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娱乐5月9日报道 据人民网北京2016年10月16日电，民谣歌手宋冬野涉毒在北京市朝阳区被抓，北京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播出了其被抓时的视频。半年过去了。宋冬野现在怎么样？

北京东五环外，某住宅小区。春天中午阳光很好，进了楼就很昏暗，电梯上楼，很普通一户公寓。摁了几下铃，门才打开。

刚睡醒的宋冬野。和街上最常见的胖子无异，拖鞋，宽松花裤衩，黑T恤被肚皮撑高。“你好，你好”，他努力撑开眼睛，抬手抹了抹，把我们迎进去，“别脱鞋，地上脏”。

说实话，不陌生，半年前我在法制节目里见过。

变化不大，客厅地上依然停着一只行李箱。房子是小一居的格局，厅辟出三块功能区，进门一张小餐桌，左手边一溜空间是开放式厨房和他的工作区，剩下的长方空间正好摆沙发、茶几、柜子和电视。空间利用率很高，显然经过了精心设计装修。

但主人过得挺糙。不配套的茶壶和茶杯，烟灰缸、烟盒、酒瓶和一些零碎，在桌面放得杂乱。电视柜和一旁的立柜也是如此，未经归置，东西都像随手搁进去的。立柜上架着红底结婚照。他结婚一年多了，媳妇是演员，常在外演出。但她也不爱收拾，如果俩人都在家，就一起脏乱差。

屋里有两只猫，大脸，随主人。一只黑白条纹花猫，叫“日啊”，一只圆滚滚短毛黑猫，胖得肚皮贴地。宋冬野一直梦想有一只《美少女战士》里那样精瘦修长的黑猫，最终“只猜对了颜色”。

半年没露面，他看起来如何？

好像挺颓的。但也许只是起得太早。他通常夜里工作，天亮睡觉，“白天就是个废人”。他最近挺忙，父亲做了脊柱手术，昨天他陪床到半夜，回家还“仔细”收拾过屋子：扔了一堆外卖餐盒，把原本堆在厅里的杂物都堆进了卧室，他说，“昨晚我就在床上找了个角睡的。”

挺坦率的。那，聊聊“那事儿”？

“那事儿”是怎么回事？

他这么形容：“我这个人，从小到大都活在悬崖边上，初中差点没毕业，高中差点没毕业，大学根本不上课，给老师送了个电饭锅毕的业。爸妈从小到大都在说，你自个儿注意啦，哪天你就摔了。我说，嗨，没事儿。然后，就栽了。”

他发现，自己真是一无是处。

看守所那十几天怎么过的？

号里十几个人，每天无聊极了，新闻联播之前看个《熊出没》，能给大伙儿乐疯了。

警察问他：“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吗？”他说，不想。他真不想，“不想发现恶意”。在这个事情上，他信服司法公正，干了就是干了。狱友里有用假身份证在网吧上网的小孩，拘十五天；也有挂假牌照开蹦蹦拉客的老头，拘十五天。跟他们比，他觉得自己罚得不重。

出来的时候呢，不好过吧？

当然。即使算得上挺能扛的人，刚出来的时候，他也有点扛不住。微博什么的都卸载了，关于外界的东西都不看了，仍然每天睡不着觉，也不知道该干点什么，脑子里尽是些乱七八糟事，想象各种难以面对的后果。

还好身边的人都“特别牛逼”。马頔、尧十三[微博]，乐队哥们儿，全国各地做音乐的朋友，每天轮番来家里，陪他一块儿呆着，做饭，聊天，打游戏。和亲朋好友的关系都拉近了一大步。比如说他严厉的父亲，过去从不跟他交心，他出来后，拉着他在阳台聊了三个小时。

他们陪他度过了那段时间。那真是成长过程中一个巨大的阶梯，是一个馈赠。他再次感慨：“特别牛逼！”

