团和选票政治所绑架，在体制转型和危机应对领域受到很大限制。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决策效率更高，执行力更强。
　　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上其他政党相比的另一个巨大优势，就是它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并在实践中不断地检验和创新这个理论体系。根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国共产党能够突破种种束缚，大胆开辟历史上所没有的道路，也能及时发现失误并加以纠正。“北京共识”提出者雷默认为，中国模式的关键在于创新，中国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在几乎所有方面的创新。许多中国问题专家纷纷指出：“中国共产党拥有非常强大的理论支撑”，“它能够如此有效地领导这个国家，其重要原因就是理论创新”。这种理论的创新性，使“中国共产党的每一次改革都具有深刻的时代特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拥有光明的未来”。
　　中国政治体制的有效性和优越性，还在于这是一种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可以说，中国的政治体制在动员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方面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就与人民群众保持着天然的联系。改革开放以来，这种联系更体现为人民享有空前的自由度和参与度，几乎所有的重大改革和发展路径都是首先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最近10年来，中国的舆论监督机制、民众参与机制、决策民主化与科学化机制、多党合作机制、各部门间及地区间协调机制等，都有了长足的发展。这种政治制度把各方面积极性调动起来，同时也吸收代表各种不同利益的观点和建议，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决策失误和资源浪费。这就是30多年来，中国在总体上没有发生战略失误的根本原因。许多国际政治观察家认为：“实践证明这是一个有效的政治制度。”
　　中国共产党有能力消除腐败。不可否认，中国存在着事实上的分配不公、贫富分化和官员腐败等消极现象。但这些现象与中国社会的整体进步相比，只是支流；与其他新兴国家相比，中国惩治腐败的力度更强、更有效。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它不能容忍腐败现象在党和国家体制中合法存在，一旦被揭露就会受到党纪国法的严厉惩治。预防和遏制腐败的体制机制正在全面系统地建立起来，党内的、人民的和舆论的监督机制正在完善并有效运转。许多深入观察中国社会的外国学者注意到，中国发生的许多群体性事件很少是直接针对政治制度的，而是要求共产党惩治某些地方和部门的腐败官员。这些外国学者的结论是：中国人民愿意和中国共产党一起克服腐败，因为他们相信共产党在根本上是为他们谋利益的。
　　三、坚持和平发展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打破了“国强必霸”的传统逻辑。西方战略界根据西方霸权兴衰的历史惯性，把中国强盛的结果归结为另一个霸权国家的崛起，而新老霸权之间必然爆发冲突。他们不了解，中国道路的成功恰恰就在于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而不走欧洲列强依赖殖民掠夺崛起的老路，不走二战前德国、日本为挑战霸权而发动世界大战的老路，不走美国“居高临下”随意干涉、颠覆别国政权和制度的超级大国老路，也不走前苏联为了“输出革命”追求军事优势而耗尽国力的老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就是要主动参与并融入现存国际体系，不以滥用武力来解决各种争端和纠纷，摒弃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旧大国行为模式，同各国构建和拓宽共同利益。
　　“和平发展”不是漂亮的辞藻，而是中国核心价值和核心利益的真实体现。从20世纪80年代起，邓小平就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中国和平发展的不懈追求是，对内求发展、求和谐，对外求合作、求和平。这已经上升为中国的国家意志，转化为国家发展战略和大政方针，落实在中国发展进程的广泛实践中。中国多次向世界宣示，中国在坚持自己和平发展的同时，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积极促进各国共同繁荣发展。
　　各国有识之士越来越认同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他们从各个角度证明“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侵略性的国家”，“中国从来没有进行海外殖民”，“中国文化中包含着和谐的宝贵理念”，“中国运用软实力推动世界朝多极化方向发展”，“中国参与国际事务，能够更好地维护世界稳定和谐”。此类肯定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国际舆论，代表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中国道路不会一帆风顺，它将长期面对各种挑战和危机，包括某些大国的“围堵战略”和西方舆论的怀疑猜忌。即使如此，中国仍将百折不挠地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同大国小国、富国穷国、强国弱国，都是共同利益大于利益冲突，战略合作大于战略对抗。世界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世界。
　　四、中国道路丰富了世界发展模式的多样性
　　中国道路的成功，并不意味着这条道路是完美无缺的，它同样存在着种种先天和后天的不足，其发展进程必然会有曲折。它的先天不足，在于中国的封建主义历史包袱沉重，国家规模大且发展极不平衡，任何过激、过快的变革都可能超出结构的承受力。它的后天不足，在于结构转型和利益调整的复杂性世所罕见，经济超常发展带来的社会矛盾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来消化。而内外矛盾的交织，使许多制度安排不能不受制于地缘政治和战略环境的变化。然而，这些制约并不能掩盖中国道路的历史性跨越。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主要西方国家大都用了150年到200年时间才完成其制度的现代化。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后建立君主立宪制，到1928年基本实现普选，用了大约两个半世纪的时间。法国从1789年推翻绝对君主制，到1958年第五共和国的建立，也用了超过一个半世纪的时间。美国从1776年发表独立宣言、1787年制订联邦宪法，经过南北战争，到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其政治制度的现代化也用了150多年时间。中国现代化从新中国成立算起，只有60多年，改革开放后才真正走上一条成功的现代化道路。我们完全有理由坚信，中国可以用比西方时间更短、社会成本更低的方式来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责任编辑：杨发喜 王 寅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道路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副主任　孔根红
