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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历史人物教学方法探索--以《历史与社会·我们传承的文明》为例.pdf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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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历史人物教学方法探索
??以《历史与社会?我们传承的文明》为例 【
作者:肖美春
申请学位类别和级别:硕士学位
研究方向:教育硕士
学位授予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指导教师:龚国庆教授
论文提交日期: 年月 日: ,烟嘲~
初中历史人物教学方法探索
历史人物教学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初中历史教学的重要组成
部分,对培养初中学生的知识与技能、情感态度价值观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探索
初中历史人物的教学的有效方法,就是为历史人物教学的有效开展提供更具有说服力的
理论依据和行之有效的教学策略。
在回顾相关问题学术研究过程中发现,初中历史人物教学研究相对较少。这既是
挑战,也是机遇,为研究初中历史人物教学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同时由于可借鉴的不
多,也带来一定的困难。
本文概括了八年级历史与社会中历史人物的基本内容,并对历史人物进行分类,
还分析了教科书中历史人物呈现方式的特点及不足,为全面地进行初中历史人物教学研
究做好了准备。
本文的核心内容和创新之处是对于初中历史人物教学方法探索,主要包括两个方
面。首先,从如何理解和评价历史人物的角度入手,它包括从考察人物的历史背景和内
心世界来认识历史人物、从人物与事件之间的关系来看、理解历史人物在人类历史文明
进程中的作用、如何分析和概况历史人物和引导学生合理评价来认识历史人物。其次,
从创设问题、突出人物个性、增强语言的生动性、采用多媒体、通过角色扮演、乡士开
发、人物图片和成语等手段进行历史人物教学。最后,《文人的世界??品读苏东坡》
和《众说纷纭的秦始皇》为典型案例,试图通过突出人物个性唤起学生乐学历史的
正在加载中，请稍后...1、请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人物(如李鸿章、左宗棠、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等)的某一思想或行为进行分析与评价.2、列宁说：要使革命到来,单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通常是不够的,还需要“上层不能”照旧生_百度作业帮
1、请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人物(如李鸿章、左宗棠、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等)的某一思想或行为进行分析与评价.2、列宁说：要使革命到来,单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通常是不够的,还需要“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请结合这段话分析辛亥革命爆发的必然性.3、 “五四”：我们应该纪念什么?4、如何理性看待中日关系?请不要复制粘贴额,老师说不要百度的.我理科生实在不会.会打完就高分赏分,因为怕没人回答问题会丢失!
1孙中山先生毕生坚持“三民主义”,坚持民主、共和救中国和三民主义救中国的信念与理想.我们现在实行的新民主主义就是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
他勇于探索的精神值得肯定 2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通过对中国多次发动侵略战争,强迫中国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 {压迫}
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一个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一个是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矛盾）
戊戌维新派的政治改革运动 3五四精神的核心内容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爱国主义是五四精神的源泉,民主与科学是五四精神的核心,勇于探索、敢于创新、解放思想、实行变革是民主与科学提出和实现的途径,理性精神、个性解放、反帝反封建是民主与科学的内容.而所有这些,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
我们应当认识到,当代爱国主义是一种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强烈的期望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愿望.在新的历史时期,这种爱国主义应该体现出理性的思维、开放的心态和发展的眼光. 4理性爱国.勿忘国耻 以史为鉴 加强综合国力建设