听起来，他的真朋友很多？

“嗯！”他说，肯定地点了一下头。他答应人的时候，常常把“嗯”重重地发成后鼻音，目光直视，有种憨直的确定。他看起来是那种好人缘的人。

和尧十三。四五年前，他们仨住一块儿，就在这儿。马頔住工作室那长条，尧十三住客厅，他住里面卧室。

最早他们是网友，都玩音乐，在豆瓣上“互相吹捧”。一见面臭味相投，就成立了麻油叶组织，然后搬到一块。还有尧十三从武汉弄来的一条狗。那感觉，就像男生宿舍。可能各自呆着一天没话，突然想起什么就随时聊起来，爽快直接，完全不用替对方着想。晚上聚到一块儿喝酒吃饭。有时尧十三窝在墙角，冲着墙弹琴，大家热泪盈眶感动一通，各自回房。

马頔和他都认为自己最能喝。

尧十三是个神奇人物，来自贵州省毕节地区织金县某个“地图上都没有”的大队，父亲是个老中医，他是当地唯一的大学生，考到武汉大学，念了六年临床医学，毕业做音乐去了。这人气质怪，讲话跳来跳去的，慢慢宋冬野才发现，他心特重，对自己狠，但看上去总是一副“嘿嘿”的样子。尧十三来北京的第一次演出就来了七八十个观众，一场挣上千，是马頔和他共同的偶像，他们自己的演出，只有五到十人。

那会儿马頔在北京燃气上班，他和尧十三都无所事事。冬天他们交不起暖气费，一人一件军大衣抱团取暖。住了两年多，马頔搬走和女友一块住，尧十三回了贵阳，各自独立生活。

是，这是他的房子，好多年前用安河桥老房拆迁款买的。更早之前，这房子还是什么都没有的破毛坯房时，他和奶奶住这儿。那几年他得上班挣钱，供他奶奶医药开支。他奶奶身体很差，腿走不了路，冠心病，老年痴呆，常常不认识他，拉完屎不记得擦，弄得家里到处都是。他回到家很暴躁，自己在屋里砸东西骂，“这他妈过的什么日子”。他奶奶耳背，听不到。后来她就去世了，他也不用上班了。

他抽万宝路，烟挺勤，他往沙发里一坐就几乎一动不动，肩线圆弧，像笼在烟雾里稳重的山脉。黑猫跳上他的沙发，蹿到椅背上趴下。他又抹了下眼睛。

还是聊点别的吧。《郭源潮》，那首发布了的新歌，为什么撤了？

“‘郭老师’啊，因为马上要发正式版了，之前发的是自己瞎弄的小样。”他叫这歌《郭老师》，文化人就爱老师来老师去的，都听得出那股假恭维的戏谑劲儿。无论如何，小样见了光，大家都在网上揣度着歌词。“我看了，挺可怕的……大家都会不自觉地往某事件上联系嘛，其实没什么关系”。这歌去年五月写的，那时他还没出事儿呢，“在很多人眼中我的世界里可能就经历了这一件事，但是世界很大的，我可能经历了很多很多事儿”。

写不出歌，好长好长时间写不出歌。

他可明白了：“挣钱挣的。”

最红的那两年，他一多半时间都在外边飞，回家呆两天，又要走。坐着刚弹会儿琴就不行了，人又累又乱，心定不下来，还落了后遗症——只要在家呆超过一个礼拜，他就受不了了。不管小两口过得多自在，多好，到一个礼拜，就是过不去了。一张中国地图贴在墙上，他盯着看半宿，盘算去哪儿。第二天起来买张机票，带着吉他和录音设备就到了成都，或者随便哪儿，找个酒店生呆两天。“特别奇怪。”他皱皱眉，“非得换个环境才行，要不然心里怎么都难受，好像那能带来灵感。”其实呢，到了地方，他把家伙摆出来，泡杯茶——两天过去了。

另一个原因也不可否认——生活变好，人就没什么追求了。日子是一下子就好起来的。他买了车，装修了房子，成了家。他扭着脖子扫了眼屋里。他的财产：“挺好的电视，挺好的音箱，挺好的吉他，挺好的电脑，再让我追求什么？真没有了。”

