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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与早期基督教思想
作者：牟安世
文章来源：中华文史网
更新时间：日
太平天国革命始终是在宗教外衣下进行活动的。它的宗教外衣，在中国方面，一般称作“拜上帝会”；（韩文山：《太平天国起义记》，见《太平天国》Ⅵ，第853页。）在西方则被看作是所谓的“太平基督教。”（密迪乐：《中国人及其革命》1856年英文版，第440页。）不管叫作“拜上帝会”也好，叫作“太平基督教”也好，它的教义基本上是属于“早期基督教”或“原始基督教”一派的。这个问题既涉及到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革命思想和他作为一个“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474页。）的问题，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太平天国一代革命的许多典章制度；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历史，它的重要性乃是不言而喻的。对于这个问题，过去中外学者都曾经有所论述；但意见分歧，争论没有充分展开；迄今还没有取得比较一致的看法。现在仅就洪秀全怎样接触到和为什么能接受早期基督教思想以及它同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思想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洪秀全是怎样接触到早期基督教思想的
所谓早期基督教，就是在公元一世纪左右，在巴勒斯坦产生而流行于小亚细亚一带的奴隶和被释放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是“属于人民最下层的‘受苦受难的人’”（恩格斯：《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541页。）的宗教。在基督教发展史上，早期基督教阶段被看作是所谓“现实末世论阶段（一世纪下半叶）”（克雷维列夫著，王先睿等译：《宗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上卷第113页。）“末世论导源于犹太人，它之所以导入基督教中来，主要是经由《启示录》一书”；它是“犹太人对于过去和未来历史模型的理论，在任何时期都是会强烈地投合被压迫者与不幸者的心意”（罗素：《西方哲学史》1945年英文版363页。）的。早期基督教同公元325年罗马君士坦丁大帝召开的尼西亚会议以后变成了罗马帝国国教的后期基督教相比，它们之间是“有天渊之别的：二者如此不同，以致从后者很难认出前者。它既没有后世基督教的教义，也没有后世基督教的伦理，但是却有正在进行一场对全世界的斗争以及这一斗争必将胜利的感觉，有斗争的欢悦和胜利的信心，这种欢悦和信心在现代的基督徒身上已经完全丧失。”（恩格斯：《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36—537页。）
既然早期基督教和后世基督教的差别如此之大，那么在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活动于两广地区的洪秀全是怎样接触到它的思想的呢？
如所周知，洪秀全在1836年前往广州考秀才的时候，曾经得到基督教徒梁发所编写的一部名为《劝世良言》（见《》1979年第2期，第1—537页。）的传道书。这是一本具有殖民主义统治思想的反动的传道书。有一种看法认为：《劝世良言》这部洪秀全最早得到的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是“洪秀全基督教知识的主要来源；洪秀全所知道的基督教完全根源于此。”（沈元：《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见《历史研究》，1963年第1期，第58页。）事情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从这种基督教的传道书中，洪秀全怎么能够利用它来发动一场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呢？要是《劝世良言》的确起到了这样的作用，那么太平天国革命就只会是西方殖民主义“基督教传教事业最积极的后果”（费子智：《中国文化简史》，1954年英文第四版，第566页。）了。
但是，事情真相并非如此。洪秀全从《劝言良言》中没有也不可能有机会接触到早期基督教思想，这里缺乏一个必要的中间环节。