以开放的眼光和胸怀面对竞争 求合作 求发展 PS:这个不太会,上面的都是政治书上的您所在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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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的历史人物评价问题.pdf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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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文化下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的历史人物评价问题
王鑫宏 柳俪葳
摘 要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是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教育的主渠道。在教学中通过对中国近现代史上若干历
史人物进行评价,使大学生掌握历史人物评价方法,对历史人物能够进行全面科学的分析。这是这门课程应当实现的教学
目标之一。
关键词 历史人物 评价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基金项目:郑州地方高校教育教育改革重点项目《“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
黄河科技学院教育教学改革项目《“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模式改革的探索和实践》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鑫宏,黄河科技学院社科部,硕士,讲师;柳俪葳,河北传媒学院马列部硕士,讲师。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是高校四门思想政治理论课主干课程 纲要》教学中仍照本宣科,没有实现教学内容从教材体系到教学
之一。通过对大学生进行国史、国情教育,使他们了解中国近现 体系的转变,使得大学生对本已较为熟悉的教学内容存在着抵触
代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历 情绪,进而丧失了对这门课程的兴趣。因此,要提升教学效果,教
史观的基本观点,成为他们认识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发展规 师必须要实现其教学内容从教材体系到教学体系的转变,在这一
律的重要指导。 转变中,增加正确评价学生感兴趣的历史人物的内容是个很好的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应该把教会大学生正确评价历史人 选择。
物作为重要教学目标之一 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应该把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理论和
.符合课程性质的要求。《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作为高
正在加载中，请稍后...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的对与错？
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的对与错？
对前人的事情要抱着前进的态度
其他回答 (7)
什么有什么对与错
各人经历不一样人物的性格就不一样
对错是相对的，看其功过罢了
评价一个人应当客观，应当从常识能力、品格情操、对国家和人类的贡献三个方面去衡量。
首先从学识能力上看，毛主席是一个伟大的书法家、诗人、作家。他的书法堪称一绝；学生时代我们都读过他的文章吧，通俗易懂；重庆谈判轰动国人的沁园春.雪，至今无人可比拟吧；他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四渡赤水的神威够厉害吧，关于三大战役，美国有人评价说，毛把三大战役象链条一样焊接起来，但没有焊接的痕迹；他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使如此之多的中国人、外国人在他身后若干年还怀念他，他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影响了中国几代人；他是一个哲学家和思想家，用乏味的哲学思想升华了他的政治、军事思想，看看他的文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主论，总在预测着革命的未来，并指出方针和方向，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就是他哲学思想最完美的体现。我们应当有心胸和气量去承认、认可别人的能力，没那么大能耐，他会走向中共的绝对领导位置吗？
二论情操和品格。他老人家有句宗旨：永远站在大多数劳动人民的立场上。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怎么样，够闪光的吧？虽说他老人家热衷于阶级斗争，可外国人都承认，毛主席的民族性要高于阶级性，他老人家总在为国家着想、为民族考虑、为人民奋斗，几乎不考虑个人的荣辱得失。人应该有良知，我们不应 该让为我们考虑过的人寒心。每当我想到主席的这种情操，总禁不住眼睛发涩。 主席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用他的思想缔造了新型的、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可他在历史上受到过多次不公正的对待，特别是从四次反围剿到遵义会议之间，受到排挤被剥夺领导权，但在党和军队遇到危难之际诸如五次反围剿、湘江战役、在通道会议上总是摒弃个恩怨，不闹个人意气，出箴言、献计策，对于政敌的错误不看笑话、不说风凉话、更不落井下石，而是以大局为重、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光明磊落的进行合法，有理的斗争。现在有几人能做到这点？多数人才在遇到不公正对待时，不是走人、就是拆台、要不就是消极沉沦。能象主席那样积极而理性进行斗争的人不是太多吧？说不好听的话，当年主席受打击时，如果仅为权力之争，他老人家搞个党内小政变夺取领导权是完全有可能的，用现在的话说中央红军从上至下绝大多数都是他的人啊。但他为党的团结、为党风的建设没那么做。所以，多年以后，无论共产党内的斗争多么残酷，但几乎没有走到政变的份上，这不能说与他老人家打下的党内斗争原则没关吧？