是可以说比一般人好点儿，但再往上呢？

没兴趣了。跑演出那两年他开了眼界，见到不少所谓上层人士。觉得他们的生活“也就那样”，无非房、车、权力，没劲。“我是一个特别胸无大志的人，特别不追求出人头地，特别不爱往上奔。”他指了指电视下的一叠PS游戏盘，“游戏我都不爱玩儿竞技类的，争第一的。”

《女神异闻录》之类的，RPG（角色扮演）。“最终章”三个字一出来，哎呀，怅然若失，故事就要结束了。

对了，故事。他喜欢听故事。之前那张专辑，不就是听故事写下的吗？

原来听得少，觉得每个人的故事都那么动人。后来呢，他认认真真听了一个又一个，发现所有人讲故事都是一个主旨，高兴的时候都那么高兴，痛苦的时候都那么痛苦，经历的一切不好的事，都是别人的错。“挺没劲的。”

客观原因也有。以前他谁都不是，别人跟他掏心置腹。现在他可是宋冬野，别人见他时多少有点伪装，一些缺点和正常说话的习惯，都抹去了。

“我也一样。现在见到陌生人，我肯定会装一下逼嘛，把自己搞得稍微文质彬彬一点。然后“你好你好”地时间长了，自己可能也有些变化。这样的变化有时候夜里想起来，是特别难受的。”他坐的位置背靠落地窗，背光，整张脸都在阴影里。他低低地感慨一声，“操，没劲。”

这也没劲，那也没劲，他就写了《空港曲》：

“可春色不过宛若江南，可月色不过对影三人，可艺术之王垂死于度量，可信仰不过是忘记真相”。

“就是矫情呗。想表达那个东西，又不想那么直白，想让自己觉得有点意味。”这能让他喜欢这歌的时间长一点。写不出歌那阵子，他有些饥不择食，捡着点营养赶紧干一宿，心想，“牛逼！”第二天睡醒一听就删。这样删了三四十首。

他放录好的《郭源潮》给我听。我立刻正襟危坐竖耳倾听。

他低着头听，夹烟的手支在膝盖上一动不动，烧出很长一截烟灰。曲声落下，他抬起头说：“嗯，现在我还挺喜欢的。”

他真是很喜欢他的新歌。这是他第一次亲自参与编曲制作，他喜欢到——都敢自称音乐人了。

公司刚给他组乐队时，他在排练室见到乐手们，往主唱位置一坐，开口就说：“大家好，我是一傻逼。我什么都不知道，大家多帮我。”

那时他录了《安和桥北》，好几年写的歌拼出一张专辑。写歌的时候不过是自娱自乐，觉得自己会写歌，挺牛逼的。突然有一天，来了个制作人把他弄到录音棚，循循善诱跟他说编曲。给他听懵了，一通点头，“都行都行”。“什么都行？！”制作人说，这是你的歌，你该告诉我们怎么着好。他没主意，他不懂啊。“一录制你就发现，自己是个傻子，打击特别大。”

《》好评如潮。“独立音乐人”的头衔就冠上来了，听着多牛逼啊，他心里知道，自己配不上。但总是没时间学习，看那细细密密的midi轨道，怎么可能学得会，他可懒了。再说，也没心情。“浮躁，很浮躁。你能想象到，那种突然而至的一万个诱惑，再完美的人都会有所迷失的。”

从看守所出来后，活儿也停了，心也落地了，他可以踏踏实实学点真功夫了。他开始做新歌，每天在录音棚里泡着。晚上打个地铺，第二天一睁眼，看到软件、音箱还在那儿闪着灯，立刻就来了劲。录音师怎么工作，乐队每个乐器，都看一看，学一学。线路怎么走，音箱怎么接，都了解了解。他开始学编曲软件，编一段旋律可能要在音轨上划上千道，他一点一点划，划到某一道，把前面连起来听，那一下真是通体舒畅。直到有一天，他自己做了个小样，录音师说，就按这个弄，不改。他终于爽了，自信许多。