就宗教在中国农民战争中的作用来说，特别是对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影响来说，它的确是多方面的，也是极其错综复杂的。作为鸦片战争以后日趋激化的阶级斗争形势的结果的太平天国革命，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具有很多特点，这些特点主要来自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早期基督教所提供的思维材料的影响，如果我们不是“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不忽略“相互作用”，那么，我们就要承认先辈的“思维材料”的“反作用，”（恩格斯：《致弗·梅林》（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500—503页。）即思惟材料的影响。因此，这里的问题就是，洪秀全到底是怎样接触到早期基督教思想的呢？
事实表明，洪秀全是通过阅读《圣经》本文来接触到早期基督教思想的。
在得到《劝世良言》一书以后，洪秀全为了对它的内容进行仔细审查，曾经力图查阅原著《圣经》来加以“对验。”（洪仁玕：《洪秀全来历》，见《太平天国》。Ⅱ，第689页。）关于他得到一部或部分《圣经》的时间，现有两种说法。
1844年说的根据是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曾经组织过“汉会。”（克拉克：《上帝来到广西》，见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一辑，第221页。）据说，“在1844年，郭士立一直在指导汉会的工作，这是一个贩依了基督教的中国人的教会，他们从事于在全中国分送《圣经》的工作。因此，太平领袖们有可能正当他们开始革命的时候就得到了一部完整的汉译《圣经》；从来源上看，这部汉译《圣经》还很可能就是郭士立的译本。”（迈克尔：《太平天国革命》，第二卷，资料，1971年英文版，第221页。）西方的一些教会文件证实，冯云山是汉会成员之一，并曾经从郭士立受洗。（克拉克：《上帝来到广西》，见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一辑，第229—230页。）1844年说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这是因为，洪秀全、洪仁玕等人在1844年，即“甲辰岁，闻番兄弟讲福音，立礼拜堂，遂欣然而喜，辞书馆不教，同三人而游清远，往连州八排，亦如在家传教一样，遂悟《圣经》所云‘圣人在本处不尊’之句。”（洪仁玕：《洪秀全来历》，见《太平天国》。690页。按“圣人在本处不尊”之句，出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他们既然运用《圣经》的原话来解释他们的行动，可见他们已有此书，并且进行过认真的阅读。
至于1847年一说，则是确定无疑的。在《太平天日》一书中说，洪秀全、即“主回东后，年三十三，岁在乙已矣，作《原道救世诏》、《原道救世训》。年三十五，岁在丁未二月初（即1847年3月下旬——引者），主与干王洪仁玕到广东省城礼拜堂，”“与花旗番罗孝铨共处数月，主历将《旧遗诏圣书》《前遗诏圣书》细览。”（见《太平天国》，Ⅱ，646页。“花旗番”系指美国传教士。）据罗孝铨所说，洪秀全是非常勤奋和认真的，他“一住数日，背诵《圣经》，”“研究《圣经》”，并说他是“郭士立先生之一位信徒。”（罗孝铨：《洪秀全革命之真相》，见《太平天国》，Ⅵ，第822，824页。）他读的《圣经》，据后人考证，《旧约》的书名是《旧遗诏圣书由希伯来音翻译汉字》，《新约》书名则是《救世主耶苏新遗诏圣书据郭实蜡原本翻译》（濮友直：《基督教对太平天国革命影响》，1952年英文本，第142—143页。）；总之，至迟到1847年，洪秀全已经有了并且正在认真研究一部完整的郭士立汉译的《圣经》。
长期以来有些看法认为：《圣经》中固然还包含某一些原始基督教教义的片断，但是经过千百年来的增删，所余的也已经有限了；”并且洪秀全“研读《圣经》又是在梁发、罗孝铨等资本主义侵略分子的影响下进行的，如何能够分别取舍呢？”同时，“基督教在十九世纪中叶，已经进入它的最后阶段了。‘它已经不能给某一进步阶级的志向提供思想上的外衣了。它越来越变成统治阶级的垄断物。统治阶级就简单地利用它作为管理手段，作为笼络下层阶级的工具了。”因此，拜上帝会乃是“自发地提出一些教义和原始基督教有某些偶合；”也“不能认为洪秀全有意识地吸取了原始基督教教义。”（徐绪典：《论太平天国的拜上帝会与基督教的关系》，见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论文选》，上册，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508，524页。）我们认为，这些意见是可以商榷的。