三说贡献。新中国建立后十几年的时间，两弹一星、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再从南京长江大桥看今天的工程质量，从民族工业的发展到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保障了国民生活和国防建设的需要，也为小平先生的改革打下物质基础。人不能总把吃饱肚子的原因归功于最后一个馒头吧？有心的可以去了解一下以前的GDP增长速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文革时的GDP增长都在8点以上，最高时超过10。声明一点啊，我可没有说文革就好的意思，只是想客观的、历史的去看待一些问题。
从开放的中国进世贸的难度就可想而知当年各列强国家敌视中国时，咱们重进联合国安理会的艰难与伟大，也理解了当年中国对外援助的必要，虽说出了点银子，但总买了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位置，买了一个贫穷的国家发展所必需的安定的周边环境。也只有毛主席使美国人承认了战争的失败。以前非州的一个总统叫卡翁达的，好象是坦桑尼亚总统吧，说道：毛泽东使中国人民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么大的贡献我真不知道谁还能比拟的。当然这都不是老人家一个人的功劳，是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民的功劳，可毕竟他是主要的、首要的、是以他为代表的，要不然，遵义会议上，包括朱老总、周总理、张闻天、刘少奇都愿服从他的领导？
看问题要用辩证的、历史的观点。人都有受历史的局限性，即有个人的局限，也有时代背景的局限。说到开放，除了信仰等政治原因之外，一个贫穷的中国和帝国列强搞开放合作就如一个下岗职工和千万富翁谈经济合作，人家能和你谈吗？能平等的坐到一起吗？更不用说当时西方列强对共产主义的敌视这个原因了。
人无完人。我个人觉的要看对时代的贡献大小。事物都有俩面性。
人有错也有对，关键是你从什么角度去看
第一，评价历史人物首先要订正一些最基本的历史事实。
占有材料，弄清历史事实，是进行历史研究的最基本的条件。弄清历史事实，才能准确判断。要弄清事实，不仅要详细地占有材料，还要对材料进行分析，作一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考订工作。这一工作十分重要，因为史实错了，立论也就不可能正确。例如，在近代史上，曾有资产阶级学者根据伪造的石达开的几首诗，评论石达开的思想如何、诗才如何等等。因为材料是假的，评论也就一无可取了。再如，国民党反动派曾于1932年2月中、下旬的上海各大报上连续登出伪造的所谓“伍豪启事”，对周恩来同志进行诬陷（参看《革命文物》1980年第1期）。如果我们信手拈来，不辨真伪，就正好中了敌人的诡计。这些事实，都充分说明考证工作不是可有可无的。
历史材料不外来源于二：文献和口述。两类材料，应以文献为主，口述为辅；在使用口述材料时，最好和文献互相印证。因为回忆材料（特别是亲身经历）固然可贵，但因事过境迁，或因记忆衰退，或因角度不同，往往多人回忆一事，而互有出入，以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来说，十三名参加者，除早期牺牲的烈士外，差不多都有了回忆。但从这些材料来看，不仅不同人的回忆不相一致，就是一个人的不同时间的回忆，也前后互有差异。因此就必须再查证文献资料，才能解决问题。
立传以前，先编《年谱》，是一个好方法。在我看过的各种《年谱》中，以梁启超年谱（《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那种编法用处较大。它把谱主的言行、著述，包括公私信件等所有资料，都按顺序逐年逐日的排比出来了，让人看了一目了然。我们尽管也可以不同意编者的观点，但是其方法却很值得借鉴。总之，我们必须按照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做法：“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理论来”。
必须纠正所谓资料和考证工作是资产阶级学者的事，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只是研究理论就行了的错误观点。理论如果不以史实作基础，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了空中楼阁。我们看马克思是如何写《资本论》的，就知道上述说法是如何荒唐可笑了。
列宁在评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时说：“这是现代社会主义主要著作之一，其中每一句话都是可以相信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凭空说出，而都是根据大量的历史和政治材料写成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43页）马克思写作也是这样，他从不满足间接得来的材料，总要寻根究底，即令是为了证实一个不重要的事实，也要特意到大英博物馆去一趟。反对马克思的人，从来也不能证明马克思有一点疏忽，不能指出他的论证是建立在受不住严格考核的事实上的。（参见拉法格：《忆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大师们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应该是我们的榜样。
第二，评价历史人物要分析历史人物成长的时代和各种社会条件。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已是史学界公认的了。但是，他何以能成为这样的人物，这就需用历史唯物主义加以科学的说明。