这变化挺好。还有什么变化？

他读书了。从看守所出来后，公司和朋友们让他避一阵，他住在一个朋友家里，书架上有书，就拿来看，《浮士德》《对话录》一类的，其实也看不懂，就生看。他想找点东西。能打动他的东西越来越少了，这点他挺愁的。“要不然也不会抱本哲学书在那儿看啊。”

他说，他从不看书的。我瞥了眼立柜某一层，几本书靠边儿叠着，“那都是我媳妇的”，他马上解释，立柜顶上倒有薄薄一摞别人送他的书，都没拆封，“真的，我就一没什么文化的人，我只喜欢看《三国演义》和《哆啦A梦》”。

“有，能让你脑子里想的东西更多“。但是也有问题，脑子里的东西多了，人就不高兴，难得糊涂嘛。

什么是自由？不知道。人生意义何在？不知道。活着为了什么？不知道。“我觉得有抑郁情绪的人可能都想过这些，那个时候的抑郁症患者都没琢磨明白呢”。

他大概常常想这些，因此脱口给出一串结论：“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人知道活着是为了什么。为了安慰自己想出一些理由，什么为了理想、梦想、社会意义，都是假的，给自己一些理由，就是所谓活明白了。谁不是赖活着呢？”

听起来挺虚无了，都看破了？

他可没有。要是装看破，就是郭源潮了。

郭老师是个假装大隐的人，隐在山后，假装看穿世间万物。好久写不出歌以后，大概是郁闷到头了，某天他突然有那么点升华的感觉，脑子里突然出现两个人的对话：一个青年愤青，一个老愤青，两人打起来了。那老头，就是郭老师，一个还会跟小年轻急眼儿的假隐士。

有，他永远的偶像万晓利[微博]。音乐启蒙的故事，他说过许多遍：上大学时，他在中关村图书大厦，看到货架上竖版的《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无人问津，都落了土。他想在服务员面前装个逼，就买下了。然后在大厦门口买了份酸辣粉，掏出walkman坐台阶上听。第一首《陀螺》就把他听哭了，打动得五体投地。他开始逃课追巡演，并决定做音乐。真正认识是在出《董小姐》那年，他在麻雀瓦舍看完万晓利演出，舍不得走，在一旁看着歌迷找他签名合影，也不好意思上前。万晓利认出宋冬野，邀他一块吃烤全羊。万晓利那会儿抽烟喝酒犯病，见酒就大，抱着把琴在长条桌上走来走去，大家都不搭理他，只有宋冬野看得津津有味。一会儿万晓利把吉他递过来，“你唱个董小姐”。

万晓利现在隐居杭州深山，戒烟戒酒，粗茶淡饭。前阵子宋冬野去做客几日，他们一起到山中老庙吃斋饭，踏着满地落叶爬山，听他的新歌，已是熟悉的朋友。但有时，看着万晓利坐在身边喝茶聊天，他就觉得不大真实。难免还是心生敬畏。

一个神奇的偶像。他想，“这变化真是个传奇。让你更对这个人充满了尊敬和向往。你搞不清楚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但每一个变化都让你赏心悦目”。他不敢跟万晓利聊音乐。因为太喜欢，以至于觉得他说什么都是谦虚。

他肯定也听过那种说法，“万晓利、小河、野孩子才是真民谣”。

“谁知道什么是真的民谣啊。我也不知道。很多做音乐的人都有自己对民谣的界定，都不一样，就没有意义了”，他已经决定不再用这个词了。“可能很多人觉得简单的，地铁地下通道里面弹吉他唱歌的，就是民谣了。但是作为一个音乐人，你会一辈子那样吗？不可能嘛，你肯定会追求更高的东西，你肯定会研究midi，研究鼓和贝斯，百分之百想丰富自己。等到那时大家又说，你不是民谣了……我本来就不是。”

有人说他的歌滥大街了，他怎么看？

说实话，刚开始他挺不爽的。“好坏都让你们说了，干嘛呀，我歌写出来放那儿一直没变化，凭什么你听的人多就不好了？你有病吧。”逼格这事，他说现在真不在意了，没法在意。应对之道是，遇到这样的情况，就自嘲。