首先，关于教义片断经过增删后所余有限的问题，与客观事实不尽符合。恩格斯指出：“迄今我们在早期基督教史领域中的认识的唯一科学基础，”即从“德国的《圣经》批判”中得出一个结论说：“在《新约》中有唯一的一篇，它的写作时间的判定可以精确到几个月以内，它大概是在公元67年6月和公元68年1月或4月之间写出的；所以它属于基督教的最初期，它以最朴素的真实性和相应的习惯语言反映出了当时基督教的观念；因此，我认为，要确定早期基督教究竟是什么样子，它比起今本《新约》中所有其余在写成时间方面晚得多的各篇来得重要得多。这一篇就是所谓的《约翰启示录》。”（恩格斯：《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533页。）这样看来，早期基督教教义除了某些片断散见于《圣经》中的一些篇章以外，它还集中地、完整地保存在《约翰启示录》一书之中，而不是“所余的也已经有限了。”
其次是所谓十九世纪中叶基督教已进入最后阶段因而不能提供思想外衣的问题。恩格斯在这一整段文章中所讨论的乃是十八世纪的法国市民阶级的问题，时间上比十九世纪中叶还要早得多；那时，法国市民阶级可以赋予自己的革命以唯一同已经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相适应的、非宗教的、纯粹政治的形式。出席国民会议的不是新教派，而是自由思想家了。”（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选集》，第四卷，第252页。）显然，在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它既没有诞生过象比埃尔·培尔和伏尔泰等一类的自由思想家，也没有条件出现过那同已经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相适应的、非宗教的、纯粹政治的形式来赋予自己的革命运动，所以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就始终穿上了宗教的意识形态的外衣。
其三是洪秀全在梁发和罗孝铨等人影响下研读《圣经》的过程中如何分别取舍的问题。我们认为，梁发《劝世良言》一书的最大影响是推动洪秀全去找《圣经》原著来加以“对验；”而罗孝铨的作用也不过是为洪秀全提供了一个礼拜堂的场所，供他细览《圣经》以及同外国传教士直接接触的机会罢了。洪秀全是为了救国救民、为了进行一场农民革命运动而去研读《圣经》的。他的“救世”目的就是他分别取舍的标准：适合于这一目的他就细大不捐，兼收并蓄；不适合的即便是《圣经》所说，他也是持批判态度的。比如说反映在《圣经》中的后期基督教关于忍耐和谦卑的教义，洪秀全就毫不客气地对这点进行过批判。韩文山的记载说：洪秀全“过去常常赞扬基督教的教义，但是他却又说：‘过于忍耐和谦卑，的确不适用于我们当前的时代，因为要用忍耐和谦卑的办法来处理这个万恶的时世，那是不可能的。”（韩山文：《洪秀全之异梦及广西起义之由来》，燕京大学影印1854年香港英文版，第43页。）这一点正是早期基督教与后世基督教精神中最重要的区别点之一，洪秀全最初虽说未必知道基督教有早期后期之分；（按基督教有早期后期之分，太平军后来是明确的。日江苏丹阳太平军领导秦某对容闳的谈话中就明确指出：“耶苏派分为二派：一曰旧派，一曰新派。太平军则弃新派而从旧派。”（容闳：《西学东渐记》第62页）这里的“旧派”即系指早期基督教。）但他从革命需要出发，“心有灵犀一点通，”一下子就把早期基督教的圣经《约翰启示录》抓住了，集中精力来学习和“批解”它，对它的“批解”超过了《圣经》中别的篇章。
事实上，正是洪秀全“有意识地”抱着“救世”的目的才从研读《圣经》中接触到了早期基督教思想，并且吸取了符合于他所需要的早期基督教的教义。我们知道，在此以前的洪秀全，不过是中国广东农村中土生土长的一个乡间知识分子，中国的儒、释、道三教通过平时耳濡目染都对他产生过影响，特别是儒家思想对他影响尤深；但他却能通过阅读《圣经》有意识地去吸取早期基督教义；对他这样一个人来说，这是难能可贵的。至于拜上帝会是否是“自发地提出一些教义和原始基督教有某些偶合”的问题，我们想通过下面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思想与早期基督教思想的关系来略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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