论者往往都指出了这一事实，即：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期间，就较早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这当然是对的。但，人们不禁要问：梁启超、朱执信等在辛亥革命前留日期间也接触过马克思学说（梁在1902年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到“麦喀士”，即马克思；朱在1906年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中，就介绍过马克思、恩格斯和《共产党宣言》的要点），他们那时何以未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当然要探讨多方面的因素，但首先还是需要从时代条件上来分析。
列宁在1912年所写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分析孙中山的学说时指出：“由于在中国将出现许多个上海，中国无产阶级将日益成长起来。它一定会建立这样或那样的中国社会民主工党，而这个党在批判孙中山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和反动观点时，一定会细心地辨别、保存和发展他的政治纲领和土地纲领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列宁选集》第2卷第428页）。
这就是说，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需要无产阶级政党的诞生，需要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50页）。
在这样的时代要求下，加上李大钊的一些个人条件，如：在日本接触马克思学说较早，有积极的爱国主义精神、急进的民主主义思想、朴素的辩证思想，等等，因而他在十月革命后才能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
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这是历史的老问题了。我们当然是应该首先肯定前者，其次才谈得到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第三，评价历史人物必须处理好个人和人民群众的关系。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时代的需要，也就是人民群众的需要。凡是符合时代需要而有所作为的人，都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而不脱离他们的人。资产阶级革命家邹容在《革命军》一书中就曾说过：“若华盛顿，若拿破仑，此地球人种所推尊为大豪杰者也。然一华盛顿、一拿破仑倡之而无百千万亿兆华盛顿、拿破仑和之，一华盛顿如何？一拿破仑如何？其有愈于华、拿二人之才之识之学者又如何？有有名之英雄，有无名之英雄，华、拿者，不过其时抛头颅、溅热血，无名无量之华、拿之代表耳。”（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第350—351页）
1956年6月，邓颖超同志在和作家韩素音的一次谈话中，把中国人民比作大海，把领导人比作浪头上的“白色泡沫”，“大海生下这些白色泡沫，负载着这些白色泡沫，这些白色泡沫常常更生，但是如果没有大海，这些白色泡沫就不存在了”（韩素音：《早晨的洪流》第一部，香港南粤出版社1974年版，第1页）。这个形象的比喻，深刻地说明了个人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历史上有许多风云一时的人物，正如迅速消失的“白色泡沫”一样，只是昙花一现！而那些永远不脱离人民这个大海的人，却能始终站在时代潮流的前端，永葆青春，万世流芳！
正确评价个人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这是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第四，评价历史人物要具体地分析人物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
每一个历史人物，不管他是多么伟大的人物，都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周恩来同志在1949年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号召学习毛泽东时说：“毛主席是从旧社会生长出来的，他否定过去，发展成为今天这样，是有一个过程的。”毛泽东同志本人也说过，他早年信奉过康有为、染启超的思想，并说在一定时间内，“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1页）。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大体都经过了这么三个阶段民主主义者、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者。什么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我的体会，一条是拥护十月革命，一条是“朦胧”地向往着共产主义社会。这种“朦胧”，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成分，也可能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五四”时期，后者甚至是主要的。像毛泽东、周恩来等当时都接受过这种思想的影响。只是从1920年开始，他们才分清了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区别，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的成长，要比他们早一些，大约在1919年5月前后，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李大钊也经过了上述发展的三个阶段。从十月革命后到“五四”以前，他也只能算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我觉得把人物思想发展的过程，分析得比较细致一些，才能符合或接近历史的实际。