曾经特在意。微博右上角红色评论提醒一蹦，立马刷新查看。特别烦被误解，被贴标签，常跟人吵架。慢慢就很平和了，在意不过来，无所谓了。

有没有至今不能接受的？

“你是个人品有问题的人。”他表情严肃，不假思索。嗯，他当然被这么说过，他当过“众矢之的”。

“我不能说我人品没问题，每个人的人品都可能有问题。但是所谓标签化，既定概念，太可怕了，这个是整个社会浮躁的表现。我觉得，就算你干了这个社会道德层面、法律层面不能允许的事情，我也不能说你是个坏人。”

“我不是开脱自己，”他强调，这必须说明，“都是这样的，在电视上、网上看到的坏事儿，所有人都会口诛笔伐，很病态我觉得。比如说哪个明星出轨啦什么的，太惨了，凭什么对人口诛笔伐？凭什么把人说成一个潘金莲？凭什么对人这么干呢？你又不认识TA，又不了解TA，不能单凭一个优点、一个缺点或一件事，就说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说起这个问题，他有些激动。

但名人嘛，从知名度中获益，似乎也该承受这些？

他盯着别处想了几秒，老老实实地说，“这个我搞不太清楚。”他一边说，一边在想，“变成一个所谓的公众人物，你确实有种变成道德领袖的感觉。但是投射到每个人身上，总觉得这个事儿很……比如说，走在大街上随地吐痰那么一个人，他突然变成公众人物，就不能随地吐痰了？”他顿了顿，“好奇怪。”

是。我们都不怎么说话了，音乐继续，黑猫无声无息地从他背后跳下来，走开了。这是他喜欢的与人相处的状态，聊着聊着，两个人都没话了，就呆着，各自想想。呆了会儿，他说，“我其实挺蔫儿的一个人，好久没说过这么多话了。”

他车上，一辆棕色吉普。我们从他家出发。他出门很简单，披件衬衫外套，揣两包烟，套上鞋就走。走到地库，他想起忘了换裤子，但也不打紧，穿什么都差不多。

公司请了一位视觉艺术家为《郭源潮》拍摄MV，这天下午要开筹备会。经纪人和制片人也正在来的路上。

车在一个工业厂房外观的艺术园区里停下。我开门下车，被他叫住：“你要这么早上去吗？”

“车里呆会儿吧……主要我怕公司的人也没到，还得跟艺术家聊点啥，挺尴尬的。”

我们摇下车窗抽烟。他很喜欢在车里呆着，有时开车回家，也一个人在地库坐半天。“很多人有幽闭恐惧症嘛，我就特喜欢幽闭。”

反正挺有问题的，尤其跟精英打交道，特别难受。前两年有一回，他去领个挺文化的奖，左边坐着邹静之，右边坐着陈丹青，人们过来打招呼都客客气气的，他觉得别扭。那一类的饭局跟人聊什么呢？“没得聊，人家研究的领域和追求的东西跟你不是一回事儿。”他坐那儿非常尴尬。那边过来一个文质彬彬，有点驼背的戴眼镜的人，一看就是个德高望重的学者，可他不认识。“哎呀，兄弟你是……”人家也不知道他。那两年，老遇到这种场合。

所以，这次跟艺术家碰面，他能聊点啥？

据说上一回他们见面，艺术家聊哲学聊飞了。

艺术家的工作室空间巨大，即使堆了一大堆钩子、锤子、钳子之类的装置工具和整排整排的漆桶，依然空荡。最醒目的是正在进行中的一大幅横幅油画，弯曲的竹子绕成圈。“这是您新画的啊？”他站到画前，“哎呀我在成都见过这种竹子。”

聊一聊茶、香烟、猫和春天的柳絮。工作室里有不少稀罕物件，沙发是椰子壳压的东南亚老家具，茶几是老式家具里的春凳。他来过一次，知道些掌故，这会儿就有了打个岔的谈资。

进入正题，说说MV。他怎么开会？

流程和操作性的问题，制片、经纪人和艺术家商量，他就“嗯嗯”地听着。谈到了内容，他就要说些自己的意见了。他挺会商量事儿的：“您的大纲我看了好多好多遍，跟我想的特别贴近，就是觉得，稍微有点碎，好像不用那么复杂。”