　　30多年来，在世界历史的风雨历程中，中国以自己卓尔不群的个性和独特的风貌，以举世瞩目的成就，健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心，引起世界上不同视角聚焦中国，“北京共识”、“中国崛起”、“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奇迹”、“中国故事”等概念相继提出。国外致力于“读懂中国”的观察家、评论家大量涌现。2011年5月，总部设在美国的“全球语言监测机构（GLM）”公布的研究报告显示，21世纪十大新闻中，“中国崛起”高居榜首。
　　英国《独立报》发问：“巨龙醒来：中国，这是怎么回事？” 美国学者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说：“中国超出了每个人的期待，外国人开始用新的眼光关注中国。”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说：“重新审视中国的时候到了。”
　　一、“对苏联发展道路的突破与超越”
　　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中国道路不同于冷战结束前苏联的发展道路。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国家制度和经济运行模式曾创造过经济奇迹，使苏联成为可与美国相抗衡的世界超级大国。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曾深刻洞察到：“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可以说与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很相似。两大方案都是为应付令人痛苦的危机――美国胡佛时期的大萧条和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经济停滞――而设计的”，但罗斯福“是幸运的”，他挽救了资本主义；戈尔巴乔夫则“是不幸的”，他造成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崩溃。关于戈尔巴乔夫反“危机”的功过是非，基辛格评论说，戈尔巴乔夫押赌自由化，必然失败，他要求苏联进行做不到的改革，加速推动了他代表的制度的灭亡。他的改革是共产主义自我毁灭的改革，他摧毁了共产党，推动了把他送上权力宝座的那种制度的覆亡。
　　尽人皆知，建国后，中国一度沿袭过“苏联模式”，但中国在实践中也清醒认识到“苏联模式”的弊端。在苏东剧变11年前，中国共产党人果断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抉择。日，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苏联解体，20天后，即日，邓小平开始了他超乎寻常的“南巡”之旅。邓小平在“南巡”中就世界及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命运发表了一系列振聋发聩的谈话，这些谈话是确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奠基之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确立，是石破天惊的伟大创举。俄罗斯《红星报》曾发表文章说，中共提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苏联由于没有进行这样的改革而解体。
　　二、“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道路”
　　中国道路又是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全新的现代化道路。30多年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接近10%，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出口总额跃居世界第一，外汇储备世界第一。4亿中国人摆脱绝对贫穷，被称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先例。中国用占世界9%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0%的人口，实现了人民生活从贫困到温饱再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2011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5000美元，达到世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人类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在如此短的时间、在这样大规模的国家推进现代化的先例，“中国奇迹”创造了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经济实力提升最强的记录，“谱写了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国家成就的篇章”。
　　这是一条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代化道路。它打破了“欧洲中心论”、“欧美模式主导论”，开辟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途径。正如英国著名学者马丁?雅克所言，中国发展道路与西方有着根本不同，中国的崛起是一个新“现代化模式”的崛起，“那种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现代化，即西方现代化的观点，是一种谬论”。葡萄牙驻华大使若泽?塔德乌?苏亚雷斯说：“我们正在见证的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绝无仅有的发展历程。”
　　三、“在金融海啸中彰显制度优势”