我们有些传记作者往往把人物简单化了。只要是正面人物，几乎从幼年时代起都是“天才”，都是“神童”，造反精神都很强，都是百分之百正确。而一旦被打倒，又全部皆非。这种写法都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事物是复杂的，一个人物的成长过程也是这样。像徐老（特立），十五岁时曾跟和尚学过佛经，还一度产生过皈依佛教、出家为僧的念头。但他很快抛弃了这种思想，以后又经过了多方面的生活道路的实践，终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这又有什么奇怪呢？徐老自己曾说：“随着复杂的激烈的社会变化，使我的生活成为多方面的不固定的，但总是前进的。”（《六十自传》）我们撰写这些老革命家的传记，就应该把“多方面的不固定的”、“总是前进的”这样的特点，如实地反映出来。
一个人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也不等于说思想完全正确了。他的思想认识，仍然要接受实践的检验，随着实践的深入而不断发展。毛泽东同志就曾指出：“如果有人说，有那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第五，评价历史人物不要回避和篡改历史事实。
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从这个社会生长出来的革命人物，也必然有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有些史实，我们不应回避，而是要去科学地说明。例如，李大钊早年怎样去日本留学和怎样到北京办《晨钟报》（后改《晨报》）便不能不提到研究系的汤化龙。又如李大钊在北方怎样利用吴佩孚开展工作，便不能不提到吴的幕僚白坚武。可是，我们有些同志在涉及到这些人和李大钊的关系时，往往略而不谈，或者语焉不详，好象讲清楚了就有损于大钊同志的声誉。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大钊同志虽然早年和这些人有过关系，但很快就和他们分道扬镳了，这有什么可忌讳的呢？讲清楚了，可以使人从中受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相反，则使人们只看到一些偶然的现象，而无法对历史作出合理的解释。
尤有甚者，我们一些同志看到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些文章中夹杂有错误观点时，往往表示惊奇，因而大加斧凿。有的文集编者，在删节了原文后，甚至连删节号都不保留。其实，这是不必要的。历史问题是可以从历史上说得清楚的。有些问题，也不是什么错误观点，只不过是客观史实而已。例如，李大钊在1918年所写的著名论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中，于列宁的名字之后，也提到了托洛茨基，这有什么可怪呢？因为托洛茨基是当年苏维埃红军的负责人嘛！如此等等，还是以保持历史原貌为好，后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人民日报》曾转载过江西同志的一篇文章，呼吁：请勿在历史文件上滥施刀斧。讲得是很对的。我们的史学工作者（包括资料、档案工作者）是否可以这样相约：对待历史文献，除作者本人有权修改自己的文章外，任何个人不要擅自更动。编者如果有话要说，可以采用说明或注释的办法表达。
封建史学家有所谓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史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无数革命先烈、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虽然也是我们的尊者、亲者、贤者；但，我们却勿须讳言，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我们历史地分析了这些人物在成长过程中的缺点、弱点甚至错误，并说明他们是如何不断地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从而不断前进的，使这些人物更加可亲，更加可尊，更加可学，这有什么不好呢？
第六，评价历史人物不要被现象所迷惑，而是要通过现象，看出本质。
以李大钊《狱中自述》为例。从现象上看，这似是一篇“供状”，其中不仅讲到本人历史和回答了法官的若干问题，最后还有望“宽大处理”的字样。“四人帮”正是以此来攻击大钊同志并要把他打成“叛徒”的。
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地细读《自述》，透过现象看本质，就会得出和“四人帮”完全相反的结论。只要指出以下三点，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1）李大钊虽然讲述了自己的历史，但只是亮出了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公开身分，丝毫没有提及在共产党中的身份，甚至连是否共产党员也只字未提。
（2）在约三千字的《自述》中，回答了若干问题（这些问题是为什么寄居于庚款委员会、联俄问题、中俄有无密约、经费问题、左右派问题、工人有无暴动计划），但没有一字一句是暴露组织、泄露秘密和损害同志的。回答内容完全是应付敌人的，因此使敌人从《自述》中毫无所获。