艺术家是个清瘦的中年人，很和气，说他的看法：“我是觉得啊，宋老师这个歌，又是世界观，又是各种怀疑，还有各种某种对话倾向，不是纯粹确定性的东西，比较复杂。这也是我想做的原因，有意思。”

“宋老师。”艺术家这么称呼他。但身边的人都不这么叫他。

五月就要来了，到处都是音乐节，去年这时他在干嘛？

演出啊。坐飞机奔赴异地，到现场试音，“喂喂，一二三，喂喂毛主席”，候场时整个乐队拢成一圈，把手一叠，大喊“加油！”然后登台演出，结束后一块总结庆祝，然后所有人到他房间喝酒，喝到天亮，一块迷迷瞪瞪地回北京。

“回想一下整个过程，真是太诱惑我了。”他已经半年多没演出了。

他闭着眼唱，动作很少。有时候编出来一首节奏感强的歌，他会自己“意淫”一番，到了这个节奏要做个特别潇洒的动作。有几次演出，他逼着自己放开点儿，躁起来的时候“唰”地一甩杆，觉得自己在台上好像还挺瘦的。回头一看视频，“我操，怎么这样”，就决定再不折腾了。

胖对他来说，有困扰吗？

除了看视频有点儿，别的没什么。谁都劝他减肥，他说，“我又不当偶像歌手，何必呢。”

他也不是没减过肥，高中时为了追小姑娘，他吃了一阵菜叶子。但只要稍多吃一点就胖回来，减下去也是痛苦，就算了。

离开工作室后，你们去哪儿了？

去吃饭。他和经纪人，还有我，在一家装潢精致的新派京菜馆。“今天我请客，”他宣布，“我请客可就放开点了啊，上回我就没吃痛快。”上次来这家馆子是别人请客，他说他不大好意思点。大家都没什么偏好忌口，“太棒了”，他赞一声，兴味盎然地翻开做成古书样式的蓝本菜单。

小时候他舅舅老找各种理由，带他出去吃羊肉串，他从小就是个胖子。他和他媳妇吃遍了北京的好馆子，吃着吃着谈起了恋爱。他每次去外地，必去地道的当地餐馆觅食。他不做饭，家附近方圆几公里的外卖全部吃遍，每次拉着外卖软件里的菜单，这个也想吃，那个也想尝，一顿饭常点一百多块。

“酥皮虾，酱爆猪肝，红烧肉，焖豆腐，三份皇坛子（佛跳墙）”，他把菜单推给经纪人，他不会点素菜。服务员确认菜单，他又加了瓶可乐，和三碗米饭。

“每份皇坛子已经各配一份饭，要不先吃，不够再说？”服务员也觉得我们点得太多了。

“不用，再来三碗，都是我的。”他很爽快，显示出胖子吃饭应有的豪迈。

又见宋冬野，你对他到底什么印象？

这些年来，宋冬野变了很多。如果有什么没变的，那就是，始终爱吃。他想不明白活着有什么意义，但想想下顿饭吃什么，“就是个盼头”。

这是我第二次见他。五年前，独立民谣厂牌麻油叶做高校巡演巡到我们学校，我朋友帮忙借了辆三轮。他和马頔，在烈日下蹬着车把音箱设备运到演出的大教室，大汗淋漓。仅仅过了一年，全国各地都唱起了他的歌。他突然爆火，成了众人皆知的当红民谣歌手，全国各地跑演出，他出了首张个人专辑，得了“鲁迅文化奖”。在某个百无聊赖的时刻，我朋友想起手机里还存着这个知名胖子的号码。多少带点儿对爆红名人的不怀好意，他拨通这个号码：“宋冬野，嘛呢？”

电话那头愣了一下，说，“吃凉皮。”