　　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人们在历史与现实层面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在两种制度主导下不同发展模式的思考。金融危机成为考验各类政治制度、发展模式的试金石。金融危机肆虐全球之时，中国以其制度的优势，快速、果断地采取一整套措施，成功应对金融危机冲击，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年间，国际社会对中国道路的关注持续升温，国际上围绕中国模式的文章超过过去10年的总和。对于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的出色表现，国际社会一直在追问：中国为何有这么快的反应能力？这种能力的来源是什么？
　　英国《卫报》载文称，“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发展，没有什么比中国与欧美间的对比更鲜明的了。中国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与以投资为主导的刺激措施相结合的方式，在金融危机的4年中，年均增长率超过9%。面对如此高速的经济增长和如此巨大的生活条件的改善，合理的反应应该是对之进行大量研究，从其成功中找出我们所要学习的东西。”牛津大学教授阿什撰文说，美式自由市场经济正被乌云笼罩，与此同时，中国模式前途更为光明。美国共产党经济委员会委员瓦蒂?哈拉比指出，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不是一种偶然或无法解释的现象，而是更多得益于其缜密的经济和社会规划，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在。澳大利亚原驻华大使芮捷锐曾撰文说：“中国共产党应对金融危机，行动快速而坚定。这不仅有利于中国自身的复苏，也有利于全世界经济复苏。我给中国打出很高的分数。”
　　四、“创造并丰富了人类文明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人类文明新境界，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实现了邓小平的预言：“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
　　世界有识之士高度评价中国道路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基辛格认为，“中国发展模式对世界具有重要意义。”埃塞俄比亚执政党埃塞人民革命民主阵线评论说：“中国全面发展为世界经济和人类文明发展模式多样化作出了贡献，使‘历史终结论’和‘世界上只可能存在一种发展道路’等西方论调失去市场。”提出“北京共识”的雷默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是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发展中国家效仿的榜样。”巴基斯坦前总理吉拉尼说，“中国发展模式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腾飞树立了榜样，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腾飞的希望。”墨西哥知名经济学家恩里克?彼得斯评论说，中国的发展是一个“伟大的成功”，“史无前例”，应“成为墨西哥和整个拉美学习的榜样”。塞内加尔总统瓦德说：“不仅是非洲需要向中国学习，西方也有很多要向中国学习的地方。”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认为，“更重要的是将来，中国倡导的政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做法，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
　　五、“归功于中国共产党”
　　中国道路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国外的许多中国观察家将目光转向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归功于共产党”。拉美许多国家的政党表示，“中国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是因为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党政要对中国坚持走自己的道路表示敬佩，“这使得中国没有像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那样落入西方‘民主陷阱’”。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沈大伟、牛津大学教授亚当?罗伯茨等认为，为中国指引前进方向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共不同于苏共，中国的改革不同于苏联，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国外一些政治学家认为，与时俱进的“变革创新”是中共领导中国成功所在。印度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巴斯卡?罗伊说，“中共每一项政策出台都建立在实践基础上，僵化的意识形态理论在中国已经没有市场了。”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党认为，“中共以理论突破指导改革，以切实可行的观念为先导，以改变落后现状的信念为动力，将改革引向深入，这是中共改革成功的力量源泉。”加拿大比较政治哲学专家贝淡宁说，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来自于其突出的执政成就和人民的拥护，“中共及其领导层一直把消除贫困、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视为第一要务，满足了广大民众的核心诉求。中共的最高领导层获得民众的普遍尊重和认同，从而帮助中共提高了自身权威和合法性。”
　　六、“独特的民主政治发展之路”
　　国际社会热议中国道路，并非齐唱赞歌，而是掺杂着各种误读甚至偏见之音。有的认为，中国只有经济改革与发展，没有政治改革与进步；有的按照西方标准对中国道路作出简单化误读，认为中国道路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制度，而这种发展基础“不合理”；西方还有一些右翼政党、政客把中国道路解读为“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和政治上的集权主义”，即所谓“国家资本主义”。