（3）至于望“宽大处理”的词句，是在什么情况下讲的呢？当时和李大钊同时被难者共二十人，其中多数为青年学生。李大钊为了掩护和救出这些青年，在《自述》的最后讲了下面一段话：“今既被捕，惟有直言，倘以此而应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自己把责任担起来，牺牲个人，掩护同志，这能说是“叛徒”行为吗？恰恰相反，这段话正好显示了李大钊同志的高贵品质。现在，革命博物馆已经把《狱中自述》公开展出。我认为这样很好，是非自有公论，也是对“四人帮”那样垄断资料、信口雌黄的一种有力批判。
在历史人物中，这种现象，恐还有不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透过现象看其本质，实事求是地做出公正评价，而不能象“四人帮”那样断章取义，抓住片言只语，随意加人以罪名。
第七，评价历史人物既不要苛求，也不必溢美。
毛泽东同志在《纪念孙中山》一文中曾说：“象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这段话可用作评价其他历史人物的通则。因此，我们不能拿今天的标准去衡量历史人物，指责他们的缺点、弱点和错误，而要根据历史条件，看这些人物比他们的前人有了哪些进展。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2卷，第150页。）
对历史人物不要苛求，但也不要溢美。溢美，便失去了真实。这种毛病，容易发生在对一些正面人物的评述上。认为大方向没错，渲染、夸张一点，也没有什么。这不是一个严谨的历史工作者所应采取的态度。
因此，我们的传记作者，对于有些未经查实的传说、回忆和某些文字记载，即使很形象、很光彩，作为文学作品可以写，但作为科学的历史还是以先不写为宜，待查实后再写。文学作品允许写出可能发生而不必实有的情节；而历史著作只能记述已经发生过的事实，不允许想象和夸张。
第八，评价历史人物要进一步拨乱反正。
在“四人帮”猖狂的十年里，不仅制造了大批的冤案、错案、假案，而且对许多历史人物进行了歪曲和诽谤。在评价历史人物上拨乱反正，还是需要一番艰苦的斗争的。
“青史凭谁定是非？”这是一百多年以前，林则徐在遭到投降派的阴谋陷害后所发出的感叹。一百多年后，受到“四人帮”陷害以及受到株连的同志，仍然有着这样的感叹。这就是为什么有的老同志在听到有人要给自己的战友写传时愿意倾囊相助的原因。看来，继续清除“四人帮”的流毒，为广大的革命烈士和在历史上有过贡献的人物树碑立传，还是一件十分迫切和十分繁重的任务。
第九，评价历史人物要顾及全面。
我们不仅要给正面人物立传，也要给反面人物立传。司马迁著《史记》，就写出了各个方面的人物，既为帝王将相贵族等上层统治人物作传，也为游侠、刺客、医生、卜者、商人、俳优等社会各阶层人物作传。
四十年代，毛泽东同志在提倡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时，也是号召要编出正反两方面的资料，要从多方面去分析，“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因此，我们评价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人物，不仅要写出革命史上的烈士，也要写出清史、民国史上的各种类型的代表人物。这两方面的工作做得有成绩了，一部可读的中国近现代的信史就不难出现了。
评价正面人物易于溢美，而评价反面人物又易于简单化。这也是需要注意的。正面人物、反面人物都不能是千人一面，要写出人物的特点。袁世凯不同于慈禧，蒋介石也不同于汪精卫。
中国近现代史上还有过许多前后期变化很大的人物，有的由好到坏（如陈独秀），有的由坏到好（如杨度）。有的甚至更为曲折和复杂。对于这样一些人物，我们更要谨慎地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给以实事求是的评价：是其本来之是，非其本来之非，功就是真正的功，过就是真正的过，既不因功而掩盖其过，也不因过而抹煞其功。只有这样，我们的历史学才可能成为科学，而不至于像实用主义者那样，把历史弄成可以随意打扮、随意涂抹的女孩子。
第十，编写和讲解人物传记要寓论于史，力求形象化。
历史人物及其活动，是具体的。我们的人物传记和课堂教学，也应该生动具体地反映出来。司马迁著《史记》，不是给人物写履历表，而是塑造形象。他掌握了大量的真实可靠的材料，抓住几个典型，用生动的语言，把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因而使人们久久不能忘记而千古流传。从这些形象的记载中，使人们也清楚地看出了作者的观点：有褒有贬。这种方法，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寓论于史。
写人物自身的活动应该形象、具体、写背景材料也应该形象、具体。苏联早期曾出版过一部巨著：《苏联国内战争史》，是由高尔基、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基洛夫、日丹诺夫、斯大林担任总编辑的。这部书既掌握的原始材料齐全，叙述、分析得又具体、生动。例如，它是怎样写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国内形势的呢？且看下面一段文字：
“一九一七年深秋时节，战壕里潮湿而泥泞。前线上的几百万兵士咒骂临时政府而愁郁地想道：难道还要在战壕里过第四个冬吗？在乡村里，夜间常有焚烧房屋的火焰，照得满天通红。警钟雷鸣不已。劳动农民既丧失了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手里获得土地的希望，乃焚烧贵族庄院，夺取土地，瓜分农具。在城市中，工人罢工风潮相继而起，好像怒潮中的波涛，继长增高。列宁所预言，所期待，所准备的新革命日益接近了。”（《苏联国内战争史》第二卷，第一章。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44年版。）
你看！短短不到两百字，把战士、农民、工人等社会各阶层的动态，都刻画出来了，简洁明了，具体生动。一般说来，写人物传记，对于尽人皆知的教科书上的背景材料不宜枯燥的罗列过多，而应画龙点睛，学习上述的那种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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