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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海霞：这涉及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这是算法公平问题。他们之所以被困在系统里，因为算法精准计算了他们所谓的最优配送时间，平台又基于这个最优配送时间给予激励或者是奖惩机制，如果不能达到就会受到惩罚。在这种情况下，骑手就要尽可能赶快送达，这样他们收入最高。
但是，骑手送达得越快，算法就会叠加计算，觉得这才是最优配送时间，久而久之，骑手就送得越来越快。事实上，所谓的最优配送时间可能会存在一些缺陷，等电梯或者等红绿灯都会让外卖小哥错过最优配送时间。加之，平台的激励约束机制，外卖骑手就被困在系统里了。
新京报：相关的平台曾给消费者增加“你愿意多等外卖小哥10分钟”的选项，这种成本转嫁到了消费者身上的做法是否合理？
杜海霞：平台没有承担起它应有的责任。从根源上来讲，是平台规定了骑手的时间。不过对大多数消费者而言，如果外卖送晚了几分钟，还是持宽容态度的。
新京报：这种情况是如何出现的？
杜海霞：因为从签订协议的情况看，平台和众包从业者的地位是非常不平等的。他们必须要同意平台的协议。很显然平台是处于博弈优势，求职的骑手、网约车司机处于劣势的地位。
建议众包用工纳入工伤保险的赔付范围
新京报：国家推动灵活就业，但是“灵活用工”如何减少“打零工”风险，如何完善这一类人的劳动权益保障？
杜海霞：我觉得可以把众包用工纳入工伤保险的赔付范围之内。工伤保险是以劳动关系的存在为前提的，所以可以把它独立出来，把灵活就业者纳入工伤保险的覆盖范围。或者，也可以由商业的保险公司去探索研究一些险种，建立赔偿基金类似的支付制度。整体上建立一个由政府来主导，商业保险参与的多层次职业赔偿资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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