　　但是，国际上有眼光的政治家、学者对上述议论进行了极有说服力的反驳。他们反对“断裂思维”，将眼光深入到“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政治制度层面，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是紧密相连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哈里?哈丁说，在发展目标上，中国道路强调经济发展、稳定和人权平衡发展，但人权含义东西方不同。大量评论认为，中国道路的合法性不仅是建立在高速的经济增长上，也是建立在长期有效的政治制度基础上，中国模式是多元的、广泛的。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中国大趋势》中将中国式民主概括为“纵向民主”，他说，“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理念与方式在过去30年中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转变为吸纳民众自下而上参与的执政党”，“中国的纵向民主是建立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力量的平衡上”，“两者的合力”促进了国家的强大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最后的“判断权在人民手中”。德国中国问题专家桑德施耐德说，“中国发展的成功和失败其实只有‘一线之隔’，走错一步，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而这其中的关键一点就是‘保持稳定’”。美国学者爱德华?弗里德曼曾在《韩国时报》上撰文指出：“中国的政治制度不仅使其游刃有余地化解国际事务危机，而且，‘中国道路’甚至应当被认为高于西方民主制度。”
　　七、“包容开放之路”
　　中国道路是中华文明、中国国情、人类文明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的产物，具有包容性、开放性。
　　国际社会积极评价中国对不同文明兼收并蓄，认为中国道路具有中国特色，但不排斥同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谋发展。美国一些学者把中国道路归功于“一大A四小a”，大A是“能力”（Ability），“四小a”分别是“积累能力”（accumulation ability），“吸收能力”（assimilation ability），“包容能力”（accommodation ability）和“应变能力”（adapt ability）。法国前驻华大使、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康拉?德赛茨和新加坡学者认为，中国自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能够平安地与资本主义市场这只“狼”共舞，并创造出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奇迹，使全球惊讶与羡慕。德国左翼党认为，中国道路及其理论体系，“融和了人类不同文明的成果并吸纳了不同的思想理论”。中国周边一些国家的政党政要认为，从中华文明中揭示出今天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中国善于从中国历史经验教训中认识中国发展和社会进步规律，中共的政治理念和执政方式，也体现了东方国家政治文化的独特性。
　　八、“和平发展之路”
　　中国道路能否与世界其他政治制度、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平相处？国际有识之士也做了肯定的回答。
　　埃塞俄比亚执政党认为，“‘中国道路’不仅改变了中国，而且改变了世界。中国成为东半球经济快速发展和文明的象征，并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巩固和发展了世界和平与稳定。”美国前驻华大使芮孝俭认为，与历史上其他大国不同的是，中国并没有发展一套把扩张主义正当化的理论，反而在吸取其他大国崛起的历史教训后，在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上提出了“和平发展”的政策理念，使本区域国家和全球感到安心。英国公共问题研究所所长布朗德认为，中国发展壮大对世界不是一种威胁，相反，是过去两个多世纪以来对世界民主化进程最大的贡献。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党及智库学者认为，中国模式之所以被称为奇迹，是因为和历史上其他国家崛起相比，中国没有对外掠夺、殖民，没有战争，打破了“国强必霸”的老路，中国与世界各国不是“零和”关系，而是互利共赢，“中国对世界不是威胁”。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理查德?哈斯说，“中国向世界只输出计算机，不输出意识形态。”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曾说过，美国人已经认识到“中国不同于过去的苏联”，中国既不谋求传播“激进、反美的意识形态”，也不认为自己要跟资本主义进行“殊死搏斗”，“最重要的是，中国并不认为它的未来取决于推翻国际体系的根本秩序”。
　　九、“中国道路在发展中”
　　在全球视野中回望、比较、透视中国道路，可得出以下基本结论：中国道路是既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又坚持改革创新之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确立，是对苏联发展道路的突破与超越；中国道路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道路，不是西方或任何发展道路的照抄照搬，创造丰富了人类文明成果；中国道路经受住全球金融海啸的洗礼与考验，显示出自己的制度优势；中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立足国情，借鉴人类文明发展经验教训艰苦探索、英勇创造的复兴之路、富强之路、幸福之路，这是这条道路能够成功的秘诀；中国道路是全方位发展进步之路，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整体；中国道路是包容开放之路，它以海纳百川的境界，吸取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与时俱进地进行变革创新；中国道路是和平发展之路，它打破“国强必霸”的强国逻辑，倡导和谐世界、共同繁荣，不输出自己的发展模式，不替代任何发展模式，不威胁别的发展模式；中国道路成就辉煌，但并非完美无缺，不回避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来自内外的多重挑战，永远在发展完善中。面向未来，中国道路将以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
　　责任编辑：牛京辉 王 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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